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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古道是指西南地区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源于古代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延至民国。
湖南也有自己的茶马古道，只是许多已湮没于历史的风尘中了。
唐朝时，益阳安化享有唯茶甲于诸州之誉；明清时，安化资江两岸呈现茶市斯为最，人烟两岸稠的盛况。安化茶多经陆路、水路销往北方边疆地区或国外。从益阳城区至桃江、安化沿线，存留有众多茶行、茶亭、茶书、茶碑等遗迹。近年来，这条古道在多方努力下，已成为了湖南旅游新热点。
如安化一般的茶马古道，湖南还有不少。比如衡永古道，从衡州经永州到全州再往云南至越南，秦筑驰道，汉开峤道，经捷岭南。唐、宋、元、明驿传邮递，代有兴废。这也是一条有名的古茶道，只是现在知道的人少了。衡州茶盛于唐宋，陆羽《茶经》多次提到衡州茶。宋《膳夫经手录》也称：衡州衡山茶，团饼而巨串，岁取十万，自潇湘达于五岭，皆仰给焉，虽远自交趾（今越南）之人，亦常食之。祁阳浯溪碑林有安南（越南）人阮辉莹《题石镜诗》和宋元广西、云南文人书家碑文可佐证之。
茶马古道的繁盛，说明了湖南古代茶叶生产与贸易的发达。
湖南产茶历史悠久。《神农本草》称：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陆羽在《茶经》中记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神农尝百草的故事就发生在茶陵境内，故茶祖在湖南，茶源始三湘。另外，中国茶道的四字真诀茶禅一味也出自湖南石门的夹山寺。
与一些兄弟省市比较起来，湖南近年来茶产业的发展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如历史名茶产量少，市场占有率低，茶树良种普及率低等。
要让湘茶品牌更响亮，除了加强规划、整合资源、提升品质外，更重要的是要打好文化牌。茶被发现、发展、应用的历史，并不等于茶文化的历史。任何一种物质现象，只有经过提炼升华，注入精神和社会内容，才能称之为文化，茶文化也是这样。作为历史上辉煌一时的产茶大省，湖南还没有一个品牌能真正代表湖南茶叶的形象；还没有一个像样的茶叶交易市场；没有一家如湘茶博物馆的去处，让人来了解、挖掘、研究、推介湘茶文化；目前为止，湖南还没有一个茶馆业行业协会，茶馆，作为茶叶和茶文化的一个重要交易和交融的场所，明显处于一种零散无序的状态，凡此种种，都说明了湖南茶文化建设的滞后。
安化成功开发茶马古道，把茶文化和茶叶产业建设相结合，借文化扬名、靠旅游造势，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除了已知和未知的茶马古道外，湖南还有非常丰富的茶文化遗产，亟待挖掘和整理；还有许多已知和未知的宣传推广形式，亟待开发和利用。
茶马古道是一个独特的称谓，是自然风光壮观、文化内涵丰富的商贸通道，希望我们的湘茶文化也能被打造成一条新的特殊的茶马古道，把我们的湘茶带到更远的地方，传送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心里。（曾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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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爱茶开始，到敬茶结束，茶圣陆羽的名字每每随着幻灯片闪过，穿越了千年的古话，在《茶经》泛黄的页面里飘出了淡淡的清香，带着一份闲适，一份坚定，一份淡泊，滤过了几代人的灵魂，把这种神奇带给了欧洲，传布了全球，让世界知道了中国，还知道了一种精美的盖碗的质地叫china。
鲁迅先生曾经说，泡好茶，是要盖碗的。盖碗，这个最常见的喝茶用具竟然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呢。从外形来看盖碗包括盖、碗、托三部分，象征天、地、人，是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精髓展示。茶人们认为茶是天涵之、地载之、人育之灵物，将茶拨入盖碗喻意三才合一共同化育出茶的精华。而我认为，虽然茶具样式繁多，这简简单单的盖碗，才是体现茶艺最直接的形式。
盖碗中的茶，无论;绿、红、乌龙、黄、白、黑，简单的颜色远远不能表现它们的全部，哪一种茶背后没有一段传说，在沁透了茶叶的露珠儿上，在采茶的少女的发尖，在聚精会神听故事的小孙儿的眼睛里看着热烟一样的水汽在碗面上卷曲地升腾起来，听着深谙茶文化的老师傅侃侃而谈，不觉被这轻薄的水雾后所蕴藏的沉甸甸的历史所感动。
中国的文人无不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是品茶，让我们把文化沸腾了，与茶溶在一起，冲出了一种种社会形态。在物质方面，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是老百姓七种基本生活资料之一;在精神方面，琴棋书画诗酒茶，茶，又是文人雅士的七种精神熏陶之一。如果说酒是一种勇者文化，茶，则是一种智者文化，是一种宗教也不会拒绝的文化。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喝茶之后，再去修个人得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然偶然得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笔录的周作人在《喝茶》中的段子，把这一道常人品茶的滋味竟描绘得淋漓尽致。舒了从容，定了安静，乐了清闲，把中国的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一起和进茶里，兼容并蓄，举一壶煮沸的高山清泉，关公巡城，韩信点兵，尽了主家礼数，全了待客之道，在画着写意山水的青花瓷的盖碗里，冲出那么一泡茶，溢满了鼻息的香气，于是从舌尖到喉咙，从胃里到心上，回荡起那雨下茶树枝尖的记忆，回荡起伴在一起的各种花瓣的记忆。
习风生两腋，飘飘几欲仙。神如三山去，何似在人间。
一个谜语说的好：茶本人间草木。陆羽最了解，只有经过翻炒的历练、发酵的积累，才有苦尽甘来的回味;他最知道，八分好茶，十分好水冲出的是十分好茶，十分好茶加八分好水，只能冲出八分茶水。一部《茶经》探索了茶的起源，详尽了制茶工具，总结了烹茶技巧，在茶文化的历史道路上竖起了一座令人仰止的里程碑，而道不尽的却是不同的心态中冲出的人生百味，百味人生。当我们试图寻找他的身影的时候，却发现他站在很远的地方，审视着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
茶叶、瓷器、丝绸是古代中国向世界输出的最具声誉的三种商品，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影响了世界经济、文化格局，并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人类生活方式和品质。伴随着这三类商品的输出，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成为了中国境内三条重要的商贸通道。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早已久负盛名，而分布在我国西南地区、网络庞大、路线复杂、覆盖6省区20多个民族的茶马古道，却要在很久以后才为人们所熟知。
“公元1990年夏秋之交，一队马帮驮着睡袋、帐篷和干粮，挎着枪支，照相机和录音机，牵着猎狗，踏上了这条数千公里的神秘之道——茶马古道。”这段文字，记录的是云南大学教师木霁弘、陈保亚等6位学者，于1990年开始的为期100天，穿越滇、川、藏三省的文化考察。正是这次考察，开启了云南茶马古道研究之路，也是这次考察，木霁弘等“六君子”提出了“茶马古道”这一概念。
茶马古道的前身是不晚于汉代便已形成的以滇、藏、川境内横断山脉为中心向外扩散的马帮盐运古道。经过唐、宋、元、明的扩张与修葺，这条古道盛极一时，清代以后，茶马政策有所松弛，官营茶马贸易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随着印度取代了中国在亚洲茶叶贸易中的主导地位，茶叶输出日渐衰落，茶马古道也随之萧条。民国时期，日军占领缅甸后，茶马古道成为西南后方主要的物资供应通道，马帮携带物资频繁往来，帮助战区度过了最艰苦的时期。
宁洱县那柯里曾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驿站，也是原马帮上京城，出缅甸、老挝的必经之路。61岁的李天林在这里土生土长，家里世代以开马店为生。在他的记忆中，他家的马店在民国初期还有生意，但“差不多1954年的时候，由于有了公路，车多了，马帮少了，我家的马店在这时候就关店了。”现代运输方式的普及使得茶马古道淡出了人们的生活，如今，只有交通不便的少部分地区仍在使用茶马古道。
汉代至今，这条古道从喧嚣到沉寂，从繁华到没落，它曾承载着马帮的梦想与希望，写满数不清的风云变幻。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文成公主沿着这条道路，从中原走向吐蕃，从此与故土生死永隔。但在她的影响下，汉族的碾磨、纺织、陶器、造纸、酿酒等工艺陆续传到吐蕃;她带去的诗文、农书、佛经、史书、医典、历法等典籍，促进了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茶马古道的开通打破了自然条件的封锁，为各民族提供了交往的便利。茶、盐、布匹和日用器皿与骡马、毛皮、药材等的频繁交换，使边疆与内地建立了持久的、互利互惠的贸易往来。
除商品外，这条古道也成为文化交流、融汇的通道。茶马古道途经的河谷地区大多是古代民族迁移的通道，许多原生的古老文化元素至今仍保留在当地的文化、语言、宗教和习俗中。在康定、巴塘、甘孜、松潘、昌都等地，既有金碧辉煌的喇嘛寺，也有关帝庙、川主宫、土地祠等汉文化的建筑，有的地方还有清真寺、道观。内地来的商人甚至还在城里建立起秦晋会馆、湖广会馆、川北会馆等组织，将川剧、秦腔、京剧等戏剧传入藏区。
千年后的今天，当一切尘埃落定，这条不知记录了多少历史沧桑、民族兴衰的古道，如一位迟暮的美人，沉默地面对着世界的万千变化。
深陷的马蹄印，记录着古道的兴衰
９０岁的方淑珍（左一）还清楚的记得驿站的往昔
茶庵鸟道
孔雀屏驿站新建元（江）磨（黑）高速公路尽头不远的地方就是普洱了。千百年前建筑在茶叶经济上的普洱，今天仍有很多遗迹深藏在城外的青山和村落之中。为了寻找普洱茶家乡往日繁华的记忆，我们撞开了尘封的历史之门。当越野车从平坦的高速路上驶下来，进入高低不平的山间小路时，我们的考察也真正开始了。
从历史出发，去寻找真正的普洱茶。
官马大道今何在茶的味道是品出来的，可茶的历史又该如何去触摸？
普洱城北１０公里处，就是“普阳八景”之一的“茶庵鸟道”，从此向北行走，驿道盘山而上，古木参天蔽日，鸟鸣虫吟。此处旧时有驿站、茶站、庙房，故名茶庵塘，景名“茶庵鸟道”。
我们在普洱县委宣传部部长杨定华、副部长吕宗业的陪同下来到茶庵鸟道时已近黄昏。一路上坡的茶庵鸟道显得十分宽阔，并没有鸟道模样。宽阔的路面是“五尺”官道的标准尺寸，全部用青石板修建而成，有的地段高出地面，有的地方还能看出当年修的排水沟，这与我们在其它地方看到的茶马古道完全不同。县委宣传部的同志说，这就是茶马官道，从普洱通往昆明。进京的贡茶和销往内地的茶，必经此道。沾上皇宫贵族和国家税收，原来的幽幽民间商道，立即改变了鸟道模样，成为一条茶马“高速公路”。如今，这官马大道上深浅不一的马蹄窝，记录着当年的繁忙景象。
据县里的同志介绍，清代道光年以前，茶庵鸟道只是民间商道。从普洱出发的马帮越过这山垭口，就踏上遥遥无期的旅程，马帮的家眷常常在此地送别他们的亲人。天长日久，这里便有了与茶事相关的茶庵。道光元年（１８２１年），为了方便普洱茶进京，开始修建这两米宽的“官马大道”。到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年）官马大道才得以完工。今天，驿站、茶站已经不见了踪影，庙房只剩下两个巨大的柱础了，“官马大道”显出了鸟道的沧桑。
云南农业大学周红杰教授在多次考查的研究结果上提出：明清时以普洱为中心向国内外辐射出五条“茶马古道”。在考察中，我们把当地学者与我们实际了解到的驿站结合，得出了五条茶马古道的位置，由普洱出发茶马古道有东北路、南路、西北路、东南路、西南路５条。东北路从县城出发至石桥寨、头酒房、茶庵塘、磨黑、四堂庙、孔雀坪、把边街、魁阁塘、把边江渡口（过铁索桥）、哨牌、通关、墨江、元江、玉溪到达昆明，全长５８０．７公里，行程１７天，也叫“官马大道”。普洱贡茶从这条路送到昆明，直至北京。客商以及官员来往、运送茶盐等土特产，都走这条路，所以特别重要，明清两代，沿途设立了若干“营”、“哨”、“汛”、“塘”，严密防守。南路从县城出发，经头塘、大新寨、南门口、猴子山、石膏井、那柯里、思茅、普藤坝、车里、佛海、打洛通往缅甸，全长３１１公里，步行单程８天。西北路从县城出发，经四更桥、五里坡、气山丫口、硝井、谦岗、西萨、景谷、景东、弥渡至下关（今大理市），也叫“茶马大道”。从普洱驮去的茶叶经下关，丽江中转，或是藏族马帮直接把普洱茶从普洱驮到西藏，有的还从西藏转口印度、尼泊尔，是古代中国与南亚地区一条重要贸易通道。东南路由县城东南方向经勐先、黎明至江城到越南莱州、海防，直至欧洲。西南路由县城出发，经德化、那迁、六顺、糯扎渡口至澜沧、孟连，驮普洱茶、磨黑盐、普洱大布到缅甸。
如今，普洱境内现存的“茶马古道”有茶庵塘段、磨黑孔雀屏段、同心那柯里段等。
普洱茶盛于普洱
中国古人的记叙方法总是那么精要。清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记载：“普洱茶出云南普洱府。”１７６５年的这段话，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已经发展为一个涉及地理、历史、文化的一个普洱茶文化课题了。
普洱地名的正式命名是在明朝万历年间。此前，“普洱在商周时期属古‘产里’地；西汉时期属益州郡哀牢地；东汉至南朝时期隶属永昌郡；唐南诏时期设为‘步日睑’（后改为‘步日部’；‘日’的读音与‘洱’相近），属银生节度；元朝时期改设为‘普日思么甸司’；明朝洪武十六年（１３８４年）改称‘普耳’，至万历年间定名为‘普洱’。清康熙三年（１６６４年）在普洱设置元江分府，雍正七年（１７２９年）设置普洱府。此后至民国时期，先后设普洱镇总兵署、迤南兵备道署、普洱道尹公署、云南第二殖边督办公署和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驻普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普洱为中共宁洱（后改称“普洱”）地委、行政专员公署驻地。１９５５年５月，地委、行署迁驻思茅，“普洱”自此至今为县名。”
清代普洱管辖范围广大，包括了人们习惯上说的“思普地区”。康熙三年（１６６４年），普洱通判管辖十三版纳。雍正七年（１７２９年）普洱府辖六大茶山、橄榔坝及江内（澜沧江以东、北片）、六版纳（即勐养、思茅、普滕、整董、勐乌、乌得），对江外各版纳（即勐暖、勐棒、勐葛、整歇、勐万）设车里宣慰司，为土司管制。那时流官管土官，普洱府对车里宣慰司实行羁縻管理。同年在思茅设茶叶总店，将思茅城私商（指茶商）一律赶走，不得经营茶叶生意。乾隆三十五年（１７７０年），普洱府辖一县三厅及车里宣慰司。
普洱茶因地得名，普洱又因茶闻名四方，这是明清以后普洱茶叶商贸繁荣的结果。作为思普地区政治中心的普洱，自然而然成为茶叶商贸的中心。清雍正年间，普洱府在其土城外建砖墙，使当时的普洱城真正成为一座商业城市。整座城市气势不凡，有朝阳门、宣武门等，城墙高大坚实。各地商人云集普洱，普洱因茶而成为文化荟萃之地。江西会馆、两湖会馆、四川会馆、秦晋会馆、徽州会馆、两广会馆、石屏会馆、建水会馆、玉溪会馆等，带来不同的地区特色，四川会馆供奉的神是李冰，晋秦会馆是关公，徽州会馆是王安石……如今，大多数会馆已不见当年雍容，只有残墙一二。现在，为发展普洱茶文化、建设普洱，县委、县政府做出了一系列规划，其中包括恢复建设会馆建筑。
清代，为加强对普洱茶的管理，清朝廷还在普洱设茶局，专办营运茶叶的许可证“茶引”，并收取茶税。据载，雍正十三年（１７３５年），普洱就在于么放“茶引”三千引（每引可以运输一担茶叶）。清朝廷还在普洱办茶厂，选上好原料加工为团茶、散茶和茶膏专门贡献朝廷。清代的普洱府可以说是官办茶业和民间茶业共同繁荣的时期。据《普洱县志》记载，咸丰年间有２０几万人从事茶业。道光同治年间，普洱府普宁城内城外有商家三百余，茶庄有六七十家，每年茶的销量为５７０吨。普洱的茶有普青、普红、普尖等，有的直接运出，有的加工成茶饼或团茶、茶膏运走。普洱有名的商号有协太昌、同心昌、福美祥、元盛号、荣和昌、广兴隆等等。其中“猛景茶庄”十分有名，其紧压茶上都印有中英两种文字。
寻找古道遗风在磨黑、孔雀屏、那柯里，为寻找古道旧时的样子，我们在山间和村镇穿梭，像猎狗一样兴奋。
磨黑因盐而得名，但普洱的历史上，盐与茶是商道上最常见的货物。马帮时常是把茶驮出去，又把盐、药材等日用品又驮回来。盐茶相伴的运输方式也是最节约成本的方式。今天的磨黑是安静的，在玩八哥的老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磨黑当年的悠闲。从磨黑往东就到了现在普洱保存马店最多的古代驿站———孔雀屏。孔雀屏因处于扇形的孔雀屏山上而得名。孔雀屏有一条约４米宽的石板路贯穿全村。路边除少数的砖房外多数是旧时留下的土房，其中不少就是当年的马店。一位叫方淑珍的老人告诉我们，当年的孔雀屏有３４家马店。老宋家、老三家、老柴家、老张家……都是开马店的大户，有的一家还经营数个马店。当时她家的马店可以住得下四把马（五匹驮马为一把），直到磨黑通公路时孔雀屏都还一直有马帮。
从普洱往南，同心那柯里的茶马古道是普洱现存最长的一段茶马古道，断断续续约有３０公里，由人工磨制的条石和砾石铺成，一直通向思茅。茶马古道一般是６０里为一个马站，３０里为一个腰站。那柯里就是其间的腰站，马帮在此地打尖歇梢。
看着茶马古道斑驳的石板和石板上深陷的一个个马蹄窝，就像在看一本书。这本引人入胜的书，记录着茶马古道兴衰的历史。
与“秦开五尺道”相比，茶马古道的历史不算悠久；与公元前张骞出使西域时看到的从巴蜀经云南到印度、阿富汗等地的“蜀身毒道”相比，茶马古道的历史价值也不能同日而语。但茶马古道鲜明的历史、文化特色，往往覆盖了“五尺道”，覆盖了“蜀身毒道”，也覆盖了云南的其它商旅道。
这并不奇怪。茶马古道与云南境内外的商旅道相重合，也是历史事实。虽然，茶马古道因历史的变迁沉寂了，但茶马古道从普洱出发的历史依然清晰可辨。
古代中国对外进行文化交流的通道分为三条。一条是北方的“丝绸之路”，一条为南方的“茶马古道”，还有一条则是“海上之道”。
“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一条官方商道,兴于汉而盛于唐。一谈起“丝绸古道”就让人在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大漠驼队、黄沙万里的场景。汉唐时期我国的许多精美华贵的丝绸便由此道源源不断地运至中亚与西亚各国。与茫茫沙海驼铃叮当的丝绸之路一样，“海上之道”是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另一通道，很多学者甚至称其为“海上陶瓷之路”。中国是瓷器的故乡，早在汉唐时期，中国绮丽多彩的名贵瓷器，就已“行于九域，施及外洋”。
中国也是茶的故乡，我国各族人民自古以来就有饮茶的习惯。
而在众多民族里，藏族对茶的依赖可以用“嗜茶”来形容。藏族居住在高寒、缺氧、干燥的高海拔地带，常年以牛羊肉为主，没有蔬菜。恶劣的环境与不合理的膳食结构使当地人的身体健康受到了威胁。而茶叶中富含维生素、微量元素及单宁酸、茶碱等成份，具有清热、解毒、润燥、利尿等功能，可弥补其膳食结构的不足，正所谓"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因此，藏族对茶有必然的需求。就这样以马、古道为载体的马帮商队穿过崇山峻岭，翻越雪域高原，不畏艰难重阻的把普洱茶带到了西藏。同时也赋予了普洱茶独特的文化内涵。
“茶马古道”是世界上地势最高的文明文化传播的古道之一，也是古代中国对外交流的第三条通道，同丝绸之路、海上之道有着同样的历史价值和地位。
茶马古道不仅是一条古道，一条商道，更是一条民族融合与经济促进、文化交流的大通道。是连接汉地与藏地，云南与内地，中国与东南亚，中国与南亚的国际性大通道，是云南走向世界的大舞台。
古代的茶马古道共有7条，它们细分为：
1、滇藏茶马道：普洱——景谷——镇沅——景东——巍山——漾濞——丽江——中甸——德钦——拉萨——尼泊尔、印度
2、滇京茶马道：易武——普洱——昆明——昭通——成都——西安——太原——北京
3、滇缅印茶马古道：昆明——楚雄——大理——保山——瑞丽——缅甸——印度——阿拉伯国家
4、滇川藏茶马道：成都——雅安——康定——昌都——拉萨
5、滇越茶马古道：易武——老挝丰沙里——河内——海防——南洋、香港
6、滇东南亚茶马古道：普洱——思茅——景洪——勐海——打洛——缅甸——印度——西藏
7、滇茶山古道：西双版纳——思茅——临沧
茶马古道孕育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它是：
——文明文化传播古道
——中外交流通道
——民族迁徙走廊
——宗教传播大道
——民族和平之路
——旅游探险通道
云南是一个拥有26个民族的多民族省份。在茶马古道沿途就居住有二十多个民族，由于地理上的巨大差异与居住区域的相对独立，形成了各个民族独具一格的民族文化与特性。而茶马古道所起到的作用，也不只是经济交往那么简单。
古道跨越的地域广阔。在这一旅途中，茶马古道串起了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同时，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合也赋予了“茶马古道”鲜明的文化特征。
第一、茶马古道文化的血亲性。云南与东南亚，山连着山，水连着水。从高黎贡山、云岭山脉到澜沧江，位置的分布都呈现出同一山水，“身处”两境的现象。因而，在自然地理上形成了血亲性，茶马古道也成为联结两地的大动脉。
云南的傣族与居住在泰国的泰族、缅甸的掸族以及老挝的佬族也具有这一特征，属于血亲民族。在他们的文化生活中衣食住行都与佛教有关联、语言基本一致，都出自梵文、泼水节是他们必过的重要节日、均有纹身的习俗。这些都是血亲性在文化上的反映。至于他们的服饰、建筑与舞蹈方面就分别不同了。
第二、茶马古道文化的多元性与融合性。
通过藏传佛教在滇西北的传播，进一步促进了纳西族、白族和藏族的经济及文化交流，增进了几个民族之间的友谊。信徒香客们在两个高原之间来来往往，文化交流互相渗透。有些走过茶马古道的老人认为，丽江之所以有很多藏传佛教的信徒，形成滇藏、川藏经济文化的密切交往，跟转经、朝圣的香客有关。
神圣和世俗有时候的确分不开。茶马古道就是这么一条既浸透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又充溢着浓重商业气息的道路。茶马古道，同时也是转经朝圣的道路。一些虔诚的艺术家们于过去漫长的时日中，在路边的岩石上、玛尼堆上绘制和雕刻了无数的佛陀、菩萨和许多高僧的形象，还有一些神灵的动物的形象，如鱼、蛇、猫等等，当然也有一些神异的物的形象，如海螺、日月星辰等等。这些或粗糙或精美的造像为古道那漫长的旅途增添了一份神圣和庄严。今天，在茶马古道上仍处处可见难以计数的玛尼堆、转经房和大小寺庙。
茶马古道所经地域，可以说是世界宗教文化的一片神奇而罕见的天地。由于特定的地域环境及历史沿革，更由于众多民族生息于此，于是造就了这一带宗教文化的多元性、民族性、地方性、扩散性和融合性的特点。世世代代生息在这片高原上的二十多个民族更是“各取所信”，同时又保留了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原始宗教、民间信仰等等，加上各地各民族间密切的往来，茶马古道上的宗教文化就如万花筒般缤纷杂呈，气象万千。
第三、茶马古道文化的特异性。
由于“茶马古道”文化是流动着的，其跨越的地区非常多，与不同民族的交往构成了它文化的特殊性。如在小中甸、乡城、盐井都还留有纳西村，这些村的风俗已接近藏族。拿小中甸村来说，村民平常都恪守藏族习俗，通用藏语交际。但现今老一辈的人还能说纳西语。在我们调查过的一些藏族村寨，有“烧猪毛（刹猪后不烫毛）”、上门女婿另取“新名”的白族旧俗。乡城、盐井的藏族说他们开梯田、打渠引水、烧砖瓦的技术最初是从纳西族那儿学来的。在乡城，还能见到纳西族的城堡遗址及现存的纳西式房屋。“茶马古道”上的一些藏族的丧葬就包括天葬、水葬、火葬、土葬等等，中甸县、德钦县等地的许多借词多来自汉语云南方言，这就说明了“茶马文化”特性——流动。
第四、茶马古道文化的拓展性。
茶马古道多盘延于崇山峻岭之中，地理环境制约了大西南文化的发展，各民族在地理环境的制约中丰润着自己的文化。由于茶马古道的开拓使封闭的文化有了向外交流的机遇，使一些世居民族的文化有了对外交流的机会，外来文化也和世居民族文化产生了碰撞。“夜郎自大”“黔之驴”的故事，就是无知自大与闭塞心理的生动描述。
现在“茶马古道”的名声与影响力是有目共睹的。作为云南，借助茶马古道把普洱茶文化以及自己的民族文化向外部拓展开并形成影响力，这就是茶马古道文化的拓展性。
木霁弘（云南大学教授）彭丽丽
概念的提出
早在1980年代末,云南大学中文系教师木霁弘和他的大学同学徐涌涛等人在中甸地区做方言调查时，在一个抗日战争时到过印度的马锅头带领下，了解到中甸的金沙江附近有一条通往西藏的马帮走过的石路，石路上当时还残留着十多个寸许的马蹄印。虽然此时几位年轻人最初的动机是做方言调查，但当他们将这条古道和铁索桥、藏族的饮茶习俗等因素联系起来后，却有了一个极为有意义的发现，并由此孕育了一个后来影响云南、中国乃至世界的概念。
1990年7～9月，木霁弘倡导对滇川藏大三角做一次文化田野考察，来自云南大学中文系教师陈保亚和其他科研机构的李旭、徐涌涛、王晓松、李林等六位青年学者（即后来所谓茶马古道六君子）随后加入，他们在中甸县志办、迪庆州民委藏学研究室、中甸区划办、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文化中心以及云南大学中文系的支持下，徒步从金沙江虎跳峡开始北上，途径中甸、德钦、碧土、左贡至西藏昌都，返程又从左贡东行，经芒康、巴塘、理塘、新都桥至康都，接着又从理塘南下乡城返回中甸，在云南、西藏、四川交界处这一个多民族、多文化交汇的大三角处，步行100多天，进行了一次当时史无前例的田野考察。
考察的学术成果获得云南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张文勋的首肯，六人联名的文章《茶马古道文化论》其后被收录在张文勋主编的《文化历史民俗--中国西南边疆民族文化论集》（该书编辑时间是1991年，出版时间为1993年。），这是茶马古道首次公开出现，其后，云南大学中文系教师陈保亚的《论茶马的历史地位》发表在1992年第1期《思想战线》；同期时间，几经波折，忠实记录此次考察经历和研究成果的《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一书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这本书中，六君子以他们的所见所闻，将沿途2000多公里的种种神奇与独特文化以生动翔实的笔墨描述出来。最主要的是，六君子在紧紧抓住滇、藏、川这个多民族、多文化交汇之地的历史和文化特征，尤其是根据曾经活跃在这一带的马帮，重申了茶马古道这一概念。当时无论在史学界、民族学界，抑或是考古学、民俗学、藏学学界，茶马古道这一概念都是第一次出现并得到系统的论述。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书中在对中国对外交流的五条线路做了明确划分的基础上，将他们亲自考察的滇、藏、川茶马古道与大众之前熟知的南方丝绸之路作了明确的区分，自此，茶马古道成为研究中国西部重要的研究模式，为滇川藏后续的研究者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觉。四川学者刘弘发现，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在中国西南区域，以茶马古道为主体的研究，全面超过了以丝绸之路为主体的研究。
概念的升温
但受前期南方丝绸之路热的影响，茶马古道概念产生后的前十年影响并不大，只是在小范围的学者间作为学术概念流传，并没有引起大众的关注。2000年后，随着影视、互联网等大众媒介的介入，加上茶马古道上的重要物资--普洱茶的热销，尤其是旅游业以茶马古道为主题的旅游的推出，它才逐渐深入千家万户，并最终成为一个云南乃至中国西南地区的符号资源。
茶马古道这一逐步升温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看，也是茶马古道逐步由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为覆盖西南地区的交通网络并最终变为一个文化符号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学者及其著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几乎与六君子的著作同时，王明达、张锡禄合著的《马帮文化》，以云南马帮为切入点，深入讨论了马帮这一特有的贸易形式，以及马帮在商贸往来之中逐步积累而成的文化特征。然而因此时茶马古道概念并未被大多数学者接受，或仅仅被部分学者视为南方丝绸之路的一条支线，也就是从云南西北通往西藏地区的通道。
或许正是鉴于此前在《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一书中引起的人们的误解，2001年，木霁弘出版了《茶马古道考察纪事》一书，将茶马古道定位为文明文化传播古道、中外交流通道、民族迁徙走廊、宗教传播大道、民族和平之路，并明确指出南方丝绸之路不适合于作为研究滇川藏区域的视觉，第一次为茶马古道正名。
次年，木霁弘、陈保亚、王士元、丁辉等人开始考察茶马古道上的语言与文化，倡导并出版了系统研究茶马古道的丛书--茶马古道文化丛书。而今这套丛书的《茶马古道上的民族文化》《茶马古道上的西藏故事》等书已顺利出版，其余著作还在持续编著出版中。而从2004年到2008年四年时间里，出版的与普洱茶和茶马古道相关书刊，高达上百种。
就笔者所知，目前出版的茶马古道的专著或相关的著作已有《茶马古道考察纪事》、《茶马古道上的民族文化》《九行茶马古道》《茶马古道》《藏客》《又见茶马古道》《丽江茶马古道》《茶马古道亲历记》《古道苍茫：亲历茶马古道》《川藏茶马古道》《行走在茶马古道》《茶马古道上的传奇家族》《茶马古道上远逝的铃声：云南马帮马锅头口述史》《马帮文化》《茶马古道亲历记》《茶马古道上的西藏故事》《茶马古道茶意浓》《苍茫古道：挥不去的历史背影》等等，加上其他专论茶马古道上不同地区的著作、涉及到茶马古道的普洱茶专著、涉及到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著作和各种涉及茶马古道的旅行交通指导手册，共计有300余部。除此以外，还有系列集中反映了茶马古道沿线的风情或者茶马古道故事的影视和音乐作品，也相继在最近十年内面世。
论文方面，截止2010年5月22日，在中国知网刊登的论文中，题名包含茶马古道的文章共计657篇，其中：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便有229篇（不包含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世纪期刊中的215篇），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有197篇关键词中包含有茶马古道的总计有1682篇，其中：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便有859篇（不包含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世纪期刊中的801篇）其实，早在2001年，茶马古道便显示出其在旅游方面的独特魅力。如西藏昌都当年开始以茶马古道上的重镇作为城市名片，主打茶马古道旅游。世界纪念性建筑基金会（WMF）当年10月讲云南剑川沙溪寺登街列入2002年世界濒危建筑保护名录，而其列入的理由正是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2002年6月，西藏昌都、四川甘孜、云南香格里拉联合主办茶马古道学术考察研讨会，与会专家会后联名发表了《昌都宣言》，力图开拓茶马古道研究领域、促进茶马古道旅游开发。
从2002年开始，中国图书出版业进入读图时代，这在旅游图书类体现尤为明显。在经历了非典压抑后的2004年，以茶马古道为主题的旅游书便出版了50多种。《藏地牛皮书》《丽江的柔软时光》《茶马古道》《图说晚清民国茶马古道》《九行茶马古道》等等可谓是其中的经典之作，这些书的特点就是融云南的少数民族风情、茶马古道、中国西南的神秘文化与独特的风景于一体，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旅游者的倾向和精神诉求。
2007年，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专门研究茶马古道文化学术研究机构，所长便是茶马古道的命名人木霁弘。
2009年6月6日，马帮路民族文化艺术馆在丽江成立。
2009年，普洱市旅游局采纳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的旅游规划，确定普洱市旅游主打道可道，大茶马古道。
影视方面，早在1997年，郝跃骏深入独龙江，拍摄了《最后的马帮》，该片2001放映后引起了民众对西南山区马帮的极大关注，并因此荣获多项大奖。1999～2003年，导演田壮壮、作家阿城、木霁弘、丁辉等人历时四年合作拍摄的纪录片《茶马古道德拉姆》，上映后也引起了巨大轰动，并将全世界的目光吸引到云南怒江到西藏沿线的茶马古道，此片后获得华表奖，而木霁弘也获得了《春城晚报》评选的年度十大新闻人物。
然而，这两部影视作品还是茶马古道上的初期作品，影响范围还不算很广。2004年，王红波、何真编剧的电视剧《大马帮》开播，滇西马帮的往事再次通过大众媒介引发关注。2005年7～8月，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放了电视连续剧《茶马古道》。虽然这只是一部由白族作家景宜的小说改编而成的虚构作品，但却借助中央一套的收视率而深入了千家万户，同时使茶马古道成为了妇孺皆知的名词。四年后，日本NHK电视台和韩国KBS联合摄制的纪录片《茶马古道》也分别上映，从而使茶马古道成为了中国西南地区一条享誉世界的线路。
其实，2004年后的茶马古道热还与云南普洱茶的热销有很大关系。普洱茶的兴起，既是茶马古道产业化效应的体现，也进一步让茶马古道成为关注的焦点。因为传统上普洱茶的运销均是由马帮进行，而古道正是马帮曾经的艰辛和普洱茶文化悠长的见证。而今马帮行将消失，古道行将衰落，唯有普洱茶依旧在焕发着活力。
茶马古道此时已成为了普洱茶商家促销宣传的有效手段，从而使茶马古道相关的元素彻底商业化。如2005年由30多个赶马人、120匹马组成的云南马帮，驮着约4吨茶，直奔北京城而去，吸引了全国媒体记者和观众、读者的眼球。
学术社会团体方面，除原有的云南省茶叶协会外，云南省茶叶商会（2005年3月成立）、茶马古道研究会（2005年8月成立）、云南民族茶文化研究会成立（2005年9月成立）、云南普洱茶协会（2006年4月成立）相继，茶商有了自己的会所，学者有了属于自己的研究场所，开始在政府的支持下举办各种茶叶交易会、博览会。
政府方面，在普洱茶热带来的经济效益促动下，也纷纷支持普洱茶和茶马古道的研究与宣传。2006年，茶马古道临界碑在宁洱树立，专门介绍普洱茶和茶马古道的《普洱》杂志创刊；2007年百年贡茶回归故里，思茅市改名为普洱市。
政府与商业合力，让茶马古道这条千年古道此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以至于2007年，普洱茶与房奴、基金一道成为CCTV年度经济的三个关键词。
2008年，普洱茶进入中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名单。
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茶马古道已经从一个纯粹的学术概念，发展为一股大众流行文化符号，再变成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品牌，拉动了区域经济的产业化，这大约就是福柯意义上话语的力量。其实，早在1997年，极为敏锐的文化商人聂荣庆便以茶马古道为名注册了近20个商标和商号，早早将茶马古道的话语权攥在了手中。
虽然茶马古道当初只是六君子根据云南和西藏交界地带马帮驮运茶叶的路线总结出来的一个概念，但随着旅游业对新兴事物的不断追索和普洱茶的热销，它又在概念的基础上具有了浓厚的中国西南地区和云南的资源符号的色彩。
然而，茶马古道还远不止于此。2008年，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由单霁翔、刘庆柱等十余位全国政协委员提出的第3040号提案，即关于重视茶马古道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下简称《提案》）认为：茶马古道是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结晶，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不朽手丰碑。她千载不息，孕育了多姿的地域文化，丰富了不朽的中华文明。茶马古道能够表现我国西南地区、一段时期内社会商品的互惠交换，以及思想的相互交流。随着茶马古道上所发生的宗教、知识和价值观念的传播，在时间和空间上出现了文化的繁荣，意义十分重大。
2009年，澳门特区政府邀请云南大学茶马古道和云南省文物局到澳门举办茶马古道文物风情展，展览的半年时间里，造访人数超过六十万。
鉴于此，2009年底，中国国家文物局委托云南省文物局和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对茶马古道的线路进行整体研究，同时对茶马古道整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可行性进行分析。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在自身多年的研究的基础上，实地考察了中国西北、西南等茶马古道现状，撰写了《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报告》，在此背景下，云南、四川、西藏、甘肃等省区的相关政府部门对茶马古道的保护和研究也充分重视了起来，茶马古道沿线文物的普查、研究和保护工作也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重视。
2010年6月2～4日，由国家文物局和云南省文化厅（文物局）、普洱市政府联合主办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普洱论坛以茶马古道遗产保护为主题，在普洱茶的集散地普洱市召开，期间发表《普洱共识》以及研究论文集，这也是茶马古道保护国家级行动的开始。同期，在国家文物局的主导下，茶马古道申报为中国第七批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的工作也在云、贵、川三省展开。
2010年7月6～8日，2010丽江茶马古道文化研讨会在丽江大研古城召开。与会的三百多名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就茶马古道文化及其研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研究进展，会后专家学者们还在会务组的安排下实地探访了丽江茶马古道。
2011年3月，在国家文物局主持下，云、贵、川三省茶马古道成为国保单位的评审工作在北京展开，与会专家对茶马古道的重要性给予高度重视，许多区域茶马古道从零保护状态一举升格为国家保护，这是中国西南区第一条受国家保护的大型文化线路，为茶马古道申请世界文化遗产迈出了重要一步。
经历近20年的发展和演变之后，今天的茶马古道已经由原来一个单纯的概念，便成了西南地区乃至全国妇孺皆知的符号资源和文化遗产。恐怕这也是当初归纳出这一概念的六君子所始料不及的。
茶马古道的未来如何，我们将拭目以待（文/周重林凌文锋）
（云南大学特约研究员张楠对此文亦有贡献，特此致谢）
昔日马帮驮茶成就茶马重镇，今朝普洱神韵香满丽江。为期四天的2011和谐之旅－－绿色云茶惠万家活动暨第二届丽江绿色名优茶博览会于近日在丽江古城玉河广场举行。
市人大副主任和世华、杨忠义，副市长杨静全，市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部长奚丽宏等领导出席开幕仪式。
杨静全在致辞时说，丽江是茶马古道重镇，滇藏贸易及南亚次大陆贸易的桥头堡。丽江茶文化历史源远流长，演绎出众多名人茶事，留下了无数茶文化胜迹。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丽江旅游业的发展，丽江已成为国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每年900多万的游客拉动了丽江商贸发展，目前有来至全国的近千户茶商在丽江经营。丽江茶叶市场的兴盛既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也成为提升丽江旅游业，实现二次创业的重要内容。茶博会的举办，即可促进茶文化的交流，又可让更多的客人了解丽江、了解丽江的茶叶市场。
据悉，本届茶博会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参展商53家，本次博览会将继续秉承和弘扬中华民族茶文化，倡导茶为国饮，发展茶业经济，传承茶马古道精神，打造茶马古道文化产业发展，培育茶文化市场，引导绿色健康消费，促进云南茶叶产业健康、快速发展，提升丽江文化旅游内涵力争开发成旅游的又一优势产品，延长旅游产业链，增强丽江旅游业的核心竞争力；深化民族文化旅游品牌战屡，为实现丽江建设国际金品旅游胜地的目标服务。
概念的升温
受前期南方丝绸之路热的影响，茶马古道概念产生后的前十年影响并不大，只是在小范围的学者间作为学术概念流传，并没有引起大众的关注。2000年后，随着影视、互联网等大众媒介的介入，加上茶马古道上的重要物资--普洱茶的热销，尤其是旅游业以茶马古道为主题的旅游的推出，它才逐渐深入千家万户，并最终成为一个云南乃至中国西南地区的符号资源。
茶马古道这一逐步升温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看，也是茶马古道逐步由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为覆盖西南地区的交通网络并最终变为一个文化符号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学者及其著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几乎与六君子的著作同时，王明达、张锡禄合著的《马帮文化》，以云南马帮为切入点，深入讨论了马帮这一特有的贸易形式，以及马帮在商贸往来之中逐步积累而成的文化特征。然而因此时茶马古道概念并未被大多数学者接受，或仅仅被部分学者视为南方丝绸之路的一条支线，也就是从云南西北通往西藏地区的通道。
或许正是鉴于此前在《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一书中引起的人们的误解，2001年，木霁弘出版了《茶马古道考察纪事》一书，将茶马古道定位为文明文化传播古道、中外交流通道、民族迁徙走廊、宗教传播大道、民族和平之路，并明确指出南方丝绸之路不适合于作为研究滇川藏区域的视觉，第一次为茶马古道正名。
次年，木霁弘、陈保亚、王士元、丁辉等人开始考察茶马古道上的语言与文化，倡导并出版了系统研究茶马古道的丛书--茶马古道文化丛书。而今这套丛书的《茶马古道上的民族文化》《茶马古道上的西藏故事》等书已顺利出版，其余著作还在持续编著出版中。而从2004年到2008年四年时间里，出版的与普洱茶和茶马古道相关书刊，高达上百种。
就笔者所知，目前出版的茶马古道的专著或相关的著作已有《茶马古道考察纪事》、《茶马古道上的民族文化》《九行茶马古道》《茶马古道》《藏客》《又见茶马古道》《丽江茶马古道》《茶马古道亲历记》《古道苍茫：亲历茶马古道》《川藏茶马古道》《行走在茶马古道》《茶马古道上的传奇家族》《茶马古道上远逝的铃声：云南马帮马锅头口述史》《马帮文化》《茶马古道亲历记》《茶马古道上的西藏故事》《茶马古道茶意浓》《苍茫古道：挥不去的历史背影》等等，加上其他专论茶马古道上不同地区的著作、涉及到茶马古道的普洱茶专著、涉及到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著作和各种涉及茶马古道的旅行交通指导手册，共计有300余部。除此以外，还有系列集中反映了茶马古道沿线的风情或者茶马古道故事的影视和音乐作品，也相继在最近十年内面世。
论文方面，截止2010年5月22日，在中国知网刊登的论文中，题名包含茶马古道的文章共计657篇，其中：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便有229篇（不包含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世纪期刊中的215篇），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有197篇关键词中包含有茶马古道的总计有1682篇，其中：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便有859篇（不包含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世纪期刊中的801篇）其实，早在2001年，茶马古道便显示出其在旅游方面的独特魅力。如西藏昌都当年开始以茶马古道上的重镇作为城市名片，主打茶马古道旅游。世界纪念性建筑基金会（WMF）当年10月讲云南剑川沙溪寺登街列入2002年世界濒危建筑保护名录，而其列入的理由正是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2002年6月，西藏昌都、四川甘孜、云南香格里拉联合主办茶马古道学术考察研讨会，与会专家会后联名发表了《昌都宣言》，力图开拓茶马古道研究领域、促进茶马古道旅游开发。
从2002年开始，中国图书出版业进入读图时代，这在旅游图书类体现尤为明显。在经历了非典压抑后的2004年，以茶马古道为主题的旅游书便出版了50多种。《藏地牛皮书》《丽江的柔软时光》《茶马古道》《图说晚清民国茶马古道》《九行茶马古道》等等可谓是其中的经典之作，这些书的特点就是融云南的少数民族风情、茶马古道、中国西南的神秘文化与独特的风景于一体，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旅游者的倾向和精神诉求。
2007年，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专门研究茶马古道文化学术研究机构，所长便是茶马古道的命名人木霁弘。
2009年6月6日，马帮路民族文化艺术馆在丽江成立。
2009年，普洱市旅游局采纳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的旅游规划，确定普洱市旅游主打道可道，大茶马古道。
影视方面，早在1997年，郝跃骏深入独龙江，拍摄了《最后的马帮》，该片2001放映后引起了民众对西南山区马帮的极大关注，并因此荣获多项大奖。1999～2003年，导演田壮壮、作家阿城、木霁弘、丁辉等人历时四年合作拍摄的纪录片《茶马古道德拉姆》，上映后也引起了巨大轰动，并将全世界的目光吸引到云南怒江到西藏沿线的茶马古道，此片后获得华表奖，而木霁弘也获得了《春城晚报》评选的年度十大新闻人物。
然而，这两部影视作品还是茶马古道上的初期作品，影响范围还不算很广。2004年，王红波、何真编剧的电视剧《大马帮》开播，滇西马帮的往事再次通过大众媒介引发关注。2005年7～8月，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放了电视连续剧《茶马古道》。虽然这只是一部由白族作家景宜的小说改编而成的虚构作品，但却借助中央一套的收视率而深入了千家万户，同时使茶马古道成为了妇孺皆知的名词。四年后，日本NHK电视台和韩国KBS联合摄制的纪录片《茶马古道》也分别上映，从而使茶马古道成为了中国西南地区一条享誉世界的线路。
其实，2004年后的茶马古道热还与云南普洱茶的热销有很大关系。普洱茶的兴起，既是茶马古道产业化效应的体现，也进一步让茶马古道成为关注的焦点。因为传统上普洱茶的运销均是由马帮进行，而古道正是马帮曾经的艰辛和普洱茶文化悠长的见证。而今马帮行将消失，古道行将衰落，唯有普洱茶依旧在焕发着活力。
茶马古道此时已成为了普洱茶商家促销宣传的有效手段，从而使茶马古道相关的元素彻底商业化。如2005年由30多个赶马人、120匹马组成的云南马帮，驮着约4吨茶，直奔北京城而去，吸引了全国媒体记者和观众、读者的眼球。
学术社会团体方面，除原有的云南省茶叶协会外，云南省茶叶商会（2005年3月成立）、茶马古道研究会（2005年8月成立）、云南民族茶文化研究会成立（2005年9月成立）、云南普洱茶协会（2006年4月成立）相继，茶商有了自己的会所，学者有了属于自己的研究场所，开始在政府的支持下举办各种茶叶交易会、博览会。
政府方面，在普洱茶热带来的经济效益促动下，也纷纷支持普洱茶和茶马古道的研究与宣传。2006年，茶马古道临界碑在宁洱树立，专门介绍普洱茶和茶马古道的《普洱》杂志创刊；2007年百年贡茶回归故里，思茅市改名为普洱市。
政府与商业合力，让茶马古道这条千年古道此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以至于2007年，普洱茶与房奴、基金一道成为CCTV年度经济的三个关键词。
2008年，普洱茶进入中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名单。
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茶马古道已经从一个纯粹的学术概念，发展为一股大众流行文化符号，再变成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品牌，拉动了区域经济的产业化，这大约就是福柯意义上话语的力量。其实，早在1997年，极为敏锐的文化商人聂荣庆便以茶马古道为名注册了近20个商标和商号，早早将茶马古道的话语权攥在了手中。
虽然茶马古道当初只是六君子根据云南和西藏交界地带马帮驮运茶叶的路线总结出来的一个概念，但随着旅游业对新兴事物的不断追索和普洱茶的热销，它又在概念的基础上具有了浓厚的中国西南地区和云南的资源符号的色彩。
然而，茶马古道还远不止于此。2008年，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由单霁翔、刘庆柱等十余位全国政协委员提出的第3040号提案，即关于重视茶马古道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下简称《提案》）认为：茶马古道是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结晶，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不朽手丰碑。她千载不息，孕育了多姿的地域文化，丰富了不朽的中华文明。茶马古道能够表现我国西南地区、一段时期内社会商品的互惠交换，以及思想的相互交流。随着茶马古道上所发生的宗教、知识和价值观念的传播，在时间和空间上出现了文化的繁荣，意义十分重大。
2009年，澳门特区政府邀请云南大学茶马古道和云南省文物局到澳门举办茶马古道文物风情展，展览的半年时间里，造访人数超过六十万。
鉴于此，2009年底，中国国家文物局委托云南省文物局和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对茶马古道的线路进行整体研究，同时对茶马古道整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可行性进行分析。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在自身多年的研究的基础上，实地考察了中国西北、西南等茶马古道现状，撰写了《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报告》，在此背景下，云南、四川、西藏、甘肃等省区的相关政府部门对茶马古道的保护和研究也充分重视了起来，茶马古道沿线文物的普查、研究和保护工作也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重视。
2010年6月2～4日，由国家文物局和云南省文化厅（文物局）、普洱市政府联合主办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普洱论坛以茶马古道遗产保护为主题，在普洱茶的集散地普洱市召开，期间发表《普洱共识》以及研究论文集，这也是茶马古道保护国家级行动的开始。同期，在国家文物局的主导下，茶马古道申报为中国第七批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的工作也在云、贵、川三省展开。
2010年7月6～8日，2010丽江茶马古道文化研讨会在丽江大研古城召开。与会的三百多名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就茶马古道文化及其研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研究进展，会后专家学者们还在会务组的安排下实地探访了丽江茶马古道。
2011年3月，在国家文物局主持下，云、贵、川三省茶马古道成为国保单位的评审工作在北京展开，与会专家对茶马古道的重要性给予高度重视，许多区域茶马古道从零保护状态一举升格为国家保护，这是中国西南区第一条受国家保护的大型文化线路，为茶马古道申请世界文化遗产迈出了重要一步。
经历近20年的发展和演变之后，今天的茶马古道已经由原来一个单纯的概念，便成了西南地区乃至全国妇孺皆知的符号资源和文化遗产。恐怕这也是当初归纳出这一概念的六君子所始料不及的。
茶马古道的未来如何，我们将拭目以待
中国的云南是“茶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是最早饮用茶并培植茶树的地方。在今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的南糯山至今仍长有千年的老茶树，而四、五百年的茶树则是成片，成林。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是云南省除稻作文化外，贡献给世界最重要的“文化”。
尽管当今世界的广告充斥着可口可乐、百事可乐以及麦氏速溶咖啡等等最入时的各种各样饮料，但具有独特性的世界“三大饮料”之一的中国茶，作为普通的饮料仍然雄踞世界的饮料市场之首，而且因为其拥有悠久的历史而使其成为一种影响最广的“文化”。
有的欧美人津津品味着红茶，用茶配制成各种饮料，而有的欧美人也乐意用绿茶消肥强骨，茶在世界仍然风行着。当中国瓷茶器具在世界最大的索斯比拍卖行的价码开到几十万美元的时候，你会为茶的魅力感到惊讶，因为你喝茶的时候，总是大杯大碗的喝，并没有品味出“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当东瀛的日本人得饮茶之俗后，把饮茶“玩”成“茶道”，于是许多人明白饮茶也是一门深奥的“艺术”。
在先秦的汉文献里没有“茶”字，只有一个“荼”字。《周礼》云：“掌荼，掌以时聚荼，以供丧事。”先秦典籍里“荼”出现的比较多的是《诗经》。如《谷风》：“谁谓荼苦”；《出其东门》：“有女如荼”。《邶风》：“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楚辞》中也有说到“荼”的。《楚辞？九章？桔颂》：“故荼荠不同亩兮”。而作为原产茶地的云南也有历史文献记载，《普洱府志》载，云南少数民族最早在汉代就已栽培茶树了。“茶”字最晚到唐时就已见于正式的文献了。唐陆羽《茶经》便对茶、茶具、制茶的方法、饮法及用水之道、茶的源流等作了详细的介绍和研究。如在《茶经？一之源》说：“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山，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树如瓜芦，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又云：“从草木当作茶。其字出开元文字者，义从木，当作茶。其字出本草，草木并作茶。其字出《尔雅》。其名，一曰茶，二曰贾，三曰设，四曰茗”实际把茶称为贾、设、茗等，是由于品种或方言语音变化的缘由。“茶”与“荼”字应是同名同物，从中古音学来推测，其在上古为定母鱼部，姑且拟为dra音，中古以后，字音分化。据有的学者调查一些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还找到了一些同上古汉语“茶”语音相对的地方，如城步金水苗语作da；贵州彝语作ba-tu；汉语福建方言作tu。
确实云南滇域由于自然条件的优越，古人类很早就在这块广阔的地域里生活了。我们知道，还在人类早期的发展过程中，采集业的发展，便刺激了人的文化思维器官，而这种思维的发展，必然引导人们去选择一些较好的植物进行定向载培，而这种思想的孕育，标志着农业社会的诞生。滇域的先民把“茶”作为定向培育的植物，开了“饮料”作为世界“饮茶”文化的先河。“饮料”与“食物”的分离，可以说是人类“饮食”文化上的一次大变革。在世界农业发展史上，中国是载培植物的最大起源和变异中心之一。而云南又是中国的变异中心。在世界各国历史上都有过因为某一“物”的发现，而使这一国家成为世界注目的地方。以中国人为例，其所产的丝绸世界闻名，罗马学者老普林尼（Gajustheelcler）在《博物志》中说：“赛里斯（Seres，丝国，指中国）国……其所产丝，驰名宇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至罗马。”由于丝绸的华贵，使世界为之倾倒。当时罗马贵豪就以有丝绸服装为骄傲。因为丝绸价格极高，势必让经商者组成庞大的商队，翻越万水千山，以生命作为代价，年复一年地将中国丝绸运往世界各地进行贩卖。这些贩运的道路，由于来往人我，逐渐就形成了联系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的纽带。云南的稻作文化也曾拯救了饥饿的日本，使世界深受其影响。云南的“茶”也是如此，樊绰《云南志》卷七载“茶出银主城界诸山”，指的就是现今景东，景谷及其以南地区。大叶子普洱茶，早在唐天宝年间就在澜沧江两岸大量种植。其味苦中回甜，在当时就闻名于世。
滇茶最初由马帮运入四川，并向北、向西“扩张”。唐人《封氏闻见录》说：“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以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隶渐至亲邑，城市多开店辅，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王公朝士无不饮者……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唐人饮茶之风在这里可略见一斑。由于茶的功能价值，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饮茶之风进一步向北渗透。北方食畜肉、乳制品的游牧民族也大量饮茶，如当时的乌桓、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各少数民族，由此在唐宋时期“茶马互市”为一时之盛。宋代在今普洱县境内就已有“茶马”交易市场。清初，檀萃的《滇海虞衡志》就载：“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认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足见滇茶名重于天下。
茶叶运销，曾达红海沿岸及欧洲各国。欧洲文献最早说到茶的是威尼斯人GiambattistaRamWsio所著的“VoyagesandTravel”（《海陆游行记》）。“茶”的对音为“Chai”。十六世纪。茶传入欧洲，英国称“茶”为Chaa。从此，茶风靡整个欧洲，各国纷纷进口中国的茶叶。现代英语“茶”为“Tea”，法语称“Th”，德语叫“tee”，俄语读“”，是北方方言“tsha”的对音。托尔斯泰巨著《战争与和平》中就有关于喝中国普洱茶的细致描写。
云南向西冲破大江巨山的阻隔把茶销售到西藏，其时间最迟不会晚于唐代。古藏文里的“茶”，读dza，与汉语里“茶”的古音非常相似，现在藏语的tcha的音应该是从古藏文dza演化而来。据谭文之《滇茶藏销》统计，民国年间，滇茶入藏一年至少有一万担。当时西藏来滇贩运茶叶盛况确如谭方之所述：“滇茶为藏所好，以积沿成习，故每年于春冬两季，藏族古宗商人，跋涉（原作涉）河山，露宿旷野，为滇茶不远万里而来。是以紧茶一物（按：其义不明，惟指的当是砖茶或沱茶。引者），不仅为一种商品，可称为中藏间经济上之重要联系，抑且涉有政治联系意义。概藏人之对于茶也，非如内地之为一种嗜品或为逸兴物，而为日常生活上所必需，大有‘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之概。自拉萨而河墩子，以至滇西北丽江转思茅，越重山，过万水，历数月络绎不断于途中者，即此故也。”“茶马互市”起于唐，而兴于宋。《滴露漫录》说：“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食之，以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是山林草木之叶，而关国家大经。”这里茶已同国家的政治夸大事联系起来了。宋统治者用茶马贸易来同少数民族搞好关系。《太平寰宇记》载：“番部地蛮夷混杂，无市肆，每汉人与之博易，不见使钱。汉用绸由、绢、茶、布、番部用红椒，盐、马之类。”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人民的需要，“茶”借此而传播得更远更广。由于“茶”的运输，必然带来相应的其他文化。《岭外代答》卷五载：“蛮马之来，他货亦至。蛮之所赍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诸药物。”又《桂海虞衡志》记载说：“乾道葵已冬，忽有大理人李观音得……凡二十三人，至横山议市马。出一文书，字画略有法，大略所需文选、五经、春秋、本草、五藏论、大般若经及初学记……集圣历百家书之类，及须浮量钢器并砣，琉璃碗壶，及紫檀、沉香木、甘草、石决明、井泉石、密陀僧、香蛤、海蛤等等药。……其后云：……言音未同，情虑相契，……继续短章，伏乞斧伐。短章有：‘言音未会意相和，远隔江山万里多’之语，……。”该文记述了在茶马贸易中，当时滇人要求购买大量的汉文典籍，包括儒、道、佛及医学书。另外还购置了大量的手工艺品。可见，由于茶马互易的影响，使滇域的文化水平得以提高。如果我们就“茶”文化本身来看，也可以看出它沿“茶马古道”所进行的波开扩散，如对茶的饮法，历史文献对如何饮茶及讲究有所记载。樊绰《云南志》卷七记唐代“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续博物志》卷七载，茶同“杂椒，姜烹而饮之”。明代谢肇氵制在《滇略》里记述道：“士庶所同，皆普茶也，蒸而成团”。从以上文献中可以看出，“茶”这个“新文化源”由于自己的“积淀要素”的影响，不断“汲取”另外一个社会的“文化”进行“融合”，因而得到传播。“茶”文化的“要素”首先被发源地的社会所吸收，接着沿“茶马古道”逐渐向北方延伸开去。
以产茶地的傣族饮茶而言，他们对茶的加工一般是摘大叶进行粗加工，也是就把茶晾干后在锅上用火烤得略焦，饮用时用热水冲泡即可饮之。味道都是茶的本味而略带糊味。这种饮茶方式多在低海拔区，并为产茶地居民的基本喝茶法。由此产生的一些茶具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而少变化性。布朗人把新采的嫩茶尖干焙好，趁热放入竹筒，置火塘过进行烘烤，待竹筒的皮烧焦后取出，以备喝水时饮用，其味兼有茶竹之馨香。同时布朗族还有饮酸茶的习惯。他们把嫩茶放入锅中煮沸，随即置有阴暗处半月进行发酵，发酵之茶又倒进竹筒埋于地下四十余天，取出便成。云南“凤庆”是“滇红”茶的发源地，历史上曾有每年一度的“春茶会”，其中有名的“顺宁茶”、“凤山春蕊”，备受当时内地茶客的亲睐，马帮贩此多得厚利。明代徐霞客所品“太华茶”便是凤庆所产。其茶随一年四季的变化配制风味不同的“茶”，茶便显出其“艺术性”，四季茶名曰：清明春尖，云雾玉露、金秋谷花，银霜太华。这里所饮之茶多经细炒加工，不配其他料，便用开水冲沏，所冲之茶，头道清，二开三开味道溢出，茶之香气遍入心扉，味道醇厚苦中带甜。沧源佤族饮茶则多是高浓缩的茶叶。据说他们喝茶时，用一大沙罐放在火塘正中，水滚以后，约放半斤绿茶，一直煮到茶水只剩几口为止，方才饮下，味道非常，茶汁极苦，但回甜效果极佳，饮之则能除百病。大理白族用茶独特，“三道茶”为其代表。“三道茶”的饮法，大约在唐宋的南诏大理国时就已开始，当时南诏大理的上层社会用此作成宫廷茶点。史称，每当上层贵族进行盛大庆典及宴饮贵宾之时，首先便要用三道茶来款待。随后“三道茶”进入寻常百姓人家，现今的白族人民凡遇嘉庆佳日或招待贵宾时仍用其作为上等饮品。“三道茶”用云南绿茶的精品，分别配以核桃·乳扇、蜂蜜、·生姜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原料进行特殊加工而成。具体加工的程序是：首先把茶及配料放入小砂罐在火上烤，一直到略成黄色时冲入少量滚沸之水，然后斟进陶茶盎，再冲少许开水即可饮之。晕时再把砂罐加满开水。每斟一次称为一道，一般以三道为限。每何况示各有千秋，头道苦，二为甜，三则回甜。当然，饮好茶定要有好泉，大理白族用于“三道茶”的水，多是苍山脚下的名泉－－银箔泉之水。“三道茶”的味道清香爽口，高雅舒心，是一种极高的“审美”情趣。保山昌宁的“磨锅茶”，确是“老茶罐”所嘉好的高档饮品。制作时，把新采的上好嫩叶放入锅中杀清，温凉之后，再行反复揉制，随即再入锅中多行磨揉，而后铺在蔑垫上吹风晾晒，让叶梗上所含孕的水汽渗入叶片内部，又在锅中反复焙磨，直到每片茶叶形如米粒，晶亮如黑玉时为止。此茶制作独特，未开汤时香气早已透人肺腑，冲入开水后，异香扑鼻，并有扑扑之声而出，真是“声、色、味”俱全。据称昌宁的联席乡有棵直径一尺四寸，树幅两丈一尺多的古茶树，可见云南产茶之早和产地之多。滇西北藏族用茶则又有独特风采。“酥油茶”是藏族人民离不开的主要饮料，这是因为他们居住在高海拔地区，多食肉及乳制品，因而没有茶不行。早、午、晚必定要三四碗酥油茶下肚方觉有劲。接待尊贵的宾客，哈达、檀香、藏香、酥油茶是四宝，缺一不可。酥油茶的制作方法便是将砖茶久熬成浓汁，把所熬茶汗倒进酥油桶，再加入酥油、盐及欺了香料，使一“搅棒”来回的茶筒中上下抽动，让其混合成“水乳交融”状，沥进木茶碗就可饮用，喝后能产生许多的热卡，就能越高山，跨草原。这种饮茶的特殊习惯确也构成了滇西北高原藏族人民的一大文化特色。
滇西北藏区的酥油茶，香醇可口，沁人心脾，它作为“茶文化”的一个典型缩影让人永世不忘。无独有偶，据《尔雅注》所载，当时的人把做成饼状的茶叶捣碎，并加葱、姜合在一起煮成“茶粥”。唐代饮茶时尚放少许盐。后发展到“淹茶”，就是反茶叶冲成粉末，加上其他香料，再用水冲开。宋代，把茶捣粉状，即冲泡来喝。明代以后就只喝本味茶了，这就是今天的泡茶之法。
印度人饮茶之风从中国西藏而得。其音“茶”读为“贾”。最先中国云南茶由西藏到锡兰，而后传到印度的比哈尔及孟加拉等地方。茶叶一到印度便很受欢迎，加之印度是佛教发源地，佛属甚多，茶有提神醒脑之功能，无疑给参禅念经的和尚增添一付“醒脑剂”。印度人多饮红茶。他们把茶放入铜、铝壶里煮，加入牛奶、白糖，茶水成粥状，味无苦而香甜，因而成了很多印度人民的“早点”。
“茶”以一植物，被人受用，得人培植，繁衍，成为众人的饮料，进而由于它有清凉、清心提神、醒睡除烦、涤热去痰、清肃胃肺、明目解渴的特殊功效，备受人类爱戴，成一代“名饮”，可谓名重一时，形成世界级的“文化”，这些都同滇域自成一体的地理单元和人文景观有关。当“茶”成为一种文化，本身就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恒定”。“茶”从单一的“饮料”和其所拥有的“文化”进行了区分和固定，不仅因为是一种跨地域的饮料，而饮料的“文化性”则增强了这种传播性，“茶”不但是人的物的需要，也成为了人的精神所求。“茶”饮法文化的不同变化，显示出了各民族分离与连接的文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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