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从陈永记到华胜茶庄”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从陈永记到华胜茶庄”相关知识！
民国时期，是普洱茶的一个转型时期，也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可以探讨，可以追溯的时期。这一时期，传统的茶叶经营模式仍然在发生影响，但茶庄更多地取代了清代的茶铺；传统的产品、销售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沱茶横空出世，饼茶一家独大的局面被改变。
为了更好地探寻这一时期昆明的茶庄和茶业经营状况，笔者多次走访老茶庄主人，华胜茶庄的陈佩仁先生。陈老先生高龄接近90，记忆却仍然清晰，它的描绘加上我所掌握的资料，使我能够完整地勾画出当年昆明市茶叶行业的精细的画面。
民国初年的昆明，电灯还是稀罕之物，火车刚刚开通，百货公司还没有出现，商业经营格局与现在完全不同。那时的商业主要有生产、流通、仓储、销售几个环节。而这些环节，又由一些行业帮会（如红糖帮、纸烟帮）或地域帮会（如川帮、滇西帮、滇南帮）所控制。为了打破行业帮会体制，一些商人则正在筹划创立公司。具体到茶叶行业，民国前生产、运输由茶帮专营，茶帮以石屏人为主；下关、四川方面的茶叶经营者则加入滇川茶叶工会，也就是另一个行业、地域结合形成的商帮；仓储、批发由茶行垄断，茶行的经营者一般也是茶帮成员，比如天申行老板周肇京在茶帮中地位就很高；销售则由芦茶行的茶铺（或茶庄）负责。
三大涉茶行业各司其责，各安本分，茶庄不去批发与零售，他们只在茶山收购茶叶，压制饼茶，并组织马帮运到昆明；茶行既不做茶，也不零售，只做茶叶的批发生意，在卖方和买方中收取佣金；芦茶铺则坐在店中，卖些芦子、槟榔、草纸、川烟、茶叶等物。至于茶馆业，则与这三个行业关系比较疏远。到了民国，昆明的茶铺变成了茶庄，不但可以零售，也可以进行自己的加工了。
陈佩仁先生的爷爷陈绍实（字克斋）和他的曾祖父一起创立陈永记烟茶铺，既卖川烟，也销滇茶。由于陈克斋经济眼光高超，思想独到，同时愿意为公众服务，他被推举为芦茶行业聚会地点芦茶会馆的管事人，负责芦茶会馆的管理和召集工作。1920年前后，陈永记有两个名字，一个叫烟局，一个叫茶庄，可以看出，除了茶叶行业，那时他在黄烟行业中的地位应该更高。
陈佩仁先生的父亲陈纶（字绶若）生于1891年。陈纶非常聪明，虽然读书不多，只读了3年私塾，但他喜欢研究问题，喜欢动手，很多工作不用别人教，他自己就能琢磨出个大概。1920年他19岁的时候，父亲命他去公益茶行学点新东西。那个时候，到别人家工作的时候需要有保人，如果做学徒是没有工资的。茶行的业务和茶铺、茶庄有很大区别，他们主要负责为茶庄存储茶叶，同时，鉴定茶叶的品质，向买方推荐茶叶，在卖方把茶叶储入茶行的时候，他们还负责向他们提供无息或低息的短期贷款。1922年陈纶在公益茶行管理柜务，也就是说他已经成为公益茶行的伙计或先生了，他有权在每年的盈利中分红了。这一年，陈纶先生的父亲为了扩大业务，去广州发展。
1923年，铨盛烟茶庄的老板周铨约请陈纶到他的烟茶庄工作，做茶庄的襄理，也就是茶庄的副总经理。次年，有邻居失火，殃及陈家的茶庄，陈永记被大火烧为灰烬。同年，陈克斋先生也在广州逝世，两祸同至，陈纶呼天抢地，痛不欲生。随后他发誓多做善事，祭奠老人家。以后几年，他诵经拜神，拿出自家的钱粮，为灾民施粥，救济昆明火药库大爆炸的灾民，掩埋遗骨，做了很多善事，被市政府给予徽章褒奖。
1928年，他得到昆华医院第一任院长秦光弘的父亲秦子蕃的帮助，借款3万元开设自己的茶庄华胜茶庄。为此他向老东家铨盛祥的周铨辞职，周铨坚决不放，认为他给陈纶发着双工资，陈纶一走，会给铨盛祥的茶叶业务带来很大损失。陈纶解释说，我不能一辈子帮人，总要有自己的买卖吧！他请来当时烟茶业的一些有影响的大佬们，在芦茶会馆摆了两桌，请大家评理。最后，在大家的协调下，他和铨盛祥达成了一个不平等条约，就是以后华胜茶庄每卖一担茶，都要在利润里拿出50%给周铨。茶庄开业后，周铨每天都要来华胜茶庄坐一会，俨然是太上老板。这个约定一直执行到几年后周铨去世，陈纶又为他们培养了一个姓傅的管理人，此事才算完结。
1930年，陈纶接手过去父亲的事业，成了芦茶会馆管事。芦茶会馆后部是神庙，神庙里供奉有孔明的塑像。还有一些住房，被租给铁路局和法国卜内门公司。这一部分陈纶未作改动，但对前院，却做了大手术。陈纶雇工将原来前院的戏台改造为四院住房，八间铺面，既可以防军队经常以这里空旷闲置而进来驻扎，也可以为芦茶帮所有会员增加一些收入。
华胜茶庄从茶行批发茶叶，回来后分拣、拼配、包装后销售散茶。同时，陈纶先生用自己在公益茶行、铨盛祥学到的技术和销售技巧，加上自己不断地钻研，开发出很多自己的再加工产品，包括沱茶、七子圆茶、方茶、各色花茶等。他们设计了自己的克己正心商标，并买来丝网印刷的设备，自己印刷自己的商标。在他的克己正心商标上，写有这样的文字：专办普洱景谷勐库凤山名茶，专销川广贵黔闽杭赣秦等省。他们还设计了自己的美寿商标包装盒，盒子外面是梅花鹿、童子、寿星、美女，即麻姑献寿；一打开盒子是一个喜鹊，寓意开盒见喜（与云霁茶庄的美寿商标应该有区别。陈佩仁先生的美寿商标在文化大革命被烧掉，我没有见到）。m.Cy316.cOM
1945年，高中毕业的陈佩仁回茶庄帮助父亲经营茶庄，并很快接替了父亲，成了茶庄的经理。在父亲的协助下，他把茶庄经营得风风火火。他们在刘家营现在的冶金机械厂附近买了厂房、仓库，规模化地生产，成了昆明中等规模的茶庄。同时，他们与别人合营染衣厂，为军队和民众大量印染衣服，生意相当红火。他们对新生事物绝不排斥，并且主动琢磨，悄悄试验。比如，抗战时期，他们看到进入云南的大量外省人喜欢花茶，就到昆明近郊的宜良购进珠兰花、茉莉花，自己用花窨花茶。听说有人需要茶膏，他们就用茶梗黄叶等粗老料浓缩熬制，熬成浓稠的膏状体，装入用过的茅台酒瓶，邮寄到广州、上海、北京等地。看到马子舆经营的瑞丰茶庄销售一种味道很怪的茶，很受在昆明的广东、广西人的喜爱，这种茶应该类似现在的港仓普洱茶。他们也买一点回家琢磨，认为那不是被雨水淋坏的，而是有意为之。他们拿出一些茶叶，自己发酵、蒸、烘，终于做出了类似的茶品，由于没有销售渠道，他们这种发酵茶当时只停留在试验阶段，并没有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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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和酒都具有文化属性，所以不少茶叶品牌或零售商多以文化为外衣包装茶叶产品，实现产品增值。以文化实现品牌增值本不为过，但将茶文化讲得神乎其神、玄而又玄就有点过了。这样做前期可能会吸引好奇的消费者，但他们对产品熟悉之后，就会产生疑问，很难产生品牌忠诚度。这种茶文化是不能长久的，是茶商一相情愿的茶文化，是生产者导向的茶文化。
我们认为，茶文化更多的应该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养生文化，是一种绿色文化。就像我们未来将要建立的一个自营专卖店叫新派茶生活的生活馆，有别于现在的茶馆和茶叶店，它倡导的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再比如我们现在正发展的茶园生态旅游，还有未来我们茶工业公司将要生产的与茶相关的如茶能、茶枕等产品，都是为了塑造健康生活方式这一消费文化。
茶企销售不得不面对的情况是，茶叶消费者有局限，可能只有两种人会买：一种是有送礼需求的人，另一种就是老年人买来自己喝。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关注的问题是，年轻人为什么不喝茶，怎样才能让他们爱上喝茶。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快捷、方便，讲究得是时尚。因此，我们公司在产品的形态和包装及饮用方式上，以及在专卖店装修和企业未来的发展道路上都在谋求转型。
最重要的是，我们计划在未来探索出一条真正传播茶文化的道路追求健康，追求环保，让生活慢下来，追求一种精致生活。这种精致生活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物质层面的变化，主要表现为追求茶叶的品质，如原生态、口味等;二是精神层面，就是让生活慢下来，从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中释放出来，在一种非常好的环境当中去感受茶的美好，去仔细品味茶内在的东西，而不是虚拟地脱离茶文化。这就是我们对茶文化的理解。
在过去，中国茶产业存在两个极端现象：第一个是做最贵的茶叶，做礼品茶，这种茶是进入不了寻常百姓家，大众也因此感受不到真正的茶文化。第二个就是做出口茶，而这些茶都是一些品质低劣的茶叶，不能够体现出我们中国茶的质量和茶的美好，这也影响中国的茶文化走向世界。我们认为，中国拥有这么好的茶叶，就应该跟更多的人分享，这样才能更好地传播我们中国的茶文化，让高品质、健康的中国茶叶走进寻常百姓家，走向全世界。
对此，信阳毛尖集团更关注现在年轻人喜欢怎样喝茶，老百姓喝什么茶，就是要做大家喝起来方便、能够喝得起的放心茶。要达成这一目标，我们的一些营销模式需要跨界，需要转型和升级。我们要把茶文化演变成一种生活方式，让消费者在生活中感受茶文化，在茶文化中体验生活。
将关注点从打造品牌文化到营造消费文化，才能变营销推力为消费拉力，整个茶产业才能做大。蛋糕做大之后，各个茶企才有心思在提高产品品质、营造消费体验等层面下工夫，消费者才能真正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增值价值，茶产业才有可能持续地发展壮大。
在茶叶成为茶之前，不过是天地间平凡的叶子，经过一番加工之后，便可以成为文人雅士案头不可或缺的物事。从平凡到不平凡，茶实现华丽变身。而我们的人生，同样需要这样的变身。
一般意义上说，多数人都是平凡人，没有耀眼的才华，没有显赫的背景，但人人都有梦想，都想要更加鲜亮的人生舞台。而要达成这样的目标，需要的是更加沉稳的心态，慢慢积累经验，慢慢夯实基础，就好像阳光下的茶叶一样，在阳光照耀下，安安静静的增加自己的底蕴，只有底蕴丰富了，香气才会浓烈。
茶叶要成茶，需要耐心，我们要成才，同样需要耐心，没有人会随随便便成功，多是厚积薄发。
耐心发展自己的时候，会遇到很多困难，有诸多不顺心的事，就好像大自然中的茶叶，也会遭遇到似火的骄阳，也会遭受雨露风霜，有狂躁的大风会经过，有冰雹也会砸下，天地间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各种意外，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我们做一件事，或许百般筹谋，因为一个不小心，一个小小意外，最终功亏一篑，在创业节目中我们总会看到类似的情节，可是那些创业者之所以会成功，便是因为平凡的他们选择了迎难而上，于是平凡的他们变的不平凡。没有被风吹落的茶叶，没有被阳光烤焦的茶叶，最终都成为了不平凡的珍贵茶品。
当然，永宁也曾闪现过那么几次光芒。南宋末年，忽必烈率军南下征战大理经过这里，并将此地定名为“永宁”，其意不言而喻。这个位于云南省宁蒗县北部川滇两省三县交汇处的高原乡镇，东与四川省盐源县、北与木里县接壤，是川滇两省三县的经贸重镇。占据这种地理优势，永宁当地的几家大富和封建领主各自组织马帮商队，由土司武装护送，一头连起四川，一头经永胜过金沙江至丽江大研，汇入滇藏茶马古道主干线。（虽然马帮的经营多以男人为主，但在一些日常的短途运输中，也不乏有女性的身影出现。）
丽江的大研，也即现在的丽江古城，是滇藏茶马古道上的重要节点。这块纳西族人居住着的土地，在古道上正处于藏族与白族、汉族贸易往来的交接地带，于是也就多了几分特别之处。（玛尼堆。藏传佛教是永宁地区的主要宗教。）
那时，生活在高原上的藏族人，特别依赖于内地生产的茶叶、手工器皿等，而藏区的山货、药材、织毯等到了内地同样畅销，最初的贸易往来因此很自然就形成了。但滇藏之间的大山决定了货物的运输只能靠马帮来完成，不过当西藏的马帮到了丽江之后就很难再继续前行，语言、生活习惯及气候的差异使他们只能走到丽江为止，而内地的商队想要进入藏区也面临着同样的困难。（农历七月二十五日的转山节是摩梭人最盛大的节日，这一天人们要到格姆女神山进行朝拜，祈求女神福佑。）（扎美喇嘛寺的佛事活动。扎美寺是云南摩梭人和普米族地区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明朝时期由噶玛巴活佛始建。）
生活在丽江的纳西人，既能与内地汉人打交道，又熟悉藏人的语言和生活习惯，于是藏区与内地的贸易中转和交互，很自然地要在丽江由纳西人来完成。丽江也因此成为滇藏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节点，自宋、元以来，大研始终是滇藏商道上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南来北往的马帮在此落脚，及至明、清时期，滇藏茶马古道的贸易往来已经非常兴盛了。大研古镇上的店铺、客栈越来越多，使原来古镇的中心与周边的村子连为一体，逐渐形成了以四方街广场为中心，若干条道路放射状延伸出去的格局。（地处川滇两省三县交汇处的永宁，是一个以摩梭人为主，汉、彝、普米、纳西、藏等民族聚居的高原乡镇，历史上就是著名的滇、川、藏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和商品物资集散地。）
随着现代交通的日新月异，许多发生在古道上的马帮故事与茶马古道一样，逐渐在人们的视野里从依稀可辨到渐渐隐去，古道上延续千年的故事曲终人散了。然而马帮并没有完全消失，在一些较为偏远闭塞的山区，小规模的马帮依旧在短途物资运输中发挥着作用，成为那段历史的缩影……
蒙古人被朱元璋逐出中原后，依旧以游牧为业，居无定所，日常衣食及生产工具均十分缺乏，不时南下侵扰以武力获取所需。明朝不得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加强北方边防，但屡次战争皆不能毕其功于一役。
于是朝廷改用怀柔政策，在山西大同等边镇开设“马市”，官方定价收购蒙古良马作为军马，同时除禁止兵器铜铁交易之外，允许内地商民以绸缎、布匹等日常生产生活必需品，与牧民交换马驼牛羊及皮毛等畜产品。蒙古牧民以牛羊肉、乳酪为主食，要经常喝茶以解油腻，明朝政府又实行“茶马互市”，鼓励商人以茶易马。因此盛产于南方的茶叶，逐渐成为北方边贸的大宗商品。晋商得地利之便，在此项贸易中占得先机。
入清以后，蒙古归入中国版图，清廷放宽商贾赴大漠南北草原做生意的限制。康熙年间，部分晋商作为皇商，还随清廷大军征讨蒙古部落首领噶尔丹叛乱，深入漠北各地，供应军需有功。此后，蒙古成为驾轻就熟的晋商发迹和积累财富的宝地。榆次常家的第一桶金，即来自于此。
17世纪中期前后，俄罗斯已东扩至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一带，直逼蒙古边境。俄人像蒙古人一样好吃肉，因此也嗜茶如命，到了“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据说，中俄《恰克图条约》的签订，正是俄方急切盼望扩大茶叶贸易的结果。后人考证，恰克图的蒙语发音，与“茶”相近，在俄语中意思则为“有茶的地方”。
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廷收缩边境贸易，限制“夷人”入境，将原来三个中俄商埠口岸统归为恰克图一处。在此前后，早已独当一面的“北常”始祖常万达，携巨资来到恰克图，专营对俄茶叶贸易。
常万达的生意一开始并不顺利。乾隆年间（1736~1795年），恰克图口岸先后四次因各种原因闭市，有一次甚至长达五年之久，数十家晋商被迫退走，但常万达眼光远大，决意坚守。他尽可能筹集资金，稳定下属人心，并将总号“大德玉”改组为茶庄，主营茶叶，兼营丝织品、瓷器和手工艺品等，换回俄国的银锭、粗制银器、玻璃器皿及牛羊皮毛制品，运返内地销售。
以南北常家为首，太谷曹家、祁县乔家及渠家等一众山西商人，合力开辟了万里茶路。每年茶期，“内茶商”雇佣成千上万脚夫，从生产、加工茶叶的重地福建武夷山，车载肩挑，将茶叶转运至江西鄱阳湖，先由船帮接力溯长江上行到汉口，经汉水北上辗转到河南赊店（后称社旗镇）登岸，再用马帮驮运，经洛阳，过黄河，越太行，到达晋商大本营晋中祁县一带，在此换畜力大车继续北上太原、代州、大同，直抵张家口。
坐镇张家口的“外茶商”接货后，以驼帮和牛车起运，穿越坝上草原和戈壁沙漠，经库伦到恰克图。自南至北，整条茶路全长4200余公里，总行程需时约4个月，难怪后人称“茶叶之路”可与汉唐盛世的“丝绸之路”媲美。
湖南“君山银针”：从名茶到名牌
湖南省种茶历史悠久，誉为“江南茶乡”。但长期形成的企业多、杂、规模小，困扰着湘茶做大做强。
省委、省^***提出，湘茶要走整合之路，扶持龙头，迅速崛起百亿元产业。在这一背景下，省公司加快整合步伐。2004年将全国十大名茶之一的君山银针整合到旗下，以“君山”为主力商标，加快扩张，形成了“金字塔”的结构，君山银针高居塔尖，其下为君山牌的古丈毛尖、碣滩毛尖等优质绿茶系列。今年4月，“君山”获得驰名商标。
最近，省农业产业化办公室组织对全省农产品整合的专题调研。调研组认为，“君山”整合，为我省农业整合提供了成功的样本。
整合“君山” 挖掘名茶资源
作为主产茶省，湖南省有90多个产茶县，年产茶稳定在160万担左右。各县争相打，全省稍有名气的达50多个。
在湖南省名茶中，君山青螺岛生产的君山白毫，在1956年德国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上获金奖。1959年君山茶场已将君山白毫改名君山银针，在首届十大名茶评比中，代表黄茶类荣获十大名茶，奠定了国内顶尖名茶的地位。
1976年岳阳市农副产品公司作为君山茶场“君山银针”的销售商，注册君山牌商标。由于当时君山区尚未成立，君山牌即为普通商标。而十大名茶中的西湖、黄山毛峰等，以产地县市命名，按商标法规定，只能注册证明商标。证明商标只是产地或质量的证明，有多个企业共同使用，不利于管理和壮大；而普通商标由单个企业使用，具有排他性。因此，对比证明商标的名茶，君山商标更具价值。
君山银针声名鹊起，一度陷入芜杂的围攻。君山研究所生产的君妃系列茶即有“君山银针”；还有“君皇岛银针”、“君山岛银针”，也都沾亲带故。至2004年，君山牌商标的“东家”已变更为岳阳市公司，当时君山茶年产销不到100万元。
不能让湘茶第一陷于芜杂，流落边缘。省公司挖掘名茶资源，于2004年以400万元将君山牌商标整合到旗下。接着，公司又长期租赁了君山岛上所有传统茶园，联合岳阳市君山研究所、岳阳市君山银针有限公司、岳阳君山银针茶厂等相关企业，组建了独家经营君山名茶的君山银针有限公司。
从产地到商标，全方位整合到位，为做大君山清除了障碍。
晋代的王濛，尤其喜欢喝茶，不仅自己喝，一旦有客人来，也会请客人喝。当时士大夫有很多人不习惯喝茶，因此每回要去王濛家的时候，就会开玩笑说今天会有“水厄”。
这个“水厄”，就是指喝茶。作为世界三大饮料之一的茶，早在千年以前就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汉代起，饮茶之风就逐渐流行开来，但在这渐渐流行的期间，起初许多人是不习惯饮茶的，所以有“水厄”之说。
到了盛唐，饮茶的风气推广至全国，也出现了陆羽和他的《茶经》。《茶经》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的介绍茶的专著，对于当时茶事的记载非常丰富，将饮茶的风气推向了高潮。陆羽对茶所做出的功绩得到了普遍的认同，被誉为“茶圣”、“茶神”。
“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事学春茶。”陆羽之后，饮茶的风气更是风靡全国。当如今我们去看饮茶品茗这一件事，首先必然注意到它在中国人心里的独特审美意味。
在人们看来，茶是可以反映人的精神品质的。徐渭的《煎茶七类》第一就说人品，认为“煎茶虽微清小雅，然要须其人与茶品相得。”徐渭爱茶，他不仅写过很多与茶有关的诗，也写过一卷《茶经》。《煎茶七类》是他的书法作品，用书法的形式展现他对煎茶的认识。徐渭在《煎茶七类》一开始，就提出茶品与人品是相通的，煎茶一事虽然小，但是也算一则雅事，煎茶之人也应该有着与茶一样的品质。
煎茶，是古人烹茶的一种方法，陆羽《茶经》中的煎茶法，是“先在风炉上的茶釜中煮水，俟水微沸，量出茶末往釜心投下，随即用竹荚搅动，待沫饽涨满釜面，便酌入碗中饮用。”(孙机《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
古人做起这事来，有一种诗意。如孟贯用松木枝起火，“石泉春酿酒，松火夜煎茶。”(《赠栖隐洞谭先生》)白居易用山泉煎茶，“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尘。”(《山泉煎茶有怀》)在这之中，体现出一种如茶的恬淡闲适。
而这种恬淡闲适，包含着人格的平淡清和。杨万里把茶的清淡透彻与友人相比，“故人气味茶样清，故人风骨茶样明。”(《谢木韫之舍人分送讲筵赐茶》)苏轼写茶如写人，赋予茶君子品德，“有如刚耿性，不受纤芥触。又若廉夫心，难将微秽渎。”(《寄周安孺茶》)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徐渭所说的“其人与茶品相得”了。
当然了，煎茶饮茶并不独属于文人。在古代，文人士子在茶寮中享受茶中意趣，百姓们也在茶馆里消费散心。《清明上河图》中，就画有诸多茶馆，《东京梦华录》、《梦粱录》都描写了茶馆、茶肆，《儒林外史》写南京大小酒楼有六七百座，茶社则有一千余处。茶馆成了人们休闲的好去处。人们在闲暇时刻，去茶馆坐坐，聊聊天，也是忙碌日子里的闲适。
饮茶是一件雅事，更是一件平常事。看到它的雅，更要看到它的俗。古人早就有这样的论述：“茶为食物，无异米盐”，“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早起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茶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一开始的“水厄”，到如今的平常，茶在中国走过的路，悠远而贴近人心。
北宋名臣张咏在崇阳县做知县时，那地方老百姓以种茶为业。张咏告诉大家，茶的利润丰厚，官府将会实行专卖政策，不如早作打算。于是强行毁掉茶树，种植桑树。老百姓很不情愿。后来国家果然实行茶叶专卖，其他县种茶的百姓都失业破产，而崇阳县桑树已经长成，一年可以有百万匹的丝绢。后来的老百姓思念张忠定的惠政，就立庙纪念他。
茶税或者茶叶专卖是一种怎样的苛政或者暴政，以至于邪恶到这种程度呢？让我们看看血腥的茶税来龙去脉。
唐朝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财政面临严重的危机，包括皇帝在内的统治者殚精竭虑的事情就是开征新税增加收入。德宗时期，财政高官赵赞，给德宗提了一个建议，就是向竹、木、茶、漆征税，据说这是史上茶叶税的开端。
茶税一旦开始征收，聚敛之臣们就想出千奇百怪的刻剥办法。在战事连绵不断，财政极为困难的唐穆宗时期，这位皇帝心血来潮，要在禁中建一栋说不定是当时世界第一的百尺楼，而这需要巨额资金。主管官员盐铁使王播，就在茶税上做文章，将税率提高50%，达到15%。这时一位叫做李钰的言官提出反对意见，他说，第一，加税是为了养兵，现在边境安然，加税则伤民；第二，饮茶已经是人们日常离不开的生活习惯，重税必然带来高价，穷困者会无力负担；第三，加税必然造成高价，因而使生产和交易萎缩。李钰的意见就是在今天看来，也仍属不易之论，但盼望着百尺高楼平地而起的唐穆宗已经等不及了，他绝不会放弃加税带来的好处，也决不会听从李钰的意见。
唐德宗唐穆宗时期，对于茶叶还是征税，而其后就有人建议实行专卖。征税是以承认纳税人的财产权为前提的，让纳税人将自己财产的一部分无偿交给政府，而专卖则是将茶叶的财产权收归政府，由政府通过垄断经营而独享厚利，如今日之烟草和食盐专卖。茶树是农民自己种植的，茶叶是商人自己购销的，茶树茶叶，都是私人财产，国家怎么收归官有而进行专卖呢？
这时主管茶税的高级官员盐铁运转使王涯，就提出一个建议：把茶山老百姓的茶树都移栽到官府的园子里，把老百姓已经采摘的茶叶，全部放火烧毁。具体措施是，强行将私人茶园收归政府所有，由政府任命使者专司茶园管理，并将先前拥有茶园的茶户变为专门为政府生产茶叶的专业户，政府给予他们一定的报酬作为工值，而将生产的茶叶统统控制在政府手中，这种做法简直就是人民公社制度唐朝版。江淮以茶为生的人，听到这个建议，放出狠话说，如果实行这个政策，他们只有杀尽朝廷官员，造反入山。有趣的是，还没有等到老百姓造反，甘露之变发生，王涯就被人杀了。老百姓听说王涯的死讯，奔走相告，纷纷拿石头瓦块投击王涯的尸体，以发泄愤恨。
其后的唐武宗时期的茶叶征税，同样恶劣到令人发指。政府遍地设卡，向过往茶商抽税，掠夺运输茶叶的车辆，故意把茶叶暴露在大雨之中。茶叶最忌讳的就是雨淋日晒，这种近乎强盗的做法当然能够强迫商人就范。征税者还在关卡修建馆舍仓库，强迫茶商将茶叶存放其中，收取费用，叫做塌地钱。
官府强盗式的做法，逼得商人们用走私逃避官府的横征暴敛。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官府当然有的是办法对付。盐铁运转使裴休制定了十分严酷的法令：私自出售茶叶三百斤的，处死；聚徒长途贩运，不论多少，处死。种植茶叶的老百姓如果私下卖茶一百斤以上，要受到杖刑处罚。老百姓如果砍伐茶树，毁坏茶园，失业不干，自然要受到严惩自不待言，而尤其凶猛的是，这个法令规定：如果百姓砍伐茶树，当地刺史县令统统要按纵私盐论罪，给予罚俸或贬职的处分。
在中国五千年灿烂文明史上，历史浓墨重彩地绘制了一条条通往印度、欧洲，甚至非洲的道路，即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元狩元年（前122），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历尽艰辛回到长安，向汉武帝报告，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看到了蜀国的布匹和邛竹杖。由此推测，在官道尚未开通之前，大汉的西南方早已存在一条由蜀地通往身毒国（今印度）、大夏的民间商道。
西南早期商道的形成现在的人们对于西南早期商道的开通时间已难以考证，然而从中外资料中不难查阅到相关记载。英国人哈维的《缅甸史》、霍尔的《东南亚史》等著作中谈到，公元前2世纪以来，中国经缅甸的商业通道有：循伊洛瓦底江为一道，循萨尔温江为一道，尚有一道循亲敦江经曼尼坡乘马需三月乃至阿富汗。商人以中国丝绸等名产换取缅甸的翡翠、木棉，印度的犀角、象牙和欧洲的黄金等珍品。学者方国瑜据战国楚墓出土的“料珠两件”推断，此类物品应是从该道由印度传来，古道最迟于公元前4世纪已开通。季羡林在《大唐西域校注》中谈到，自公元前2世纪开始，此道与长安通印度的道路并存，是西南的“蜀身毒道”，是战国至汉晋时期以云南为枢纽的中印通道。印度古籍乔底利耶的《政事论》记载，公元前4世纪印度孔雀王朝时期有产自中国的“成捆的丝”，可见中国内地的丝织品或先传到云贵地区，后经滇缅通道传入印度。
南方这些早期的商道，主要以丝绸贸易居多，因此，学界习惯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然而，南方丝绸之路不只是一条运输丝绸的商贸通道。据唐代僧人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来自川、滇的糖、布、线、粉丝等生活日用品被运输出去，而来自康藏及周边地区的马匹、皮毛、藏金、藏红花、麝香、贝母、鹿茸、虫草等也随着这条路来到川、滇等地。
晚期，南方的商道则更多以茶叶、马匹等贸易为主，茶叶被藏族同胞接受后，云南边销茶也因主要供应康藏地区民族的饮用而得名。藏区和川、滇边地出产的骡马、毛皮、药材等，与川、滇及内地出产的茶叶、布匹、盐、日用器皿等，在横断山脉的高山深谷间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日趋繁盛，形成一条延续至今的“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的兴衰
在民间，“茶马互市”雏形约出现在南北朝时期，唐代形成了特定规则，互市的情形也多见于史书记载。据史料记载，中国茶叶最早销往海外，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此时，内地商人与北方民族在边境通过以茶易物的方式向土耳其输出茶叶。隋唐时期，随着边贸市场的发展壮大，加之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茶叶以茶马交易的方式，经西域等地向西亚、北亚和阿拉伯等国输送，中途辗转西伯利亚，最终抵达今俄罗斯及欧洲等地。
唐宋时期，喝茶之风日盛，茶叶也逐渐进入藏区及周边地区人们的生活。因康藏属高寒地区，平均海拔在三四千米以上，人体需要摄入大量高脂肪食物以补充热量，藏民主要以糌粑、奶类、酥油、牛羊肉为主食，蔬菜极少，肉食的消化成为了很大的问题，且糌粑性燥热。而茶叶的出现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茶叶既解油腻，又防止燥热，在长期的生活中，藏民形成了喝酥油茶的习俗，藏族古谚语所说：“加察热！加霞热！加梭热！”翻译成汉语即是：“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然而，藏区并不产茶。在内地，民间生产生活和军队征战均需大量的骡马，但内陆也大多不产马，而藏区和川、滇边地却产良马。于是，物产的地域特点促使具有互补性的茶和马的交易即“茶马互市”应运而生。
宋初沿边州郡“市马”成为定制，大规模的茶马交易形成，西北藏族地区成为宋朝马源的主要基地。北宋前期先在成都、秦州(今甘肃天水)各置榷茶司、买马司，后合为茶马司，其后又在成都设都大提举茶马司。元代时，官府废止了宋代实行的茶马治边政策。由于元朝是马背上得天下，马源充足，购置战马已不是其主要战略意图，对外的茶叶贸易量大为缩减，但西北少数民族、西南周边属国对茶叶仍有大量需要，由于没有大规模的双向贸易刺激，单向交易较为普遍，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贸易的繁荣。总体而言，元朝茶叶贸易并不兴盛。
到明代，茶马政策又得以恢复。朝廷通过与吐蕃的“茶马互市”获得大量的战马，而藏人也同时得到生活的必备品茶叶。朝廷在西南、西北大量设置茶马司，朱元璋曾立法明令禁止私茶出境。到了明朝后期，私茶贸易大量增加，禁令越多走私越甚，利益也越大，茶马互市也到达了极为繁盛时期。明太祖洪武年间，上等马一匹最多换茶叶120斤。明万历年间，定上等马一匹换茶三十篦，中等二十，下等十五。明代文学家汤显祖在《茶马》中写道：“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羌马与黄茶，胡马求金珠”。足见当时茶马交易市场的兴旺与繁荣。
清朝继承和发展了明代的茶马管理制度。清初，为大量扩充战马的需要和获得茶马交易带来的巨额税收，清政府推出了严苛的贸易管控措施，在各地广设茶马司，推行“茶引制”，并在政策上进行了重大改革。顺治十八年（1661），五世达赖请求在云南胜州（今永胜县）设置互市，得到了清政府的允许，云南产的大叶种茶得到大量推广，出现了近十万亩茶园。雍正七年（1729），清政府对西双版纳进行改土归流，设置了普洱府，并在思茅开设了总茶店，由政府垄断经营。雍正十三年，朝廷在云南实行“云南茶法”：朝廷准许在云南每年发“茶引”三千，每“引”购茶一百斤。而且规定交易之茶需为圆饼状，每个圆饼重七两，七个圆饼为一筒，每筒四十九两，每筒征税银一分，每张“茶引”可买三十二筒茶，上税银三钱二分，永为定制。茶法实行后，推动了茶叶的发展，收税、过关检查较为方便，统计茶的重量只用数数即可，不按规定数量做饼茶的茶商、茶农会受到严格惩处。至清代，茶马治边政策有所松弛，私茶商人较多，在茶马交易中则费茶多而获马少。雍正十三年，官营茶马交易制度终止。
民国时期，除官营占较大比重外，民间交易也极为繁盛。二战时期，茶马古道成为中国通往外界的主要通道，于是茶马贸易再次达到了鼎盛。二战结束后，由于地理条件、经济地位所限，以及现代运输条件的不断改善，茶马古道渐渐被荒废，只存在乡村间的短途运输。茶马贸易虽淡出了百姓的生活，但这条繁荣了十几个世纪的商道留下了独特的文化记忆，沿途的古遗迹成为人们记忆马帮生活、感受古代民间及国际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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