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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茶叶冲瀹技法经历了由粗到精、由精入微、又复归于自然的一个过程。唐以前都属于粗放式煮饮法，即煮茶法。陆羽在《茶经》里总结说：饮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者。乃斫、乃熬、乃炀、乃舂，贮于瓶缶之中，以汤沃焉，谓之痷茶。或用葱、姜、枣、桔皮、茱萸、薄荷之等，煮之百沸，或扬令滑，或煮去沫，斯沟渠间弃水耳，而习俗不已。针对这种饮茶习俗，陆羽在《茶经》里极力提倡煎茶法，他的煎茶法不但合乎茶性茶理，而且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有一定的精神追求，并制定出一套较完整的煎茶方法，立刻在文人雅士甚至王公朝士间得到了广泛响应。比陆羽稍晚的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是这样评述的：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陆羽创立的煎茶法首次使中国饮茶艺术从生活领域提升到精神品饮和艺术创造的高度，为中国茶文化发展和茶道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陆羽提倡的煎茶法，在《茶经》里有详细记述，可以归纳为以下程序：备器、添炭、炙茶、末茶、煮水、煎茶、酌茶、饮茶。煎茶法和煮茶法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对煎茶法有一套完整的茶事实践程序，并对诸如煎水、备茶、煎茶、酌茶、饮茶等过程表现出极大关注，而且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人文精神灌注其中，使茶事活动具有了文化品味和精神追求。另外，煎茶时不再加入葱、姜、枣、桔皮、茱萸、薄荷等调味品，只加入少许精盐，以调和汤味。晚唐以后煎茶时已不再加盐，成为完全的清饮法了。
唐代也是禅宗发展鼎盛时期，禅门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昔年达摩祖师面壁调心，曾以茶去昏滞；降魔大师叫人学禅，则皆许饮茶，以至人自怀挟，到处煮饮，禅茶之风大兴。如《景德传灯录》中记载：煎茶次，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襄州历村和尚）举茶匙子。僧曰，莫只这便当否？师掷向火中。再如《五灯会元第三》记载：师（归宗寺智常禅师）尝与南泉同行，后忽一日相别，煎茶次，南泉问曰：从来与师兄商量语句，彼此已知。此后或有人问，毕竟事作幺生？师曰：这一片地大好卓庵。泉曰：卓庵且置，毕竟事作幺生？师乃打翻茶铫，便起。泉曰：师兄吃茶了。普愿未吃茶。师曰：作这个语话，滴水也难销！唐代高僧百丈怀海禅师曾手订《百丈清规》，专设茶头，详细规约，以备大众茶汤，将茶事融入禅门，开后世茶禅一味先风。这些都应该看作煎茶法的最初形式。
中国茶道艺术在宋代发展到了极致。宋代无论在文学、艺术还是绘画或者建筑乃至饮食、服饰等方面，都开始变得精致和细腻，茶道尤其如此。我们读蔡襄的《茶录》，读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饮茶发展到宋代，更趋于精致化，并形成了独特的点茶法。在陆羽创立的煎茶法里，是将碾罗后的茶末投入煮沸的茶釜中直接煎煮，和煮茶法还有许多共同之处；而宋代的点茶法则是将碾罗后的茶末投入茶瓯中调膏后用沸水冲点，已和煮茶法有了明显区别。宋人也有继续唐代煎茶法或将点茶法称作煎茶法的，如苏东坡《试院煎茶》：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蒙茸出磨细珠落，眩转绕瓯飞雪轻。银瓶泻汤夸第一，未识故人煎水意。〔古语云：煎水不煎茶。〕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苏辙《和子瞻煎茶》：煎茶旧法出西蜀，水声火候犹能谙。相传煎茶只煎水，茶性仍存偏有味。这里的煎主要指煎水而言，而煎茶法里最重要的程序就是煎水。苏轼诗里所引用的古语云：煎水不煎茶应该就是陆羽《茶经》里所提到的茶诀。毫无疑问，这是对煎茶词义的延伸和发展，也是对煎茶法的发展，后世沿用其意，于是凡注重煎水的茶叶冲瀹技法都可以称作煎茶法了。
元明之际中国茶道的发展也是很可观的，他已经由历代那种外在的形式开始向内心过渡，元明之际的茶人更注重在煎茶过程中自我内心的感悟，这一点我们在读杨维贞的《煮茶梦记》、朱权的《茶谱》、田子艺的《煮泉小品》、屠隆的《考盘余事》等都有这样的感受。特别是明代的一些笔记小说和小品文里有关茶道的文章，尤其如此。
元明时中国的制茶技术发生了变化，散茶开始大量出现，团茶逐渐退出，特别是明太祖朱元璋罢贡团茶，遂使散茶（这里指叶茶，下同）独盛，茶风也为之一变。散茶的出现必然要求煎茶法有所改变，于是简便易行的冲瀹法便应运而生了。冲瀹俗称冲泡，也有称撮泡的，是指将散茶直接放入茶器中以沸水冲泡，不碾、不罗，不但简便易行，也最能得茶之真香、真味。明代陈师《茶考》载：杭俗烹茶，用细茗置茶瓯，以沸汤点之，名为撮泡。置茶于瓯、盏之中，用沸水点之，称为撮泡，此法沿用至今。明人对自己的发明是很得意的，如许次纾《茶疏》今古制法条载：古人制茶，尚龙团凤饼，杂以香药不若近进制法，旋摘旋焙，香色俱全，尤蕴真味。再如朱权《茶谱》：盖羽多尚奇古，制之为末。以膏为饼，至仁宗时，而立龙团、凤团、月团之名，杂以诸香，饰以金彩，不无夺其真味。然天地生物，各遂其性，莫若茶叶，烹而啜之，以遂其自然之性也。值得注意的是，散茶出现后传统的煎茶法仍占主导地位，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明末甚至清初。明人把这种复古的饮茶法称作烹茶。如朱权《茶谱》：予故取烹茶之法，末茶之具。崇新改易，自成一家。这种烹茶法也可以归入煎茶法范畴。这里所谓的煎茶法，是指在煎茶过程中，茶人对于诸如择水、煮汤、备器、品饮环境以及茶业冲瀹技法的关注，这样的茶叶冲瀹方法我们仍然称之为煎茶法。
清代继承明代遗风，茶风虽然兴盛，但由于文化趣味上的差异，茶道艺术已没有自宋至明那样的疏朗明净之感了，煎茶法也渐次湮没。
民国时期由于内忧外患，茶道只能成为余事，真正属意于茶文化、茶道艺术的人是比较少的，更不用说煎茶法了。到了建国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茶文化、茶道、煎茶法可以说已经绝迹了。但这种绝迹只是暂时的或者说人为的，因为茶文化的种子还在，因为茶道的精神还在，因为真正的煎茶法还在在浩瀚的茶文化历史典籍里，在历代茶人淡泊宁静的心里，在这块饱受蹂躏而又生生不息的土地上，只要我们能静下心来，用心去倾听、体悟、感受、总结、实践，中国茶文化、中国茶道及煎茶法就能归复，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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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白顶芽历史溯源
在茶界说起独一无二、举世无双的太白顶芽，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为何自1999年起遍获国际茶博会金奖的白茶在茶圣陆羽的《茶经》里毫无记载，为何在公元1979年林业工作者在黄浦江源所地之海拔800多米的深山密林间发现的白茶是当世唯一的一蓬树龄逾千年的再生型古白茶叶茶树呢？
传说，茶圣陆羽在写完《茶经》后，心中一直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虽已尝遍世上所有名茶，但总觉得还应该有更好的茶，于是他后来也不著书，带了一个茶童携着茶具，四处游山玩水，寻仙访道，其实为了再寻找茶中极品。一日，他来到湖州府辖区一座山上，只见山顶上一片平地，一眼望不边，山顶平地上长满了一种陆羽从未见过的茶树，这种茶树的叶子跟普通茶树一样，惟独要采接的牙尖是白色，晶莹如玉，非常好看。陆羽惊喜不已，立时命茶童采摘炒制，就地取溪水烧开了一杯，但见茶水清澈透明，只闻清香扑鼻，令陆羽神清气爽，陆羽品了一口，仰天道妙啊！我终于找到你了，我终于找到你了，此生不虚也！话音末了只见陆羽整个人轻飘飘向天上飞去，竟然因茶得道，羽化成仙了……
陆羽成仙后来到天庭，玉帝知陆羽是人间茶圣，那时天上只有玉液琼浆，不只何为茶，命陆羽让众仙尝尝，陆羽拿出白茶献上，众仙一尝，齐声说到：妙哉！玉帝大喜：妙哉！此乃仙品，不可留与人间。遂命陆羽带天兵五佰将此白茶移至天庭，陆羽不忍极品从此断绝人间，偷偷留下一粒白茶籽，成为人间唯一的白茶王，直到二十世纪70年代末才被发现，真是人间有幸啊！
从明代中期以后，士人品茶讲究理趣，追求品饮过程中的精神、文化享受，茶具因此而日趋小巧精致。对此，冯可宾在《芥茶笺》中有一段独到的议论：
或问壶毕竟宜大宜小？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自酌自饮，方为得趣，何也？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
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中亦强调：
壶供真茶，正在新泉活火，旋瀹旋啜，以尽色香味之蕴。故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宜盎（凸）不宜砥（平），汤力茗香，俾得团结氤氲。
可见，瀹茶用小壶，既可发香，又可得趣，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对理性的一种追求。不过，其时江南一带多重绿茶，而且一客一壶，所以上述所论者与工夫茶仍有很大距离。
但冯可宾《芥茶笺》所说的施于他茶，亦无不可这句话，已给人一种明确的提示：用小壶瀹饮其它品类茶叶的，亦大有人在。
1987年，漳浦县盘陀乡通坑村发现明万历户、工二部侍郎卢维桢墓，从中出土了有时大彬制四字款识的紫砂壶一件，壶呈栗红色，高9．2、口径75、腹径11．0厘米，壶盖内沿已有轻度磨损，证明墓主生前已使用多时，以壶殉葬、亦可看出主人珍爱程度。
卢维桢死于万历三十八年，故该壶应属时大彬中前期作品。壶虽略大，但漳浦属岩茶、溪茶辐射区，所以该壶的出土，似可为我们提供乌龙茶区早期使用紫砂壶的实物依据。
明末清初，闽汶水善烹茶。张岱《闽汶水茶》诗说：刚柔燥湿必身亲，下气随之敢喘息？到得当炉啜一瓯，多少深心兼大力。周亮工《闽小纪》亦云：歙人闵汶水居桃叶渡上，子往品茶其家，见其水火皆自任，以小酒盏酌客，高自矜许。
两人均亲晤汶水，所记略同：燥湿身亲与水火自任，当炉啜一瓯与以小酒盏酌客，其程式与工夫茶已很近似，如果壶中换上乌龙茶，则工夫茶法相便全具了。
乾隆初曾任县令的溧阳人彭光斗在《闽琐记》中说：余罢后赴省，道过龙溪，邂逅竹圃中，遇一野叟，延入旁室，地炉活火，烹茗相待。盏绝小，仅供一啜。然甫下咽，即沁透心脾。叩之，乃真武夷也。客闽三载，只领略一次，殊愧此叟多矣。
这位彭太爷可能亦是深受明人不重问茶影响者，到福建当了三年官，居然连尝都不尝一下武夷茶。难怪他领略一次并大称快意之后便有愧色。不过，他的这则琐记，倒是为我们留下了到目前为止可能是最早的，有关工夫茶程式的记载。
可以视为简明工夫茶经的文献，是乾隆二十七年（1762）修纂的福建《龙溪县志?风俗篇》：
灵山寺茶，俗贵之。近则远购武夷茶，以五月至，至则斗茶。必以大彬之壶，必以若深之杯，必以大壮之炉，扇必以棺溪之蹩，盛必以长竹之筐。凡烹茗，以水为本，火候佐之。水以三叉河为上，惠民泉次之，龙腰石泉又次之，馀泉又次之。穷山僻壤，亦多耽此者。茶之费，岁数千。
简短的十几句话，包括了择茶、择器、择水、候汤以至水质品评的内容，而且已开列了后来被称为工夫茶四宝即铫、炉、壶、杯中的三宝。所以，这则地方志资料虽然未出现工夫茶的名目，却已具工夫茶程式之实。
值得注意的还有后段穷乡僻壤，亦多耽此者那句话，它说明了，上述的瀹饮法在当时已相当普及，只可惜没有像彭县令那样的文人为之写记，或加以归纳总结，著成专书使之传布四方而已。
一般说来，一种习俗从萌发到定型、普及，都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因此，自然不应把乾隆二十七年作为形成该习尚的时间上限。
二十四年后，即乾隆五十一年丙午（1786），袁枚在《随国食单》中记下他饮用武夷茶的经过和感想：
余向不喜武夷茶，嫌其浓苦如饮药。然丙午秋，余游武夷曼亭峰、天游寺诸处，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椽，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朴鼻，舌有馀甘。
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矜，怡情悦性。始觉龙井虽清而味薄矣，阳羡虽佳而韵逊矣！用小壶、小杯冲武夷茶，嗅香、试味、徐咽，袁枚所描述的过程，已与现今的品工夫茶法完全一样；虽然文中同样没有工夫茶三字。
正式把工夫茶三字作为一种品茶程式并和潮州连结在一起的文献，是清代俞蛟的《梦厂杂著》卷十《潮嘉风月》（工夫茶）：
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为精致。炉形如截简，高约一尺二三寸，以细白泥为之。壶出宜兴窑者最佳，圆体扁腹，努嘴曲柄，大者可受半升许。
杯盘则花瓷居多，内外写山水人物极工致，类非近代物，然无款志，制自何年，不能考也。炉及壶、盘如满月。此外尚有瓦铛、棕垫、纸扇、竹夹，制皆朴雅。壶、盘与林，旧而佳者，贵如拱壁，寻常舟中不易得也。
先将泉水贮铛，用细炭煎至初沸，投阅茶于壶内冲之，盖定，复遍浇其上，然后斟而细呷之。气味芳烈，较嚼梅花更为清绝，非拇战轰饮者得领其风味。蜀茶久不至矣，今舟中所尚者，惟武夷，极佳者每斤须白强二枚。
这一记载，远较《龙溪县志》、《随园食单》为详，如炉之规制、质地，壶之形状、容量，瓷杯之花色、数量，以至瓦铛、棕垫、纸扇、竹夹、细炭、闽茶，均一提及。而投茶、候汤、淋罐、筛茶、品呷等冲沏程式，亦尽得其要。因此该记问世以后，便成工夫茶文献之圭臬，至今各种类书、辞典中的【工夫茶】条，例皆据此阐说。
俞蛟是浙江山阴人（今绍兴），字清源，号梦厂居士。生于乾隆十六年（1751），五十八年以监生身份出任兴宁县典史，至嘉庆五年（1800）离任。《潮嘉风月》应是他在此期间据亲历及耳闻目睹者辑录而成，故对潮州、嘉应州（今梅州）之风物能刻划入微。
俞蛟笔下所记的，当系处于基本定型、成熟阶段的潮人饮茶习俗。作为翔实可征的文献，《潮嘉风月》功不可没。但据此而认定乾嘉之际是潮州工夫茶的源头，则仍有可商之处。因为，如前所述，民俗的萌发与定型，本非一事。
明潮州遗民陆汉东《迦风草堂集?谢文笠山人惠茶》诗云：山中珍重寄，一啜爽吟魂。叶散香初动，杯倾气若存。句中用杯、一啜、气若存诸字，能使人依稀想见作者饮茶时用小壶小杯，啜后嗅杯底的情景。
清初与梁佩兰、屈大均合称岭南三大家的布衣诗人陈恭尹，有一首咏潮州茶具的五律：
白灶青铛子，潮州来者精。洁宜居近坐，小亦利随行。就隙邀风势，添泉战水声。寻常饥渴外，多事养浮生。（见《明末四百家遗民诗》卷六）白灶，即俞蛟所记的以细白泥为之的截筒形茶炉；青铛，即瓦档（砂铫）。
此两件乃工夫茶四宝中之二宝，能博得罗浮诗家陈恭尹潮州来者精的赞誉，可知其精洁、小巧，便于携带、逗人喜爱的程度。而茶具的精良，正反映了其时潮州茶事的兴旺。
康熙二十年辛酉（1681）举人、海阳（潮安）陈王猷的《舟茗》诗云：穷已如黄九，犹将茗碗行。燃炉风欲破，沽水雨初晴。秋影来无色，江涛近一声。旗枪新辨味，最是武夷精。末两句，十分明确地表达了潮人善于品评茶味又钟爱武夷茶的风气，比俞蛟今舟中所尚者惟武夷的记述，起码早出一百年。
综上所述，可以这么认为：明清之际，潮人（至少是在文人圈中）已有用壶杯冲彻武夷茶的习尚。这种品条方式，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地丰富、普及、提高，并在繁华气象，百倍秦淮（俞蛟《潮嘉风月?韩江》中语）的韩江六篷船中得到完善的体现。
潮人日夕品赏其中，习以为常，竟无人予以总结、描述。（或虽有而文献已阙失）俞蛟任职粤东，以外地人的眼光来观察潮州风物，遂有见景皆异、无俗不奇的感觉。加上他有采风问俗，记载宜详（《潮嘉风月》前言）的雅好，因而已臻成熟期的潮州工夫茶习尚便通过他的笔端而传闻世间。所以说，把《潮嘉风月》视为潮州工夫茶的里程碑式记载则可，将其当成工夫茶的发端则不宜。
当然，清代中前期仍有一些不饮工夫茶的记载。如乾隆十年（1745）《普宁县志?艺文志》中收录主纂者、县令萧麟趾的《慧花岩品泉论》，就有这样一段话：因就泉设茶具，依活水法烹之。松风既清，蟹眼旋起，取阳羡春芽，浮碧碗中，味果带甘，而清冽更胜。
茶取阳羡，器用盖碗，芽浮瓯面，其非工夫茶程式，自不待言。但萧县令乃外地人，有如前述福建那位客闽三载，只领略一次（武夷茶）的彭光斗县令一样，入乡而不愿随俗，亦在情理之中，强求不得。故其所述，似难代表潮风潮俗。
工夫茶创自何地，创自何等样人？以目前发见的资料，要确切回答仍很困难。从袁枚《随园食单》所记余游武夷僧道争以茶献数语来看，小壶小杯瀹武夷茶之方式似为武夷僧道所创。
但前此二十多年的《龙溪县志》既已明言该品茶法，穷山僻壤，亦多耽此者。茶之费，岁数千。足见其法实非僧道所独擅。何况，袁枚在乾隆四十九年《赠寄尘上人即送赴潮州兼申武夷之约》中有：武夷如践约，待我菊花天之句，后来寄尘山人未践约，而袁枚在读了李宁圃《程江竹枝词》后，曾深以当日到广不到潮为恨（见《随园诗话》卷十六）。
设若当时袁枚与上人同到潮州，依他的逢奇必录的习性，又焉知其对工夫茶之描述，不在乾隆五十一年武夷游之前？
粤人至福建贩茶，由来已久。《寒秀草堂笔记》云：柯易堂曾为崇安令，言茶之至美，名为不知春，在武夷天佑岩下，仅一树。每岁广东洋商顶以金定此树，自春前至四月，皆有人守之，惟寺僧偶乞得一、二两，以饷富家大贸。嘉庆十三年（1808）《崇安县志?风俗》也云：
茶市之盛，星渚为最。初春后，筐盈于山，担属于路。负贩之辈，江西、汀州及兴泉人为多，而贸易于姑苏、厦门及粤东诸处者，亦不尽皆土著。
若返观陈王猷旗枪新辨味，最是武夷精之句，再前溯明郭子章所谓惟潮阳间有之，亦闽茶之佳者等情况，可知潮、闽间之茶叶贸易，源远流长。
茶商一般都是烹茶、品茶高手，当他们进入茶区认购茶叶时（不至茶区，便决无前述的预付定金购某一树并严加看守之事），自然会在茶艺方面与茶农互相切磋交流；而茶农也必定会在如何改进茶叶质量、增强品尝效果等方面虚心倾听茶商意见，以期产品适销对路，达到双方互惠互利之目的。
正是出于这种密切的贸易伙伴关系，在长期的双向交流中（也许还包括潮州来者精的泥炉、砂铫等条具之流播），武夷茶之质量不断提高，而工夫茶程式亦得以逐步完善，以致在有关这一饮茶程式的记载中，其程序与器具竞惊人地一致。
因此，在探索工夫茶程式的源头时，更倾向于乌龙茶产、销双方共创说。
清代中后期，工夫茶渐次普及。光绪年间，张心泰在《粤游小记》中说：
潮郡尤尚工夫茶，有大焙、小焙、小种、名种、奇种、乌龙等名色，大抵色香味三者兼全。以鼎臣制胡桃大之宜兴壶，若深制寸许之杯，用榄核炭煎汤，乍沸泡如蟹眼时，以之瀹茗，味尤香美。甚有酷嗜破产者。
嗜茶的习俗反过来又刺激、推动了茶叶的贸易、经营。据民国十八年（1929）《建瓯县志》卷二十五《实业?乌龙茶》所载：
近分广潮帮来来办者，不下数十号。市场在城内及东区之东峰屯、南区之南雅口。出产倍于水仙，年以数万箱计（箱有大斗及二五箱之别，二五箱以三十斤为量，大斗倍对。
假设年购五万箱，每箱以45斤（即二五箱与大斗之平均值）计，总量便达225万斤！而且，这仅仅是建瓯县一个县，乌龙茶一个品种。可见，广潮帮每年从福建采办的茶叶，数量相当庞大。凭此一项，称工夫茶而以潮州冠之，可谓实至名归！
普洱茶一般都采用冲瀹法，和乌龙茶冲饮方法基本相同。比起乌龙茶，普洱茶似乎更耐冲瀹，特别是老茶，能冲瀹十水以上，有人甚至试过冲瀹到三十水，据说还有味道。
普洱茶历史很久远，可以追溯到距今约1800年前的东汉时期。有关普洱茶的冲饮方式，考之茶史，唐宋两代是“杂椒姜烹而饮之”，也就是煮茶法。元、明两代廓落无闻，到了清代，普洱茶被列为贡品，才开始受到重视。
普洱茶素来以“药用功效”见称，据清人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记载：“普洱茶性温味香，产攸乐、革登、倚邦、莽枝、蛮砖、慢撒六茶山，以倚邦、蛮砖茶味较盛。味苦性刻，解油腻牛羊毒，虚人禁用……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阮福《普洱茶记》也说：“（普洱茶）气味随土性而异，生于赤土或土中杂石者最佳，消食散寒解毒。”普洱茶的药用功效最适合于煎茶法，而冲瀹法仅仅是一时的便宜之举。
煎普洱茶法所用茶器和煎绿茶法基本相同，包括茶炉一、茶铫一、茶箸一、茶囊一、茶洗一、公道杯一、过滤网一、茶碗数只，其它用器如常，这里就不一一罗列了。
首先煎水，然后备茶。水以山泉水为首选，以纯熟最为适用，也就是大家通常说的“三沸水”。备茶时将适量普洱茶置于茶囊上，松松包裹后用麻绳绑扎，置于茶洗中。待得茶铫中水近一沸时，提铫将热水注入茶洗，以能完全浸没茶囊为度，烫洗两次，每次烫洗时间约3秒钟。等到水近三沸时，将茶囊迅速投入茶铫中，并用茶箸稍稍搅动一下，使茶囊受水均匀。普洱茶的煎煮时间一般为10—30分钟，不加盖，火候以茶铫中水波微滚为度。茶煎好后即断火，再待一两分钟，听着茶铫中已经“声闻俱息”了，普洱茶就煮好了，可以开汤。出汤前用茶箸将茶囊拣出，然后滤茶。按人数将茶分入茶碗后饮用。
需要说明的是，用煎茶法滤出的普洱茶汤香气深沉，滋味平和，入口甘淡，矫舌即空，三盏后喉底回甘，舌面生津，最适宜长日清谈或围炉夜话，也最适宜于禅修或茶道修习。另外，无论新茶老茶，也无论生饼熟饼，通过煎煮时间和火候控制，均能达到最佳品饮效果，可谓“等无差别”。
茶与中国佛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佛教徒饮茶史至晚可追溯到东晋。《晋书艺术传》记载，单道开在后赵的都城邺城昭德寺坐禅修行，不畏寒暑，昼夜不眠，叫R镇守药数丸，大如梧子，药有松蜜姜桂伏苓之气，时复饮茶苏一、二升而已。古代有将茶与姜、桂、桔、枣等果料香料一同煮饮的习惯，茶苏即此类。佛教初传中国，国人多视之为神仙方术一类。而当时僧人多修习小乘禅法，且严格遵循过午不食的戒规。
为了补足午后的营养，提神益思，驱除禅修中的昏沉，同时也为了养生，迫切需要一种秘方或带有药有用功能的饮料(午后可饮果汁等)。而正是这种需要，两千年来，使茶与佛教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茶在寺院普及是在唐代，尤其是禅宗兴起之后，并影响及于社会。
《封氏闻见记饮茶》记载：南人好饮之，北方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寝，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泽甚多。
由于唐宋禅僧的提倡，促进了北方民间饮茶习惯的普及。唐大中三年(849)东都进一僧，年一百二十岁，宣帝问服何药而致此，僧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惟茶是求，或出亦日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
中国煎茶道萌芽于西晋，酝酿于东晋南北朝以迄盛唐，形成于中唐代宗、德宗朝，兴盛于中晚唐，衰于五代、北宋，亡于南宋，前后历九百年的历史。煎茶道是中国最先形成的茶道形式，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广泛，并远传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
(一)煎茶道茶艺
煎茶道茶艺有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茶五大环节。
1.备器
《茶经》四之器章列茶器二十四事，即风炉(含灰承)、[上竹下吕]、炭挝、火[上竹下夹]、[钅复]、交床、夹纸囊、碾拂末、罗、合、则、水方、漉水囊、瓢、竹[上竹下夹]、鹾簋揭、碗、熟、盂、畚、札、涤方、滓方、巾、具列，另有的统贮茶器的都篮。
2.选水
《茶经》五之煮云：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拣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江水，取去人远者。井，取汲多者。陆羽晚年撰《水品》(一说《泉品》)一书。张又新于公元825元年前后撰《煎茶水记》，书中引刘件刍评判天下之水等，陆羽评判天下之水二十等。讲究水品，是中国茶道的特点。
3.取火
《茶经》五之煮云：其火，用炭，次用劲薪。其炭曾经燔炙为膻腻所及，及膏木、败器不用之。温诞筠撰于公元860年前后的《采茶录》辨条载：李约，[氵开]公子也。一生不近粉黛，性辨茶。尝日：茶须缓火炙，活火煎。活火谓炭之有焰者，当使汤无妄沸，庶可养茶。
4.候汤
《茶经》五之煮云：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候汤是煎茶的关键。
5.习茶
习茶包括藏茶、炙茶、碾茶、罗茶、煎茶、酌茶、品茶等。
撰于八世纪末的《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条载：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元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量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御史大夫李季聊宜慰江南，至临淮县馆，或言伯熊善饮茶者，李公请为之。伯熊着黄被衫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左右刮目。常伯熊，生平事迹不祥，约为陆羽同时人。他对《茶经》进行了润色，娴熟茶艺，是煎茶道的开拓者之一。
陆羽、常伯熊而外，皎然、斐汶、张又新、刘禹锡、白居易、李约、卢仝、钱起、杜牧、温道筠、皮日休、陆伟蒙、齐等人对煎茶道茶艺均有贡献。
(二)茶礼
《茶经》五之煮云：夫珍鲜馥烈者，其碗数三，次之者，碗数五。若坐客数至五，行三碗。至七，行五碗。若六人已下，不约碗数，但阙一人，而已其隽永补所阙人。一次煎茶少则三碗，多不过五碗。客人五位，则行三碗茶，客人七位，则行五碗茶，缺两碗，则以最先舀出的隽永来补。若客四人，行三碗，客六人，行大碗，所缺一碗以隽永补。若八人以上则两炉，三炉同时煮，再以人数多少来确定酌分碗数。
(三)茶境
《茶经》九之略章有若松间石上可坐，若瞰泉临涧，若援藟跻岩，引絙入洞，则茶事活动可在松间石上，泉边涧侧，甚至山洞中进行。十之图章又载：用绢素或四幅或六幅，分布写之，陈诸座隅。则茶之源、之具、之造、之器、之煮、之饮、之事、之出、之略目击而存，于是《茶经》之始终备焉。在室内进行茶事活动，在四壁陈挂写有《茶经》内容的挂轴，开后世悬挂书画挂轴的先河。
陆羽煎茶道，对环境的选择重在自然，多选在林间石上、泉边溪畔等幽雅的自然环境中。或在厅堂书斋，四壁常悬挂书画条幅。
(四)茶修
茶之为物，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茶经一之源》)。饮茶利于精行俭德，使人强身健体。
在《茶经》四之器中，风炉的设计就应用了儒家《易经》的八卦和阴阳家的五行学说。风炉上铸有坎上巽下离于中，体均五行去百疾的字样。鍑的设计为：方其耳，以正令也;广其缘，以务远也;长其脐，以守中也。正令、务远、守中，反映了儒家的中正的思想。《茶经》不仅阐发饮茶的养生功用，已将饮茶提升到精神文化层次，旨在培养俭德、正令、务远、守中。
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条载：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
中唐以降，已经认识到茶的清、淡的品性和涤烦、致和、全真的功用。饮茶能使人养生、怡情、修性、得道，甚至能羽化登仙。陆羽《茶经》，斐汶《茶述》，皎然三饮，卢仝七碗，高扬茶道精神，把饮茶从目常物质生活提升到精神文化层次。
八世纪下半叶，值中唐时期，煎茶茶艺完备，以茶修道思想确立，注重对饮茶环境的具备初步的饮茶礼仪，这标志着中国茶道的正式形成。陆羽不仅是煎茶道的创始人，也是中国茶道的奠基人。煎茶道是中国最先形成的茶道形式，鼎盛于中、晚唐、经五代、北宋，至南宋而亡，历时约五百年。
我国和日本都是嗜茶之邦，通常我们把喝茶称作泡茶，斯文点的还有煮菜、烹茶、点茶等说法，日本人却呼之为煎茶，一个“煎”字，令人油然联想起茶与中药的绵长渊源。
其实，日本的煎茶指的就是绿茶，盛茶的茶壶却有讲究，叫“急须”，形状小巧玲珑，其把柄与壶嘴成直角，扣在指上浅斟慢酌，方能品出茶中的甘味和涩味，如此慢工细活的道具，偏要叫它“急须”，真有点黑色幽默的意味了。
煎茶中，最上乘的是“玉露”，因叶片采用蒸汽蒸煮的“蒸青”技术，外形绿得令人赏心悦目，这就像我们早春时节喝的“头茶”，等而次之的叫作“番茶”，再次的叫“焙茶”……据说，古代日本人只喝抹茶，当时流行于武士间的抹茶道，是典型的武人文化；而喝茶原本是文人墨客间的雅事，于是，京都一带的文人墨客争相以喝煎茶为时尚，还撰写出第一本有关煎茶的专著《青湾茶话》，终于也喝出点道道来，形成了煎茶道，与武人的抹茶道相抗衡，但这已是迟至江户时代中晚期的事。
煎茶道不像抹茶道那么繁复华美，它尊重美，但以简洁为美，提倡“和敬清闲”，即和谐、尊敬、公平、诚信，特别注重饮茶时肉体与精神的舒展，使之渐臻无我之境，当然，要得到这样的心境，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原以为煎茶道唯日本独有，近日偶阅史书，才知也是我国传过去的，日本人不过拾人牙慧而已，但我国的煎茶道失传于南宋中期，从继承国粹的角度看，人家确实比我们更有耐心。
西山茶源自佛教神秘之地广西桂平西山，县志记载，自唐代（618年～907年）高僧开始种植，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传说，古时有个樵夫上山砍柴，在棋盘石那个地方见到三个老翁正聚精会神地一边下棋，一边饮茶。樵夫是个棋迷，就走近前去观看，看见他们正在研究的是《三仙舍友》棋局，便在旁边说了几步着法，三个老翁见是棋友，便请樵夫一起喝茶、研究棋局，仔细一看樵夫大吃一惊，原来三个老翁走的棋非常精妙，几乎是“仙着”。有个老翁看了看他，便给他递上一杯茶，他一饮，便连声称赞说：“真是仙茶！”老翁十分高兴，当即送给他一包茶籽，然后对他说：“时候不早了，你赶快下山回家吧。”樵夫下山回来，回到村中，竟没有一个人是自己认识的。问来问去，村里人说到百年以前，村里有个人上山打柴，一去不复返，打柴人再问那个人姓甚名谁，村里人说了，樵夫才恍然大悟，自己见到的，正是两位神仙，“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嘛。他摸模衣袋。发现茶籽不见了，斧头也忘记带回来，便复上山去寻找，见到斧头，斧柄已经腐朽了。斧头旁边，已长出一棵棵茶树。以后这些茶树逐渐长大，成了茶林，村里人用这些茶泡来饮，特别香，和仙人给樵夫饮的一样，香甜可口，人们称之为棋盘茶，因为仙人回去时，匆忙中把棋盘遗留在那里了。
随着西山佛教文化的兴盛，西山茶作为僧人日常必须的馈赠礼品，在粤、湘、桂等地广为流传，享有盛誉。到了清代（1636年～1912年）被评为全国名茶，选为贡品，自此，西山茶进入了鼎盛时期。
普洱茶，这一古老而又文明的饮料，从它的被发现、饮用、相传至今，已从显为人知到蜚声海内外，为世人所喜爱。由普洱茶应运而生的生产、经济与文化活动，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中各个不同的层次，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远至上古，近至当代，上至宫廷，下至庶民百姓，从古老的传说到诗歌、绘画、戏剧、艺术小说、文人名家及至茶文化的传播，无不渗透着它的踪迹。
各民族祭奠茶神或茶王树，古已有之。《檀萃滇海虞衡志》中“茶山有茶王树，较五茶山独大，本武侯遗种，至今夷民祀之。”武侯是孔明的封号，全称武乡侯。“蜀建兴三年，孔明以赵云、魏延为大将，亲率十万南下南中(今云南)平定孟获叛乱。”而后，在云南就流传着孔明种茶、用茶的故事，于是有了茶本武侯遗种的传说以及夷民祀茶王之事。由此表明：只有在人类漫长的生产生活中，从对茶的利用中深得好处，才会念念不忘的像祭图腾那般，怀之以敬，奉之以祭。在滇南民间，除了祭茶神树的活动外，还广泛流传着祀奉“茶祖”孔明的史事，这从另一面反映了普洱茶源远流长，它超越了一般商品的应用范畴，早已渗透到人们的精神文化中了。
近年来，一些热心的茶叶专家学者和茶叶工作者，对分布在云南，尤其滇南一带的茶树品种资源进行了多次考察，发掘了堪称世界之最的茶树品种资源宝库。迄今为止，世界上已发现的茶组植物37个和3个变种，而云南就占33个，其中25个为云南所独有，多数集中在北纬21至25度地带上，就茶树的栽培利用来说，又以茶系中的普洱茶分布最广。1991年在澜沧邦崴村发现了举世稀有的千年树龄大茶树，其株高11.8米，树幅8.2*9米，介于野生到栽培型之间的过渡型茶树，被专家称为国宝，人类共同的财富，这对研究茶树的起源、进化、育种、栽培利用以及茶文化的进步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它与勐海巴达野生大茶树及南糯山茶树王一起被列为云南茶树三王，又在普洱市镇沅县千家寨发现世界上最古老的野生茶树群落。这些都是大自然赋予的宝贵财富，同时也在无声诉说：这里就是茶树起源。
相传古代殷纣时期，为反对暴君幽纣王的统治，周武王曾于公元前1068年联合当时西南的小国和部族伐纣，建立周朝。后来，西南部族以所产茶叶作为服顺周朝的贡品。由此可想，云南，尤其滇南部族用茶、饮茶据今已3000—4000年，甚至更远的时代。
历史上的普洱茶，主要是青茶类，即以青毛茶为原料加工制成。青毛茶经过再加工即制成多种花色，造型美观的成品。《阮福普洱茶记》记载：“普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二月采极细而白谓之毛尖，以作贡茶，贡后方许民间贩卖。采而蒸之，揉为饼，其叶之少放而嫩者名芽茶，采于三四月者名小满茶，采于六七月者名谷花茶，大而圆者名紧团茶，小而圆者名女儿茶，女儿茶为妇女所采于雨前得之”。女儿茶、毛尖茶、芽茶等均为历代贡茶珍品，清宫中就有“夏喝龙井，东喝普洱”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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