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茶经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饮者与历史的对话”精彩内容，帮助大家了解茶文化知识，欢迎大家进行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家乡盛产茶叶，有茶叶原产地之称，喝茶犹如每日三餐一样成了我们必不可少的生活节目。家乡原先最出名的是滇红茶，其次是尖山云雾、王子冠等系列绿茶。普洱茶早已有之，但因各种客观原因，直到这几年才一轰而响，并逐渐走红。对于我们这些自打娘胎起就与茶结缘的茶的儿女来说，接触，了解，熟悉，并彻底恋上普洱茶的过程，一切都来得那么强烈，那么自然。
时间，磨灭了多少美人，摧毁了多少英雄，打败了多少霸主，却独独成就了一片茶饼。这其中的意味，深长得让人喟叹。作为能喝的古董，普洱茶本身就蕴含着浓厚的岁月的秘香。越陈越香，绝不是一句空话，正如历史的积淀，积淀越久越有味，越吸引人。
我们想用眼睛去看透历史，也许很难很难，但用舌尖来体验历史的味道，却很轻易。打开一包陈年普洱，就像揭开了历史的盖子，我们冲饮的仿佛不是那一芽一芽的叶片，而是一页一页岁月的痕迹和历史的生动。
一芽一芽地碾压，一岁一岁地沉淀。当我捧起杯子用心与之对话时，那逝去的时间，从茶水中泛起来，丝丝缕缕，缠缠绵绵，喜怒哀乐、癫狂痴呆也禁不住随着尽情绽放开来。
品饮普洱茶的过程绝对是一次美妙的享受，因为有了时间的作料，总能勾起人无尽的遐想和回忆。遐想使饮者更充实和愉悦，回忆却让人兴奋和激动。马提亚尔说：回忆过去的生活，无异于再活一次。饮普洱茶就是在敲历史的门，或者说是再活了一次。
历史是时间的产物，普洱茶也需时间去喂养。若干年前先人的行为和思想成了今天的历史，今天的普洱也是若干年前前辈们辛苦的杰作。要想喝上一杯真正意义上的好陈年普洱茶，就得守着一个生茶饼等上几年甚至几十年，这是需要有足够的耐性的。耐性，不仅是想读历史的人要具备，想喝普洱茶的人要具备，做人更是要具备。如果说创造决定你的命运，耐性就决定你的成败。
每次回顾历史，我都满怀着崇敬和感恩。每次面对普洱茶，我的心底也不期然地升腾起崇敬和感恩来。历史是时间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普洱不也是时间给我们的恩赐吗？感谢茶民们的泪水，感谢岁月的厚爱，感谢上苍的施舍，感谢一切与茶有关的物件，让我能在今天舒坦地坐着看茶叶翻飞，吮吸茶香弥漫，品读古道马帮铃声清脆，思索人生多舛。
历史总是充满争议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历史观。同一历史事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想和评价，或褒或贬，或赞同或反对。同一个历史人物，有的人敬重他的精神，有的人关注他的行为，有的钟情他的社会背景。普洱茶也一样，这世界上，找不到两片同一种陈香和陈年普洱茶。普洱茶后发酵是一个自然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就在茶的内部静悄悄地实施着革命和创造，不同的时间、环境、品质造就出不一样的滋味和韵味，或苦或甜或酸或涩，而这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只属于时间和时间的摩擦。喝普洱茶的感受，很多茶人都说，那感觉是说不出来的。是的，体验因人而异，口感随人而缘，个中滋味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一饮一啜，我们在用味蕾与历史进行对话。对话，用心对话，心灵与心灵相撞、相交、相融，人醉历史，人醉茶叶，历史非史，茶非茶，人亦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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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的动人故事始于神农氏对茶中有益物质的发现。神农氏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三皇之一，也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和中草药专家，据成书于公元前2世纪的《神农本草经》记载： “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茶）而解之。”相传神农尝百草后感到不适，躺于树下，见到一种开白花的植物，便摘下嫩叶咀嚼而治好，由此，茶便被发现了。现代学者们普遍认为，早在公元前3世纪之前，茶在中国就已经非常盛行了。然而，直到公元前3世纪才出现了有关茶叶的记载。当时中国有位名医称赞茶可提精安神，还有一军队的著名将领写信向他的外甥索要一些“真茶”，因为他感觉自己年老体衰。茶原名“荼”，当时“荼”有两种含义，表示茶和苦苣菜两种植物，因此在古代记载中容易引起意义的混淆。公认“茶”字形最早见于《汉印分韵合编》中，而确定读音为“cha”，则始于南朝梁代（见清顾炎武《求古录》）。从而在读音上对其进行了区别。陆羽在《茶经》中首先把表“茶”义的“茶”字去掉一“一”后转变成为“茶”，并一直延用至今。这样，茶字便有了它独有的特征，茶的历史也因此变得更为简明了。 公元3世纪之前，人们一直从野茶树上采摘新鲜绿叶，并把它们冲泡成药物或滋补品。后来，为了保证茶叶的供应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人们开始在自己的小农场里种植茶树，一整套干燥和加工茶叶的系统方法逐渐发展起来。
公元4-5世纪，茶叶逐渐风行全国，人们开始在长江流域的丘陵地带建立新的茶叶种植园。茶叶被作为贡品献给皇帝，并开始在客栈、酒肆和饭馆出售。据记载，在公元476年，茶叶（青叶被蒸过后压缩成饼状）曾被用来与土耳其人进行物物交换。茶叶商变得越来越富有，陶工、银器商人和金匠们开始打制一些精美昂贵的茶具，用以显示茶叶主人的财富和地位。
繁荣的唐朝时期（618-906年）被认为是茶的“黄金时代”，茶不再仅仅作为滋补品饮用，由于其具有提精安神功效，更多地用于愉悦身心。茶的制作和服务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复杂的仪式，而茶叶的栽培和加工过程也有了严格的规定，规定了采摘者、采摘时间、采摘方法以及所采摘鲜叶的处理方法，对采茶者的个人素质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并禁止采茶女吃葱、蒜和浓烈的香料之类的食物，以免她们指尖的异昧污染细嫩的叶子。
在茶圣陆羽编撰第一本关于茶的书——《茶经》期间，茶变得越来越重要。陆羽的《茶经》一书被认为是茶的经典著作，涉及到茶这一植物的起源和特征、不同的品种、茶叶的加工过程、必备的工具、茶的冲泡、茶具、不同地域的水质、茶的药性以及饮茶的传统习惯等各个方面。
早在先秦时期，我们的先民一开始接触茶叶，是从直接咀嚼鲜叶开始的，采下一片新鲜的叶子，咽下那苦涩中带着芬芳的茶汁，体会那一阵收敛性的快感，以及持续半天的神清气爽，这就是茶作为食物和饮品的前生。
以茶当菜是茶从药用发展到食用的过渡。在《晏子春秋》中，“晏子相景公，食脱粟之饭，炙三弋五卵茗菜而已”，茗菜就是茶。其他的古籍中也有茶与其他香料共同煮食的记载，说明茶叶可以增加营养。而且茶可解除饮食中的有害物质，促进消化。
到了汉代，随着生活方式的演化，茶有了新的服用方式，那就是煎服。在陶罐中加水熬煮，最后一起服下，是简单有效的良药。汉代名医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说茶“治便脓血甚效”。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则在《食论》中写道“苦荼久食益思”。到了梁代名医陶景弘那里，说“久喝茶可以轻身换骨”。归结起来，当时茶的功用主要是润肠通便、提神醒脑。
编写于唐朝的《唐本草》，对茶的功效有了更详细的论述： “茶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瘘疮，利小便，去痰热渴，主下气，消宿食……下气消食，作饮，加茱萸、葱、姜良。”而此时，茶的饮用价值登上了历史的舞台，陆羽《茶经》的横空出世，就是对茶作为日常饮品归纳性的总结。
隋唐时期，中国经济的中心由北向南转移，南方的茶也渐渐进入到北方生活体系之中。茶叶的栽培和加工技术得到革新，各地涌现了大量名茶。唐代中期，举国上下饮茶之风兴盛，饮茶的方式也有了大幅度提高。当时，人们不仅仅关心茶的品质，对于煎茶之水、之器，以及饮茶的环境都非常讲究。正是如此，论茶的专著《茶经》才有了写作基础。
根据文献记载，中国人饮茶起源于公无前3000左右的神农氏时代，陆羽的《茶经》写遭：“茶之为饮，发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
神农氏发现茶树的传说有两种：一种说“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卜二毒，得荼而解之”。另一种则说，有一天神农氏在用鼎镬煮水之时，恰好有几片叶子飙到了水中，煮好的水呈微黄色，味道苦涩而带甘甜，人口后生津解渴，提神醒脑。神农氏根据以往尝百草的经验，认为这是一种药。陆羽《茶经》中关于神农时就已经发现茶树的说法是以推测的口吻说的，表明神农氏发现茶树的传说并不可靠。不过中国在很早的时候就发现茶树却是不争的事实，我国西南的青藏高原东缘的川滇一带是茶树的原产地，这一点已经得到证实，并且很多高达两三丈的野生大茶树就生长在这一地区。
据《华阳国志》记载，约在公元前1000年周武王伐纣之时，巴蜀一带的诸侯就将所出产的茶叶作为贡品进献。这是茶作为贡品的首次记载。到丫两周之时，在经典巾出现了“荼”这个字。《诗经·谷风》中写道：“行道迟迟，中心有违。不违伊尔，薄送我畿。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而《神农本草经》写：“茶色白可供药用，嫩苗可肖蔬菜”，可见荼是种苦药，也是苦菜，其功效与茶很类似。不过当时并没有“茶”这个字，而“茶”这个字是直到唐代陆羽著《茶经》才普遍流行开来的。
春秋时期，晏婴辅佐齐景公时有“食脱粟之食，炙三弋、五卯、茗荼而已”，这是茶叶作为菜肴汤料供人食用的记载。“荼”、“茶”二字的转变 在（九经）中并没有“茶”这个字，而且在后来的<班马宇类）中也并没有收进”茶”字，在别的很多典籍上也均没有”茶“字。由此可见，在古时一直都没有“茶”这个字，但是，在当时却是有茶的，用以替代“荼”的就是”荼”字。一直到了唐代才将“荼”宇减掉一画，变成茶字，而“荼”之读音也发生了变化。到了唐朝时的“茶圣”陆羽在其所著的（茶经）中，才用到了“茶”这个宇，但是唐岱岳观王圆题名碑上，还是两次提到“荼”字，这就看出，在唐时，“茶”字也并未普及。“茶”字的读音一直到粱才发生变化。
据记载，茶膏最早出现于唐代。唐代陆羽《茶经》中记载有畏流其膏、出膏者光、含膏者皱。据此记载可以认为，陆羽在这里所记载的膏，还不是制作而成的茶膏，而是指在制作饼茶时，茶汁溢出后的膏化现象。
唐代李肇《国史补》中记载的唐代贡茶中有岳州邕湖含膏。据此记载，唐代湖南岳州（今岳阳）已生产贡品邕湖含膏。
唐代张舜民《画墁录》中记载：贞元中常兖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耐之，谓研膏茶。据此记载，唐贞元（785~805年）中期真正意义上的茶膏出现。
五代十国时期（907~960年）陶谷所着《茗苑录》中记载有贡品茶膏玉蝉膏和缕金耐重儿。茶膏开始有名称，并出现了多个品种。
据《十国春秋》记载，南唐文通二年（937年）贡建州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据此记载，南唐文通二年（937年）福建建州生产的茶膏耐重儿已作为贡品入贡，但数量少，仅8枚，尤显珍贵。茶膏名称正式出现。
北宋徽宗赵佶（1082~1135年）自己编着了《大观茶论》，对茶膏油以饼面之事认为：茶之范度不同，如人之有面首也。膏稀者，其肤蹙以文；膏稠者，其理敛以实。说明赵佶对珍膏油其面显得更为重视，甚至把膏的质量优劣作为鉴别茶叶质量优劣的标准，认为膏稠者是珍品。
至明代，因罢造龙团凤饼贡茶而全部改为散形茶，茶膏亦随之销声匿迹。
到了清代，茶膏再次出现。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茶膏，并通过茶马古道输入西藏，而受到西藏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青睐，特别是活佛级以上僧侣和宗教领袖中更成为茶膏爱好者，同时又禁止民间人士饮用茶膏，因此很多大寺院自建制茶车间，自行熬制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后来茶膏以入贡形式进入清廷，成为皇室贵族的高级茶饮。至清雍正十年（1729年），普洱茶膏等正式成为贡品。
茶本就是文雅之物，国人饮茶更是早已脱离了解渴的低层次需求，在饮茶上我们追求的更多的是一种道，一种情趣，一种境界。纵观历代文人雅士，饮茶时他们所追求的也大都是一种品茗与心境特殊的融合。于是，很自然地禅与茶结合到了一起。茶道中人常说“一人品茶，谓之禅茶”，而佛家则更是有着“禅茶一味”之说。
“禅”是“禅那”略称，意为“静虑”、“修心”。禅宗自南朝宋末达摩在中国创立，至六世分南北两宗，而南宗慧能的顿悟说较北宗神秀的渐悟说更近禅旨，得以承继五祖弘忍衣钵，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风流所及，宗派纷纭，于南宋传入日本。
饮茶最易将人导入禅境。茶性清凉，可伏心中燥热，可涤体内沉浊;茶味枯淡，可去名利之欲、可息奔竞之心。由实物之茶冲水泡为有形有态有色、可视可触可饮之茶汤，茶汤复冒出丝丝缕缕、飘飘渺渺、视之则无、嗅之若有之茶味，茶味又让人进入无限广大、清朗空明、不可言说之茶境，这是茶逐渐由“有”入“无”、由形而下升华为形而上的过程，这是茶在虚化、淡化中不断超越自身、超越时空的过程，这是茶由“形质”蜕变为“精神”、由“实物”蜕变为“灵物”的“返魅”与“显灵”过程。
入此境者，即茶即禅，即禅即茶，饮茶即是参禅，参禅即是饮茶。唯恍唯惚，若有若无，非出非入，不即不离。道心冥契，天人合一。可观照实相，可体悟本真。其妙味佳境，唯宜心领，实难言传。如赵州禅师，只是一味“吃茶去”。
其实，心静之处就是最好的茶场。深谙此道者，无论行走坐卧，无论有茶与否，他随时都在“吃茶”。直如淤泥之中可绽莲花、火宅之上可得清凉。饮此心茶者，不拘茶迹，不落茶痕。不取茶相，不取非茶相。有茶亦饮，无茶亦饮。饮而不饮，不饮而饮。无心用茶，茶灵自附。茶灵附体者，心饮之间，与空相应，与真相冥，与外相通，与内相融，与物相谐，与人相和。看得破，想得通。提得起，放得下。进得去，出得来。来无所从，去无所至。事来即应，事过即忘。
无所不备，无所不可。随其所便，因其所宜。随时做主，立处皆真。在世出世，妙行无住。轻安自在，活泼空灵。情不随境转，心不被物迷。生死一瞬，常作终极之想;自他不二，尽可悲天悯人。荣辱在所不计，毁誉无动于衷。信念八风不动，名利云淡风轻。直饮得地老天荒乾坤转，直饮得神清气爽逍遥游。
心静茶至，茶至灵来。
灵来神往，道现其中。
善饮心茶者，最得茶灵三昧。
此乃饮茶之上上境。
在漳州，谈起台湾茶，似乎熟悉的人并不多。其实，台湾乌龙茶，最初也是来源于福建。台湾从福建引入茶源，至今虽然只有200年的历史，但经过多年改良，台湾包种茶及乌龙茶的产制技术则自成一格,其外形及香气与大陆乌龙茶截然不同。已形成独特的产茶、制茶技术。台湾各茶区亦因其产制环境的特性而发展出各种特色茶，如文山包种茶、南投冻顶乌龙茶、新竹东方美人茶以及各种高山茶等，皆各有其特殊风味。
随着直航、台湾开放陆资入台、大陆扶助台湾农产品登陆等各种利好措施不断，台湾茶也开始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据相关资料显示，近年来，漳州市已成为全国台商投资最典型、相对集中的地区之一。漳州市外商投资创办的茶叶企业中，90%是台商投资。祖籍漳州漳浦的台商李瑞河，1993年越过了台湾海峡到祖籍地投资兴业，如今在全球拥有千余家连锁店；2001年，台湾金壶春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文和相中南靖县书洋镇高溪村，投资800万元注册漳州御品茶叶有限公司，引进了台湾乌龙茶、四季春、金萱等品种；2008年平和籍台胞吴松柏投资1000万美元在漳州平和县大溪镇兴建了生态茶园观光项目
我国是有着悠久的使用茶叶历史的国家。可以说，茶叶渗透进了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茶与婚嫁、与待客、与节日庆典、与祭祀等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里就来说说茶与祭祀的联系。
茶作为祭祀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茶叶被作为饮用之后。人们普遍认为，茶在被当做饮品后，它才派生出了次生文化。而我们翻阅古代文献，东汉阮瑀在七哀诗中所吟：嘉肴设不御，旨酒盈觞杯,中，可以大致看出，在东汉时期，还没有以茶为祭的现象。
以茶待客、以茶为祭的风俗可以说是在两晋以后才逐渐兴起的。这从一些文献中也有迹可循。
都是死者生前享用和最喜欢吃的那些东西。在上引诗句中，可以约略看出，我国大致在东汉时，至少这时的北方，还没有用茶来作祭礼。
我国以茶为祭、以茶待客，大致是两晋以后才逐渐兴起的，并最初流星雨三国、两晋时期的江南地区。从文献记载来看，如唐代韩愈礼贤，方闻置茗;晋臣爱客，才有分茶,这里说明的以茶待客。而涉及茶为祭的记载，直到梁萧子显撰写的《南齐书》中才始见及。该书《武帝本纪》载，永明十一年(493)七月诏：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上贵贱，咸同此制。这里是齐武帝萧颐在其遗嘱中，说明只要以饼、茶一类食品来作祭品即可。可以说这是茶叶作祭品的最早记载。但茶叶作祭品和以茶为祭还是有区别的。实际上，以茶做祭品开始时是创始于民间的，齐武帝借鉴了这一礼俗，鼓励和推广了这样的礼俗。
我国的祭祀活动有许多种形式，有祭天祭地、祭祖祭神，也有祭仙祭佛的。晋《神异记》中虞洪的故事中体现了以茶为祭，可以说自两晋南北朝以后，茶叶就被广泛应用于各类祭祀活动中了。
宋朝的茶饮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扩大了茶叶产区，更新了制茶方法，在南宋时期的杭州“处处有茶坊、酒肆……”，上层人士、文人墨客、宗教寺庙经常举行各种茶宴，在《延福宫曲宴记》中记载了宋徽宗赵佶亲自调配茶饮赐宴众臣的情形。在这一时期尤 其是茶药配合应用更加普遍。北宋翰林医官院王怀隐等人编著并刊行于992年的《太平圣惠方》、宋太医局在1078～1085年间主持编纂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录有“药茶”专篇，并详述了配方、用法、主治等知识。在《太平圣惠方》中用了“药茶诸方”为药方分类名称，这是“药茶”二字第一次进入被官方认可的医学文献之中。《和剂局方》中“常服清头目”的川芎茶调散成为了在后世最具知名度的药茶方。在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唐庚的《斗茶记》、沈括的《本朝茶法》、蔡襄的《茶录》、黄儒的《品茶录要》、审安老人的《茶具图赞》等著作中均有茶饮、药茶的记载。
宋朝文学家、书法家、医学家苏东坡在《游诸佛舍，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师壁》中侃到：“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将茶的神奇功效作了空前绝论的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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