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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邦茶山包括原倚邦区的一乡和二乡，1988年改称象明乡，辖倚邦、曼拱、曼庄、新坡、安乐，(即牛滚塘、龙谷、大河边8个村公所)，原一乡以倚邦街为中心包括有熠崆、架布、曼松、曼昆大桥头等12个自然村，二乡包括曼拱(弓)寨、芭蕉林、大河边、茹茹塘、路得等7个自然村，共约19个自然村组成倚邦茶山。
倚邦街座落在一条山梁子上，东连曼拱西接革登和莽枝茶山，从倚邦西南到帽崆约20公里，从嶍崆到攸乐山有60公里。从倚邦街南下30公里左右便是现在象明乡乡政府所在地一大河边。
倚邦街的正街从东至西长约250米，宽约1216米，东边街头的东北向有石屏街，东南向有曼松街，西边街头沿西北向有出普文、思茅、普洱的茶古马道，西南向有出易武和景洪版纳的茶马古道。沿正街两旁，茶叶兴盛时有过200户人家，曾茶号林立，逢街交易、人气旺盛、人喧马嘶，有过历史的辉煌。据考证，嘉靖、道光年间是倚邦普洱茶(主要是七子饼茶)产运销极盛时期。先后有茶号十余家：宋云号、鸿昌号、杨聘号、元昌号、宝云号等。宋云号是制茶较早的一家，从光绪初年到民国(1875-1911)(1921-1941)年加工200担，销四川，光绪年间元昌号年加工400500担。倚邦的茶叶过去年产千担，畅销昆明、四川和香港等地。
倚邦街的土司衙门和会馆大庙遗迹在倚邦茶山兴旺时期，倚邦街曾经建过至少三个会馆，即石屏会馆、楚雄会馆和四川会馆，石屏会馆建于清雍正年间(1723-1735年)，1941年大庙被火烧，三个会馆至今都已不存在了，原挂在大庙大门上的一幅大匾被保护下来，匾的中央自右向左刻着斗大的四个大字：福庇西南，右上角刻着：光绪贰年藏丙子李下之吉旦，左下角刻有普洱府思茅同知加三级记录十次。从庙的题词内容可以看出，当时倚邦及周围茶山的茶叶造福一方的巨大价值和稳定西南边疆的重大意义。另从大庙的有五六尺长的横条地基石台和残存的雕花瓦盖，还可看出当时大庙建筑的雄伟气概和汉族文化融人思茅民族区域的积极意义。
倚邦有傣族土司衙门。据县志载：明隆庆年间(15671573)划十二版纳时，以整董、播腊(即倚邦)、易帮为一版纳，隶属车里(今景洪)宣慰问。清雍正年间曹当斋以功授土千总世职，管理倚邦等六大茶山，(乾隆二十三年曹以军功升守备)。土司的儿子召宗宇迁居车里。
倚邦曹当斋墓记载的史事在倚邦街东南向不远的山坡林里，有一座的大坟和一个高大的石碑，碑文载有普洱属茶山倚邦土千总曹当斋统管六茶山的史事，石碑雕凿精细，头上部雕有三条飞龙空心花的龙头，呈三角形，中央雕有一个大印，印上有汉满文字，碑身刻记着倚邦六茶山有关茶事，整个碑长两公尺以上，立于清乾隆2年(1737年)农历3月初，是清皇封敕曹当斋为倚邦土千总时立的碑。就在大石碑左下方不远，有一座曹当斋的坟墓，碑刻皇清敕赠昭信校尉应赠武德郎显考曹公当斋墓，乾隆癸未(1773年)季春吉旦。曹公从受封土千总(后晋升守备)到其逝世(1773年)共执事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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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邦古茶山位于勐腊县北部象明山区，海拔1350米以上。这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白雾常绕，土地肥沃，是一个小叶种杂大叶种的生态型古茶园。由攸乐经莽枝、革登;由蛮砖经架布;由易武经曼撒和曼松;由思茅分别经曼拱或麻粟树的5条茶马石板古道，都在倚邦古茶山龙脊背状的青石板街道上交汇。在这里，到处是刻有文字或古朴图案的古碑或其断垣，几乎每个角落都透射着古色古香。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被众多古籍所记载、曾是古六大茶山的政治、军事、经济、交通中心的倚邦古茶山，在历史被遗忘、被湮没多年后，在当下普洱茶热潮中，似乎又重现往昔的盛名了。但古茶山久远、厚重的历史，至今仍鲜为人知。
倚邦及其周围各古寨出土的经过精心打磨的原始石器，表明大约新石器时代就有原始先民居住于此。《普洱府志》六茶山遗器中旧传武侯孔明遍历六茶山置木梆于倚邦之记载，表明它兴起年代不晚于蜀汉。元代李京的《云南志略》对六大茶山具体位置的记栽中有倚邦，证明它至少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居住在这里的先民们(自称本人)长年依靠采取野生植物充饥，由此认识了茶及其功效而被普遍利用。蜀汉时期，孔明实施南抚夷越政策，派使者深入西南边疆安抚各少数民族，并向他们传授农耕、饲养、医药、制作等技术时，因地制宜地动员人们发展该地的茶业。在漫长的岁月中，由于内地移民的不断迁入，加上后来的该地由南诏设置在今西双版纳的银生节度使管辖，到唐代建中年间，其茶业初具规模，并已由茶商贩卖到西藏等地。那成群结队的尖鼻子，大眼睛，毛胡子，头戴毡帽，身挎长刀者等众人的间断性往来的马帮牛队，不仅运出该地上好的香茶和莽枝银洞梁子与黑山银洞丫口等地的白银，还运进针线、布匹、花带等杂货。
倚邦初具雏形的市场上，不仅杂货成摊，还有曼松的铸锅河畔被当地人称为众多唐洞的矿石炼铸的铜锅、铁锅和面铺河、盐井河畔多口盐井的锅盐。冶炼厂、打造厂、烧制厂和造纸厂也相继在古茶山上建造。这期间，这里还建盖了山神兼土地和财神3种庙宇，铺建了部分石板街道。唐朝贞元年间，闻名于大理南诏国。至宋代，大理国购买倚邦所产的茶到广西换马，使其茶业得以继续发展。从倚邦当地人从祖上传下，却已被外地人买去的刻有南诏国字样的五角星奖章和所出土的众多的唐宋古器，验证了它的上述历史。
元代南方疆域扩大，使倚邦成为内地通往边疆的中转站。各类客人熙来攘往，又使它兴起了专业性的客栈与餐馆。统治者蒙古族对茶叶的嗜好，更使倚邦茶林倍增。
明代约成化年间朝廷对倚邦叶氏的司职位的任命，使倚邦重修并改建了各种庙宇，率先推出了细茶与茶膏。约嘉靖年间，倚邦范围那神奇的曼松茶被宫廷优先确定为专用贡茶，继而率先推出人头团茶。约于隆庆四年，倚邦成为车里宣尉使司所划的茶山版纳的行政区驻地，将长约400米的主街道铺成象征封建王朝行政机构驻地的龙脊街。清乾隆年间，增铺曼松贡茶岔街和曼拱岔街，扩建为总长近3000米的3条青石板街道，形成了包括周边村寨居民上千户，总人口上万人的繁华集镇，推动古六大茶山进入逐步辉煌的阶段。
清初，倚邦古茶山上的曼松茶被正式确定为宫廷专用贡茶。清代吴大勋的《滇南闻见录》、阮福的《普洱茶记》和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等众多史籍中，都有对倚邦茶的记载。至今，杭州茶叶协会还保存有北京故宫博物院遗留的倚邦所产小叶种人头贡茶。
据倚邦茶山老人陈述，在倚邦加工贡茶有及其严格制度。清代倪蜕公元1737年《滇云历年志》雍正七年己酉，总督鄂尔泰奏设总茶店于思茅，以通判司其事其茶令茶户尽数迁至总店领给价值的记载。在此之前，倚邦是普洱人头贡茶最初的加工厂设置地，当时倚邦古茶山村村皆茶农，山山是茶林，大寨连小村，漫山遍野都是茶林的壮观场景，吸引众多茶商先后在倚邦街等地创建了众多的茶号。
与此相应，倚邦叶氏的土司职位于清初传给其女婿曹氏，统管古六大茶山。约于清康熙年间到其第三代曹当斋时，他和儿子曹秀拜师苦练文韬武略。雍正六年前后，他平定莽枝茶山的麻布朋等暴动有功而升任土千总职。清雍正十年至乾隆初年，曹当斋父子及其师傅先后奉命率军平定刀兴国暴动、广西等地民众的暴动，受乾隆皇帝的嘉奖。倚邦成为清王朝扼守西南越国边关的军事重镇。乾隆三十一年前后，曹当斋父子奉命出征包括两乌在内的西双版纳全境抗击缅甸侵略军有功而升任土守备，连其子曹秀都随后升任土把总。由此起，其家族一直承袭土司十六代到清末，始终至少都统管五大茶山。
从明代约嘉靖年间至清光绪末年，倚邦土司几乎都主办贡茶。至今，在倚邦街东面约6000米，曼贵山村以西约3000米的官坟梁子和野象山北坡上，分别还有清乾隆至道光年间的曹氏十六代土司墓遗址。遗址上刻有乾隆二年和乾隆四十二年，由清乾隆皇帝嘉奖曹当斋夫妇和曹秀夫妇而立下的《安人碑》和《贞节女牌坊碑》，详细记载着曹守备与曹千总的赫赫功绩，刻在上面的乾隆皇帝大印，印证了朝庭对曹氏莫大的信任与恩宠。
官坟梁子之南北方向300多米处所谓旧衙门遗址，那是守备和千总当年的驻军营地。此外，其四周山上到处都还有清乾隆年至咸丰年间的各种官冢、商家或儒家等身份者的古坟。
倚邦还有乾隆二年的《禁贩私茶碑》、道光二十八年的《按茶抽收茶银碑》、咸丰元年的龙王井《功德碑》、光绪二年的正顶刻有思茅同知大印、并且刻有大清光绪二年之落款的福庇西南大匾、光绪十四年间的《工价截止碑》，和民国九年倚邦全体汉夷民众为民国普思殖边第六行政分局勤政爱民的张瑞三局长立的《遗爱碑》。其中，《工价截止碑》所载的倚邦土司曹氏的官衔为地方总理茶政兼管钱粮事务军功都阁府，统管五大茶山，主管贡茶等茶政事务。那福庇西南大匾，凝结着曹氏土司认真征收贡茶，勤政管理五大茶山，造福于西南百姓的业绩。这些碑和匾共同记载着倚邦的部分官史及茶史之辉煌。
从明代中期起至清末，倚邦历经乾隆三十一年瘴疠大作，道光二十五六年瘟疫甚行，采丁三殁其二，以及民国初年的瘟疫等频繁而严重的病灾，其茶业随之几经兴衰，居民人口时起时落，但始终保持着万人左右。到乾隆年间，建有江西、石屏等综合会馆和川主、孔子、孔明、城隍等近20种庙宇。从清嘉庆年至民国期间，倚邦先后创建过20多家茶庄。
清代光绪末年，社会动荡，连贡茶都于光绪三十四年在运往昆明途中被盗匪洗劫一空。朝庭又查无头绪而被迫停止了贡茶的征收，倚邦火热的商品茶叶市场也逐渐变得萧条冷落，这使倚邦的历史地位开始下降。后来，补远桥的几建几毁和由勐养分别到勐仑之道。
中国饮茶历史最早，陆羽《茶经》云：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早在神农时期，茶及其药用价值已被发现，并由药用逐渐演变成日常生活饮料。我国历来对选茗、取水、备具、佐料、烹茶、奉茶以及品尝方法都颇为讲究，因而逐渐形成丰富多采、雅俗共赏的饮茶习俗和品茶技艺。本文旨在简单叙述饮茶方式和习俗的发展和演变，其大体可分为几个阶段：
春秋以前，最初茶叶作为药用而受到关注。古代人类直接含嚼茶树鲜叶汲取茶汁而感到芬芳、清口并富有收敛性快感，久而久之，茶的含嚼成为人们的一种嗜好。该阶段，可说是茶之为饮的前奏。
随着人类生活的进化，生嚼茶叶的习惯转变为煎服。即鲜叶洗净后，置陶罐中加水煮熟，连汤带叶服用。煎煮而成的茶，虽苦涩，然而滋味浓郁，风味与功效均胜几筹，日久，自然养成煮煎品饮的习惯，这是茶作为饮料的开端。
然而，茶由药用发展为日常饮料，经过了食用阶段作为中间过渡。即以茶当菜，煮作羹饮。茶叶煮熟后，与饭菜调和一起食用。此时，用茶的目的，一是增加营养，一是作为食物解毒。《晏子春秋》记载，晏子相景公，食脱粟之饭，炙三弋五卵茗菜而已；又《尔雅》中，苦荼一词注释云叶可炙作羹饮；《桐君录》等古籍中，则有茶与桂姜及一些香料同煮食用的记载。此时，茶叶利用方法前进了一步，运用了当时的烹煮技术，并已注意到茶汤的调味。
秦汉时期，茶叶的简单加工已经开始出现。鲜叶用木棒捣成饼状茶团，再晒干或烘干以存放，饮用时，先将茶团捣碎放入壶中，注入开水并加上葱姜和桔子调味。此时茶叶不仅是日常生活之解毒药品，且成为待客之食品。另，由于秦统一了巴蜀（我国较早传播饮茶的地区），促进了饮茶知识与风俗向东延伸。西汉时，茶已是宫廷及官宦人家的一种高雅消遣，王褒《童约》已有武阳买茶的记载。三国时期，崇茶之风进一步发展，开始注意到茶的烹煮方法，此时出现以茶当酒的习俗（见《三国志.吴志》），说明华中地区当时饮茶已比较普遍。到了两晋、南北朝，茶叶从原来珍贵的奢侈品逐渐成为普通饮料。
隋唐时，茶叶多加工成饼茶。饮用时，加调味品烹煮汤饮。随着茶事的兴旺，贡茶的出现加速了茶叶栽培和加工技术的发展，涌现了许多名茶，品饮之法也有较大的改进。尤其到了唐代，饮茶蔚然成风，饮茶方式有较大之进步。此时，为改善茶叶苦涩味，开始加入薄荷、盐、红枣调味。此外，已使用专门烹茶器具，论茶之专著已出现。陆羽《茶经》三篇，备言茶事，更对茶之饮之煮有详细的论述。此时，对茶和水的选择、烹煮方式以及饮茶环境和茶的质量也越来越讲究，逐渐形成了茶道。由唐前之吃茗粥到唐时人视茶为越众而独高，是我国茶叶文化的一大飞跃。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在宋代，制茶方法出现改变，给饮茶方式带来深远的影响。宋初茶叶多制成团茶、饼茶，饮用时碾碎，加调味品烹煮，也有不加的。随茶品的日益丰富与品茶的日益考究，逐渐重视茶叶原有的色香味，调味品逐渐减少。同时，出现了用蒸青法制成的散茶，且不断增多，茶类生产由团饼为主趋向以散茶为主。此时烹饮手续逐渐简化，传统的烹饮习惯，正是由宋开始而至明清，出现了巨大变更。
明代后，由于制茶工艺的革新，团茶、饼茶已较多改为散茶，烹茶方法由原来的煎煮为主逐渐向冲泡为主发展。茶叶冲以开水，然后细品缓啜，清正、袭人的茶香，甘冽、酽醇的茶味以及清澈的茶汤，更能领略茶天然之色香味品性。
明清之后，随茶类的不断增加，饮茶方式出现两大特点：一，品茶方法日臻完善而讲究。茶壶茶杯要用开水先洗涤，干布擦干，茶渣先倒掉，再斟。器皿也以紫砂为上，盖不夺香，又无熟汤气。二，出现了六大茶类，品饮方式也随茶类不同而有很大变化。同时，各地区由于不同风俗，开始选用不同茶类。如两广喜好红茶，福建多饮乌龙，江浙则好绿茶，北方人喜花茶或绿茶，边疆少数民族多用黑茶、茶砖。
纵观饮茶风习的演变，尽管千姿百态，但是若以茶与佐料、饮茶环境等为基点，则当今茶之饮主要可区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讲究清雅怡和的饮茶习俗：茶叶冲以煮沸的水（或沸水稍凉后），顺乎自然，清饮雅尝，寻求茶之原味，重在意境，与我国古老的清净传统思想相吻，这是茶的清饮之特点。我国江南的绿茶、北方花茶、西南普洱茶、闽粤一带的乌龙茶以及日本的蒸青茶均属此列。
二是讲求兼有佐料风味的饮茶习俗：其特点是烹茶时添加各种佐料。如边陲的酥油茶、盐巴茶、奶茶以及侗族的打油茶、土家族的擂茶，又如欧美的牛乳红茶、柠檬红茶、多味茶、香料茶等等，均兼有佐料的特殊风味。
三是讲求多种享受的饮茶风俗：即指饮茶者除品茶外，还备以美点，伴以歌舞、音乐、书画、戏曲等。如北京的老舍茶馆。
其外，应生活节奏的加快，出现了茶的现代变体：速溶茶、冰茶、液体茶以及各类袋泡茶，充分体现了现代文化务实之精髓。虽不能称为品，却不能否认这是茶的发展趋势之一。
茶之饮，最早的目的在于：解毒、消食、清心、益思、少睡眠；后来有陆羽茶经等等对其方式精益求精，以及少数民族的种种异样喝法，都不离其宗；大概宛如诗的雅与风，都值得有心人细细玩味。至若有为雅而茶，大概是当今茶艺馆繁盛的原因之一，又或为道而茶，比如强调和敬清寂，大家见仁见智吧。
在宜宾，茶树漫山遍野，茶歌也贯穿采茶人的生活。每到茶叶采摘季，漫步于宜宾各区县的茶山头，总能听到淳朴的茶农们自编自唱的采茶歌，他们寄情于茶，喻茶感事，让人透过歌声，就能感受到他们丰收的喜悦。
宜宾现存有100多首（个）茶歌、茶谚、茶传说，是宜宾茶文化得以保存的民间文学形式，它们流于口传，曾在各区县农村流行，多为采茶人即兴演唱。
茶歌有《月亮出来茶籽生》《采茶采得口儿干》《采五更茶》《采姐妹茶》《采增广茶》等，内容有如屏山的《儿茶歌》：“侧儿根满坡生，我是家婆的亲外孙。我从家婆门前过，家婆喊我屋头坐。倒碗茶，冷冰冰；端盘菜，几根根……”还有“手采茶叶口唱歌，一箩茶叶一箩歌；妹儿山上采春芽，阿哥炒茶等妹喝……”等。
宜宾茶谚、茶对联有：“客至心常热，人走茶不凉”“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喝一杯茶去；劳心苦，劳力苦，苦中作乐，再倒一碗酒来”等等。
宜宾还有一些与茶相关的传说故事。如筠连县联合苗族乡的《茶小伙与盐姑娘》的故事，反映了青年男女对自由恋爱的向往；珙县孝儿双田村的《玉香茶》传说，反映了人们对恶徒的憎恨；还有江安县《酽茶解毒》的故事以及屏山县《药王的传说》等等。这些扎根于民间的茶歌和茶故事，反映的虽是茶农们琐碎的生活，却透露出了采茶人浓郁的生活氛围和场景，相传甚久，影响深远。
市井见于茶歌、茶谚和茶的传说，文人则载于茶诗。历史上众多文人雅士留连宜宾山川名胜，同时也留下了许多赞美的诗词歌赋和咏酒饮茶名篇。“西来雪浪如庖烹，两涯一苇乃可横。忽思钟陵江十里，白苹风起縠纹生。酒杯未觉浮蚁滑，茶鼎已作苍蝇鸣。归时共须落日尽，亦嫌持盖仆屡更。”北宋大诗人黄庭坚的诗《次韵李任道晚饮锁江亭》对引人入胜的宜宾茶文化赋予了深刻的人文意蕴。
南宋诗人陆游对戎州也是情有独钟，他自诩“戎州陆羽”，可见其对戎州茶的嗜好和研究造诣。
福建白茶，素为茶中珍品，历史悠久，其清雅芳名的出现，迄今已有八百八十余年了。宋徽宗（赵佶）在《大观茶论》（成书于1107～1110"大观"年间，书以年号名）中，有一节专论白茶曰：白茶，自为一种，与常茶不同。其条敷阐，其叶莹薄，林崖之间，偶然生出，虽非人力所可致。有者，不过四五家；生者，不过一二株；所造止于二三胯（銙）而已。芽英不多，尤难蒸焙，汤火一失则已变而为常品。须制造精微，运度得宜，则表里昭彻如玉之在璞，它无与伦也。浅焙亦有之，但品不及。
关于福建白茶的历史究竟起于何时？茶学界有些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白茶起于北宋，其主要依据是"白茶"最早出现在《大观茶论》、《东溪试茶录》（文中说建安七种茶树品种中名列第一的是"白叶茶"）中；也有认为是始于明代或清代的，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是从茶叶制作方法上来加以区别茶类的，因白茶的生产过程只经过"萎凋与干燥"两道工序。也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茶叶生产历史上最早的茶叶不是绿茶而是白茶。其理由是：中国先民最初发现茶叶的药用价值后，为了保存起来备用，必须把鲜嫩的茶芽叶晒干或焙干，这就是中国茶叶史上"白茶"的诞生。
《大观茶论》里说的白茶，是早期产于福建北苑御焙茶山上的野生白茶。其制作方法，仍然是经过蒸、压而成团茶，同现今的白茶制法并不相同。而白茶制造的历史据《福建地方志》和现代著名茶叶专家张天福教授《福建白茶的调查研究》中记载，约始自150多年前，首先由福鼎县创制的。当时的白毫银针是采自菜茶茶树，约在1857年自福鼎发现大白茶后，于1885年开始以大白茶芽制银针，称白毫银针。政和县在1880年发现大白茶，1889年开始制银针，至1922年才制造白牡丹。白牡丹原创制于水吉（当时属建瓯县，现属建阳县），何时开始，尚待考证，似在福鼎制白茶之后与政和制白茶之间。可以说，白茶制造历史先由福鼎开始，以后传到水吉，再传到政和。以制茶种类说，先有白毫银针，后有白牡丹、贡眉、寿眉；先有小白，后有大白，再有水仙白。
据云南《明史》记载，倚邦茶山明代初期已茶园成片，有傣、哈尼、彝、布朗、基诺等少数民族在此居住种茶。
道光年间的《普洱府志》记载，从雍正十一年开始，普洱贡茶由倚邦土千总负责采办，易武土把总协助倚邦土千总办贡茶，倚邦的曼松茶被指定为皇帝的专用茶。
说普洱贡茶得说倚邦的曹氏家族。普洱府成立后清政府任命的第一位普洱贡茶采办官便是曹当斋。曹当斋祖籍四川，其祖父曹大清康熙初年从四川到倚邦一带经商运茶，被当时倚邦的本人族头人看中招为女婿，头人无儿子，去世后职位便由曹大洲承袭。曹大洲入赘本人族，得子曹国柱，曹国柱得子曹登云和曹当斋，曹登云未成年被祖父曹大洲送回四川，曹当斋则在茶山长大，娶了本人族姑娘叶氏为妻。
清政府实施的改土归流及成立普洱府遭到了傣族上层人士的抵制和反抗，从雍正七年(1729年)至雍正十一年(1733年)六大茶山一带战事不断，先是李阿先起义，后又刀兴国起义，清政府剿抚兼施进行弹压，曹当斋一直协助清军平乱，雍正十年年底刀兴国起义被弹压下去，茶山局势终于安宁下来。雍正十一年云贵总督下令，普洱贡茶由曹当斋负责采办。
少数民族的起义虽被平息下来，但清政府也深感改土归流的阻力，转而推行流官管土官、土官管土人的政策。雍正十三年清政府将攸乐同知撤至思茅，攸乐同知撤至思茅后，六大茶山的最高管理者便是曹当斋。
从雍正末年、乾隆初年开始，六大茶山动乱结束，社会秩序开始安宁，民族矛盾逐步平息，发展经济有了良好的环境。
茶山夷民以茶为生，茶叶也是清政府重要的税收来源，为了振兴茶叶，安民固边，曹当斋严格执行云南省府的茶山管理条例，打击奸商，维护茶农利益，整修道路以利茶叶运输，招募内地人进山建茶园。
为了茶山茶业的有序发展，乾隆十二年曹当斋将云贵总督亲署的茶叶管理条例刻在倚邦石碑上告示商民，引导茶商茶农们遵章守法。
在曹当斋任职期间，成千上万的四川人、江西人、云南石屏人、元江人涌进倚邦、易武，在倚邦、易武开新茶园建商号。到乾隆中期倚邦茶山的茶园至少已达2万亩以上，一片接一片的茶园从补远江(小黑江)边一直接到习崆山，曼拱、曼松、习崆、架布成为人茶村，茶园围村、街铺石板，根据倚邦茶山现在还能看到的古村寨遗址来分析，倚邦茶山在乾隆后期人口至少在二万以上。
倚邦作为六大茶山的政治中心和贡茶主办地比其它茶山领先步入辉煌，乾隆二十年左右倚邦已建起关帝庙、川主庙、石屏会馆、江西会馆，各地的商旅羁客常驻倚邦，倚邦有三条石板街：正街、石屏街、曼松街，曹千总的府邸大门对着正街，正街约500公尺长，青石条铺成“龙脊背”状，街两旁全是商铺和住家(图片5)。曹千总的后人曹仲益先生生前撰文介绍过当时的倚邦茶山盛况，据他估算，倚帮最兴盛时住户达千户以上。
曹氏家族在乾隆年间两次得到乾隆皇帝的敕命，这在云南是唯一的，曹当斋之妻和曹秀之妻皆为少数民族妇女，乾隆皇帝均给以表彰，足见乾隆皇帝对云南边疆的重视，对普洱茶的喜爱和对少数民族的关照和安抚之心。
曹秀死于何年不详，据勐腊李品光先生考证，曹秀死时年仅40来岁，曹家后人说，曹秀是带兵与缅军作战时身亡的。曹秀之妻陶氏为傣族，她为丈夫守寡近四十年。
曹当斋和曹秀这两位既效忠朝廷又爱抚百姓的地方官，是推动中国普洱茶古茶业兴旺、发展的领军人物，曹氏父子为边疆的稳固，为边地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曹氏家族深得朝廷信任，世袭管理贡茶及倚邦茶山、莽枝茶山、革登茶山、蛮砖茶山。曹氏父子在中国普洱茶发展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值得浓墨重书。
曹氏家族的兴衰和清王朝的兴衰是同步的，十九世纪末，随着清王朝的衰落，滇西发生了战乱，西双版纳的土地“两乌”又被法国人割占，普洱茶内外销路被阻，六大茶山开始衰落，倚邦随之而衰，曹氏家族也日趋走向败落。光绪十七年时任倚邦土把总的曹瞻云因“白旗下坝”(回民起义军攻进西双版纳)之事与六顺(思茅)土司结下冤仇，遭人暗害身亡，接着其子曹清民民国初年又与普洱道尹徐为光起矛盾、动干戈，曹清民受伤败走乌得，后病逝于整董。至此，荣耀、显赫了近二百年的曹氏家族结束了对六大茶山统治。
民国初年，六大茶山的茶叶加工中心和交易中心已移向了易武，倚邦人口减半，但还有庆太号、元昌号、惠民号、宋云号、鸿昌号、杨聘号、升义祥、庆丰号等10来家茶号，1920年左右有部份广东商人到越南莱州开商号专收六大茶山的茶，倚邦茶叶这一时期大多销往莱州。
关于倚邦的老茶号最早创建于何时，目前大多没有详细的资料。2002年我见到惠民号茶庄的后人，当时已78岁的郑祖虞，老人珍藏有家谱，他家的家谱上记着乾隆四十年其祖上已到茶山做贸意。依据云南省图书馆馆藏资料分析，倚邦至少在乾隆末年已有茶号。英国人克拉克在光绪11年(1886年)写的《贵州省和云南省》一书中记载有：著名的普洱茶产自倚邦的茶山……，有许多江西人和湖南人在倚邦作买卖，每年有大量的货物从倚邦运往缅甸，有茶叶交易往来于仰光、掸邦、加尔各答、噶伦堡和锡金。从克拉克的记载来看，倚邦茶在道光年间已卖到印度和欧洲。
另据现已78岁的倚邦老人徐祖寿介绍，1912年一1937年倚邦街有高鸿昌、郑惠民、向春林、杨幼楼、宋鼎杰、杨炳乾、向升平、李长林等人开过茶号，他们都去过越南或香港。1937年法国人在越南阻挠云南茶进入莱州，倚邦茶销路又断，随之又是抗日战争爆发，东南亚、西亚战火连绵，更使得整个六大茶山的茶业一落千丈，所有茶号全部停业。倚邦的茶商茶农逐渐迁秽歇业，热闹喧腾了二百多年的倚邦陷入冷寂萧条，以茶为生的倚邦人跌入了困境。郑家、向家、宋家等几家昔日的产茶大户也转而靠卖土特产、染布等小生意渡日。
1942年已经十分羸弱的倚邦再遭厄运，攸乐人起义攻进了倚邦，战火将倚邦烧了三天三夜，几百年筑就的古镇，无数精美的建筑全部化为灰烬。这场劫难使倚邦元气散尽无法再振，几百户人家迁移他乡，空凉的倚邦在大山深处渐渐被人们遗忘。几十年过去了，至今倚邦仍仅有30来户人家，大多为茶商的后裔他们守护着祖宗的茶园不愿离去。
倚邦，古六大茶山之一，雍正时期曾被选为贡茶，古镇客商茶农往来云集，鼎盛一时。倚邦，海拔最高古茶山，且海拔落差极大，浴火涅槃倚邦，因茶而荣耀，因茶而重生。
花茶，又称香花茶、熏花茶、香片等。 它以精制加工而成的茶叶(又称茶坯)，配 以香花窨制而成，是我国特有的一种茶叶 品类。
我国的花茶生产，历史久远。据唐代 陆羽《茶经》载，唐代煮茶时就有加茱萸、 葱、姜、枣、桔皮等同烹的做法。北宋蔡襄 的《茶录》、熊蕃的《宣和北苑贡茶录》中，也 写到在贡茶中有掺“龙脑”以增加香气的做法。这虽还不能称为花茶，但可以说是花 茶生产的原型。开始正式生产花茶，一般 认为始于南宋。对此，施岳的《步月吟荣 莉》和赵希鹄的《调燮类编》中都有记载。 明代开始，花茶生产有所发展。清代咸丰 年间(公元1851～1961年)，福建的福州已 成为花茶的窨制中心。1939年起，江苏的 苏州发展成为另一花茶制造中心。
当代，随着国内外对花茶需量的剧增，花茶生产 发展更快。目前，我国的花茶产区遍及福 建、江苏、浙江、臟、安徽、广东、四川、江 西、台湾、广西、云南等省区。此外，湖北、 河南、山东、贵州等省，亦有少量生产。这 些花茶，主销我国长江以北各省(区)，尤以 北京、天津两大城市销量最大。日本、美国 以及西欧一些国家的人们，也喜欢饮我国 的花茶。他们认为，“在中国的花茶里，可 以闻到春天的气味”。
倚邦茶马古道位于西双版纳地区的古“六大茶山”，三国前就有茶树种植，三国之后，茶就作为商品对外贸易，晋时逐渐发展，唐、宋已形成茶叶商品基地，明洪武年间被划作一个单独的行政区域。
清朝中叶，古“六大茶山”鼎盛，产品远销四川、西藏、南洋各地，普洱茶从此闻名中外，普洱茶外销之路，就是历史上的茶马古道。历史上的普洱茶外销路线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条是从普洱出发至昆明、昭通、再到四川的泸州、叙府、成都、重庆至京城。
二条是普洱经下关到丽江与西康西藏互市。
三条是由勐海至边境口岸打洛，再分二路：一路至缅甸、泰国；二路是经缅甸到印度、西藏。
四条是由勐腊的易武茶山开始，至老挝丰沙里，到河内再往南洋。
在江北古六大茶山境内有7条：易武至江城道、易武至宁洱道、易武至思茅道，此道是主要道，易武至倚邦、莽枝、革登也走此道，易武至车里再到勐海道，易武至老挝磨丁道，易武至老挝勐悻道。
於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从昆明经思茅至倚邦通过磨者河上的承天桥再到慢撒、易武那条由石板镶成的古茶马道，约宽2米，长达数百公里。昔日茶山有许多茶号和茶庄专门从事茶叶的收购、加工和外运销售，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茶在中国的历史十分悠久，关系到茶的文物十分繁杂，诸如茶人、茶具、茶画、山泉，以及有关的茶文化遗址等等，无一不是茶文物的组成部分。
与茶的发现和利用紧密相关的神农氏，在中原大地留有许多与他有关的遗迹。地处湖北、接近川、陕交界处的神农架，是一个原始森林区，面积3200多平方公里，最高海拔3100多米。据初步估计，这里盛产包括茶叶在内的药材共130余种，这与“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的传说相符。
唐代陆羽，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的作者，湖北竟陵（今天门县）人。他所著的《茶经》，茶学者经常提到的还有33种版本存世。在他的家乡，保存有文学泉、陆子井、陆子泉、陆羽亭和陆公祠，收藏了为纪念茶坛宗师陆羽的“古雁桥”和《古雁桥碑》刻等。
陆羽故居西塔寺及寺内的陆子井遗址已开始修复。当年，陆羽考察茶情，传授茶风，探寻泉水所到之处，仍留有不少古迹。现存的江苏无锡的惠山泉，传为陆羽品题，号称天下第二泉。苏州虎丘的陆羽井，井口一丈见方，四壁镶石，俗称观音泉，元人顾瑛称其是“雪雯春泉碧”，也是陆羽当年烧水煮茶品茗之处。据资料记载，陆羽与诗僧皎然同居于浙江吴兴杼山妙喜寺，如今杼山还在，苕溪犹存，这一带人民饮茶仍保持陆羽遗风。
饮茶风尚和茶种最早传到朝鲜和日本。6世纪下半世纪，中国佛教开创华严宗、天台宗后，这两个宗派相继传入朝鲜，随着佛教界僧侣的相互往来，茶文化也带到朝鲜半岛。日本开始饮茶最晚是在公元729年，即日本圣天皇于天平元年四月八日，召集僧侣百名在宫廷讲经，次日，又召见赐茶（又称行茶）。至于从中国带回茶籽在日本种植，则是唐代中叶的事了。据历史文献记载，唐德宗贞元年间，日本高僧最澄到中国天台山（在浙江省天台县境内）国清寺拜道邃禅师为师。唐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从天台国清寺师满回国时带去茶种，种植于日本近江（即贺滋县），这是中国茶种向外传播的最早记载。如今天台国清寺依然存在，经整修后，更是面目一新。中日两国佛教界人士，为纪念这位文化艺术的交流者，在天台国清寺树碑立传，以效后世。
浙江省余杭县境内的径山寺，是唐宋时代的著名寺院。南宋开禧年间（公元1205～1207年），孝宗皇帝亲自御笔赐额“径山兴圣万寿禅寺”。宋理宗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日僧南浦昭明来径山寺拜虚堂和尚为师学佛。他回国后，把径山茶宴、斗茶等饮茶习俗一并带回日本，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日本自己以茶论道的茶道。如今，径山寺虽只存断墙残壁，但御碑“径山兴圣万寿禅寺”以及池、潭、井、泉和峰、岩、谷、石依然存在，径山古刹已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是世界最早对茶进行研究并撰写为书的国家。最早见到茶名“荼”字字形的第一部字书《尔雅》，以及最早记述中国种茶、饮茶的公元前1100多年的《华阳国志》，尚存于世。最早出现“茶”字字形的汉代玺印，还可在《汉印分韵合编》中找到影踪。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先后有33个以上版本问世，在北京图书馆还收藏着明代弘治十四年前（公元1501年）华珵刻递修本。
此外，在新疆土鲁番地区的唐代墓代墓葬中，曾出土过一幅《对弈图》，上面画着一个侍女，手捧茶托端着茶。在出土的唐宋其他古墓葬壁画中，也每每可以见到有品茗的图像。唐代官居右相的阎立本的《萧翼赚兰亭图卷》，至今尚存于世，内中也有品茗场面。
中国在发掘长沙马王堆西汉墓时，出土了不少简文、帛书等文物，这些物品距今已有2100多年历史了。墓中一幅敬茶仕女帛画，是汉代皇帝贵族烹用茶饮的写实。在随葬清册中，还有关于茶的简文和木牌文。这是至今发现的最早茶叶随葬品。
1987年，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塔地宫唐代秘藏的出土，为研究中国茶具历史和饮茶习俗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这批稀世珍宝已在地宫中封存了1100多年。其中，有富丽堂皇、璀璨夺目的金银器茶具；有凝霜澄水、玲珑玉润的琉璃茶具；有失传已久，青中泛白的秘色瓷茶具。
金银器茶具，极少有传世品，至于唐代的金银器茶具，此次发现尚属首次，堪为国之瑰宝。这次出土的唐代金银器茶具，多为唐僖宗（公元873～888年）供奉。有供碾茶用的鎏金壶门座茶碾子；有供碾茶后作筛分用的鎏金仙人驾鹤壶门座茶罗子；有供烘团茶用的金银丝结条笼子和鎏金镂空鸿雁球路纹银笼子；有供贮存茶叶用的鎏金银龟盒；有供放盐和其他调料用的摩羯纹蕾钮三足盐台和鎏金人物画银坛子；有供调茶用的鎏金伎乐纹调达子；有供煮茶用的壶门高圈足座银风炉；有供煮茶时夹炭用的系链银火箸，有供取茶用的鎏金飞鸿纹银匙等。它表明中国在唐代时宫廷达官显贵饮茶风气已十分盛行。尽管在这以前，中国已有饮茶的茶具和风俗的记载，但并无实物为证。这次法门寺塔地宫出土的一整套茶具正是唐代饮茶之风盛行的有力物证。
地宫中收藏的素面圈足淡黄色玻璃茶托和茶盏，是地道的中国产品，虽然造型较为原始简朴，装饰也未见笔墨，质料微显湿浊模糊，但它证明：中国的玻璃茶具的制作，在唐代已经起步。
秘色瓷茶具，以往只见文献记载，却不见实物。这次法门寺出土，由唐懿宗（公元859～872年）供奉的五瓣葵口圈足秘色瓷碗，表明中国青代的瓷茶具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以往认为秘色茶具制作可能出现的最早时期在五代，这次的发现把它提早到唐代。这不但揭开了秘色茶具之谜，而且改写了秘色茶具的历史。
上述这些世界上最古老的茶文物，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是茶和茶文化的发祥地，这对研究茶的起源，以及茶树栽培史、茶叶加工史、饮茶史、茶文化史等，都有极其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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