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神秘面纱下的朝鲜当代艺术”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神秘面纱下的朝鲜当代艺术”相关知识！
说起我们的邻国朝鲜，你了解多少?可能只知道他们长期封闭，经济不算发达，很有神秘感。那他们的文化艺术方面你又了解多少?当然了，依旧很神秘。曾经美国记者芭芭拉德米克形容朝鲜时只用了三个词：黑色、白色、灰色。无论在电视或网络上看到现实中朝鲜面貌就是这样，灰白的房子，灰蓝的衣裳，对了还有激昂的语调。但是，在朝鲜艺术家的笔下，朝鲜是彩色的。
画家从幼儿园就开始培养
朝鲜美术作品早在2007年1月的时候就来过杭州，当时举办了一场朝鲜绘画拍卖会，总共15张油画作品参拍，成交10张，其中功勋艺术家金正泰的作品《静静的岸边》以3.5万元人民币落槌。这是朝鲜绘画首次进入中国拍卖市场。朝鲜绘画在题材上以历史主题画为主，多为题材性创作，表现的都是英雄主义、史诗、胜利，如抗美援朝、朝鲜战争等，也有一些具有民族特色浓郁抒情气息的风景画，主要表达的是朝鲜独特的风土人情和美好的生活情绪，带有很强的民族性和艺术性。
在朝鲜，画家从幼儿园就开始选拔培养，非常重视艺术人才的发展，大多都毕业于朝鲜美术大学，成才后按照画家为国家贡献多少数量作品，画了多少以国家领袖题材的画来分为三个级别，即人民艺术家功勋艺术家一级画家，其中人民艺术家级别最高。并不是按照艺术家水平的高低来分级。
画家作品均归国家所有
由于朝鲜现在依然实行计划经济，与其他国家画家以卖作品为生不同的是，朝鲜画家创作的所有作品均归国家所有，国有单位统一销售，私下绝不允许自由交易，自己给作品定价都不行，可以说他们骨子里没有市场概念，所以创作出来的作品没有迎合市场的功利色彩。职业艺术家在朝鲜的社会地位也很高，不愁吃喝，国家发放工资，成就高的艺术家还会配房配车，子女教育都由国家负责，在他们眼里画画并不是为了个人赚钱，而是为国家作贡献。一般美术作品在国外的展览拍卖都是要经过朝鲜对外展览总局严格审查和挑选后才能送出去的，而且画家本人也不会知道自己的作品在国外拍了多少钱，更无法从拍得的钱里分得一部分，只拿国家发的工资，算是辛苦费吧。
朝鲜当代艺术进入中国已经很多年了，现在势头依然迅猛，而且我国也有些独特的收藏朝鲜绘画的群体，朝鲜对外展览总局也意识到卖画可以变成一种持续的生产力，能为国家创汇。2011年朝鲜对外展览总局和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合作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朝鲜画家中国创作基地，这是朝鲜政府唯一设在国外的艺术创作、展览、销售的机构，这里面的朝鲜画家唯一的任务就是定时定量完成既定任务，然后领工资。卖掉画的钱由基地与朝鲜政府结算。据行内称，我国江浙沪等地的藏家会专门飞到基地购画。
似曾相识的画风
朝鲜美术作品从19世纪末开始融入西方的色彩素描元素，20世纪50年代之前受日本和欧洲影响比较大。朝鲜战争爆发后，多数中坚力量的朝鲜画家越北，被称为越北画家，其作品造型严谨，技术精巧。在整个朝鲜美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们中多数人为朝鲜作出过杰出贡献，因此获得过金日成奖，之后朝鲜艺术受到前苏联经典写实主义和法国印象派影响，画面色彩明快响亮，造型结实，风格朴实，回溯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画风，相比较基本上就没什么区别，从创作题材、思想观念、表现手法基本一致。
《上前线》秦大虎(中国)油画
《英雄电炉工人》李正哲(朝鲜)油画
1949年以后，中国绘画主要还是以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中国民间艺术相结合而成的革命写实主义为主，特别是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美术基本全盘苏化，沿用苏联油画全套美学和技法，在当时可以说是统治所有的美术学院和美术界。作品上强调的中国性、革命性、以工农兵为主体，比如说曾任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全山石教授1961年创作的油画作品《英勇不屈》，表现的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遭到残酷镇压，没有屈服，从地上爬起来，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投入新的战斗，这是典型的纪念碑式的革命历史题材表现手法。再如罗工柳1951年创作的油画作品《地道战》、秦大虎1974年创作的油画作品《上前线》、詹建俊1959年创作的作品《狼牙山五壮士》等，都显示出他们作品中的革命性、工农兵为主体，以及手法上与苏联绘画模式的血缘关系。
那么同样的年代，西方在干什么?上世纪30年代以后，西方其实已经不玩传统古典写实主义了，正如火如荼地开始进行各种实验的现代主义了，达利在他的画布上都已经开始涂抹超现实梦幻般想象了。
由于多种历史原因(这里不过多论述)，导致中国艺术与西方中止交流30年(1949年至1979年)。直到85新潮美术运动才渐渐走上正轨，而难以想象是朝鲜美术直到今天依然停留在我们上世纪60年代那个阶段，绘画语言上，描摹的是客观对象，但在思想观念上依附的是政治。其实这种表现手法已经很过时了。如朝鲜艺术家高正吉油画作品《炼钢工人》，表现的是工人抓生产忙经济建设的劳动场景，再如金赫油画作品《欢送中国志愿军》、赵明油画作品《战士们》、金勇南油画作品《繁忙的季节》等。老一辈的中国观众看了他们作品一定会有似曾相识的记忆，所以说朝鲜在艺术领域相比较西方而言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断层。
茶文化精选阅读
茶马古道成为旅游者中炙手可热的名词，沿线的西双版纳、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拉萨等地，残存的古道上，挤满了徒步探险的背包客。
一条因茶而盛，为马而生的古道，在沉寂了千年之后，为何突然热起来？
沉寂千年的茶马古道在专家学者眼中，茶马古道是云南、四川与西藏之间的古代贸易通道，通过马帮的运输，川、滇的茶叶得以与西藏的马匹、药材交易。茶马古道的发现者和命名者、云南大学教授木霁弘告诉记者，１９９０年他和几位学者到滇西北做方言调查时，偶然得知有一条通往西藏的神秘古道，并在当地人的引领下见到了一条石板铺就的道路，寸许的马蹄印，茂密的森林，厚厚的落叶，石壁上的崖画，让人惊叹不已。随后他在一本书的序言里首次提出了茶马古道的概念。
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李旭认为，茶马古道是中国历史上对外交流的第五条通道，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地位。在唐朝时沿途商号林立，马帮云集；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中，则成为大西南后方运送物资的主要通道。
在丝绸之路受到世界关注，被学者、专家们争相研究并引发旅游热潮的时候，茶马古道却备受冷落，默默地藏在深山密林之中。木霁弘分析说，茶马古道的沉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它的僻远艰险可能是其衰落的重要原因。李旭则分析，茶马古道可能是我们这个星球上地势最高、最为险峻的一条古道。
茶马古道热的背后仅仅在２００４年，《图说晚清民国茶马古道》《九行茶马古道》等图文并茂的书籍出版，掀起一阵冲击波；此后纪录片《茶马古道德拉姆》引起了巨大轰动，导演田壮壮则借此夺得中国最佳导演奖。而今年５月，一支由３０多个赶马人、１２０匹马组成的云南马帮，驮着约４吨普洱茶，在贡茶传统中断１６０多年以后再度进京；７月，中央电视台热播电视连续剧《茶马古道》，收视率甚至超过了同期的《焦点访谈》
千年古道，在被学者意外发现后，突然掀起一股热潮，并不是没有理由。
专家们认为，茶马古道在民族交流、商业价值、文化内涵、人文精神等方面有特殊意义。
茶马古道是多民族大交流、不同民族文化大融合大贯通的传送带。李旭分析，茶马古道给了沿途区域各民族及其文化相互渗透、交融、影响的机会。特别是借茶马古道，藏区人民获得了生活中必需的茶和其他物品，大量的汉、回、蒙古、纳西等民族的商人进入了藏区，又将西藏的一些土特产带进内地，因此，茶马古道对促进藏、汉的民族团结，推动藏区与祖国的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木霁弘则说：现在的人见多识广，口味都挺刁。而古道本身的历史、文化韵味和沿途村寨的地域、风光、民俗，对旅游爱好者具有独特的吸引力。近几年，已有不少旅游、探险爱好者踏上茶马古道，沿途寻访体味。因此，茶马古道具有较大的商业价值和品牌效应。以茶文化为主要特点，茶马古道成为了一道文化风景线。北京大学学者陈保亚告诉记者，茶马古道不仅是一条交通要道，更是历史文化的载体。如伴随茶马古道而生的马帮文化、普洱茶文化、商贸文化，因茶马古道得以相互交融的民族文化现在，茶马古道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值得人们关注、探究。茶马古道上的马帮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具有许多值得现代人借鉴学习的精神特征。李旭分析，马帮的赶马人身上最明显的是冒险精神，要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土匪强盗的威胁和生意的风险；其次是勤勉精神，他们必须埋头苦干，风餐露宿；再次是宽容亲和精神，商业群体的性质决定了他们必须宽容忍让，共同面对困难增加了彼此间的亲密团结；以及守信用的精神，马帮必须有良好的信誉才能维持生意；还有爱国精神，马帮在抗日战争中冒着生命危险驮运物资就是证明；赶马人还有创新意识，他们四处游历，见多识广，思想活跃，善于创新。
热潮之后的冷思考
茶马古道热意味着什么？有人说，热起来去的人就多，容易遭到破坏；有人说，热了沿途的地方经济才能发展，茶马古道才真正发挥了作用。但专家详细分析后认为，目前对茶马古道的探寻和研究刚刚起步，在基础性调查研究工作还未完成、大众对茶马古道的认知仍不清楚时，对茶马古道热的开发利用应本着谨慎态度冷静对待，小心别被烫着。应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自从茶马古道有了一定知名度，重走茶马古道、运茶进藏等活动也越来越多。可有人认为，类似做法对宣传茶马古道、推动旅游发展并不能起到什么实质的作用，只是一些地方和企业的商业炒作手段。到底该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推广茶马古道，是个值得好好研究的问题。
茶马古道的保护问题也亟须提上日程。云南省知名茶马古道研究专家何仕华向记者透露，思茅市三家村麻栗坡曾经有一段茶马古道，但当地村民却将上面的石条、石板撬挖起来，运下山后用于建盖房屋，几年工夫，古道已不复存在。木霁弘等专家认为，茶马古道是历史留下的宝贵遗产，一旦遭受破坏，将给相关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乃至整个人类带来巨大损失。专家们提议，茶马古道的开发应注重与实际相结合，如川滇藏三省（自治区）旅游业发展不平衡，为了充分利用茶马古道的自然、文化优势，应联合成立省一级的合作机构；茶马古道沿途有些区域的生态环境非常脆弱，开发过程中应编制总体规划，避免低层次的破坏和雷同的项目开发；开发同时要做好发掘、整理、研究、保护沿途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工作；应统一推出茶马古道的旅游品牌，避免内战，等等。
这是一条完全用人和马的脚力踩踏出的道路。绵延盘旋在西南横断山脉的险峰急流之间，堪与北方丝绸之路媲美，这就是神秘而古老的茶马古道。新华社组织的三支报道小分队，将用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分别沿滇藏和川藏两条线路进入西藏，并到达印度、不丹、尼泊尔等国，走完茶马古道全程，通过文字、图片、图表、音频、视频等综合报道手段，揭开这条古道的神秘面纱。
茶马古道遥远而漫长，其艰险程度简直令人不可思议，艰险得让人们极少去接近它、认识它。这使得人们往往忽略或忘却了这条古道的存在。新华社茶马古道报道组学术顾问、云南大学教授木霁弘说。
而事实上，茶马古道与中国北方的丝绸之路同样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同为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沟通的主要通道。如今，丝绸之路早已蜚声中外，而茶马古道却长期尘封在逝去的沧桑岁月之中。
数千年的岁月在茶马古道积淀下了丰富的文化宝藏，但迄今为止，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曾经走过古道的当事人，都没有为它留下完整的描述。为了探索茶马古道的奥秘，新华社不仅调动了滇、川、藏三个分社的精兵强将，由分社负责人带队出征，还动员了新华社驻南亚、东南亚的记者参与报道。
对茶马古道的全程踏访，其意义不亚于当年对丝绸之路的探求和推介，不仅可以激发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对人类文明也是积极的贡献。与新华社联动的一家广东媒体的编辑说，毕竟，茶马古道有太多的东西值得人类记取。
2005年国庆长假期间，"茶马古道"成为旅游者中炙手可热的名词，沿线的西双版纳、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拉萨等地，残存的古道上，挤满了徒步探险的"背包客"。
一条"因茶而盛，为马而生"的古道，在沉寂了千年之后，为何突然"热"起来？
沉寂千年的茶马古道
在专家学者眼中，茶马古道是云南、四川与西藏之间的古代贸易通道，通过马帮的运输，川、滇的茶叶得以与西藏的马匹、药材交易。茶马古道的发现者和命名者、云南大学教授木霁弘告诉记者，1990年他和几位学者到滇西北做方言调查时，偶然得知有一条通往西藏的神秘古道，并在当地人的引领下见到了一条石板铺就的道路，寸许的马蹄印，茂密的森林，厚厚的落叶，石壁上的崖画，让人惊叹不已。随后他在一本书的序言里首次提出了"茶马古道"的概念。
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李旭认为，茶马古道是中国历史上对外交流的第五条通道，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地位。在唐朝时沿途商号林立，马帮云集；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中，则成为大西南后方运送物资的主要通道。
"在丝绸之路受到世界关注，被学者、专家们争相研究并引发旅游热潮的时候，茶马古道却备受冷落，默默【地埋】在深山密林之中。"木霁弘分析说，茶马古道的沉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它的僻远艰险可能是其衰落的重要原因。李旭则分析，茶马古道可能是我们这个星球上地势最高、最为险峻的一条古道。
茶马古道"热"的背后
仅仅在2004年，《图说晚清民国茶马古道》《九行茶马古道》等图文并茂的书籍出版，掀起一阵冲击波；此后纪录片《茶马古道德拉姆》引起了巨大轰动，导演田壮壮则借此夺得中国最佳导演奖。而今年5月，一支由30多个赶马人、120匹马组成的云南马帮，驮着约4吨普洱茶，在"贡茶"传统中断160多年以后再度进京；7月，中央电视台热播电视连续剧《茶马古道》，收视率甚至超过了同期的《焦点访谈》……
千年古道，在被学者意外发现后，突然掀起一股热潮，并不是没有理由。
专家们认为，茶马古道在民族交流、商业价值、文化内涵、人文精神等方面有特殊意义。
"茶马古道是多民族大交流、不同民族文化大融合大贯通的传送带。"李旭分析，茶马古道给了沿途区域各民族及其文化相互渗透、交融、影响的机会。特别是借茶马古道，藏区人民获得了生活中必需的茶和其他物品，大量的汉、回、蒙古、纳西等民族的商人进入了藏区，又将西藏的一些土特产带进内地，因此，"茶马古道对促进藏、汉的民族团结，推动藏区与祖国的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木霁弘则说："现在的人见多识广，口味都挺"刁"。而古道本身的历史、文化韵味和沿途村寨的地域、风光、民俗，对旅游爱好者具有独特的吸引力。"近几年，已有不少旅游、探险爱好者踏上茶马古道，沿途寻访体味。因此，茶马古道具有较大的商业价值和品牌效应。
"以茶文化为主要特点，茶马古道成为了一道文化风景线。"北京大学学者陈保亚告诉记者，茶马古道不仅是一条交通要道，更是历史文化的载体。如伴随茶马古道而生的马帮文化、普洱茶文化、商贸文化，因茶马古道得以相互交融的民族文化……"现在，茶马古道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值得人们关注、探究。"
"茶马古道上的马帮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具有许多值得现代人借鉴学习的精神特征。"李旭分析，马帮的赶马人身上最明显的是冒险精神，要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土匪强盗的威胁和生意的风险；其次是勤勉精神，他们必须埋头苦干，风餐露宿；再次是宽容亲和精神，商业群体的性质决定了他们必须宽容忍让，共同面对困难增加了彼此间的亲密团结；以及守信用的精神，马帮必须有良好的信誉才能维持生意；还有爱国精神，马帮在抗日战争中冒着生命危险驮运物资就是证明；赶马人还有创新意识，他们四处游历，见多识广，思想活跃，善于创新。
热潮之后的冷思考
茶马古道"热"意味着什么？有人说，热起来去的人就多，容易遭到破坏；有人说，热了沿途的地方经济才能发展，茶马古道才真正发挥了作用。但专家详细分析后认为，目前对茶马古道的探寻和研究刚刚起步，在基础性调查研究工作还未完成、大众对茶马古道的认知仍不清楚时，对茶马古道"热"的开发利用应本着谨慎态度冷静对待，"小心别被烫着"。
应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自从茶马古道有了一定知名度，重走茶马古道、运茶进藏等活动也越来越多。可有人认为，类似做法对宣传茶马古道、推动旅游发展并不能起到什么实质的作用，只是一些地方和企业的商业炒作手段。到底该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推广茶马古道，是个值得好好研究的问题。
茶马古道的保护问题也亟须提上日程。云南省知名茶马古道研究专家何仕华向记者透露，思茅市三家村麻栗坡曾经有一段茶马古道，但当地村民却将上面的石条、石板撬挖起来，运下山后用于建盖房屋，几年工夫，古道已不复存在。木霁弘等专家认为，茶马古道是历史留下的宝贵遗产，一旦遭受破坏，将给相关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乃至整个人类带来巨大损失。专家们提议，茶马古道的开发应注重与实际相结合，如川滇藏三省（自治区）旅游业发展不平衡，为了充分利用茶马古道的自然、文化优势，应联合成立省一级的合作机构；茶马古道沿途有些区域的生态环境非常脆弱，开发过程中应编制总体规划，避免低层次的破坏和雷同的项目开发；开发同时要做好发掘、整理、研究、保护沿途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工作；应统一推出茶马古道的旅游品牌，避免"内战"，等等。
千百年来，青藏高原和祖国内地之间就存在着一条汉藏交往的古老通道，它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地势最高最险的文明文化传播的古道，是一条完全用人和、马的脚力踩出的、用有血有肉的生命之躯铺就的古道，马帮们沿着这条坎坷崎岖的古老驿道，源源不断地为藏区驮去茶、糖、盐等生活必需品，从藏区换回马匹、牛羊和皮毛，专家们因此将这条汉藏古道称为茶马古道。它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大观园、民族迁徙的大走廊，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历史见证。在这条绵延4000余公里的古道上，有西双版纳傣族的贝叶文化、有彝族祭坛上的火文化、有白族的本主文化、有纳西族的东巴文化、有藏族的雪域文化各民族文化在这条古道上交汇、融合、发展，生生不息。它又是一条中外文化交流的通道，在华夏文明和印度文明之间架设起一座桥梁。茶马古道途经的横断山区、青藏高原，又是我国地理地貌最为复杂、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有着极高的科学考察价值。
据考证，在漫长的历史中，茶马古道形成了两条主要的线路，一条以现今云南西双版纳、思茅等产茶地为起点，向西北经今云南大理、丽江、迪庆到西藏昌都、林芝至拉萨，再经拉萨南下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和印度，另一条则从现今的四川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理塘、巴塘、昌都、拉萨等地，到达尼泊尔、印度。
同丝绸之路一样，茶马古道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曾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现代文明的涤荡，这条古道逐渐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近年来，滇、川、藏旅游业的蓬勃兴起，又唤起人们对这条古老文化文明传播通道的记忆。
完整路线图人们已很难窥见这条神秘古道的全貌。茶马古道究竟如何走向？它究竟经过现今的哪些地方？在主干道之外又有些什么样的附线？这一切都是那样的扑朔迷离。
100多年前，滇西北这片天荒地老的高原曾有许许多多的法国籍、德国籍传教士不辞辛劳、历尽艰险到这里传教，足迹曾经踏遍整个滇西北高原，他们会不会留下关于茶马古道的一些记述？
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热衷于香格里拉和茶马古道研究的女学者、云南人民出版社女编辑郭素芹习惯性地前往县图书馆查阅资料。她意外地发现，不大的德钦县图书馆里竟藏有外文原着近千册，其中法文原着就有300多册。当地学者告诉她，那些书原来都是茨中教堂的幸存物，所有的书都是当年的外籍传教士或探险家们带来的，还有一部分是那些传教士们回国着书立说后寄来的。
郭素芹一本一本地翻阅，突然，在一本书的夹页里她翻到了一张地图，地图印制得十分清晰精美。精通法文的郭素芹将地图上标注的法文地名一一翻译出来，茶马古道研究专家、云南省迪庆州政协副主席刘群激动了：这竟是一张通往香格里拉腹地的茶马古道完整路线图。
地图印制于1875年法国巴黎出版的《地理社会》公报。150多年前，一位名叫弗朗索瓦巴达让的探险家闯入香格里拉游历。他从印度进入滇西北高原，沿着崎岖险峻的茶马古道，先后踏访了巴东、白地、叶枝、茨菇、德钦、维西、中甸、贡山等地，记载下了详尽珍贵的考察回忆录，并绘制出漂亮的地图。
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发现，它不仅是目前发现的惟一一张茶马古道的完整地图，对于茶马古道研究具有不可多得的史料价值，而且多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云南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一直根据民间传说有一种猜测：滇藏茶马古道有一条附线可以不经过西藏腹地而直接从云南走出去。社会科学研究者们一直在苦苦寻找这条路的踪迹，但未见突破。这张百多年前老地图的发现，强有力地佐证了研究人员们的猜测。滇藏茶马古道附线自大理经六库过茨菇沿独龙江而不需要横穿西藏腹地便可直接进入印度。刘群这样认为。
科考撩面纱近日，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四川大学、云南大学、中山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分别从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和四川雅安出发，分两路对举世瞩目的茶马古道进行考察。据悉，这是我国首次对茶马古道进行综合科学考察。
此次综合科学考察活动，集中了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地理学、地质学、动物学、植物学、经济学、旅游生态学等学科的众多专家学者，他们将揭开蒙在茶马古道上的神秘面纱，为滇、川、藏大三角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丁以寿
(安徽农业大学中华茶文化研究所，安徽合肥)
六、其它方面研究
(一)茶与儒道释研究
茶与儒道释的关系是茶文化研究中所不可回避的，赖功欧的《茶哲睿智》(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及相关论文如《论中国文人茶与儒释道合一的内在关联》(《农业考古》，2000年第2期)、《宗教精神与中国茶文化的形成》(《农业考古》，2000年第4期)对中国茶文化与儒道释的关系作了全面深入研究;丁文的《茶乘》(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对茶与儒释道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而余悦在《中国茶韵》、陈文华在《长江流域茶文化》的部分章节里也对茶道及茶文化与儒道释的关系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在茶文化与儒道释的研究中，茶与佛教是热门。围绕着茶与佛教，特别是茶与禅的关系发表了大量的论文，但大多数是不着边际、隔靴搔痒、自言自语之作。这其中以楼宇烈《茶禅一味道平常赵州大师吃茶去公案的现代阐释》(《中国禅学》第三卷，中华书局，2004年)对从谂禅师吃茶去及茶禅一味的阐释比较客观。沈柏村《饮茶与禅修》(《闽南佛学》，2000年第2期)区分了禅定饮茶与禅宗饮茶，颇有见地。其它如余悦《禅悦之风-佛教茶俗几个问题考辨》(《农业考古》，1997年第4期)、《禅林法语山智慧境界禅茶一味与禅茶表演阐释》(《农业考古》，2001年第4期)、《茶禅一味的三重境界》(《农业考古》，2004年第2期)，赖功欧《茶道与禅宗的平常心》(《农业考古》，2003年第2期)、丁文《论茶禅一味》(《农业考古》，1997年第4期)、吴立民《中国的茶禅文化与中国佛教的茶道》(《法音》，2000年第9期)、陈云君《简论吃茶去与茶禅一味》(《农业考古》，2001年第4期)、寇丹《茶中的美与禅》(《农业考古》，2004年第4期)等，对茶禅关系都有独到的理解和体会。
实际上，儒家、道家对中国茶文化的影响远大于佛教，遗憾的是关于茶与儒家、道家的研究论文屈指可数。东君(滕军)的《茶与仙药论茶之饮料至精神文化的演变过程》(《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揭示了道教在茶从饮料向精神文化发展中的作用。王平的《谈中国茶文化中之道缘》(《道教教义的现代阐释道教思想与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研讨会论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阐明中国茶文化的内核与道教因缘难解。丁以寿的《中华茶道的形成与道家》(《2006第九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胡长春的《道教与中国茶文化》(《农业考古》，2006年第5期)，阐明道家(含道教)对中国茶文化的影响最深、最大。对茶与儒家的专题研究，仅有王泽农《中华茶文化先秦儒学思想的渊源》(《农业考古》，1996年第4期)、赖功欧《儒家茶文化思想及其精神》(《农业考古》，1999年第2期)和《中和及儒家茶文化的化民成俗之道》(《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等数篇。
(二)茶文学与艺术研究
茶文学与艺术是中国茶文化的载体，也是中国茶文化的主体内容。这其中以茶诗的数量庞大，对此而进行的注解赏析和研究也最多。
钱时霖对中国古代茶诗有比较系统、全面的研究，除出版《中国古代茶诗选》(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外，还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如《体裁多样的中国茶诗》(《农业考古》，2000年第4期)等。
庄昭《茶诗三百首》(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年)、蔡镇楚和施兆鹏《中国名家茶诗》(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李莫森《咏茶诗词曲赋鉴赏》(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对中国古代茶诗的注释，方健《竹枝词中的茶文化》(《农业考古》，1999年第2期、1999年第4期、2000年第2期、2000年第4期、2001年第2期、2001年第4期、2002年第2期)对竹枝词中茶诗的发掘和注析，赖功欧《论乾隆茶诗的儒、释、道理趣与艺术格调》(《农业考古》，2001年第2期)对乾隆茶诗的评析，马舒《漫话元代张可久的茶曲》(《农业考古》，1991年第4期)对张可久茶曲的赏析，李新玲夜读唐代茶诗札记系列(《农业考古》，2004年第4期、2005年第2期、2006年第第2期、2006年第第5期)，都有一定的新见。
余悦《中国茶诗的总体走向》(《农业考古》，2005年第2期)，对中国茶诗发展的基本脉络、中国茶诗特色、中国茶诗功用作了总体的概述，施由明《感悟中国文人--中国茶诗词略论》(《农业考古》，2004年第4期)从中国茶诗词中挖掘出中国文人的温柔敦厚的民族性格和避世心态及审美情趣，扬之水《两宋茶诗与茶事》(《文学遗产》，2003年第2期)在《全宋诗》与《全宋词》的范围内检视宋代的分茶、斗茶以及点茶与点汤，吕维新《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诗歌文学的繁荣》(《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顾风《我国中晚唐诗人对于茶文化的贡献》(《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阐述唐代茶诗对茶文化形成的贡献，刘学忠《茶与诗文人生活对艺术的渗透》(《文学遗产》，1996年第2期)阐述了茶文化对诗歌的影响，赵睿才、张忠纲《中晚唐茶、诗关系发微》(《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阐述茶的清新与中晚唐诗歌的变新的关系，认为茶文化促使中晚唐诗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以清省、清寒为主要特征的审美趣味。
小说中的茶文化也受到很大关注，尤其是《红楼梦》。胡文彬《茶香四溢满红楼〈红楼梦〉与中国茶文化》(《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4期)是一篇系统、全面、深刻地论述《红楼梦》中茶文化的力作，此外尚有凯亚《论曹雪芹笔下的闺阁茶文化》(《农业考古》，1994年第4期)、桂遇秋《〈红楼梦〉中的茶文化》(《农业考古》，1994年第4期)等;林长华《〈水浒传〉中茶趣浓》(《农业考古》，1994年第4期)、胡长春《〈镜花缘〉里的茶文化》(《农业考古》，2001年第2期)、林长华《〈儒林外史〉茶味浓》(《农业考古》，2001年第2期)、桂遇秋《〈金瓶梅〉中的茶文化》(《农业考古》，2001年第2期、2001年第4期)，则论述了古典小说名著中的茶文化。
茶艺术也是茶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于良子《翰墨茗香》(浙江摄影出版社，2003年)对中国古代的茶事书画篆刻作了系统的研究，王书耕《茶文化的形象语言--历代茶图赏析》(《农业考古》，1993年第4期)、候军《品茶读画》(《农业考古》，1997年第2期、1997年第4期、1998年第2期、1998年第4期、1999年第2期、1999年第4期)对中国历代茶画进行赏析，冯英《茶文化与诗书画》(《农业考古》，1996年第4期)论述中华茶文化的发展与诗书画的关系，胡丹《茶画》(《农业考古》，1994年第4期)论证了茶画是展示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窗口。
桂遇秋《黄梅戏中的茶戏》(《农业考古》，1995年第4期)、廖军《无茶不成戏略谈茶与赣南采茶戏及其艺术特点》(《农业考古》，1996年第2期)、余炳贤《漫谈楚剧与茶---兼议楚剧诞生于茶》(《农业考古》，1997年第2期)、余炳贤《试论茶与汉剧、京剧、曲艺的渊源关系》(《农业考古》，2001年第4期)、冯祖祥等《湖北流行戏剧中的茶文化》(《农业考古》，2001年第4期)论述了茶与京剧、黄梅戏、汉剧、楚剧、采茶戏以及曲艺的渊源关系。周志刚《茶香流曲溢兰馨》(《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对闲情听茶系列音乐进行赏析，李林浩、孙效祖《茶文化中的歌曲艺术》(《农业考古》，1991年第4期)论述了茶文化中的歌曲艺术。
(三)茶俗研究
中国的茶俗异彩纷呈，茶俗与茶艺一样，是构成茶文化的重要基础。余悦对茶俗关注较早，不仅在《江西茶俗的民生显象和特质》(《农业考古》1996，4;1997，2;1998，2)系列论文中淋漓尽致地对江西的茶俗进行了解析，而且在《问俗》(浙江摄影出版社1996)、《中国茶韵》、《事茶淳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等书中也对中国茶俗作了深入研究。姚国坤、朱红缨的《饮茶习俗》(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也对中国各地茶俗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此外，吴尚平《浅论中国茶俗文化在民族文化中的地位》(《农业考古》，1996年第2期)论述茶俗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地位，胡长春《中国古代婚俗中的茶礼》(《农业考古》，1996年第2期)研究了中国古代婚俗中的茶礼俗，林更生《中国南部山区的茶俗》(《农业考古》，2000年第4期)、《客家的茶文化》(《农业考古》，1995年第4期)、《客家土楼与客家茶文化》(《农业考古》，1996年第2期)对中国南部山区的茶俗以及客家茶文化进行了研究，薛翘、刘劲峰《客家擂茶源流考》(《农业考古》，1994年第4期)对客家擂茶源流进行考察，龚发达《土家茶文化》(《农业考古》，2000年第4期)对土家族茶文化进行考察，苏芳华、魏谋城《云南民族饮茶方式》(《农业考古》，1995年第4期)对云南少数民族饮茶习俗进行了考察。
(四)茶具研究
中国茶具是构成中国茶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姚国坤、胡小军的《中国古代茶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王建平的《茶具清雅》(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对中国茶具的历史和发展作了梳理;寇丹的《鉴壶》(浙江摄影出版社，1996年)、宋伯胤的《茶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胡小军的《茶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吴光荣《茶具珍赏》(浙江摄影出版社，2004年)对紫砂壶及各式茶具进行了鉴赏和研究。
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茶具轰动一时，梁子《法门寺出土唐代宫廷茶器巡札》(《农业考古》，1992年第2期)、韩金科《法门寺唐代茶具与中国茶文化》(《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对此作了介绍。河北宣化下八里辽墓壁画中的茶事图也很引人注目，郑绍宗《河北宣化辽墓壁画茶道图的研究》(《农业考古》，1994年第2期)、刘海文《试述河北宣化下八里辽代壁画墓中的茶道图及茶具》(《农业考古》，1996年第2期)、周新华《宣化辽墓壁画所见之茶具考》(《农业考古》，2000年第2期)对此作了研究。
此外，关剑平《茶筅的起源》(《农业考古》，1997年第4期)、周志刚《紫砂器对中国茶文化的影响与贡献》(《农业考古》，1999年第2期)、蔡乃武《一件越窑青瓷茶鍑的考证及商榷》(《农业考古》，1999年第2期)等都有新见。
(五)茶馆研究
茶馆是中华茶文化中的一道风景。刘学忠的《中国古代茶馆考论》(《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5期)、吴旭霞的《茶馆闲情》(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连振娟的《中国茶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徐传宏和骆芃芃《中国茶馆》(山东科技出版社，2002年)、徐传宏和刘修明的《雅室品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刘清荣《中国茶馆的流变与未来走向》(《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对中国茶馆历史演变、现状、未来和各地茶馆作了介绍。
蔡泉宝《江南的茶馆文化》(《农业考古》，1991年第2期)、陈香白和陈再粦《论茶馆文化》(《农业考古》，2000年第2期)、刘清荣《区域文化中的茶馆述论》(《农业考古》，2006年第5期)、沈冬梅《茶馆社会文化功能的历史与未来》(《农业考古》，2006年第5期)对茶馆的文化进行了研究。
周文棠《茶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特色茶楼装修》(林安君《现代雅韵古典色香谈茶艺馆装饰设计、艺术布置》(《农业考古》，2000年第2期)，关注现代茶馆的空间设计和艺术布置以及经营管理。
近30年来的中国茶文化研究有了重要的进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也还存在不少的问题。诚如余悦所论，在当前的茶文化研究中，一是学术的空白点仍很多，有些历史遗留的问题未能解惑，有些热点问题也没解决，二是有学术创见，有学术突破的论文不多，三是治学态度浮躁，急功近利的问题带有普遍性，[1]可谓一针见血，切中时弊。这些问题，有待今后的逐步解决，从而使中国茶文化研究迈上一个新台阶。
注释：
[1]范增平：《台湾茶文化论》，台北：碧山岩出版社，1992，第28页
[1]彭勃：《中国茶文化学论纲》，王冰泉、余悦主编：《茶文化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第1-16页。
[2]王玲：《关于中国茶文化学的科学构建及有关理论的若干问题》，王冰泉、余悦主编：《茶文化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第17-31页。
[1]陈文华：《长江流域茶文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640页。
[1]凯亚：《略论我国现代茶学在理论探索上的贫困现象》，《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第1-2页。
[1]余悦：《中国茶文化研究当代历程和未来走向》，《农业考古》，2005年第4期，第42-53页。
本文原刊《饮食文化研究》2009年(下)，P116-126
现代的茶道，由主人准备茶与点心(和果子)招待客人，而主人与客人都按照固定的规矩与步骤行事。除了饮食之外，茶道的精神还延伸到茶室内外的布置;品鉴茶室的书画布置;庭园的园艺及饮茶的陶器都是茶道的重点。
历史由来
日本茶道——和、敬、清、寂从唐代开始，中国的饮茶习俗就传入日本，到了宋代，日本开始种植茶树，制造茶叶。到明代，真正形成独具特色的日本茶道。其中集大成者是千利休(1522-1592年)。他明确提出“和、敬、清、寂”为日本茶道的基本精神，要求人们通过茶室中的饮茶进行自我思想反省，彼此思想沟通，于清寂之中去掉自己内心的尘垢和彼此的芥蒂，以达到和敬的目的。“和、敬、清、寂”被称之为日本“茶道四规”。和、敬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通过饮茶做到和睦相处、互相，以调节人际关系;清、寂是指环境气氛，要以幽雅清静的环境和古朴的陈设，造成一种空灵静寂的意境，给人以熏陶。但日本茶道的宗教(特别是禅宗)色彩很浓，并形成严密的组织形式。它是通过非常严格、复杂甚至到了繁琐程度的表演程式来实现“茶道四规”的，较为缺乏一个宽松、自由的氛围。
平安时代初期，是日本栽培茶树的开始，到了镰仓时代，神僧荣西创造了茶的加工方法，还制造出优质茶种到日本传播，他于公元1211年写成了日本第一部饮茶专著《吃茶养生记》。
日本镰仓时代的临济宗留学僧南浦绍明在宋朝时来到中国，将径山茶宴带回日本，成为日本茶道的起源。18世纪江户时代中期国学大师山冈俊明编纂的《类聚名物考》第4卷中记载：“茶宴之起，正元年中(1259年)，驻前国崇福寺开山南浦绍明，入唐时宋世也，到径山寺谒虚堂，而传其法而皈。”
中国径山茶宴进入日本之后，日本很快就发展出自己的风格与流派。最著名的是千宗旦(千利休之孙)之子所创设的三个流派：表千家流的不审庵、里千家流的今日庵以及武者小路千家流的官休庵，合称三千家。
朝鲜
清、敬、和、乐朝鲜与中国土相连，自古关系密切，中国儒家的礼制思想对朝鲜影响很大。儒家的中庸思想被引入朝鲜茶礼之中，形成“中正”精神。创建“中正”精神的是草衣禅师张意恂(公元1786-1866年)，他在《东茶颂》里提倡“中正”的茶礼精神，指的是茶人在凡事上不可过度也不可不及的意思。也就是劝要有自知之明，不可过度虚荣，知识浅薄却到处炫耀自己，什么也没有却假装拥有很多。人的性情暴躁或偏激也不合中正精神。所以中正精神应在一个人的人格形成中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从而使消极的生活方式变成积极的生活方式，使悲观的生活态度变成乐观的生活态度。这种人才能称得上是茶人，中正精神也应成为人效中的生活准则(尹炳相：《韩国的茶文化与新价值观的创造》，载于《农业考古》1997年2期)。后来韩国的茶礼归结为“清、敬、和、乐”或“和、敬、俭、真”四个字，也折射了朝鲜民族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由此亦可见，朝鲜的茶礼精神就是茶道精神。
韩国
韩国的饮茶史也有数千年的历史。公元7世纪时﹐饮茶之风已遍及全国﹐并流行于广大民间﹐因而韩国的茶文化也就成为韩国传统文化的一部份。
在历史上﹐韩国的茶文化也曾兴盛一时﹐源远流长。
在我国的宋朝﹑元朝时期﹐全面学习中国茶文化的韩国茶文化﹐以韩国“茶礼”为中心﹐普遍流传中国宋元时期的“点茶”。约在我国元代中叶后﹐中华茶文化进一步为韩国理解并接受﹐而众多“茶房”﹑“茶店”﹑茶食﹑茶席也更为时兴﹑普及。
20世纪80年代﹐韩国的茶文化又再度复兴﹑发展﹐并为此还专门成立了“韩国茶道大学院”﹐教授茶文化。
现韩国每年5月25日为茶日﹐年年举行茶文化祝祭。其主要内容有韩国茶道协会的传统茶礼表演﹐韩国茶人联合会的成人茶礼和高丽五行茶礼以及国仙流行新罗茶礼﹐陆羽品茶汤法等。
和日本茶道一样﹐源于中国的韩国茶道﹐其宗旨是“和﹑敬﹑俭﹑真”。
“和”﹐即善良之心地﹔
“敬”﹐即彼此间敬重﹑礼遇﹔
“俭”﹐即生活俭朴﹑清廉﹔
“真”﹐即心意﹑心地真诚﹐人与人之间以诚相待。
我国的近邻──韩国﹐历来通过“茶礼”的形成﹐向人们宣传﹑传播茶文化﹐并有机地引导社会大众消费茶叶。
韩国的茶礼种类繁多﹑各具特色。如按名茶类型区分﹐即有“末茶法”﹑“饼茶法”﹑“钱茶法”﹑“叶茶法”四种。
中国的茶道，日本也有茶道，那么朝鲜作为邻国当然也有茶道，那么朝鲜茶道的精神是怎么样的呢?说起茶道，大家最经常听闻的应该是中国茶道与日本茶道，尤其是中国茶道的精细与专业在世界闻名，那么作为邻国的朝鲜也有茶道吗?朝鲜的茶道是怎样的?
朝鲜茶道的精神受中国儒家的礼制思想的影响很大。儒家的中庸思想被引入朝鲜茶礼之中，形成“中正”精神。创建“中正”精神的是草衣禅师张意恂(公元1786-1866年)，他在《东茶颂》里提倡“中正”的茶礼精神，指的是茶人在凡事上不可过度也不可不及的意思。也就是劝要有自知之明，不可过度虚荣，知识浅薄却到处炫耀自己，什么也没有却假装拥有很多。人的性情暴躁或偏激也不合中正精神。
所以中正精神应在一个人的人格形成中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从而使消极的生活方式变成积极的生活方式，使悲观的生活态度变成乐观的生活态度。这种人才能称得上是茶人，中正精神也应成为人效中的生活准则(尹炳相：《韩国的茶文化与新价值观的创造》，载于《农业考古》1997年2期)。后来韩国的茶礼归结为“清、敬、和、乐”或“和、敬、俭、真”四个字，也折射了朝鲜民族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由此亦可见，朝鲜的茶礼精神就是茶道精神。
综上所述，朝鲜茶道的精神是一种“中正”的茶礼精神，折射了朝鲜民族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朝鲜与中国土相连，自古关系密切，中国儒家的礼制思想对朝鲜影响很大。儒家的中庸思想被引入朝鲜茶礼之中，形成“中正”精神。创建“中正”精神的是草衣禅师张意恂(公元1786-1866年)，他在《东茶颂》里提倡“中正”的茶礼精神，指的是茶人在凡事上不可过度也不可不及的意思。也就是劝要有自知之明，不可过度虚荣，知识浅薄却到处炫耀自己，什么也没有却假装拥有很多。人的性情暴躁或偏激也不合中正精神。
所以中正精神应在一个人的人格形成中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从而使消极的生活方式变成积极的生活方式，使悲观的生活态度变成乐观的生活态度。这种人才能称得上是茶人，中正精神也应成为人效中的生活准则(尹炳相：《韩国的茶文化与新价值观的创造》，载于《农业考古》1997年2期)。后来韩国的茶礼归结为“清、敬、和、乐”或“和、敬、俭、真”四个字，也折射了朝鲜民族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由此亦可见，朝鲜的茶礼精神就是茶道精神。
朝鲜茶道的精神受中国儒家的礼制思想的影响很大。儒家的中庸思想被引入朝鲜茶礼之中，形成“中正”精神。所以中正精神应在一个人的人格形成中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从而使消极的生活方式变成积极的生活方式，使悲观的生活态度变成乐观的生活态度。
中华茶文化因其特定的内涵，具有很强的民族性，而越具有民族性的文化，也越具有世界性。中华茶文化在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向周边国家传播，不断地影响着这些国家的饮食文化。
朝鲜半岛在四世纪至七世纪中叶，是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时代，据传六世纪中叶，已有植茶，其茶种是由华严宗智异禅师在朝鲜建华严寺时传入，至7世纪初，饮茶之风已遍及全朝鲜。后来，新罗在唐朝的帮助下，逐渐统一了全国。
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中国与济、新罗的往来比较频繁，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关系也比较密切。特别是新罗，在唐朝有通使往来一百二十次以上，是与唐通使来往最多的邻国之一。新罗人在唐朝主要学习佛典、佛法，研究唐代的典章，有的人还在唐朝做官。因而，唐代的饮茶习俗对他来说应是很亲近的。
唐代时不少新罗僧人住学中国寺庙，如山东文登清宁乡的法花院中，有三十多个僧人，均是新罗人。在日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述，圆仁在中国求法巡行时，曾受到不少新罗人的帮助，这些新罗人有的是做官的，有的是僧人，如新罗人李元佐在圆仁离开万年县时，曾送他蒙顶茶二斤，团茶一串。
新罗的名僧真鉴国师，在一块碑文中记着如再次收到中国茶时，把茶放入石锅里，用薪烧火煮后，不分其味就饮的内容。
新罗的使节大廉，在唐文宗太和后期，将茶籽带回国内，种于智异山下的华岩寺周围，朝鲜的种茶历史由此开始。朝鲜《三国本纪》卷十，《新罗本纪》兴德王三年云:“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植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时有之，至于此盛焉。”
至宋代时，新罗人也学习宋代的烹茶技艺，李奎根(1168-1235年)著《南行日记》中称:“……有庵，俗称蛇包圣人之旧居。元晓曾住此地，故蛇包迁于此地。本想煮贡晓公，但无泉水，突然岸隙涌泉，其味甘如奶，故试点茶”。
新罗在参考吸取中国茶文化的同时，还建立了自己的一套茶礼。这套茶礼包括：吉礼时敬茶;齿礼时敬茶;宾礼时敬茶;嘉时敬茶。其中宾礼时敬茶最为典型。高丽时代迎接使臣的宾礼仪式共有五种。迎接宋、辽、金、元的使臣，其地点在乾德殿阁里举行，国王在东朝南，使臣在西朝东接茶，或国王在东朝西，使臣在西朝东接茶，有时，由国王亲自敬茶。高丽时代，新罗茶礼的程度和内容，与宋代的宫廷茶宴茶礼有不少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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