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宋代茶叶的生产与加工”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宋代茶叶的生产与加工”相关知识！
宋代饮茶之风大兴,这使得茶叶的大量生产成为必需。李觏云茶并非古也,源于江左，流于天下，浸淫(潘)于近世，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贵贫贱靡不用也。王安石又云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2]可见，宋代饮茶之风已经普遍化、平民化了，而且当时人们对茶树的生物特征的认识大为提高。赵汝砺云草木至夏益盛，故欲导生长之气，以渗雨露之泽，每岁六月兴工，虚其本，培其土，滋菱之草，遏郁之木，悉用除之。茶园户、茶农根据茶树喜疏松、肥沃土地的特性，注意对茶树耘治和施肥，以利于茶树的栽培和产量的提髙。至南宋绍兴末年(1162年)，东南十路，六十州，二百四十二县产茶。而临安府的茶叶产量在东南诸路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所辖9县有6县产茶,其中名茶就有余杭径山寺之龙井茶以及西湖龙井产地所出的宝云茶、香林茶和白云茶等。
南宋时期，临安府茶叶生产已属商品化生产，其生产形态多样，类是兼营茶叶生产的农户。这些农户中不仅有个体小农，还有部分地主。南宋农民经营的独立性大大增强，封建政府不再干预农民的具体经营农民可以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和社会需求选择合适的作物进行生产。临安府所辖各县多丘陵山地，宜于农户广泛栽种茶树，而且由于茶叶的市场价格远远髙于粮食作物，从亊茶叶生产比种稻植麦更有利可图，所以不f农户便把用于粮食生产的部分资源转移到茶叶生产上，茶叶生产成为一部分农民的重要副业。
第二类是茶叶生产专业户茶园户。茶园户中的一部分是由兼营茶叶生产的农户转化而来的。由于生产茶叶可以获得丰厚的利益,许多兼营茶叶生产的农户向着专门从事茶叶生产的方向迈进茶叶生产也由副业的地位上升到了主业。茶园户经营的茶园，规模大小不一，经济地位亦较悬殊。小的茶园户或称之为茶农，除在采茶繁忙季节外，一般不雇工。规模较大的茶园则需要投人大量的劳动力，主要采取两种经营方式。其一是租佃经营，即将茶园分租给无茶园或茶园甚小的茶农，自己通过茶园以榨取茶租。这里也就产生了部分类似二地主身份的茶园主，这是农业生产中封建租佃关系在茶叶生产中的反映和表现。其二是雇工经营。有的茶园主招雇人工进行茶园的管理、茶叶的采摘与加工;也有的茶园主将部分茶叶分配给小作坊主加工，然后向他们收取制品，付给一定的报酬。茶园主主要是依靠剥削茶工的剩余劳动乃至必要劳动而起家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关系显然是货币关系，与封建租佃制关系不同。
第三类是寺院经营的茶园。寺院种茶，具有十分有利的条件。一是寺院占有大量山地园林;二是寺院大量僧侣为茶叶生产、加工提供了足够的劳动力;三是宋代寺院拥有雄厚的资本，寺院比一般农户占有更多的田地，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工商业在宋代特别发达，经营工商业易于获取巨大的利润，因此宋代寺院在工商业方面的活动日益活跃。当时两浙地区寺院经济力量比较强大。据载，寺观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两断。这些都使得临安寺院经营茶园成为普遍现象。《咸淳临安志》就有寺院经营茶园的记载茶，岁贡见旧志载，钱塘宝云庵产者，名宝云茶。下天竺香林洞产者，名香林茶。上天竺白云峰产者，名白云茶又宝严院垂云亭亦产茶。盖南北两山及外七邑诸名山大抵皆产茶。近日径山寺僧采谷雨前者，以小缶赠送。m.Cy316.com
寺院茶园的管理，茶叶的采摘、焙制都由专门寺僧承担。小寺院古地较少，资本不足，产量不多，所产茶叶多半用于自己消费,其茶叶商品率不髙。至于占地较多、资本雄厚的大寺院和中等寺院，其用于自己消费和献佛馈赠的茶叶只是一小部分，而大部分用来供应市场,其茶叶商品率较髙。即使在茶法严密的情况下，寺院茶园所产茶叶也能通过各种途径走私到市场中去。有妄作远乡馈送人事为名，冒法贩卖，官司未有关防。茶叶生产成为大中寺院投资的重要产业之一。以上,对南宋临安府存在的三种茶叶生产类型做了横向的剖析。其实，上述茶叶生产者是不断处于变化中的。茶叶生产形态的变化是与茶叶市场、茶叶商品经济密切相关的。
茶叶生产出来后，还要经过一道道制茶工序才能最终投放到市场。茶叶采摘是制茶工序的开始，它直接关系到茶叶产品的质量。唐人陆羽的《茶经》对茶叶的采摘已十分重视。指出，采摘之时，须在农历二月、三月、四月间，下雨天不采，晴天有云不采，只待天气晴朗的早展乘露而采。宋人则更加讲究，采茶之法，须是侵晨，不可见日，侵晨则夜露未晞，茶芽肥润，见日则为阳气所薄，使芽之資腴内耗，至受水而不鲜明。采茶时还要注意操作要领和技巧凡断芽必以甲不以指，以甲则速断不柔以指则多温易损。W宋代采摘秋茶反映出当时茶园已由粗放管理向精耕细作管理转化了。
茶叶采摘后，晴择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W选择肥嫩茶芽，剔除不符合标准的冻害和病虫害茶叶、老叶及残破之叶，称为捡茶。捡茶之后便进人制茶阶段。宋代茶叶按其制作工序大致可分为腊茶和草茶两类。腊茶即片茶，指为团跨者，草茶又分为散茶和末茶等。但宋代的茶叶加工方法未能统一,各地对茶叶的加工各行其是，先进与落后的加工技术同时在各地出现。
宋代茶叶的焙制方法基本承袭唐代。唐代的团、饼，宋代称片茶。其制作大致分蒸茶、榨茶、研茶、造茶、过黄几个程序。在片茶的制作技术和工艺上，宋代有很大突破。一是唐人很重视炒和焙,宋人则更重视蒸和焙。因此，宋代蒸茶便是制茶的重要程序之一其操作要领是:把洗净的茶芽放人甑中用沸水蒸，既不能过熟,又不能不熟。蒸太生则芽滑，故色淸而味烈;过熟则芽烂，故色赤而不胶。二是捣，，的工序,唐时用杵臼手工操作,劳动强度大，耗费人力，效率低。南宋临安地区则普遍用水力研磨加工茶叶。用水磨研茶，较之用杵臼的人工捣茶,可以提高劳动效率，节约人力，茶叶的成本必然降低而质量更有保证。三是团、饼的拍制艺术，尤其是饰面,龙腾凤翔，栩栩如生，精致至极。这样的精品当然价值昂贵。南宋时一夸之直(值)四十万,仅可供数瓯之啜耳,[1](二这也只有帝王才消受得起。因此南宋时期制作更多的是适应广大人民需要的散茶、末茶，散茶和末茶在局部地区已占据了主导地位^临安地区就以出产草茶为主，它矽加工技术比蜡茶要简易得多。蒸而不捣者为散茶，捣而不拍者为末茶。余杭径山寺的龙井茶就有蒸、碾、焙、干、研、末的,称为抹茶。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时期除蒸淸散茶外还出现了炒青散茶。据日本资料记载，光宗赵佯绍熙元年(1190年)，荣西和尚来我国留学，将釜熬茶制法引进日本，这说明宋朝当时已有炒青制法。当然这种焙制方法还未普及，当时临安府仍以蒸清散茶和末茶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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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专卖始于唐，专卖就是寓税于价，国家在老百姓没有觉察的情况下获取了隐蔽的税收收入。
受唐代飞钱的启发，宋代在专卖事业中普遍使用交引、交钞之类的有价证券。以盐茶为例，每当商人向政府申请批发盐茶用于零售经销，或者直接在京师交纳现金获取专卖权时，都会经过领取凭证的过程。宋人把这种凭证统称为文券，具体名称为交引或交钞。
同时，宋代开始使用称为会子和交子的纸币。纸币和交引、交钞一样，不仅携带便利，而且还兼有汇票的作用。
正如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会产生差价，引发交易和投机一样，宋代大量使用盐引、茶引之类的有价证券，也同样会引发交易和投机。在当时社会上有价证券交引、交钞的持有者大多是商人，他们唯一的目的是盈利，只要有利可图，他们也会选择将交引、交钞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并直接兑换成货币。
宋代与唐朝相似，市面上流通的常常是两种以上不同币材的货币，如唐代铜钱和绢帛兼行，宋代则是铜钱和纸币(交子、会子)并用。交引、交钞的流通和货币的多样性，使中国自宋代开始逐渐出现经营有价证券买卖和货币兑换业务的店铺，并迅速从兼营走向专业化的道路。
宋代应运而生的交引铺、兑便铺，便是这一类专业店铺。兑便铺经营纸币与铜钱相互兑换业务从中赚取兑换差价。交引铺则以盐引、茶引为经营对象，低进高出赚取交易差价。
《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开封南通街区有价证券交引铺的交易盛况时说：南通一巷，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梦梁录》也记载，南宋杭州大街，自和宁门杈子外，一直至朝天门外清和坊多是金银盐钞交易之铺户，前列金银器及现钱，谓之看垛钱交引铺以现钱收购盐茶钞引，而后根据市场行情涨跌适时转售给专营商人，赚取买卖差价。其赢利方式其实和经营兑便铺者如出一辙。
由于临近四川盆地的茶叶产地，宋代的成都人饮茶的风气甚浓，饮茶与美食餐饮、游乐活动紧密相联。夫禧年间，成都每年的三月末官府开西楼亭榭供游人游览参观，园中酒垆、花市、茶坊、食肆过于蚕市，这样的游园活动显然受到了成都百姓的喜爱，文献记载，西楼的游园后来竟至二月初开园、逾月乃止。饮茶的风靡大大促进了茶叶的生产与贸易。
宋代成都人饮茶以本地茶叶的消费为最大。北宋范镇在《东斋纪事》中记述了川峡四路地区的茶产地，分别位于雅州、蜀州、邛州、嘉州、彭州、汉州、绵州与利州，1393与陆羽《茶经》中记述的产茶地大致相同。位于成都平原中心的成都府由于不具备茶叶生长的环境，缺少优质茶场，其茶叶消费大多来自于平原周边山区的蜀州、彭州、邛州以及永康军等地。这些地区的茶叶有不同的品种，彭州其园名仙崖、石花等，其茶饼小而布芽嫩，如出六花者尤妙。[叫蜀州其横源雀舌、鸟嘴、麦颗，盖取其嫩芽所造，以其芽似之也。又有片甲者，即是早春黄茶芽叶相抱如片甲也;蝉翼者，其叶嫩薄如蝉翼也，皆散茶之最上也。彭州茶为饼茶，茶饼小，并以嫩芽制成者最佳，蜀州茶为散茶，茶叶形态各异、颇受人们喜爱。此外，邛州茶在普通的饼茶之外还有专门的火番饼，茶饼大而甘中带苦，每饼重四十量，人西番、党项，是大量输出四川盆地、流向少数民族地区的茶叶种类。除了彭州的小茶饼、蜀州的散茶，雅州的蒙顶茶也受到了文人的推崇，文同在《谢人寄蒙顶茶》中以十分调雪粉，一啜咽去津的诗句表现出了对蒙顶新茶的赞赏与喜爱。外地的茶叶也输人了成都平原，在成都旅居的陆游在《饭罢碾茶戏书》中写道：江风吹雨暗衡门，手碾新茶破睡昏。小饼龙团供玉食，今年也到浣花村。说明闽浙地区的龙团小饼也销售到了成都地区。
成都平原周边茶场的茶叶生产规模是相当可观的，茶园人户，多者岁出三、五万斤，㈣彭州堋口茶场一天便有6万斤的茶叶人库记录，巨大的茶叶产量滋生了繁荣的茶叶贸易，嘉祐四年0059年)前，四川没有实行榷茶制度，天下茶皆禁，唯川峡、广南听民自买卖，禁出其境，在这个时期，成都平原周边的茶叶品种丰富，民间采茶，凡有四色，芽茶、早茶、晚茶、秋茶是也，茶叶包买商则活跃于各地茶场，贩运茶叶于各城市、城镇间。
自熙宁七年〔1074年〉，为满足边地少数民族的饮茶需求，以茶叶换取战马，北宋朝廷在成都设茶马司，成都成为据陆川之会，茶商为多的贸易城市，不但是茶叶流转的中继站，并自此成为了茶马贸易的重要汇集地。在其后长期的茶马贸易中，川茶不仅用于购买战马，还用于交换羁縻马，起到了安抚边地少数民族、维护稳定的作用。此外，四川地区在宋代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也与茶叶贸易有着紧密的关系，苏辙曾有如此记述：蜀中旧使交子，惟茶山交易最为浩瀚。今官自买茶，交子因此价贱。旧日蜀人利交子之轻便，一贯有卖一贯一百者，近岁止九百以上。交子与钱引的使用对于成都商业的促进，不仅在于当其币值稳定时，它是便于赍持转易的货币，而且对于大宗商品交易和长途商品贩卖，它是极具优势的流通货币。
宋时中国茶叶发展重心南移，漳州茶叶生产明显地活跃和发展起来。
元代漳州地区没有修过地方志，在后代所修的地方志中，有关元代的记载均极为简略。而明代是漳州修纂地方志的高潮。漳州地区各县的县志也是从明代开始修纂的，有关茶叶的记载也丰富了许多。元朝中叶现长泰县枋洋乡青阳村，就有安溪大坪村茶农迁居到这里的陈岭，在观音山从事耕垦，至明朝宣德以后，青阳人丁兴旺，与安溪通婚结亲，茶树栽培和茶叶制作技术日益提高，所产茶叶品质甚佳。明末进士阮梦庵在《武夷茶歌》中曾赞叹漳州茶叶：近时制法重清漳，漳芽漳片标名异。阮文锡的《安溪茶歌》中亦有尔来武夷漳人制的说法。茶农生产的茶叶不仅供民间自饮，而且被列入贡品。正德年间贡叶茶378斤，芽茶500斤。嘉靖间年贡叶茶400斤，芽茶511斤。（万历《漳州府志》卷五）。在《南靖县志》载述：嘉靖年间，南靖县茶叶已定列为贡品，曾进贡茶五十五斤九两三钱，菜茶六十斤九两九钱。当时南坑村有茶园三十亩，年产三十担，茶树为本地野生红芽和白芽菜茶，号称清明茶，在《长泰县志》、《龙溪县志》等也均有进贡茶叶的记载。明末龙溪县名士陈正学的《石晶泉歌》（载《平和县志》）有茶香隐为兰蕙，顿觉云生欲轩翥。可见当时的茶叶已颇有名气，同而促进茶叶的种植。明末年间林太师（云肖人氏，明末太师）在现云肖莆美乡一个岩洞周围种茶，当时人们称白茶，而后称武夷茶。面积约十亩，今虽荒芜，岩洞下端仍有南山寺太师分庙二间庙宇，有白云通道石碑等遗址。明太常寺卿陆天定游平和大峰山佛祖岩诗句：寺古多荒瓦，憎贫只荐茶和天启进士沈起津游诏安九侯山诗句香炉烟透云眼里，雾锁茶园望海台。不仅说明内山峰产茶，沿海地区也种植成片茶园。时茶叶贸易也渐兴隆，漳州商人往返于武夷山、安溪购茶。明中叶海澄月港继泉州港之后成为福建外贸大港。据《海澄县志》载，明中叶从海澄月港出口的茶叶年销售上百吨，最多一年达三百吨，居全省之冠。明末清初，龙溪县龙山、平和大峰山、南靖圭洋乡上洋茶远销缅甸，平和的奇兰茶、海澄太武山茶、漳浦玳瑁山茶、龙溪北门茶叶行业也陆续兴起。
清代以来，闽南乌龙茶蓬勃兴起。龙海县的玳瑁山此时也名传四方。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游览至漳浦，正逢漳浦籍宰相蔡新衣锦还乡，皇帝询问蔡新此处有何名茶、寺庙和着名特产，才思敏捷的蔡新即诗：玳瑁名山迎帝临，滴水龙泉高峰顶，金仙岩边有八景，万亩茶园万担银。乾隆上山品尝后，随手写了可供朝廷享用。从此玳瑁茶流传四方。此时种茶自饮也遍及偏僻乡村，嘉庆间岁贡生谢生鹤（诏安人氏）的《秋日乘舟到田家》诗（载《雪溪诗抄》）：落叶供饮饭，清风催煮茶。乾隆间诏安拔贡生叶观论《家属即事》诗：野茶堪破门，何事饷红了，随意六七碗，透骨复通灵。
随着茶饮的普及，品茗之风日甚，其烹泡方式功夫茶艺闻名遐迩。清三十一年（1766年），永安知县彭光斗路过漳州时，就亲身享用了功夫茶。他说：罢后去省，道过龙溪，邂逅竹园中，遇一野叟，延入旁室。地炉活火，烹沁透心脾。叩之乃真武夷也。客闽三载，只领略一次，殊愧此叟也。（彭光斗《闽琐记》）。时至今日，乌龙茶功夫茶艺还在粤东及漳州诏安、云霄等沿海各县广为流行，在中国茶文化茶艺舞台占有一席之地。
清末，漳州茶叶声誉鹊起。光绪年间，漳州市里有号称百年老铺的奇苑、瑞苑等茶庄开业。由于漳州比邻茶叶需求量大的广东省，又靠近贸易港口城市厦门。茶叶内销出口具备良好的条件，因而贸易居全省之冠。随着茶叶生产的发展，行商经营茶叶的店铺也陆续开张，其中不乏大茶庄与南洋各港埠有一定联系或直接在外开设分店的，如奇苑、瑞苑、张源美、荣胜、裕美等茶庄。他们不仅在漳州开业，而且在厦门设立分庄，茶叶出口东南亚等国。年销量据当时记载：光绪二十年前约360担，光绪二十年约1200担，光绪末年约1800担，民国初期至抗日前夕为2000担至6000担。它的来源地有安溪、武夷、漳平及本市长泰、平和、云霄等地。如长泰县青阳田尖、云霄县白云岩、龙海金仙岩。民国初期，平和、诏安、长泰、华安等县已有成片茶园，其余各县山区也有零星种植。
民国时期是一个多事之秋，中国内乱纷争，又经受了长达8年之久的抗日战争。战事不断，烽火连天，发展生产谈何容易，因而漳州茶叶开始从兴盛走向衰落。当时，漳州尚无茶叶精制厂，所产茶叶大都聘请制茶师傅制成毛茶后，由茶商精选加工后运销外地。抗日战争爆发后，乌龙茶主要外销口岸--厦门、汕头相继沦陷，海关紧闭，水路断绝。外运阻塞，茶叶无从出口。国民党政府对茶叶实行统制，苛捐重税，经济萧条，物价暴涨。茶农生活维艰，不少茶厂倒闭，茶园成片荒芜，产量逐年下降，茶叶生产岌岌可危。至1949年茶园面积6775亩，总产99吨，比1937年减产65%。漳州茶乡人民背着民国时期的创伤和缺憾，也带着对明天的憧憬和希望，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我国现代茶叶的产地是江、浙、皖、赣、湘、川、滇、黔、桂、粤、闽、台、陕、豫等十五个省区。陕、豫产茶主要是秦岭和淮河以南的地带，台湾在唐代是否产茶不见明文记载。除此而外.其他各省区在唐代都已产茶。当然，茶区的分布和茶叶的品种现在早已远远超越了唐代。
唐五代时期的产茶地区，综合唐、宋人们的叙述，有陕、襄、荆、衡、金、梁、光、申、舒、寿、蕲、黄、湖、常、宣、杭、睦、歙、润、苏、彭、绵、蜀、邛、雅、泸、眉、汉、越、明、婺、台、恩、播、费、夷、鄂、袁、吉、福、建、韶、象、归、夔、庐、饶、怀、江、循、岳、抚、洪、安、潭、和、朗、容、邕、封、高、巴、渝、涪、简、池、汀、漳、扬等六十九州。【35】
对于唐代的产茶情况，下面作几点简单说明。
第一，我国地形分布，丘陵地区主要在长江以南。这些地方，气候温暖湿润，适宜种茶。杜牧说：山实东吴秀，茶称瑞草魁。在唐代，江淮人什二三以茶为业。【36】还有人说，江南百姓营生，多以种茶为业。【37】天柱山、霍山一带，自唐宋以后长期来是茶叶著名产地，六安茶至今驰名全国。黄山所在祁门一带，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38】四川泸州所管五县作业多仰于茗茶，务本不同于秀麦。【39】嘉陵江南的益昌民多即山树茶，利私自入。【40】由于社会上有专业以茶为生的，所以唐、宋时的户籍中出现了茶户，可见，自唐代开始，我国盛产茶叶的基本局面已经形成。
第二，上述唐五代六十九州产茶是不同时期许多著作的综合，其中有些产茶地区是诸书记载比较一致的，如峡、金、梁、寿、蕲、申、常、湖、睦、福、雅、婺、明等州，反映出这些州郡产茶量较多，而且是长期出产茶叶的。至于记载当时各地茶叶品种的以《国史补》所列举比较全面，参照唐宋人的诗文所述。可知最负盛名的有雅州之蒙顶，湖州顾渚及常州阳羡，义兴之紫笋，绵州之昌明，峡州之碧涧，寿州之黄芽，岳州之含膏，蕲州之团黄，建州之蜡面、京铤。那时，江南不少驿中设有茶库，诸茗毕贮。[51]充分反映茶产的丰裕。
第三，唐五代的产茶地域在逐步扩大。如祁门产茶，《茶经》列为下等，《新唐书》和《国史补》等也都不载。但至少自唐文宗以来，祁门茶货实多。【42】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43】直到现代，祁红、屯绿，仍驰名国内外。又如云南产茶，史传不书，唐末樊绰说，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44】说明滇南墨江乃至普洱地区在唐后期已盛产茶。建州产茶，《茶经》不予重视。唐哀帝天祐二年（905年）诏，福建今后停贡橄榄，只供进蜡面茶。【45】说明中唐以后，福建早有名茶进贡。宋人著作也反复称赞自唐代以至南唐，建州盛产蜡面、京铤、北苑茶，【46】他们纷纷指责陆羽的记载不符合实际情况。
第四，唐代每年的产茶量现在无从查考。封演说：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47】这些不同品种的茶叶，是由于采摘有迟早和加工方法不同的结果。人所共知，种茶是为了采摘它的嫩芽，由于茶树品种不一，特别是由于各地气候以及土壤等条件的制约，茶树不断生长新芽，需要及时采摘。晋人杜育说：月惟初秋，农功少休，结偶同旅，是采是求。惟兹初成，沫沉华浮，焕如积雪，哗若春敷。【48】说明秋摘茶宛如春茶。唐人陆羽说：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始抽凌露采焉。【49】他还详细记载了当时采茶所有的工具。事实上，现代江南的茶树，大致在每年春、夏、秋三季均可采摘柔嫩新茶，陆羽只说二、三、四月，可能存在和宋代官榷茶有某些类似之处。苏辙说：昔茶未有榷，民间采茶，凡有四色，牙茶、早茶、晚茶、秋茶是也。采茶既广，茶利自倍，自榷茶以来，宫中只要早茶，其余三色茶，遂弃而不采，民失茶利过半，今既通商，则四色茶俱复采。【50】当然，一般说来，茶叶采摘过嫩，会减少产量；采摘过老，产量虽多，又要影响成茶的品质。因此，要做到适时茶摘新茶，借以保证茶的质量。
第五，摘下嫩茶后，加工方法是与日改进的。现代，我国茶叶通常是加工为红茶、绿茶二种。唐代不是这样，宋人常说陆羽所烹的是草茶，【51】朱翌说，唐造茶与今不同，今采茶者得芽即蒸熟焙干，唐则旋摘旋炒。【52】《茶经》记载了唐代茶叶加工所用之灶、甑、杵臼、规（捲）、朴等工具，唐人诗文中也有很多谈论加工茶叶使用臼碾磨的。但也存在宋人重视的蒸熟焙干法。张舜民说：贞元中，常衮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谓研膏茶。【53】白居易说，春泥秧稻暖，夜火焙茶香。【54】顾况说，莫嗔焙茶烟暗，却喜晒谷天晴【55】
当然，总的说来，唐人很重视炒和焙，宋朝更重视蒸和焙，把摘取的鲜茶蒸之使软，再冷却焙干即成。自唐后朝以至于宋，一般都以碧绿色茶为贵。【56】
注释：
【35】为避免烦琐，六十九州的资料来源。不一一分别作注。概括地说，它们出于陆羽《茶经》、《旧唐书》、《新唐书》、《通典》、《国史补》、《全唐文》、《全唐诗》、《册府元龟》、《太平广记》、《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事物纪原》、《蛮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画墁录》、《东斋纪事》、《能改斋漫录》。
【36】《册府元龟》卷510《重敛》；《樊川文集》卷3《题茶山》。
【37】《全唐文》卷967《禁园户盗卖私茶奏》；《册府元龟》卷494《山泽》。
【38】《文苑英华》卷813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全唐文》卷802，文同。
【39】《全唐文》卷772李商隐《为京兆公乞留泸州刺史洗宗礼状》。
【40】《全唐文》卷795孙樵《书何易于》。另外，（宋）吕陶《净德集》卷l《奏置场买茶施行出卖远方不便事状》说.今川蜀茶园本是百姓两税田地，不出五谷.只是种茶.赋税一例折科，役钱一例均出。自来采茶货卖，以充衣食。情况与唐代相同。
【41】《国史补》卷下。
【42】《全唐文》卷871刘津《婺源诸县都制置新城记》。
【43】《文苑英华》卷813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全唐文》卷802文同。
【44】《蛮书》卷7《云南管内物产》；《续博物志》卷7文同。参看向达《蛮书校注》190页（中华书局1962年印本）。
【45】《旧唐书》卷20下《哀帝纪》。
【46】参看马令《南唐书》卷2《嗣主书》；《事物纪原》卷9；《铁围山丛谈》卷6；《独醒杂志》卷9；王子安《东溪试茶录》：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吴曾《能改斋漫录》卷8；黄儒《品茶要录》；沈括《补笔谈》卷1。
【47】《封氏闻见记》卷6《饮茶》。
【48】《全晋文》卷89杜育《穄赋》。
【49】《茶经》卷上《三之造》。
【50】《栾城集》卷39《申本省论处置川茶未当状》。
【51】参看黄儒《品茶要录》；张舜民《画墁录》；佚名《南窗纪谈》。
【52】《猗觉寮杂记》卷上。
【53】《画墁录》卷1，按：常衮死于建中初.此记有误。
【54】《全唐诗》卷436白居易《题施山人野居》。
【55】《全唐诗》卷267顾况《过山农家》，而同书卷242张继《山家》，文字相同，未知确为谁作，参看《茶经》卷上《三之造》。
【56】参看郑侠《西塘集》卷8《耆旧续闻》。
几千年前，茶被发现并作为药用。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达，茶的用途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尤其是近年来中外科学家关于茶对人体医疗保健作用的研究，更引起人们对茶莫大的兴趣。然而，茶的这些用途，都属于商品功能或物理功能的范畴，本文试从另一角度，对宋代茶的政治属性作一探索。
积贫 积弱
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实现了国家统一，建立了封建专制主中央集权制度，促进了经济、政治、文化的繁荣，但是在北方，散布在辽河流域及今热河一带钓契丹族建立了辽政权，散布在今甘肃至陕西一带的党项族建立了西夏政权，散布在今东北境内的女贞族也在北宋未建立了金政权，接着又有蒙古族奴隶主集团的兴起。这些政权，为了扩大各自的统治疆域，实现野心勃勃的黄梁美梦，在政治上不断向宋王朝提出要求，把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扩大到民族矛盾，造成壁垒森严的对峙局势。
宋太祖在统一国家建立王朝以看，总结了中晚唐以来宦官擅权，潘镇割据导致泱泱大唐覆灭的教训，在执政的第二年就采纳了赵普的建议，“杯酒释兵权”，防范武人跋扈，而重用文人，朝廷大臣、州郡长官几乎都是文人，提高了文人的地位，这就是宋代的政治特色。
北宋在军事部署上一反历代王朝的做法，采取“守内虚外”的策略，把重兵屯驻在国内要冲之地，专力防范农民起义，而在边境仅驻守可资防范的部队，这种麻痹轻敌的错误战略，给伺机而动的辽国等以可乘之机。同时，北宋王朝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对自己的既得利益丝毫不肯放松和让步，这就更加刺激了民族矛盾，以至硝烟四起。从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对辽战役开始，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只得屈辱求和或割地，成为中国中世纪史上懦弱无能的政府，史称“积贫积弱”王朝。
绢、铜钱、茶叶
宋代的北疆，相继建立的西夏等政权，为了自身的利益，频频向宋发动军事进攻，迫使宋加强战备，增强防范能力，耗用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财政拮据和战马短缺成为困扰朝廷的两大难题，而解决这两大难题就成为最大的政治。
北宋建立以后，开始以绢、铜钱、茶叶折支马价。但是一匹绢值为一贯，一匹马值为三十贯，用绢买马显然是朝廷难以负担的。每年消耗铜资源铸造的铜钱既使全部买马也就只能购买几万匹。况且，“有司言，戎人的钱，销铸为器(兵器)”，在军事上造成很大的危害。
宋代，年产茶五六千万斤，全国人口最多是为四千余万，茶叶人均占有量为一斤多，(编者注：现在我国人均年消费茶叶约为六两，当时可能达不到这一水平。)有充沛的货源用以外销。当时茶叶是国家专卖，所的的茶利每年都友好几百万贯，“国家利源，茗居半”。茶利能为为中央财政提供几万匹马的马价。
宋与辽、西夏、金对峙期间，北方产马地区被辽、西夏、金所侵占，他们不但限制战马流入宋王朝，且在战场上掠夺战马，造成宋战马严重短缺。“夷人不可一日无茶”，而宋朝不可一日无马，以茶马，是双方解决紧缺物资的主要途径。茶与马的比值，随供求关系、民族关系等因素常有涨落，另外，马有骏驽之分，茶有优次之别。南宋时，马源短缺，马价上涨了10倍多，造成马贵茶贱，博马由北宋年平均约2万匹降至约5000匹。
仁宗时西夏发动对宋战争，茶马互市停止，使西夏“饮无茶，衣帛贵”，竟成为停战议和的原因之一。
再从宋对外贸易来看，《宋史食货志》载，“建炎四年(1130)，宣抚使张浚奏，大食国遣人进珠玉宝贝。上曰‘大观、宣和问不以茶博马，惟市珠玉，故武备不修，遂致危弱如此(指宋朝南迁)……渝张浚勿受，量赐予以答之”，佐证不以茶易马，已危及国家安全。
从以上对绢、铜钱、茶叶博马的利弊分析，可以认为，以茶博马是最理想的举措。
战马羁縻马
榷茶博马是宋代的边陲要政，所以朝廷特别重视。王安石变法期间，却认为“榷茶所获利不多”，与神宗的看法有严重分歧。由于西北边防战马和军饷需要，在神宗亲自主持下，于熙宁七年(1074)，派李杞到四川成都府路设置大提举茶场。在秦州设置大提举买马司.翌年8月，李杞奏“卖茶博马，乃是一事”，二司合并为一，更名为都大提举茶马司.由该司构建管理机构，制定法规，统筹榷茶博马宜，岁以2万匹为额。历史上的茶马法从这一年正式实施。过去用绢、铜钱、茶叶等相兼的博马贸易发展成为以茶易马新的历史对期。
《宋史食货志》载：“南渡前，市马分为二，其一曰战马……其二曰羁縻马。”榷茶主要是买战马，军事上保证战争需要，政治上通过互市保持与边疆少数民族友好关系，维护边境安宁。其次才是买羁縻马。所谓“羁縻”，就是笼络使不生异心，不反对宋王朝。羁縻马产于西南，不及西北马马体健壮高大、奔驰敏捷，羁縻马经挑选后，只有一小部分补充战场急需，其他多分配内地部队。买这种马的目的，主要是用经济手段安抚边疆民族，遏止他们不至发动战争，所以对愿意归顺称臣的就卖茶买马，否则就不卖茶不买马，即采取威抚相结合的政策来达到政治上的目的，打的还是茶叶这张牌，这就更加突出了茶的政抬属性。
探讨宋代茶叶的政治属性
几千年前，茶被发现并作为药用。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达，茶的用途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尤其是近年来中外科学家关于茶对人体医疗保健作用的研究，更引起人们对茶莫大的兴趣。然而，茶的这些用途，都属于商品功能或物理功能的范畴，本文试从另一角度，对宋代茶的政治属性作一探索。
积贫积弱
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实现了国家统一，建立了封建专制主中央集权制度，促进了经济、政治、文化的繁荣，但是在北方，散布在辽河流域及今热河一带钓契丹族建立了辽政权，散布在今甘肃至陕西一带的党项族建立了西夏政权，散布在今东北境内的女贞族也在北宋未建立了金政权，接着又有蒙古族奴隶主集团的兴起。这些政权，为了扩大各自的统治疆域，实现野心勃勃的黄梁美梦，在政治上不断向宋王朝提出要求，把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扩大到民族矛盾，造成壁垒森严的对峙局势。
宋太祖在统一国家建立王朝以看，总结了中晚唐以来宦官擅权，潘镇割据导致泱泱大唐覆灭的教训，在执政的第二年就采纳了赵普的建议，杯酒释兵权，防范武人跋扈，而重用文人，朝廷大臣、州郡长官几乎都是文人，提高了文人的地位，这就是宋代的政治特色。
北宋在军事部署上一反历代王朝的做法，采取守内虚外的策略，把重兵屯驻在国内要冲之地，专力防范农民起义，而在边境仅驻守可资防范的部队，这种麻痹轻敌的错误战略，给伺机而动的辽国等以可乘之机。同时，北宋王朝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对自己的既得利益丝毫不肯放松和让步，这就更加刺激了民族矛盾，以至硝烟四起。从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对辽战役开始，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只得屈辱求和或割地，成为中国中世纪史上懦弱无能的政府，史称积贫积弱王朝。
绢、铜钱、茶叶
宋代的北疆，相继建立的西夏等政权，为了自身的利益，频频向宋发动军事进攻，迫使宋加强战备，增强防范能力，耗用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财政拮据和战马短缺成为困扰朝廷的两大难题，而解决这两大难题就成为最大的政治。
北宋建立以后，开始以绢、铜钱、茶叶折支马价。但是一匹绢值为一贯，一匹马值为三十贯，用绢买马显然是朝廷难以负担的。每年消耗铜资源铸造的铜钱既使全部买马也就只能购买几万匹。况且，有司言，戎人的钱，销铸为器（兵器），在军事上造成很大的危害。
宋代，年产茶五六千万斤，全国人口最多是为四千余万，茶叶人均占有量为一斤多，（编者注：现在我国人均年消费茶叶约为六两，当时可能达不到这一水平。）有充沛的货源用以外销。当时茶叶是国家专卖，所的的茶利每年都友好几百万贯，国家利源，茗居半。茶利能为为中央财政提供几万匹马的马价。
宋与辽、西夏、金对峙期间，北方产马地区被辽、西夏、金所侵占，他们不但限制战马流入宋王朝，且在战场上掠夺战马，造成宋战马严重短缺。夷人不可一日无茶，而宋朝不可一日无马，以茶马，是双方解决紧缺物资的主要途径。茶与马的比值，随供求关系、民族关系等因素常有涨落，另外，马有骏驽之分，茶有优次之别。南宋时，马源短缺，马价上涨了10倍多，造成马贵茶贱，博马由北宋年平均约２万匹降至约50００匹。
仁宗时西夏发动对宋战争，茶马互市停止，使西夏饮无茶，衣帛贵，竟成为停战议和的原因之一。
再从宋对外贸易来看，《宋史食货志》载，建炎四年（1130），宣抚使张浚奏，大食国遣人进珠玉宝贝。上曰大观、宣和问不以茶博马，惟市珠玉，故武备不修，遂致危弱如此（指宋朝南迁）渝张浚勿受，量赐予以答之，佐证不以茶易马，已危及国家安全。
从以上对绢、铜钱、茶叶博马的利弊分析，可以认为，以茶博马是最理想的举措。
战马羁縻马
榷茶博马是宋代的边陲要政，所以朝廷特别重视。王安石变法期间，却认为榷茶所获利不多，与神宗的看法有严重分歧。由于西北边防战马和军饷需要，在神宗亲自主持下，于熙宁七年（1074），派李杞到四川成都府路设置大提举茶场。在秦州设置大提举买马司．翌年8月，李杞奏卖茶博马，乃是一事，二司合并为一，更名为都大提举茶马司．由该司构建管理机构，制定法规，统筹榷茶博马宜，岁以２万匹为额。历史上的茶马法从这一年正式实施。过去用绢、铜钱、茶叶等相兼的博马贸易发展成为以茶易马新的历史对期。
《宋史食货志》载：南渡前，市马分为二，其一曰战马其二曰羁縻马。榷茶主要是买战马，军事上保证战争需要，政治上通过互市保持与边疆少数民族友好关系，维护边境安宁。其次才是买羁縻马。所谓羁縻，就是笼络使不生异心，不反对宋王朝。羁縻马产于西南，不及西北马马体健壮高大、奔驰敏捷，羁縻马经挑选后，只有一小部分补充战场急需，其他多分配内地部队。买这种马的目的，主要是用经济手段安抚边疆民族，遏止他们不至发动战争，所以对愿意归顺称臣的就卖茶买马，否则就不卖茶不买马，即采取威抚相结合的政策来达到政治上的目的，打的还是茶叶这张牌，这就更加突出了茶的政治属性。
北宋后期，由于统治阶级昏庸无能，加上边境吃紧，朝廷赔偿给西夏、辽、金等国的银子多，迫使各地征敛无度，使得民怨沸腾，一些地方官又大发国难财，大肆收刮民脂民膏，于是四处起义，烽火连天。
公元1121年，一支农民起义军进入开州境，先是攻克临江市，然后对县城虎视眈眈。这个时候，开州知县是虞公著，此时来开已两年，由于清正廉明，又鼓励生产，官民关系相处得很和睦。虞公著得到禀报后，十分焦心，因为当时开州守备的兵丁不过数百人，还不及农民军的三成，包括虞公著的属僚们，个个都胆战心惊。城内民众也慌乱了，准备逃跑。
面对这种情况，虞公著一改往日文官形象，穿上盔甲，一副行伍打扮，与守备武将商议，四门分派人手，准备好滚石、檑木等，并责令铁匠铺加紧制造弓箭等军备，一切停当，准备亲自上城门督战。众军看知县如此，也便个个奋力向前，御敌决心很大。
不日，农民军来到开州城下，以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义军事前也进行了侦察，获知城中不过近百余名守军，在人数上义军占有绝对优势，加上他们看见城上也不过稀稀拉拉有几面旗帜，不多的几个守城军在走来走去，所以他们刚到城下，就发起了攻击。兵临城下，说时迟，那时快，突然从城墙里冒出无数人来，滚石、檑木如雨点一样下来，义军还没有回过头来，便已经死伤无数，这个小小的埋伏，让义军大吃一惊。
义军暂时退下，在城外驻扎下来。虞公著清点人数，也有不少伤亡。这个时候，补充兵源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目前的兵力，最多只能进行防御战，根本不可能进行反击战，和义军的旷日持久的消耗，肯定城内军要吃亏，而外地的援军又比较遥远，在短时间内根本没有办法抵达，况且各地都自顾不暇，要来援军，谈何容易。
必须要进行反击，才能让地方安宁。虞公著贴出告示，希望城里居民能来参军作战，一般居民也要配合作战，现在整个开州城必须是全民皆兵，才可能赢得这一场战争。
这个时候，有一个外地商人来到虞公著的府邸，他说自己是开州城的茶商代表，由于正是产茶季节，开州城里有三百多茶商云集，加上他们带来的伙计(帮工)，人数上千人，纷纷要求作战。虞公著大喜，马上来到茶商们的会所，看到茶商们正自己准备刀枪，自配软甲。原来，这些茶商虽为商人，但处乱世，也常自备兵器，以防不测。虞公著速派一名副将，带领这些由茶商临时组建的军队，连夜进行一些作战训练。
义军没有知觉的是，这支临时组建的部队成了他们真正的克星。一方面，他们并不知道有了这样一支队伍，另外，这支队伍出于对自身安全和个人利益的考虑，比真正的军队还要卖力。茶商们知道，一旦城池破了，他们这些身带巨款的商人是义军首先要处理的对象。
随后，又与义军的消耗战打了两天，双方各有伤亡，一攻一守也看不出谁有胜负，但虞公著一直不让茶商们参战，茶商们甚为不解，虞公著每日只叫他们加紧训练，说成败就在他们了。
相持久两天了，义军的防范也没有原来那么紧了，在他们看来，城里最多就是守着。
虞公著见时机成熟，是夜，在义军正处在睡梦中时，突然，开州城门洞开，火光冲天，杀声撼地，一支千余人的军队对义军发起了攻击，这就是由茶商们临时组建的军队。
由于义军没有充分的准备，茶商们的军队一到，义军被迅速冲乱，首尾不能相顾，只好四处撤退，茶商们一鼓作气，乘胜追击，义军死伤十之八九。
而更为奇妙的是，整个茶商们除了少数人受伤，无一人阵亡，原来这些茶商久走江湖，大多有一点拳脚。
护城胜利后，虞公著为茶商们举行了盛大的庆功会，全城百姓，无不感恩戴德。这就是开县历史上有名的茶商护城之战(清乾隆《开县志》有载)。从史料可以看出，宋代时开县产茶之盛，质量之好，名气之大，当时集结在开县的茶商何其之多，虞公著能在短短时日内，募集到茶商三百拒贼，足见当时开县茶业产销之盛况。
宋代之后的漳州茶叶历史
宋时中国茶叶发展重心南移，漳州茶叶生产明显地活跃和发展起来。
元代漳州地区没有修过地方志，在后代所修的地方志中，有关元代的记载均极为简略。而明代是漳州修纂地方志的高潮。漳州地区各县的县志也是从明代开始修纂的，有关茶叶的记载也丰富了许多。元朝中叶现长泰县枋洋乡青阳村，就有安溪大坪村茶农迁居到这里的陈岭，在观音山从事耕垦，至明朝宣德以后，青阳人丁兴旺，与安溪通婚结亲，茶树栽培和茶叶制作技术日益提高，所产茶叶品质甚佳。明末进士阮梦庵在《武夷茶歌》中曾赞叹漳州茶叶：近时制法重清漳，漳芽漳片标名异。阮文锡的《安溪茶歌》中亦有尔来武夷漳人制的说法。茶农生产的茶叶不仅供民间自饮，而且被列入贡品。正德年间贡叶茶378斤，芽茶500斤。嘉靖间年贡叶茶400斤，芽茶511斤。（万历《漳州府志》卷五）。在《南靖县志》载述：嘉靖年间，南靖县茶叶已定列为贡品，曾进贡茶五十五斤九两三钱，菜茶六十斤九两九钱。当时南坑村有茶园三十亩，年产三十担，茶树为本地野生红芽和白芽菜茶，号称清明茶，在《长泰县志》、《龙溪县志》等也均有进贡茶叶的记载。明末龙溪县名士陈正学的《石晶泉歌》（载《平和县志》）有茶香隐为兰蕙，顿觉云生欲轩翥。可见当时的茶叶已颇有名气，同而促进茶叶的种植。明末年间林太师（云肖人氏，明末太师）在现云肖莆美乡一个岩洞周围种茶，当时人们称白茶，而后称武夷茶。面积约十亩，今虽荒芜，岩洞下端仍有南山寺太师分庙二间庙宇，有白云通道石碑等遗址。明太常寺卿陆天定游平和大峰山佛祖岩诗句：寺古多荒瓦，憎贫只荐茶和天启进士沈起津游诏安九侯山诗句香炉烟透云眼里，雾锁茶园望海台。不仅说明内山峰产茶，沿海地区也种植成片茶园。时茶叶贸易也渐兴隆，漳州商人往返于武夷山、安溪购茶。明中叶海澄月港继泉州港之后成为福建外贸大港。据《海澄县志》载，明中叶从海澄月港出口的茶叶年销售上百吨，最多一年达三百吨，居全省之冠。明末清初，龙溪县龙山、平和大峰山、南靖圭洋乡上洋茶远销缅甸，平和的奇兰茶、海澄太武山茶、漳浦玳瑁山茶、龙溪北门茶叶行业也陆续兴起。
清代以来，闽南乌龙茶蓬勃兴起。龙海县的玳瑁山此时也名传四方。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游览至漳浦，正逢漳浦籍宰相蔡新衣锦还乡，皇帝询问蔡新此处有何名茶、寺庙和著名特产，才思敏捷的蔡新即诗：玳瑁名山迎帝临，滴水龙泉高峰顶，金仙岩边有八景，万亩茶园万担银。乾隆上山品尝后，随手写了可供朝廷享用。从此玳瑁茶流传四方。此时种茶自饮也遍及偏僻乡村，嘉庆间岁贡生谢生鹤（诏安人氏）的《秋日乘舟到田家》诗（载《雪溪诗抄》）：落叶供饮饭，清风催煮茶。乾隆间诏安拔贡生叶观论《家属即事》诗：野茶堪破门，何事饷红了，随意六七碗，透骨复通灵。
随着茶饮的普及，品茗之风日甚，其烹泡方式功夫茶艺闻名遐迩。清三十一年（1766年），永安知县彭光斗路过漳州时，就亲身享用了功夫茶。他说：罢后去省，道过龙溪，邂逅竹园中，遇一野叟，延入旁室。地炉活火，烹沁透心脾。叩之乃真武夷也。客闽三载，只领略一次，殊愧此叟也。（彭光斗《闽琐记》）。时至今日，乌龙茶功夫茶艺还在粤东及漳州诏安、云霄等沿海各县广为流行，在中国茶文化茶艺舞台占有一席之地。
清末，漳州茶叶声誉鹊起。光绪年间，漳州市里有号称百年老铺的奇苑、瑞苑等茶庄开业。由于漳州比邻茶叶需求量大的广东省，又靠近贸易港口城市厦门。茶叶内销出口具备良好的条件，因而贸易居全省之冠。随着茶叶生产的发展，行商经营茶叶的店铺也陆续开张，其中不乏大茶庄与南洋各港埠有一定联系或直接在外开设分店的，如奇苑、瑞苑、张源美、荣胜、裕美等茶庄。他们不仅在漳州开业，而且在厦门设立分庄，茶叶出口东南亚等国。年销量据当时记载：光绪二十年前约360担，光绪二十年约1200担，光绪末年约1800担，民国初期至抗日前夕为2000担至6000担。它的来源地有安溪、武夷、漳平及本市长泰、平和、云霄等地。如长泰县青阳田尖、云霄县白云岩、龙海金仙岩。民国初期，平和、诏安、长泰、华安等县已有成片茶园，其余各县山区也有零星种植。
民国时期是一个多事之秋，中国内乱纷争，又经受了长达8年之久的抗日战争。战事不断，烽火连天，发展生产谈何容易，因而漳州茶叶开始从兴盛走向衰落。当时，漳州尚无茶叶精制厂，所产茶叶大都聘请制茶师傅制成毛茶后，由茶商精选加工后运销外地。抗日战争爆发后，乌龙茶主要外销口岸--厦门、汕头相继沦陷，海关紧闭，水路断绝。外运阻塞，茶叶无从出口。国民党政府对茶叶实行统制，苛捐重税，经济萧条，物价暴涨。茶农生活维艰，不少茶厂倒闭，茶园成片荒芜，产量逐年下降，茶叶生产岌岌可危。至1949年茶园面积6775亩，总产99吨，比1937年减产65%。漳州茶乡人民背着民国时期的创伤和缺憾，也带着对明天的憧憬和希望，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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