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茶经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国茶艺美学的四个境界”精彩内容，帮助大家了解茶文化知识，欢迎大家进行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从宏观的角度大体说来，中国茶艺美学有以下四个境界：
认识之美茶叶审评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审评茶汤是否“甘、活”，“活”这个标准一般只出现在很难得的茶品中，只有极少的产地，纯熟的制茶，再加上天公做美，或可得一泡清香甘活之茶。与茶一样，茶艺之美的首要境界也是“活”，这个“活”是茶人认识茶、认识自己的过程。
中国茶有六大茶类，论起品种，何止千万。去了解这些茶的知识，踏上寻茶的历程，这也即是儒家所谓“格物致知”的过程。
此阶段的茶艺之美，可以从书本，可以从茶会、茶旅，亦可以在茶馆中得到。每认识到一种新茶，寻访得一泡茶中旧友，这其中的愉悦与庄严感是不可言说的，也即是在这些认识的旅程中，茶人渐渐的认识到自我，从而保持新鲜、鲜活的寻美之心。m.CY316.CoM
体味之美体味之美包括“体”与“味”两部分。体，是体验，体验可以看做是“认识之美”的延伸。
茶人仅仅在书本上和茶事中认识了茶，还不算是一个完整的体验。如果要真正认识茶，必须亲自去喝，亲自去泡，亲自去找。要付出过，才能真正得到，世界永远是能量守恒的，茶的艺术中尤其没有投机取巧。要亲自挨烫，亲自受苦，像一个茶农那样采过茶，像一个茶商那样了解茶，像一位长者那样疼爱茶，像一位晚辈一样敬爱茶，这，才算是对茶有了一些基本的体验了。
唐朝的赵州从谂禅师有一个著名的公案：一位学人前来问禅，赵州旋问：吃粥也未？学人垂手答：吃了。赵州答：洗钵去。这就是中国的禅宗对于禅的正宗回答，也是正宗的茶之“道”。禅与茶同时重视“体验”，这种“体验”里最重要的是一种“不逃避”、“不放弃”的精神。举刚才的公案来说，公案中的学人之所以吃了粥不洗钵，跑来向赵州和尚问“禅”，乃是因为他觉得“问禅”这件事情显然是比“洗钵”更为重要的，然而这就落入了比较与分别的窠臼。茶，亦复如是，当你问别人红茶是什么样的，别人回答了，你记下了，从此认为红茶就是别人说的那样，开始凭一知半解从芸芸众茶中“分别”红茶，并以此为傲。那么红茶一物，其实在你心中已经死去了。要想知道什么是红茶，只有去体验，去喝，不错过每一个过程，做好当下该做的事，这才能真正认识到她，也才能在这一过程中真正体验到红茶之美。
再来说说“味”。茶中值得品味、回味的实在数不胜数，尤其中国茶几千年的历史，留下无数珍贵的文化遗产。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宫廷茶具，到宋徽宗的《大观茶论》，从文人雅士的玄谈雅集到高僧逸道的评泉论水，从友人翻越千山万水日夜奔骑寄来的一片春茶，到百姓人家粗陶破碗沏来的一碗粗茶……茶中可体味到各层次的美，并从这些古代的美中，达到与古人交流的境界。老子有一个观点叫“味无味”，即是从有味体会出无味来，从无味中体会出有味来。从世俗的茶境中体味毕，再回味回味，其实茶中只一味——本心。
自由之美之于中国茶人，几千年的中国文化，既是一笔华丽的财富，又是一个沉重的包袱。在茶艺中，我们很难不被祖辈的经验影响，甚至左右。茶圣陆羽认为邢州瓷是很好的茶具，《煎茶水记》认定庐山康王泉是天下第一泉，袁枚认为喝茶就得小杯细啜……这些组成了“茶”，但“茶”并不是这些的总和。所以，茶艺的第三阶段，重要的乃是“觉”：知道其在那里，而不被其所左右。
很多时候，明明参与茶事的是我们平日很尊敬的人，而做为同样参与茶事的我们本人却不在“这里”。也许已经神游至昨天看过的一本好书里去，也许陷入刚刚了结的一场吵架中去，更直接的，只要茶会中有一位我们平日不太喜欢的人，这场茶事在我们眼中已经完了。生为凡人，我们无时无刻不被情绪所左右，被观念所左右。当我们瀹茶时，拿起时可知道是拿起？放下时可曾真的放下？觉知这一切，觉知茶事中的每一个动作，觉知每一个当下，从茶事之美印证到本心之美，这方不辜负那一泡自然自由之茶。
茶艺之美的第三阶段，正是随处作主的自由之美。
人性之美茶中之美固然是多样的、数不尽的，但茶艺之美的共性却是同一的，那即是神秘、默然的东方之美。茶是美的，然而同一泡茶，每一泡的美都是不同的，不同的人冲泡出来，又有不同的美。这无法像麦当劳、肯德基那样标准化、计量化，没法短时间内让人迅速弄懂，马上接受，没法CIS后推广至全球，保证同一个烧杯泡出的茶完美无差的拥有同样的温度、口感、香气……然而，茶之美不也在此吗？茶不是快餐文化，功夫在茶外，如若没有如是经历，如是学习，很难探寻到茶之真美。
茶之真美，来自于接受。无论生命是怎样的，“我”都接受。从中国文化的根上来说，接受是一种认同，是打破后的再造。检视中国文化，无论是易学还是禅宗，无论是道家还是儒家，都主张打破二元对立，打破主观与客观的对立，打破能所，使之“不二”，使之归于“中道”。“我”的个子比别人矮，我接受；“我”长的不好看，我接受；“我”比别人优秀，别人嫉妒我，我接受；我嫉妒别人，我接受；“我”泡的茶不如你泡的好喝，我接受；“我”泡的茶比你的好喝，我也接受……如果我们总是接受，久而久之，就没有什么“不接受”，也就不会再产生更多的比较。我们之所以挑剔，之所以不安，乃是源自对自己的不接受、不满，只有接受自己了，喜爱自己，才能真正尊重自己，尊重生命。而从茶事中训练自己坦然的接受这一切，紧张感松了，定力培养出来了，人性本来之美焕发出来了，自然能够欣赏到茶之美，以及万物之美。
茶艺的第四个境界，其实也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追求的不是一次完美，一次永恒，而是生命的终级。是松，是定，是静，是道，是禅，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绚烂之后归于平淡，是平等的人与平等的茶，平等的交流，是这平等的交流之间，生命与生命之间所达到的一种均齐——无语之均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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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一篇《茶艺的程序美不美取决于这四个方面》，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茶艺表演主体是表演者，每个动作、神态、语言、仪表均应体现一个“美”字，“美”不仅在外表，更重要的是求内在，表演者要通过自己的动作和言表，使品茶者精神放松，启迪生活情趣，去烦涤躁，心灵回归自然，在怡乐的意境中领略茶艺表演的真谛，一套茶艺的程序美不美要看四个方面。茶艺程序一看是否“顺茶性”。通俗地说就是按照这套程序来操作，是否能把茶叶的内质发挥得淋漓尽致，泡出一壶最可口的好茶来。各类的茶性(如粗细程度、老嫩程度、发酵程度、火工水平等)各不相同，所以泡不同的茶时所选用的器皿、水温、投茶方式、冲泡时间等也应而不相同。表演茶艺，如果不能把茶的色、香、味最充分地展示出来，如果泡不出一壶真正的好茶，那么表演得再花哨也称不得好茶艺。
茶艺程序二看是否“合茶道”。通俗地说就是看这套茶艺是否符合茶道所倡导的“精行俭德”的人文精神，和“和静怡真”的基本理念。茶艺表演既要以道驭艺又要以艺示道。以道驭艺，就是茶艺的程序编排必须遵循茶道的基本精神，以茶道的基本理论为指导。以艺示道，就是通过茶艺表演来表达和弘扬茶道的精神。
茶艺程序三看是否科学卫生。目前我国流传较广的茶艺多是在传统的民俗茶艺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有个别程序按照现代的眼光去看是不科学、不卫生的。有些茶艺的洗杯程序是把整个杯放在一小碗里洗，甚至是杯套杯洗，这样会使杯外的脏物粘到杯内，越洗越脏。对于传统民俗茶艺中不够科学、不够卫生的程序，在整理时应当扬弃。
茶艺程序四看文化品味。这主要是指各个茶艺程序的名称和解说词应当具有较高的文学水平，解说词的内容应当生动、准确、有知识性和趣味性，应能够艺术地介绍出所冲泡的茶叶的特点及历史。
茶艺表演以日常饮茶方式为基础，源于生活，又加以提炼，结合茶、茶具、水、服装、乐曲、环境布置，通过表演者的动作、言表等各方面的艺术表演，体现一种高尚的、纯洁的美，可以陶冶情操，引导人们追求美好的生活，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中国是茶的祖国，是茶文化的发源地，起源于中国的茶文化在向世界各地传播时较早地传入日本列岛。中日茶文化交流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一千多年来绵延不断。汉魏两晋南北朝以迄隋，饮茶风俗从巴蜀地区向中原广大地区传播，茶文化由萌芽进而逐渐发展，作为中日文化交流关系的纽带，一直起着重要作用。
下面分四个时期来叙述日本茶道的形成和发展。
一奈良、平安时代
据日本文献《奥仪抄》记载，日本天平元年(唐玄宗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四月，朝廷召集百僧到禁廷讲《大般若经》时，曾有赐茶之事，则日本人饮茶始于奈良时代(公元710-794)初期。据《日吉神道密记》记载，公元805年，从中国留学归来的最澄带回了茶籽，种在了日吉神社的旁边，成为日本最古老的茶园。至今在京都比睿山的东麓还立有《日吉茶园之碑》，其周围仍生长着一些茶树。
与传教大师最澄从中国同船回国的弘法大师空海，在日本弘仁五年(公元814)闰七月二十八日上献《梵字悉昙子母并释义》等书所撰的《空海奉献表》中，有“茶汤坐来”等字样。
《日本后记》弘仁六年(公元815)夏四月癸卯记事中，记有嵯峨天皇巡幸近江国，过崇福寺，大僧都永忠亲自煎茶供奉的事。永忠在宝龟初(公元770年左右)入唐，到延历二十四年(公元805年)才回国的，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多年。嵯峨天皇又令在畿内、近江、丹波、播磨各国种植茶树，每年都要上贡。《拾芥抄》中更近一步说，在当时的首都，一条、正亲町、猪熊和大宫的万一町等地也设有官营的茶园，种植茶树以供朝廷之用。
日本当时是如何饮茶的?从与永忠同时代的几部汉诗集中可以发现，日本当时的饮茶法与中国唐代流行的饼茶煎饮法完全一样。《经国集》有一首题为《和出云巨太守茶歌》描写了将茶饼放在火上炙烤干燥(独对金炉炙令燥)，然后碾成末，汲取清流，点燃兽炭(兽炭须臾炎气盛)，待水沸腾起来(盆浮沸浪花)，加入茶末，放点吴盐，味道就更美了(吴盐和味味更美)。煎好的茶，芳香四溢(煎罢余香处处薰)。这是典型的饼茶煎饮法。
这一时期的茶文化，是以嵯峨天皇、永忠、最澄、空海为主体，以弘仁年间(公元810-824)为中心而展开的，这一段时间构成了日本古代茶文化的黄金时代，学术界称之为“弘仁茶风”。嵯峨天皇爱好文学，特别崇尚唐朝的文化。在其影响下，弘仁年间成为唐文化盛行的时代，茶文化时其中最高雅的文化。嵯峨天皇经常与空海在一起饮茶，他们之间留下了许多茶诗，如《与海公饮茶送归山》。嵯峨天皇也有茶诗送最澄，如《答澄公奉献诗》等。
弘仁茶风随嵯峨天皇的退位而衰退，特别诗由于宇多天皇在宽平六年(894)，永久停止谴唐使的派遣，加上僧界领袖天台座主良源禁止在六月和十一月的法会中调钵煎茶，于是中日茶文化交流一度中断。但在十世纪初的《延喜式》中，有献濑户烧、备前烧和长门烧茶碗等事的记载，这说明饮茶的风气开始在日本流传。
总之，奈良、平安时期，日本接受、输入中国的茶文化，开始了本国茶文化的发展。饮茶首先在宫廷贵族、僧侣和上层社会中传播并流行，也开始种茶、制茶、在饮茶方法上则仿效唐代的煎茶法。日本虽于九世纪初形成“弘仁茶风”，但以后一度衰退。日本平安时代的茶文化，无论从形式上还是精神上，可以说是完全照搬《茶经》。
二镰仓、室町、安土、桃山时代
(一)镰仓时代
镰仓时代(公元1192—1333年)初期，处于历史转折点的划时代人物荣西撰写了日本第一部茶书——《吃茶养身记》。荣西两度入宋，第二次入宋，在宋四年零四个月，1191年回国。荣西得禅宗临济宗黄龙派单传心印，他不仅潜心钻研禅学，而且亲身体验了宋朝的饮茶文化及其功效。荣西回国时，在他登陆的第一站——九州平户岛上的富春院，撒下茶籽。荣西在九州的背振山也种了茶，不久繁衍了一山，出现了名为“石上苑”的茶园。他还在九州的圣福寺种了茶。荣西还送给京都拇尾高山寺明惠上人5粒茶籽，明惠将其种植在寺旁。那里的自然条件十分有利于茶的生长，所产茶的味道纯正，由此被后人珍重，人们将拇尾高山茶称作“本茶”，将这之外的茶称为“非茶”。
荣西回国的第二年，日本第一个幕府政权——镰仓幕府成立。掌握最高权力的不再是天皇，而是武士集团首领——源氏。政治的中心，也由京都转移到镰仓。建保二年(公元1214年)，幕府将军源实朝醉酒，荣西为之献茶一盏，并另献一本誉茶德之书《吃茶养生记》。《吃茶养生记》分上下两卷，用汉文写成，开篇便写道：“茶也，末代养生之仙药，人伦延龄之妙术也”。荣西根据自己在中国的体验和见闻，记叙了当时的末茶点饮法。由于此书的问世，日本的饮茶文化不断普及扩大，导致三百年后日本茶道的成立。荣西既是日本的禅宗之祖，也是日本的“茶祖”。自荣西渡宋回国再次输入中国茶、茶具和点茶法，茶又风靡了僧界、贵族、武士阶级而及于平民。茶园不断扩充，名产地不断增加。
荣西之后，日本茶文化的普及分为两大系统，一是禅宗系流，一是律宗系流。禅宗系统包括荣西及其后的拇尾高山寺的明惠上人，律宗系统则有西大寺的叡尊、极乐寺的忍性。饮茶活动以寺院位中心，并且是由寺院普及到民间，这是镰仓时代茶文化的主流。
日本文永四年(公元1267年)，筑前崇福寺开山者南浦绍明禅师，自宋归国，获赠径山寺茶道具“台子”(茶具架)一式并茶典七部。“台子”后传入大德寺，梦窗疏石国师率先在茶事中使用了台子，开点茶礼仪之先河。此后，台子茶式在日本普及起来。
镰仓时代末期，上层武家社会的新趣味、新娱乐“斗茶”开始流行，通过品茶区分茶的产地的斗茶会后来成为室町茶的主流。
(二)室町时代
室町时代(公元1333—1573，受宋元点茶道的影响，模仿宋朝的“斗茶”，出现具有游艺性的斗茶热潮。特别是在室町时代前期，豪华的“斗茶”成为日本茶文化的主流。但是，与宋代文人们高雅的斗茶不同，日本斗茶的主角是武士阶层，斗茶是扩大交际、炫耀从中国进口货物、大吃大喝的聚会。到了室町时代的中后期，斗茶内容是更复杂、奖品种类也更多，据记载有茶碗、陶器、扇子、砚台、檀香、蜡烛、鸟器、刀、钱等。比起中国宋代的斗茶来，室町时代的斗茶更富有游艺性，这是由日本文化具有游艺性的的特点决定的。摆弄进口货，模仿宋朝人饮茶，是一件风雅之事。当然，在室町时代的斗茶会里，也有一些高雅的茶会。室町时代的斗茶经过形成、鼎盛之后，逐渐向高级化发展，为东山时代的书院茶准备了条件。
公元1396年，38岁的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让位于儿子义持。次年，他在在京都的北边兴建了金阁寺。以此为中心，展开了“北山文化”。在他的指令、支持下，小笠原长秀、今川氏赖、伊势满忠协主持完成了武家礼法的古典著述《三义一统大双纸》，这一武家礼法是后来日本茶道礼法的基础，而观阿弥、世阿弥父子草创了能乐。公元1489年，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隐居京都的东山，在此修建了银阁寺，以此为中心，展开了东山文化。东山文化是继北山文化之后室町文化的又一个繁荣期，是日本中世文化的代表。由娱乐型的斗茶会发展为宗教性的茶道，是在东山时代初步形成的。在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建造的东山殿建筑群中，除代表性的银阁寺外，还有一个著名的同仁斋。同仁斋的地面是用塌塌米铺满的，一共用了四张半。这个四张半塌塌米的面积，成为后来日本茶室的标准面积。全室塌塌米的建筑设计，为日本茶道的茶礼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日本把这种建筑设计称作“书院式建筑”，把在这样的“书院式建筑”里进行的茶文化活动称作“书院茶”。书院茶是在书院式建筑里进行、主客都跪坐，主人在客人前庄重地为客人点茶的茶会。没有品茶比赛的内容，也没有奖品，茶室里绝对安静，主客问茶简明扼要，一扫室町斗茶的杂乱、拜物的风气。日本茶道的点茶程序在“书院茶”时代基本确定下来。书院式建筑的产生使进口的唐宋艺术品与日本式房室融合在一起，并且使立式的禅院茶礼变成了日本式的跪坐茶礼。书院茶将外来的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结合在一起，在日本茶道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以东山文化为中心的室町书院茶文化里，起主导作用的是足利义政的文化侍从能阿弥(1397—1471年)，他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通晓书、画、茶。在能阿弥的指导下，当时所进行的点茶法是一种“极真台子”的茶法。点茶时要穿武士的礼服——狩衣，点茶用具放在极真台子上面，茶具的位置、拿发，动作的顺序，移动的路线，进出茶室的步数都有严格的规定，现行的日本茶道的点茶程序基本上在那时就已经形成了。能阿弥不愧是室町时代的一位划时代的大艺术家，他一生侍奉将军义教、义胜、义政三代，一扫斗茶会的奢靡嘈杂，创造了“书院饰”“台子饰”的新茶风，对茶道的形成有重大影响。他推荐村田珠光作足利义政的茶道老师，使得后者得以有机会接触“东山名物”等高水准的艺术品，达成了民间茶风与贵族文化接触的契机，使日本茶道正式成立之前的书院贵族茶和奈良的庶民茶得到了融会、交流，为村田珠光成为日本茶道的开山之祖提供了前提。如果说村田珠光是日本茶道的鼻祖，那么能阿弥就是日本茶道的先驱。
应永二十四年(1417年)六月五日，一种由一般百姓主办参加“云脚茶会”诞生，云脚茶会使用粗茶、伴随酒宴活动，是日本民间茶活动的肇始。云脚茶会自由、开放、轻松、愉快，受到欢迎，在室町时代后期，逐渐取代了烦琐的斗茶会。
在饮茶文化大众化的潮流中，奈良的“淋汗茶”引人注目。文明元年(1469年)五月二十三日，奈良兴福寺信徒古市播磨澄胤在其馆邸举办大型“淋汗茶会”，邀请安位寺经觉大僧正为首席客人。淋汗茶会是云脚茶会的典型，古市播磨本人后来成为珠光的高徒。淋汗茶的茶室建筑采用了草庵风格，这种古朴的乡村建筑风格，成为后来日本茶室的风格。
日本茶道的鼻祖村田珠光(1423—1502)，珠光11岁时进了属于净土宗的奈良称名寺做了沙弥，由于怠慢了寺役，被赶出了称名寺。之后，他来到京都，19岁时进了大德寺酬恩庵(今称一休庵)，大德寺是著名的临济禅宗的寺院。珠光跟一体宗纯(1394—1481年)参禅，获得一休的印可。他将禅宗思想引入茶道，形成了独特的草庵茶风。珠光通过禅的思想，把茶道由一种饮茶娱乐形式提高为一种艺术、一种哲学、一种宗教。珠光完成了茶与禅、民间茶与贵族茶的结合，为日本茶文化注入了内核、夯实了基础、完善了形式，从而将日本茶文化真正上升到了“道”的地位。
日本茶道宗师武野绍鸥(1502—1555年)承先启后。大永五年(1525年)，武野绍鸥从界町来到京都，师从当时第一的古典学者、和歌界最高权威、朝臣三条西实隆学习和歌道。同时，师从下京的藤田宗理、十四屋宗悟、十四屋宗陈(三人皆珠光门徒)修习茶道。他将日本的歌道理论中表现日本民族特有的素淡、纯净、典雅的思想导入茶道，对珠光的茶道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为日本茶道的进一步民族化、正规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武野绍鸥的另一个功绩是对弟子千利休的教育和影响。
室町时代末期，茶道在日本获得了异常迅速的发展。
人们从事茶叶生产的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即有关茶叶的栽培、制造、加工、保存、化学成份及疗效研究……等等，也包括品茶时所使用的茶叶、水、茶具以及桌椅、茶室等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品和建筑物。
制度文化人们在从事茶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行为规范。如随着茶叶生产的发展，历代统治者不断加强其管理措施，称之为“茶政”，包括纳贡、税收、专卖、内销、外贸……等等。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早在周武王伐纣之时，巴蜀地区的“茶、蜜、灵龟……皆纳贡。”至唐以后贡茶的份额越来越大，名目繁多。从唐代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开始，对茶叶征收赋税：“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旧唐书·食货志》）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开始实行榷茶制，即实行茶叶专卖制（《旧唐书.文宗本纪》）宋代蔡京立茶引制，商人领引时交税，然后才能到指定地点取茶。自宋至清，为了控制对西北少数民族的茶叶供应，设茶马司，实行茶马贸易，以达到“以茶治边”的目的。对汉族地区的茶叶贸易也严加限制，多方盘剥。
行为文化人们在茶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约定俗成的行为模式，通是以茶礼、茶俗以及茶艺等形式表现出来。如宋代诗人杜来“寒夜客来茶当酒”的名句，说明客来敬茶是我国的传统礼节；千里寄茶表示对亲人的怀念；民间旧时行聘以茶为礼，称“茶礼”，送“茶礼”叫“下茶”，古时谚语曰“一女不吃两家茶”，即女家受了“茶礼”便不再接受别家聘礼；还有以茶敬佛，以茶祭祀等等。至于各地、各民族的饮茶习俗更是异彩纷呈，饮茶习俗更是异彩纷呈，各种饮茶方法和茶艺程式也如百花齐放，美不胜收。
心态文化人们在应用茶叶的过程中所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观因素。如人们在品饮茶汤时所追求的审美情趣，在茶艺操作过程中所追求的意境和韵味，以及由此生发的丰富联想；反映茶叶生产、茶区生活、饮茶情趣的文艺作品；将饮茶与人生处世哲学相结合，上升至哲理高度，形成所谓茶德、茶道等等。这是茶文化的最高层次，也是茶文化的核心部分。
因此，广义的茶文化应该由上述四个层次组成。但是第一层次（物态文化）中早已形成一门完整、系统的科学——茶叶科学，简称茶学。第二层次（制度文化）属于经济史学科研究范畴，而且也是成绩显著，硕果累累。所以作为新兴的学科，茶文化学应该将研究重点放在过去比较薄弱的第三、第四两个层次，也就是狭义的茶文化。
如此看来，我们要研究的狭义茶文化是属于平常所谓的“精神文明”范畴，但是它又不是完全脱离“物质文明”的文化，而是结合在一起的。不管是茶道也好，茶艺也好，茶礼也好，茶俗也好，都是在茶叶应用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离开，也就不存在什么茶文化了。
我国有数千年的饮茶史，人们的饮茶方法随着制茶技术和饮茶实践的发展进步，有过四次较大的演变。
第一个阶段：煎饮法
当我们的祖先还处在原始部落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常常食不果腹。当他们发现茶树的叶子无毒能食的时候，采食茶叶纯粹是为了填饱肚子，而不是去享受茶叶的色、香、味，所以还不能算饮茶。而当人们发现，茶不仅能祛热解渴，而且能兴奋精神、能医治多种疾病时，茶开始从食粮中分离出来。煎茶汁治病，是饮茶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里，茶是药。当时茶叶产量少，也常作为祭祀用品。
第二个阶段：羹饮法
从先秦至两汉，茶从药物转变为饮料。当时的饮用方法，正象郭璞在《尔雅》注中所说的那样：茶可煮作羹饮；也就是说，煮茶时，还要加粟米及调味的作料，煮做粥状。至唐代，还多用这种饮用方法。我国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多在唐代接受饮茶的习惯，故他们至今仍习惯于在茶汁中加其它食品。
第三个阶段：研碎冲饮法
此法早在三国时代就已山现了，唐代开始流行，盛于宋。三国时代魏国的张揖在《广雅》中记载：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迹，捣未，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桔子笔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这里说得很明确，当时采下的茶叶，要先制饼，饮时再捣未、冲沸水。这同今天饮砖茶的方法是一样的，应该说是冲饮法的祖宗。但这时以汤冲制的茶，仍要加愈、姜、桔子之类拌和，可以看出从羹饮法向冲饮法过渡的痕迹。唐代中叶以前，陆羽己明确反对在茶中加其它香调料，强调品茶应品茶的本味。说明当时的饮茶方法也正处在变革之中。纯用茶叶冲泡，被唐人称为清茗。饮过清茗，再咀嚼茶叶，细品其味，能获得极大的享受。宋人以饮冲泡(淹茶)的清茗为主，羹饮法除边远地之外，己很少见到。第四个阶段：泡饮法
饮茶的第四个阶段，可叫做全叶冲泡法。
此法始于唐代，盛行于明清以来。唐代发明蒸青制茶法，专采春天的嫩芽，经过蒸焙之后，制成散茶，饮用时用全叶冲泡。这是茶在饮用上又一进步。散茶品质极佳，饮之宜人，引起饮者的极大兴趣。为了辨别茶质的优劣，当时已形成了审评茶叶色香味的一整套方法。宋代研碎冲饮法和全叶冲泡法并存。至明代，制茶方法以制散茶为主，饮用方法也基本上以全叶冲泡为主。这同今天大多数人的饮茶方法是一样的。
目前开始的速溶茶、茶饮料等饮用方式也许正是新兴茶饮法的开端。
一段时间以来，“干泡法”席卷茶人圈：茶台不再湿漉漉，甚至连茶盘都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精致的茶器、壶承和盛放洗茶水的水盂，布置成个性化的茶席，显得清新雅致，别具特色。和以往常见的“湿泡法”相比，干泡茶席不囿于地点，室内户外、溪畔山间，皆可成席，逐渐在茶人圈风靡开来。
听说“干泡法”，有些圈外人会误以为泡茶“不用水”，其实不是。
在多数闽南人的普遍印象中，泡茶的茶桌是要有茶盘的，开水冲淋茶器，茶盘湿漉漉，茶水随处流淌，再经由软管导引到桶里收集。这个时候，主人对茶盘的大小、材质、工艺都很讲究。这样的“湿泡法”随性、用水量大，且因茶盘笨重，随着茶席文化的流行，逐渐让位于“干泡法”。
无论唐的煎茶法，宋的点茶，还是明清以来的散茶冲泡，“湿泡法”都不是主流。干泡法的雅致，反而和现代茶席相得益彰，成为一种极简主义美学。
于是，一条精美茶席、一套考究的茶具、一个壶承、一个水盂，再搭配花器，就构成了茶席的大部分，在泡茶过程中，如果产生废弃茶水及茶渣，茶人就直接倾倒于一旁的水盂中，整个席面保持干爽、雅致，且容易清理。
相比之下，干泡法更讲究的是心情与意境，泡茶环境更加干爽雅致，茶艺师必须要注意力集中，身心要自然舒适，不然很容易把水滴得到处都是。
当然，也有一些茶人依然钟情于“湿泡法”，不仅因为这种泡茶方式的随性，还因为有些茶人出于养壶的需要，需要用茶水冲淋壶具。用干泡法就显得拘谨不方便，冲淋壶身时茶水容易弄脏茶席。从壶承到整体茶席设计
“干泡法”让泡茶不拘泥于场所空间，随兴随处都可设计茶席。而没有了茶盘，一方壶承，乃至茶席上的布置成了大家的关注焦点。
壶承，也称干泡台，泡茶时搁放盖碗、茶壶等茶具之用，避免溢出的水沾湿茶布。和茶盘相比更加小巧，小的壶承甚至仅供放置一把茶壶。记者发现，有一些茶人“取材天然”，一块小巧莲花台底座、一片瓦当、一方砚台……都可以当做个性化的茶承使用。
当然，市面上开始出现不少针对“干泡法”的专用壶承。茶承的款式很多，制作材质不一而足，总体来说都是小巧雅致，颇具禅意。在茶席布置上，选择与茶席格调统一的茶承很重要。
心态文化——人们在应用茶叶的过程中所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观因素。如人们在品饮茶汤时所追求的审美情趣，在茶艺操作过程中所追求的意境和韵味，以及由此生发的丰富联想;反映茶叶生产、茶区生活、饮茶情趣的文艺作品;将饮茶与人生处世哲学相结合，上升至哲理高度，形成所谓茶德、茶道等等。这是茶文化的最高层次，也是茶文化的核心部分。
物态文化——人们从事茶叶生产的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即有关茶叶的栽培、制造、加工、保存、化学成份及疗效研究……等等，也包括品茶时所使用的茶叶、水、茶具以及桌椅、茶室等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品和建筑物。
制度文化——人们在从事茶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行为规范。如随着茶叶生产的发展，历代统治者不断加强其管理措施，称之为“茶政”，包括纳贡、税收、专卖、内销、外贸……等等。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早在周武王伐纣之时，巴蜀地区的“茶、蜜、灵龟……皆纳贡。”至唐以后贡茶的份额越来越大，名目繁多。从唐代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开始，对茶叶征收赋税：“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自宋至清，为了控制对西北少数民族的茶叶供应，设茶马司，实行茶马贸易，以达到“以茶治边”的目的。对汉族地区的茶叶贸易也严加限制，多方盘剥。
行为文化——人们在茶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约定俗成的行为模式，通是以茶礼、茶俗以及茶艺等形式表现出来。如宋代诗人杜来“寒夜客来茶当酒”的名句，说明客来敬茶是我国的传统礼节;千里寄茶表示对亲人的怀念;民间旧时行聘以茶为礼，称“茶礼”，送“茶礼”叫“下茶”，古时谚语曰“一女不吃两家茶”，即女家受了“茶礼”便不再接受别家聘礼;还有以茶敬佛，以茶祭祀等等。至于各地、各民族的饮茶习俗更是异彩纷呈，饮茶习俗更是异彩纷呈，各种饮茶方法和茶艺程式也如百花齐放，美不胜收。
因此，广义的茶文化应该由上述四个层次组成。但是第一层次(物态文化)中早已形成一门完整、系统的科学——茶叶科学，简称茶学。第二层次(制度文化)属于经济史学科研究范畴，而且也是成绩显著，硕果累累。所以作为新兴的学科，茶文化学应该将研究重点放在过去比较薄弱的第三、第四两个层次，也就是狭义的茶文化。
如此看来，我们要研究的狭义茶文化是属于平常所谓的“精神文明”范畴，但是它又不是完全脱离“物质文明”的文化，而是结合在一起的。不管是茶道也好，茶艺也好，茶礼也好，茶俗也好，都是在茶叶应用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离开，也就不存在什么茶文化了。
中国封建社会有着2000年（公元前221-1911）的辉煌历史，比欧洲封建社会长了1000年。除去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一基本条件，手工业发达是其重要原因。手工业不单满足了百姓的物质需求，更重要的是还要满足他们无尽的精神需求。历代工艺，集天下能工巧匠之大成，皆以精绝为乐事。古人发现，这种情趣的培养在于长久的积累。一块圆润的玉石，穿孔以系，佩带于身，精神力量随之而来。文人与工匠深感责任重大，构思愈发开阔，工艺愈发慎重。久而久之，操刀不辍的工匠们，使工艺成为生活中的艺术。金属工艺，首推青铜器。前辈收藏大家，言必称三代青铜。商周春秋战国，有多少故事至今仍被后人津津乐道。而唐宋元明清，金属工艺也花样翻新。金银铜铁，不论贵贱，经工匠捶揲錾镂，亦为生活添彩。玉有五德，仁义智勇洁。成语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足见古人赋予玉的高尚品格。中国玉是中国人独有的文化，文人殚精竭虑，工匠穷极工巧，使玉演变为一种精神力量的象征。故古人谆谆告诫：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中华民族历史上改变过起居习俗，由席地低坐转为垂足高坐。视野随之变化，高型家具应运而生。中国古典家具的设计原则是尊严第一，舒适第二。两者发生冲突，舒适让位于尊严。这个精神核心是古典家具至今受到社会尊重的根本。修饰是美学的手段。以耐腐物质保护和修饰易腐材料是国人的一大发明。从7000年前的良渚文化的木胎漆碗到清乾隆时期的铜胎珐琅器，漫长的历史在喋喋不休地向后人诉说文明的进步。油画原本是西方人的专美，国人的认知刚刚起步。莘莘学子们漂洋过海，览尽西方辉煌的艺术，步履维艰却坚实有力。以西画之手法表现国人的美学取向，浓墨重彩中已初见端倪。中国古代文人同工匠一道，思想加手艺，释放出耀眼的光芒。这智慧之光成就了后人生活的优雅。而今天，当我们面对先人众多精美绝伦的遗珍时，除去敬畏，还心存一份感激。
准确表达这种高尚的乐趣是件困难的事情。每一个有幸与收藏结缘的人都会或多或少获得这种乐趣。在和平富庶的年代，这种乐趣会伴随藏者一生。即便世道变故，回忆还可以帮你把早年的乐趣变成晚年的乐趣，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宋徽宗（1082-1135）显然获得了这一乐趣。他以一国之君的权力使收藏第一次成为国家行为。成立画院，研究古物，编纂图书，网罗天下珍奇，以示范性的效应影响了后世1000年。1000年来，凡歌舞升平，物阜民丰的时代，收藏热就会一发不可收拾，遍及大江南北。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凡夫俗子，皆以此为乐；以获得财产炫耀，以获得谈资社交，进而获得社会地位的提高。古董变成社会的花瓶，装点生活，教会人们珍惜生活。每个朝代的收藏审美不同，乐趣就各有千秋。宋朝人的高雅来自于政治上的开明。统治者标榜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尊重文人，尊重知识。在北方蛮夷的重压下，宋朝人重文轻武，以柔克刚，依然使大宋王朝也走过了300年。明朝是个充满了变数的朝代。从朱元璋（1328-1398）起，十七朝十六帝，每一个皇帝都有说不尽的故事。多数明朝皇帝都对政权轻视，更多关心声色犬马，美器长物。明朝可以炫耀的古物太多了，永宣青花，成化斗彩，嘉万五彩，还有那今天以最苛刻的眼光也挑剔不出毛病的明式家具。明朝人在宋朝人的收藏理念的基础上，发扬光大，推陈出新。读一读明朝人文震亨的《长物志》就感到了今人的浅俗，生发出对古人的敬意。清朝我们太熟悉了。康雍乾三帝将中国封建王朝推上了巅峰。康熙二十三年（1684）台湾收复后，中国疆土成为历史最大时期。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乾隆皇帝第六次南巡，在杭州颁发《南巡记》。整整一个世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海内富庶，家给人足。今天可供我们收藏的大部分藏品来自这个时期。面对祖先遗留下的丰富文化遗存，在通晓与混沌之间，我们在恣意享受。享受文化的无穷魅力，享受收藏的无尽乐趣。如果需要表达或传达这巨大幸福时，千万别忘记在心中为祖宗创造的灿烂文明点燃一炷香。
颜色上升为艺术的表现手段是古人在不自觉中完成的。当古人发现瓷器不仅仅是使用的器皿时，艺术的魅力就从中闪现了出来。在自然的混沌中，一缕青翠常使人赏心悦目，这种觉醒就是青瓷艺术的先驱。所有青瓷的前身都是古人无可奈何之事。釉料的含铁量决定青釉的颜色，呈色条件长时间为工匠琢磨不定，陷于苦恼。在大量的、日复一日的重复劳作中，机会一次又一次地偶然出现，等待聪明的智者捕捉。中国古代辛勤的窑工们，就是那不知名的智者。我们今天已深知青瓷的魅力，也知长江南、黄河北青瓷的各个名窑。越州窑、龙泉窑、耀州窑，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曾经称雄一方。越州窑在唐代“南青北白”的局面中撑住半壁江山；而宋元龙泉窑以其肥腴。艳由中国南部的大山中源源不断地走出；至于耀州窑，夹杂着西北人粗犷的性格，深沉而不事张扬。青瓷的重要性在于：她是中国陶瓷发展史的必由之路。她是陶瓷的青春期，散发着青春的气息，洋溢着来自于内部的诱惑。她使陶瓷充满了表现力，使表现力充满了张力，使张力充满了诱惑力，使诱惑力变成市场的魅力。这个魅力市场在唐至两宋，统领江山。从科学意义上讲，宋代五大名窑除定窑外，汝、官、哥、钧都属青瓷，只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还有那个相传千年的秘色瓷，仅名称就能演绎一部神奇的故事。
深沉、优雅、含蓄是青瓷美学的境界。这样高的陶瓷美学境界在今天看来仍是不可企及的高度。单用一个色彩作为表现手段，青瓷在古往今来的各色瓷器中无疑是魁首。从唐代起，文人骚客极尽能事描绘她，清人蓝浦在《景德镇陶录》转引《爱日堂抄》云：自古陶重青品。晋曰缥瓷，唐曰千峰翠色，柴周曰雨过天青，吴越曰秘色，其后宋器虽具诸色，而汝瓷在宋烧者淡青色，官窑、哥窑以粉青为上，东窑、龙泉其色皆青，至明而秘色始绝。自古陶重青品。青色是生命力的表现，自然属性的生命力，从萌芽到结果都是在青色中完成。古人有意识追求青色恐怕也是基于这一层考虑。1000年以后的今天，回首青瓷，我们忽然希望我们回到宋朝，生活在宋朝。
朝鲜半岛茶道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新罗统一时期。这个时期在中国，饮茶风俗普及，中国茶道——煎茶道形成并流行，茶文学兴盛，茶具独立发展，茶书画初起，茶馆萌芽，形成了中华茶文化第一个高峰。
6世纪和7世纪时，朝鲜半岛的新罗为了求佛法，向中国唐朝派遣了很多僧人。这些人在唐朝接触茶后，回国时把茶和茶籽带回新罗。《三周史记·新罗本纪》中记载“茶自善德王有之”。《驾洛国记》也有“每岁时酿醪醴，设以饼、饭、茶、果、庶羞等奠，年年不坠”的记载，可见朝鲜半岛饮茶不晚于7世纪中叶。
新罗时，茶是祭祀的重要物品，国王和王子们与茶相依。和唐代陆羽同时期的新罗僧人忠谈精通茶事务，以茶供奉弥勒。花郎道把茶作为修炼之用，新罗学者“海东孔子”崔致远曾在唐朝为官，后曾携带中国茶回国，并以茶宴客。
根据《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兴德王三年》记载，新罗第四十二代兴德王三年（828年），新罗使者金大廉从中国唐朝带回茶籽，种植在地理山。此后，饮茶风气开始在社会上层以及僧侣、文士之间传播。
此时，新罗的饮茶方法采用的是唐朝盛行的的饼茶煎饮法。
鲜半岛茶道发展的第二阶段是高丽王朝时期。这时王室和宫廷的茶文化已经十分浓厚，每年的两大节日燃灯会和八关会都要举行茶礼，太子寿日宴、王子王妃册封日、公主吉期等也要举行茶礼。
高丽时期佛教盛行，中国禅宗茶礼，如唐代的《百丈清规》、宋代的《禅苑清规》、元代的《敕修百丈清规》和《禅林备用清规》传到了高丽，对于高丽的佛教茶礼，如流传至今的“八正禅茶礼”的建立产生r影响。僧侣们不仅以茶供佛，也用茶来提升自己的修行。真觉国师曾作《茶偈》曰：“呼儿音落松罗雾，煮茗香传石径风。才人白云山下路，已参庵内老师翁”。
高丽末期，在儒者们的努力下，朱文公家礼得到推行。在冠礼、婚礼、丧礼、祭祀礼中都要举行茶礼。道家茶礼受到了宋朝影响，在焚香、叩拜后献茶。而百姓在婚丧祭祀等礼典中都要用到茶。
高丽早期使用中国唐朝的煎茶法，中后期采用宋朝的点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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