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徒与茶的渊源
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我国， 饮茶之风才开始主见与禅相结合，并且通过社会的进步，茶文化与禅的关系也在不断的发展深化。
佛教中的“禅”是梵语“禅那”的音译，意为静坐修行。要求修行者止静敛心专注一境。
藏族地区饮茶始于何时，学术界尚未形成一个权威的结论。但绝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对茶的认识在吐蕃时期已经开始逐步传播。据《汉藏史集》记载：噶米王（赤松德赞）向汉地僧人学会了烹茶，米扎贡又向噶米王学会了烹茶，这以后便依次传了下来。
后来又不断有大批汉族禅僧入藏传法或经吐蕃去印度求法，将内地烹茶的方法和饮茶的习俗直接传给了藏地的僧人。加之吐蕃王朝的热巴巾赞普（815-838年）开展的尊佛运动，使藏地喇嘛的社会地位大大提升，无形中促进了寺院中饮茶之风的向外传播。
吐蕃王朝最后一位赞普郎达玛（公元839-842年在位）实施灭佛运动，许多僧人被迫还俗，再次促进了寺院中的饮茶之风和烹茶之法向普通百姓中的传播。
史诗《格萨尔王传》中有王妃珠牡，边舞边唱，向众英雄敬茶的记载，她的唱词包括茶的源起、酥油茶制作方法、功效等，反映出了茶在藏族精神世界中的重要地位；藏传佛教以普世情怀浸淫信徒，所以极为重视与信徒间的精神沟通。
因此二者的共同作用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藏传佛教极力推崇饮茶的重要原因。
茶在藏区的寺院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不但每个僧侣重视，普通百姓也极为认同。在拉萨的大昭寺内，至今仍然保存着千年以前的康砖茶，被寺院的僧侣们和广大信徒看作是镇寺之宝。
据载，西藏喀温巴穆大喇嘛寺常常举行盛大的茶会，以款待四方云游僧人。当有普通百姓或信徒向僧侣们请求赐福时，僧侣给他们发放的“神物”或“神水”中一般都有茶的成分。而一些普通藏族百姓则常常把茶包好放入佛像内，并请来活佛开光，这样便可以为佛像赋予灵气，镇宅护院。
由于需茶量很大，藏区的大寺院中每年一般会有特定的“收茶日”，藏语叫“滚芒嘉”。信徒们纷纷拿着砖茶到寺院为喇嘛滚茶，予以布施。随着需茶量的进一步增加，藏传佛教信徒向寺院布施茶叶的现象也随之增加，而不再仅限于特定的“收茶日”。
这包括了信徒个人行为，也有集体性的布施；既有本地或者附近的信徒做的布施，也有千里外送来的布施。
如明朝时，皇帝就以国家的名义向藏区寺院布施茶叶，叫做“熬茶布施”。在各种名目的布施下，不少朝贡僧人利用“熬茶布施”和“熬茶通道”的宗教习俗，主动去申请茶叶布施或者购买茶叶。
藏族寺院中的制茶、饮茶工具与普通藏族百姓的并无二异，主要包括了各式的酥油茶制作工具、火盆、茶壶、茶碗等等。但寺院中多备有大型熬茶的器具，如扎什伦布寺的大茶锅，直径达3米；塔尔寺内备有的大铜锅，直径2.6米，深1.3米，有5个之多，所熬之茶可供5000人同时饮用。
僧侣们饮茶比普通百姓更注重茶碗，一般每个人都备有自己的茶碗，方便卫生，在为百姓做法事时，为僧人们准备的茶碗也必须是专用的，其他人不得使用。茶碗的设计与制作讲求艺术性。上层喇嘛中流行印有云纹等图案的瓷碗，在少数大活佛和大贵族中则备有银碗、金碗和玉碗。
青海玉树一带的藏族僧侣喜欢用“八宝碗”来饮茶，碗的名称来自碗壁上画有的“八宝”图案。这“八宝”被视为藏传佛教信物，象征着吉祥如意。
寺院里不同等级的僧侣所用的茶碗是有区别的，如青海藏区的寺院僧侣所使用的“贡碗”，一般不能混用，从茶碗的颜色和图案就可以大概知道使用者的社会地位。
如茶碗的颜色为黄色，并绘有龙、凤、荷花等图案，说明该茶碗的使用者是有威望的僧侣；倘若茶碗的颜色为浅蓝色，以雄狮作为装饰图案，说明该茶碗的使用者为一般的僧侣。
适逢藏历新年的话，寺院首先要准备包括茶在内的许多用品，大年初一早上的“喇嘛新年”又有献茶之礼。由于正月里佛事活动较多，所以这一时期也就成为了寺院中集体饮茶次数较多的时期。而平常情况下，一般每天分早、中、晚三次集体饮茶，每次诵经礼佛活动后，寺院统一熬茶让僧众们享用。
早上为酥油茶，晚上喝清茶。饮茶时，僧侣们在大殿内依僧职高低、修习等级，按序而坐，由司茶者斟茶；喝完后若想再喝，须将碗略向前伸静候司茶者再来倒满，饮时须保持安静与坐姿。
实际上，这样的集体饮茶对许多僧侣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寺院的集体供茶往往不足，所以许多寺院的僧侣都习惯自己备有一口专门用于烧茶的小锅，再备上少量的茶叶，念经打坐的闲暇则可自己熬茶来喝。
藏传佛教中饮茶的名目很多，如各教派中都有不同的敬茶诵经习俗，经文比普通信徒所诵读的要长一些。如格鲁派的敬茶经文：格鲁开派宗格巴，明智自在贾曹杰，显密教主克珠杰，向诸位父子敬茶；宁玛派：天竺班钦恩洒藏地，莲花生行居无常规，现在镇住西南魔妖，向伍金大师敬献茶。等等。
僧人在受戒前后均要饮用“受戒茶”，这样可以使僧人受戒后虔诚坐禅。就茶汤的浓稠度而言，相对于普通百姓所饮之茶汤，寺院中的僧侣们更喜欢较浓的茶汤，颜色呈黄红色，这和寺院生活的特殊性有着紧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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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文化总的思想趋向是热爱人生和和乐感的，而佛教精神强调的是苦寂。佛教作为外来文化，自汉代传入中国。当时被宫廷、贵族用来祈福、祈寿、求多子多孙或保国家安宁。
佛人饮茶最早是在晋朝。南北朝事，佛教被统治者用来麻醉老百姓。作为统治术，此后历代皇朝都乐于利用，佛教因此发展，并出现不同学派体系。佛教禅宗主张圆通，能与其它传统文化相协调，从而使唐朝茶文化得以迅猛发展，并使饮茶之风在全国流行至今。佛教在茶中溶进"清静"思想，茶人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融为一体，在饮茶中美好的韵律、精神开释。在茶中得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悟"，说饮茶可得道，茶中有道，佛与茶便连结起来。中国"茶道"二字首先由禅僧提出，这便把饮茶从技艺提高到精神的高度。唐宋佛寺常兴办大型茶宴。茶宴上，要谈佛经与茶道，并赋诗，把佛教清规、饮茶谈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都融为一体，开辟了茶文化的新途径。在民间茶礼方面，朝廷茶仪难以效仿，禅院茶礼容易为一般老百姓接受，因此佛教的影响较大。
佛教的原始教义是厌恶人身，鄙薄生产劳动。僧人的生活来源是依靠乞讨和施主的布施，魏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同时因社会动荡造成大量游民僧人流入寺院。无寺可居的游民就成了游僧。至禅宗三祖僧璨早在对道信传法时讲授："华种虽因地，从地种华生，偌无人下种，华地尽无生。"说明再肥硕的地，无人耕种也就没有收获。在他的影响下，僧人们开始实行"作"、"坐"并举，这是革命性的创举，僧人们除了打坐外还需劳作，以劳动解决吃饭问题。因而种植茶树、采摘茶叶、制作名茶、饮茶等就融入佛事活动，坐禅，作为佛教僧人的修行方法，要求独自一人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更不能卧床睡眠，还规定过午不食，不饮酒不食荤，于是既能提神醒脑、又有清心性修行的茶成为僧人必不可少的饮料，饮茶有助于参禅、面壁省悟的神妙功能，为很多僧人所认可。唐代《封氏闻见录》载："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伽，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又唐诗人杜牧的："今日鬓丝禅塌畔，茶烟轻扬落花风"生动描写了老僧煮茶时闲静雅致的情景。
饮茶在大小寺庙的风行，僧人加强对茶叶采制的研究，于是出现历代名山大川寺庙出名茶的现象。如碧螺春，产自江苏洞庭山的碧螺峰，原名"水月茶"，首先又洞庭山水月院山僧制得。武夷岩茶，为武夷寺禅僧制作的最佳。君山银针产于君山白鹤寺。贡茶紫笋产于吉祥寺。黄山毛峰长在松合庵等等不一而足。
饮茶与佛教的结合，极大的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古书记载唐宋的古寺都设有"茶堂"、"茶寮"，僧人们都在这里讨论佛理禅道，切磋经论，招待施主宾客，啜饮香茗，法堂左上角悬挂着"茶鼓"，击鼓招集众僧饮茶。宋林逋《西湖诗春日诗》中的"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和《宋诗钞》陈造的诗句"茶鼓适敲灵鹫院，夕阳欲压锗斫城"，描写了茶鼓声下寺院的幽雅意境。寺院中专事烧水煮茶、献茶款客的叫"茶头"，还有"施茶僧"专为游人惠施茶水，寺院茶也有不少名目，如供奉佛祖的"奠茶"，按照受戒年限先后啜饮的"戒腊茶"，全寺僧人共饮的"普茶".僧人早起先饮茶后佛事，每天需在佛前供茶，供茶、点茶、点汤后来均纳入佛教的仪规。
禅茶：佛教中的茶文化
林清玄在《煮雪》中写道，传说北极的人们因为天寒地冻，一开口说话就结成冰雪，对方听不见，只好回家慢慢烤来听。故事美得动人心魄，《红楼梦》中煮雪烹茶大抵也是如此吧。炉上的沸水噗噗作响，茶叶上下翻卷，便听见壶口飘荡出的词句。那是茶人酝酿了一个冬天的独白，文火一烧，就烧出了下一个春天。
饮茶的人，大多熟悉四季变迁对茶性的影响。倘若说茶是益友，那么茶器就是邻人了，品茶则是与善人交游。茶席之上，壶为主人，杯为宾客，宾主酬唱次第有序。四时茶饮，亦各有不同，春采明媚之茶，夏取静心之茶，秋日最宜淡泊之茶，冬天煮一壶温厚的老树茶，执一卷书，便可与夕阳安然相望到暮色沉沉。
明代人将在花园中品茶列为十大最煞风景的事之一，《瓶史》的作者袁宏道却说花下品茗是大雅之事。究其原因，大约是因为品茶实际上是一件私人化的事吧。日本的仓则行洋在《艺道的哲学》中说，“茶道是茶至心之路”，“茶是宗教的一种存在方式”。仓则行洋的话不无道理。茶道与宗教一样，都是属于个人的心灵之道。茶道这门生活艺术承载了宗教的文化内涵：中国的文人僧侣创立和发展了茶道，并将茶道与佛教结合起来，成为一种心灵的宗教。
中国的茶文化诞生于“泛神论”的文明之中，因而具有宗教文化的基因。对于农耕时期的茶农来说，陆羽是他们的职业神，茶树是自然崇拜物，茶寮、茶室、茶肆在功能上近似宗教场所，茶客与茶师则仿佛宗教徒与教职人员。这样的类比或许不太恰当，但毋庸置疑的是，茶道内含了宗教文化的基因。
日本茶道宗师千休利发展了日本的“草庵茶”，他在“禅茶一味”的基础上，将茶道还原于淡泊寻常的本来面目。千休利告诉弟子，茶道之本不过是烧水点茶。当弟子问及“茶道的秘诀”，千休利说：夏天如何使茶室凉爽，冬天如何使茶室温暖，炭放得利于烧水，茶要点得可口，这就是茶道秘诀。千休利作为一代宗师，对于茶的体悟，竟然只是平平常常的“可口”二字。
近日，茶人之间逐渐流行“素茶席”的布置。茶席上摒弃一切庞杂之物，一切以最舒适为准，不加任何多余的器具，越简单越优雅。茶席随心性而置，省下了繁杂的器物，茶道本身回归到对茶的品味，这时候的“可口”才显得有滋有味。对于嗜茶之人来说，唯有“可口”之茶，方有“可心”之味。当茶客喝下一泡好茶而留下难忘的印象时，他会久久回味那隽永的味道，并不厌其烦地烹茗煎茶，企图一次次找回那“可口”、“可心”的感觉。
但敏锐的茶人很快会发现，每一个茶芽、每一片茶叶、每一根绒毛都有不同的重量和触感。即使是同一种茶叶，在烘培、发酵等方面也会有着微妙差别，泡茶时水温、时间的差异，也使每一口茶都有着决然不同的香气和色泽。于是，茶人恍然大悟，过去的“可口”已然逝去，把握手中这一杯茶的滋味，以及此时喝茶的心境，才能品出“可心”的茶之真味。
茶人将茶室视为修心的道场，可心之茶亦可“道”。正所谓“平常心是道”，平常心把“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等等世俗常规的规定忘却，保持一颗不卑不亢、不矫揉造作的虚静之心。茶人怀着平常心，茶具也变得自如，一张石板、一块粗布皆可做茶席，一只残损的陶器入席亦有风骨。冬日采一枝梅花，夏日置几枚红果，安放在茶席之侧，颇有几分韵味。随手插的茶席花艺，小而不艳，清新简洁，茶香游走在枝叶的间隙，曲直疏朗间，正是一份平常之心，一份禅意茶趣。
禅宗赵州禅师常以“吃茶”棒喝求法者，以使求法者明心见性。有一位僧人到赵州拜访禅师，禅师问来访者“新近曾到此间么？”来访者回答说“曾到”，禅师回答说“吃茶去”。赵州禅师又问来访者，来访的这位僧人回答说“不曾到”，赵州禅师淡然如故，答一声“吃茶去”。后来，寺院的院主问禅师，“为什么曾到也说吃茶去，不曾到也说吃茶去？”赵州禅师便呼一声院主，院主答应一声，等着禅师道出个中原委。禅师缓缓答道：“吃茶去”。
禅师是禅的参悟者，他们透过一声棒喝、一杯香茗来传承心的顿悟，张扬禅的思想。在禅者的思想深处，有许多东西是难以用文字去阐述，只能依靠心与心的契入。时过境迁，赵州禅师回答“吃茶去”的刹那已经逝去，我们也不可能再回到那个时代、那个情景去聆听这一声棒喝，参悟禅者的心灵智慧。大约这一声“吃茶去”便是茶人与禅者的“道”，它像一扇半开半掩的哲学的门，里面洋溢着的是生活的禅意。茶，在修身养性时融通了禅意；禅，在日用平常处淡泊自守，恰似茶性。禅与茶，正是走往心灵的方式。
中国的僧人认为茶有三德，一是在坐禅时可以提神，二是在饮食过饱时可以帮助消化，三是可以抑制欲望。茶因为有这“三德”，被认为有利于丛林修行。在丛林修持者的心目中，禅与茶本是一味功夫，茶道从禅宗而来，并以禅宗为皈依。泽庵宗彭的《茶禅同一味》中说：“茶意即禅意，舍禅意即无茶意。不知禅味，亦即不知茶味。”茶室是茶人修心悟道的道场，禅茶交融，可契悟迦叶会心一笑，祖师拈花之意。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茶是最朴素的生活之道，是人人都会的禅修。一泡茶，不同的人便能泡出千百种滋味。当茶主对众落座，打开壶盖观察茶炉上水的温度，茶客的肃穆与庄严亦流溢到空气中。摆开茶具，开始温壶，从高处飞流直下的水发出动听的声响。茶则微微颤动，随着一双有故事的手安然落入壶中。几番沉浮，几番温洗，茶叶出汤，茶客闻香、品茗，茶汤周旋唇齿，自然入喉，舌底鸣泉如饮甘露。这时候，茶主与茶客的脸上，都显出无欲无求的表情来。一场茶的禅修，已然入心。
被后世尊为日本茶道开山鼻祖的田村珠光，是15世纪时奈良称名寺的一位僧人。每至茶会，田村正襟危坐于草庵，细细品味各种茶艺，捕捉茶道之中传来的佛法大意。终于，在六祖慧能“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佛偈中，田村有所顿悟：“佛法存于茶汤”。
田村断言的“佛法存于茶汤”，并不是说佛法就是简单的品茶，而是要在烹茶、品茶的过程中，安住真心，降伏妄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怀着一味清净心，才有可能从茶中获得禅悦法喜。不仅仅是茶道，生活之中处处皆有禅意与禅境。懂得佛法或者茶道的人，应该是生活得非常愉悦轻松、自在洒脱的。“禅茶一味”的交融，使中国禅宗在走向生活化、平民化的过程中，更具有随性洒脱的风格，从而使禅宗在中国百姓中具有持久的活力。禅宗与茶道参悟的真谛，何尝不是对生命与人生的肯定呢？
茶文化，禅文化，融成茶禅文化，是我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相传神农尝百草，即知茶有解毒药效。史传记载，东晋僧人，已于庐山植茶， 敦煌行人，以饮茶苏（将茶与姜、桂、桔、枣等香料一起煮成茶汤）助修。随着华夏文明之发展，演至唐代，而茶文化兴起。制茶法由唐饼茶、宋团茶、明叶茶、 至清工夫茶；饮茶法从唐煮茶、宋点茶、明泡茶、而清沏茶。茶由药用而饮用、 而艺用、而禅用；由上层社会“雅玩”入俗为民间“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事。
茶渗透于文化生活而产生茶具、茶厂、茶行、茶室、茶馆、茶经、茶书、茶诗、 茶画、茶歌以至，不一而足。以茶待客，以茶会友，以茶定亲，以茶馈礼， 以茶贸易，民情风俗，均与茶不可分离。茶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释迦牟尼佛拈花示众，迦叶微笑，遂有以心传心之教外别传，南北朝时由达摩传来中国。传说达摩少林面壁，揭眼皮堕地而成茶树，其事近诞，而其所寓禅茶不离生活之旨，则有甚深意义。嗣后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禅僧以茶当饭，资养清修，以茶飨客，广结善缘，渐修顿悟，明心见性，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演至唐代，而禅文化兴起。禅渗透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于语言历史而有禅话、禅史、语录、灯录；于文学艺术而有禅文、禅诗、禅乐、禅画；于建筑工艺而有禅寺、禅塔、禅室、禅具；于学术思想而有禅理、禅学、禅道、禅风。禅是中国佛教的特质之一，禅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茶一禅，两种文化，有同有别，非一非异。一物一心，两种法数，有相无相，不即不离。茶文化与禅文化同兴于唐，其使茶由饮而艺而道，融茶禅一味者，则始自唐代禅僧抚养、禅寺成长之茶圣陆羽。其所著《茶经》，开演一代茶艺新风。佛教禅寺多在高山丛林，得天独厚，云里雾里，极宜茶树生长。
农禅并重为佛教优良传统。禅僧务农，大都植树造林，种地栽茶。制茶饮茶， 相沿成习。许多名茶，最初皆出于禅僧之手。如佛茶、铁观音，即禅僧所命名。
其于茶之种植、采撷、焙制、煎泡、品酌之法，多有创造。中国佛教不仅开创了自身特有的禅文化，而且成熟了中国本有的茶文化，且使茶禅融为一体而成为中国的茶禅文化。茶不仅为助修之资、养生之术，而且成为悟禅之机，显道表法之具。盖水为天下至清之物，茶为水中至清之味，其“本色滋味”，与禅家之淡泊自然、远离执著之“平常心境”相契相符。一啜一饮，甘露润心，一酬一和，心心相印。茶禅文化之潜移默化，其增益于世道人心者多矣。 中国茶禅文化传入日本，于是而有日本之“”；传入英国，于是而有伦敦“午后茶”；传至欧美，竟有所谓“基督禅”者。茶禅文化影响世界文明，实深广远。茶禅是文化之缩影，“一沙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可见各国不同文化之内涵与时代精神。茶禅又是文化之泉源，儒家以茶规范仪礼道德；佛家以茶思惟悟道；艺术家以茶书画诗文；评鉴家以茶审美鉴赏。茶使人类精湛思想与完美艺术得以萌发创造。茶禅文化可以兴、观、群、怨，小至怡情养性、应对进退，大至国际往来、文化交流，诚目前改革开放、净化人心、启迪智慧之所必需，亦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之所当务。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大德，生前素心淡泊，好茶乐道，观世界文明发展之趣势，感祖国茶禅文化之渐替，念我祖本师之慈怀，阐茶禅一味之真谛，爰倡茶禅学会，以期联络同道，致力于新中华的精神文明建设，弘扬茶禅文化于新时期，启迪理想，护持道德，开发文化，纲维纪律，盖亦为经济建设中心添砖增瓦、搭桥铺路之一助。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赵朴老希望广大“茶人”与有志“茶文化”之士，能将已濒湮没的中国，发掘整理，恢复继承，发扬光大。中国茶禅学会遵循赵朴老的遗愿，也正为此而努力。 茶禅文化是一个容量很大、范围很广、内容非常丰富的大文化圈。它并不局限于佛教文化，但它的主流确实是中国佛教的。它由禅而兴起，继由禅而成熟，终因禅而成就。它虽然也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但它的脉络却由佛教而一以贯之。 人体有色息心三大要素之分支，生活有饮食、呼吸、睡眠三大活动之需要（儒家谓为食息眠，道家谓为精气神，佛家谓为色息心，藏密谓为脉气明点，实质一也），法门即有如来禅、秘密禅、祖师禅三大体系之类别。禅定有种种分类，此种分类，是从色息心上分，色息心三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但修持有所侧重。如来禅着重息法，断惑证真，转识成智；秘密禅着重色法，入我我入，即身成佛；祖师禅着重心法，明心见性，即心成佛。禅定亦因三大法系而展开。茶与佛家这三种禅定都结下不解之缘，赋予了茶禅文化极为丰富的内涵，使世俗间的饮茶活动逐步升华为佛门的。
中国佛教最先推行的禅定大都是四禅八定的如来禅，如来禅是坐禅，讲究安般守意的息法息道，与后来祖师禅的参禅、行住坐卧都是禅是不同的。坐禅需要静虑专注，心一境性，而茶本具的“降火、提神、消食、解毒、不发”等等药性药效，其功用正好有助于摄心入定，所以茶与禅修结合，乃极自然而必然之事。坐禅用茶的最早记载，见于《晋书·艺术传》：僧人单道开坐禅，昼夜不卧，“日服镇守药数丸，大如梧子，药有松蜜姜桂茯苓之气，时饮茶苏一二升而已”。僧人坐禅修定，须持“过午不食”之斋戒，盖由戒生定，由定证慧也。故丛林不作夕食，但许饮茶以助修。唐代，多与佛教食法相关，称为“吃茶饭”。唐用茶饼，故需煮饮，如煮饭然。丛林谓过午之后饮食为小药， 故茶又谓为茶汤，如药汤然。所以赵州公案说“吃茶去”。
唐代寺院饮茶助修，逐渐普及，唐封演《封氏闻见录》载：“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举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从此可见由僧人坐禅饮茶助修以致形成民间转相仿效的饮茶风俗。而宗门亦将坐禅饮茶列为宗门规式，写入《百丈清规》。佛教丛林制度，由唐百丈禅师立《百丈清规》而创定。《百丈清规·法器章》及“赴茶”、“旦望巡堂茶”、“方丈点行堂茶”等条文中明文规定丛林茶禅及其作法次第。其“请新住持”文中记有“鸣僧堂钟集众，三门下钉挂帐设，向里设位，讲茶汤礼。……揖坐烧香，揖香归位，相伴吃茶。 ……”即于法堂设两鼓：居东北角者称“法鼓”，居西北角者称“茶鼓”。讲座说法擂法鼓，集众饮茶敲茶鼓。“法鼓”，凡住持上堂、小参、普说，入室并击之，上堂时二通。……茶鼓长击一通……召集众僧饮茶。又每坐禅一炷香后，寺院监值都要供僧众饮茶，称“打茶”，多至“行茶四五匝”。茶院中还专设“茶堂”，供寺僧坐而论道，辩说佛理，或招待施主、同参之用；有“茶头”执事，专事烧水煮茶，献茶酬宾；专门有“施茶僧”，为行人惠施茶水；寺院所植茶树，专称“寺院茶”；上供诸佛菩萨及历代祖师之茶，称“奠茶”；寺院一年一度的挂单，依“戒腊”年限的长短，先后奉茶，称“戒腊茶”；住持或施主请全寺僧众饮茶称“普茶”。茶会成为佛事活动内容。凡此种种均来源于坐禅饮茶，目的还是为了帮助禅修，而后相沿成习，潜移默化，成为佛教丛林的法门规式。百丈禅师有：“吃茶、珍重、歇”三诀，唐皎然饮茶诗有“三饮便得道”之语，刘珍亮谓饮茶具“十德”，《五灯会元》载有所谓饭后三碗茶的和尚家风。可见茶在唐代，已为僧伽生活中所不可或缺。以茶敬客，更是寺院常规。自宋至清，举办茶宴，已成寺院常规活动。如浙江径山寺即有近千年的茶宴史。藏传佛寺，一般都举行茶会。十九世纪中叶，大喇嘛寺曾举办过数千喇嘛参加的法会，有时持续数日之久。由此可见茶不但与显教，而且与密教；不但与汉传佛教，而且与藏传佛教都有密切关系。总之，上说这些都是坐禅饮茶的，也可说是修如来禅的“坐禅”。 就在坐禅饮茶的盛行之时，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从印度来到中国首都长安传播密教。密教修的是即身成佛的秘密禅，一切修法都可说是供养法。而茶成为最佳供品之一，一开始就与密教修供又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唐历代皇帝赏赐高僧大德，多用茶供。如金刚智忌辰，举行千僧供，玄宗赐茶一百一十串（唐代系饼茶，故可用线贯串），以供斋用。大兴善寺文殊阁上梁，代宗敕赐千僧饭，赏上梁赤钱二百贯，蒸饼二千颗，胡饼二千枚，茶二百串。惠果大师于贞元六年(760)入宫，于长生殿为国持念七十余日，归时，每人赐绢三十匹，茶二十串。贞元十四年，惠果入内道场，赐绢一匹，茶十串。惠果常以所赐之茶换购丹青原料画曼荼罗，可见唐代皇帝即以供养茶赐茶为供佛施僧的高级礼遇。法门寺地宫供奉物中，有唐代系列茶具一套，系唐僖宗自用以供佛和大阿贽黎者（僖宗排辈第五，乳名“小五”，茶具墨书有“五”字略号，是最珍贵的皇室茶具，也是世界上现存唯一最古老的茶具。现存法门寺博物馆）。日本文献记载，台密宗祖最澄及永忠和尚，遣唐回国，带茶种植于比？山麓。永忠和尚献茶于嵯峨天皇，天皇称赞并命当地（宇治县等地）普遍种茶，是为日本最早传茶之记载。奈良宇治所产之宇治茶，至今还为日本常用之茶。又广东江门传说密宗一行大阿贽黎曾在江门白水暂住，日种山茶，夜观天象（一行为中国大天文学家），进士陈吾道建茶庵寺，并为一行塑像立碑。凡此均可证明茶与密宗的法缘关系。密教修法，供品很多，六供、八供、十供……等等。用茶作为供品，则是中国唐代而且是唐密所创用的。供养有外、内、密、密密四层。例如茶与水：
茶：外层是药料，内层是定中甘露，密层是禅味，密密层是常乐我净； 水：外层是水大，内层是甘露，密层是红白菩提，密密层是大悲泪水。
又茶有四重隐显：
外：待客之茶内：谈心之茶 密：结盟之茶密密：禅密之茶 日本台密六祖智证大师圆珍《行历抄》记其初至长安面见法全（唐密祖师惠果和尚之法孙），引至“青龙寺西南角净土院上房，与茶饭吃。”后三日，圆珍“到青龙寺礼拜和尚，入道场，随喜礼后，便于院中吃茶饭”，由此可见茶与密寺及密宗行人之关系。法门寺地宫八重宝函中有药师曼荼罗，其药师像与东密《觉禅钞》心觉的左手持钵右手持锡杖的唐本药师像完全一样，说明地宫也已用茶供养药师。药师法为中国早期密法，唐代弘扬最盛。尽管显密详略不同，但传承迄今不绝。药师法是了生脱死，以药物为体、以性空为性来认识人生而改造人生现前脚下立地起修之大法。药师法的本质就是修药师定。修药师定，就是教人明于自己色息心之所由具以及如何用此色息心之所具而做顶天立地之人。亦即教人如何在生活中了生死而又在了生死中生活也。药师定者，秘密禅之禅定也。它融秘密禅修色之要，会如来禅修息之奥，通祖师禅修心之妙，以大食法（消化生理）修色，解决食色问题；以安般法（循环生理）修息，解决呼吸问题；以入寤法（大脑生理）修心，解决睡眠精神问题，实为现前做人做事之生活禅也。用药师法茶供、茶施、茶会，则是秘密禅茶供之善巧方便之运用。因为茶禅一味，禅密一体。茶作供品，作空性观，既易悟缘起性空之理，更显实相不空之法。密教用茶作供，可表如来口、如来味、如来意，这是修密供茶的，也可说是修秘密禅的“密禅”。由于人身色息心是一个完全的整体，因此如来禅的坐禅、秘密禅的密禅与祖师禅的参禅是相互联系，从三个不同的层面而逐渐开显的。所以在坐禅饮茶、密禅供茶、参禅茶味三者既有彼此相联的共同点，又有先后不同的差别层。修祖师禅的“茶禅”（即茶禅一味）的是到宋朝禅宗发展过程中最后形成的。也就是说，茶由禅兴，茶由坐禅饮茶到茶事融入佛事，列进宗门法规，乃至以茶作为密教供品，用以供佛斋僧。法门寺的茶供养、圆珍的“吃茶饭”，甚至赵州三呼的“吃茶去”，以茶作为妙传心印的载体，茶修禅修一体，茶味禅味一味，茶密禅密一体，这就完成了中国佛教三个层面，色息心三法相即、空假中三谛圆融的中国。也就是坐禅饮茶的、修密供茶的和用茶印心茶禅一味的。饮茶的，主要是饮茶调息，摄心入定，心息相依，安般守意，进而止住自心流注，臻于住息息住，心一境性。供茶的，主要供茶作观，作空性观，周遍明了，入本不生际，乃至离边大中观，常乐我净。印心的，主要是味茶净心，自心现量，远离四句，甚至念住无念，见本来面目。
“茶禅一味”是由宋朝临济宗大师圆悟克勤提出的，他在湖南夹山寺编著的《碧岩集》在禅门影响甚大，被韩国称为“天下第一奇书”。他手书“茶禅一味”四字真诀，由日本留学生辗转传至日本高僧一休宗纯手中，成为日本代代相传的国宝。日本临济宗荣西禅师遣宋留学回国后，将茶种植于禅寺，并著《吃茶养生记》。之后大应国师又将中国寺院饮茶方式传至日本。大应之后继有几位禅僧至中国习并成为茶师。后大德寺一休和尚将之法传弟子珠光，乃融日本文化之特色，创出富有东瀛风味的日本，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后千利休改良而普行于民间，称为千家流，倡导“和敬清寂”的精神，即日本现在的里千家。现在日本已有数流矣。山上宗二之茶书《山上宗二记》谓“是从禅宗而来的，同时以禅宗为归依”。泽庵宗彭《茶禅同一味》说：“茶意即禅意，舍禅意即无茶意。不知禅味，亦即不知茶味。”珠光禅师说：“的根本在于清心，这也是禅道的中心”。“一味清净（清心），法喜禅悦，赵州知此，陆羽未曾至此。人入茶室，外却人我之相，内蓄柔和之德，至交接相互间，谨兮敬兮，清兮寂兮，卒以天下（心国）太平。”传说珠光禅师捧茶拟饮，老师一休举铁如意一声断喝，将其手中茶碗打得粉碎，珠光猛然有省。一休再问禅意若何，珠光答谓“柳绿花红”， 一休印可。珠光专以保任所得，并最终提出“佛法存于茶汤”的见地。千利休也在《南方录》中写道：“佛之教即茶之本意。汲水、拾薪、烧水、点茶、供佛、施人、自啜、插花焚香，皆为习佛修行之行为”，而“之秘事在于打碎了山水、草木、茶庵、主客、诸具、法则、规矩的，无一物之念的，无事安心的一片白露地。”这一片白露地，就某些已经明显表露出来的境界，也还只是浅层次的般若境界，还未臻于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的境界，还只是“缘起性空”的中观见，还不是离边的大中观见。提高来说，这一片白露地，就是大圆满的如来藏，就是原始觉性、内在光明、本来面目，就是“如来藏中有如来”的“本始基”，就是法尔清净的“本不生际”，也就是脱离任何边执的“常乐我净”。这就不是世俗谛中“茶即禅，禅即茶”的“茶禅一味”，而是胜义谛中无修无证、非茶非禅、非不茶不禅、不可言诠、不可思议的本际明相的“茶禅”了。入难入之楞伽，住无住之本际，达摩的二入四行，曹溪的一花五叶；祖师西来意，将心与汝安，欲了此中味，请你“吃茶去”。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艺）。道无器不现，器无道不明，所以也不完全离开茶艺。中国茶禅文化的影响除传承至日本的外，余波所及，现在流行于欧美的所谓基督禅、午后茶，韩国的茶礼，台湾的茶馆茶艺，以及大陆的工夫茶、盖碗茶，形形色色的表演，都只能说是茶艺，而不是。其根本区别，就在于茶艺，只是在茶的“色、香、味”上做工夫，引发刺激人们的视觉、嗅觉、味觉等各种感官去享受、品尝、韵味，总使人们跟着感觉走。高一层的顶多也只是提高到理性意识上去分别、体会、执着某种感觉提供的思维境界或审美境界而已，并不能使人们真正在心灵上升华到一种体认事物本来性空的境界。（这里指的是“茶艺”有局限性，而不是说饮茶人的修养，茶人的修养是不受此限的。此乃另一问题，应行别论。）则是在心灵上用功，通过茶的物质性功能去作空性观，体认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及其外境对象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的因缘和合，是虚幻不实，没有独立自主性的实体可得，没有永恒不变的实物存在，一切享受都只是自我意识的执着和陶醉，根本不认识自己的心识和外境都是污染了的。就是要你通过茶的实际生活，在心路的历程中，净治明相，观察自心现量，清除你自己心灵所受的污染，善自心现，远离尘垢，消除烦恼，还你自心本来清净的现实而已。那时，同样饮茶，同样“色香味”，搞茶艺的会跟着自己感觉走，而修的，则跟着自己清净的心灵走。心无挂碍，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那才能真正得到茶饮的法乐和法益哩！
佛教在中国兴起以后，由于坐禅需要，与茶结下不解之缘，并为茶文化在中国和全世界传播作出重要贡献，其核心是“茶禅一味”的理念。
禅，梵语作“禅那”，意为坐禅、静虑。南天竺僧达摩，自称为南天竺禅第二十八祖，梁武帝时来中国。当时南朝佛教重义理，达摩在南朝难以立足，促到北方传播禅学，北方禅教逐渐发展起来。禅宗主张坐禅修行的方法“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就是说，心里清静，没有烦恼，此心即佛。这种办法实际与道家打座炼丹接近，也有利于养生；与儒家注重内心修养也接近，有利于净化自己的思想。禅宗在中国传到第五代弘忍，门徒达五千多人。弘忍想选继承人，门人推崇神秀，神秀作偈语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佛拭，莫使有尘埃。”弘忍说：“你到了佛门门口，还没入门，再去想来。”有一位舂米的行者慧能出来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染尘埃。”这从空无的观点看，当然十分彻底于是慧能成为第六世中国禅宗传人。神秀不让，慧能逃到南方，从此禅宗分为南北两派，中唐以后，士大夫朋党之争激烈，禅宗给苦闷的士人指出一条寻求解除苦恼的办法，又可以不必举行什么宗教仪式，作个自由自在的佛教信徒，所以知识阶段的文人墨客也推崇起佛教来。而这样一来，佛与茶终于找到了相通之处
唐代茶文化所以得到迅猛发展与禅宗有很大关系，这是因为禅宗主张圆通，能与其他中国传统文化相协调，从而在茶文化发展中相互配合。
归纳起来，佛教对中国茶文化传播贡献有四：
（一）推动了饮茶之风流行
唐·封演所著《封氏见闻记》曰：“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欲，投钱取饮。”佛教认为，茶有三德：一为提神，夜不能寐，有益静思；二是帮助消化，整日打座，容易积食，打座可以助消化；三是使人不思淫欲。禅理与茶道是否相通姑且不论，要使茶成为社会文化现象首先要有大量的饮茶人，僧人清闲，有时间品茶，禅宗修练的需要也需要饮茶，唐代佛教发达，僧人行遍天下，比一般人传播茶艺更快。无论如休，这个事实是难以否认的。
（二）为发展茶树栽培、茶叶加工做出贡献
据《庐山志》记载，早在晋代，庐山上的“寺观庙宇僧人相继种茶”。庐山东林寺名僧慧远，曾以自各之茶执行陶渊明，吟诗饮茶，叙事谈经，终日不倦。陆羽的师傅也是亲自种茶的。唐代许多名茶出于寺院，如普陀寺僧人便广植茶树，形成著名的“普陀佛茶”，一直到明代，普陀山植茶传承不断。又如宋代著名产茶盛地建溪，自南唐便是佛教盛地，三步一寺，五步一刹，建茶的兴起首先是南唐僧人们的努力，后来才引起朝廷注意。陆羽、皎然所居之浙江湖州杼山，同样是寺院胜地，又是产茶盛地。唐代寺院经济很发达，有土地，有佃户，寺院又多在深山云雾之间，正是宜于植茶的地方，僧人有饮茶爱好，一院之中百千僧众，都想饮茶，香客施主来临，也想喝杯好茶解除一路劳苦。所以寺院植茶是顺理成章的事。推动茶文化发展要有物质基础，首先要研究茶的生产制作，在这方面佛教僧侣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创造了饮茶意境
所谓“茶禅一味”也是说茶道精神与禅学相通、相近，也并非说茶理即禅理。
禅宗主张“自心是佛”，无一物而能建立。即然菩提树也没有，明镜台也不存在，除“心识”这外，天地宇宙一切皆无，填上一个“茶”，不是与禅宗本意相悖吗？其实，一切宗教本来就是骗人的，真谈到教义，不必过于认真。我们今人所重视的是宗教外衣后面所反映了思想、观点有无可取之处。
禅宗的有无观，与庄子的相对论十分相近，从哲学观点看，禅宗强调自身领悟，即所谓“明心见性”，主张所谓有即无，无即有，不过是劝人心胸豁达些，真靠坐禅把世上的东西和烦恼都变得没有了，那是不可能的。从这点说，茶能使人心静、不乱、不烦，有乐趣，但又有节制，与禅宗变通佛教规戒相适应。所以，僧人们不只饮茶止睡，而且通过饮茶意境的创造，把禅的哲学精神与茶结合起来。在这方面，陆羽挚友僧人皎然作出了杰出贡献。皎然虽削发为僧，但爱作诗好饮茶，号称“诗僧”，又是一个“茶僧”。他出身于没落世家，幼年出家，专心学诗，曾作《诗式》五卷，推崇其十世祖谢灵运，中年参谒诸禅师，得“心地法门”，他是把禅学、诗学、儒学思想三位一体来理解的。“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 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碗便得道，何需苦心破烦恼”。故意去破除烦恼，便不是佛心了。“静心”、“自悟”是禅宗主旨。姣然把这一精神贯彻到中国茶道中。茶人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宇宙融为一体，在饮茶中求得美好的韵律、精神开释，这与禅的思想是一致的。若按印度佛教的原义，今生永不得解脱，天堂才是出路，当然饮茶也无济于事，只有干坐着等死罢了。但是中国化的佛教，主张“顿悟”，你把事情都看淡些就是“大彻大悟”。在茶中得以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悟”，所以说饮茶可得道，茶中有道，佛与茶便连结起来。祥僧们在追求静悟方面执着很多，所以中国“茶道”二字首选由禅僧提出。这样，便把饮茶从技艺提高到精神的调度。有人认为宋以后《百丈清规》中有了佛教茶仪的具体仪式规定从此才有“茶道”，其实，程式掩盖了精神，便不是“道”了。
（四）对中国茶道向外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熟悉中国茶文化发展史的人都知道，第一个从中国学习饮茶，把茶种带到日本的是日本留学僧最澄。他于公元805年将茶种带回日本，种于比睿山麓，而第一位把中国禅宗茶理带到日本的僧人，即宋代从中国学成归去的荣西禅师（1141－1215）。不过，荣西的茶学菱《吃茶养生记》，主要内容是从养生角度出发，介绍茶乃养生妙药，延龄仙术并传授我国宋代制茶方法及泡茶技术，并自此有了“茶禅一味”的说法，可见还是把茶与禅一同看待。这一切都说明，在向海外传播中国茶文化方面，佛家作出重要贡献。
禅茶一味
最初，茶与佛教的关系是茶为僧人提供无可替代的饮料，而僧人与寺院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和制茶技术的进步，进而，在茶事实践后，茶道与佛教之间，找到了越来越多的思想内涵方面的共通之处，如“静、苦、凡”。
其一曰静
茶道讲究“和静怡真”，将“静”作为达到心斋座忘，涤除玄鉴、澄怀味道的必由之路。佛教也主静。佛教坐禅时的无调以及佛学中的“戒、定、慧”三学也都是以静为基础。佛教禅宗便是从“静”中创出来的。在静坐静虑中，人难免疲劳发困，此时，唯有茶能提神益思克服睡意，茶便成了禅者最好的“朋友”。
其二曰“苦”
佛理以“四谛”为总纲。即“苦、集、灭、道”。佛以为，人生有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等，佛法求的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参禅即是要看破生死观、达到大彻大悟，求得对”苦”的解脱。茶性也苦。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茶苦而寒，阴中之阴，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情则上清矣”，从茶苦中有甘的特性，佛家可以产生多种联想，帮助修习佛法的人在品茗时，品味人生，“参破”苦谛。
其三曰“凡”
日本茶道宗师千利休曾说：“须知道茶之本不过是烧水点茶”，一语中的。茶道的本质确实是从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琐碎的平凡生活中去感悟宇宙的奥秘和人生的哲理。禅也是要求人们通过静虑，从平凡的小事中去领悟大道理。
佛教于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间创立于古印度，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的传播与发展，到隋唐时达到鼎盛时期。而则是兴于唐，盛于宋。中国从开始萌芽，就与佛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僧俗两方面都津津乐道，并广为世人所知的便是——禅茶一味。 茶与佛教的最初关系是茶为僧人提供了无可替代的饮料，而僧人与寺院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和制茶技术的进步。进而，在茶事实践中，与佛教之间找到了越来越多的思想内涵方面的共通之处： 其一：佛教以“四谛”为总纲，“苦、集、灭、道”。以“苦”为首，如：生苦、老苦、病苦等等均以参禅来看破。茶性亦“苦”，“茶苦而寒、阴中之阴、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降则上清矣”。从茶的苦后回甘，苦中有甘的特性，佛家可产生诸多联想，有助于修习佛法的人在品茗时，品味人生，参破“苦谛”。 其二：佛教主静。佛教坐禅时的五调（调心、调身、调食、调息、调睡眠）以及佛学中的“戒、定、慧”三学也都是以静为基础。佛教禅宗便是从“静”中创出来的。讲究“和静怡真”，把静作为达到心斋座忘，涤除玄鉴、澄怀味道的必由之路。 其三：“凡”的本质确实是从微不足道的日常琐碎的平凡生活中去感悟宇宙的奥妙和人生的哲理。然而“禅”也正是要求人们通过静虑，从平凡的小事中去契悟大道。 其四：“放”人生在世，一切苦恼都是因为“放不下”，佛法说修行必需放下一切方可能入道，否则徒劳无益。修习佛教强调“放”，品茶也强调“放”。 放下手中的工作，偷得浮生半日闲，放松一下自己紧崩的神经，放松一下自己被囚禁的习性，放下在政界、在商海、在文坛、在单位里时的种种思虑，不必瞻前顾后、患得患失，让茶汤涤荡自己的肚肠，澡雪自己的心性让心灵空朗澄静。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品茶来品味人生。只有这样，才能在品茶过程中悟出“禅茶一味”的真谛。 同时，佛教为的发展做出了很多的贡献，高僧们写茶诗、茶词、作茶画等等，大大的丰富茶文化的内容，深化了的思想内涵，注入了“梵我一如”的哲学思想使更具神韵。佛家的茶事活动促进了茶文化的传播并为发展的表现形式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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