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茶经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茶马古道：一场话语权的文化整合”精彩内容，帮助大家了解茶文化知识，欢迎大家进行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雨果说，当时机成熟，一个概念即将形成时，即使是集合全世界军队的力量，也无法阻止这个概念的脱颖而出。
在漫长的岁月里，今天被我们称呼为茶马古道的这条道路并没有一个比较权威的名字，哪怕是像用公式套出来的滇藏路、大保路等等直白的名字也似乎没有。
这是一副长长的画卷：高山、大江、古道、西风、骡马、茶叶、盐巴、糖、马锅头、马脚子等等中国西部独特的元素，以及它所焕发出来的苍凉意想和惊心动魄。
所以，当茶马古道从六个云南学者的书中走出来时，他们也许意识不到将会发生什么，仅仅10多年的时间，这条古道完成了从概念到产业的转变，梳理这段历程，只是为了确立一种适合的怀想与解读方式。
一、一个学术命题的研究
茶马古道一开始仅仅是一个学术课题，一群青年学者凭着学术兴趣创造了长达20多年的话语乐园。
1987年，云南大学中文系的木霁弘与同学徐涌涛在《中甸历史资料汇编》里最先提出茶马之道，之前这里被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这是相对北方丝绸之路而言的。木霁弘坦言，当时只是为把话语权抓在中国人手里，之前的南方丝绸概念是1877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完成的。而美国学者艾梅霞称呼从云南向北到青海这条茶路为茶文化之弓。
1990年7月，木霁弘倡导的穿越滇、川、藏三省的文化考察，获得云南大学中文系、中甸县志办、迪庆州民委藏学研究室、中甸区划办、云大西南边疆民族文化中心的经费支持，木霁弘与徐涌涛、陈保亚、王晓松、李旭、李林等茶马古道六君子历时100多天的考察，考察成果通过了云南大学学术委员会的认可，最后合著成书《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于1992年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后，6位考察者中木霁弘、陈宝亚、李旭分别刊发论文，继续就茶马古道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民族文化、价值以及意义各方面做了探讨，之后，茶马古道的研究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引发了重新认识云南研究新体系。这一阶段还是停留在学术层面上的探讨，并没有形成一个广为人知的概念。直到后来各种以影视、互联网、旅游图书为主的传播途径介入，才使茶马古道成为热点。
1998年我到云南大学中文系就读时，茶马古道的研究成果被告知为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一些年轻学生也把暑假去游茶马古道当作一堂必修课，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重镇西藏、西双版纳、大理、丽江与中甸。茶马古道整合了这些原本就是热点旅游的区域，因为这样的情结，导致以后我和一些同仁出版旅游书籍时，茶马古道区域仍旧是首选。在今天看来，云南旅游的热点也与这一区域有关。
2009年6月16日，六君子阔别十多年后（王晓松先生已经过世），再次相聚丽江，与来自北京、丽江、昆明的30多位著名学者一起讨论茶马古道与生活，同时也为丽江马帮路民族文化艺术馆开馆揭牌。
丽江是茶马古道上的重镇，杨海潮先生专门写过相关的论文，这个区域也在10多年里，飞速发展变化，令许多曾经这条道上的老人感叹不已，所以当他们看到马帮路民族文化艺术馆展出的茶马古道全景具象立体微缩模型时，无不唏嘘。也许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耗资千万、历时3年、1700多名人物、200多栋建筑、500多匹骡马、上千种动植物，我们看到的昔日的生活与今日的情感，缅怀，是一种抒发情感的最好方式。
二、商业力量，多种媒体形式的参与，茶马古道变成活着的历史
从2000年开始，与茶马古道相关的影视作品开始通过电视这样的大众媒介走到普通观众眼前。影视娱乐的介入，再现了一个活着的茶马古道，拉近了茶马古道与大众的距离，同时，诸多茶马古道的旅游图书占据了旅游类别图书的市场，文化产品为从看到体验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影视作品以田壮壮、木霁弘的纪录电影《茶马古道德拉姆》（2004年）、何真、王洪波编剧的电视剧《大马帮》（2004年）、康洪雷、兰小龙的《我的团长我的团》（2009年）影响最大。
《茶马古道德拉姆》从1999年有拍摄构想，到上映，历时5年时间（拍了三年）。上映后在国际与国内市场都大获成功，得了许多电影奖项。媒体的广泛参与报道以及探班活动，加之田壮壮的个人影响，以及影片本身的魅力，使得电影在大众的口碑效应被放大，之后许多对茶马古道有兴趣的人开始实地探访活动。网络上走茶马古道成为04年到05年很热门的旅游，当时我经常接到朋友的问询信息。
《大马帮》因为许多美女明星的云集，从开播就受到广泛关注，其故事化的讲述让许多人对云南式马帮生活也产生了好奇与向往。编剧何真与王洪波把腾冲与和顺的过去通过剧本与书的双重传播，让许多人记住了马帮往事。在许多人的努力后，和顺小镇进入了商业化的运作，也因为其独特的文化魅力，获得了中国第一魅力小镇的称号，引发了民众对该区域的空前关注。
2009年，《我的团长我的团》让腾冲再次成为旅游热点。这一年，腾冲成为中国首个开通飞机的县级城市。可以说，茶马古道通过影视再现了一种异样的云南式生活，在娱乐年代焕发出新的活力。
2001年10月11日，世界纪念性建筑基金会（ＷＭＦ）宣布，中国云南沙溪区域和万里长城一道，入选为2002年世界濒危建筑保护名录，而云南沙溪的申报理由是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
尽管这条古道，之前有电视纪录片《最后的马帮》，获得奖项无数，但由于不具备娱乐元素，得不到大众媒体的追捧。
在旅游书的层面上，从2002年开始，中国书业进入读图时代，这点在旅游图书中体现尤为明显，图文并茂的旅游书吸引了许多人的眼球，并进一步充实了游客出门的信心。中国旅游书的黄金年在SARS之后尤其明显，这一年，出现了诸如《藏地牛皮书》、《丽江的柔软时光》等等经典之作。这些书的特点有结合点，就是少数民族风情、古道，神秘的文化与独特的风景。这一年，以茶马古道为主题的旅游书达到50多种，《茶马古道》、《图说晚清民国茶马古道》《九行茶马古道》等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文化界的热度。
我从2003年到现在，参与主编出版社的旅游图书有36种，每本都会对茶马古道大写特写。一方面是市场的热度，同时也有自己的情结。
而一些文化商人的努力，令茶马古道具有窗口示范意义。1997年，文化商人聂荣庆以茶马古道为名注册了近20个商标和商号。开始在北京经营茶马古道连锁餐馆，这更像是一种茶马古道体验馆，许多人是抱着好奇的眼光来认识马帮的器物以及普洱茶，十年后，与茶马古道相关的每项商标的转让费一度高达7位数。
2009年，一项名为大茶马古道旅游规划的项目正由云南大学茶马古道研究所牵头，在云南各地展开调研，相信不久到达云南的游客就会包围在新茶马古道的气氛中。
三、茶马古道上的普洱茶，另一场话语权的争夺
普洱茶的兴起，既是茶马古道产业化效应的体现，也再次让茶马古道成为关注的焦点。马消失，古道消失，只有茶依旧焕发出活力，而这也让与茶马古道相关的元素彻底商业化。具有几千年饮茶史的中国，从来没有像普洱茶这样，让人不得不使用疯狂的字眼。
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最近5年以来普洱茶的疯狂史，很大程度上，我是一个参与者与记录者。
2005年马帮进京，这支由３０多个赶马人、１２０匹马组成的云南马帮，驮着约４吨普洱茶，直奔北京城而去，横扫全国媒体；2006年，云南省普洱茶协会成立，茶马古道临界碑在宁洱确立，这一年《普洱》杂志创刊（其中的两位创始人就是《大马帮》编剧何真与王洪波），老中青三代人开始了对普洱茶话语权的全面争夺；2007年百年贡茶回归故里，思茅改名普洱，政府与商业合力，让这条古道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当年，普洱茶成为CCTV年度经济关键词。2008年，普洱茶进入中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名单。2009年，一切还在继续
10多年的时间里，茶马古道从一个纯粹的学术概念，发展为一股大众流行的文化符号，再变成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品牌，拉动了区域经济的产业化，有人开玩笑说，现在到了云南，没有哪里不是茶马古道，随便找个人，都可以吹祖上的马帮故事，都可以谈出普洱茶骇人的身世。这大约就是福柯意义上话语的力量。
2004年，我写了《天下普洱》一书，旨在探讨一种普洱茶式的生活。这书因为普洱茶的大热，2年之内卖出了5万册，如果连同其他普洱茶书籍，从04年到07年之间，出版与普洱茶相关书籍、报刊、报纸专门版面高达60多种。普洱茶进入了新一轮的话语权争夺。我在2006年参与《普洱》杂志的创刊与编辑工作，普洱市市长沈培平先生亲自挂帅，主动担当起《普洱》杂志的总策划，在我的经验里，一位市级领导如此关注一本杂志，非常罕见。
我们把普洱茶发展分成了四个阶段，即农业普洱、文化普洱、科学普洱与人文普洱，要做的工作也是在发展中扮演观察者与引导者的角色，力图为产业和大众输出观念与价值。从创刊到现在，杂志每期发行3万份，这个数字，对于一本茶杂志来说，已经接近天文数字。读者对普洱茶的关注超乎我们所有杂志人的期望。
稍微分析不难发现，普洱茶的话语权一直旁落在外，以台湾为代表的普洱茶文化一度成席卷之势（专著与杂志），他们将文化与产品捆绑，布道者与商人双管齐下，以短时间内赚眼球与赚钱为理念，造就一个虚假的高峰后便撤人撤资。我们必须正视的事实是，在台湾人没有鼓吹普洱茶之前，即便是云南这样的主产区域，许多人不要说喝，见都没有见过普洱茶。是台湾方面开创了普洱茶的品饮体系，现在这样的理念还吸引着不少人。
普洱茶热潮在2007年开始退潮，茶界也开始反思。一些学者开始了重新定义普洱茶的行动，围绕着生熟之争、概念之争、产地之争，上升到了普洱茶地理（稀缺资源），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化（跨地域合作）等等开放性的讨论之中。
这样一来，普洱茶在2009年出现了三个两极分化。
在以往传统手工与机械化同步进行，比如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益普洱茶。现在这种彻底分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大企业开动机械化的流水生产，特色企业则在较少的资金和较少的人力下持续传统手工工艺。
在另一个两级分化中，就是产品的具体形态。手工茶的坚守者自然是砖饼沱的捍卫者，但这丝毫不会影响到其他普洱改革者的步伐。如果说便捷式的包装只是换个样子，里面还保留了传统茶形态的话（比如迷你小沱，小方砖，即便是这样，像永年的PK砖还是有了一定革新，开始科技专利的申请与保护），那么诸如龙润头道水、滇红看看茶之类的，就完全看不到茶的样子了。科技力量的注入与广泛运作，茶叶形态给人前所未有的新鲜感。
普洱茶的两级分化还出现在生熟之分上，这是普洱茶界生熟之争后的具体体现。接受较近传统，认为普洱茶生茶发挥不了普洱茶独特功效的人，选择了以熟茶为主的生产路线。
生茶的生产者大部分走传统广州销区路线，尽管收藏普洱茶的市场热情受到过严厉打击，但仍然有收藏者愿意为爱好买单。普洱茶的生命时间与存活时间依旧是它的核心价值，需要界定的也仅仅是，这样的时间究竟有多长？
普洱茶的三个两级分化，正好体现了普洱茶多年来的话语努力，新的观念让这个产业再次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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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伙伴互相看了一眼，几乎同时说出了一个名字“铁脚马！”那是我们电视剧《七千里茶马道》中一个神秘传奇的马锅头，像一代情僧仓央加措的歌里唱的：为了猎户美丽的女儿远走他乡，流荡在茶马道上。
尼玛像是为这个角色从天而降的，他说：我在报纸上一看见这个电视剧快要开始拍摄，我就觉得它属于我了。看着上边两个编剧的名字我开始拨打电话，往宣传部、往文化厅、往电视台……打了两个星期，我祈祷，天天祈祷——不是要天上掉给我金子，而是要让我找到两个编剧老师。现在终于找到你们了。
尼玛一直想在一个关于茶马古道的影视里，扮演一个角色。他说是因为他曾两次徒步全程走过茶马古道，是因为他是最知道茶叶对藏人的重要，是因为他热爱艺术，热爱那些从他康巴骨血里就带着出生的歌舞和音乐……
他一直无法回答我他是哪儿的人，家在哪里。他说母亲住帐篷，在昌都一带放牧，哪里的草绿了就赶着牦牛到哪里去了。逐水草而居的尼玛出生在帐篷里，从小跟父亲在藏北美丽的那曲草原上、在大神岗底斯山下，在圣湖纳木措湖边、在荒凉无边的无人区阿里、在遥远神秘的可可西里流浪，他说，我没有家，有蓝天白云就是家，有情就是故乡，有爱就是家园了。他轻轻拨动手中的弦子，弦子跳出了几个又美丽又辽远带着点忧伤的音符。我突然明白，在汉人的水泥城市里，我这个汉人问了一个多么愚蠢的问题。
俄顷，尼玛扎西粗硬的大手在钢琴上弹出了一段优美的旋律。像是回答我惊讶不已的眼神，他说后来他父亲当了兵，就要他去读书，康巴人还没学会喝奶茶之前就学会了喝酒，还没学会走路就先学会了歌舞。见雪山就唱山歌，见草原就唱牧歌，有酒就唱酒歌。他还会十几种乐器。尼玛扎西说，在雪域，弦子是高原上的天火，总是能点燃人的心。他会十几种乐器。“可这是要识五线谱的呀？”我想起多年前钢琴入门时老学不完的那本厚厚的《拜尔》教材。他摸着头天真地笑笑说：不知怎么的，什么乐器上去弄几下也就会了。显然，他没有学过什么《拜尔》。
走茶马古道，是想看看天外边的世界，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挑战，他知道这条千年的茶马古道，是许多民族迁徙的走廊，是文化交融传播之路。这一走，就走了两年多，从勐海澜沧江畔的热带原始森林开始，一步一步的赶着马帮驮着茶叶，一直走，一步一步的走，一个星期穿破一双鞋，穿越了热带湍急的河谷，闷热的森林，走过云南的茶乡西双版纳、普洱、再北上大理，披着苍山洱海的风，脚上的水泡变成血泡、血泡又变成老茧，马嚼子衔着太阳，马尾巴系着月亮，一直走到丽江、走到香格里拉……又穿过凌厉的冰川、雪原，从梅里雪山进入西藏，再过藏东南，像攀登一级级天梯一样，走过了中国西部高原，一直绕上了世界屋脊喜马拉雅。碰上了数不清的想不到的困难，吃了说不完的苦，险些还丢了性命……终于将茶从世界这一头送到世界那一头。他说，这么走，山再高，路再远，但心不再荒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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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喝茶，喝茶的时候总会想到一个佛家流传甚广的故事，说的是神秀跟六祖的对话，神秀说，“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六祖说的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很多人都觉得后者是悟了佛家空之要义，值得钦佩学习。可我却觉得，前者更加适合大众，尤其对于爱茶人士来说，多学前者，可以领会到更多人生至理。
前者提倡的是“做”，后者境界或者更高一些，可是立足的是一个“空”字。世界上从来都不存在生而为圣的人，任何一个人想要修出高洁的人品，敦厚的性情以及超凡的感悟，都需要修行。比如喝茶就是一种修行，一种洗涤内心，感悟本真的修行。
时时品茶，就是时时拂拭内心，从茶的苦到甜，从心情的浮躁到淡然，一杯茶饮到白水，于自己而言便是完成了一次虔诚的修心之旅，这个旅程中，没有任何说教，自然而然的便会想通很多事，懂得很多佛家要义。
禅宗讲的是顿悟，安安静静的饮茶，不经意间就会迎来顿悟的机会。要舍得花费时间喝茶，舍得在喝茶的时候反省自身，反省的越多，思考的越多，对自身的了解就越通透，对自身命运的把握就会越自如。修行是对自身的不断完善，当徐徐为之。徐徐品茶，心境一如清风明月，从容淡泊，至真至善，这便是修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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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对外进行文化交流的通道分为三条。一条是北方的“丝绸之路”，一条为南方的“茶马古道”，还有一条则是“海上之道”。
“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一条官方商道,兴于汉而盛于唐。一谈起“丝绸古道”就让人在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大漠驼队、黄沙万里的场景。汉唐时期我国的许多精美华贵的丝绸便由此道源源不断地运至中亚与西亚各国。与茫茫沙海驼铃叮当的丝绸之路一样，“海上之道”是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另一通道，很多学者甚至称其为“海上陶瓷之路”。中国是瓷器的故乡，早在汉唐时期，中国绮丽多彩的名贵瓷器，就已“行于九域，施及外洋”。
中国也是茶的故乡，我国各族人民自古以来就有饮茶的习惯。
而在众多民族里，藏族对茶的依赖可以用“嗜茶”来形容。藏族居住在高寒、缺氧、干燥的高海拔地带，常年以牛羊肉为主，没有蔬菜。恶劣的环境与不合理的膳食结构使当地人的身体健康受到了威胁。而茶叶中富含维生素、微量元素及单宁酸、茶碱等成份，具有清热、解毒、润燥、利尿等功能，可弥补其膳食结构的不足，正所谓"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因此，藏族对茶有必然的需求。就这样以马、古道为载体的马帮商队穿过崇山峻岭，翻越雪域高原，不畏艰难重阻的把普洱茶带到了西藏。同时也赋予了普洱茶独特的文化内涵。
“茶马古道”是世界上地势最高的文明文化传播的古道之一，也是古代中国对外交流的第三条通道，同丝绸之路、海上之道有着同样的历史价值和地位。
茶马古道不仅是一条古道，一条商道，更是一条民族融合与经济促进、文化交流的大通道。是连接汉地与藏地，云南与内地，中国与东南亚，中国与南亚的国际性大通道，是云南走向世界的大舞台。
古代的茶马古道共有7条，它们细分为：
1、滇藏茶马道：普洱——景谷——镇沅——景东——巍山——漾濞——丽江——中甸——德钦——拉萨——尼泊尔、印度
2、滇京茶马道：易武——普洱——昆明——昭通——成都——西安——太原——北京
3、滇缅印茶马古道：昆明——楚雄——大理——保山——瑞丽——缅甸——印度——阿拉伯国家
4、滇川藏茶马道：成都——雅安——康定——昌都——拉萨
5、滇越茶马古道：易武——老挝丰沙里——河内——海防——南洋、香港
6、滇东南亚茶马古道：普洱——思茅——景洪——勐海——打洛——缅甸——印度——西藏
7、滇茶山古道：西双版纳——思茅——临沧
茶马古道孕育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它是：
——文明文化传播古道
——中外交流通道
——民族迁徙走廊
——宗教传播大道
——民族和平之路
——旅游探险通道
云南是一个拥有26个民族的多民族省份。在茶马古道沿途就居住有二十多个民族，由于地理上的巨大差异与居住区域的相对独立，形成了各个民族独具一格的民族文化与特性。而茶马古道所起到的作用，也不只是经济交往那么简单。
古道跨越的地域广阔。在这一旅途中，茶马古道串起了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同时，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合也赋予了“茶马古道”鲜明的文化特征。
第一、茶马古道文化的血亲性。云南与东南亚，山连着山，水连着水。从高黎贡山、云岭山脉到澜沧江，位置的分布都呈现出同一山水，“身处”两境的现象。因而，在自然地理上形成了血亲性，茶马古道也成为联结两地的大动脉。
云南的傣族与居住在泰国的泰族、缅甸的掸族以及老挝的佬族也具有这一特征，属于血亲民族。在他们的文化生活中衣食住行都与佛教有关联、语言基本一致，都出自梵文、泼水节是他们必过的重要节日、均有纹身的习俗。这些都是血亲性在文化上的反映。至于他们的服饰、建筑与舞蹈方面就分别不同了。
第二、茶马古道文化的多元性与融合性。
通过藏传佛教在滇西北的传播，进一步促进了纳西族、白族和藏族的经济及文化交流，增进了几个民族之间的友谊。信徒香客们在两个高原之间来来往往，文化交流互相渗透。有些走过茶马古道的老人认为，丽江之所以有很多藏传佛教的信徒，形成滇藏、川藏经济文化的密切交往，跟转经、朝圣的香客有关。
神圣和世俗有时候的确分不开。茶马古道就是这么一条既浸透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又充溢着浓重商业气息的道路。茶马古道，同时也是转经朝圣的道路。一些虔诚的艺术家们于过去漫长的时日中，在路边的岩石上、玛尼堆上绘制和雕刻了无数的佛陀、菩萨和许多高僧的形象，还有一些神灵的动物的形象，如鱼、蛇、猫等等，当然也有一些神异的物的形象，如海螺、日月星辰等等。这些或粗糙或精美的造像为古道那漫长的旅途增添了一份神圣和庄严。今天，在茶马古道上仍处处可见难以计数的玛尼堆、转经房和大小寺庙。
茶马古道所经地域，可以说是世界宗教文化的一片神奇而罕见的天地。由于特定的地域环境及历史沿革，更由于众多民族生息于此，于是造就了这一带宗教文化的多元性、民族性、地方性、扩散性和融合性的特点。世世代代生息在这片高原上的二十多个民族更是“各取所信”，同时又保留了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原始宗教、民间信仰等等，加上各地各民族间密切的往来，茶马古道上的宗教文化就如万花筒般缤纷杂呈，气象万千。
第三、茶马古道文化的特异性。
由于“茶马古道”文化是流动着的，其跨越的地区非常多，与不同民族的交往构成了它文化的特殊性。如在小中甸、乡城、盐井都还留有纳西村，这些村的风俗已接近藏族。拿小中甸村来说，村民平常都恪守藏族习俗，通用藏语交际。但现今老一辈的人还能说纳西语。在我们调查过的一些藏族村寨，有“烧猪毛（刹猪后不烫毛）”、上门女婿另取“新名”的白族旧俗。乡城、盐井的藏族说他们开梯田、打渠引水、烧砖瓦的技术最初是从纳西族那儿学来的。在乡城，还能见到纳西族的城堡遗址及现存的纳西式房屋。“茶马古道”上的一些藏族的丧葬就包括天葬、水葬、火葬、土葬等等，中甸县、德钦县等地的许多借词多来自汉语云南方言，这就说明了“茶马文化”特性——流动。
第四、茶马古道文化的拓展性。
茶马古道多盘延于崇山峻岭之中，地理环境制约了大西南文化的发展，各民族在地理环境的制约中丰润着自己的文化。由于茶马古道的开拓使封闭的文化有了向外交流的机遇，使一些世居民族的文化有了对外交流的机会，外来文化也和世居民族文化产生了碰撞。“夜郎自大”“黔之驴”的故事，就是无知自大与闭塞心理的生动描述。
现在“茶马古道”的名声与影响力是有目共睹的。作为云南，借助茶马古道把普洱茶文化以及自己的民族文化向外部拓展开并形成影响力，这就是茶马古道文化的拓展性。
木霁弘（云南大学教授）彭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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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好友霁好久不联系了，突然她就找上了我，并且还邀我去喝茶。我是一个比较繁忙的人，天天不是忙工作，就是忙家庭，哪有闲情去喝茶，正当我要拒绝时，她留下一个地址就离开了。定的时间是下午4点，定的茶室的名是茶香阁。
先来说说霁，她是我们班上有名的才女，能作诗，能画画，重要的是她生活的特别乐观。要说生活，她的生活也够平淡无味的，但是她愣是能够把“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子过成“琴棋书画歌舞茶”，这种种爱好中，她尤其爱茶。在电话中，她把茶香阁描绘成了人间仙境一样，说这家茶馆如何古典、如何气派，还说在这间茶馆中能够感受到亦真亦幻的朦胧感，身在其中能够忘掉一切烦恼，让人再也不会有看不开的心态，正是她的这句话盅惑了我。
下午，我把工作交待给了别人后，匆匆去赴约。一个人独自驱车，竟然整整走了一个钟头，在来的路上，我还在不断的骂这个女人究竟找了一个什么地方。一个小时后，我终于见到了茶香阁，看着门面并没有想像中的那种魔力。
霁等在茶馆的门口，她一袭素雅长裙，有一种云淡风轻的感觉，见我有点上火，就硬拉着我进了茶馆，还特别向我引荐了老板娘。老板娘看上去四十岁左右，也着一身素雅短裙，眉目间有着说不尽的妩媚，让人不得不感受到她身上的甜美，简单打了招呼后，我们便进了房间。
进了房间后，我们便开始净手、净器、净茶，竟然在这一段时间内没有说一句话，只是微笑看着对方，在这里我们可以亲自操作一切与茶有关的事，享受亲自煎茶的过程。
对于煎茶，我是一个门外汉，自然不知道如何下手。霁是主角，一边煎一边告诉我，茶需缓火，活火煎之。霁选择的蓝白相间的茶具，是我喜欢的类型，这种茶具端在手中，就像把整个蓝天捧在手中一样，有一种豁达感。泡上茶，之后再焚上香，茶气与香气融合，沁人心脾，我们彼此微笑坐着，真的如临仙境般。
喝完茶，我似乎从一场梦境中醒来，感觉浑身说不出的轻松，同时也似乎感悟到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原来我也可以生活的如此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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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云南是“茶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是最早饮用茶并培植茶树的地方。在今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的南糯山至今仍长有千年的老茶树，而四、五百年的茶树则是成片，成林。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是云南省除稻作文化外，贡献给世界最重要的“文化”。
尽管当今世界的广告充斥着可口可乐、百事可乐以及麦氏速溶咖啡等等最入时的各种各样饮料，但具有独特性的世界“三大饮料”之一的中国茶，作为普通的饮料仍然雄踞世界的饮料市场之首，而且因为其拥有悠久的历史而使其成为一种影响最广的“文化”。
有的欧美人津津品味着红茶，用茶配制成各种饮料，而有的欧美人也乐意用绿茶消肥强骨，茶在世界仍然风行着。当中国瓷茶器具在世界最大的索斯比拍卖行的价码开到几十万美元的时候，你会为茶的魅力感到惊讶，因为你喝茶的时候，总是大杯大碗的喝，并没有品味出“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当东瀛的日本人得饮茶之俗后，把饮茶“玩”成“茶道”，于是许多人明白饮茶也是一门深奥的“艺术”。
在先秦的汉文献里没有“茶”字，只有一个“荼”字。《周礼》云：“掌荼，掌以时聚荼，以供丧事。”先秦典籍里“荼”出现的比较多的是《诗经》。如《谷风》：“谁谓荼苦”；《出其东门》：“有女如荼”。《邶风》：“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楚辞》中也有说到“荼”的。《楚辞？九章？桔颂》：“故荼荠不同亩兮”。而作为原产茶地的云南也有历史文献记载，《普洱府志》载，云南少数民族最早在汉代就已栽培茶树了。“茶”字最晚到唐时就已见于正式的文献了。唐陆羽《茶经》便对茶、茶具、制茶的方法、饮法及用水之道、茶的源流等作了详细的介绍和研究。如在《茶经？一之源》说：“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山，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树如瓜芦，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又云：“从草木当作茶。其字出开元文字者，义从木，当作茶。其字出本草，草木并作茶。其字出《尔雅》。其名，一曰茶，二曰贾，三曰设，四曰茗”实际把茶称为贾、设、茗等，是由于品种或方言语音变化的缘由。“茶”与“荼”字应是同名同物，从中古音学来推测，其在上古为定母鱼部，姑且拟为dra音，中古以后，字音分化。据有的学者调查一些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还找到了一些同上古汉语“茶”语音相对的地方，如城步金水苗语作da；贵州彝语作ba-tu；汉语福建方言作tu。
确实云南滇域由于自然条件的优越，古人类很早就在这块广阔的地域里生活了。我们知道，还在人类早期的发展过程中，采集业的发展，便刺激了人的文化思维器官，而这种思维的发展，必然引导人们去选择一些较好的植物进行定向载培，而这种思想的孕育，标志着农业社会的诞生。滇域的先民把“茶”作为定向培育的植物，开了“饮料”作为世界“饮茶”文化的先河。“饮料”与“食物”的分离，可以说是人类“饮食”文化上的一次大变革。在世界农业发展史上，中国是载培植物的最大起源和变异中心之一。而云南又是中国的变异中心。在世界各国历史上都有过因为某一“物”的发现，而使这一国家成为世界注目的地方。以中国人为例，其所产的丝绸世界闻名，罗马学者老普林尼（Gajustheelcler）在《博物志》中说：“赛里斯（Seres，丝国，指中国）国……其所产丝，驰名宇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至罗马。”由于丝绸的华贵，使世界为之倾倒。当时罗马贵豪就以有丝绸服装为骄傲。因为丝绸价格极高，势必让经商者组成庞大的商队，翻越万水千山，以生命作为代价，年复一年地将中国丝绸运往世界各地进行贩卖。这些贩运的道路，由于来往人我，逐渐就形成了联系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的纽带。云南的稻作文化也曾拯救了饥饿的日本，使世界深受其影响。云南的“茶”也是如此，樊绰《云南志》卷七载“茶出银主城界诸山”，指的就是现今景东，景谷及其以南地区。大叶子普洱茶，早在唐天宝年间就在澜沧江两岸大量种植。其味苦中回甜，在当时就闻名于世。
滇茶最初由马帮运入四川，并向北、向西“扩张”。唐人《封氏闻见录》说：“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以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隶渐至亲邑，城市多开店辅，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王公朝士无不饮者……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唐人饮茶之风在这里可略见一斑。由于茶的功能价值，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饮茶之风进一步向北渗透。北方食畜肉、乳制品的游牧民族也大量饮茶，如当时的乌桓、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各少数民族，由此在唐宋时期“茶马互市”为一时之盛。宋代在今普洱县境内就已有“茶马”交易市场。清初，檀萃的《滇海虞衡志》就载：“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认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足见滇茶名重于天下。
茶叶运销，曾达红海沿岸及欧洲各国。欧洲文献最早说到茶的是威尼斯人GiambattistaRamWsio所著的“VoyagesandTravel”（《海陆游行记》）。“茶”的对音为“Chai”。十六世纪。茶传入欧洲，英国称“茶”为Chaa。从此，茶风靡整个欧洲，各国纷纷进口中国的茶叶。现代英语“茶”为“Tea”，法语称“Th”，德语叫“tee”，俄语读“”，是北方方言“tsha”的对音。托尔斯泰巨著《战争与和平》中就有关于喝中国普洱茶的细致描写。
云南向西冲破大江巨山的阻隔把茶销售到西藏，其时间最迟不会晚于唐代。古藏文里的“茶”，读dza，与汉语里“茶”的古音非常相似，现在藏语的tcha的音应该是从古藏文dza演化而来。据谭文之《滇茶藏销》统计，民国年间，滇茶入藏一年至少有一万担。当时西藏来滇贩运茶叶盛况确如谭方之所述：“滇茶为藏所好，以积沿成习，故每年于春冬两季，藏族古宗商人，跋涉（原作涉）河山，露宿旷野，为滇茶不远万里而来。是以紧茶一物（按：其义不明，惟指的当是砖茶或沱茶。引者），不仅为一种商品，可称为中藏间经济上之重要联系，抑且涉有政治联系意义。概藏人之对于茶也，非如内地之为一种嗜品或为逸兴物，而为日常生活上所必需，大有‘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之概。自拉萨而河墩子，以至滇西北丽江转思茅，越重山，过万水，历数月络绎不断于途中者，即此故也。”“茶马互市”起于唐，而兴于宋。《滴露漫录》说：“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食之，以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是山林草木之叶，而关国家大经。”这里茶已同国家的政治夸大事联系起来了。宋统治者用茶马贸易来同少数民族搞好关系。《太平寰宇记》载：“番部地蛮夷混杂，无市肆，每汉人与之博易，不见使钱。汉用绸由、绢、茶、布、番部用红椒，盐、马之类。”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人民的需要，“茶”借此而传播得更远更广。由于“茶”的运输，必然带来相应的其他文化。《岭外代答》卷五载：“蛮马之来，他货亦至。蛮之所赍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诸药物。”又《桂海虞衡志》记载说：“乾道葵已冬，忽有大理人李观音得……凡二十三人，至横山议市马。出一文书，字画略有法，大略所需文选、五经、春秋、本草、五藏论、大般若经及初学记……集圣历百家书之类，及须浮量钢器并砣，琉璃碗壶，及紫檀、沉香木、甘草、石决明、井泉石、密陀僧、香蛤、海蛤等等药。……其后云：……言音未同，情虑相契，……继续短章，伏乞斧伐。短章有：‘言音未会意相和，远隔江山万里多’之语，……。”该文记述了在茶马贸易中，当时滇人要求购买大量的汉文典籍，包括儒、道、佛及医学书。另外还购置了大量的手工艺品。可见，由于茶马互易的影响，使滇域的文化水平得以提高。如果我们就“茶”文化本身来看，也可以看出它沿“茶马古道”所进行的波开扩散，如对茶的饮法，历史文献对如何饮茶及讲究有所记载。樊绰《云南志》卷七记唐代“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续博物志》卷七载，茶同“杂椒，姜烹而饮之”。明代谢肇氵制在《滇略》里记述道：“士庶所同，皆普茶也，蒸而成团”。从以上文献中可以看出，“茶”这个“新文化源”由于自己的“积淀要素”的影响，不断“汲取”另外一个社会的“文化”进行“融合”，因而得到传播。“茶”文化的“要素”首先被发源地的社会所吸收，接着沿“茶马古道”逐渐向北方延伸开去。
以产茶地的傣族饮茶而言，他们对茶的加工一般是摘大叶进行粗加工，也是就把茶晾干后在锅上用火烤得略焦，饮用时用热水冲泡即可饮之。味道都是茶的本味而略带糊味。这种饮茶方式多在低海拔区，并为产茶地居民的基本喝茶法。由此产生的一些茶具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而少变化性。布朗人把新采的嫩茶尖干焙好，趁热放入竹筒，置火塘过进行烘烤，待竹筒的皮烧焦后取出，以备喝水时饮用，其味兼有茶竹之馨香。同时布朗族还有饮酸茶的习惯。他们把嫩茶放入锅中煮沸，随即置有阴暗处半月进行发酵，发酵之茶又倒进竹筒埋于地下四十余天，取出便成。云南“凤庆”是“滇红”茶的发源地，历史上曾有每年一度的“春茶会”，其中有名的“顺宁茶”、“凤山春蕊”，备受当时内地茶客的亲睐，马帮贩此多得厚利。明代徐霞客所品“太华茶”便是凤庆所产。其茶随一年四季的变化配制风味不同的“茶”，茶便显出其“艺术性”，四季茶名曰：清明春尖，云雾玉露、金秋谷花，银霜太华。这里所饮之茶多经细炒加工，不配其他料，便用开水冲沏，所冲之茶，头道清，二开三开味道溢出，茶之香气遍入心扉，味道醇厚苦中带甜。沧源佤族饮茶则多是高浓缩的茶叶。据说他们喝茶时，用一大沙罐放在火塘正中，水滚以后，约放半斤绿茶，一直煮到茶水只剩几口为止，方才饮下，味道非常，茶汁极苦，但回甜效果极佳，饮之则能除百病。大理白族用茶独特，“三道茶”为其代表。“三道茶”的饮法，大约在唐宋的南诏大理国时就已开始，当时南诏大理的上层社会用此作成宫廷茶点。史称，每当上层贵族进行盛大庆典及宴饮贵宾之时，首先便要用三道茶来款待。随后“三道茶”进入寻常百姓人家，现今的白族人民凡遇嘉庆佳日或招待贵宾时仍用其作为上等饮品。“三道茶”用云南绿茶的精品，分别配以核桃·乳扇、蜂蜜、·生姜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原料进行特殊加工而成。具体加工的程序是：首先把茶及配料放入小砂罐在火上烤，一直到略成黄色时冲入少量滚沸之水，然后斟进陶茶盎，再冲少许开水即可饮之。晕时再把砂罐加满开水。每斟一次称为一道，一般以三道为限。每何况示各有千秋，头道苦，二为甜，三则回甜。当然，饮好茶定要有好泉，大理白族用于“三道茶”的水，多是苍山脚下的名泉－－银箔泉之水。“三道茶”的味道清香爽口，高雅舒心，是一种极高的“审美”情趣。保山昌宁的“磨锅茶”，确是“老茶罐”所嘉好的高档饮品。制作时，把新采的上好嫩叶放入锅中杀清，温凉之后，再行反复揉制，随即再入锅中多行磨揉，而后铺在蔑垫上吹风晾晒，让叶梗上所含孕的水汽渗入叶片内部，又在锅中反复焙磨，直到每片茶叶形如米粒，晶亮如黑玉时为止。此茶制作独特，未开汤时香气早已透人肺腑，冲入开水后，异香扑鼻，并有扑扑之声而出，真是“声、色、味”俱全。据称昌宁的联席乡有棵直径一尺四寸，树幅两丈一尺多的古茶树，可见云南产茶之早和产地之多。滇西北藏族用茶则又有独特风采。“酥油茶”是藏族人民离不开的主要饮料，这是因为他们居住在高海拔地区，多食肉及乳制品，因而没有茶不行。早、午、晚必定要三四碗酥油茶下肚方觉有劲。接待尊贵的宾客，哈达、檀香、藏香、酥油茶是四宝，缺一不可。酥油茶的制作方法便是将砖茶久熬成浓汁，把所熬茶汗倒进酥油桶，再加入酥油、盐及欺了香料，使一“搅棒”来回的茶筒中上下抽动，让其混合成“水乳交融”状，沥进木茶碗就可饮用，喝后能产生许多的热卡，就能越高山，跨草原。这种饮茶的特殊习惯确也构成了滇西北高原藏族人民的一大文化特色。
滇西北藏区的酥油茶，香醇可口，沁人心脾，它作为“茶文化”的一个典型缩影让人永世不忘。无独有偶，据《尔雅注》所载，当时的人把做成饼状的茶叶捣碎，并加葱、姜合在一起煮成“茶粥”。唐代饮茶时尚放少许盐。后发展到“淹茶”，就是反茶叶冲成粉末，加上其他香料，再用水冲开。宋代，把茶捣粉状，即冲泡来喝。明代以后就只喝本味茶了，这就是今天的泡茶之法。
印度人饮茶之风从中国西藏而得。其音“茶”读为“贾”。最先中国云南茶由西藏到锡兰，而后传到印度的比哈尔及孟加拉等地方。茶叶一到印度便很受欢迎，加之印度是佛教发源地，佛属甚多，茶有提神醒脑之功能，无疑给参禅念经的和尚增添一付“醒脑剂”。印度人多饮红茶。他们把茶放入铜、铝壶里煮，加入牛奶、白糖，茶水成粥状，味无苦而香甜，因而成了很多印度人民的“早点”。
“茶”以一植物，被人受用，得人培植，繁衍，成为众人的饮料，进而由于它有清凉、清心提神、醒睡除烦、涤热去痰、清肃胃肺、明目解渴的特殊功效，备受人类爱戴，成一代“名饮”，可谓名重一时，形成世界级的“文化”，这些都同滇域自成一体的地理单元和人文景观有关。当“茶”成为一种文化，本身就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恒定”。“茶”从单一的“饮料”和其所拥有的“文化”进行了区分和固定，不仅因为是一种跨地域的饮料，而饮料的“文化性”则增强了这种传播性，“茶”不但是人的物的需要，也成为了人的精神所求。“茶”饮法文化的不同变化，显示出了各民族分离与连接的文化特性。
一场风雅 宋代茶道背后的收藏美学
【壹】
日常茶事 宋代茶道风雅热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今天常说的这句话，就是来自宋人俚语，可见茶文化在宋人生活中的地位。而一场宋代茶事中，精致考究的茶器之美，以及器物背后的审美意象，其实都反映出宋瓷的艺术追求与宋人的生活美学理念。宋瓷在收藏界屡创高价，不少民间藏家争相收藏，大多也是为其风雅美学之巅峰倾心所致。
一个标准的宋代茶道是怎样的？与我们现代人散茶泡法不同，宋人饮茶法脱胎于唐代煎茶之法，称为“点茶”，也就是茶饼经炙烤、碾磨成末后，投入茶盏调膏，以沸水点注调出茶沫的冲茶方法。
炙茶（用炭火烘焙茶饼）、碾茶（用碾磨将茶饼碾研成粉末）、罗茶（用绢罗筛茶，成均匀粉末）、候汤（选水与烧水）、熁盏（温热茶盏）、调膏（注入少量热水拌和茶末，调成膏状）、点茶（冲注热水入盏）、击拂（用茶筅调匀茶水，并击出茶沫），程序井然。在南宋刘松年的《撵茶图》中，这一套娴雅的宋代点茶规制得以呈现，常被引用。
而从点茶引发的斗茶，则是宋代茶事中的盛事。在《知否》剧情中，也有大篇幅的展现。简单来说，斗茶所斗者，正是点茶注汤击拂时在盏面产生的白沫。从北宋蔡襄《茶录》与宋徽宗《大观茶论》中，也能看到评判标准：以茶沫（汤花）出现快慢、色泽和均匀程度、茶盏内沿与茶沫相接处有无水痕、“咬盏”程度等加以评定。
一场茶事下来，从饮食器具中分离而出的茶器，更是名目繁复，风炉、汤瓶、茶碾、茶罗、茶磨、茶筅、茶盏等轮番登场，讲究程式礼法，十分考究。宋代审安老人的《茶具十二先生图》中，就以传统的白描画法，将十二件茶具称为“十二先生”，赐各物以姓名字号，冠以职官，将茶具之用与礼制联系在一起。
“皇风宋韵——宋瓷与宋人生活”策展人刘斌向羊城晚报记者表示，“用了半年时间筹划的此次展览，是广州博物馆携手广州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共同举办，精选的百余件宋瓷，诠释宋人追求的简约之美与浑然天成的艺术。希望不仅‘让文物活起来’，也望借此宋瓷中的生活细节之美，对今人的审美生活有借鉴意义。”
【贰】
器以载道 茶器中的宋瓷之美
“器以载道，格物致知”。器物的实用功能背后，总是蕴藏着不同时代的美学意义。宋徽宗喜爱的建盏，当然有黑釉盏有利于“浮乳”的保持和留痕的功用，但原本在民间是粗瓷的黑釉，与白色茶汤形成一种黑白对比的禅意悟道，返璞归真，体现出道法自然的意境。而为了点茶时的“注汤力紧而不散”，汤瓶的壶嘴修长，成为宋代最具代表性的茶具。
详细考证了两宋时期饮茶方法、茶具的变化的学者扬之水表示，宋人讲究的‘四般闲事’，焚香点茶、挂画插花都不是宋人的创造，但却是宋人从这些常生活的细节中，提炼出高雅的情趣，并且因此为后世奠定了风雅的审美基调。
随着宋人“点茶”成为风尚，茶道也成为日常，茶器也发展出自己的规制，从造型、纹饰和器物组合上都有与前朝不同的变化。
“唐宋时期茶具从饮食器中剥离出来，自成体系。宋代茶具有金、银、铜、铁、瓷、石各种材质，以陶瓷制品为大宗。与唐代相比，宋代茶道整套茶器，在数量上趋于简化，与明清相比则是要复杂和程式化些。而且宋人茶器的使用配套和点茶的仪轨，也固定了下来，影响到我们今天看到的日本茶道与茶器收藏。尽管都是饮用抹茶，但唐代是煮茶，而宋人流行注汤点茶，且推崇茶有真香不加外物饮用。但像茶碾子、茶罗等物，又继承了很多唐代茶器中的元素。另茶托与茶盏的固定搭配，也是宋代固定下来的。唐代煮茶重在味，而宋代点茶，更有技巧性，审美趣味也更强烈。”刘斌表示，从展览中，不同茶器的规制，便可看出宋人对饮茶之道的审美意趣。
宋代陶瓷茶具不饰繁缛，独以造型、釉色取胜，凝聚着宋人取法自然的审美情趣。例如宋代茶道崇尚白茶黑盏，因此催生了宋瓷中以黑釉为代表的深色茶盏的兴盛，其中以福建建阳窑之茶盏最为著名，为宋徽宗之爱。北宋晚期更是为宫廷专门烧制黑盏，部分茶盏底部刻印有“供御”“进琖”等款识。
此外，宋代茶道中最常见的茶器，还有点茶所用的汤瓶、茶托盏和储茶所用的盖罐等，各大窑口均有生产。无论深受宋朝皇室尤其是宋徽宗个人艺术爱好影响的官窑瓷器，还是讲究实用、灵活多变的民窑，都多原地呈现在日常生活的一场场茶事、一道道器具中。
“在传世的宋画以及许多墓葬壁画中，我们发现宋代是非常热爱生活、追求生活美感的。宋代的许多墓葬壁画，主题是夫妻对坐宴乐，更多日常生活场景，而非如汉代时大多数是修仙祥瑞。其实，宋人讲究的‘四般闲事’，焚香点茶、挂画插花，都是世俗化热爱生活的表现。这也说明，宋代商品经济发达，人们才会对生活细节精益求精。所以宋瓷以极简主义为审美风尚，但瓷器烧制的工艺非常多元，尚古而不泥古。在皇室的推崇下，宋代民窑在生产仿官窑瓷器的同时，装饰技法更加多样，例如宋瓷已有从传统书画技法中汲取灵感，绘制出豪放洒脱的釉彩装饰，以福禄寿、缠枝牡丹和婴戏图等喜庆主题，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也是世俗生活场景的反映。”
【叁】
美学第一 宋瓷收藏成“网红”
已经成为宋代美学代表的宋瓷，近年来在收藏市场，每有精品出现，就会受到藏家关注。在2018年底的佳士得秋拍中，一件北宋汝窑天青釉茶盏就拍出5600万港币。
其实宋瓷的收藏，从明清时已成为潮流，据传乾隆皇帝就为其内库收藏的每一件宋瓷都题了诗。而国内收藏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到2012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了一件汝窑洗，创出2.3亿港元高价，不少过亿的天价拍品，逐渐受到收藏界关注。
而受到宋代茶道影响深远的日本，则成为海外收藏宋瓷的另一分支。例如2014年苏富比上拍的一件由日本收藏家坂本五郎所藏的“克拉克旧藏北宋定窑大碗”，最终以1.468亿元成交，引起轰动。有民间收藏家表示，随着一些考古发现，学界认为，或许日本对宋瓷的收藏比中国还早。来自日本冲绳县立艺术大学美术工艺学部教授森达的研究也指出，在日本列为国宝的14件陶瓷中，其中8件都是中国陶瓷，其中有4件为宋代建盏，3件为宋元时期龙泉瓷，1件南宋吉州窑瓷。
“不过，以目前收藏市场表现看，尽管在日本茶道这种延续了宋人茶文化的国度里，建盏的价值也是非常高，目前建窑中最贵的几件，价值也不比汝窑低。不仅因为汝窑自明代开始，就位列宋五大名窑之首，备受推崇。主要还是官汝窑烧造时间段，存世数量少，据相关统计，汝窑目前传世不过百件，完整件大多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博物院，少数藏于海外收藏机构或私人藏家中，因此汝窑残件也受到藏家关注，成为收藏的一支。”
其实在宋瓷的收藏潮流中，不光汝窑，就连资深拍卖行宋瓷专家也表示，由于瓷器是生活中常用器，很少能见到一件完美无缺的宋代瓷器。但宋瓷收藏爱好者，喜爱的更多是宋瓷整体的一种美学精神，釉色与形制线条上的古典纯洁感。因此即便难免磕碰，也开始从元明清的繁复美学，转向宋代的简约美学。
“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约春茶事。”春天是风雅事最适宜发生的季节，苏轼所描述的“且将新火试新茶”，其实在宋人生活中是日常高频出现的场景。在近期热播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每集必定会出现的宋人饮茶场面，让人一窥宋人日常而考究的饮茶之道。
一个标准的宋代茶道是怎样的？宋瓷茶具背后所隐含的美学观与收藏观是怎样的？作为收藏界“网红”的宋瓷，频频拍出高价的汝窑定窑建盏，在这场风雅茶道，呈现出怎样的器具之美与生活之美？文化价值与收藏价值是否统一？
目前正在广州博物馆展出的“皇风宋韵——宋瓷与宋人生活”展，用百余件宋瓷精品，以及主题式陈列，带你从器物入手，领略宋人日常生活的风雅之韵，了解宋代“四般闲事”背后的风雅生活美。
【肆】
诸色茶器 典型宋瓷茶器赏析
[汤瓶]
首先是煮水器具。宋人以“执壶”作煮水之用，称为“汤瓶”，是点茶最重要的器皿。宋人盛水执壶汤瓶多呈喇叭形口，口沿呈内弧形向下收缩，形成类似觚状的颈部造型，曲柄从口沿或口沿稍下处呈环状收至肩部，整体比例协调，呈现俊秀之美。腹部多为瓜棱形，借鉴金银器样式，瓶嘴处设计凸显宋人妙思。如宋徽宗《大观茶论》载：“注汤厉害，独瓶之口嘴而已。嘴之口欲大而宛直，则注汤力紧而不散；嘴之末欲圆小而峻峭，则用汤有节而不滴沥。盖汤力紧则发速有节，不滴沥，则茶面不破。”
[茶盏]
黑釉为上
由于宋时斗茶崇尚茶沫鲜白，以纯白色为上，以黑盏盛茶，在茗战中最能凸显茶汤之色和汤花之白，因此催生了宋瓷中以黑釉为代表的深色茶盏的兴盛。其中以福建建阳窑之茶盏最为著名，北宋晚期更是为宫廷专门烧制黑盏，部分茶盏底部刻印有“供御”“进琖”等款识。
建窑之外，宋代定窑、吉州窑、耀州窑以及四川广元窑亦受时风影响，生产黑釉茶盏，各具特色，如吉州窑鹧鸪斑纹盏和木叶纹盏，均为茶具珍品，时人以诗文“鹧鸪斑中吸春露”誉之，木叶纹盏暗含禅意，受到此时吉州禅宗兴盛影响；耀州窑以刻花、印花装饰手法闻名当世，并将此法融入黑釉茶盏中，所产双凤牡丹纹盏别具一格。虽同为黑釉茶盏，宋人却能因时因地而变，发展出不同品种，宋瓷之美在于单色却不单调，此为一例。
[茶托]
茶托约出现于晚唐，两宋时期随饮茶之风普及而盛行，造型愈加多样，一般与茶盏配套使用，可隔热、防倾倒，体现宋代茶文化内涵的提升。宋代许多窑口都生产瓷质盏托，但在建窑窑址考古发掘和出土实物中并未发现配套的瓷盏托，据传世宋、明绘画，宋人使用建盏时更爱与朱漆盏托配套使用。宋人讲究生活品位，在细节处展露。
[盖罐]
除冲点器皿极其讲究以外，由于茶叶的质量与斗茶胜负密切相关，加之宋人对精致生活的极致追求，故贮存茶叶也要以制作精美的盖罐加以存放。盖罐通常器形或沉稳或洗练，纹样突出，刻画工艺精美，富有立体感。宋人对宋瓷美感的巧思精造，渗透于方寸茶席之间。
茶马古道是指西南地区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源于古代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延至民国。
湖南也有自己的茶马古道，只是许多已湮没于历史的风尘中了。
唐朝时，益阳安化享有唯茶甲于诸州之誉；明清时，安化资江两岸呈现茶市斯为最，人烟两岸稠的盛况。安化茶多经陆路、水路销往北方边疆地区或国外。从益阳城区至桃江、安化沿线，存留有众多茶行、茶亭、茶书、茶碑等遗迹。近年来，这条古道在多方努力下，已成为了湖南旅游新热点。
如安化一般的茶马古道，湖南还有不少。比如衡永古道，从衡州经永州到全州再往云南至越南，秦筑驰道，汉开峤道，经捷岭南。唐、宋、元、明驿传邮递，代有兴废。这也是一条有名的古茶道，只是现在知道的人少了。衡州茶盛于唐宋，陆羽《茶经》多次提到衡州茶。宋《膳夫经手录》也称：衡州衡山茶，团饼而巨串，岁取十万，自潇湘达于五岭，皆仰给焉，虽远自交趾（今越南）之人，亦常食之。祁阳浯溪碑林有安南（越南）人阮辉莹《题石镜诗》和宋元广西、云南文人书家碑文可佐证之。
茶马古道的繁盛，说明了湖南古代茶叶生产与贸易的发达。
湖南产茶历史悠久。《神农本草》称：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陆羽在《茶经》中记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神农尝百草的故事就发生在茶陵境内，故茶祖在湖南，茶源始三湘。另外，中国茶道的四字真诀茶禅一味也出自湖南石门的夹山寺。
与一些兄弟省市比较起来，湖南近年来茶产业的发展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如历史名茶产量少，市场占有率低，茶树良种普及率低等。
要让湘茶品牌更响亮，除了加强规划、整合资源、提升品质外，更重要的是要打好文化牌。茶被发现、发展、应用的历史，并不等于茶文化的历史。任何一种物质现象，只有经过提炼升华，注入精神和社会内容，才能称之为文化，茶文化也是这样。作为历史上辉煌一时的产茶大省，湖南还没有一个品牌能真正代表湖南茶叶的形象；还没有一个像样的茶叶交易市场；没有一家如湘茶博物馆的去处，让人来了解、挖掘、研究、推介湘茶文化；目前为止，湖南还没有一个茶馆业行业协会，茶馆，作为茶叶和茶文化的一个重要交易和交融的场所，明显处于一种零散无序的状态，凡此种种，都说明了湖南茶文化建设的滞后。
安化成功开发茶马古道，把茶文化和茶叶产业建设相结合，借文化扬名、靠旅游造势，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除了已知和未知的茶马古道外，湖南还有非常丰富的茶文化遗产，亟待挖掘和整理；还有许多已知和未知的宣传推广形式，亟待开发和利用。
茶马古道是一个独特的称谓，是自然风光壮观、文化内涵丰富的商贸通道，希望我们的湘茶文化也能被打造成一条新的特殊的茶马古道，把我们的湘茶带到更远的地方，传送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心里。（曾衡林）
茶马古道是怎样形成的?这必须从茶的兴起及传播说起。
尽管当今世界的广告充斥着可口可乐、百事可乐以及麦氏速溶咖啡等等最入时的各种各样饮料，但具有独特性的世界三大饮料之一的中国茶，作为普通的饮料仍然雄踞世界的饮料市场之首，而且因为其拥有悠久的历史而使其成为一种影响最广的文化。有的欧美人津津品味着红茶，用茶配制成各种饮料，而有的欧美人也乐意用绿茶消肥强骨，茶在世界仍然风行着。当中国瓷茶器具在世界最大的索斯比拍卖行的价码开到几十万美元的时候，你会为茶的魅力感到惊讶，因为你喝茶的时候，总是大杯大碗的喝，并没有品味出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当东瀛的日本人得饮茶之俗后，把饮茶玩成茶道，于是许多人明白饮茶也是一门深奥的艺术。
中国的云南是茶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是最早饮用茶并培植茶树的地方。在今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的南糯山至今仍长有千年的老茶树，而四、五百年的茶树则是成片，成林。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是云南省除稻作文化外，贡献给世界最重要的文化。
在先秦的汉文献里没有茶字，只有一个荼字。《周礼》云：掌荼，掌以时聚荼，以供丧事。先秦典籍里荼出现的比较多的是《诗经》。如《谷风》：谁谓荼苦;《出其东门》：有女如荼。《邶风》：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楚辞》中也有说到荼的。《楚辞?九章?桔颂》：故荼荠不同亩兮。而作为原产茶地的云南也有历史文献记载，《普洱府志》载，云南少数民族最早在汉代就已栽培茶树了。茶字最晚到唐时就已见于正式的文献了。唐陆羽《茶经》便对茶、茶具、制茶的方法、饮法及用水之道、茶的源流等作了详细的介绍和研究。如在《茶经?一之源》说：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山，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树如瓜芦，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又云：从草木当作茶。其字出开元文字者，义从木，当作茶。其字出本草，草木并作茶。其字出《尔雅》。其名，一曰茶，二曰贾，三曰设，四曰茗......实际把茶称为贾、设、茗等，是由于品种或方言语音变化的缘由。茶与荼字应是同名同物，从中古音学来推测，其在上古为定母鱼部，姑且拟为dra音，中古以后，字音分化。据有的学者调查一些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还找到了一些同上古汉语茶语音相对的地方，如城步金水苗语作da;贵州彝语作ba-tu;汉语福建方言作tu。
确实云南滇域由于自然条件的优越，古人类很早就在这块广阔的地域里生活了。我们知道，还在人类早期的发展过程中，采集业的发展，便刺激了人的文化思维器官，而这种思维的发展，必然引导人们去选择一些较好的植物进行定向载培，而这种思想的孕育，标志着农业社会的诞生。滇域的先民把茶作为定向培育的植物，开了饮料作为世界饮茶文化的先河。饮料与食物的分离，可以说是人类饮食文化上的一次大变革。在世界农业发展史上，中国是载培植物的最大起源和变异中心之一。而云南又是中国的变异中心。在世界各国历史上都有过因为某一物的发现，而使这一国家成为世界注目的地方。以中国人为例，其所产的丝绸世界闻名，罗马学者老普林尼(Gajustheelcler)在《博物志》中说：赛里斯(Seres，丝国，指中国)国其所产丝，驰名宇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至罗马。由于丝绸的华贵，使世界为之倾倒。当时罗马贵豪就以有丝绸服装为骄傲。因为丝绸价格极高，势必让经商者组成庞大的商队，翻越万水千山，以生命作为代价，年复一年地将中国丝绸运往世界各地进行贩卖。这些贩运的道路，由于来往人我，逐渐就形成了联系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的纽带。云南的稻作文化也曾拯救了饥饿的日本，使世界深受其影响。云南的茶也是如此，樊绰《云南志》卷七载茶出银主城界诸山，指的就是现今景东，景谷及其以南地区。大叶子普洱茶，早在唐天宝年间就在澜沧江两岸大量种植。其味苦中回甜，在当时就闻名于世。
滇茶最初由马帮运入四川，并向北、向西扩张。唐人《封氏闻见录》说：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以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隶渐至亲邑，城市多开店辅，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王公朝士无不饮者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唐人饮茶之风在这里可略见一斑。由于茶的功能价值，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饮茶之风进一步向北渗透。北方食畜肉、乳制品的游牧民族也大量饮茶，如当时的乌桓、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各少数民族，由此在唐宋时期茶马互市为一时之盛。宋代在今普洱县境内就已有茶马交易市场。清初，檀萃的《滇海虞衡志》就载：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认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足见滇茶名重于天下。
茶叶运销，曾达红海沿岸及欧洲各国。欧洲文献最早说到茶的是威尼斯人GiambattistaRamWsio所著的VoyagesandTravel(《海陆游行记》)。茶的对音为Chai。十六世纪。茶传入欧洲，英国称茶为Chaa。从此，茶风靡整个欧洲，各国纷纷进口中国的茶叶。现代英语茶为Tea，法语称Th，德语叫tee，俄语读，是北方方言tsha的对音。托尔斯泰巨著《战争与和平》中就有关于喝中国普洱茶的细致描写。
云南向西冲破大江巨山的阻隔把茶销售到西藏，其时间最迟不会晚于唐代。古藏文里的茶，读dza，与汉语里茶的古音非常相似，现在藏语的tcha的音应该是从古藏文dza演化而来。据谭文之《滇茶藏销》统计，民国年间，滇茶入藏一年至少有一万担。当时西藏来滇贩运茶叶盛况确如谭方之所述：滇茶为藏所好，以积沿成习，故每年于春冬两季，藏族古宗商人，跋涉(原作涉)河山，露宿旷野，为滇茶不远万里而来。是以紧茶一物(按：其义不明，惟指的当是砖茶或沱茶。引者)，不仅为一种商品，可称为中藏间经济上之重要联系，抑且涉有政治联系意义。概藏人之对于茶也，非如内地之为一种嗜品或为逸兴物，而为日常生活上所必需，大有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之概。自拉萨而河墩子，以至滇西北丽江转思茅，越重山，过万水，历数月络绎不断于途中者，即此故也。茶马互市起于唐，而兴于宋。《滴露漫录》说：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食之，以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是山林草木之叶，而关国家大经。这里茶已同国家的政治夸大事联系起来了。宋统治者用茶马贸易来同少数民族搞好关系。《太平寰宇记》载：番部地蛮夷混杂，无市肆，每汉人与之博易，不见使钱。汉用绸由、绢、茶、布、番部用红椒，盐、马之类。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人民的需要，茶借此而传播得更远更广。由于茶的运输，必然带来相应的其他文化。《岭外代答》卷五载：蛮马之来，他货亦至。蛮之所赍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诸药物。又《桂海虞衡志》记载说：乾道葵已冬，忽有大理人李观音得凡二十三人，至横山议市马。出一文书，字画略有法，大略所需文选、五经、春秋、本草、五藏论、大般若经及初学记集圣历百家书之类，及须浮量钢器并砣，琉璃碗壶，及紫檀、沉香木、甘草、石决明、井泉石、密陀僧、香蛤、海蛤等药。其后云：言音未同，情虑相契，继续短章，伏乞斧伐。短章有：言音未会意相和，远隔江山万里多之语，。该文记述了在茶马贸易中，当时滇人要求购买大量的汉文典籍，包括儒、道、佛及医学书。另外还购置了大量的手工艺品。可见，由于茶马互易的影响，使滇域的文化水平得以提高。如果我们就茶文化本身来看，也可以看出它沿茶马古道所进行的波开扩散，如对茶的饮法，历史文献对如何饮茶及讲究有所记载。樊绰《云南志》卷七记唐代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续博物志》卷七载，茶同杂椒，姜烹而饮之。明代谢肇氵制在《滇略》里记述道：士庶所同，皆普茶也，蒸而成团。从以上文献中可以看出，茶这个新文化源由于自己的积淀要素的影响，不断汲取另外一个社会的文化进行融合，因而得到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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