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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和尚来买茶，茶人见和尚面目慈祥，举止端庄，遂与之闲聊。不料两人性情相和，话语投机，竟视如知己和尚出家前为检查官，掌管犯人之生死；茶人做茶前从事餐饮，常造杀业。和尚因出家受戒而吃斋，茶人因品茶渐恶荤腥而好素食。和尚以佛结缘，送茶人以佛经，佛书；茶人以茶结缘，供养和尚以茶叶，茶具。和尚与茶人说佛法，茶人与和尚论茶道。
和尚道：色不异空，空即是色。
茶人道：水不是茶，茶就是水。
和尚道：老实念佛证菩提。
茶人道：用心泡茶得真味。
和尚道：明心见性，度化众生，是佛陀。
茶人道：遇水舍己，济人无数，为茶饮。
和尚道：心就是佛。
茶人道：佛就是水。
两人相视一笑，原来茶汤中有佛法，佛法就在茶水里。茶与佛，其道不同，其理相通也。和尚与茶人和掌道别。茶人悟而得一联：
两头是路，品几杯顿悟茶道。
四大皆空，坐片刻难得壶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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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教与茶
道教徒炼丹服药，以求脱胎换骨、羽化成仙，于是茶成为道教徒的首选之药，道教徒的饮茶与服药是一致的。南朝著名道士陶弘景《杂录》记：“苦荼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丹丘子、黄山君是传说中的神仙人物，饮茶可使人“轻身换骨”，可满足道教对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追求。晋惠帝时著名道士王浮的《神异记》：“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曰：‘予丹邱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牺之余，乞相遗也。神仙丹邱子向虞洪乞茶喝。
道教徒的宣扬，提高了茶的地位。
(二)佛教与茶
《晋书·艺术传》记：“单道开，敦煌人也。……时夏饮荼苏，一二升而已。”单道开乃佛徒，曾往后赵京城——邺城(今河南安阳)的法琳寺、临漳县的昭德寺，后率弟子渡江至晋都城建业(今南京)，又转去南海各地，最后殁于广东罗浮山。他在昭德寺首创禅室，坐禅其中，昼夜不卧，饮茶却睡解乏以禅定。晋僧怀信《释门自镜录》：“跣足清淡，袒胸谐谑，居不愁寒暑，食不择甘旨，使唤童仆，要水要荼。”魏晋之际，析玄辩理，清谈风甚。佛教初传，依附玄学。佛徒追慕玄风，煮茶品茗，以助玄谈。
《续名僧录》：“宋释法瑶，姓杨氏，河东人……年垂悬车，饭所饮荼。”法瑶是东晋名僧慧远的再传弟子，著名的涅盘师。法瑶性喜饮茶，每饭必饮茶。
《宋录》：“新安王子鸾，鸾弟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荼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荼茗。’”昙济十三岁出家，拜鸠摩罗什弟子僧导为师。他从关中来到寿春(今安徽寿县)创立了成实师说的南系——寿春系。昙济擅长《成唯实论》，对“三论”也颇有研究，曾著《六家七宗论》。他在八公山东山寺住了很长时间，后移居京城的中兴寺和庄严寺。两位王子拜访昙济，昙济设茶待客。
佛教徒以茶资修行，单道开、怀信、法瑶开茶禅一味之先河。
禅茶一味：苏轼与茶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我国宋代杰出的文学家。在北宋文坛上，与茶叶结缘的人不可悉数，但是没有一位能像苏轼那样于品茶、烹茶、种茶均在行，对茶史、茶功颇有研究，又创作出众多的咏茶诗词的。
苏轼十分嗜茶。茶，助诗思，战睡魔，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苏轼任徐州太守。这年春旱，入夏得喜雨，苏轼去城东20里的石潭谢神降雨，作为《浣溪沙》五首纪行。词云：“酒困路长睢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形象地记述了他讨茶解渴的情景。他夜晚办事要喝茶：“簿书鞭扑昼填委，煮茗烧栗宜宵征”(《次韵僧潜见赠》)；创作诗文要喝茶：“皓色生瓯面，堪称雪见羞；东坡调诗腹，今夜睡应休”(《赠包静安先生茶二首》)；睡前睡起也要喝茶：“沐罢巾冠快晚凉，睡余齿颊带茶香”(《留别金山宝觉圆通二长老》)“春浓睡足午窗明，想见新茶如泼乳”(《越州张中舍寿乐堂》)。更有一首《水调歌头》，记咏了采茶、制茶、点茶、品茶，绘声绘色，情趣盎然。词云：已过几番雨，前夜一声雷。 旗枪争战建溪，春色占先魁。 采取枝头雀舌，带露和烟捣碎， 结就紫云堆。 轻动黄金碾，飞起绿尘埃。 老龙团，真凤髓，点将来。 兔毫盏里，霎时滋味舌头回。 唤醒青州从事，战退睡魔百万， 梦不到阳台。 两腋清风起，我欲上蓬莱。
长期的地方官和贬谪生活，使苏拭足迹遍及各地，从蛾眉之巅到钱塘之滨，从宋辽边境到岭南、海 南，为他品尝各地的名茶提供了机会。诚如他在《和 钱安道寄惠建茶》诗中所云：“我官于南今几时，尝尽 溪茶与山茗。”其中：“白云峰下两旗新，腻绿长鲜谷 雨春”，是杭州所产的“白云茶”；“千金买断顾渚春， 似与越人降日注”，是湖州产的“顾渚紫笋茶”和绍兴 产的“日铸雪芽”；“未办报君青玉案，建溪新饼截云 腴”，这种似云腴美的“新饼”产自南剑州(今福建南 平)，“浮石已干霜后水，焦坑闲试雨前茶。
茶以文化面貌出现，是在两晋南北朝。但若论其缘起还要追溯到汉代。
茶成为文化，是从它被当作饮料，发现了它对人脑有益神、清思的特殊作用才开始的。中国从何时开始饮茶众说不一。有的说自春秋，有的说自秦朝，有的说自汉代。目前，大多数人认为，自汉代开始比较可考。根据有三：第一，有正式文献记载。这从汉人王褒所写《僮约》可以得到证明。这则文献记载了一个饮茶、买茶的故事。说西汉时蜀人王子渊去成都应试，在双江镇亡友之妻杨惠家中暂住。杨惠热情招待，命家僮便了去为子渊酤酒。便了对此十分不满，跑到亡故的主人坟上大哭，并说：“当初主人买我来，只让我看家，并未要我为他人男子酤酒。”杨氏与王子渊对此十分恼火，便商议以一万五千钱将便了卖给王子渊为奴，并写下契约。契约中规定了便了每天应做的工作，其中有两项是“武阳买茶”，“烹茶尽具”。就是说，每天不仅要到武阳市上去买茶叶，还要煮茶和洗刷器皿。这张《僮约》写作的时间是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是西汉中期之事。我国茶原生地在云贵高原，后传人蜀，四川逐渐成为产茶盛地。这里既有适于茶叶生长的土壤和气候，又富灌溉之利，汉代四川各种种植业本来就很发达，人工种茶从这里开始很有可能。《僮约》证明，当时在成都一带已有茶的买卖，如果不是大量人工种植，市场便不会形成经营交易。汉代考古证明，此时不仅巴蜀之地有饮茶之风，两湖之地的上层人物亦把饮茶当作时尚。
值得注意的是，最早开始喜好饮茶的大多是文化人。王子渊就是一个应试的文人，写《凡将篇》讲茶药理的司马相如更是汉代的大文学家。在我国文学史上，楚辞、汉赋、唐诗都是光辉的时代。提起汉赋，首推司马相如与扬雄，常并称“扬马”。恰巧，这两位大汉赋家都是我国早期的著名茶人。司马相如曾作《凡将篇》、扬雄作《方言》，一个从药物，一个从文字语言角度：都谈到茶。有人说，著作中谈到茶，不一定饮茶。如果说汉代的北方人谈茶而不懂茶、未见茶、未饮茶尚有可能，这两位大文学家则不然。扬雄和司马相如皆为蜀人，王子渊在成都附近买茶喝，司马相如曾久住成都，焉不知好茶？况且，《凡将篇》讲的是茶作药用，其实，药用、饮用亦无大界限。可以说会喝茶者不一定懂其药理，而知茶之药理者无不会饮茶。司马相如是当时的大文人，常出入于宫廷。有材料表明汉代宫廷可能已用茶。宋人秦醇说他在一位姓李的书生家里发现一篇叫《赵后遗事》的小说，其中记载汉成帝妃赵飞燕的故事。说赵飞燕梦中见成帝，尊命献茶，左右的人说：赵飞燕平生事帝不谨，这样的人献茶不能喝。飞燕梦中大哭，以致惊醒侍者。小说自然不能做信史，《赵后遗事》亦不知何人所作，但人们作小说也总要有些踪影。当时产茶不多，名茶更只能献帝王，这个故事亦可备考。司马相如以名臣事皇帝，怎知不会在宫中喝过茶？况且，他又是产茶胜地之人。相如还曾奉天子命出使西南夷，进一步深入到茶的老家，对西南物产及风土、民情皆了解很多。扬雄同样对茶的各种发音都清楚，足见不是人云亦云。所以，历代谈到我国最早的饮茶名家，均列汉之司马、扬雄。晋代张载曾写《登成都楼诗》云：“借问扬子舍，想见长卿庐”，“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区。”故陆羽写《茶经》时亦说，历代饮茶之家，“汉有扬雄、司马相如”。其实，从历史文献和汉代考古看，西汉时，贵族饮茶已成时尚，东汉可能更普遍些。东汉名士葛玄曾在宜兴“植茶之圃”，汉王亦曾“课僮艺茶”。所以，到三国之时，宫廷饮茶便更经常了。《三国志·吴书·韦曜传》载：吴主孙皓昏庸，每与大臣宴，竟日不息，不管你会不会喝，都要灌你七大升。韦曜自幼好学，能文，但不善酒，孙皓暗地赐以茶水，用以代酒。
蜀相诸葛亮与茶有何关系史无明载，但吴国宫廷还饮茶，蜀为产茶之地，当更熟悉饮茶。所以，我国西南地区有许多诸葛亮与茶的传说。滇南六大茶山及西双版纳南糯山有许多大茶树，当地百姓相传为孔明南征时所栽，被称为“孔明树。”据傣文记载，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傣族已会人工栽培茶树，这与诸葛亮南征的时间也大体相当。可见，孔明也是个茶的知己。饮茶为文人所好，这对茶来说真是在人间找到了最好的知音。如司马相如、扬雄、韦曜、孔明之类，以文学家、学问家、政治家的气质来看待茶，喝起来自然别是一种滋味。这就为茶走向文化领域打下了基础。尽管此时茶文化尚未产生，但已露出了好苗头。
唐宋时期文风大盛，而文人雅士又以尚茶为荣，不仅嗜好品饮，而且参与采茶、制茶，于是斗茶之风兴起，范仲淹的《斗茶歌》曰：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而这种茗战之乐，也确实吸引了许多文人墨客。人们聚集一堂斗茶品茗，讲究的还自备茶具、茶水，以利更好地发挥名茶的优异品质。相传有一天，司马光约了十余人，同聚一堂斗茶取乐。大家带上收藏的最好茶叶、最珍贵的茶具等赴会，先看茶样，再闻茶香，后尝茶味。按照当时社会的风尚，认为茶类中白茶品质最佳，司马光、苏东坡的茶都是白茶，评比结果名列前茅，但苏东坡带来泡茶的是上雪水，水质好，茶味纯，因此苏东坡的白茶占了上风。苏东坡心中高兴，不免流露出得意之状。
司马光心中不服，便想出个难题压压苏东坡的气焰，于是笑问东坡：茶欲白，墨欲墨；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君何以同爱两物？众人听了拍手叫绝，认为这题出得好，这下可把苏东坡难住了。谁知苏东坡微笑着，在室内踱了几步，稍加思索后，从容不迫地欣然反问：奇茶妙墨俱香，公以为然否？众皆信服。妙哉奇才！茶墨有缘，兼而爱之，茶益人思，墨兴茶风，相得益彰，一语道破，真是妙人妙言。自此，茶墨结缘，传为美谈。
古语有云，以文载道。意思是说将文字作为一种载体，来记录思想、道德等准则;古语又云，非淡泊无以明志。此语出自诸葛亮54岁时写给他8岁儿子诸葛瞻的《诫子书》。意思是说，除了淡泊名利，没有什么可以表明我的志向的了。
以茶载道又是何解呢?茶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上至千年之年，宽至风靡全球各大洲，无不为其歌颂。我们常说“茶道”，其实是与流传下来的道德准则相呼应的东西。茶，既可入道，亦可如禅。茶，来自于生活，又蕴含着高于生活的理念。人生如茶，生命如茶。沉沉浮浮，几经波折，几经磨难，却愈发地芬芳。
以茶明志。品茶，既可以养身，又可以养心。茶有六大类，茶味不同，形状不同，但经过几次冲泡后却都是淡淡的。如同人以淡泊之心立世，处纷杂的环境却仍可安之若素。茶，不管经历过什么，仍是茶;人无论受到什么诱惑，仍保持淡泊的心境。
对于喜欢喝茶的人来说，品茶是最高的境界，其实品的也是人的一种心境。人生也一样，“品人生”和“过生活”是两种心态。以茶载道，讲究不见可欲，为无为。只要有乐观的心境，茶汤就有不同，最重要的是品茶的心境。所以，茶叶的好坏并不最终决定茶的优劣，有一颗无为的、感恩的心，才是万物的真谛。若能时刻坚守“以茶载道，以茶明志”，便可避免走入混沌之路。
闽越时期武夷山是否种茶，已不可考。但说到武夷茶，有一个人却不能不提，那就是南朝著名文学家江淹。江淹是河南兰考人，字文通，出生于公元444年，卒于公元505年。历仕宋、齐、梁三代，可谓“三朝元老”。江淹幼年丧父，由母亲教他识字，在文学方面很有天赋，三岁识字，七岁能诗，很受当时文人推崇，大家尊称其为“江郎”。后来，江淹当上了官，文章写得少了，世人以为他才思已尽，于是有了“江郎才尽”这个成语。
且不论江郎是否才尽，单说江淹与武夷山结缘这件事，就足以说明他走上仕途后文采依然出众。江淹曾两次出任吴兴县令（浦城），在闽北留下大量足迹，至今在浦城、政和等地都有被命名为“笔架山”的山峰，这都是当地人为纪念江淹而起的。江淹在担任吴兴县令时曾游武夷，并在他的《江文通集》序言这样记到武夷山：“地处东南峤外，闽越之旧境也。爰有碧水丹山，珍木灵芽，皆淹平生所至爱，不觉行路之远也。山中无事，与道书为偶。乃悠然独往，或日夕忘归。放浪之际，颇著文章自娱。”文中的“灵芽”指的就是茶，这应该是关于“武夷茶”最早的记载。值得一提的是，用“碧水丹山”来形容武夷山，江淹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人。据说，江淹离开武夷山后，曾梦见五彩的生花妙笔，写文章文思如泉涌，于是有了“梦笔生花”之说。
唐代的武夷山已颇具盛名。天宝七年（748年），唐玄宗派遣登仕郎颜行之诏封武夷山为“名川大山”，颁令禁止樵伐。据《福建简史》记载，茶是除了盐之外唐代福建唯一的特产，武夷山作为茶之精品自然也在其中。孙樵，字可之，关东人，唐代散文大家，生卒年均不详。他是一位监管国家勘界、绘制地图的职方员外郎，因工作需要来到武夷山，品饮武夷茶后深感珍奇，因此将之送给焦刑部，并赋诗一首《送茶与焦刑部书》（志书说送茶时间在元和年间，即公元806年到公元820年之间）。《送茶与焦刑部书》是这样写的：“甘晚侯十五人，遣侍斋阁。此徒皆乘雷而摘，拜水而和。盖建阳丹山碧水之乡，月涧云龛之品，慎勿贱用之！”孙樵用甘晚侯比喻武夷茶，意指滋味厚重、先苦后甘，回甘晚，但非常持久。后来，清代的蒋蘅写了《晚甘侯传》一文，其实与孙樵的甘晚侯是一个意思，只是用词方法不同而已，均符合岩茶提倡的岩骨花香之意。从孙樵的《送茶与焦刑部书》可以了解到，武夷茶从一出现就成为了人们馈赠亲友的佳品。
唐代与武夷茶结缘的还有晚唐诗人徐夤。徐夤是唐朝进士，唐朝灭亡后，他参加了五代十国中闽国的科举，高中状元，被闽王王审知任命为国相，主持国事。根据史料，徐夤的生卒年不详，仅知道他字昭梦，莆田籍贯。他的《尚书惠蜡面茶》是武夷山最早的茶诗，至今已有1100多年。诗云：“武夷春暖月初圆，采摘新芽献地仙。飞鹊印成香蜡片，啼猿溪走木兰船。金槽和碾沉香末，冰碗轻涵翠缕烟。分赠恩深知最异，晚铛宜煮北山泉。”记叙了唐时期武夷茶作为蒸汽绿茶的采摘时间、制作工艺，它对后人考证唐代茶史起了重要作用。
从江淹、孙樵、徐夤各自所处的年代看来，唐以前的三、四百年间，中国茶市正从西南逐渐向东南推移，也从侧面反映出古代劳动人民在武夷山试种、试做武夷岩茶的事迹，说明了武夷茶由于其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而品质优异，从一开始就脍炙人口，作为中国品牌最持久的名茶而闻名于世。
兰花，其叶俊秀飘逸，其香清幽恬雅，自二千多年前被孔夫子赞誉为“王者香”以来，声誉鹊起，备受人们的喜爱和颂扬，为我国十大传统名花之一；茶叶，嫩芽香叶，香高味美，是我国人民长期来“开门七件事”之一。
古人曾以兰质许茶，以兰入茶，且影响至深。明·张源在《茶录》中说：“香。茶有真香，有兰香，有清香，有纯香。雨前神具曰真香；火候均停曰兰香；不生不熟曰清香；表里如一曰纯香。”明·张岱在《陶庵梦忆》中，把曰铸茶的佳品誉为“兰雪茶”。他说：“兰雪茶，曰铸者，茶味棱棱有金石之气……。他泉瀹之，香气不出。煮禊泉，投入小罐，则香气太浓郁。杂入茉莉，再三较量，用敞口瓷瓯淡放之，候其冷，以旋滚汤冲泻之。真如百茎素兰同雪涛并泻也，寻芽得其色矣，未得其气，余戏呼之兰雪。”据记载，曰铸雪芽在宋朝即誉为第一茶品。而具兰香的茶叶-明末清初南京一带风行的闵汶水茶，时人称“其色如积雪，其香如幽兰，其味而味外之味，虽百碗而不厌者。”
茶中并不含兰，甚至也无兰香，缘何却以兰质评茶，以兰命茶呢？这除了兰与茶具有同一物质属性-香以外，更主要的是千百年来，兰不仅具备有香祖、香国、天下第一香等美称，而且，“不以无人而不芳”，“名在深山士林”，赢得了中国传统文化三大构成的儒、佛、道的共同赞许深深扎根于民族心理之中，而兰花“清寂、慎独、自芳”的个性，又恰恰与构成中国茶文化的思想主流相吻合。但毕竟在物与物之间有着各自的个性，随着人们对茶叶品质要求的提高，开始寻找真正具有兰花香型的茶叶和加工技术。明·钱椿年他的《茶谱》中对兰花等鲜花窨制茶叶有了较为详细的记载：“梅花，茉莉，……兰薰，皆可作茶，诸花开时，摘其半含放蕊之香全者，量其茶叶多少，摘花为茶，花多则太香而脱茶韵，花少则不香而不尽美，三停茶叶一停花始称。”
今天，兰花香成为高档名茶品质优异的独特标志，具有天然兰香的茶和经人工兰花赋香的茶均是人们所喜爱的茶中珍品。据笔者查阅宁波市第五届名茶评比会的历届名茶评比按语后发现，含天然兰香或人工赋兰香的茶叶均获高分。
兰花、茶均属热带、亚热带。在我国，兰花分布区域几乎等同于茶叶；在江浙的广大山区、云贵川西南茶区，人工的茶园与自然的兰花群落交叉分布，而且，兰花繁殖延续能力强，适应性广，品种多，春有春兰，初夏有蕙兰，夏秋有建兰，冬春有寒兰和墨兰，四季花香不绝；兰花吐香稳定，花期达1个月左右，释香盛期为7至10天，且香气高，香型独特。因此，在天然兰香茶目前沿难以掌握其工艺规律的情况下，兰花不仅仅是美化生活的一种花卉，而且是很有发展前途的茶用香花。有人说，兰花是一个文化的符号。那么，兰与茶的结合，也将有助于推动茶文化的发展。
以茶做为祭祀用品，在刘敬叔的《异苑》中就有所记载。浙江剡县陈务的妻子守寡多年，一直同两个儿子相依为命。陈务的妻子非常喜欢饮茶，茶几乎成为她生活之中的必需品。因为他们居住的房子附近有个古墓，所以陈务的妻子每次喝茶之前总要先给古墓斟上一杯茶以示祭祀。两个儿子很是看不惯母亲的这种做法，于是经过商讨，决定要把古墓扒了，她苦苦劝阻才保全古墓。那晚就有人托梦感谢陈务妻子，并说要报答她。果然，天亮之后，她就在自家的院子里发现十万铜钱，两个儿子听说此事后十分惭愧。从此以后，三人以茶祭奠古墓，心意也更加虔诚了。
当然，上面所说的只是一个具有一定迷信色彩的民间故事，但是我们不难看到，在刘敬叔所生活的南北朝时期，茶叶已经开始用于民间祭祀之中。而随后的南朝齐武帝萧赜将茶做为祭祀用品，则开启了茶参与宫廷祭祀活动的先河。
齐武帝萧赜是一个较为开明的君主，同时也是一位佛教信徒。他听闻南朝刘宋时一位名叫法瑶的僧人因长期饮茶，如今已79岁高龄仍然健在，于是专程请法瑶到都城建康会晤。此后，在法瑶的影响下，以及自身是佛教信徒的原因，齐武帝萧赜对于简朴的生活十分推崇，甚至在祭品中也“忌荤”。茶在这个时候充分显示出了它的双重性，不仅可以登上大雅之堂，被敬做祭祀品之用，还具有一种朴实无华的品格。因而，萧赜慧眼识茶，对茶饮偏爱有加。根据《南史·齐本纪上》的有关记载，萧赜甚至在死前的遗诏里特别要求说：“我死之后，切忌用牺牲来祭我，灵前只需供上些糕点、茶酒和果脯就可以了”。他还将这种方法推而广之，要求天下之人，无论贵贱，都要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做。萧赜不仅提高了茶的地位，同时还带头实行一种简朴之风，较之以前帝王死后的隆重祭祀，有了很大的进步。
其实，即便是用今人的眼光去评价齐武帝，他也算是个好茶而知茶的明君圣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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