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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茶都在湖州！9月29日，第四届中国湖州国际湖笔文化节茶文化论坛上，众多茶文化专家对于湖州茶业在历史上的地位给予了如此充分的肯定。
茶为国饮，杭为茶都，杭州在国际茶文化研究会提出茶为国饮的倡议，随后便提出了杭为茶都的口号，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地区也提出了茶都在他们那里的说法，但究竟哪里才是茶都至今仍是莫衷一是。
当代的茶都不好确定，相比之下，唐代茶都却少有争论。9月29日湖州召开的国际湖笔文化节茶文化论坛上，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浙江大学茶学系等茶文化研究单位的专家纷纷发言指出，湖州是唐代陆羽寄居的第二故乡，《茶经》三卷初稿诞生于此。其叙述浙西产茶区时称，浙西，以湖州上。顾渚山紫笋茶芳香甘辣，冠于他境。在其影响下，唐大历五年（770年）在湖州长兴顾渚山设立全国最大的贡茶院。
茶文化专家们围绕着湖州唐代茶都在当代的定位这一主题，在肯定湖州茶文化历史地位的同时，对湖州茶文化的发展方向也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同时为陆羽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陆羽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会长徐明生在总结发言中指出，随着茶文化的不断发展，现在已经出现了一门新的研究方向，就是陆羽学，湖州要继承茶都的历史辉煌，在现代社会有所创新和发展，就要不断推进茶文化的学术研究和传播普及工作，形成国内外关注的陆羽研究中心，此外，还要着力建设好名茶基地，形成三省通衢的茶叶集散地，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一些有吸引力和影响力的茶事活动，把湖州建设成茶文化圣地、茶产业的重镇。
据了解，近年来湖州茶叶生产条件显着改善，先进适用技术得到全面普及，对名优茶的培育力度也有所加强，其中，长兴紫笋、安吉白片、莫干黄芽等一批湖州名茶多次在全国和国际名茶评比中获金奖。位于长兴的大唐贡茶院正在加紧重建，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已基本完成《湖州茶文化丛书》的编辑工作，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深入了解茶文化，湖州正一步一步地向茶文化圣地这个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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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茶叶的普及与佛事有很大的关系。唐玄宗时有一位名叫封演的进士，在《封氏见闻记》上说：“玄宗开元中，泰山灵严寺之降魔大师普及禅教，当他坐禅时，祗喝点茶。于是一般人竞相仿效，都把茶当作饮料用，遂成风俗。”因茶味甘而香，能振奋精神，当然大受欢迎。随后从山东传到唐代国都长安，而长安城内开设茶馆者，不问道俗，凡是付钱的都可以饮用；至于茶叶的来源，都从江淮一带用船车运过去，种类繁多。此外，唐文宗常请学士们进入内廷，研讨经义典籍，下令宫女准备茶饮赐予学士。由上二例可知，在唐朝，不管是朝廷文武百官，或是贩夫走卒，茶是普遍的饮料了。
事实上真正使茶由药用、饮用变为品饮，并且由一种习惯、爱好、生理需要升华为一种文化、一种修养、一种境界的，应该归功于一位伟大的人物和一部伟大的著作，这就是陆羽与他的《茶经》。《茶经》的出版是茶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它造就了唐人热烈的生活情调以及丰富浓郁的社会风采。从此以后，唐代的茶业充满活力，气象万千；茶产日兴，名品纷呈；饮茶之风，遍及朝野；茶叶贸易，十分活跃；封建茶法，应运而生。不惟如此，它也开启了以后茶文化异彩纷呈的局面，对中国和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斗茶始于唐代，据考创造于出产贡茶闻名于世的福建建州茶乡。每年春季是新茶制成后，茶农、茶客们比新茶优良次劣排名顺序的一种比赛活动。有比技巧、斗输赢的特点，富有趣味性和挑战性。一场斗茶比赛的胜败，犹如今天一场球赛的胜败，为众多市民、乡民所关注。唐叫茗战，宋称斗茶，具有很强的胜负的色彩，其实是一种茶叶的评比形式和社会化活动。
在宋代，苏东坡就已有岭外惟惠俗喜斗茶的记述。此俗直至民国年间依然在惠城中盛行。斗茶是在品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品茶也称品茗，由主人邀请三五知己，将泡好的茶，盛在小酒杯一样大小的茶盅内，像饮酒那样细细品尝。斗茶则与此不同。斗，惠州话有争斗的意思，也有在争斗中逞强获胜之意。当时一个文化水平较高的私塾老师曾以较筐箧之精，争鉴裁之别来概括斗茶的涵义。
参加斗茶的人，要各自献出所藏名茶，轮流品尝，以决胜负。比赛内容包括茶叶的色相与芳香度、茶汤香醇度，茶具的优劣、煮水火候的缓急等等。斗茶要经过集体品评，以具备上乘者为胜。
斗茶的场所，一般多选在比较有规模的茶叶店。这些店大都分前后二进，前厅阔大，是店面；后厅狭小，兼有小厨房便于煮茶。有些也兼有房间，老板家人也住在里头。当然，一些街坊、工友好此道者，几个人小聚谈到茶道，也有说斗就斗的。有些人家有较雅洁的内室或花木扶疏的古旧庭院，或其家临江、近西湖的，便都是斗茶的好场所。
斗茶多选在清明节期间，因此时新茶初出，最适合参斗。斗茶的参加者都是饮茶爱好者自由组合，多的十几人，少的五六人，斗茶时，还有不少看热闹的街坊邻舍。如在茶店斗，则附近店铺的老板或伙计都会轮流去凑热闹，特别是当时在场欲购茶的顾客，更是一睹为快。
宋代是极其讲究茶道的时代，上起皇帝，下至士大夫，无不好此，并着书立说，加以理论化。如风雅皇帝宋徽宗赵佶撰《大观茶论》，蔡襄撰《茶录》，黄儒撰《品茶要录》社会上一些文人雅士也流行一种斗茶的生活情趣。据宋、明人写的笔记记述，斗茶内容大致包括以下三方面：斗茶品、行茶令、茶百戏。
决定斗茶胜负的标准，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汤色。即茶水的颜色。一般标准是以纯白为上，青白、灰白、黄白，则等而下之。色纯白，表明茶质鲜嫩，蒸时火候恰到好处，色发青，表明蒸时火候不足；色泛灰，是蒸时火候太老；色泛黄，则采摘不及时；色泛红，是炒焙火候过了头。
二是汤花。即指汤面泛起的泡沫。决定汤花的优劣要看两条标准：第一是汤花的色泽。因汤花的色泽与汤色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汤花的色泽标准与汤色的标准是一样的；第二是汤花泛起后，水痕出现的早晚，早者为负，晚者为胜。如果茶末研碾细腻，点汤、击拂恰到好处，汤花匀细，可以紧咬盏沿，久聚不散。这种最佳效果，名曰咬盏。反之，汤花泛起，不能咬盏，会很快散开。汤花一散，汤与盏相接的地方就露出水痕（茶色水线）。因此，水痕出现的早晚，就成为决定汤花优劣的依据。
有时茶质虽略次于对方，但用水得当，也能取胜。有时用同样的水煎茶，最能检验茶质优劣。这种斗茶，必须了解茶性、水质，以及煎后效果，不能盲目而行。
唐人陆羽著《茶经》，从茶的源流、产地、制作、品饮，总结了包括茶的自然属性和精神、社会功能在内的一整套有关茶的知识。由于陆羽第一次对茶学进行了如此详细的总结；同时，又创造了包括茶艺、茶道、茶事在内的一系列文化思想，基本勾划出了茶文化的轮廓。茶艺是茶文化的艺术形式，茶道是以茶艺为外在形式，以精神为内核的的理论阐发；茶事是这种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它们共同构成茶文化的总体面貌。所以，我认为，《茶经》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茶文化体系的正式形成。
陆羽的这些思想不是偶然出现的。唐代茶文化发展有一个过程，它包括了许多人的创造，陆羽是集其大成。
茶艺，不仅是指技艺，而且表明要从文化学和艺术的角度来看待整个饮茶过程。唐代茶艺已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选茗
古人对选茗十分讲究，它是茶的品质优劣加上艺术想象的结果。名茶不仅论其质量，而且结合产地、形状，起些美妙的名字。唐人对此已十分注意，如在《茶经，八之出》中，陆羽对各地所产茶叶以次第列出品位。不过，应当指出，唐人泡品还比较务实，而不像后来的浮华……如到宋代，贡茶搞什么龙团、凤饼，目的已不光在饮茶，而是把茶制品变成了清玩。 蓄水
好茶需有好水，水之于茶，犹如水之于酒一样重要。对水的鉴赏是唐人的重要贡献。陆羽在《茶经》中提出，“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拣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江水取去人远者；井水取汲多者。”所谓“乳泉石池”之水，即现代所说矿泉水，古人在实践中已发现其对人体有益。江中之水，取于人烟稀少的地方，则必然少污染。总之，陆羽强调水质的清洁，强调以活水煮茶。
后来，唐代不少人进一步发挥了这些道理。对天下名泉名水加以鉴别品第。唐人张又新作《煎茶水记》，说陆羽于代宗朝曾与湖州刺使李季卿相遇于扬子释，经陆羽口授，评定天下名水前二十位，以江州庐山康王谷谷帘水为第一，常州无锡惠山石泉为第二。对于这种说法，后人曾有不少置疑。陆羽在《茶经》中曾强调：“其瀑涌湍漱，勿食之，久食令人有颈疾”。而在这二十名中，却有洪州西山和召州天台西南峰两项瀑布水，为陆羽所定，岂不矛盾？（（煎茶水记》又载，刑部侍郎刘伯当曾鉴别对烹茶相宜的名水七处，以扬子江南汾水为第一，无锡惠山泉水为第二。以上所说二十水品、七大名水，是陆羽鉴定，或是刘伯当所评，还是张文新冒名家之言加上自己的见解，都无关宏旨。因为，适于煮茶的好水在中国决非七处、二十处。何况，现代人还可用更科学的方法鉴定水质。但它说明，唐人对饮茶水质的好坏已十分重视。这不仅有益于饮茶，而且给茶事活动带来更多浪漫色彩。目前，日本茶道过分注重仪式，显得非常拘谨。而我国古人饮茶虽也强调精神，但更多注意好茶、好水、好景相谐调，注意自然美。强调思想感情与自然的和谐一致。
这是唐人茶艺的一大特点。从此，文人把依山傍水，自煎自饮当作一种乐趣。 煮茶
煮茶的技艺是唐人的创造。陆羽曾论煮茶之“三沸”：热气初升，水面气泡如鱼睛微露，谓之一沸。古人煮茶喜加姜、盐等佐料，一沸便可加盐，舀出一碗尝其味。水面波浪翻腾，谓之二沸，是品饮的最佳时刻。三沸之后，便认为是老汤而不堪饮了。煮茶生沫，初如枣花，如青萍，如浮云；沸腾时则如冬日积雪。现代科学证明，煮茶时间过长会使水中的氧和二氧化炭等气体散逸，不利于高分子蛋白和氦基酸分解。唐人论火候甚有道理。后来，唐人苏膨又著《一卜六汤品》，专论火候，进一步阐发了这个道理。唐人还把煮茶过程艺术化，对茶沫、茶花、汤色用最美妙的词句来形容。使你在饮茶过程中不仅可以得到物质效益，而且精神愉悦，进入诗一般的意境。这正一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一大特点。 茶具
饮茶既是精神享受，器具必然也向艺术化方向发展。一般说，只有在社会安宁、经济生活比较丰富的时期，物质生活的艺术化方有可能。唐朝中期逢遇开元盛世，不仅朝廷库藏充足，“小邑犹藏万家食”，起码中上层生活较稳定，所以有闲情雅致。陆羽曾列煮茶、饮茶二十四具，其器具并不奢华，但强调什么样的环境应有什么样的器具。如在郊野寺庙，或在深山茶地，大家亲手采摘，新茗及时蒸造，器具自然酌减。或在松林山石之间，诸器可置石上，“列具”便可省去。或临甘泉清溪，盛水器具又可减略。“但城邑之中，王公之门，二十四器缺一则茶废矣”。可见，陆羽重视的是因地制宜。不仅要饮茶，还要懂茶的知识，所以陆羽主张以茶画来增强意境、情趣。
总之，唐代茶艺总的倾向注重质朴、自然。
浙江的湖州是个历史悠久的茶乡，当地人称饮茶为吃茶。在湖州茶馆遍地都有，他们有句歌谣说：“早晨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所谓的“皮包水”就是指肚里喝足了茶水；“水包皮”是指将身体泡在浴池里。这句歌谣不仅说明由于商业发达，湖州人生活得很自在，而且也告诉人们湖州人喜欢吃茶，是每天都离不开的。
湖州人有一种叫做“吃讲茶”的形式，自古至今一直在民间流行着。所谓“吃讲茶”，就是为解决民间纠纷的一种饮茶方式。邻里之间，亲属之间、夫妻之间或朋友之间因某些利益相关的事情产生纠纷，如人格受辱，遗产分割、婚姻反目、债务纠纷、婆媳纠葛等。这类日常的纠纷，说大不算大，说小又牵涉到利益得失，而且囿于传统的习惯，又常常不愿意对簿公堂或经官方调解，于是就由说和人出面，将双方当事人约到茶馆，通过各自申述理由，再由说和人从中调解、劝导，分析纠纷症结，指出各方的不足，使对方能清醒地认识自我。在调解时允许其他茶客旁听，并发表自己的看法，要是有一方强词夺理，拒不让步，旁听的茶客就可以发言，通过说理亮明观点。大家你一言、他一语地指出利害，说得强词夺理者无言以对，显得十分难堪。在舆论的压力下，清醒地反思，接受大家的调解。但也有的蛮不讲理，大闹茶馆，甚至动手打人，那就会有人及时报警，不想经官也得经官了。
按着习俗，在茶馆“吃讲茶”，要由理亏的一方付茶资。这也是对挑起事端者惩罚的一种手段。
在湖州之所以喜欢用这种方式调解纠纷，是他们作为茶乡人，对茶的特性十分了解的结果。因为茶性平和，饮茶时人的思维容易冷静，头脑不会像饮酒那样容易激动。这就为调解纠纷提供了好的前提。而且茶馆的环境幽雅、清静，有别于饭馆的嘈杂、喧哗。在幽静的环境里摆事实，讲道理，容易使人清醒，节制自我。有些事在别的场合可能谈不拢，而在茶馆就容易心平气和地交换意见。
寺庙大都建筑于名山之上。因此，自古有“天下名山古寺多”的说法：而寺庙又庙庙种茶，于是“名山出好茶，名寺出名茶”的说法，也一直是茶人们所认定的观念。因为，在古代，也只有寺庙最有条件研究茶叶、提高茶叶的品质，庙里的寺僧除了必须的修行功课之外，仍然要从事生产劳动，负责种茶、制茶的工作。他们在工作中研究、探讨了种种茶叶制作、栽培等的技术，而在品饮茶叶之余，往往以诗文、写作来歌颂饮茶生活，当馈赠亲友以茶又免不了要应答、酬谢或说明所馈送的茶叶是什么样的茶，并且在品饮茶叶的过程中，将如何泡好茶，喝好茶的心得抒发出来，一首首，一篇篇咏茶、评茶、饮茶的优美文学诗歌就成为不朽的作品留传于后世。
<<全唐诗>>中载有：
西山兰若试茶歌刘禹锡山僧后檐茶数欉，春来映竹抽新茸。宛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欉摘鹰嘴。欺须炒成满室香，便酌沏下金沙水。闻道林诸友尝茶因有寄齐已枪旗冉冉绿欉园，谷雨初晴叫杜鹃。摘带岳华蒸晓露，碾和松粉煮春泉。郑巢送琇上人郑巢古殿焚香处，清赢坐石棱。茶烟开瓦雪，鹤迹上潭水。慈恩寺塔下避暑刘得仁僧真生我静，水淡发茶香。坐象东楼望，钟声振夕阳。宿溪僧院曹松少年云溪里，禅心夜更闲；煎茶留静者，靠月坐苍山游报本寺牟融茶烟袅袅笼禅榻，竹影萧萧扫径苔同皇甫御题荐福寺—公房李嘉佑啜若翻真偈，燃灯继夕阳。资圣寺贲法师晚春茶会武元衡禅庭一雨后，莲界万花中。时节流芳暮，人天此会同赠上都先业大师李中有时来兴寻师去，煮茗同吟到日西黄滔系马松间不忍归，数巡香茗一枰棋。由此可见，唐代寺庙的饮茶风气的兴盛状况，饮茶时间，从初春到寒冬，从早晨到傍晚，从日落到深夜，可说是“穷日继夜”。从饮茶的活动来看，诵经、坐禅、饭店、纳凉、休息、吟诗、下棋等，都离不开茶。也可从中看出唐朝寺庙的寺前、寺后、庭中、墙外，都种了茶，并且是自种、自制、自饮的。而中国北方的赵州高僧从稔禅师，曾留下「吃茶去」的偈语，更使得茶在寺庙僧团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了。中国在唐朝的时代，饮茶的盛况己经普及全国。也正因为如此，自从唐代以后，无数的名僧为我们的史籍留下了不可胜数的茶史资料。
大家知道，茶圣陆羽是由寺庙收养长大的，他对于茶的最初认知和兴趣，也就是从寺庙中所获得的：而与陆羽是忘年之交的诗僧皎然所作的<<茶歌>>，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对中国茶业的发展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
茶兴于唐。唐代是我国茶叶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据茶业界人士根据有关史籍、杂录和诗文的考证，唐代产茶州郡总计达78个，占当时全国州郡总数328个的23.8%，分布在现今的15个省、市。白居易《琵琶行》有句：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从西汉《僮约》的四川武阳买茶，到唐时《琵琶行》中的江丙浮梁买茶，说明了自汉至唐800年间我国茶叶生产的不断发展，新的茶叶集散市场的相继形成和饮茶区域的日渐扩大。
唐以前，茶在南方广大地区已是比屋皆饮时，北方还没有形成习俗。所谓南人重茗饮，北人贵酪浆。北朝中那些出身游牧部落的王公贵族，仍习惯以乳酪为浆，视茶饮为水厄。到了盛唐，北方已仿效南方饮茶的习惯，于是，江南大批茶叶长途运往华北各地。《封氏闻见记》说：开元中(728年左右)自部、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时，饮茶的风俗从山东兖州、临淄、惠民和河北的沧州，渐渐扩大到东都洛阳和国都长安，在这些通都大邑中多有茶馆，可以用钱买茶。
茶在唐时也传到了西藏、新疆、内蒙等少数民族地区。唐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嫁给了第三十二世赞普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入藏时就带去了茶叶。《唐国史补》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述广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潖湖者。几乎贮备了当时全国所产的主要名茶。
至中唐时，在陆羽的倡导下，茶始由加配料调制羹饮，发展提高为纯茶煮饮。三国魏张揖在《广雅》中说荆巴间采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笔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在陆羽之前，一直流行这种加添调味的饮法，陆羽对这种习俗颇不以为然，他在《茶经六之饮》中说或用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之属煮之百沸，或扬令滑，或煮去沫，斯沟渠间弃水耳，而习俗不已，于戏!陆羽把这种调制的茶汤，看作如同沟渠中的弃水。他珍惜与追求的是茶汤的真香真味，煮出来的茶要香气珍鲜馥烈，味道隽永持久。陆羽饮茶的目的，不单纯在生理和药理方面了，已把饮茶看作是精神生活的享受。
茶政是指行政管理的政策和措施，也可以说是茶叶经营的立怯。我国的税茶、榷茶、贡茶、茶马市制度均始自唐代。从茶法也可以窥视唐代茶叶商品经济的发达了。
初唐执行去奢省费勤俭建国的方针，政府全年开支不到三百万，中宗登基之后，渐兴奢侈之风。玄宗后期，政府开支每年竟达一、二千万。赐安禄山宅第，令不限财力，务求壮丽，以上银为厨具。安史之乱，军费开支浩繁，而且藩镇割据，截留中央税赋。致使中唐时期出现了财政危机。到肃宗时，兵灾岁歉，财政更加空虚，到德宗年问，已十分枯竭。而中唐茶叶生产发展很快，购销两旺，山泽以成市，商贾以起家。在这种形势下，李唐帝国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开始制定茶叶经济法规，且历代沿袭下去，成为定制。
税茶：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户部侍郎赵赞为充盈国库，赡济军费，建议竹、木、茶、漆皆征10%的税。当时是作为权宜之计，所以至兴元元年(784年)下令停征。把税茶法规固定下来是贞元九年(793年)正月的事。盐铁使张滂因赋税不足，国用匮乏，在产茶州及交通要塞，委派盐铁度支巡院设置茶场，由主管官吏分三等定价，每十税一，自此税茶在我国历史上宣告正式建立，年得钱40万贯，一律解送中央，由朝廷直接掌握，成为国家财政重要支往。州县看到中央征收税茶，他巧立名目，投立关卡，敲诈勒索，对正常的茶叶贩卖破坏性很大。
自武宗起开始禁缉私茶，文宗开成五年(840年)规定：纳钱决杖之法：茶农私卖10斤至100斤，纳钱100文，决脊杖20下;至300斤，决脊杖50下，钱如上数。三犯之后，委本州收管，重动徭役。商人私贩，从10斤至300斤，决脊杖15下，其茶并随身物没纳，给纠告及捕捉送本州收管，使别营生。再犯不同多少，准汝处分，三百斤以上即是恣行凶狡。宣宗大中(847-859年)年间，盐铁转运使裴休立茶法十二条，禁止各州层层设卡，并取缔私茶，保障了合法茶商的利益，使商旅既安，课利自厚。但禁令残酷，贩卖三次，每次满三百斤，论死。结帮长途贩运者，不论多少，一律处死。茶农私贩100斤以上，杖脊。犯三次处以重役，毁弃茶园者，以盐法论处，大大强化了茶法。因此天下税茶倍增贞元矣。突破年收税80万贯，盐茶之利溥于丁田。
榷茶：这方面的内容见《榷茶制度》一文。
贡茶：贡茶起源于周武王，但那时只是萌芽状态，仅是部落向王室敬献的礼品，尚未形成制度。唐代贡茶制度有两种，种是官焙制，已如前述，一种是定额上贡制，计有包括紫笋茶在内的十六个州(郡).这是国家级贡茶，地方官吏也自行制定贡额，中饱私囊，所以其数量当不在少。
贡茶是赤裸裸的掠夺，加重了茶农的负担。其特征是产品直接供朝廷使用，不是商品化生产。它绕过商业流通渠道，缩小了商业经营的范围，是抑商政策的重要支柱，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贡茶制作精良，产品质量优异，这就推动了技术进步。同时对增进地区联谊，发展驿道交通，客观上也起了推动的作用。
马市茶：也起源于唐代。安禄山反唐时，回纥曾两次派兵助唐平乱，为酬谢回纥军援，至德二年(757年).唐送回纥绢二万匹，回纥则赠唐骏马二万匹，换回茶和丝，自销之外，运往中亚地区销售，对回纥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从此，我国封建社会确立了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茶马互市政策，宋、明时期也有所发展，，成为封建国家一项边陲要政。
在唐代，农产品商业化进程并不显著，事实上直接连销国内外市场主要只有丝绸、陶器和茶，所以茶的商业化进程十分典型，商品经济繁荣昌盛.
道，在中国有广泛的解释，一般是指事物的本源和发展规律。所以，饮茶亦有道，是指饮茶过程中所贯彻的精神。目前人们提起日本茶道，多注意其仪式，其实，历代茶道大家都是思想家。
唐代茶道思想，集儒、道、佛诸家精神，而基本以儒家思想为核心。陆羽本身就是小和尚出身，又与诗僧皎然、道士李季兰为好友，但他更重视儒家的“入世”思想。
首先，唐代茶人主张以茶修德。
《茶经》开篇即云：饮茶者，应是“精行俭德之人。”这在唐人著作中得到普遍肯定。韦应物有《喜园中茶生》诗云：
性洁不可污，为饮涤尘烦。
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
聊因理郡佘，率尔植荒园。
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
诗中说，茶是性情高洁的植物，不得有半点沽污。饮茶可以涤荡尘世间的烦恼，可见它是通达灵性的。它本是山中的精英，如今虽在荒园中与众草共生，但仍不失其高洁本性，只与高贤雅士共语。这里在讲茶，也是在讲人，借茶来言志。这种观点继承了自两晋以来以茶表示高洁清操的遗风。故明人陆树声论茶之人品说：
“煎茶非漫浪，要需其人与茶品相得，故其法得传于高流隐逸，有云霞泉石磊块胸次间者”。此论确实悟到中国茶道的精神要旨。中国人重德，道家讲道德，佛家讲功德，儒家讲品德，茶道的要旨在于以茶修德。
其次，是贯彻和谐、中庸的思想。
中国人讲孝友、仁义，抛开其封建时代的虚假部分不说，这确实是协调人际关系的办法，有人说中庸就是滑头、和稀泥，其实是中国人的智慧。中国茶道强调和谐，正是贯彻这一精神。唐代宦官刘贞亮说茶有“十德”，除自然功能外，强调要：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这比日本茶道的“和、敬、清寂”内容更广泛。至今中国人以茶表示友谊，正是继承了这种优秀传统。
第三，是把佛宗、道家的“内省”思想引入茶道。这一点，在卢全的七碗茶诗中得到体现，强调饮茶过程中消解胸中块垒，激发自己的抱负，净化自己的灵魂，乃至羽化登仙。以往，人们理解这首诗，主要从浪漫主义手法来看，其实，它是说饮茶自修内省的过程。
现代气功科学中，就强调内省，许多大气功师以茶助功，或许他们更能领会卢全的本意。
最后，修身、雅志还为用世，这一点从陆羽所制茶釜、茶鼎中得到体现。一支茶釜，要“广其缘以务远”，“长其齐以守中”，“方其耳以气正”；一只鼎，要铸上“盛唐灭胡明年造”，唐代的茶人并非闭门不闻天下事，而是于鼎壶之中装了一个天下。这正是中国茶文化积极向上的表现。至于后来，明清文人全以饮茶当作避世消闲之举，便失去了唐人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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