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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宁万花茶

2021-10-28

下面是茶经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绥宁万花茶”精彩内容,帮助大家了解茶文化知识,欢迎大家进行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万花茶是绥宁县苗家的一种传统饮料佳品,它是用半成熟的冬瓜皮、柚子皮和白糖、蜂蜜、桂花等原料制成的。先将冬瓜、柚子皮等切成手指大小、形状不同的条条片片,再在上面雕刻各种花草虫鸟,组成各种吉祥如意的图案。万花茶因其图案形态逼真、花色繁多、清晰传神而得名。

雕好了图案的冬瓜皮、柚子皮,先要用稀释了的石灰水浸泡,去掉生涩苦味,然后与青铜、明矾一起用文火煮沸返青,使之仍然新鲜、脆嫩。待水沥干后,加适量的白糖、蜂蜜和桂花香精拌匀后反复晾晒,使之透明如玉。以滚沸的开水将其冲泡,就是浓郁香甜的万花茶。饮用时,尤其是清晨冲泡,饮之香甜清心,其味极佳。

苗胞用万花茶招待尊贵的客人,也用它来表示男女之间的爱情。后生子上门求婚,如果姑娘中意,在给后生子的茶碗里,将有4片透明如玉的万花茶:两只凤凰呈祥,两朵并蒂莲花。若姑娘不答应,那茶碗里的三片万花茶都是些单花独鸟,求婚者只好知趣地辞谢而走。

万花茶不仅是一种色、香、味俱佳的饮料,而且是一种赏心悦目的艺术品,它曾在湖南省民间工艺美术展览会上获过奖。心灵手巧的苗家姑娘把她们对生活的挚爱,对爱情的憧憬,全部雕进了美丽的万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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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茶路上的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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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使中国频频成为世界的焦点,通过新丝绸之路的铺设,古老的国际商路再次吸引世界的目光。

在古代中国历史上,不仅有一条横向的跨国商路——丝绸之路,还有一条纵向的跨国商路——中俄万里茶路。在绵延万里的茶叶之路上,种茶的茶农、采茶的少女、勤劳的茶具工匠、精明的商人、管理市场的官员都在忙碌着,充满了希望地忙碌着。陆路运输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从福建到俄罗斯,茶路沿线的镖局、马队、驼帮、客栈、饭庄这些为中俄跨国贸易服务的产业也在忙碌着,所有人都怀揣着因国际贸易而致富的梦想。

前所未见的繁荣在茶叶输送之路上,随着茶叶商人的足迹延伸万里,而晋商是这条茶路的主导者,也是财富神话的缔造者。万里茶路不仅催生了繁荣,还巩固了尼布楚条约之后的和平局面。2013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时特别提到,17世纪的“万里茶路”是连通中俄两国的“世纪动脉”。这是对晋商的高度肯定,因为这条万里茶路是无数山西商人用双脚丈量出来的,也是一条和平的世纪动脉!

今天重提万里茶路不仅是为了回顾晋商在清朝时的跨国商路上缔造的辉煌,也是为新时代的跨国商路发展提供更多的思路。

万里茶路世纪动脉晋商万里茶路的伟大之处并不亚于丝绸之路,在中国,人人都知道丝绸之路,但今天的人却很少了解到,明清晋商在怎样艰苦的环境下打造出一条绵延万里的国际茶叶之路。

山西人自古就有经商的传统,到了明清期间经商之风尤其盛行,清朝人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讲:“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意思就是说山西人常常出外经商,十几岁的时候就学习贸易,等赚到一些钱后,再回家娶媳妇。而且山西人的吃苦耐劳在当时的中国商业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而中俄之间一系列条约的签订为山西人开展对俄罗斯贸易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尼布楚条约开启了中俄两国和平贸易的序幕,雍正年间的恰克图条约正式开辟中俄互市,山西商人对俄贸易逐年扩大。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进驻买卖城与俄商贸易的山西商人已经达到140多家。

茶叶文化从中国南方一路延伸到俄罗斯,俄罗斯的贵族、商人、小市民渐渐地都爱上了来自中国的饮料——茶,饮茶成为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事情。

到清咸丰初年,晋商在恰克图卖出的茶叶总额达到600万卢布以上,茶叶一项占中国所有输出恰克图商品的98%。从17世纪到19世纪,晋商与俄商主要交易的重点就放在茶叶贸易上,所以当时的中俄贸易之路被称为茶路一点都不为过。

中俄万里茶路由晋商开辟,之后晋商独占该市场将近两个世纪,19世纪中叶之前,绵延数万里的茶叶之路一直是由晋商主导。

清朝人何秋涛《朔方备乘》中记载:“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商民俗尚勤俭,故多获利。”当时的人们还把晋商称为“西客”,时人记载:“清初茶叶均系西客经营。”

漫漫茶路万里艰辛“万里茶路”起点为福建武夷山,途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等地,穿越蒙古国,最终抵达俄罗斯,绵延万里之遥。如此长途的贸易之路,即便是在今天都令人感到震撼。

商业的核心问题无非几点:人流、物流、金流。晋商掌握着俄蒙茶叶贸易的主动权,打造了收购、制造、运输、销售茶叶的一条龙体系。晋商先是深入江南茶区,收购茶叶,武夷茶区是重点收购地,晋商曾一度垄断武夷茶的运销。

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没有先进的运输工具,茶路运输贯穿三国,在国内经过八省,山西茶商把能够运用的交通工具用到了极致。遇到水路,就雇船装载;遇到旱路,就靠牛、马、骆驼运输。夏秋两季以牛马为主,据当时资料记载,从张家口到库伦,马队行进40天以上,牛车需要60天;冬春两季运输就要靠骆驼,大约35天抵达库伦,之后渡河到恰克图。茶叶贸易繁盛期间,茶路上驼队繁多,一匹匹的骆驼,一个个的商队形成非常壮观的景象。

茶路万里,山遥水远,晋商的贩茶之路,有收获也有艰辛,一路上历经坎坷,甚至有人走口外经商,再没有回来。

茶路经济带惠泽八方万里茶路不仅仅使山西、恰克图两地受惠,事实上,凡晋商走过之处,都带动了当地的经济繁荣,形成了多个茶路经济带。晋商走到哪里,就把财富效应带到哪里。茶叶集散地和运输枢纽中心,都成为繁华富庶之地。很多晋商都与其他省、市的商人长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晋商与这些合作伙伴互惠互利,结成经济联盟。例如榆次常氏茶商,就与福建邹氏的景隆号茶商长期合作,先从下梅收购茶叶,运到县城,再使用马车运输到江西河口登船,再一路向北,经过归化、库仑,到达中俄边境的恰克图,卖给前来采购的俄罗斯商人。

在这一路上,晋商通过频繁的商业行为,把原先被地理条件阻隔的人们联系在一起,为当时很少联系的世界构建了一个交流的体系。使人们不再因为山遥路远而对外部世界感到恐惧,曾经闭塞的人们因为茶路经过,而了解了遥远地方传来的信息。茶路的起点——福建武夷山的茶叶经由晋商带到俄罗斯,使武夷山闻名国际;茶路的终点——俄罗斯的恰克图,从普通的要塞发展为当时的大城市;茶路途径的下梅、归化、库伦等地无不成为熙来攘往的集贸中心。晋商所经之地,商业、金融、物流无不繁荣。在产茶地,茶农们对晋商翘首以待;在俄罗斯,从沙皇到贵族,再到平民,都兴起饮茶之风。

这条连接两国的贸易通道,促进了当时的国际间经济交流、文化交流,还推动了沿线城市带的兴起与发展。近年来中俄两国学者们兴起了重走万里茶路的热潮,茶路文化的影响延续到今天,追思历史文化的潮流方兴未艾。

商业伦理影响深远山西商业的发展,不仅影响了山西人民的生活状况,也深刻地影响了山西人的价值观念。走口外,去和洋人做生意,成了很多人眼中司空见惯的事情。守家在地的观念被逐步削弱,以农为本也不再是不可更改的信条。在山西某些地方,远赴异国他乡的淘金之旅甚至有时能代替金榜题名的途径,成为很多人心里的光宗耀祖之路,连当时的清朝皇帝都流露出来些许不满,雍正皇帝朱批:“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人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肤所悉知。”这反映了当时山西的部分情况,想要摆脱穷困的人家会把最聪明的子弟送去学习经商。

然而经商的道路,尤其是异国他乡的经商之路分外崎岖坎坷,离开了家乡的山西人,行走在外最好的“名片”就是晋商的诚信之风。在这条茶路上,晋商不仅向国外输出了茶叶,也输出了中华文明的光辉。在这一路上,山西人把自己的商业价值观也传播到了海外,“以诚取信、以仁取利”的信条随着山西商人的足迹被带到遥远的异国他乡。当时有一位外国商人说:“我和山西商人打交道很多次,我没有遇见一个是骗人的。”

茶路申遗责无旁贷晋商打造了万里茶路,但是国人对万里茶路的认识却很有限。中俄万里茶路联接两国经济带,为两国人民带来了经济繁荣和文化交流,万里茶路文化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历史遗产,茶路的绝大部分地段在中国,因而万里茶路申遗一事,中国应该作为主导者,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

尤其在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后,万里茶路“世纪动脉”得到了广为关注。如今,山西、福建、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内蒙古等多省都在组织开展茶路申遗。2013年9月,来自8省的专家学者组织了专门会议,大家共同商讨了“中俄万里茶路”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及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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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茶路上的晋商“孤魂”


继汉唐丝路后,清代绵延200年、长达万里的茶叶之路,是中华民族又一彪炳史册的遗迹。丝绸之路跨越亚欧大陆,传播了中华文化,牵系了亚欧各国与中国的友好往来。茶叶之路纵贯戈壁大漠,连结东亚西欧,输送了华夏特产,弘扬了神州赤子和谐友善、勤劳勇敢的民族精神。

茶叶之路是晋商外贸活动的大手笔,是在封建王朝时代难能可贵的民间远途商贸,是突破统治者禁锢的卓有成效的市场运作,是儒商义利兼顾的商业文化的真实展示。晋商两个多世纪内,运往俄国的茶叶累计达25万吨以上,经济总价值至少合100万两黄金。这在中国运输史、茶叶史、东方文明史和国际贸易史上都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笔者于2001年和2007年对茶路进行了两番考察,在当年的茶山、道路、作坊和会馆,寻访到许多零散的晋商贩运买卖茶叶的史迹,同时也了解到一些散落在万里茶路上晋商的其他遗踪。在这条艰难而气势磅礴的茶路上,有成功者留下的辉煌足迹,也有失败者落魄落难后的泪痕。虽然时隔百年,不少情景已难以理清脉络,但却能发现其中鲜为人知的史实。

闽赣交界分水关的孤魂碑

闽赣交界的分水关一带,百年前的茶路绝大部分已被省道、国道和高速公路所覆盖,在人迹罕至的山谷中,断断续续还能见到一些青石或鹅卵石铺成的老路。稍稍观察一下,就能清楚地看到石面依然光滑,有的明显下凹,这是数百年脚底板摩擦的痕迹。有些石路上,还保留着清晰的凹槽,这是当年运茶的独轮车(当地叫鸡公车)碾压百年的车辙。与当地的村民谈起,他们记得,祖辈曾说那时运茶的脚夫和鸡公车整天经过,有时彻夜能听到车轮声和喧哗声。

2001年春,在一条山路旁的小片稻田里,笔者见到过一块斜插田中的碑石,二尺来高,宽、厚均约七寸左右,锤凿粗糙,正面有“孤魂”两个大字,右上方刻“光绪六年”,仅此而已。据村民讲,这是外来的客商(大多是晋商)死在途中,大约身上带着点银两,附近的乡绅们就把他草草掩埋,简单立个碑,等他的家人来取回尸骨。

2007年春,笔者再去找那块碑石时,找不到了。当地向导却找到了另一通石碑,这是一通加工比较精致的真正的碑,高三尺多,宽近二尺,厚约四寸,石料较好。碑正中有“孤魂总祭”四字,右上方有“大清光绪六年春月立”等字,简述了掩埋荒郊野骨的行善积德之举和所用银两,左边下方有童松祥和童顺祥二人的姓名。联想起曾经见过的“孤魂”碑石,感到被掩埋的客商固然是远方的“孤魂”,但当年晋商在万里茶路上客死数千里之外,尸骨不能还乡的“野鬼”其实并非罕见。既有“总祭”,那就必然是不好计数了,只好捡到一处,为他们集体埋葬,共同祭奠一番。

在数百年的茶路上,特别是在闽北的荒山野岭之中,晋商大军中,因水土不服致病无医者、因中暑未能及时救治者、因被蛇咬中毒而丧命者、因劳累不堪而伏地不起者,究竟会有多少?晋商在万里茶路上付出过怎样惨痛的代价,此碑可谓一个真实的见证!

张家口的“孤魂庙”

在晋商发迹之地张家口,现在市区北部有一条千米长的大街叫“古宏庙街”,街西黄土场西北山脚下有座“古宏庙”。“古宏庙”是今天的名称,过去就叫“孤魂庙”。街以庙名,庙为“孤魂”而建。庙的附近是当年埋葬客死东口的山西人的“义地”。张家口市的史籍对此有如下记载:“来张家口淘金的山西人,成功者固然名扬四海,最终衣锦还乡。可因天灾人祸、经营失误诸原因造成血本无归而破产倒闭,最终穷困潦倒,流落街头,饿死冻死的山西人也为数不少。”

当地人说,管理这片“义地”的机构叫“晋义社”,这是晋商专门收尸的公益社团。他们一旦听说有死去的山西人无人收尸,就派上牛车带张席子去把死者卷起来,拉到“义地”掩埋,然后在坟堆上插块木板,尽其所知写明死者姓名、籍贯、去世时间等,以备其家人前来认尸。收集的尸骨多了,其中也有许多无人认领者,晋义社为不使这些“野鬼”四处游荡,就特地修了一座“孤魂庙”。每年清明、七月十五、十月初一等几个“鬼节”,举行集体祭奠。河北万全县今存一通石碑,碑文证实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晋义社还有这种丧葬和祭奠活动,祭品的糕点和肉食由张家口晋商各户提供。

张家口的“孤魂庙”,与武夷山的“孤魂碑”,都是清代晋商鲜为人知的遗踪。在数以万计的山西商人中,成大业者终究还是少数,业绩平平、维持温饱者大约还是多数,而更有一些走出黄土地后,在异地他乡成为“孤魂野鬼”,甚至成为被族人忘却的远行者。由此可见,晋商不平凡的辉煌历程中,又包含了多少凄凉的故事!

马帮贡茶万里行


茶马古道,是我国西南地区,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商贸通道,兴盛于明清时期。

云南是茶的祖籍地,滇茶曾经是皇帝的御用贡茶;云南产茶区都是深山老林,人们生活中的工具除了马匹没有其他,采茶也无例外。以往云南普洱茶被定为贡茶时,就是靠着马驮着走进的北京。

2005年前后,在云南街头巷尾议论的,就是温州人复活茶马古道。这被当地人认为,既是一种怀旧,也是对传统的保留。

2005年之前,他不怎么喝茶,更不知道有种茶叫普洱;现在,他几乎一有空就喝茶,喝的一定是普洱。

2005年之前,他无意中帮了普洱茶一个忙;现在,他正努力为第二故乡曲靖做更多力所能及的事情。

他叫马式银,乐清大荆人,在云南省曲靖市经商。2005年,他自掏腰包,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马帮贡茶万里行活动,历时8个多月,行遍大半个中国。之后,他将活动中所赚来的钱,悉数捐赠给中国健康扶贫工程,分文未取。

在泡上一杯2005年的普洱后,马式银徐徐打开话匣,为记者讲述了一段有爱的普洱茶故事。

遇上普洱茶,其实挺意外记者:当初,你怎么会想到做马帮贡茶万里行活动?

马式银:实际上,在做这个活动之前,我本人一直都不太喝茶,可以说,对茶完全不懂。之所以会做这个活动,我觉得挺偶然的。

2004年,在朋友的引荐下,我到西双版纳看普洱茶。那时候,我连什么叫普洱都不知道,只是听朋友说,这茶很好。

当时,西双版纳州政府想推广普洱茶,提振当地经济,但却一直苦于没有人力、物力。他们一直在寻觅合适的人去做这个推广,正巧通过朋友找到了我。

历时8个月,走遍大半个中国记者:能跟我们说说马帮贡茶万里行的活动吗?

马式银:这个活动的策划,其实在2004年下半年就开始了。马帮贡茶万里行从西双版纳易武古镇出发,99匹骡马组成一个大马帮,驮上优质的普洱茶,沿着云南茶马古道走完全程,再从云南经过广西、广东、福建、浙江、上海、安徽、江苏、山东、天津、河北,到达终点北京,历时8个多月。

当年,西双版纳州50多家茶厂都参与了我们的活动,几乎是西双版纳所有的茶厂,运出去几吨普洱茶叶。最多的一家,包下了8匹马,运出去几百斤茶叶。

重走活动,也是一次慈善行动记者:当时,你们是边走边卖茶叶,赚了不少吧?

马式银:我们把马帮贡茶万里行定义为公益之旅。

马帮的茶叶在经过广西时很受当地人欢迎。一路上,我们拍卖普洱茶,所得义款悉数捐赠给国家六部委支持举办的中国健康扶贫工程,为需要帮助的人们送去关爱和健康。同时,我们通过沿路宣传茶马古道和普洱茶,使普洱茶在国内外市场获得更好的发展。

其实,在活动之初,我自己先投入了100多万元,算是启动经费。整个活动做完,我的这笔投入几乎没收回一分钱。

但你现在问我值不值得,我还是觉得值得,因为云南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的一切都是离不开云南人民的支持,我只是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云南茶产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贡献。

最开心的是,茶农收入提高记者:当时,普洱茶的知名度怎样?

马式银:2004年的时候,普洱茶在云南知道的人也不多。举个例子,2004年的时候,普通普洱茶卖120元一公斤,最贵的也不过160元一公斤;如今,最贵的普洱茶,在云南都喊到2000多元一公斤。从价格可以看出,当时普洱茶相当廉价,它的价值也没人去挖掘,简单来说,这茶叶没名气。

记者:马帮行动之后,普洱茶的名气打响了,对当地茶农的生活影响大吗?

马式银:可以说非常大。2004年,我去易武镇考察普洱,当地茶农栽种普洱非常辛苦,上好茶叶也只能卖个很便宜的价钱,一个月最多也就千把块钱。茶叶价格上来之后,我做过调查,茶农的收入起码翻了两三番,不少茶农参与了普洱茶整个产业链中,收入就更多。我觉得,这也是我做这个活动,最开心的地方,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一些事情。

万般都放下,吃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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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赵州和尚曾经有一句三字禅,说的是“吃茶去”,对于这句话,很多人有不同见解,甚至有过专门的论述。其实我个人觉得不要将问题看得过重,不要过于严肃,一旦过重过严肃,便失了这三个字的根本。

吃茶去是一种极为洒脱的人生态度,万般皆放下,吃茶去,看似简单的举动,很多人做不到,正如新闻中说,有人听高僧说法,可在听讲的时候,每个人手中都紧握着手机,完全不能放松下来,这样的心态岂是修禅?又能修成什么呢?

没有什么是必须要做的,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这三个“没有”,我认为是生活的根本所在,因为没有什么是必须要做的,所以可以缓一缓追逐利益的步伐。因为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所以可以放下手机,看一看山水,听一听佛经。因为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所以遇到困难的时候不必紧张,遇到喜庆的时候不要过于激动,因为一切都有可能,下一刻我们就能想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转危为安。也可能在下一刻我们阴沟翻船,由喜转悲。

吃茶去,平和的感受生活,从容的处理一切,茶是自己的全部,茶心似我心,不理世俗,世俗中的所有不能影响自己分毫。超然的心态,超然的自己,超然不是凌驾,而是在生活中活出自己,真正的活出真真切切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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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为众生 茶蕴万象


中国茶道是东方文化的瑰宝,茶是一种情调、一种沉默、一种忧伤、一种落寞。也可以说是记忆的收藏,在任何一季节里饮茶,每个人都宛若一片茶叶,或早或晚要融入这变化纷纭的大千世界。在融会的过程中,社会不会刻意地留心每一个人,就像饮茶时很少有人在意杯中每一片茶叶一样。茶叶不会因融入清水不为人在意而无奈,照样只留清香在。

禅是梵文音译,意译作“静虑”解。就禅而言,茶本身没有贵贱之分,而需要茶客做的仅有两点:一是心静,二是体悟。在烹茶品茗过程中,领悟茶之静,茶之逸,茶之真。吴越茶客徜徉于山水田园,释然于物我两忘的情境,可以说进入了茶禅悟境;天府百姓认定富在今世,乐在眼前,其安逸恬然也算得禅;陇东老农坦然淡泊,得度人时且度人,有隐忍慈悯的宽厚胸怀,也算茶之得味者。只不过他们生存境况不同、体味厚薄有差异罢了。

茶道中,不可不说佛道,茶亦不离佛道。在茶文化的成形、推广过程中,僧人这个群体功不可没。年代久远,大部分茶僧的生平已做传奇说,但其中亦有弥足珍贵的历史痕迹,让我们一一结识它们。禅茶一味,共参禅机、茶理。静为佛之首,空为佛之本,苦为佛之身,隐为佛之理,佛是茶的升华,茶是佛的禅心。佛与茶的共同诉求是心,是感悟,是顿想,是自我修行,是生命协调。

佛要清除人类心灵的杂尘,茶则是洗净上面的污垢,不留一丝细痕。茶是人、神、佛共同的饮品,是天堂、人间、地狱一致的灵魂净化精、身体洗礼水。

一茶一禅,两种文化,有同有别,非一非异。一物一心,两种法数,有相无相,不即不离。茶文化与禅文化同兴于唐,其使茶由饮而艺而道,融茶禅一味者,则始自唐代禅僧抚养、禅寺成长之茶圣陆羽。其所着《茶经》,开演一代茶艺新风。佛教禅寺多在高山丛林,得天独厚,云里雾里,极宜茶树生长。农禅并重为佛教传统。

嗜茶如命的杨万里


杨万里是南宋一位多产的诗人,他的一生一共作诗两万多首,流传至今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同时,杨万里不仅是难得一见的诗文奇才,更是一个嗜茶如命的爱茶人,他的众多名篇中,也有很多是与茶有关的诗文。

杨万里在自己《武陵春》词的小序中说道:“老夫茗饮小过,遂得气疾”。说的是由于自己酷爱饮茶,因而引起疾病,而词中又言:“旧赐龙团新作祟,频啜得中寒。瘦骨如柴痛叉酸,儿信问平安”。因为杨万里饮茶不加节制,得“中寒”之疾而导致自己“瘦骨如柴”,尽管如此,他也只是少饮而已,若要使他与茶一刀两断,是万万不能的。这一点则真切地体现在他的另一首诗作中:“老夫七碗病未能,一啜犹堪坐秋夕”。此外,据说杨万里饮茶不分昼夜,常常在深夜也饮上几泡,因而总是导致失眠,他却从来不将责任归咎于饮茶。正如他的《不睡》一涛中所言:“夜永无眠非为茶,无风灯影日横斜”。说到这里,杨万里的嗜茶如命,可见一斑。

然而,杨万里如此好茶,却并非只是为r满足一时的口腹之贪,而是追求一种茶外之味,即从饮茶之中感悟人生百味。无论是为人处事,还是读书做学问,杨万里都能在饮茶中顿悟出一些道理来。他在《习斋语讲义序》中,由饮茶而想到读书,将读书与饮茶相对比,深得茶外之味。因此,对于已经骨瘦如柴的杨万里却仍然不肯放弃饮茶,我们隐约能够体会到个中原因。除此之外,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杨万里透过清澄如碧的茶水中悟出了刚正清明的为人处世态度。据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记载:杨万里为官一牛两袖清风,当他晚年告老还乡之时,依然是“清得门如水,贫唯带有金”。同时,杨万里还以茶会友,以茶论友,在他的《谢术韫之舍人赐茶》一诗中,用茶之清雅、明澈,来比喻知心朋友的高洁品质、高傲风骨。其实,以其茶诗颂扬其人,杨万里名副其实!

晋商走出的“万里茶路”


山西不产茶。但山西人爱喝茶。在近日举行的2012山西茶业茶文化博览会上,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杨力告诉记者,山西已逐渐成为中国茶叶的主销区之一。

早在明清时期,山西人的祖先就与茶结下不解之缘。打开地图,一条弥漫着茶香的曲线从中国福建的武夷山脉伸向俄罗斯的恰克图。这便是由中国晋商开辟的绵延清代200余年,长达万里的中国茶叶之路。

山西晋商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高春平表示,这条横贯欧亚的万里茶路是继汉唐丝绸之路后,国际上又一条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大通道,其经济意义和文化价值不亚于丝绸之路。

在明代中叶,随着明朝和蒙古封贡互市的实现,双方进入了和平贸易状态。晋商看中蒙古游牧民族以食肉为主,有喝茶以利于消化的需求,开始从江南将少量茶叶贩运到边疆地区。

进入清代,北部边疆得到了大规模的开拓,北方少数民族地区消费市场也得到空前扩大。山西商人开始从福建武夷山将茶叶源源不断运到边疆,由此开辟了万里茶路。

据高春平介绍,完整的茶叶之路是一条纵贯南北的商业运输线路。茶叶从福建出发,辗转多地、水陆交替,到达归化(今呼和浩特)后,换驼队抵达恰克图,再分送到俄国的各大城市。全程近5000公里,故被称为万里茶路。

到了乾隆中期,中俄茶叶贸易进入到鼎盛阶段,恰克图是当时最大的中俄贸易市场,最主要的商品就是茶叶。高春平介绍说,随着茶叶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晋商逐渐深入俄国腹地。

是晋商把茶叶输运到欧洲,也将茶文化传播向世界。高春平说。

然而,20世纪初,随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通车,运输和通信方式发生变化,再加上清政府的弱国外交,晋商开启的茶叶贸易开始走下坡路。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不平等条约的陆续签订,俄国茶商在中国拥有了远较晋商优厚的政策条件。但在这个过程中,晋商仍然与欧洲商人有过好几个回合的较量。高春平说,但这场较量最后以失败告终。

晋商跨越千山万水,克服千难万险建立起来的万里茶路没落了。但其对中国茶文化的传播,对中西方文化交流所作出的贡献却永远不会磨灭。高春平说。

万里茶路上的晋商踪迹


清代绵延200年、长达万里的茶叶之路,在中国运输史、茶叶史、东方文明史和国际贸易史上都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在这条茶路上,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史迹——

继汉唐丝路后,清代绵延200年、长达万里的茶叶之路,是中华民族又一彪炳史册的遗迹。丝绸之路跨越亚欧大陆,传播了中华文化,牵系了亚欧各国与中国的友好往来。茶叶之路纵贯戈壁大漠,连结东亚西欧,输送了华夏特产,弘扬了神州赤子和谐友善、勤劳勇敢的民族精神。茶叶之路是晋商外贸活动的大手笔,是在封建王朝时代难能可贵的民间远途商贸,是突破统治者禁锢的卓有成效的市场运作,是儒商义利兼顾的商业文化的真实展示。晋商两个多世纪内,运往俄国的茶叶累计达25万吨以上,经济总价值至少合100万两黄金。这在中国运输史、茶叶史、东方文明史和国际贸易史上都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笔者于2001年和2007年对茶路进行了两番考察,在当年的茶山、道路、作坊和会馆,寻访到许多零散的晋商贩运买卖茶叶的史迹,同时也了解到一些散落在万里茶路上晋商的其他遗踪。在这条艰难而气势磅礴的茶路上,有成功者留下的辉煌足迹,也有失败者落魄落难后的泪痕。虽然时隔百年,不少情景已难以理清脉络,但却能发现其中鲜为人知的史实。

闽赣交界分水关的孤魂碑

闽赣交界的分水关一带,百年前的茶路绝大部分已被省道、国道和高速公路所覆盖,在人迹罕至的山谷中,断断续续还能见到一些青石或鹅卵石铺成的老路。稍稍观察一下,就能清楚地看到石面依然光滑,有的明显下凹,这是数百年脚底板摩擦的痕迹。有些石路上,还保留着清晰的凹槽,这是当年运茶的独轮车(当地叫鸡公车)碾压百年的车辙。与当地的村民谈起,他们记得,祖辈曾说那时运茶的脚夫和鸡公车整天经过,有时彻夜能听到车轮声和喧哗声。

2001年春,在一条山路旁的小片稻田里,笔者见到过一块斜插田中的碑石,二尺来高,宽、厚均约七寸左右,锤凿粗糙,正面有“孤魂”两个大字,右上方刻“光绪六年”,仅此而已。据村民讲,这是外来的客商(大多是晋商)死在途中,大约身上带着点银两,附近的乡绅们就把他草草掩埋,简单立个碑,等他的家人来取回尸骨。

2007年春,笔者再去找那块碑石时,找不到了。当地向导却找到了另一通石碑,这是一通加工比较精致的真正的碑,高三尺多,宽近二尺,厚约四寸,石料较好。碑正中有“孤魂总祭”四字,右上方有“大清光绪六年春月立”等字,简述了掩埋荒郊野骨的行善积德之举和所用银两,左边下方有童松祥和童顺祥二人的姓名。联想起曾经见过的“孤魂”碑石,感到被掩埋的客商固然是远方的“孤魂”,但当年晋商在万里茶路上客死数千里之外,尸骨不能还乡的“野鬼”其实并非罕见。既有“总祭”,那就必然是不好计数了,只好捡到一处,为他们集体埋葬,共同祭奠一番。

在数百年的茶路上,特别是在闽北的荒山野岭之中,晋商大军中,因水土不服致病无医者、因中暑未能及时救治者、因被蛇咬中毒而丧命者、因劳累不堪而伏地不起者,究竟会有多少?晋商在万里茶路上付出过怎样惨痛的代价,此碑可谓一个真实的见证!

张家口的“孤魂庙”

在晋商发迹之地张家口,现在市区北部有一条千米长的大街叫“古宏庙街”,街西黄土场西北山脚下有座“古宏庙”。“古宏庙”是今天的名称,过去就叫“孤魂庙”。街以庙名,庙为“孤魂”而建。庙的附近是当年埋葬客死东口的山西人的“义地”。张家口市的史籍对此有如下记载:“来张家口淘金的山西人,成功者固然名扬四海,最终衣锦还乡。可因天灾人祸、经营失误诸原因造成血本无归而破产倒闭,最终穷困潦倒,流落街头,饿死冻死的山西人也为数不少。”

当地人说,管理这片“义地”的机构叫“晋义社”,这是晋商专门收尸的公益社团。他们一旦听说有死去的山西人无人收尸,就派上牛车带张席子去把死者卷起来,拉到“义地”掩埋,然后在坟堆上插块木板,尽其所知写明死者姓名、籍贯、去世时间等,以备其家人前来认尸。收集的尸骨多了,其中也有许多无人认领者,晋义社为不使这些“野鬼”四处游荡,就特地修了一座“孤魂庙”。每年清明、七月十五、十月初一等几个“鬼节”,举行集体祭奠。河北万全县今存一通石碑,碑文证实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晋义社还有这种丧葬和祭奠活动,祭品的糕点和肉食由张家口晋商各户提供。

张家口的“孤魂庙”,与武夷山的“孤魂碑”,都是清代晋商鲜为人知的遗踪。在数以万计的山西商人中,成大业者终究还是少数,业绩平平、维持温饱者大约还是多数,而更有一些走出黄土地后,在异地他乡成为“孤魂野鬼”,甚至成为被族人忘却的远行者。由此可见,晋商不平凡的辉煌历程中,又包含了多少凄凉的故事!

汉水古堤与雁门关

在湖北,襄樊是仅次于汉口的茶路商埠,又是兵家必争的军事重镇。现在的襄樊第二中学,就建在原“山陕会馆”的遗址上。会馆南傍汉水,建筑十分精美。距会馆不远有座“米(芾)公祠”,庭院内保存许多碑碣,笔者意外地发现了清道光十年(1830年)和二十九年(1849年)的两通石碑,两碑分别记载了堤坝年久失修,汉水泛滥成灾,为此集资进行局部重修和为巩固城防修筑樊城炮岸之事。碑阴铭刻着数百个捐资的商号名称和个人姓名,两通碑上赫然居于首位的都是“山陕会馆”,其捐银远远超过武昌、江西、汉阳、福建、江苏、湖南各会馆和广东公号,总额竟是徽州会馆的三倍多!

笔者后来又走访了代县的雁门关。在关上仅存的9通石碑中,见到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宣统元年(1909年)和宣统二年(1910年)的“重修雁门关道路布施碑”,宣统年间的重修资金是由一位名为善全的禅师募化的。在这些石碑上密密麻麻地镌刻着张家口266家晋商商号的名称,此外还有山西代州、岱岳、祁县等和今属内蒙古的包头、多伦诺尔等及河北万全县、江西河口镇等数十家晋商商号名称。碑上的商号名称绝大部分是陌生的,但也能找出不少榆次常家、太谷曹家、祁县乔家等商号或票号。

从米公祠和雁门关上的碑记能够看出,昔日茶路上的晋商,也曾把很大一笔资金用于所在地的堤坝修缮、城防建筑和所经道路的维修等公益事业,从鼎盛期的清道光年间直至衰落期的宣统年间,不论是官方索要,还是僧人上门,一概热心捐助,始终不渝。

鄂豫两省的关帝庙

笔者从湖北到河南,沿茶路所见山陕会馆和关帝庙的遗址,数量之多,颇感意外。在湖北,汉口曾有全国最大的山陕会馆(西关帝庙),溯汉水而上,有仙桃市岳口镇山陕会馆(春秋阁)、荆州关帝庙等五六座会馆;到河南,有唐河县源潭镇山陕会馆(唐河第二高中)、社旗山陕会馆(关帝庙)等近十座会馆。这些山陕会馆有的在省城、府治、州治和县城,还有的竟在村镇;有的既称会馆亦称关帝庙,有的只称关帝庙;有的保存较好,有的已仅剩残迹,而有的已难觅踪影。

在所见的山陕会馆中,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无疑是社旗县的关帝庙。社旗县原名为赊起店,百年前曾是晋商由江汉水路转往中原陆路的“水旱码头”。那时由襄樊逆流而上的茶船,经唐河能上驶至社旗县城附近的赵河,在这里卸货上岸,改用大车运载。山陕会馆的老顾问告诉笔者,清代赊店曾有几万人口,好几十家货栈和客店,一年四季商旅络绎不绝,号称“天下第一店”。笔者还发现全国再无以“赊”命名的城镇,与当地人谈起,都认为古时商旅常年往返,与这里的店家非常熟悉,彼此诚信相处,客商遇有急难,往往向店主“赊起”盘缠,有时数月归还,有时隔年送来,于是就被客商称为“赊起店”或“赊店”了。后来,赵河的水越来越少,竟连小腿也淹不住了,再加平汉铁路修通,赊店的交通作用失去了,辉煌的岁月成了难以再现的历史。上世纪50年代,“赊起店”改名为“社旗”。

襄城县的晋商宅院

河南襄城县,位于南阳至许昌的必经之地,曾是清代晋商茶路之要津。在县志办刘天义先生的建议下,笔者去县城河西小学附近看了看晋商留下的宅院。其实院落已于前几年被拆毁了,现在只留一座五大间的三层古式砖楼。从楼的建筑格式来看,令人想到太谷曹家“三多堂”的主楼,气势或许稍有逊色,但在当地就显得相当“威风”。一位古稀老人告诉笔者,祖上说这是一位在襄城经商的山西人修的,修起时间不长就“民国”了。老富商其实也没住多少年,回山西时病死在黄河边。儿子吃喝嫖赌,挥金如土,没多久就把宅院卖了,最后沿街乞讨,不知死到何处。

笔者由此想到:在张家口的“古宏庙”里,其实也会有一些走向堕落的晋商或他们的儿孙,一旦发了财,或仗着父辈的资产,就沉迷酒色,狂嫖滥赌,特别是染上毒瘾,不能自拔,终至自毁身家,踏上不归之途。

晋商的诚信、拼搏、节俭,是他们成功的要诀,是后人应该代代传承的;而晋商中许多人的失败教训,尤其是致富后的骄奢淫逸、穷奢极欲,如介休北贾的侯奎、北辛武的冀惟聪(“灵哥”)和榆次聂店的王金寿(“赶不上”)等,醉生梦死,暴殄天物,家毁人亡,更值得后人引以为戒,警钟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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