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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绍裘是机制茶之父、滇红创始人，中国著名的红茶专家。他一生潜心茶叶研究和生产，改写了戴维斯描述的云南茶叶历史。他寻得中国红茶宝地，创制出世界一流红茶，并且开启了中国红茶新纪元，为我国培养出大批的茶叶专家。
冯绍裘(1900-1987)，字挹群，湖南省衡阳市人。机制茶之父、滇红创始人，滇红集团首任厂长。原顺宁试验茶厂厂长。1923年毕业于河北保定农业专科学校。1924-1928年在安化茶叶讲习所任专业课教师。1933年，冯绍裘先生第一次担任修水实验茶场技术员，负责宁红茶的初、精制试验工作，后受胡浩川先生(祁门茶叶改良场场长)聘请到祁门试制红茶，并在该场设计了一套红茶初制机械设备，当时，国内所有机器制造厂从没有设计制造过滇红茶所要的制茶机器，没有图纸，他自行设计;油料缺乏，设计增加脚踏功能，使机器成为动力与脚踏两用。承造厂不知其用途，多厂不敢承造。他几经周折、交涉、肯求，终于感动了厂方，同意承造。制造中配件不齐，他又奔波于全国各大工业商场寻觅，在其智慧与技能的融合下，自行设计的绍裘式三筒式手揉机、脚踏与动力两用之揉茶机和脚踏与动力两用之烘茶机应运而生，从此，结束了我国不生产制茶机械的历史，开创了我国机制红茶之先河。
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祁门茶场开始疏散，冯绍裘先生应邀到中茶公司工作，9月中旬，为了开辟新的茶叶出口产区，中茶公司派冯绍裘、范和钧到云南调查茶叶产销情况，冯绍裘被分到顺宁(今凤庆县)，即请凤山茶园试采芽叶5千克，分别制成红茶(一芽二叶标准)、绿茶(一芽一叶标准)各500克，样寄香港茶市，被誉为我国红、绿茶之上品，滇红由此诞生。1939年3月开始筹建顺宁实验茶厂，当年试制滇红十六吨多，经香港转销伦敦，优异的产品品质引起了国际茶叶市场的震动。
冯绍裘在创制滇红名茶的过程中，培养了一大批茶叶专家。他们为创建顺宁(凤庆)茶厂作出了艰苦卓绝的贡献，为发展滇红名茶进行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1939年至1940年，在省茶叶公司的指导下，先后创办了顺宁(凤庆)实验茶厂、佛海(勐海)茶厂、宜良茶厂、复兴茶厂和康藏茶厂。他们的厂长都是从顺宁茶厂技术员中调任的。如技师祁曾培调任康藏(下关)茶厂厂长;总务主任童衣云调任复兴茶厂厂长兼宜良茶厂厂长;技术主任唐庆阳调任勐海茶厂任副厂长、厂长，任职长达35年;技术员吴国英担任凤庆茶厂厂长，任职时间长达2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祁曾培在北京茶叶总公司任技师职务。为扩大滇红名茶生产，推广红茶初制技术，中茶总公司于1952年至1954年连续三年派祁曾培深入到凤庆指导工作;制定滇红茶初制工艺规程，为云南普及滇红茶生产奠定了技术基础。1958年5月至8月，第二商业部茶叶局又派祁曾培到凤庆县华严庵初制所蹲点，与凤庆茶厂技术人员试验研究滇红茶初制工艺、机具设备和红碎茶揉切机。
正是这批茶界先辈、精英为云南滇红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才使从成立省茶叶公司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云南茶叶生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为中国茶业的振兴，为中国茶叶在世界上取得辉煌成就，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文章来源：茶言观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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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名茶配妙器”，当人们得到好茶叶之后，总是希望用一套好茶具来泡茶品饮，达到珠联璧合的效果。茶具作为中华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爱茶者日常生活中的收藏品和实用品，而不同的茶具能泡出迥然不同的茶香和品味，却是千真万确的。
“茶圣”开列的茶具清单
在茶叶饮用的最初阶段，是没有也不需要什么专门茶具的，往往是一器多用，一具多用。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饮茶从可有可无变成了人们必不可少的生活内容，茶具的使用也就越来越频繁，从而逐渐就成了一件专门的器物，不与其他器具混用了。
唐朝的陆羽在《茶经》中刻意将茶具和茶器加以区分，这可能是为了使茶具和农具的概念相一致的关系。农具是生产工具，因此《茶经》中，陆羽就把原来饮茶器具特地改作茶器，而把釆茶、制茶和贮茶的生产用具，主要是制茶工具专门名为茶具。到了宋朝，人们对制茶工具谈得越来越少，宋徽宗的《大观茶论》更是对制茶工具只字不提。这样，茶具、茶器的内容逐渐合一。所以在宋朝以后的一些古籍中，就出现了随作者的习惯和兴趣，把茶具任意写作具或器的情况。时至今日，人们大多习惯称茶具，偶有称茶器的，也不会造成歧义了。
饮茶风尚的盛行，使茶具在人们生活中变得必不可缺，这就刺激了唐代茶具的生产，出现了专门和成套的茶具制造业。唐开元年间，因佛教禅宗盛行于北方，一时朱门柴屋，饮茶相效成风，使北方瓷窑的生产先于南方飞跃发展。由于茶具是当时最畅销的产品，当然各地瓷窑即专以烧制茶具为中心。据李肇所著《唐国史补》中记载：“巩县陶者，多为瓷偶人，号‘陆鸿渐’，买数十茶器，得一鸿渐。”这段有趣的史料说明，当时销售茶具的生意人为了抢生意，通过搭配“茶圣”陆羽的瓷像来促销，可见当时北方茶具的畅销盛况。
在陆羽之前的饮茶，用唐代著名诗人皮日休的话来说，是“浑以烹之”，显然，像煮菜喝汤一样的饮茶是无“茶道”可言的。当陆羽的《茶经》问世后，茶道大行。在《茶经·四之器》中，陆羽列举了风炉、交床、竹夹、碾、拂、水方、瓢、碗、都篮、涤方、巾等28种煮茶和饮茶的用具，详细讲述了它们的用途，当代茶学泰斗吴觉农先生在《茶经评述》一书中把陆羽所列的茶具分为8类，即：其一为生火用具;其二为煮茶用具;其三为烤茶、碾茶和量茶用具;其四为盛水、滤水和取水用具;其五为盛盐、取盐用具;其六为饮茶用具;其七为盛器和摆设用具;其八为清洁用具。如果用今人的眼光来看，陆羽的这份“清单”确实略显繁复庞杂，但它作为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完备的一套茶具，其史料价值就不言而喻了。
盖碗茶的意趣与妙用
从古至今，我国茶具丰富多彩，琳琅满目，由于唐朝以前没有形成独立的茶具制造业，就茶具的具体器物来说，还有一些地区性的差异。唐朝北方茶具生产率先迅速发展，南方茶具制造也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甚至有后来居上之势。
唐朝南方茶具的重要产地有越州、岳州、鼎州、婺州、寿州、洪州等处，陆羽特别对这六个名窑加以评价，越州窑生产的茶碗被评为第一位，这不仅是陆羽个人的意见，也为当时的社会所公认，唐代文人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中赞道：“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另外，当时四川大邑所产的茶碗在西南也独步一时，杜甫在《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诗中保留了极其珍贵的四川茶具历史资料，诗云：“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诗人用四句诗描述了大邑瓷碗的质地、声响和色泽，并表达了急切需求的心情，一件小小的茶具，令诗人思之想之咏之，可见其工艺之精美和为人所喜欢的程度。就唐朝南北方茶具的生产来说，南方技术高于北方，已逐渐成为当时全国茶具的制造中心。
根据《茶经》的记载和出土文物的考证，唐代饮茶的主要用具是碗和壶。碗的形状敞口瘦底、碗身斜直，主要有青釉、白釉两种。壶在唐代称“注子”，茶壶也叫“茶注”，最常见的样式是短嘴小壶。另外，唐朝人还首创了一种碗托，当时称“茶托子”，也就是后来的盏托。关于“茶托”的起源，在宋代著名学者程大昌所著《演繁露》里是这样记载的：
“托始于唐，前世无有也。崔宁女饮茶，病盏热熨指，取楪子融蜡象盏足大小而环结其中，置盏于蜡，无所倾侧，因命工髹漆为之。宁喜其为，名之曰托，遂行于世。”
崔宁为唐代名将，曾入蜀参政十余年，任过西川节度使等诸多官职，据学者考证，以他在川任职的时间推测，崔宁之女发明盏托当在唐宝应年间。在中唐以后的墓葬中，这种盏托还常和壶、杯、盏一起出土，从这些死者生前所用的器物中，说明唐朝瓷制饮茶器具已配之成套了。
被称为“人间第一香”的茉莉花茶是各类花茶中的主要产品，产销量一直居花茶中的绝对首位。众所周知，茉莉花茶是成都人的最爱，坐成都茶馆，用盖碗茶泡一碗“三花”，茶的本味和花的真香合二为一，浓郁芬芳，沁人心脾，抿一口会让人经久难忘，这几乎成为成都民间茶文化的象征，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盖碗茶具相沿至今，与茉莉花茶仿佛结下了不解之缘，称得上是天作之合。三件套的碗盖茶具，碗盖口略小于碗身，盖可以倒扣于碗身内，碗与盖紧密相接，中间没有缝隙，这样不仅可以保持茶汤的温度，还可以充分保留茶的香气。人们在喝盖碗茶时有一个经典的动作，就是用茶盖去轻推茶水，加快茶的浓度，然后用茶盖斜掩，挡住浮在茶水表面的茉莉花，这个喝茶的过程体现了茶盖小于茶碗的绝妙作用。此外，盖碗茶弯身口大且外敞，揭开茶盖又可使茶迅速变凉，即使三伏天喝茶也不怕烫。说到垫底的碗托，它一不怕烫手，二不怕溢水，又使盖碗茶具有整体的美感，“三件头”真是缺一不可。
也许不是人人都知晓，盖碗茶又称“三才碗”，明清时期非常流行。所谓“三才”指的是天、地、人，碗盖在上面谓之“天”，碗托在下面谓之“地”，碗身居于中间谓之“人”，一套寻常的茶具中，人们可以体味出“天盖之，地载之，人育之”的中国先哲的思想，真可谓雅俗共赏。有趣的是，鲁迅先生对盖碗茶也情有独钟，他在《喝茶》一文中曾这样写道：“喝好茶，是要用盖碗的。于是用盖碗。果然，泡了之后，色清而味甘，微香而小苦，确是好茶叶。”
紫砂壶明代始兴
古代有一个木匠，他有一把前辈世代相传下来的紫砂壶，是随身携带的宝物。一天，他帮人盖房，上梁时因口渴得厉害，就叫人递上那把心爱的茶壶，喝完茶，就随手把壶搁在了大梁上。房子盖好，却忘了带走那把紫砂壶。木匠游走四方，一晃十年过去，当他又回到原来盖房的地方时，搬梯子上了房梁，一看，紫砂壶完好无损地还放在大梁上，揭开壶盖一嗅，茶香扑鼻，再呷上一口，比十年前刚沏上时还要香哩!
这是一个关于紫砂壶的美妙传说，虽不免夸张，但绝不是无稽之谈。在吴骞的《阳羡名陶录》中就有：“注茶越宿，暑月不馊”的明确记载。宜兴紫砂壶不仅具有泡茶不走味，贮茶不变色，盛暑不变馊的实用性，又有着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深得人们的喜爱。
明代，由于饮茶风尚的变化，对茶具的要求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转变，特别是明中期以后，逐渐形成用瓷壶或紫砂壶冲泡茶叶的风尚。明末进士冯可宾《岕茶笺》一书中说：“茶壶窑器为上，锡次之。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何也?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阁。”
宜兴的紫砂陶器名贵一时，享誉至今。据明代《阳羡茗壶系》所载，紫砂茶壶为明代正德年间供春所创。供春原名龚春，是四川参政吴颐山的家僮，曾在宜兴金沙寺侍候主人读书，看到寺内有一位老僧炼土制壶，成品极为精美，于是供春在伴读之余，偷学了老和尚的绝技，自己陶土制坯，而且完全用手指捏搓成型，烧成后的茶壶表面，尚隐约可见其指纹。从此，供春以制壶为业，成为一代宗师，他的制品也被称为“供春壶”。
供春紫砂壶造型新颖精巧，色泽古朴、光洁、温雅天然，质地薄而坚实，在当时已经负有盛名，所谓“供春之壶，胜于金玉”，明季散文家张岱在《陶庵梦忆》中甚至把供春壶与商彝周鼎并列，可见其价值之高。也许是出于对自己绝技的矜重爱惜，供春的制品很少，流传到后世的更是凤毛麟角。而后代宜兴壶制作，在前人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与同时代的景德镇陶瓷并称为“景瓷宜陶”，成为中国陶瓷史上的奇葩。
茶字的起源，最早见于我国的《神农本草》一书，它是世界上最古的第一部药物书。据有关专家考证，该书为战国时代(公元前5年-一公元前221年)的著作。
我国茶圣一-唐代陆羽于公元758年左右写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茶经》，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栽茶、制茶、饮茶、评茶的方法和经验。根据陆羽《茶经》推论，我国发现茶树和利用茶叶迄今已有四千七百多年的历史。
茶叶在我国西周时期是被作为祭品使用的，到了春秋时代茶鲜叶被人们作为菜食，而战国时期茶叶作为治病药品，西汉时期茶叶已成为主要商品之一了。从三国到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时间内，特别是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家利用饮茶来解除坐禅瞌睡，于是在寺院庙旁的山谷间普遍种茶。饮茶推广了佛教，而佛教又促进了茶灶的发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茶佛一味的来源。到了唐代，茶叶才正式作为普及民间的大众饮料。
茶叶自古以来就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唐朝时，日本僧人最澄来我国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研究佛学，回国时带回茶籽种植于日本贺滋县(即现在的池上茶园)，并由此传播到日本的中部和南部。南宋时，日本荣西禅师两次来到中国，到过天台、四明、天童等地，宋孝宗赠他千光法师称号。荣西掸师不仅对佛学造诣颇深，对中国茶叶也很有研究，并写有《吃茶养生记》一书，被日本人民尊为茶祖。南宋开庆年问，日本佛教高僧禅师来到浙江径山寺攻研佛学，回国时带去了径山寺的茶道具、茶台子，井将径山寺的茶宴和抹茶制法传播到日本，启发和促进了日本茶道的兴起。
说起云南的茶历史，必然要讲普洱茶：说到普洱茶，就不能不涉及六大茶山。而说起清朝初年六大茶山的茶事管理与治安维护，首先就会涉及一个新置机构：攸乐同知。
清雍正七年(1729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奏请朝廷同意设立了普洱府，并“设总茶店于思茅，以(思茅)通判司其事。”同年，因攸乐(今景洪市基诺山乡茨通老寨)“系车(里)茶’(山)咽喉之地”，又“以高瞰下”，乃“设右游击一员，带千总一员，把总两名，马步兵丁五百名驻扎防范，文职设同知一员与之同城分理地方事务。”攸乐同知的职责是维护六大茶山的社会治安，管理茶山事务，督促六大茶山的茶农运茶至思茅总茶店，由思茅总茶店统一加T成贡茶等各类普洱茶，同时阻止外地茶商到六大茶山私自买卖茶叶。但到了雍正十三年(1735年)，“驻防攸乐之普洱镇标右营游击应移驻思茅，统兵防守。驻扎攸乐之普洱府(攸乐)同知亦应移驻思茅，即改为思茅同知。”普洱府攸乐同知从此消失。
从普洱府攸乐同知仅存在6年即移驻思茅至今。269年过去了，攸乐同知是否还有迹可寻?带着这样的疑问，2004年4月10日。我们到了景洪市基诺山乡茨通老寨(又叫司土)。据寨中老人所言，现在的寨址是1971年从旧寨搬迁而来的，而旧寨又是1964年从古寨搬迁而去的。
我们请了一个57岁的基诺老汉作向导。他带着我们爬过一座座山坡，越过一条条深箐，费时1小时50分，终于爬上了一处高高的山梁。老汉说，这里就是他们最古老的寨址，已不知居住了多少代，到1962年和1963年．先后从这里迁出了两个寨子，即现在的小寨和新寨，而他们老寨是1964年才最后搬离这里的。这里现在只有一小间放牛人躲雨的茅草棚，其他地方已被野草、灌木和部分乔木所占据，但在树木草丛中，那一处处平整的地块仍可看是旧宅基所在．还有一些平整的石块，零散遗留在草丛中或路边树下。老汉告诉我们，路边树丛中那一块平地过去是他们的头人家，一家30多口人共同居住在一起。
茨通古寨址长约200米，宽约50米，位于一条东西向狭长山梁上，东连易武、象明境内的五大茶山，西通勐养、思茅，这里视野开阔，寨子北坡下就是最早的一条茶马古道．只是现在早已荒废。古寨千百年来一直都是基诺人所居住，而攸乐同知、游击及其五百兵丁的驻地又在哪里呢?根据老汉的回忆，在古寨址东边六七公里的地方，是他们茨通老寨1964年至1971年间的旧寨址，但那里最早是汉人居住过的地方，汉人什么时候搬走，就连他爷爷都不知道了。
茨通一带在历史上没有汉族村寨，因此，他们所说的汉人居住过的地方，可能就是攸乐同知、游击及五百清兵的驻扎地了。我们加快了脚步，沿着一条崎岖的茶马古道，穿过一片片古老的混林茶园，很快到了路边树林中一处基诺人所说的汉人烧砖的砖窑遗址。这里现存两个大窑洞，深近2米，直径4米左右，洞壁还可看出是用一层层的砖砌成。这是否就是当初清兵建盖营房或建城墙时烧砖的地方?
从砖窑遗址继续前行约2公里，就到了基诺人所说的旧寨遗址。这里是一处山梁向山箐的缓冲地带，靠南向北，中心区是一片约200平方米的平地，虽然长满了树木杂草，但我们仍发现了许多散落在草丛中并长着许多苔藓的残砖，而且均是内地常见的大青砖。在这片平地的边缘，还发现有纵横两条数米长的用石块和青砖砌成的墙基遗迹。由于1964年至1971年间基诺人曾在此建寨居住过，故这些墙基遗迹有可能是基诺人建盖的房屋遗迹，但那些青砖肯定是攸乐同知衙门所遗留。
这就是清雍正年间攸乐同知的驻地了。想当年，．500人的队伍驻扎在这片狭长的地带上．也许从砖窑开始两三公里的范围内都是清兵的营房，当时的景象一定非常壮观。然而。由于瘴气太重、士卒多病等原因，攸乐同知仅设立6年就迁往思茅而改称思茅同知了。
如今．经历了269年的沧桑岁月，攸乐同知遗址就只有砖窑和青砖可以为证了。
《云南日报》2004年5月24日
鹿苑茶以鹿苑寺而得名。南宋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在距县城鸣凤镇西北七公里的鹿苑山麓建一寺庙。此地兰香幽谷，鸟鸣空山，清溪山脚转，白云山顶缠。山林中常有鹿群出没，嗷嗷而歌，故山名鹿苑山，寺名鹿苑寺，茶名鹿苑茶。可谓山因鹿名，寺随山名，茶随寺名，名山名寺名茶，天设地造，一脉相承。
乾隆年间，鹿苑茶被选为贡茶，相传乾隆皇帝饮后，顿觉清香扑鼻，精神备振，饮食大增，于是大加夸赞，并封其御名为“好淫茶”。请代光绪九年（1883年），高僧金田云游来到鹿苑寺讲经，当它品尝了鹿苑茶后遂题诗一首，称颂鹿苑茶为绝品，诗云：“山精石液品超群，一种馨香满面熏。不但清心明目好，参禅能伏睡魔军。”
制作好的鹿苑茶风格十分独特，它外形色泽金黄，白毫显露；条索呈环状，俗称”环子脚“；内质清香持久；叶底嫩黄匀称；冲泡后汤色绿黄明亮，滋味醇厚甘凉。
在80年代初商业部的一系列评优，鹿苑茶榜榜有名。可是，进入90年，至少在北方城市鹿苑茶其名不彰。这可能主要是因为产量有限，导致外地人只知其名，难闻其香。
云南普洱谁人不知，云南产茶自有其优越的自然气候，四季如春，日照充足，雨水充沛，加之人为破坏少，出产的茶叶都是最健康的饮品。普洱茶还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今天就给大家说说云南茶叶的历史。
云南是茶树的发源地。云南出好茶，云南人爱喝茶，云南聚集的26个民族都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在酷爱、品饮着云南的茶、云南人家中那永不熄灭的火塘边，驿道、马帮歇脚的箐火旁、山间清澈如许的清泉畔、无不飘荡着云南特有的茶香。在思茅、西双版纳境内，发现最古老的茶树，高达32.12米，主干半径达1038米，树龄估计在1700年左右。全世界约有制茶植物380种，云南就有260多种。
云南茶叶中以普洱茶最为有名。《红楼梦》中对女儿茶的描写仅是普洱茶的一种。普洱茶汤色褐红，口味醇香回甜，香气郁郁而茶心温和。除普洱茶外，凤庆红茶、滇绿、大理沱茶、大理雪茶、昆明十里香等云南名茶都是上品。云南的茶文化犹如一幅长轴的记情画，色彩斑斓而亮丽，使人陶醉、使人瑕想云南茶文化中心就诞生成长在这片沃土中，根深叶茂。向海内外传播着民族茶文化的精华，在国内外茶界领导茶友，云南省各级领导同志的关心帮助支持下，多次代表云南参加国内国际茶道茶艺表演，并多次获奖。在国内外同行中赢得广泛的赞美和称道。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品质茶叶从云南茫茫的原始森林中走出，走遍了中国，走向了世界。随着回归自然，崇尚自然的渴望。茶在人们生活中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云南许多民族对茶有其它称谓。布朗族称茶为腊，傣族也称腊。哈尼族刚称为诺博。但诺博的含意，不是某种植物，而是代表虔诚的祭祀和奉献以及美好的祝愿。诺博即是奉献吉祥之物，哈尼人便将茶叶取名为诺博，它的社会文化已远远超出了茶叶本身。云南茶学界的人士，把哈尼族诺博文化，称为云南茶文化的摇篮。
茗，本指天色较晚时采摘的茶叶，泛指茶叶，又指用茶叶泡制、烹制或煎制的饮料。
宋人苏东坡在《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茶》诗中将好茶比作美女：仙山灵雨湿行云，洗遍香肌粉未匀。明日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陵春。要知玉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戏作小诗君勿笑，从来佳茗似佳人。
茶树古已有之。茶树原产地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在云南，一说是在西南横断山脉以东的云贵高原地区。是谁发现茶的呢？传说上古的神农氏炎帝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又一说，黄帝食百草，得茶解毒。《尔雅释木》中记载：槚，苦荼。晋人郭璞注曰：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羹饮，今呼早取为荼，晚取为茗，蜀人名之苦荼。明确地描述了茶树的特性。
茶最初是作药用、食用和祭祀用，然后才作饮品。炎帝、黄帝中毒，得茶而解之，即是茶的药用。秦汉时期《神农食经》中说：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三国魏华陀《食论》说：茗久食益思意。汉代之前茶主要用作食品，《诗疏》云：椒树、茱萸，蜀人作茶，吴人作茗，皆合煮其中以为食。现在的腌渍茶、打摆茶、油茶、烤茶、罐云茶等，均沿用古习。
茶作为饮品不过二千余年，西汉巴蜀有饮茶时尚，有专用茶具，还有茶市。公元前59年西汉人王褒在《僮约》一文中记载了家僮每天要做的事情，其中有烹茶尽具，武阳（今四川彭山县）买茶，可见当时饮茶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并且茶叶已成为商品，形成了武阳这样的茶叶集散地。
南朝齐国人王肃投奔北魏，不吃羊肉及酪浆（即牛奶或羊奶），常吃鲫鱼羹，渴则饮茶。有一次他拜见北魏高帝拓跋珪，却开始食羊肉、酪浆。魏高帝感到很奇怪，就问他：羊肉与鱼羹比怎样？茶汁与酪浆比又怎样？王肃回答：羊是陆产之最，鱼是水族之长。羊好比齐鲁大邦，鱼好比邾莒小国。惟茶不中，与酪为奴。彭城王拓跋勰插嘴：卿不重齐鲁大邦，而爱邾莒小国。明天我们为你设邾莒之会，亦有酪浆和茶。后来人们就把茶叫做酪奴。
唐朝有一种名茶，产于安徽安庆县天柱峰。唐朝宰相李德裕有一朋友被朝廷授予舒州（今安徽舒城县）知州，李德裕对他说：你到了舒州，天柱峰的茶叶请你寄三数角（角是贮茶器）给我。那人一到舒州，便连忙托人带了几十斤天柱峰的茶叶给李德裕。
可李德裕不受，退还给了朋友。第二年，朋友被罢去舒州知州，临行前，他精心挑选了几角天柱峰的茶叶送给李德裕。李德裕高兴地收下了，对朋友说：这茶可解酒肉毒。说完，他叫仆人煮了一壶茶，然后把茶倒进盛着肉的银盒子中，盖上盖子。第二天早上，李德裕与朋友一起打开盒子，肉已经化成水了。众人都服其广识。
唐人喜欢把茶叶加工成饼，用黑茶叶包裹，中间打一个洞，用绳子串起来，便于携带，这称为串茶。
南唐京都开封禁苑有北苑使董源，世称董北苑，善制茶，人以为贵，称此茶为北苑茶。其后福建建州（今建瓯市）凤凰山所产之茶，亦称北苑茶。太平兴国初年，宋太宗赵光义始制龙凤模，以此造团茶，称为龙凤团，专供宫廷饮用，以别于士民所饮的茶。
宋仁宗赵桢庆历年间，福建转运使蔡襄又制出小团茶，用作贡品。小团茶极为贵重，宫人往往在茶饼上镂上金子，二十余饼重一斤，值白银二?。但这种茶不易得，宋仁宗每次到南郊祭拜天地时，赐中书省和枢密院各一饼，四人分一饼。
南宋时期，日本僧人慕名来到中国，在不下100座寺庙中学习中国茶文化。后来荣西和尚将茶种带回日本种植，形成了日本的茶文化及茶道，荣西和尚被日本人封为茶祖。多数国家茶字的发音都是从汉语茶的字音变化而成的。英文tea从厦门话茶字音te转变而成，而英文俚语茶就是cha，这与茶的中文读音更接近；俄文则是我国北方话茶叶的译音；日文的茶字读恰，完全是照汉字读音。
茶(1)[Tea]之茶树
茶树。是以叶用为主的多年生常绿植物。在现代植物学分类中，茶树属山茶科山茶属植物，属下分类未定。中国多采用张宏达分类。可以泛指芽叶可制茶饮用的各种茶树。在张宏达分类中，包括茶亚属或茶组下茶系植物;也可特指茶系下的茶种植物[Camelliasinensis(L.)O.Kuntze]。有乔木、半乔木、灌木三种类型。秋季开白花，具有喜温暖、湿润，喜酸性土壤的生长特点。中唐之前谓荼。西汉司马相如《凡将篇》谓荈诧，扬雄《方言》谓蔎，东汉《说文解字》谓茗，三国魏张揖《埤仓》谓荼，《杂字》谓荈，并有葭萌、诧等称。唐代陆羽《茶经》：其名一日茶，二日檟，三日蔎，四日茗，五日荈。中唐时荼字衍生为茶。陆羽《茶经一之源》：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树如瓜芦，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实如栟榈，蒂如丁香，根如胡桃。中国茶的外传，主要依靠中外文化交流和贸易。唐代时茶传往日本、朝鲜等地，后又从南方海路传往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和欧洲各国，并进一步传向美洲大陆。北方由陆路传往俄国、波斯等地。现世界各国语言中茶词的读音，大多源于中国福建厦门及广东方言的译音。
茶(1)[Tea]之茶产品或制品。
茶树芽叶及由其制成的饮料。如茶叶(茶)、茶水。传说以荼为饮料，始于神农时代，兴于唐，盛于宋，今已成为世界三大饮料之一(另两种是咖啡和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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