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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为国饮史悠久,祁红茶香溢五洲(下)

2021-08-15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茶为国饮史悠久,祁红茶香溢五洲(下)”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茶为国饮史悠久,祁红茶香溢五洲(下)”相关知识!

100多年来,祁红多次获世界金奖、国家金奖,被誉为茶中英豪有王子茶、茶中英豪、群芳最之美称。

祁门茶叶条索紧细秀长,外表色泽乌润,锋杪秀丽,汤色红艳明亮,最具魅力的是香气,特别是其香气酷似果香,又带兰花香,清鲜而且持久,既可单独泡饮,也可加入牛奶调饮。祁门茶区的江西浮梁工夫红茶是祁红中的佼佼者,向以香高、味醇、形美、色艳四绝驰名于世。

英国是世界上饮红茶最多的国家之一,而饮下午茶更是一种高雅的社交活动。在英国,人们在进下午茶点时,茶要点点润饮;点心要细细品尝;着装要典雅入时,人们将饮茶视为一种高贵身份的象征,而当时的祁门红茶是下午茶中的极品。

多年来祁红一直被列为我国的国事礼茶招待各国贵宾。历史的摄像机则永久地珍藏着这样的镜头:刘少奇主席、江总书记出国访问时都曾带过祁门香馈赠外国元首。邓小平同志视察黄山时曾赞誉你们祁红世界有名!

百余年的历史,百余年的辉煌。祁门红茶早已走红了世界。而祁门百姓以茶待客的习俗,也由绿茶改为了红茶,人们闲暇相聚,谈今论古,海阔天空,一杯杯红茶伴着多少个亲朋好友们度过一个个惬意的午后!

安徽黄山市祁眉茶旅有限公司致力于振兴祁红产业,从制作技艺上恢复古法,以茶叶初生嫩蕊制成的祁眉高级祁红甫一面世,便以其贵族气质令人耳目一新,成为国家钓鱼台国宾馆指定礼宾用茶。根据双方的约定,祁眉高级祁门红茶一经问世,只能在高端茶叶市场销售,这也确定了祁眉高级祁门红茶是中国茶叶大家族里的新贵。并荣耀进入2010上海世博会。

可以肯定的说,当代的祁门人,正在孕育着新的奇迹,新的辉煌。

我们赞叹茶叶的神奇,茶凝聚了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千百年来,无论是山野村夫还是文人墨客,虽然他们各用不同的方式饮茶、品茶、感悟茶,但殊途同归,都有意无意地在茶的滋养下,浸润出和敬清廉的中华茶文化。有了中华茶文化这一内涵,中国茶能超越雅俗、阶层、国界,能集解渴、怡情、社交、修政于一体,不但传统而且超俗,品茶同时品文化、品人生。茶为国饮,是因为茶的内在价值,在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们身体保健意识越来越强的今天,品茶,吻合了人类发展的内在需求。以茶会友、以茶清政、以茶修德成为国人自觉普遍的习惯时,我们倡导茶为国饮,并不是为一种文化遗产贴上标签,而是要与倡导新生活、新保健价值观联系起来,真正把饮茶确立为一种全民的健康生活方式。通过对茶文化加以发掘,利用茶德来宏扬民族文化;要提倡以茶为礼,以茶待客,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要让茶的生产开发与新科技、新产业、新消费方式结合,树立品牌,不断创新,这样才能让茶在新世纪里焕发出生命力。

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徽商的兴盛产生了徽文化,徽文化塑造了徽商的品格儒商。如今,在迈向民族复兴的征程中,在大力挖掘传承民族优良传统的倡导下,首先应该正确认识徽商文化的精华,将不因时代变迁而褪色的徽商精神发扬光大。这种如骆驼般的自强不息、负重进取的精神,是一种不因时代变迁而褪色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有形的物质财富固然宝贵,但无形的精神财富更应得到今人的珍视,而徽商精神就是其中之一。它将会让我们世代受益于无重塑或者超越历史辉煌,新徽商们励精图治所希望实现的愿望按照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构建新徽商品牌。

坚信当代的徽商祁门红茶人一定会在以茶修德,品味人生的追求中,必将达到更高的境界。让我们弘扬民族的茶文化,用辛勤的汗水酿造最醇厚的茶香,给美好的生活再增添飘香的温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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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乱的五代十国茶史


五代茶文化现状

公元907年,唐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终于为五代十国所替代,使我国再一次地陷入了南北分裂和群雄割据的局面。北方又处于连年战火不熄的动乱之中。分裂和割据对民间饮茶和茶叶消费有一定影响。上层社会特别是王室在唐朝把饮茶早已溶入他们生活,所以,不管社会变动有多大,他们还是会想出各种办法来满足他们的生活习惯的。

这一点,我们不妨举唐僖宗的一个典型例子来一说。

公元881年初,黄巢的起义大军从洛阳接着攻下了长安,这时僖宗从陕西一直逃到了四川,但他还没有下诏叫顾渚等地停办贡茶。当年常州刺史王枳派人把贡茶直接解送四川以后,写了一首极其哀伤的诗,称“今朝拜贡盈襟泪,不进新芽是进心”,一方面表示对李儇的忠心;一方面也悲叹国家到这样一步,还不忘继续征办贡茶的无可奈何的心情。五代的君主也是一样,虽然实际只剩中土一小块地方,且52年更换了五个朝代,江山一直处在动摇之中,但唐代存在的贡茶赐茗之风,还是一直保留了下来。

北魏时,鲜卑人喝奶不饮茶,每次朝宴虽都有茶水,但南方来投的臣僚,“皆耻不复食”,只有兵士贱役的南人才吃。可是由上可以看出,到五代时就不同了,不但汉族,就是后唐、后晋和后汉沙陀贵族,在他们入主王宫以后,也和唐代宫廷生活一样,尚茶之风不衰,贡赐之制不绝。

这一时期南方的茶叶生产和茶叶贸易,虽然分属五六个小国各自进行,但由于社会较北方相对安定,有的政权对农田水利和经济建设也比较重视,所以,不但没有衰落,如闽、楚等还有显著的发展。

关于五代南方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发展,我们还可从有关茶书和农书的技术记载中找到说明。如过去制茶和茶类,直到唐朝中期陆羽的《茶经》中才具体谈到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几种,至于这些茶的形制、特点和名字,陆羽没有再细说下去。可是至五代毛文锡的《茶谱》中,对全国各地生产茶叶地名、园名、茶名、重量、制法、特点等等,就记述得很清楚。

关于茶树栽培技术的记载,陆羽《茶经》最早比较系统地提到了茶树生产技术,但比较简略,对当时的茶树应该怎样栽培管理,仍是不大看得清楚。但是,在这时《四时纂要》的这部农书中,对如何种茶和茶园怎样管理,就记述得十分详细,以至在我国整个古代,有关茶树栽培技术的记载,基本都是照搬《四时纂要》的内容。如果不是当时发展茶叶生产的需要,《四时纂要》和唐宋的其他农书,就无须要提茶树的栽培技术;没有五代茶树栽培管理的提高和进步,也不可能有《四时纂要》那样翔实和合理的技术记载。

所以,综合上述各点,我们认为五代北方社会经济展有所衰退,但南方茶叶生产和贸易反有所发展。

湖北茶史(下)


元代,光国军所属的通山、大冶、阳新等,俱产茶。元盛时,兴国及通山产茶之所,有园户、商户。以茶株纳税,每十引为一据,据纳中统钞一百二十五两,其所用袋装茶引纸,俱以江州请用,关防装袋打角,仍运司领给,由富池口批验称盘,然后出江发卖。是兴国元时产茶之证。

明季,政府对茶业生产十分重视。太祖谓参政张昶日:茶之所产,多在江西、湖广、所以前朝茶运司,在江州专任茶课,尔差官分投前去,各府州踏勘,且数起科作额,以资国用。《明史食货志》载,产茶之所,湖北以弄昌为首,惟兴国最著。崇阳县西南龙泉山产茶,味甘美,号龙泉茶。兴国(今阳新)大坡山产茶,号坡山凤髓。《群芳谱》云:太和山(今武当山)出骞林茶,初泡极苦涩,至三四泡,清香特异,人以为茶宝。《明一统志》谓骞林叶,太和山出。《均州志》云:木之异者,有骞林树,芽茁如阳羡,能涤烦热,道流所珍。武当山中官陈善于弘治二年(1489年),复贡骞林叶茶,供明王朝宗室享用。阳新县,桃花尖山出茶,号桃花绝品。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兴国州,贡茶芽六十斤。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讲究茶廛,每茶一窠,初采茶芽二两五钱,中采二两,末采一两三钱,其焙干五两重。嘉靖年间,兴国除陈折抽茶课外,岁贡茶芽六十斤,则务虽废,而其制犹存也。嘉鱼南阳山产茶。明李教有殷勤烧茶夜煎茶之句。江夏县九峰寺狮子崖产茶。明末废去茶园大半,至今每岁不下提余。荆州海会寺产茶。建始产茶,明正德六年(1511年),产茶一千九百一十斤七两。利川县忠路雾洞坡,土人遍种茶树,经久耐泡,清香持久,谓之雾洞茶。

清代初期,政府只教树桑柘。为衙茶茗。茶业生产,裹足不前。至清晚期,一些具有深谋远虑的政界首脑,认识到生齿繁而遗利少,若持农业一端,断难养瞻,以后日困日促,有何底止。为此,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从治国安帮的角度出发,兴利除弊,进行茶业改良,兴办机器制茶,开拓茶叶销路,劝民广植茶树,促进了茶业生产的发展。

清朝时期,各地植茶已相当普遍。有的地区以茶为业,赖以为生。蒲圻之茗山茶。康熙年间,有山西估客购茶邑西芙蓉山,峒人迎之,代收茶,取行佣,估客收茶义宁州,因进峒,教发红茶做法,茶只一种,大红雨前为头茶,名乌龙肄。生者为子茶,复末为禾花,又日荷花,最后为秋露。红茶以蒸晒,乘热复以布,色变红,再晒不过火。黑茶则晒而复蒸,蒸而复晒。亦有炒热者,可作清茶。乾隆年间,蒲圻细民女红,自县南以西,崇山峻岭,挖山采葛,树桑培茶,衣食丰足。嘉庆年间,山民多种茶,藉以资生。宜统二年,由劝业道开办茶叶讲习所,授以茶树栽培、采摘、制造之法。由于出茶甚饶,年额茶税银四十两,居全省第二位。至清末,羊楼峒所产的茶叶品种有:物华、桦华、精华、月华、春华、天华、天专馨、夺魁、赛春、一品、谷芽、谷蕊、仙掌、如栀、永芳、宝蕙、二五、龙须、凤尾、奇峰、乌龙、华宝、惠兰等二十四种之多。

崇阳县城西四十里鲁溪崖产茶。县西七十里龙窖山产龙渊茶。《崇阳县志》云:今四山俱种茶,山民藉以为业。往年山西商人购茶于蒲圻之差别楼峒,延及邑西沙坪,其制采楼叶,入锅火焙,置布袋中,揉成再搂者,入甑蒸软,取梢细叶,洒面压作砖,竹箱贮这,贩往西北口外,名黑茶。道光季年岁,商履集采细叶,曝日中揉之,不用火焙,阴雨则以炭焙干,收时碎成末,贮以枫柳木作箱,贮内裹薄锡,住外洋卖之,名红茶。同治二年(1863年),沙俄商人巴提耶夫,来汉经营茶叶,为减少中间环节,牟取暴利,前往崇阳大沙坪、蒲圻羊楼洞等地,开设茶庄,利用毛茶,制成茶砖出口。年额茶税银二十五两。

武昌县南一百四十里,黄龙山,山顶常年云雾,产云雾茶及佳。茶之属者,邑人多种于隙地,隔年播种茶子数十棵,至次年倾生,烈日用树枝遮之,三年便可采,有雨前、明前、雀舌诸名。土人为嫩为贵,故味清香而不腴。

大冶县之茗同产茶。《大冶志》云:茶出天台、汪家崖、吴家岭诸山。

江夏县东南六十里有灵泉山,其顶平旷,云雾缭绕,产云雾苛。

通山县城南九十里三界尖,旧产云雾茶,人贡。清末时,蔸茶不生。年额茶税银八十五两,甲于全省。

嘉鱼县之阴山产茶。年额茶税银二十两。

咸宁县,乡民多植茶,每年清明、谷雨季节,茶芽初发,乡间况事红茶,摘茶、踩茶、焙茶,民无暇刻。年额茶税银三十五两,居全省第二位。

五峰县,邑属水[氵尽]、石梁、白溢等处,值产茶。每于三月,有茶之家,妇女大小,俱出采茶。清明节采者,为雨前细茶,谷雨节采者,为谷雨细茶,并有白毛尖,萌勾亦日茸勾等名,其余为粗茶。顾彩去:王峰渚山产茶,利最薄,统名峒茶。上品者,每斤钱一贯,中品者,楚省之所通用,亦日汀潭茶。故茶客来往无虚日,茶客至,官给衣食,以客礼待,去则给引。顾彩在《采茶歌》中,对五峰土家人春日采茶以及茶农在容美土司的残酷压榨下,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描述得淋漓尽致。

远安县,茶以鹿苑为绝品,每赖所产,不足一斤。鹿苑,乃远安县西鹿溪山寺因名。鹿苑茶不及凤山茶著名,然凤山亦无茶,外间所卖才,皆出董家坂、马家坂等处。以地近凤山故名。凤山即鸣凤山。按:陆羽《茶经》云:茶出山南者,以峡州为上,生远安山谷,盖指此茶而言之。

利川县南一百三十里有乌通山,里人种茶其上,号乌通茶。忠路乌洞坡,土人遍种茶树,其叶清香,迥异他处,名乌洞茶。

鹤峰县,神仙园、陶溪二处,茶为上品,州惟茶利最溥。《鹤峰州志》云:容美贡茶。茶树遍地生殖,惟州署后数株所产最佳,味亦清腴,取井水烹服,驱火除瘴,散气止并解一切杂症,现生产极饶。咸丰甲寅年(1854年),州人高炳文之同众共议,清示设栈,多方经营,由是远客鳞集,城乡有食其利者,而财源渐开矣。自丙子年(1876年),广商林宸来州,采办红茶,泰和合谦慎安两号设茶庄本城五里坪,办运红休,载至汉口,兑易洋人,称为高品。

建始县邑民多种茶。年额茶税银六两七钱。

黄梅县西北紫云山,其顶平旷,有僧人植茶,号紫云茶。

圻水县,斗方山及人家诸畏圃皆出茶。

由此述可见,通称产茶。故《清一统志》云:武昌府、宜昌府、施南府皆土贡茶。襄阳府土贡骞林叶茶。

再从湖北茶课来看,额行茶二百四十八引,系咸宁、嘉鱼、蒲圻、崇阳、通城、兴国、通山七县,请领所有茶引,向种茶户经纪坐销二百三十三引。建始县经行销十八引,每引额征纸价银三厘三毫,坐销者征税银一两,行销者税银二钱五分,课银一钱二分五厘,其额征税银二百三十四两五钱,课银二两二钱五分。行茶到关,仍行报税,又均州、荆州、钟祥县本地铺户肩贩小篓、搂茶,每引报税银一厘八毫名落地税。尽收尽解。乾隆八年,(1743年),以四川建始县改隶湖北施南府,旧行茶十八引,随带湖北,每引征税银二钱五分,课银一钱二分五厘,共六两七钱五分。十三年(1748年),议准湖北建始县茶引,由本县截角给商。在本地行销至行过残引,由商呈缴申司送部。这些历史载,皆可证湖北产茶之饶,已成为我国主要产茶地区之一。

从湖北历史上看,溯自神农氏部落发现茶并利用茶以来,由于朝代之兴废,人事之代谢,历朝历史代政府,均制有各自的茶业政策,保护茶树资源,发展茶业生产,或张或驰,或得或失,左右着茶业生产的兴衰。荆楚先民,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不断总结生产经验,逐渐由单纯利用自然经济,进而发展为生产经济,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前进。

转自《农业考古》

世博茶火炬传递重庆站暨“茶香五洲 春暖山城”茶文化艺术节


世博茶火炬传递重庆站暨“茶香五洲春暖山城”茶文化艺术节

3月15日,迎世博茶火炬经北京、广州、深圳、香港等城市传递到重庆。下午一时,在荟茗茶业形象店前,世博茶火炬熊熊燃烧,火炬手从此开始棒棒传递至会场,拉开315茶文化艺术节的帷幕。

迎世博茶火炬重庆站暨茶文化艺术节由中国社科院工经所茶产业发展研究中心、重庆荟茗茶培训中心主办,重庆动力时光购物中心协办。原中国茶业产销集团董事长、国际茶业科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于观亭先生、中国社科院工经所茶产业发展研究中心陆尧主任、重庆市就业局副调研员吴光志先生、重庆市就业局副调研员周红敬女士等领导专家现场出席,荟茗茶艺培训中心秉承“荟香茗、聚雅士、传茶道、赏茶艺”的宗旨,组织重庆茶艺师,倾情演绎,让市民亲近茶文化,感受丰富生活,拥有健康身体,品饮茶之曼妙。

此次活动主持人由荟茗艺术团团员、黑金茶庄庄主霁茗担任。脍炙人口的《六口茶》、精湛的《巴国贡茶茶礼》、《安化千两茶茶艺》、少儿茶艺《浓浓奶茶情》、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惊鸿舞》、诗歌朗诵《梦想做鸟》、身着旗袍的少儿拉丁舞《DancingQuess》、美轮美奂的茶人服走秀《茶之语》等系列活动展示茶艺师的风采,优雅自信的茶艺师为自己代言。

茶文化艺术节还设置了与市民朋友互动的环节,《猜猜茶》游戏通过目品、鼻品、口品辨别茶品类,充分的调动了广大市民朋友对茶的兴趣与爱好。茶文化移动课堂区与茶席展示区也让在场的市民朋友对茶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和了解。

我们是优雅茶艺师,我们为自己代言。

古韵悠久的制茶史


中国制茶历史悠久,自发现野生茶树,从生煮羹饮,到饼茶散茶,从绿茶到多茶类,从手工操作到机械化制茶,期间经历了复杂的变革。各种茶类的品质特征形成,除了茶树品种和鲜叶原料的影响外,加工条件和制造方法是重要的决定因素。本文就制茶历史做简单介绍。

(一)从生煮羹饮到晒干收藏

茶之为用,最早从咀嚼茶树的鲜叶开始,发展到生煮羹饮。生煮者,类似现代的煮菜汤。如云南基诺族至今仍有吃凉拌茶习俗,鲜叶揉碎放碗中,加入少许黄果叶,大蒜,辣椒和盐等作配料,再加入泉水拌匀;茶作羹饮,有《晋书》记吴人采茶煮之,曰茗粥,甚至到了唐代,仍有吃茗粥的习惯。三国时,魏朝已出现了茶叶的简单加工,采来的叶子先做成饼,晒干或烘干,这是制茶工艺的萌芽。

(二)从蒸青造形到龙团凤饼

初步加工的饼茶仍有很浓的青草味,经反复实践,发明了蒸青制茶。即将茶的鲜叶蒸后碎制,饼茶穿孔,贯串烘干,去其青气。但仍苦涩味,于是又通过洗涤鲜叶,蒸青压榨,去汁制饼,使茶叶苦涩味大大降低。

自唐至宋,贡茶兴起,成立了贡茶院,即制茶厂,组织官员研究制茶技术,从而促使茶叶生产不断改革。唐代蒸青作饼已经逐渐完善,陆羽《茶经.之造》记述:晴,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即此时完整的蒸青茶饼制作工序为:蒸茶、解块、捣茶、装模、拍压、出模、列茶晾干、穿孔、烘焙、成穿、封茶。

宋代,制茶技术发展很快。新品不断涌现。北宋年间,做成团片状的龙凤团茶盛行。宋代《宣和北苑贡茶录》记述宋太平兴国初,特置龙凤模,遣使即北苑造团茶,以别庶饮,龙凤茶盖始于此。

龙凤团茶的制造工艺,据宋代赵汝励《北苑别录》记述,有六道工序:蒸茶、榨茶、研茶、造茶、过黄、烘茶。茶芽采回后,先浸泡水中,挑选匀整芽叶进行蒸青,蒸后冷水清洗,然后小榨去水,大榨去茶汁,去汁后置瓦盆内兑水研细,再入龙凤模压饼、烘干。

龙凤团茶的工序中,冷水快冲可保持绿色,提高了茶叶质量,而水浸和榨汁的做法,由于夺走真味,使茶香极大损失,且整个制作过程耗时费工,这些均促使了蒸青散茶的出现。

(三)从团饼茶到散叶茶

在蒸青团茶的生产中,为了改善苦味难除、香味不正的缺点,逐渐采取蒸后不揉不压,直接烘干的做法,将蒸青团茶改造为蒸青散茶,保持茶的香味,同时还出现了对散茶的鉴赏方法和品质要求。

这种改革出现在宋代。《宋史.食货志》载:茶有两类,曰片茶,曰散茶,片茶即饼茶。元代王桢在《农书.卷十.百谷谱》中,对当时制蒸青散茶工序有详细记载采讫,一甑微蒸,生熟得所。蒸已,用筐箔薄摊,乘湿揉之,入焙,匀布火,烘令干,勿使焦。

由宋至元,饼茶、龙凤团茶和散茶同时并存,到了明代,由于明太祖朱元璋于1391年下诏,废龙团兴散茶。使得蒸青散茶大为盛行。

(四)从蒸青到炒青

相比于饼茶和团茶,茶叶的香味在蒸青散茶得到了更好的保留,然而,使用蒸青方法,依然存在香味不够浓郁的缺点。于是出现了利用干热发挥茶叶优良香气的炒青技术。炒青绿茶自唐代已始而有之。唐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中言道:山僧后檐茶数丛斯须炒成满室香,又有自摘至煎俄顷余之句,说明嫩叶经过炒制而满室生香,有炒制时间不常,这是至今发现的关于炒青绿茶最早的文字记载。经唐、宋、元代的进一步发展,炒青茶逐渐增多,到了明代,炒青制法日趋完善,在《茶录》、《茶疏》、《茶解》中均有详细记载。其制法大体为:高温杀青、揉捻、复炒、烘焙至干,这种工艺与现代炒青绿茶制法非常相似,参看附录中绿茶制造工艺。

(五)从绿茶发展至其它茶类

在制茶的过程中,由于注重确保茶叶香气和滋味的探讨,通过不同加工方法,从不发酵、半发酵到全发酵一系列不同发酵程序所引起茶叶内质的变化,探索到了一些规律,从而使茶叶从鲜叶到原料,通过不同的制造工艺,制成各类色、香、味、形品质特征不同的六大茶类,即绿茶、黄茶、黑茶、白茶、红茶、青茶。

茶史纵横(下)


元代

走向繁复、琐碎、奢侈的宋代茶艺,到了元代,又回归真朴,追求简约,重返自然。与宋代茶书兴盛的状况相反,元代茶业着作却迅速地滑到了谷底。经过千曲百折,明代茶集的编撰再度呈现辉煌,五十多部茶书相继问世,真是另有奇葩逞风流,成为我国封建时代的茶书撰写巅峰时期。

元移宋鼎,中原传统的文化精神受到严重打击,茶文化也面临逆境。

与宋代茶艺崇尚奢华、繁琐的形式相反,北方少数民族虽嗜茶如命,但主要出於生活的需要,对品茶煮茗没多大的兴趣,对繁琐的茶艺更不耐烦。原有的文化人希冀以茗事表现风流倜傥,也因故国残破把这种心境一扫而光,转而由茶表现清节,磨砺意志。

选茗艺茶,是品茶的第一要素。明代的名茶品目繁多,最为人们称道的六品,即:虎丘茶、天池茶、罗、茶、六安茶、龙井茶、天目茶,其中又最崇尚罗、茶。罗、茶产地在今浙江省长兴县境,介於山中谓之、,罗氏隐焉故名罗(许次纾《茶疏》);罗、去宜兴而南逾八九十里,浙宜分界,只一山冈,冈南即长兴山,两峰相阻,介就夷旷者,人呼、云。

刻意追求茶原有的特质香气和滋味,是明人的特色之一。对於前人的制作和饮法使茶香失去天然、纯真,他们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即茶之一节,唐宋间研膏、蜡面、京铤、龙团,或至把握纤微,直钱数十万,亦珍重哉、而碾造愈工,茶性愈失,矧杂以香物乎?曾不若今人止精於炒焙,不损本真。故桑、《茶经》第可想其风致,奉为开山,其舂、碾、罗、则诸法,殊不足仿。批评到茶圣陆羽的头上,话已经说得够尖锐了。那麽,如何才能精於炒焙,不损本真呢?这就是明人在蒸青基础上改进而成的、更臻完美的炒青法。

花茶的发明虽在宋代,但到明代时,花茶已从文人隐士别出心裁的雅玩逐渐普及到民间,成为普通人品茶的又一新天地。木樨、茉莉、玫瑰、蔷薇、兰蕙、桔花、栀子、木香、梅花皆可作茶。放花的比例是三停茶叶一停花始称,因为花多则太香而脱茶韵,花少则不香而不尽美。木樨采摘的花先去掉枝蒂和沾在花上的灰尘与虫子,用瓷罐一层茶一层花投间至满,用竹叶或纸扎牢,入锅重汤煮之,取出待冷,用纸封裹,置火上焙干收用。流行的还有橙茶,将橙皮切作细丝,一斤以好茶五斤熔干,入橙丝间和。用密麻布衬垫火箱,置茶於上烘热,净棉被罨之。三两时随用建连纸袋封裹,仍以被罨焙干收用。另有一种莲花茶,於日未出时,将半含莲花拨开,放细茶一撮,纳满蕊中,以麻皮略絷,令其经宿。次早摘花,倾出茶叶,用建纸包茶烘干。再如前法,又将茶叶入别蕊中,如此者数次,取其焙干收用,不胜香美。

水质评鉴,是品茶的又一要素,也是明代茶书论述的又一重点。前人一贯对水的鉴别十分重视,明代也有专着,如田艺蘅撰的《煮泉小品》(1554年),全书5000余字,分为源泉、石流、清寒、甘香、宜茶、灵水、异泉、江水、井水、绪谈十类,议论夹杂考据,洋洋地阐述了各类水的具体状况,虽然不乏可议之处,但仍不失为一本系统的烹茶用水着作。

在宋、元时代之后,中国人所饮用的茶,固形茶是最通行的;到了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代以后,认为固形茶是奢侈浪费,已经失去茶的真味,同时要人民节省劳力,於是废止末茶(使固形茶成为粉末的)而鼓励人民喝一种连茶叶的煎茶。这一种从固形茶到煎茶的大变化,使得中国茶书的根底发生动摇,但随着煎茶的普及,关於茶的知识的需求也格外提高。

从明代开始,有茶政之设,正式管理以茶易马的互市,这种机构称为茶司马,为官家正式设立管理茶政的大组织,可见茶在当时已占明朝军事与对外贸易的重要地位。

清代

清代伊始,就废弃一切禁令,允许自由种植茶叶,或设捐统收,或遇卡抽厘,以讫於民国的茶政。从此可看出:茶是人民不可缺少的主要饮料,所以才视之为: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

进入封建末世的清代,虽然有过康乾盛世,但终究无可挽回地走上了政治经济的式微之路。在这种新的格局下,中国茶文化虽然不免受到影响,而饮茶却更为平民化、更为普及,只是清代二百六十多年间,茶的着作只有十多种,其中有的还下落不明,与明代的盛大状况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清代的痴茶、爱茶、醉茶之士,并非完全在传统中作茧自缚,他们也有鲜活的思想和勃发的创造。只是他们的真知灼见,大多融会到诗歌、小说、笔记小品和其他着述之中。

丰富地载录清代茶事的书,当首推《清稗类钞》。这部书由清末民初人徐珂采录数百种清人笔记,并叁考报章记载而辑成,大都是反映清人的思想和日常生活的。该书中关於清代的茶事记载比比皆是,如京师饮水、吴我鸥喜雪水茶、烹茶须先验水、以花点茶、祝斗岩咏煮茶、杨道士善煮茶、以松柴活火煎茶、邱子明嗜工夫茶、叶仰之嗜茶酒、顾石公好茗饮、李客山与客啜茗、明泉饮普洱茶、宋燕生饮猴茶、茶癖、静叁品茶、某富翁嗜工夫茶、茶肆品茶、茗饮时食肴等等,成为清代茶道与清人茶癖的全景观照。

《清稗类钞》还多方面记载了不同阶层的品饮活动。茶肆饮啜,有盛以壶者,有盛以碗者。有坐而饮者,有卧而啜者。进入茶肆者,终日勤苦,偶於暇日一至茶肆,与二三知己瀹苟深谈者有之,日夕流连,乐而忘返,不以废时失业为可惜者亦有之。清代京师茶馆,茶叶与水之资,须分计之。有提壶以往者,可自备茶叶,出钱买水而已。平日,茶馆中汉人少涉足,八旗人士虽官至三四品,亦厕身其间,并提鸟笼,曳长裙,就广坐,作茗憩,与圉人走卒杂坐谈话,不以为忤也。然亦绝无权要中人之踪迹。

茶膏产饮历史悠久


据记载,茶膏最早出现于唐代。唐代陆羽《茶经》中记载有畏流其膏、出膏者光、含膏者皱。据此记载可以认为,陆羽在这里所记载的膏,还不是制作而成的茶膏,而是指在制作饼茶时,茶汁溢出后的膏化现象。

唐代李肇《国史补》中记载的唐代贡茶中有岳州邕湖含膏。据此记载,唐代湖南岳州(今岳阳)已生产贡品邕湖含膏。

唐代张舜民《画墁录》中记载:贞元中常兖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耐之,谓研膏茶。据此记载,唐贞元(785~805年)中期真正意义上的茶膏出现。

五代十国时期(907~960年)陶谷所着《茗苑录》中记载有贡品茶膏玉蝉膏和缕金耐重儿。茶膏开始有名称,并出现了多个品种。

据《十国春秋》记载,南唐文通二年(937年)贡建州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据此记载,南唐文通二年(937年)福建建州生产的茶膏耐重儿已作为贡品入贡,但数量少,仅8枚,尤显珍贵。茶膏名称正式出现。

北宋徽宗赵佶(1082~1135年)自己编着了《大观茶论》,对茶膏油以饼面之事认为:茶之范度不同,如人之有面首也。膏稀者,其肤蹙以文;膏稠者,其理敛以实。说明赵佶对珍膏油其面显得更为重视,甚至把膏的质量优劣作为鉴别茶叶质量优劣的标准,认为膏稠者是珍品。

至明代,因罢造龙团凤饼贡茶而全部改为散形茶,茶膏亦随之销声匿迹。

到了清代,茶膏再次出现。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茶膏,并通过茶马古道输入西藏,而受到西藏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青睐,特别是活佛级以上僧侣和宗教领袖中更成为茶膏爱好者,同时又禁止民间人士饮用茶膏,因此很多大寺院自建制茶车间,自行熬制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后来茶膏以入贡形式进入清廷,成为皇室贵族的高级茶饮。至清雍正十年(1729年),普洱茶膏等正式成为贡品。

中国饮的历史悠久介绍


中国历史悠久,区域辽阔,其汉语方言众多,汉字在早期出现过“语音异声,文字异形”的状况。代表茶名的汉字就有十多个,诸如荼、诧、槚、苦茶、蔎、茗和茶等。

《诗经》提到“荼”字的近十处,虽然并不全部指茶,但“谁谓茶苦,有甘如荠”(《邶风•谷风》),“采荼薪樗,食我农夫”(《豳风•七月》)等,则被学者们认为是关于茶事的最早记载。

西周的古字书《尔雅》,其中也有“槚,苦荼”的解释,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晏子春秋》,亦有晏婴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炙三弋五卵茗菜而已”的记述。

此外,汉以来如司马相如的《凡将篇》、扬雄的《方言》、东汉华佗的《食经》以及《桐君录》等书,均有茶事记载。随着饮茶越来越多,茶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记述茶事的文献也一代比一代增加。

早期有关茶的记载虽然较为简单,但也留下了许多颇有价值的资料。像“荼生益州,三月三日采”(《神农本草》),就指出茶树原产地的益州是最早的茶区之一。

“荆巴间采荼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桔子芼之”,在《广雅》中,最早记叙了饼茶的制法、泡茶的方法等。这说明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巴国境内,已有人工茶园培植的茶叶。

茶作为非常珍重的贡品,献给周王室的记载,见于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这则记载说明,当时的茶叶生产已达到一定的水平。那时城市中已出现经营茶粥、茶饮的茶摊。

而在早期的记载中,许多文字都谈及茶叶的功能功效,如饮茶日久,《神农食经》记载:“茶若久服,令人有力悦志”,《桐君录》中说,饮茶可以却睡不眠,“巴东别有真茗荼,煎饮令人不眠。……又南方有瓜芦木,亦似茗,至苦涩,取为屑荼饮,亦可通夜不眠”。

古人发现茶和中草药同样可以治病,司马相如在《凡将篇》中,将茶、乌喙、桔梗、贝母、苓草、芒硝等一起,列为中草药。

由于早期文献对茶叶效能的记载和赞誉,说明了古人对于茶叶作用的认识,进一步推动了饮茶的风尚。

早期文献记载的许多趣闻轶事,反映了在饮茶方面由于南北地域不同而产生的文化差异。西汉宣帝神爵三年,官至谏议大夫的王褒所写的《僮约》里,在规定僮仆的任务中就有“烹茶尽具”和“武阳买荼”两条。

“烹荼尽具”是指烧茶、泡茶的茶具要准备齐全,并洗涤干净。“武阳买荼”是指到武阳去买茶叶,供居家饮用。在当时的社会时代里,自给自足的生产占居主导地位,但茶叶要赶到集市上去购买,可见汉代巴蜀地区茶叶商品化已达到相当程度。

至南北朝时,南齐永明十一年(493)齐武帝颁下遗诏,说自己逝世后,在灵前祭祀不必杀牲,只要供上糕、水果、茶、饭、酒和肉脯就可以了,还规定“天下贵贱,咸同此制”(《南齐书》)。可见,南朝朝野己普遍接受了茶饮。

北方贵族不喜茶饮,甚至鄙视、抵制饮茶的习惯。南齐秘书丞王肃因父亲获罪被杀,投归北朝,任镇南将军。

刚到北方上任时,王肃吃不惯羊肉和奶酪,常吃鲫鱼羹,同时喜欢喝茶。喝起茶来,一喝就是一斗。北朝士大夫称为“漏卮”。

数年后,王肃参加北魏孝文帝举行的朝宴,却大吃羊肉,喝奶酪粥,孝文帝很奇怪,问道:“卿为华夏口味,以卿之见,羊肉与鱼羹,茗饮与酪浆,何者为上?”

王肃为了迎合北方贵族,回答说:“羊是陆产之最,鱼为水族之长。都是珍品。如果以味而论,羊好比齐、鲁大邦,鱼则是邾、莒小国。茗最不行。只配给酪作奴。”孝文帝大笑。从此,北朝士大夫都将茶称为“酪奴”。

然而,这种情况并不长久,及至隋朝统一南北之后,南北经济文化交流更加密切。由于隋文帝爱好饮茶,上行下效,“由是竞采,天下始知饮茶”(《隋书》)。当时流传着一首《茶赞》:“穷春秋,演河图,不如载茗一车。”饮茶风尚,终于在北方传播开来。

自此饮茶文化逐步由混沌向文明嬗变。这种嬗变使记载茶的文献资料也不断地增加和丰富,以至出现了全面的、系统的茶书专著,这是历史造就的机遇。

到了唐代,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唐代的茶业充满活力,气象万千;茶产日兴,名品纷呈,饮茶之风大行朝野,茶叶贸易十分活跃,封建茶法,应运而生。

正所谓时代造英雄,由于茶业的发展和繁荣,唐代中叶,陆羽撰成了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从此开启了中国茶文化书籍的千年发展之路。

茶为席魂,心饮为上


茶,解渴清心,以品为上。茶滋于水,水籍乎器。茶汤无形,无器不盛。器,为茶之父,道由器传。由茶和器而入的茶道,是一门生活化的细致的艺术,茶席则是茶道有规则、有秩序地具体表现。《道德经》云:“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讲得非常贴切。这里的“有”,是指具体的茶席,通过茶器,为我们构建一个舒适便利的品茗空间。“无”是指,茶席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可以窥探传统之美的诗情画意的窗户,藉由茶席的画意、茶汤的色彩、茶汤的香气、茶汤的滋味、茶汤的气韵,让我们神态安然的平静下来,真切地用心去感受茶的“幽薄芳草天真气”,感受茶的“人生百味寓其中”,进而提高我们品饮的境界,以及中正淡和的审美体验。

茶席,是为品茗构建的一个人、茶、器、物、境的茶道美学空间,它以茶汤为灵魂,以茶具为主体,在特定的空间形态中,与其它的艺术形式相结合,共同构成的具有独立主题,并有所表达的艺术组合。

茶席,不是刻意地“摆”,是用心地去“布”。应天之时,载地之气,加以材美与工巧,藉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茶地融合沟通、协和相亲。器具之间,不是干枯的罗列展示,彼此有着生命的相生相惜,有着气韵流动地相互映照。茶席不是作秀,是为了让我们更美更风雅地去喝茶。茶席是实用且美着的艺术,二者不可孤立与分割。它首先是实用,其次才是美。茶席营造衍生出的美感,是为实用去服务的。日本的工艺大师柳宗悦说过:“随着使用,器皿之美与日俱增。弃之不用,器皿便会失去意义,美亦将不复存在,故而美是用的表现。”所以说,茶席是有思想,有表达,有诗情,有画意的茶道艺术组合。

既然茶席是一个以茶为灵魂的茶道美学空间,那么这个空间里的所有载体与构件,都要服从和衬托于茶这个主体,而不能喧宾夺主。故明代陈继儒在《小窗幽记》中说:“知蓄书史,能亲笔砚,布景物有趣,种花木有方,名曰清致。”茶席的清致与美,与陈眉公所言又是何等的相似!

茶的品饮,又以汤色、滋味、香气和气韵为主,而感受这四个要素,必须依靠和调动我们的感觉和知觉,去细细体会与品味。“欲达茶道通玄境,除却静字无妙法。”静是中国茶道修习的必由途径,只有不断减少茶道空间里,影响眼、耳、鼻、舌、身、意的干扰因素和信息冲击,我们的身心才能变得松驰和沉静,我们的直觉和感觉,才会更加敏锐与精准。因此茶席的设计,力求简古通幽、质朴素雅。正如米开朗基罗所说:“美就是净化过剩的过程。”美丽与否,在于你如何剔除那些影响美丽的因素。这个观点,与德国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提出的“少即是多”的设计哲学,不谋而合。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身心的愉悦沉静与否,还与茶席平面的大小,泡茶人的坐姿,泡茶人在水平作业区域内的最大伸展能力,以及身心能够承受的负荷,茶席的色调,煮茶器、泡茶器、品茶器把持的舒适性,泡茶、分茶的逻辑秩序等因素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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