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茶为国饮史悠久，祁红茶香溢五洲（上）”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茶为国饮史悠久，祁红茶香溢五洲（上）”相关知识！
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茶叶的发源地，原始社会神农时代，即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之说，然而，中国在茶叶上对人类的贡献，主要在于最早发现并利用茶这种植物，并把它发展形成为中国和东方乃至整个世界的一种灿烂独特的茶文化。
把这种中国最古老草本植物采摘、炒研而成的茶叶，融水火于一体，水火相济，刚柔兼备，品饮而回味无穷，使人神清气爽从而堪称世间一绝，是所有草本植物类中最神奇、最奥妙、最富有魅力的一种，它有资格同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并列为华夏神州的第五大发明。
饮茶，做为饮食文化，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茶水，做为人民生活的必需品，早已融入社会生活的血液之中;茶，做为友谊与礼仪的史者，早已誉满天南海北五洲四海
翻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一股茶香的气息扑面而来从宫廷盛宴，乡间小酌，到送亲别朋，豪饮庆功;从婚丧嫁娶，祭祀奠祖，到祈神祷天，生儿育女，何曾离开过茶?茶，世世代代陪伴着人类的欢乐与悲哀，希望和忧虑，胜利和失败，出生与死亡;茶，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在人类的精神世界里，沉浸着它那神秘的魅力，漂溢着它那永恒的香泽，滋润着人类智慧的光辉
神州大地，人杰地灵，历代诗人们以茶伴酒，以茶入诗，以茶抒情，茶情茶事，皆入诗中。西晋左思的《娇女》诗也许是中国最早的茶诗了。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写的左思的两位娇女，因急着要品香茗，就用嘴对着烧水的鼎吹气。与左思此诗差不多年代的还有两首咏茶诗：一首是张载的《登成都楼》，用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的诗句，赞成都的茶;一首是孙楚的《孙楚歌》，用姜、桂、茶出巴蜀，椒、橘、木兰出高山的诗句，点明了茶的原产地。而西晋陆羽《茶经》的问世，更是一举奠定了他的茶祖地位。
中华文库，千卷万牒，从《诗经》、《离骚》到《红楼梦》、《水浒》哪一卷哪一丛里没有茶的风采，茶的诗韵，茶的故事，茶的力量
数千年来，茶成为中华民族的国饮，且与诗结下了不解之缘。茶为诗人所品，被剪裁融铸于诗，古谓咏茶诗、茶诗。茶有诗更高雅，诗有茶更清新。世代相传留下的茶诗、茶词，不下数千首。中国历代咏茶诗词具有数量丰富题材广泛和体裁多样的特征，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的一支奇葩。
到了唐代，我国的茶叶生产更是兴盛，饮茶风尚也在社会上逐渐普及开来，上至宫廷下至百姓，茶亦是煮得沸腾，处处山川茅庐飘溢茶香。文人墨客办茶会、写茶诗、品茶论道，以茶会友，或饮茶一盏，或吟诗一章，或饮一瓯茗，或吟两句诗。茶和诗一样，成为诗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或一大乐趣，于是产生了大量有关茶的诗词，从而成就了大唐茶道。据《全唐诗》不完全统计，涉及茶事的诗作有600余首，诗人有150余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盛唐诗人，都创作了大批以茶为题材的诗篇。茶在许多诗人、文学家中也成了不可缺少的物品。最先咏茶入题写诗的却是善饮酒的李白。李白是以斗酒诗百篇而被誉为文坛神话，他高举酒樽长吟：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但茶怎能不获得闻惯了酒香的谪仙人的垂青?他的《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一诗，写得浪漫飘逸，别有韻味。诗曰：尝闻玉泉山，山涧多乳窟。仙气白如鹤，倒悬清溪月。茗生此石中，玉泉流下歇，根柯洒芳津，采服润肌骨。纵观这首诗，虽依然有着李白惯有的从容与洒脱，但对茶的由衷称颂却也透出了他一贯的豪放与飘逸;诗圣杜甫面对人生高唱：白日放歌好纵酒，青春做伴好还乡，但他在《重过何氏五首》之三中描写品茶题诗的乐趣，却非同凡响：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石阑斜点笔，桐叶坐题诗。翡翠鸣衣桁，蜻蜓立钓丝。自今幽兴熟，来往亦无期。白居易的咏茶诗多达70多首，最为后人推崇的当是《茶山境会亭欢宴》诗，把文人墨客品茶斗胜的盛况描写得淋漓尽致。诗曰：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各作一家春。香娥递舞应争妙，紫笋(茶名)齐尝各斗新。大诗人王维为友人送行，悲怆地唱出：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巨响;但他在《酬严少尹徐舍人见过不遇》中，公门暇日少，穷巷故人稀。偶值乘篮舆，非关避白衣。不知炊黍谷，谁解扫荆扉。君但倾茶碗，无妨骑马归。一样透出了他清新、坦然的诗意风格。
因为有茶，不少咏茶诗还赞美茶是有品味、有灵性之物。韦应物《喜园中茶生》诗曰：性洁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性灵味，得与幽人言。郑板桥诗曰：只和高人入茗杯。茶品、人品相提并论，进入了天人一气，人茶交融的美妙境界。
因为有茶，陆游才倾注饮茶于笔端：嫩白半瓯尝日铸(茶名)，硬黄三卷学兰亭。他一生痴情得益于茶，寿享86岁;因为有茶，苏东坡拨弦而歌，岳飞挥剑起舞，因为有茶，陶渊明甘居田园寂寞，郭沫若纵笔描绘《女神》
从屈原、李白、白居易、苏东坡、王安石、岳飞、文天祥、陆游哪一位风流人物不曾用茶滋润过歌喉，洗濯过情感，亢奋过雄心，磨砺过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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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解渴清心，以品为上。茶滋于水，水籍乎器。茶汤无形，无器不盛。器，为茶之父，道由器传。由茶和器而入的茶道，是一门生活化的细致的艺术，茶席则是茶道有规则、有秩序地具体表现。《道德经》云：“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讲得非常贴切。这里的“有”，是指具体的茶席，通过茶器，为我们构建一个舒适便利的品茗空间。“无”是指，茶席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可以窥探传统之美的诗情画意的窗户，藉由茶席的画意、茶汤的色彩、茶汤的香气、茶汤的滋味、茶汤的气韵，让我们神态安然的平静下来，真切地用心去感受茶的“幽薄芳草天真气”，感受茶的“人生百味寓其中”，进而提高我们品饮的境界，以及中正淡和的审美体验。
茶席，是为品茗构建的一个人、茶、器、物、境的茶道美学空间，它以茶汤为灵魂，以茶具为主体，在特定的空间形态中，与其它的艺术形式相结合，共同构成的具有独立主题，并有所表达的艺术组合。
茶席，不是刻意地“摆”，是用心地去“布”。应天之时，载地之气，加以材美与工巧，藉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茶地融合沟通、协和相亲。器具之间，不是干枯的罗列展示，彼此有着生命的相生相惜，有着气韵流动地相互映照。茶席不是作秀，是为了让我们更美更风雅地去喝茶。茶席是实用且美着的艺术，二者不可孤立与分割。它首先是实用，其次才是美。茶席营造衍生出的美感，是为实用去服务的。日本的工艺大师柳宗悦说过：“随着使用，器皿之美与日俱增。弃之不用，器皿便会失去意义，美亦将不复存在，故而美是用的表现。”所以说，茶席是有思想，有表达，有诗情，有画意的茶道艺术组合。
既然茶席是一个以茶为灵魂的茶道美学空间，那么这个空间里的所有载体与构件，都要服从和衬托于茶这个主体，而不能喧宾夺主。故明代陈继儒在《小窗幽记》中说：“知蓄书史，能亲笔砚，布景物有趣，种花木有方，名曰清致。”茶席的清致与美，与陈眉公所言又是何等的相似！
茶的品饮，又以汤色、滋味、香气和气韵为主，而感受这四个要素，必须依靠和调动我们的感觉和知觉，去细细体会与品味。“欲达茶道通玄境，除却静字无妙法。”静是中国茶道修习的必由途径，只有不断减少茶道空间里，影响眼、耳、鼻、舌、身、意的干扰因素和信息冲击，我们的身心才能变得松驰和沉静，我们的直觉和感觉，才会更加敏锐与精准。因此茶席的设计，力求简古通幽、质朴素雅。正如米开朗基罗所说：“美就是净化过剩的过程。”美丽与否，在于你如何剔除那些影响美丽的因素。这个观点，与德国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提出的“少即是多”的设计哲学，不谋而合。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身心的愉悦沉静与否，还与茶席平面的大小，泡茶人的坐姿，泡茶人在水平作业区域内的最大伸展能力，以及身心能够承受的负荷，茶席的色调，煮茶器、泡茶器、品茶器把持的舒适性，泡茶、分茶的逻辑秩序等因素紧密相关。
五代茶文化现状
公元907年，唐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终于为五代十国所替代，使我国再一次地陷入了南北分裂和群雄割据的局面。北方又处于连年战火不熄的动乱之中。分裂和割据对民间饮茶和茶叶消费有一定影响。上层社会特别是王室在唐朝把饮茶早已溶入他们生活，所以，不管社会变动有多大，他们还是会想出各种办法来满足他们的生活习惯的。
这一点，我们不妨举唐僖宗的一个典型例子来一说。
公元881年初，黄巢的起义大军从洛阳接着攻下了长安，这时僖宗从陕西一直逃到了四川，但他还没有下诏叫顾渚等地停办贡茶。当年常州刺史王枳派人把贡茶直接解送四川以后，写了一首极其哀伤的诗，称“今朝拜贡盈襟泪，不进新芽是进心”，一方面表示对李儇的忠心;一方面也悲叹国家到这样一步，还不忘继续征办贡茶的无可奈何的心情。五代的君主也是一样，虽然实际只剩中土一小块地方，且52年更换了五个朝代，江山一直处在动摇之中，但唐代存在的贡茶赐茗之风，还是一直保留了下来。
北魏时，鲜卑人喝奶不饮茶，每次朝宴虽都有茶水，但南方来投的臣僚，“皆耻不复食”，只有兵士贱役的南人才吃。可是由上可以看出，到五代时就不同了，不但汉族，就是后唐、后晋和后汉沙陀贵族，在他们入主王宫以后，也和唐代宫廷生活一样，尚茶之风不衰，贡赐之制不绝。
这一时期南方的茶叶生产和茶叶贸易，虽然分属五六个小国各自进行，但由于社会较北方相对安定，有的政权对农田水利和经济建设也比较重视，所以，不但没有衰落，如闽、楚等还有显著的发展。
关于五代南方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发展，我们还可从有关茶书和农书的技术记载中找到说明。如过去制茶和茶类，直到唐朝中期陆羽的《茶经》中才具体谈到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几种，至于这些茶的形制、特点和名字，陆羽没有再细说下去。可是至五代毛文锡的《茶谱》中，对全国各地生产茶叶地名、园名、茶名、重量、制法、特点等等，就记述得很清楚。
关于茶树栽培技术的记载，陆羽《茶经》最早比较系统地提到了茶树生产技术，但比较简略，对当时的茶树应该怎样栽培管理，仍是不大看得清楚。但是，在这时《四时纂要》的这部农书中，对如何种茶和茶园怎样管理，就记述得十分详细，以至在我国整个古代，有关茶树栽培技术的记载，基本都是照搬《四时纂要》的内容。如果不是当时发展茶叶生产的需要，《四时纂要》和唐宋的其他农书，就无须要提茶树的栽培技术;没有五代茶树栽培管理的提高和进步，也不可能有《四时纂要》那样翔实和合理的技术记载。
所以，综合上述各点，我们认为五代北方社会经济展有所衰退，但南方茶叶生产和贸易反有所发展。
3月15日，迎世博茶火炬经北京、广州、深圳、香港等城市传递到重庆。下午一时，在荟茗茶业形象店前，世博茶火炬熊熊燃烧，火炬手从此开始棒棒传递至会场，拉开315茶文化艺术节的帷幕。
迎世博茶火炬重庆站暨茶文化艺术节由中国社科院工经所茶产业发展研究中心、重庆荟茗茶培训中心主办，重庆动力时光购物中心协办。原中国茶业产销集团董事长、国际茶业科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于观亭先生、中国社科院工经所茶产业发展研究中心陆尧主任、重庆市就业局副调研员吴光志先生、重庆市就业局副调研员周红敬女士等领导专家现场出席，荟茗茶艺培训中心秉承“荟香茗、聚雅士、传茶道、赏茶艺”的宗旨，组织重庆茶艺师，倾情演绎，让市民亲近茶文化，感受丰富生活，拥有健康身体，品饮茶之曼妙。
此次活动主持人由荟茗艺术团团员、黑金茶庄庄主霁茗担任。脍炙人口的《六口茶》、精湛的《巴国贡茶茶礼》、《安化千两茶茶艺》、少儿茶艺《浓浓奶茶情》、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惊鸿舞》、诗歌朗诵《梦想做鸟》、身着旗袍的少儿拉丁舞《DancingQuess》、美轮美奂的茶人服走秀《茶之语》等系列活动展示茶艺师的风采，优雅自信的茶艺师为自己代言。
茶文化艺术节还设置了与市民朋友互动的环节，《猜猜茶》游戏通过目品、鼻品、口品辨别茶品类，充分的调动了广大市民朋友对茶的兴趣与爱好。茶文化移动课堂区与茶席展示区也让在场的市民朋友对茶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和了解。
我们是优雅茶艺师，我们为自己代言。
中国制茶历史悠久，自发现野生茶树，从生煮羹饮，到饼茶散茶，从绿茶到多茶类，从手工操作到机械化制茶，期间经历了复杂的变革。各种茶类的品质特征形成，除了茶树品种和鲜叶原料的影响外，加工条件和制造方法是重要的决定因素。本文就制茶历史做简单介绍。
(一)从生煮羹饮到晒干收藏
茶之为用，最早从咀嚼茶树的鲜叶开始，发展到生煮羹饮。生煮者，类似现代的煮菜汤。如云南基诺族至今仍有吃凉拌茶习俗，鲜叶揉碎放碗中，加入少许黄果叶，大蒜，辣椒和盐等作配料，再加入泉水拌匀;茶作羹饮，有《晋书》记吴人采茶煮之，曰茗粥，甚至到了唐代，仍有吃茗粥的习惯。三国时，魏朝已出现了茶叶的简单加工，采来的叶子先做成饼，晒干或烘干，这是制茶工艺的萌芽。
(二)从蒸青造形到龙团凤饼
初步加工的饼茶仍有很浓的青草味，经反复实践，发明了蒸青制茶。即将茶的鲜叶蒸后碎制，饼茶穿孔，贯串烘干，去其青气。但仍苦涩味，于是又通过洗涤鲜叶，蒸青压榨，去汁制饼，使茶叶苦涩味大大降低。
自唐至宋，贡茶兴起，成立了贡茶院，即制茶厂，组织官员研究制茶技术，从而促使茶叶生产不断改革。唐代蒸青作饼已经逐渐完善，陆羽《茶经.之造》记述：晴，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即此时完整的蒸青茶饼制作工序为：蒸茶、解块、捣茶、装模、拍压、出模、列茶晾干、穿孔、烘焙、成穿、封茶。
宋代，制茶技术发展很快。新品不断涌现。北宋年间，做成团片状的龙凤团茶盛行。宋代《宣和北苑贡茶录》记述宋太平兴国初，特置龙凤模，遣使即北苑造团茶，以别庶饮，龙凤茶盖始于此。
龙凤团茶的制造工艺，据宋代赵汝励《北苑别录》记述，有六道工序：蒸茶、榨茶、研茶、造茶、过黄、烘茶。茶芽采回后，先浸泡水中，挑选匀整芽叶进行蒸青，蒸后冷水清洗，然后小榨去水，大榨去茶汁，去汁后置瓦盆内兑水研细，再入龙凤模压饼、烘干。
龙凤团茶的工序中，冷水快冲可保持绿色，提高了茶叶质量，而水浸和榨汁的做法，由于夺走真味，使茶香极大损失，且整个制作过程耗时费工，这些均促使了蒸青散茶的出现。
(三)从团饼茶到散叶茶
在蒸青团茶的生产中，为了改善苦味难除、香味不正的缺点，逐渐采取蒸后不揉不压，直接烘干的做法，将蒸青团茶改造为蒸青散茶，保持茶的香味，同时还出现了对散茶的鉴赏方法和品质要求。
这种改革出现在宋代。《宋史.食货志》载：茶有两类，曰片茶，曰散茶，片茶即饼茶。元代王桢在《农书.卷十.百谷谱》中，对当时制蒸青散茶工序有详细记载采讫，一甑微蒸，生熟得所。蒸已，用筐箔薄摊，乘湿揉之，入焙，匀布火，烘令干，勿使焦。
由宋至元，饼茶、龙凤团茶和散茶同时并存，到了明代，由于明太祖朱元璋于1391年下诏，废龙团兴散茶。使得蒸青散茶大为盛行。
(四)从蒸青到炒青
相比于饼茶和团茶，茶叶的香味在蒸青散茶得到了更好的保留，然而，使用蒸青方法，依然存在香味不够浓郁的缺点。于是出现了利用干热发挥茶叶优良香气的炒青技术。炒青绿茶自唐代已始而有之。唐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中言道：山僧后檐茶数丛斯须炒成满室香，又有自摘至煎俄顷余之句，说明嫩叶经过炒制而满室生香，有炒制时间不常，这是至今发现的关于炒青绿茶最早的文字记载。经唐、宋、元代的进一步发展，炒青茶逐渐增多，到了明代，炒青制法日趋完善，在《茶录》、《茶疏》、《茶解》中均有详细记载。其制法大体为：高温杀青、揉捻、复炒、烘焙至干，这种工艺与现代炒青绿茶制法非常相似，参看附录中绿茶制造工艺。
(五)从绿茶发展至其它茶类
在制茶的过程中，由于注重确保茶叶香气和滋味的探讨，通过不同加工方法，从不发酵、半发酵到全发酵一系列不同发酵程序所引起茶叶内质的变化，探索到了一些规律，从而使茶叶从鲜叶到原料，通过不同的制造工艺，制成各类色、香、味、形品质特征不同的六大茶类，即绿茶、黄茶、黑茶、白茶、红茶、青茶。
茶叶本为偶中得
古代有一位神农氏，立誓遍尝百草，用来制药，以解除百姓疾病之苦，因此数次中毒，但都凭借丰富的自救经验而死里逃生。
有一天，神农氏又进山采药，翻山越岭，不辞辛劳。到了中午，火辣辣的太阳在天上照着，不觉有些口干舌噪起来，便寻找就近的水源，以解口渴之苦。忽然一片树叶飘到眼前，拾起一看，竟不知何物。
神农氏本就有遍尝百草之誓，这次当然也不会错过。但由于几次教训，也不由得慎重起来，看看叶子，颜色清绿可爱，还有一股清香扑鼻而来。凭着丰富的经验，神农氏知道它应该属于无毒的一种，便伸出舌头舔了舔，竟是苦涩异常。神农氏马上断定它是一种止渴提神的药，就是这种药，衍生出后来品类繁多的茶叶家族和博大精深的茶文化。这肯定是神农氏所始料未及的。
西汉
虽然，在唐代以前对茶字有多种说法，但我们由古书上的记载，可确信中国人最早发现了茶。
由种种史料显示，在西汉时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喝茶了。如汉宣帝时代，王褒写过一篇僮约(买卖奴隶的契约文书)的押韵文字，其中谈到他从寡妇杨惠家中买进一位仆役叫便了，规定便了应该服务的几件事：除了炒菜、煮饭之外，还须烹、武阳买荼等。当然，在汉代是没有茶字的；但是武阳买荼的武阳，今为四川省成才市西南的彭山县，於唐时属於剑南道，而剑南就是茶的着名出产地。我们可以推测：王褒派仆役从驻守的益州到老远的武阳去买当地的物产茶，来待客或自享，是说得通的。
由王褒在僮约所提到的烹荼、武阳买荼等事，可知汉代已经有人喝茶了。
三国两晋
自东汉末年，局势混乱，群雄并起，最后魏(洛阳)、蜀(四川)、吴(南京)三分天下；而吴国在扬子江下游，接近茶叶的产地，盛行喝茶的习惯。
据三国吴志韦曜传：孙皓饮群臣酒，率以七升为限。曜饮不过二升，或为裁减，或赐茶茗以当酒。从这件事看来，孙皓(吴国第四代国王乌程侯)把茶赏赐给韦曜，作为酒的代用品，如此以茶代酒则是不争的事实。
到了西晋，张载在登成都楼一诗中有一句：芳茶六种清凉冠；孙楚在所作的歌上也提到：茶、巴蜀出。这些可与汉王褒在僮约上所说的，印证了在四川地方，不仅表示扬子江流域是中国茶叶的原产地，而且可推定中国人喝茶是从四川省的下流推广到各地去的。
至司马睿在建业建立东晋。在晋书上记载：谢安曾利用茶果招待客人；桓温在宴会的时候，经常利用茶果招待宾客。由此可以认定当时用茶果招待普通的客人，已经是一定的规矩了。
南北朝
南朝因为接近茶叶产地的关系，饮茶更见普及，几近日常茶饭事。
至北魏孝文帝，实行汉化政策。从南朝归顺的人增多，其中有一位叫王肃的儒者，不喜欢北族风味的羊肉、酪浆，而喜好鲫鱼羹，口渴的时候就喝一点茗汁(茶)；後来王肃渐渐吃惯北方的口味。有一次，他和孝文帝在宴会时，吃了很多的羊肉，也喝了不少的酪浆，於是孝文帝就问王肃说：中国饮食方面，羊肉和鲁羹、茗饮和酪浆，那一种较好呢？王肃就回答孝文帝说：羊为陆产之最，鱼是水族之长，虽然所好有不同的分别。羊可比为春秋时的齐、鲁大国，鱼可比为邾、莒小国，唯茗就不能做为酪的奴隶了。孝文帝不禁大笑，因此称茶为酪奴；而喝茶的风气也渐渐的传播到西北一带了。
王肃曲意逢迎，遗茶以酪奴之名，自然不是茶的过错。但由此我们不难推断出当时饮茶的普及，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唐朝
唐代，茶叶已经很普及；因茶味甘而香，能振奋精神，当然大受欢迎。唐玄宗时有一位名叫封演的进士，在封氏见闻记上说：玄宗开元中，泰山灵严寺之降魔大师普及禅教，当他坐禅时，祗喝点茶。於是一般人竞相仿效，都把茶当作饮料用，遂成风俗。嗣後从山东传到唐代国都长安，而长安城内开设茶馆者，不问道俗，凡是付钱的都可以饮用；至於茶叶的来源，都从江淮一带用船车运过去，种类繁多。
此外，杜阳杂编载有唐文宗常请学士们进入内廷，研讨经义典籍，下令宫女准备茶饮赐予学士。由上二例可知，在唐朝，不管是朝廷文武百官，或是贩夫走卒，茶是普遍的饮料了。正如陆羽茶经六之饮上有一段：茶随时代之不同而使用日广，世俗浸润，国朝盛行，两都、荆州、渝州诸地，已成每家之饮料。
事实上真正使茶由药用、饮用变为品饮，并且由一种习惯、爱好、生理需要升华为一种文化、一种修养、一种境界的，应该归功于一位伟大的人物和一部伟大的着作，这就是陆羽与他的茶经。茶经的出现是茶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它造就了唐人热烈的生活情调以及丰富浓郁的社会风采。从此以後，唐代的茶业充满活力，气象万千；茶产日兴，名品纷呈；饮茶之风，遍及朝野；茶叶贸易，十分活跃；封建茶法，应运而生。不惟如此，它也开启了以後茶文化异彩焕发的局面，对中国和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宋朝
茶税是从唐代开始，至宋代则将茶税改称茶课，并且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份。宋史.食货志云：自唐建中时，始有茶禁，上下规利垂二百年。又宋史记载：程之邵主管茶马，市马至万匹得茶课四百万纸
自从陆羽生人世,人间相学事新茶。两宋时期茶叶生产飞速发展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胜造其极。大观茶论茶叶着作也是空前活跃，大约有三十多种茶较具代表性的茶书，详细记载了这一时代茶叶生产的兴盛和品饮艺术的探索。
由相对开放、相对外倾、色调热烈的唐代文化向相对封闭、相对内倾、色调淡雅的宋代文化转型，有其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动因。宋代在思想文化领域展开多样化地全面开拓，创造出郁郁乎文哉的文化气象。面对历史提供的大好机遇，宋代茶业和茶文化自由伸展，形成昌盛的局面。
饮茶之风始於唐,盛於宋。随着茶业的兴盛，饮茶风习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从皇宫欢宴到友朋聚会，从迎来送往到人生喜庆，到处洋溢着茶的清香，到处飘浮着茶的清风。如果说，唐代是茶文化的自觉时代，那麽，宋代就是朝着更高级阶段和艺术化的阶段迈进了，如形式高雅、情趣无限的斗茶，就是宋人品茶艺术的集中体现。斗茶又称茗战，是以竞赛的形态品评茶质优劣的一种风俗。斗茶具有技巧性强、趣味性浓的特点。斗茶对於用料、器具及烹试方法都有严格的要求，以茶面汤花的色泽和均匀程度、盏的内沿与汤花相接处有没有水的痕迹来衡量斗茶的效果。要想斗茶夺魁，关键在於操作：一是点，即把茶瓶里煎好的水注入茶盏；二是击拂，即在点汤的同时用茶筅旋转击打和拂动茶盏中的茶汤，使之泛起汤花。而斗茶时所出现的白色汤花与黑色兔毫建盏争辉的外观景象，茶味的芳香随茶汤注入心头的内在感受，该给心态更为内省、细腻的宋代人士，带来多少的愉悦和慰藉啊、宋代杰出的政治家、文家学范仲淹曾以满腔的激情、夸张的手法、高绝的格韵、优美的文字，写下《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描述了当时的斗茶风俗和茶的神奇功效。这首脍炙人口的茶诗，被人们认可与卢仝的《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相媲美。斗茶艺术至迟在南宋年随着饮茶习俗和茶具等一起传入日本，形成了体现禅道核心的修身养性的日本茶道。现代日本茶道文化协会负责人森本司郎先生认为：中国的斗茶哺育了日本的茶道文化(《茶史漫话》)。
宋朝的茶，朝廷已想国营，并且用茶来控制敌人，不使茶来资敌；同时为了要维持财政，所以实施茶叶专卖。北宋因要防备辽、西夏、金的侵略，在边疆驻扎很多军队，於是就派商人负责运送军粮，做为补偿，就交给他们一种贩卖茶叶的特权。这种作法以后却成为重要的问题。
茶树，是自然界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湖北地处长江中上游，西起东经10838，东至东经11610，南起北纬2838，北至北纬3320。境内崇山峻岭，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垂直高差显著，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生物小气候。年平均温度1517C，年平均降水量8001600毫米。土壤有黄棕壤、山地棕色森林土、黄壤等。以砂质壤土居多，一般呈微酸性反应。这些优越的生态环境，为茶树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从茶树的水平分布看，神农架、荆山、齐岳山、幕阜山、大别山等，在海拔1200米以下的山谷两侧坡面，都有茶树的天然分布。如鄂西宣恩县庆阳坝河有老茶溪，建始县有茶河，利川县西一百二十里有野茶坝，兴山县有大茶垭、小茶垭，麻城县东南九峰寺山门外多茶树，古屈婆娑等。由此说明，湖北是我国茶树原产地之一。现根据有关的资料，对湖北茶史作一简述。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茶叶
东汉末期，军阀混战，农业经济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当时农民只急于解决眼前温饱，无暇顾及经营茶业。据史书记载，三国时，荆巴间，采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认汤浇覆之。用葱、姜、桔子[艹毛]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这一制茶方法，与现今鄂西咸丰、宣恩、巴东等，土家族聚居之地，世代相传用油炸茶叶、阴米、苞谷子、豆腐干、花生、芝麻等，加生姜、葱、蒜等调料，配制成的清香爽口，提神解渴的油茶汤，实颇相同。可以这样说，前者是油茶汤的原始形态，后者则是古代巴人饮茶风尚的延续。此可证咸丰、宣恩、巴东等地，饮茶历史固为悠久。
两晋之际，茶业生产，在前朝的基础上，更有所发展。晋武帝时，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采茗，精怖负茗而归。晋刘琨为并州刺史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云：前得安州干(原作乾)茶二斤，皆所需也，汝可信致之。这是目前可见产茶最早的历史记载。当时的安州，包括现今的安陆、应山、大悟、孝感、云梦、应城等。由此说明，晋时安州已产茶，并自给有余，正朝着商品化的方向发展。
南北朝时期，西阳、武昌、晋陵，皆出好茗，巴东别有真香茗。当时的西阳，包括现今黄冈、麻城、红安、罗田、英山、圻水等。武昌郡，包括现今的江夏、咸宁、蒲圻、阳新、大冶、通山等。《述异记》亦云：巴东有真香茗，其花白色如蔷薇，煎服，令人不眠，能诵无忘。按：《巴东县志》言：真香茶旧名。又言：海内自变乱以来，荒为榛莽，间有采而售者，皆大叶粗梗，兼之烘焙失宜，色味俱恶，惟长丰里及在市里之羊乳山所出，里人于谷雨前采者颇佳，长丰所产尤胜，惜难多得，是仍茶之野生者。《夷陵图经》云：黄牛、荆门、女观、望州等山，茶茗出焉。据考，黄牛山，在宜昌西九十里，亦称黄牛峡。荆门山，在宜昌县东五十里，与虎牙袤迤相对，即楚之西塞。女观山，在宜都县西北。望州山，在宜昌县西北九十里，望一州之境故名，位于宜昌、宜都二县交界处。此可证鄂东、鄂西、鄂南俱产茶。安州干东真香茗、时已著称。
二、唐宋时期的茶业
唐宋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相对来说，国家富强，经济繁荣，社会较为安定，人民生活较宽裕。上至帝王将相，下到布衣百姓，饮茶蔚然成风。正如陆羽所说：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这就是说，从两都到荆州至重庆，家家户户饮茶。由于社会对茶叶需求量的增加，茶价不断上涨，农民见利乐趋，促进了茶业生产的发展。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社会分工的专业化，植茶面积的扩大，制茶技术水平的提高，有不少名茶，脱颖而出。
唐代，鄂西荆巴山地，仍有成片的天然茶树林分布。陆羽云：茶树，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又言：山南以峡州上，生远安、宜都、宜陵三县山谷。襄州、荆州次。襄州，生南漳县山谷。荆州，生江陵县山谷。圻州，生黄梅县山谷。黄州，生麻城县山谷。品与荆州，梁州同。李肇《唐国史补》载：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江陵有南木，圻州有圻门团黄。西蕃赞普所珍藏的六种地方名茶，其中就有此圻门者一种。按：陆羽《茶经》乃言淮南之茶，出圻州、黄州者下，恐当时制茶不精之故。这说明，当时圻州所产的圻门团黄，制作精良，堪为上品。除供应内地人饮茶消费外，还远销至西藏，此可证圻州产茶之饶。《膳夫经手录》载。唐建中时期，江夏已东，淮海已南，皆有之。圻州茶、鄂州茶、至德茶，已上三处出外者，并方厚片，自陈(河南淮阳)、蔡(河南上蔡)已北，幽(河北北部和辽宁南部)、并(山西太原)以南，人皆尚之，其济生收藏榷税，又倍于浮梁矣。江陵北木茶，凡下，施州方茶、苦硬，以上二处，悉皆味短而韵卑，唯江陵、襄阳皆数十里食之。自是碧涧茶、明月茶、峡中香山茶，皆出其下。夷陵又近有小江源茶，虽所出至少，又胜于茱萸[寮字上部换竹]矣。圻水团黄、团饼薄，每片至百余斤，率不甚[上分下鹿]弱，其有露消者，片尤小，而味其美。按：王观国《学林新编》言：圻门团黄，有一旗一枪之号。言一叶一芽也，为茶之极品。
唐，佛教兴起，寺僧以饮茶清思。打坐入静，修身养性。并于寺周围植茶，增加收入。据《李太白集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诗叙》云：余闻荆州玉泉寺，近清溪诸山其水边处处有茗草罗生，枝叶如碧玉，惟玉泉真公常采而饮之，年八十余岁，颜色如桃李，而此茗清香滑熟，异于他者，所以能还童振枯，扶人寿也。余游金陵，宗僧中孚云余茶数十片，拳然重叠，其状如掌，另为仙人掌茶，盖出乎玉泉之山，旷古未[者见]者，因持之见遗兼赠诗，要余答之，遂有此作。后之高僧大隐，知仙人掌茶，发乎中孚禅师及青莲居士李白也。李白对仙人掌的缘起、生态环境，采摘制造、功能等，进行了详细的记录。是研究湖北茶史的重要资料，至今为人们所传诵。
五代之世，鄂州之东山，蒲圻、唐年县(今崇阳)，产大茶，黑色如韭，叶极软，可治头痛。五代十国，吴杨隆演武义(919921年)中，隶羊山镇时，吴元年，定拟茶每封十窠，官抽一窠，每窠茶芽二钱五分，茶叶一两七钱。这说明鄂南阳新、大冶、通山等时已产茶。《新五代史》谓：自京师至襄、唐、郢、复等州，置茶务以卖茶，其利十倍。此可证当时襄阳、随州、江陵、钟祥、天门等，已出产茶叶。故《元和志》、《唐书地理志》，皆言圻州圻春郡土贡茶，黄州齐安郡贡松萝茶，归州土贡白茶。由此可见，当时出茶之饶。
衍入宋代，江南西道：鄂州土产茶，兴国军土产茶。淮南道：圻州土产茶，出圻春、圻水二县北山。圻水县，茶山在县北深川，每年采造贡茶之所，黄州麻城县山原出茶，安州土产茶，荆州土产，松滋县出碧涧茶。沈子日：茶饼、茶芽今贡。按：松滋县西六十里，有碧涧寺，唐代建。疑此茶系碧涧寺所出。峡州土产茶，归州土产白茶。按《大观茶论》云：白茶，自为一种，与常茶不同，其条敷阐，其叶莹薄，崖林之间，偶然生出，虽非人力所致。《图经本草》云：巴川峡山，茶树有两人合抱者，所产乃野生之茶。《文献通考》载，宋制，榷货务六，其中有江陵府、汉阳军，圻州之圻口。乾德二年(964年)八月，始令汉阳军、圻口置务。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又于江陵府、襄州、复州增置务。淳化四年(993年)，废襄州、复州务。恐当时襄州、复州茶非佳品，或不及他处产茶之盛，因而罢之。又有场十三，其中有圻州日王祺、石桥、洗马，又有黄梅场。景德二年(1005年)废。又买茶之处，湖南则江陵府、鄂州、归州、峡州、荆门。山场之制，领园户受其租，余悉官市之，又别有民户折税课者，其出鬻皆在本场。诸州所买茶，折税受租同山场，悉送六榷务鬻之。江陵府受本府及峡州茶。汉阳军务受鄂州茶。圻口务受兴国军茶。凡茶有二类：片茶和散茶。片茶，荆湖旧贡新茶芽，大中详符元年(1008年)，上悯其苦，诏罢之。片茶有进宝、双宝、宝山两府出兴国军，大拓枕出陵。散茶，龙溪、雨前、雨后出荆湖末茶，清口出归州。高宗建炎初，罢天下榷茶合同场十七处，而兴国军与江州军仍置场监官各一员，可知兴国军产茶之盛。当时的兴国军包括现今的阳新、大冶、通山三县。《宋史食货志》载，崇宁元年(1102年)，定诸路措置茶事官，复置司于荆南。说明江陵府时产茶之丰。房县土产茶，宋陈造《江湖长翁集》云：底消山峡三分瘴，争课卢仝七碗茶。京山县多宝寺产茶，阳新县花尖山之下，寺中有甘泉，里人用于造茶，其味清香，号桃花绝品。崇阳县，山民畲粟种茶，拙以治生。王洙在《王氏谈录》中云：春初取新茶芽，轻炙，杂而烹之，气味自复，在襄阳试作甚佳。时襄阳已产茶。罗田县，唐宋产茶极盛，宋仁嘉祜六年(1061年)，石桥茶场，买卖归官，官岁计二万四千八十贯，应入岁赋。故《元丰九城志》云：江陵府江陵郡，土贡碧涧茶芽六百斤。《宋史食货志》支江陵府贡碧涧茶芽。从上述可见，唐宋时期，湖北是我国主要产茶地区之一。
茶税，是唐两朝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之一。宋代，实行茶叶专利垄断制，侵民渔利，时有过取，引起了茶农对政府的不满和反抗，时有发生。如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崇阳县拔茶种桑。政和初，李[谬右旁换王]知房州时官榷茶，复强民输旧额，贫无所出，被系者数百人。李[谬右旁换王]至，即日释之。绍兴十二年(1142年)，洪适知荆门军，时官榷茶，以人户为率，计口均数，如家有一丁，则岁受茶三斤。洪适轻茶额钱。人咸颂之。嘉定十年(1217年)，郑清之调峡州，时茶商群聚暴，召慕之。景德年间，钱冶知圻水，麻城茶场，岁增五倍，民苦不堪命(《黄州府志》)。刘立灾害，为荆湖北路转运使，鄂州官岁市茶五百斤，三司请益减一百万斤，诏许宽一年。(《欧阳修集》)。淳熙间，孟涣知荆门军，蠲免无名茶租，民受其利。乾德三年(965年)，苏晓，出为淮南转运使，建议榷圻、黄、寿等州茶，置十四场，规其利，岁入八百万缗。由上观之，宋代茶业生产，在挫折中有所发展。
三、明清时期的茶业
明清时期，最突出的特点，是茶书的增多。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守土官吏，认识到牧民之职，兴利除害而已。害不除，则民难以安枕，利不兴，则又无以资生。虽他们是从维护封建统治阶段的利益出发，但在客观上起到了发展茶业生产的作用。明何彬然仿陆羽《茶经》之例，著《茶约》一卷，明王启茂著《茶铛》一卷，清瞿文灿著《种茶炙焙法》，宗景藩著《种茶说十条》、龙赓言著《劝农小识》、王庭桢著《树桑植茶说》、曹南英著《制茶条议》等，皆对茶树的生境、载焙、采摘、制造等方面，详述备至。茶书的增多，标志着我国茶业生产科技有了重大的发展。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人们迫切需要掌握茶业生产技术，用以谋生致富。一些具有实用价值的茶书，不断公诸于世，对于传播茶业生产科技，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素质，指导茶叶生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来，再拍一张。”17日上午，在武夷山茶博园“茶魂广场”，姚国坤教授用相机拍下“茶圣”陆羽的雕像后，又和朋友一起合影留念。
“茶魂广场”是茶博园中华茶历史文化展的一部分。整个广场是武夷大红袍茶叶的造型，周边站列着17位历史名人的雕像，有神农氏、武夷君等民间传说人物，也有陆羽、徐夤、苏轼、朱熹等人。
已过七旬的姚国坤是我国著名的茶学学者，对“茶魂广场”很是赞赏。雕像神农氏的头上为何长有两个牛角？姚教授娓娓道来，神农氏是传授人类播种五谷的农业祖先，也是最早发现茶叶的人，老百姓称他像老黄牛一样为人类做事，所以塑像的头上长着牛角。
解说员施爱红是武夷学院的大一学生，认真地记下了姚教授的每句话。她说：“姚教授的一席话解了谜。武夷茶史真的很迷人。”
9岁的郑佳静与伙伴们一起逐个看雕像的名字。在唐代诗人徐夤雕像前，她们相互询问“夤”字的读音。她说，“看了这些名人的雕像，仿佛走进了历史的长廊。”
据记载，茶膏最早出现于唐代。唐代陆羽《茶经》中记载有畏流其膏、出膏者光、含膏者皱。据此记载可以认为，陆羽在这里所记载的膏，还不是制作而成的茶膏，而是指在制作饼茶时，茶汁溢出后的膏化现象。
唐代李肇《国史补》中记载的唐代贡茶中有岳州邕湖含膏。据此记载，唐代湖南岳州（今岳阳）已生产贡品邕湖含膏。
唐代张舜民《画墁录》中记载：贞元中常兖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耐之，谓研膏茶。据此记载，唐贞元（785~805年）中期真正意义上的茶膏出现。
五代十国时期（907~960年）陶谷所着《茗苑录》中记载有贡品茶膏玉蝉膏和缕金耐重儿。茶膏开始有名称，并出现了多个品种。
据《十国春秋》记载，南唐文通二年（937年）贡建州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据此记载，南唐文通二年（937年）福建建州生产的茶膏耐重儿已作为贡品入贡，但数量少，仅8枚，尤显珍贵。茶膏名称正式出现。
北宋徽宗赵佶（1082~1135年）自己编着了《大观茶论》，对茶膏油以饼面之事认为：茶之范度不同，如人之有面首也。膏稀者，其肤蹙以文；膏稠者，其理敛以实。说明赵佶对珍膏油其面显得更为重视，甚至把膏的质量优劣作为鉴别茶叶质量优劣的标准，认为膏稠者是珍品。
至明代，因罢造龙团凤饼贡茶而全部改为散形茶，茶膏亦随之销声匿迹。
到了清代，茶膏再次出现。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茶膏，并通过茶马古道输入西藏，而受到西藏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青睐，特别是活佛级以上僧侣和宗教领袖中更成为茶膏爱好者，同时又禁止民间人士饮用茶膏，因此很多大寺院自建制茶车间，自行熬制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后来茶膏以入贡形式进入清廷，成为皇室贵族的高级茶饮。至清雍正十年（1729年），普洱茶膏等正式成为贡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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