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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都流到哪儿去了?全世界都在问，不光中国。
在世界三大饮料茶叶、咖啡、可可中，只有茶叶成功地征服了全世界。而今，在世界各地茶叶无处不在，茶叶在世界上的消费超过了咖啡、巧克力、可可、碳酸饮料和酒精饮料的总和。cY316.Com
英国人说，都流到中国去了通过贸易逆差。为什么会有逆差?就因为英国人要喝那口茶，放不下。
18世纪，白银流入中国，中国出了世界首富。为此，英国派了马戛尔尼到中国来，想改变一下这个局面。负责接待的，就是后来被美国人评为世界首富的和珅。
马戛尔尼来时，正是英国的一个尴尬时期，这尴尬，便是喝茶喝出来的，对外喝丢了新大陆，对内喝出了贸易逆差。大清朝虽然闭关锁国;但中国茶叶却参与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喝茶改变世界。
喝茶，喝出了一个新的全球化的经济格局，还喝出了一种新文化。
17世纪，中国茶叶的出口，就已超瓷器和丝绸，约占了出口货物的90%。那时欧洲人以茶为极品，尤其英国人，饮茶都已自成一套茶文化。
据说，茶叶是有史以来最先在伦敦做广告的商品，不仅贵族趋之若鹜，中产阶级也跟着大饱口福，就连英国工人也以茶点为饮食。时有名士，如约翰逊博士，亦与茶为伴欢娱黄昏，与茶为伴抚慰良宵，与茶为伴迎接晨曦，自称顽固不化的茶鬼。
在《傲慢与偏见》里，主人餐后必有茶席，开茶会，饮的就是中国茶。英国民谣这样唱道：当时钟敲响四下，世上一切瞬间为茶而停了。
最有名的，当然还是英式下午茶;但英式茶文化却来自葡萄牙。
1662年，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给英王查理二世，她的陪嫁物品中，就有中国茶具和红茶。她在英国宫廷，向英国王室和贵族展示了茶文化的风雅，掀起一阵中国风。
中国风不仅席卷英伦，还风靡世界，从17世纪到18世纪，全世界都流行吃茶去;而中国，则是唯一能出口茶叶的国家。于是，有人琢磨着将当时最有商业价值的植物真正的茶树带到欧洲去。
有个名叫奥斯贝克的瑞典人，1751年来中国旅行，在广州买了一株茶树，返程时，起锚，点炮，扬帆，一行人欢呼雀跃，不慎，茶树掉入海中
茶叶之路，除海路，还有两条陆路。
一条是草原之路，往西北去，经由蒙古，通往俄罗斯。这条路，南起福建，由晋商转运，将武夷山茶叶加工成茶砖，水运到汉口，经洛阳，过黄河，越沙漠，驼运至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然后，运往俄罗斯及北欧各国。
还有一条，则是高原之路，有滇藏线、川藏线、青藏线，三条线经由南亚、中亚、西亚，抵达欧洲。
不过，茶叶贸易还是以海路为主，先是葡萄牙、西班牙人从海外来，接着是荷兰人。葡萄牙、西班牙人老眼光，还将贸易大头放在瓷器与丝绸上，是荷兰人率先发现了中国茶的商业价值，大举贩运中国茶至欧洲，一口中国茶，居然打通了全球经济的任督二脉，喝通了全世界。所以，英国学者艾伦麦克法兰在他的著作《绿色黄金：茶叶帝国》一书中说道：只有茶叶成功地征服了全世界。
茶文化精选阅读
今年是茶马古道命名二十周年。1990年，六个年轻人100多天的徒步考察揭开了这条古道神秘的面纱。近日，记者采访了六人中的陈保亚，他向我们讲述了发现茶马古道并为其命名的经过。
1987年7月，云南大学的年轻教师木霁弘和他的大学同学徐涌涛一起到金沙江边考察方言，在和当地人的聊天中，听其中一个人说他曾赶马到过印度。他们要亲眼看一看这条路。在当地人的带领下，他们来到塔城一条石板铺就的道路上。这条小道仅有一尺多宽，据说顺着这条古路可以从维西走到德钦，再从德钦进入西藏，然后到达印度。但当时他们不太相信，这条不起眼的小路能通向遥远的印度。
后来，他们来到一个叫塔村的地方，那里的历史遗迹让他们开始重新思考古道的问题。在唐代，吐蕃和南诏的军队曾在塔村进行过几次大的战争，贞元十年(794年)正月至三月，南诏不失时机地突袭了神川铁桥，摧毁了吐蕃在神川的大小堡垒，迫使吐蕃势力退出南诏，守居在神川以北今云南迪庆州中甸、德钦及川滇边界一带。战争结束后，南诏和唐朝军队把铁桥熔化，铸成了一个铁柱以表奇功。木霁弘他们看到这些历史遗迹时，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疑问：这场历史上著名的战争必然会耗费大量的兵力，那些参战的士兵是怎样到达这里的呢?是不是真有一条神秘的古老通道?
公元前138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大月氏，在大夏见到了筇竹及木棉布，经询问得知，西亚有一条商路经身毒(印度)通往云南和四川。张骞被囚十年之后，回到汉朝，向汉武帝禀报了西域诸国的各种情况，并告诉他，汉域版图中的云南及四川同印度、波斯有着商贸往来。张骞推测的这条蜀身毒道(云南、四川通往印度的古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被一些学者称作“南方丝绸之路”。但木霁弘和徐涌涛认为，丝绸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大西南同外界商品交易的主体。然而，在西南地区，什么才是这条古道主要的贸易商品呢?木霁弘在采访当地的一个叫松秀清的老人时了解到，中甸现在还流传着茶会的古老习俗。茶会就是一个以茶为媒，男女青年一块唱歌跳舞的聚会。“既然当时是拉茶赶马的，我们能不能叫茶马之道?”木霁弘后来回忆说。
通过对一些史料的研究，他们认定，在历史上的确存在一个专门进行茶叶贩运的贸易通道，而他们所见过的小道正是这条通道的一部分。随后在一本书的序言里，他们第一次提出了“茶马之道”的说法。然而，这种说法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反响。
1990年7月，木霁弘、陈保亚、徐涌涛、王晓松、李林、李旭六个年轻人，拿着从中甸县志办申请来的6000元经费，带着一队马帮，牵着猎狗，从云南中甸北上到西藏昌都，再向东横穿横断山到四川康定，最后回到中甸。他们要印证茶马之道的真实存在，并在沿途进行一些学术考察。
他们这次行程经受了各种意想不到的考验，随时都要面对死亡的危险，深山的洞穴中，陡峭的岩石下，一堆堆白骨，提醒着他们行走此路的艰难。最后，他们用三个多月的时间，步行两千多公里，翻越几十座4700米以上的大雪山，跨越金沙江、怒江、澜沧江等数十条激流险滩，对滇、藏、川大三角地带的语言文化作了系统的考察，收集记录了近百万字的资料，拍下了三千多张纪实照片，录下上百盘民间故事和音乐磁带，采集了上千个实物标本。
考察结束后，他们把亚洲大陆上这条庞大的、以茶叶为纽带的古道网络命名为茶马古道，而他们则被人称作“茶马古道六君子”。那么，这条存在了千余年的中国西南贸易通道是怎么形成的呢?
茶马古道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主要的线路有两条，一条是从云南的思茅、普洱等地出发，向北经大理、丽江、中甸、德钦到西藏的邦达、昌都、洛隆、林芝、拉萨，再经由江孜、亚东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另一条是从四川的雅安出发，向西经泸定、康定、巴塘、昌都到拉萨，再到尼泊尔、印度。它们的起点都是盛产茶叶的地方，主线的沿途还会延伸出无数支线，像一张巨大的网把滇藏川大三角区域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其实，很久以前，中国西南大三角地带的人就已经通过山间古道互相来往了。这里的地理情况十分复杂，山道险峻曲折，货物的运输只能靠骡马、牦牛驮和人背的方式，于是，在中国内地和西藏地区之间出现了很多靠人和马的脚力踏出的马帮古道。
在这些马帮古道上运输的物品，除了丝绸、蜀布以外，最重要的物品就是盐。盐作为人们常年生活的必需品，并不是每个村寨都有能力自己开采，很多村落都必须到很远的地方去获取，因此，以某个盐井或盐的集散地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盐运马帮古道就形成了。
大约在唐代，茶传入藏族地区。据《藏汉史集》记载，松赞干布之曾孙都松芒波杰说，“在我患病期间不思饮食，只有饮用小鸟衔来的这根树枝泡的水比较奇妙。它能养身，是一种治病良药。”从中可以看出，茶在传入藏族地区后，最初是被当作保健药物使用的。
到了唐末，茶逐渐成为藏族每天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与藏族人的饮食结构有关。藏族人在高寒、缺氧的气候下，为了御寒，日常所吃的多为牛羊肉、糌粑、奶制品等油脂重、不易消化且缺少维生素的食物，而茶叶成分正好弥补其不足，起到了提神化食的作用，也就是所谓的“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藏族形成了对茶的全民依赖，一句藏族谚语最能反应出藏族对茶的依赖到了何种程度：“加察热!加霞热!加梭热!”意思就是“茶是血!茶是肉!茶是命!”
但最大的问题是，西藏地区本身并不产茶，只能通过贸易获取。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在河西及青海日月山一带就已经开始茶马互市，茶叶被大量运往藏区。藏族人对茶的依赖使马帮古道产生了根本的变化。为了满足西藏地区的人们对茶的常年需求，那里的人就必须穿越横断山向茶叶生产地远征，茶马古道最终形成。
在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中，至今还保留着大量时代久远的古道遗迹，如众多的摩崖石刻、玛尼石堆，甚至石头上都有很深的马蹄印和拐杖的痕迹。
茶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里程最长的古代商路，总行程在万里以上。自古以来，很少有人能走完全程。古道沿途的很多商品集散地、中转站就成了滇川藏各地马帮行走茶马古道的起点或终点，如丽江、拉萨、雅安、昌都等。其中，丽江古城因保存最为完好，被誉为是“活着的茶马重镇”。
茶真是神奇的东西，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民族都被这小小的树叶征服了。
我见过土耳其首都大街上背着铜壶穿梭在人群中卖茶的情景，当卖茶人弯腰倾茶入杯的那一刻，我意识到了茶对于这个国家多么重要。
茶之伟大，在于它把人生艺术化了，虽然只是在品茶那一会儿，但那片刻的优游用周作人的话说可抵十年尘梦。我曾欣赏过日本人繁复而精致的茶道，但我觉得北京的胡同里蹬三轮车的车夫蹲在树阴下，拧开泡着茉莉花茶的玻璃瓶，微啜一口时，那才是茶的伟大境界。
茶的伟大之处还在于，它既可以解渴、提神，又可以优游寻梦。它把实用和艺术，雅与俗连成一片，消解了其中的界限，因此茶也打破了各阶层人之间的界线，在上至王侯下到屠夫那里得到了广泛的共鸣。在茶面前，英国女王的下午茶与成都茶馆中老媪的盖碗茶是平等的。都是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体会永恒。
从阿拉伯人那里，西方人知道了茶。自从1606年荷兰人首次将中国的茶输往欧洲，欧洲人就被茶迷住了，乃至于需求量越来越大。到了18世纪-19世纪，茶叶竟成了中国与西方贸易的核心产品。仅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例，1765年-1794年的30年中，他们进口的中国茶叶占其贸易额的75%以上，19世纪上升为90%以上，最后，茶叶成为其唯一的进口商品。
18世纪，荷兰进口中国商品总值的70%-85%是茶叶。
对于美国，可以这样说，若没有茶，有没有美国就难说了。我们知道独立战争把美国从英国的殖民地中解放出来，而独立战争的爆发是起源于波士顿的倾茶事件。简单地说就是1773年英国殖民当局要收茶叶税，引起了当地人的不满，爆发了冲突，他们爬上东印度公司的货船，将342箱茶叶倾入大海。英国当局派兵镇压，于是爆发了独立战争。1776年，英国人投降，美国诞生。
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一篇《“茶”在全世界语言中为何只有两种叫法?》，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在几乎全世界所有的语言中，“茶”的说法只有两种，一种发音类似英语的“tea”，西班牙语中的“t”和南非荷兰语中的“tee”;另一种发音类似“cha”，例如印地语中的“chay”。
美国知名财经网站“石英”1月11日刊文“科普”称，这两种发音都来自中国，正揭示了古代茶叶“全球化”路线，从陆上丝绸之路走的茶叶，所到之处几乎都叫“cha”，而从海路走的茶叶，所到之处几乎都叫“tea”，(在欧洲)最先是把茶叶运会欧洲的荷兰人所用的说法。
“石英”称，上面这张地图展示了两个不同的全球化时代：一条路线由古代中国向西延伸，传播货物和思想;另一条路线是400年来欧洲人的海上扩张，同样传播了亚洲文化。
“茶”(cha)这个词是汉语，在很多不同汉语方言中发音都是类似的。它来自中国，穿越中亚，最终在波斯语中变为“chay”，毫无疑问这是由于沿丝绸之路的贸易，最新研究表明，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茶叶贸易。“茶”这个名词的传播范围超越了波斯语，在乌尔都语中成为“chay”，在阿拉伯语中成为“shay”，在俄语中成为“chay”。
它甚至传到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在斯瓦希利语中成为“chai”。日语和韩语中，“茶”的说法也以cha为基础，但他们用这个词的历史可能比波斯人更久。
但这并不能解释“tea”这种发音的由来。茶这个字在汉语中写法都是一样的，但在不同方言中的读音不同，在闽南话中，它的发音类似“te”，闽南语是在中国沿海省份福建所说的方言，注意，这里的关键词是“沿海”。
这种沿海方言的发音由荷兰人带到了欧洲，在17世纪，他们是欧亚间最主要的茶叶贸易者，正如《世界语言结构地图集》(TheWorldAtlasofLanguageStructures)所解释的那样。荷兰在东亚使用的主要港口位于福建和台湾，这两个地方，“茶”的发音都是“te”，荷兰东印度公司向欧洲大规模输送茶叶，这才有了法语中的“th”，德语中的“tee”和英语中的“tea”。
但最先到亚洲的并不是荷兰人，而是葡萄牙人，他们也是最先把台湾命名为“福莫萨”(Formosa)的人。葡萄牙人的贸易据点福建，而是澳门，澳门使用的是chá这个说法。这就是为什么葡萄牙是欧洲唯一一个不说“te”而说“cha"的地方。
世界上只有极少数民族对茶有自己的单词，这些地方通常是茶叶的原产地，例如，在缅甸语中，茶叶是lakphak。
以上就是为您提供的《“茶”在全世界语言中为何只有两种叫法?》全部内容，在阅读的过程中是不是有所收获呢？更多内容请继续关注我们网站内容更新！
在中国大西南的崇山峻岭间，蜿蜒着一条完全由人和骡马踩踏而成的古道，它从云南、四川进入西藏，一直延伸到尼泊尔、印度，直抵西亚、西非红海岸。千百年来，成群结队的马帮从这里走过，将茶叶销往藏区，留下了缕缕茶香。这条古道就是神秘的茶马古道。
今年是茶马古道命名二十周年。1990年，六个年轻人100多天的徒步考察揭开了这条古道神秘的面纱。近日，本刊记者采访了六人中的陈保亚，他向我们讲述了发现茶马古道并为其命名的经过。
发现茶马古道
1987年7月，云南大学的年轻教师木霁弘和他的大学同学徐涌涛一起到金沙江边考察方言，在和当地人的聊天中，听其中一个人说他曾赶马到过印度。他们要亲眼看一看这条路。在当地人的带领下，他们来到塔城一条石板铺就的道路上。这条小道仅有一尺多宽，据说顺着这条古路可以从维西走到德钦，再从德钦进入西藏，然后到达印度。但当时他们不太相信，这条不起眼的小路能通向遥远的印度。
后来，他们来到一个叫塔村的地方，那里的历史遗迹让他们开始重新思考古道的问题。在唐代，吐蕃和南诏的军队曾在塔村进行过几次大的战争，贞元十年(794年)正月至三月，南诏不失时机地突袭了神川铁桥，摧毁了吐蕃在神川的大小堡垒，迫使吐蕃势力退出南诏，守居在神川以北今云南迪庆州中甸、德钦及川滇边界一带。战争结束后，南诏和唐朝军队把铁桥熔化，铸成了一个铁柱以表奇功。木霁弘他们看到这些历史遗迹时，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疑问：这场历史上著名的战争必然会耗费大量的兵力，那些参战的士兵是怎样到达这里的呢？是不是真有一条神秘的古老通道？
公元前138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大月氏，在大夏见到了筇竹及木棉布，经询问得知，西亚有一条商路经身毒(印度)通往云南和四川。张骞被囚十年之后，回到汉朝，向汉武帝禀报了西域诸国的各种情况，并告诉他，汉域版图中的云南及四川同印度、波斯有着商贸往来。张骞推测的这条蜀身毒道(云南、四川通往印度的古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被一些学者称作“南方丝绸之路”。但木霁弘和徐涌涛认为，丝绸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大西南同外界商品交易的主体。然而，在西南地区，什么才是这条古道主要的贸易商品呢？木霁弘在采访当地的一个叫松秀清的老人时了解到，中甸现在还流传着茶会的古老习俗。茶会就是一个以茶为媒，男女青年一块唱歌跳舞的聚会。“既然当时是拉茶赶马的，我们能不能叫茶马之道？”木霁弘后来回忆说。
通过对一些史料的研究，他们认定，在历史上的确存在一个专门进行茶叶贩运的贸易通道，而他们所见过的小道正是这条通道的一部分。随后在一本书的序言里，他们第一次提出了“茶马之道”的说法。然而，这种说法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反响。
1990年7月，木霁弘、陈保亚、徐涌涛、王晓松、李林、李旭六个年轻人，拿着从中甸县志办申请来的6000元经费，带着一队马帮，牵着猎狗，从云南中甸北上到西藏昌都，再向东横穿横断山到四川康定，最后回到中甸。他们要印证茶马之道的真实存在，并在沿途进行一些学术考察。
他们这次行程经受了各种意想不到的考验，随时都要面对死亡的危险，深山的洞穴中，陡峭的岩石下，一堆堆白骨，提醒着他们行走此路的艰难。最后，他们用三个多月的时间，步行两千多公里，翻越几十座4700米以上的大雪山，跨越金沙江、怒江、澜沧江等数十条激流险滩，对滇、藏、川大三角地带的语言文化作了系统的考察，收集记录了近百万字的资料，拍下了三千多张纪实照片，录下上百盘民间故事和音乐磁带，采集了上千个实物标本。
考察结束后，他们把亚洲大陆上这条庞大的、以茶叶为纽带的古道网络命名为茶马古道，而他们则被人称作“茶马古道六君子”。那么，这条存在了千余年的中国西南贸易通道是怎么形成的呢？
征服了世界屋脊的古道
茶马古道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主要的线路有两条，一条是从云南的思茅、普洱等地出发，向北经大理、丽江、中甸、德钦到西藏的邦达、昌都、洛隆、林芝、拉萨，再经由江孜、亚东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另一条是从四川的雅安出发，向西经泸定、康定、巴塘、昌都到拉萨，再到尼泊尔、印度。它们的起点都是盛产茶叶的地方，主线的沿途还会延伸出无数支线，像一张巨大的网把滇藏川大三角区域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其实，很久以前，中国西南大三角地带的人就已经通过山间古道互相来往了。这里的地理情况十分复杂，山道险峻曲折，货物的运输只能靠骡马、牦牛驮和人背的方式，于是，在中国内地和西藏地区之间出现了很多靠人和马的脚力踏出的马帮古道。
在这些马帮古道上运输的物品，除了丝绸、蜀布以外，最重要的物品就是盐。盐作为人们常年生活的必需品，并不是每个村寨都有能力自己开采，很多村落都必须到很远的地方去获取，因此，以某个盐井或盐的集散地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盐运马帮古道就形成了。
大约在唐代，茶传入藏族地区。据《藏汉史集》记载，松赞干布之曾孙都松芒波杰说，“在我患病期间不思饮食，只有饮用小鸟衔来的这根树枝泡的水比较奇妙。它能养身，是一种治病良药。”从中可以看出，茶在传入藏族地区后，最初是被当作保健药物使用的。
到了唐末，茶逐渐成为藏族每天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与藏族人的饮食结构有关。藏族人在高寒、缺氧的气候下，为了御寒，日常所吃的多为牛羊肉、糌粑、奶制品等油脂重、不易消化且缺少维生素的食物，而茶叶成分正好弥补其不足，起到了提神化食的作用，也就是所谓的“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藏族形成了对茶的全民依赖，一句藏族谚语最能反应出藏族对茶的依赖到了何种程度：“加察热！加霞热！加梭热！”意思就是“茶是血！茶是肉！茶是命！”
但最大的问题是，西藏地区本身并不产茶，只能通过贸易获取。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在河西及青海日月山一带就已经开始茶马互市，茶叶被大量运往藏区。藏族人对茶的依赖使马帮古道产生了根本的变化。为了满足西藏地区的人们对茶的常年需求，那里的人就必须穿越横断山向茶叶生产地远征，茶马古道最终形成。
在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中，至今还保留着大量时代久远的古道遗迹，如众多的摩崖石刻、玛尼石堆，甚至石头上都有很深的马蹄印和拐杖的痕迹。
而这条古道上的通语西南官话则从语言的角度见证了茶马古道当年的繁荣。六君子在当年的考察中发现，横断山深处一些极为偏僻的山村和草原，如加郎村，那里的老百姓对内地知之甚少，但其中一些人却能讲一口娴熟的西南官话。西南官话能在茶马古道上形成通语，只有在古道上的马帮足够多，语言和文化得以深刻接触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一句“你喝了没有”，可以从云南、四川一直问到西藏，甚至是尼泊尔等地的人都能听得懂。
一座“活着的茶马重镇”——丽江
茶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里程最长的古代商路，总行程在万里以上。自古以来，很少有人能走完全程。古道沿途的很多商品集散地、中转站就成了滇川藏各地马帮行走茶马古道的起点或终点，如丽江、拉萨、雅安、昌都等。其中，丽江古城因保存最为完好，被誉为是“活着的茶马重镇”。
丽江位于滇川藏的交接点上，“踞全滇之上游，通巴蜀之要塞”，“外控蕃藏，内敝滇西”，“自内地入藏，必以丽江为正路”。历史上的滇川藏贸易及宗教、民族文化等的交流都在这里汇集。据《三国志》记载，早在汉、晋时期，纳西先民就同巴蜀汉商交换布、帛和盐、铁、畜产品；唐、宋时期与西藏吐蕃及南诏大理国的交往更加频繁，《云南志》中有博易三千二百口大羊的记载，在被誉为纳西族百科全书的《东巴经》里，也有“‘聪本’(藏商老板)马帮九兄弟，赶着九十九个驮子来”的记述；到了元、明和清初，丽江已形成较大规模的市场，市场上充斥着从各地赶来的和在本地做生意的马帮。
从清初开始，经济逐渐发达起来的纳西族地区与邻近藏区的物资贸易十分兴盛。清嘉靖年间，丽江纳西族中的“藏客”崛起，开始大规模前往西藏经商。从那以后，丽江人就把那些赶着马帮前往西藏做生意的人叫做藏客。很多纳西商人到藏区经商，以专销内地茶叶、丝绸、铜器皿为主，较大的商号有牛家的“裕春和”，赖家的“仁和昌”，李家的“永兴号”等，后来发展到30多家。到抗日战争时期，丽江在茶马古道上做生意的大小商户达1200家。
与此同时，西藏及各地的商家也纷纷到丽江设店开号，丽江逐渐成为各路马帮的中转站，在这里，大多数商号和马帮能办好一切所需的货物。据《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查》初步统计，当时每年来往于丽江、西藏、印度等地之间的马帮约有二万五千驮之多。
随着大量马帮的蜂拥而至，古城的积善村中段还专门形成了卖马草的场地。古城中的马店也随之兴旺起来。马帮的兴旺为丽江人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文章来源：人民网)
本来主产地在南方的红茶如今在茶叶北极诸城试制成功，记者从诸城茶叶协会获悉，经过近两个月的试制、加工，首批诸城红茶已经上市销售，反响良好。
诸城市桃林镇位于泰沂山脉与胶潍平原处，距黄海24公里，低山丘陵，背风且向阳，桃林的土壤中有机质含量高，当地气候四季分明，昼夜温差大，属于海洋性季风气候，非常适宜茶叶生长和休眠。
该地所产的诸城茶有中国最北端茗茶之誉，是我国茶种植的最北方，有茶叶北极之称。当地依托这一特色资源，打造绿茶经济，绿茶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重要途径。
然而，由于缺少加工工艺，诸城一直没有加工出红茶。桃林一位炒茶师傅告诉记者，此前一直有认识上的误区，以为桃林的气候不适宜加工红茶，而试制成功后却惊喜地发现，因为这里的茶园位于相对高度500米左右的向阳山坡，周围山林环抱，杂石土质，山高虫害较少，昼夜温差较大，茶叶叶片肥厚，并且常年使用有机肥料，经检验符合国家有机绿茶标准，茶汤浓度好，并且耐冲泡，制作出的红茶竟比南方一些知名红茶颜色更为鲜亮，味道也更为浓郁醇厚。
茶叶自中国传入欧美伊始发生过不少趣事、轶事。
茶叶有“毒”
茶叶刚传入欧洲时，竟被人怀疑为有毒之物。1664年，东印度公司向英王进贡茶叶。贵族妇女纷纷仿效王室试饮起来，可她们又担心茶叶有毒，在每次饮茶后，总要喝白兰地以排除毒素。
茶叶与咖啡传入瑞典时，有人担心喝了这些东西会被毒死。国王古斯塔夫三世为弄清事实，下令一对被判死刑的孪生兄弟，一个每天饮茶，一个每天饮咖啡，即可免去死罪。兄弟俩欣然同意。许多年后，他们安然无恙，饮茶者活到83岁高龄。茶叶引发战争
英国人为了茶叶，曾经发动过好几次战争。美国的独立战争的爆发也和茶叶有关。英国人对北美殖民地的人民，课以很重的茶税(每磅课税三便士)，引起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强烈不满。1773年12月16日夜里，一群波士顿的年轻人，化装成印地安人，登上停泊在波士顿海湾中的三艘英国运茶叶船，把船上的茶叶全部抛到海里去。这就是美国历史上有名的“波士顿茶团”。它点燃了北美独立运动的火炬，不到两年，美国的独立战争就爆发了。
茶叶这一源于中国的特殊饮料，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实在是太普通了，它已深深地渗透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以至于我们对其作用和影响熟视无睹。可是关于茶叶在近代世界历史上的作用及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却不容得忽视，因为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尽管很多人可能对此看法持怀疑态度。
用墙内开花墙外香这句人所皆知的诗句来形容茶叶在历史上的影响再恰当不过了。首先，关于饮茶的仪式礼节在中国几乎已荡然无存，倒是东洋日本成了今天茶道的正宗，甚至成为了日本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日本人以此而引以为自豪。即使是远在西洋的英国竟然也有了自己的茶文化下午茶，并成为英国近代文化的一道奇观。自上世纪80年代传统文化研究复兴以来，中国人曾致力于茶文化的复兴，无奈我们虽然有悠久的茶文化历史，却终因无成形的茶道传统或者可能曾经有过而早已丢失殆尽了，因此始终不知茶文化的魂在哪里，勉强拼凑起来的五花八门的所谓茶道，让人怎么看怎么不像，也与周围的环境及人们的心境难以融洽。此点甚像我们开口闭口笼统所说的传统文化，到底什么是传统文化的魂，谁也说不清楚，我们都知道它存在了几千年，可它似乎只是浑沌的存在，像一团缭绕的云雾，大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究其原因，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太缺乏仪式化程式化的内容了，可是如果没有这些仪式和程式，所谓文化的魂如何附体？其次，从茶叶的生产和加工来看，这一奇异的植物本来只有中国人认识它，也只有中国人懂得怎样去栽培、管理和加工它。直到19世纪中期以前，中国是绝对的茶叶帝国，英美茶叶完全依赖从中国进口。后来英国人在印度和斯里兰卡试种并取得成功，建起了许多大茶园，并采用先进的机器加工手段，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产量和品质方面超过了中国，导致中国的茶叶出口锐减，从此以后就徒有茶叶大国的虚名了。
茶叶对日本的影响，我们耳熟能详。然而茶叶对西方尤其是对英国的影响，我们则知之不多。从饮茶风俗及茶叶贸易对西方文化的影响这一独特的视角来观照近几百年的中西关系史，能给我们许多意想不到的启发。
现代学者对西欧工业革命的最新研究表明，新航路的开辟与东西方之间贸易的发展是工业革命产生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欧洲殖民者在美洲发现的大量银矿，装满了他们的腰包，而东方尤其是中国繁荣的国内市场及旺盛的白银需求又为这些银矿提供了出路，于是在大量的西欧工业制成品运往美洲的同时，东方大量的香料、丝绸、瓷器、大黄及茶叶等源源不断地运到了欧洲。这是一个需求拉动的市场链。起初，丝绸和瓷器等是中国出口商品的大宗。但至晚从1717年起，茶叶逐渐成为中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直到1890年代之前，茶叶在中国的出口商品中始终名列第一。英国是中国茶叶出口的主要对象，把持东方贸易特权的东印度公司虽然在茶叶贸易中获取了巨额利润，可它也面临以什么回头货换取中国茶叶的问题。中国人当然欢迎白银，在整个18世纪，英国人购买茶叶除了用白银支付以外，几乎没有其他弥补贸易赤字的手段。东印度公司船只的舱货，白银经常占到2/3甚至90%以上，每年输往中国的白银一般都在四五十万两之间，最高达到150万两。为了弥补巨额的贸易赤字，英国商人想尽了一切办法向中国进口所谓的新工业品，如纺织品、西餐具、钢琴，甚至煤炭等等。然而，这些商品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出路。中国人宁肯穿结实耐用的手工土布，而不买英国精细但不耐穿的机织棉布，最后英国商人不得不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其他商品更是无人问津，西餐具、钢琴锈蚀在仓库里，煤炭则无偿送给英国人在广州的商馆。万般无奈之下，英国人背地里干起了罪恶的勾当，即向中国走私鸦片。英国商人利用当时部分中国人逐渐养成的吸食鸦片的恶习，在印度广植鸦片，企望以此来弥补对中国贸易的亏空。这样，英国人把工业品卖给印度，印度人(其实主要是英国人)通过走私把鸦片卖给中国，中国人则把茶叶卖给英国，于是英中印独特的三角贸易形成了，在三角贸易中受到巨大危害的无疑是中国人。随着吸食鸦片的中国人增多，鸦片走私贸易日益猖獗，鸦片进口总值已经远远超过中国茶叶、丝绸等商品出口的总值。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白银开始大量回吐外流，巨额的白银重新装进了英国人的腰包，并造成中国的银荒。在英中印三角贸易中，英国人得到的利益最多，他们不仅从中国得到大量白银，又把大量工业品卖给印度，而且其征收的茶叶进口税成为英国财政收入很重要的一部分。在东印度公司垄断的最后几年中，茶叶带给英国国库的税收收入平均每年达到330万磅，占国库总收入的1/10左右。更值得注意的是，茶叶收入也几乎是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它甚至成为东印度公司商业存在的理由。
如果我说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与东西方的贸易有关，大概不会有人反对。但是如果我要说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与茶叶贸易直接有关，则可能有人怀疑。其实历史的实际还远不止此，我甚至还要说，不仅英国革命的发生与茶叶贸易有关，英国近代文化的形成和重新铸造也与茶叶贸易有关。
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问题。此前我们较多注意了丝绸、瓷器、漆器等对欧洲的影响，而较少注意到茶叶对欧洲的影响。事实上，到今天为止真正仍然对世界产生影响的已不是丝绸、瓷器等等，而是茶叶，所以值得我们花较多的精力去探讨它。英国学者艾伦麦克法兰（AlanMacfarlane）最近出版的专着《绿金：茶叶帝国》一书，向我们揭示了茶叶对英国及整个西方世界文化的影响，提出了许多振聋发聩的问题，作为茶叶原产地及茶文化发生地的中国读者，掩卷沉思，感慨良多也。
读过《玻璃的世界》（商务印书馆，2003年）一书的读者可能已了解作者麦克法兰写作的特点和独辟蹊径的思考方式。与《玻璃的世界》相比，《绿金》更是一部有震撼力的作品，尤其是对于中国的读者。
作为一位茶叶种植园主的儿子，麦克法兰在印度着名的茶叶产地阿萨姆（Assam）度过了他难忘的童年，茶叶的芳香一直留在了他的记忆中，特殊的经历使他日后成为了一名杰出的社会人类学家。虽然他对茶叶非常熟悉，但他对茶叶文化的真正理解却是在对日本进行了多次访问和在许多地方进行了深入的人类学调查研究之后。日本的茶道文化对他震动极大，为了真正理解茶叶文化，他广泛查阅了有关茶叶的书籍，并对茶叶文化和世界饮料的发展史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命题，撰成了《绿金》一书。如果他提出的这些命题能够成立，那么我们说茶叶改变了世界，可能一点都不为过。
麦克法兰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他近年所做的研究及进行的思考都是为了探讨一个大主题：工业革命的起源。工业革命这个前所未有的、改变人类文明模式的重大历史事件为什么首先发生在18世纪的西方？为什么首先出现在英国？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间发生？麦克法兰认为，这一切显然都与茶叶有关。他进而发问：茶叶是怎样传遍全世界的？茶叶是怎样进入英国人生活的中心位置的？茶叶对世界其他文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等。一个更有意味的问题是：茶叶的传播与文明的勃兴有必然联系吗？如果没有，为什么在18世纪几个经济最发达最活跃的地区即中国、英国和日本，同时也是茶文化最得到宏扬发展的地区？而且令人深思的是，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至今仍是充满活力。把茶叶的传播与经济的发展甚至与新文明的诞生联系起来，可能有人不会同意他的见解，但这却是本书最富启发意义的创见。
在世界三大饮料茶叶、咖啡、可可中，只有茶叶成功地征服了全世界。而今，在世界各地茶叶无处不在，茶叶在世界上的消费超过了咖啡、巧克力、可可、碳酸饮料和酒精饮料的总和。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如果没有茶，那简直成为不可想象的事情，宁可一日无油盐，不可一日无茶水绝非夸张之辞。所以我们今天无论怎样强调茶叶的重要性，都是不会过分的。
茶叶为何如此之快地成为全球性的饮料？很显然，与其他饮料相比，茶叶具有以下优点：容易种植和比较快的生长，从而能保证足够的产量；口味容易为大部分人所接受，而可可、咖啡味苦，需要加糖；有安全保证，开水冲茶或煮茶不仅达到了消毒杀菌的作用，而且长期饮用对身体有益，茶叶的诸多药效也已为今天的科学所证明，而其他饮料如牛奶在冷冻设备发明以前是非常不安全的，酒则不适宜于妇幼饮用；还有一条很重要，即价格比较便宜，相对于其他饮料，茶叶在世界各地广泛种植后，价格已能为大多中下层人民所接受。总之，与咖啡、可可相比，茶叶的优点显而易见，与含酒精的饮料相比，茶叶更是具有老少咸宜的特点，因此茶叶完全有理由成为全球性的文明饮料。
茶叶对英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尤其深远，对此麦克法兰有切身的体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传统的英国社会中妇女的地位很低，无论在公共场所还是在家里，妇女都只是男人的陪衬。在早期的酒馆和咖啡馆里，一般只能看到男人潇洒的身影，妇女没有表现和发泄自己的场合。英国的饮茶风气形成后则完全不一样了，家庭里的下午茶为女主人提供了一种表现自己的特殊场合。在这里，男女老少亲朋好友围坐在一起，只有这时妇女才成为了真正的主人。尤其是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妇女无须外出工作，因此邀请女友一块儿喝茶是她们摆脱孤独的最好的办法。久而久之，英国下午茶发展成为一种类似日本茶道的仪式，并成为本民族的生活习惯和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以这样说，英国家庭妇女地位的提高与饮茶风气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
麦克法兰提出了一个更有意义的问题，即饮茶不仅形塑了英国中上层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饮茶对促进英国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工厂或矿山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工人以及在其他场合工作的人们在劳累了一天后，虽然只能吃些简单的饭菜，即面包以及少量的蔬菜、奶酪、偶尔有一点肉，但如果能美美地喝上一大杯茶，则不仅有利于恢复体力，而且还不需太高的花费，更避免了饮酒可能引起的酒精中毒。对于众多的英国劳动人们来说，因为有了茶，甚至连沉闷、辛劳、艰苦都成为可以忍受的事情了。
在工业化初期，矿物能源和机器的作用远未像现在这样重要，工人的体力劳动在工厂或矿山生产中仍起着重要的作用，工作极为繁重。只有让工人集中精力且保持充沛的体力，才能提高产量，保证安全。这时就需要一种提神解乏、价廉物美的食品，茶叶加面包恰恰符合这一需要。英国着名经济史学家威廉逊就说：如果没有茶叶，工厂工人的粗劣饮食就不可能使他们顶着活干下去。麦克法兰认为，中国茶叶的适时到来，正好适应了英国工业化生产的需求，并大大促进了英国工业的发展。麦克法兰思考问题的视角是颇有启发意义的。总之，把茶叶的引进与工业革命的发展甚至与文明的进步联系起来，能够加深我们理解茶叶文化及其传播在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能够更好地反思中国茶叶文化怎样发扬光大。
茶叶对英国文化的影响是一面镜子。
饮茶的普及使英国的文明程度显着提升，甚至改变了英国人的民族性格。英国人在知道饮茶之前，少数上层人家可以享用咖啡、可可等饮料，多数人主要饮用杜松子酒、啤酒等，经常饮用这些带酒精的饮料，使许多男人养成了一种好斗的性格，举止粗鲁（欧洲的决斗传统可能与酒精作用有关）；习惯饮茶之后，英国人的性格气质逐渐从好战、寻衅转变为较为温和、较少的暴力倾向，养成彬彬君子之风，即我们经常所说的绅士风度。由此也可以想见，中国人较为温和的性格与长期饮茶也可能有直接的关系。饮茶还改变了英国人的生活节奏和饮食结构。原来中上等人家早餐要吃很多的肉和啤酒，而今改变为吃少量的肉，伴之以面包、糕点和热饮，尤其是茶；以前晚餐较早，而今加入了富有诗意和民族特色的下午茶（下午四五点钟），晚饭一般推迟到了七八点钟。深入人心的饮茶习俗以及颇具特色的茶文化，使得英国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如此的不同，是一件颇为耐人寻味的事情。
麦克法兰认为，对茶叶的礼赞怎么高都不过分，他甚至说：茶叶改变了一切。（Teachangedeverything）如上文所说，这一评价对英国而言尤其贴切。英国历史上的许多新鲜事物都与茶叶有关，比如广告，在伦敦媒体（当时主要是报纸）上出现的第一个广告就是关于茶叶的广告，此后广告成为市场经济中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可以这样说，茶叶改变了英国，就像茶叶在中国和日本的影响那样。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转变发生在历史上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即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以乡村为基础的文明向以城市为基础的文明转变之时，茶叶作为人们最喜爱的饮料传遍全世界。想一想吧，在1650年代时除亚洲以外还很少被人知道的茶叶，一百年后成为英国人最受欢迎的饮料，而恰恰在这个时期，英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庞大的殖民体系。人类学家SidneyMintz感叹说：英国工人饮用热茶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因为它预示着整个社会的转变以及经济与社会基础的重建。在Mintz看来，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人类的命运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根本转变，其中茶叶无疑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茶叶，已然的历史进程可能会是另外一副样子。
我不知道茶叶能不能承受得起这样高的荣誉，但我们可以确认一点，即茶叶在东西方所起的作用是不完全一样的，这一点颇耐人寻味。
在西方工业社会蓬勃发展的早期，人们想方设法寻找一切可以致富的手段及可利用的能源和动力。一想到能源，我们自然首先想到煤、铁、水等等这些可以转化为机械动力的能源，这当然不错。然而，怎样使人自身产生更多的能量则较少为人关注。当然有人注意到了饮食结构的改变，如摄入的肉、蛋、奶类食品增多对人身体机能所产生的重要作用，但茶叶对提高和改变人的身体素质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人们的估计和评价显然不足。对英国人而言，茶叶的作用尤其无可替代。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恰恰在工业革命初期这段关键的历史时期，茶叶忽然普及为英国的全民饮料。我想，这样一种客观现象，不能简单地以东印度公司垄断远东贸易等原因来解释，而一定有其更深刻的原因。
总而言之，在近代历史上，茶叶带给英国人的是健康和财富，带给中国人的却是耻辱和灾难。英国政府为满足国内巨大的茶叶需求，不得不采取非法手段，即如上文所说通过从印度向中国走私鸦片来换取中国的茶叶，这种卑劣丑陋的鸦片贸易严重危害了中国人民的健康。虽然中国人最早吸食鸦片可能与英国人没有直接关系，但导致如此多的中国人迷上此种毒品的却是英国人，为此英国人罪责难逃，他们应该为自己祖先这种不道德的商业行为道歉。茶叶贸易不但为英国政府带来了巨额的财富，而且英国人通过饮茶身体素质大为提高，传染病(主要是痢疾、血吸虫病、鼠疫等)大幅度减少。很多学者指出，在十七八世纪生活和医疗水平提高有限的情况下，英国人身体素质的提高和因传染病死亡人数的减少，与养成了良好的饮茶习惯有莫大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随着鸦片贸易日益遭到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反对，英国人开始试验在其他地方种植茶叶，尽管开始时并不是很成功，但巨大的利润诱使更多的英国人投资于此并终于取得成功，后来英属印度和斯里兰卡成为茶叶出口大国，竟超过了中国。近一百年来中国茶叶之不振，首要的因素当然是由于战乱、规模经营小、加工技术落后、质量无保证等，但印、斯茶叶的竞争优势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有人说，为了一壶小小的茶叶，中国文化几近毁灭；也有人说，茶叶在英国的作用如同蒸汽机一样重要，它帮助英国人度过危机并创造了一个新世界。对上述两种说法，麦克法兰持赞成的态度，他认为茶叶对英国的意义的确非同小可。饮茶对英国工业革命的意义已如上述，对战争的意义也非常重大。在1720年代英国人广泛饮茶之前，英国仅有北美、西印度殖民地及部分对印度和远东的贸易，而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英国的殖民地不仅囊括了澳大利亚、加拿大而且还拥有了非洲的很多地方及南美洲、印度等地，真正成为日不落帝国。期间，茶叶代替酒类成为英军重要的必需品，因为人们已经确信，饮茶能保证战士的身体健康，增强其战斗力。当时就有人说，如果没有茶叶，英国人就根本无法打赢这场战争。正是因为茶叶能给人们带来好的身体、好的心情、好的文化，因而茶叶随着大英帝国的铁蹄而迅速传遍全世界，成为名副其实的帝国饮料，除英国本土外，加拿大人、美国人喜欢饮茶，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也喜欢饮茶。正如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法国人在扩张殖民地的过程中提供他们的饮料葡萄酒和咖啡一样，英国人在扩张过程中则推广并依赖茶叶。
麦克法兰在书中多次提出这样的观点，即如果没有茶叶，就可能没有大英帝国和英国工业化的出现。看了作者的论证，我们大概就不再会简单地认为这样的观点是危言耸听了。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切记，即不能把茶叶与中国划等号，夸大英国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作用。正如中国虽然发明了火药、指南针，但真正发现其价值、使之发挥巨大作用的却是别人。在这里，发明者可能是无关紧要的。因此，如果仅仅骄傲于某些发明创造，而不深刻反思这些发明创造为何于己无用、于人有大用这样奇特的历史现象，那我们永远只能处于为人所用的地位而自己无所作为。对于茶叶及其影响，我们尤其应当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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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秦汉时代，中国与西方就被“丝绸之路”连为一体。唐宋以来，海路取代陆路，连接起东西方;在丝绸之外，茶叶和瓷器成为新的奢侈品。在驶往西方的商船上，瓷器是必不可少的压舱物。
喝茶要用到壶、杯等多种器具，还有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器具之多，礼仪之繁，非其他任何一种饮料可比。唐宋时期，中国在瓷器制作技术上日臻完美，各种精美的细瓷为饮茶提供了物质前提。朱大可先生将茶、瓷、丝的三位一体称为“华夏帝国的器物贸易”，“茶汤在青花瓷盏里散发着热气。茶神站立在里面，犹如一位隐形的女神。青花瓷就这样跟茶叶构成奇妙的互生关系。它们是彼此印证的，仿佛是天然的联姻。”
明清以后，随着大航海而兴起的早期全球化运动，中国逐渐成为世界贸易中重要的一环。经济史学家全汉昇先生指出，“在明清间出口贸易中占据第一位的丝货，尤其是生丝，到了康熙(1662~1722)末叶，或1718年，因为茶叶出口量激增，其地位却给茶叶抢夺了去，以后茶叶在海外贸易中都高居第一位。”
1517年，最早来到中国的葡萄牙人，从海上将中国茶叶带回欧洲，茶叶迅速取代香料，成为欧洲最热衷的“东方香草”。在整个17世纪，茶叶缓慢但不可逆转地从葡萄牙传到荷兰、英国、法国，又相继传到德国、瑞典、丹麦、俄罗斯等国。到18世纪，饮茶之风已经风靡整个欧洲。伴随着移民运动，欧洲殖民者又将饮茶习俗带入南北美洲和澳洲，中国茶叶就这样传遍了全世界。
东方香草
事实上，在整个西方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其真正的动因会令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这些冒险者并不是为了生存必需品，而是为了奢侈品，说白了就是为了发财。连接起现代世界的是亚洲的胡椒、香料、茶与鸦片，是美洲的烟草、砂糖、黄金和白银，是非洲的奴隶和钻石;所谓探险、发现、征服、贸易，等等，最终都是为了这些东西，这其中几乎没有一样是生活必需品，反过来，倒不乏毒品和罪恶，比如鸦片与贩奴。从道德意义上，现代化和全球化差不多是以邪恶的面孔出现的。
随着茶叶越来越成为国际硬通货，人们以为洋人嗜吃牛羊肉，若无中国的茶叶，就会因消化不良而死。林则徐在给道光皇帝的奏疏中就说：“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中国茶叶被欧洲人视为不可或缺的“香草”，宾汉在《远征中国纪实》的序言中写道：中国一直把西方人当作半开化的野蛮人，用一种“香草”交换我们的产品，这种香草如今已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的芬芳充满了使人欢快而不使人迷醉的茶杯。
从某种程度上，中国是因为茶叶而卷入全球化大潮。世界离不开茶叶，远甚于离不开中国;或者说，世界可以没有中国，但不能没有茶叶。18~19世纪恰逢中国清朝的中后期，在当时政府财政收入中，茶叶税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茶叶贸易也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传统经济。在清中期，仅瓯宁一邑，茶厂就不下千家，大者百余人，小者数十人，茶工上万。崇安县在“乾隆间，邑人邹茂章，以茶叶起家二百余万(两)”。
在整个18世纪的世界贸易中，茶叶主要来自于中国东南的武夷山，而茶叶出口交易只能通过广州粤海关“十三行”进行。为了限制对外贸易，清代设立了“公行制度”，类似于前朝各代的“市舶司”。即所有进出口贸易均由官府指定的几个牙行(洋行)经营，并将其组成“公行”，也叫“十三行”，但其实并非只有13家牙行，最多时达26家，最少时只有4家。外商被禁止与中国官府直接交往，一切命令和文书均需经过公行转达。茶叶从大山深处离开枝头，被烘焙加工后装箱，然后经过水路和陆路，翻山越岭、千里迢迢地运往通商口岸。这一路上既需要木筏、小船和大船，也离不开人力搬运和长途驮运。有人计算过，从茶叶产地到广州口岸，这趟茶叶线路长达1442公里，费时50天至60天，中间要换7次船，要交4次税。一担(100斤)武夷茶，从产地到广州的运费大约为3.8两银子，对欧洲商人的售价为9两，“十三行”的行商可坐地从中获取5两，可谓是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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