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茶文化发达的地方,产茶是无疑的。地处赣、浙、皖三省交界的婺源,历史上曾称为吴头楚尾,就是块出名茶的灵秀之地。婺源产茶.唐代陆羽《茶经》中便见记载。宋时,婺源的谢源茶已被誉为全国六大绝品茶之一。明末清初,其四大名家溪头梨园茶、砚山桂花树底茶、大畈灵山茶和济溪上坦源茶均为贡品,一时名重天下。茶在唐已成举国之饮,茶道也随之大兴,婺源当不例外。史载:南唐宣歙兵马观察使查文徵,弃官后曾隐居于婺源蚺城(今县城)西郊。此地林壑幽美,更有一泉清彻甘冽。查常与县令廖平临泉烹茗论道,后人遂称此来为廖公泉。南宋以来,特别是明代,婺源因是朱熹故里,儒学盛行,文风鼎盛,茶礼、茶俗就蔚然成风,在文人的推动下,茶道也不断发展丰富,溶进了更多的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由于主体、地域文化条件的不同,茶道在实际生活中也是多层次的。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审美意识。婺源茶道中的农家茶、富室茶和文士茶,正是从民间整理而成的,反映出不同层次的文化形态。比如,在婺源乡村,不仅家家会种茶,而且人人善做茶、饮茶。他们不论是上山伐木,还是下田耕作,都要带上用竹子做成的茶筒。为了路人方便,村间道路还没有茶亭。家里待客,更是非茶不可,铜壶烧水,瓷壶冲泡,然后再分茶敬客,盛茶则用汤瓯,一种类似小碗的茶具。这就是农家茶,形式比较简朴,贵在真诚亲切。而富室茶,则迥然相异。富裕人家,房子高大宽敞,会客常在堂前或花厅,窗棂明灿,桌椅红亮,有些还在墙上挂几轴书画,颇具气派。客人无论是围八仙桌或分列两旁,坐位均有大小之分,因此,敬茶时先左后右,先上后下的顺序,不能有些许差池。茶具,亦更讲究,一般用锡制的通气壶烧水,有的还用银壶。饮茶则是粉彩、古彩或青花的滗盂,大多是瓷托,亦有用锡、银托的,真可谓器尽奢华。最讲究的当推文士茶。婺源历史上属新安文化,儒雅风流。因此,文人学士品茶,一讲境雅,或竹坞流泉,或幽院明轩。二要器雅,泥炉鄣炭,瓦罐竹勺,茶碗也以古朴为上。三就是人雅了。人是品茶的主体,当然是最重要的。至于泉之高下,火之文武,水之三沸,泡之疾徐,更是无以穷尽,追求的是一种汤清、气清、心清的神妙境界。论茶道,当不仅仅是如何煮水,如何冲彻等等等,否则,那只是泡饮的方法而已。所以称之为道,更重要的是在茶的泡饮过程中,寄寓了一定的哲学思想和道德精神,正因为此,茶才可以立德,可以养俭,可以陶情。婺源茶道倡导的敬、和、俭、静,便蕴含了丰富的内容。当然,在今天,这四个字又注入了时代的新意。敬--以茶敬客。不仅表达对客人的尊敬,而且也显示了主人真诚、纯朴的传统美德。和--茶味清和。世间万物,和谐相生;人之间平等相待,和谐相处,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俭--茶性俭。精行俭德可以养廉,君子上交以茶当酒,倡行清廉节俭之风。静--茶之功可消除心灵杂念。通过品茶,启发思维,修身养性,静以致远,提高思想道德水平。这就是婺源茶道的内在精神。通过这种精神的传递和感悟,由表及里,由浅及深,由己及人,那么,茶道就必然会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文化层次和思想境界。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饮茶历史的国家。我国人民把饮茶当做了一件正经事,茶楼、茶馆、茶店,各类以卖茶为主要目的的店发展了起来。
其实,不仅仅是现代。茶楼的发展还可以追溯到更远的古代。
茶楼有一个旧称,叫二厘馆。原来,茶楼的前身,有如江南地区的茶肆,设备简陋,只摆几张桌子、条凳,供人们歇脚之用,供应的食物粗糙只有芋头糕一类的小吃,泡茶的茶壶是石湾产的大耳粗嘴园壶,形状似鹌鹑故以名鹌鹑壶,上茶楼饮茶戏称为去揸鹌鹑。茶资只收二厘钱,故又称之为二厘馆后来,经济发展了,饮食行业兴旺起来,以经营茶点为主的茶楼才逐渐出现。
茶楼又称居。所以,老广州称去饮茶为上茶居。广州人上茶楼饮茶叫叹茶。叹者,享受也。这种享受是多种多样,欲谈心里事,请酒家楼这是一间老茶楼挂的一副对联,此联正好道出了广州人把上茶楼饮茶作为谈心雅聚的一种赏心乐事。但是,在旧社会,那些官僚巨贾,却另有所求了,巴金在一篇旅途随笔中就曾记下陶陶居的见闻:席间有位老妇人掀帘而入,还带有两位女子进来,说她们睇相论银......巴金起先有点茫然,不知所以,后经朋友说明,才知是受辱受损害的少女、少妇。她们是为生活所迫,被人骗到这里作色相买卖。只有解放以后,才象郭老所写的那样:南园不是大观园,乃是工人极乐园,工友如信念今天下主,南园仍是大观园。
茶楼里也有不少文人学者的行踪。陶陶居门厅上的黑底金字大招牌,据说是康有为的手笔。过去,陶陶居曾是粤剧艺人不挂牌的俱乐部,是他们埋组班的活动场所。五十年代,陈残支的香飘四季中有几个典型人物,是在茶楼中找到模特儿的。鲁迅的小说中的人物有没有在广州的茶楼中拾缀,不大清楚但在他的笔记中却可看到,一九二七年,他在广州的那一段日子里,曾经到山泉太平馆、陆园、妙奇香、别有春、北园、南园、一景酒家、国民餐店、陶陶居和拱北楼、晋华斋、福来居、大观饭店等地方,看来鲁迅之到茶楼,除日常所需饮馔外,也会有观察民情的因素在内。作家韦君宜来穗坐了三四个茶楼,对广东人上茶楼很有体会。她称赞茶楼象个群众的社交场合,气氛确实可爱,这点人情味实在令人愉快。说茶楼的楼梯上下人头攒动,食后自动招呼服务员以碟为单位计价是君子之交,不止有情趣,而且有风格,是真正老广东人的风格。这不是虚言妄赞而是体验入微。
普洱茶的原生茶树就生长在普洱,普洱茶是普洱茶区人民群众最早发现和利用的一种茶叶。普洱茶在普洱县的原生茶树和驯化种植过程都有着明显的历史痕迹。
原始古茶树群落。普洱县白草地梁子一带(困鹿山)有原始古茶树群落,据《普洱府志》记载,该茶树群落面积10122亩,是境内较大的古茶树群落。上世纪70年代在普洱勐先乡雅鹿小高场发现古茶树群落,其中最大一棵树高8米、径围2.15米。紧接着在该村茶山箐又发现大茶树群落,附近有瑶族结寨而居的遗址。其中最大一株高13.5米、主干胸围1.70米,周围有7株古茶树,主干直径为0.4-0.5米。最近,在黎明乡仙仁村茶源山又发现古茶树群落,面积达2.1万亩,其中最大一株胸径1.19米、高19米。根据有关专家的初步推断,该株古茶树树龄2000-3000年左右,目前,专家还在进一步地进行论证。
茶叶的驯化栽培。在白草地梁子西侧半山腰的宁洱镇宽宏村困鹿山,在400亩的地域内,有120株现存可采摘的古茶树,其株行整齐,年代久远,成为普洱人工种植茶树的典范。而紧靠宽宏村的谦岗村有一块记录当地乡绅在100多年前倡导发展的茶叶的石碑,并遗留有当时种植下的茶树。宁洱镇的西萨村、谦岗村、宽宏村、天壁山和东门山是普洱贡茶的重要产区之一。普洱地域的茶树为普洱茶起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普洱茶乡各族人民从古至今完成茶叶的发现、驯化、栽培、制造、加工、运输、保存、进贡和销售的整个过程。
普洱茶交易。由于普洱府治处于普洱茶产区的中心位置,茶叶交易带来普洱人流、物流的繁荣,这里成为滇南物品交换的中心,普洱茶从这里逐渐被外界所认识。清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普洱茶名震京师,清政府题准征收茶捐,普洱府当年发出《茶引》(执照)三千引(三千担),秦晋、两广、四川、江西、两湘,以及石屏、腾越、下关、玉溪、通海、思茅等地茶商纷纷在普洱府署建立茶庄、设商业会馆,对茶叶进行加工、精致包装、运输,清道光、同治年间,普洱茶经贸商务活动达到高潮,城内城外,众商云集,足有300余家堂馆店铺,据《普洱府志》记载,仅茶庄就有六七十家,每年销量约570吨。较大的商号协太昌、同心昌、福美祥、元盛号、荣和昌、义盛昌、国金号、广兴隆等20余家,大多经营加工茶叶。普洱城内设立江西会馆、陕西会馆、临安会馆、石屏会馆等会馆,这足以说明当时普洱商贾云集的繁荣。普洱也从一个水湾小寨发展成为滇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史料记载中国茶叶最早向海外传播,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当时中国商人在与蒙古毗邻的边境,通过以茶易物的方式,向土耳其输出茶叶。隋唐时期,随着边贸市场的发展壮大,加之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茶叶以茶马交易的方式,经回纥及西域等地向西亚、北亚和阿拉伯等国输送,中途辗转西伯利亚,终极抵达欧洲各国。
从唐代开始,历代统治者都积极采取控制茶马交易的手段。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至千年元年,在蒙古的回纥地区驱马茶市,开创了茶马交易的先河。北宋时代,茶马交易主要在陕甘地区,易马的茶叶就地取于川蜀,并在成都、秦州(今甘肃天水)各置榷茶和买马司。元代时,官府废止了宋代实行的茶马治边政策。到了明代,又恢复了茶马政策,而且变本加厉,把这项政策作为统治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的重要手段。
明太祖洪武年间,上等马一匹最多换茶叶120斤。明万历年间,则定上等马一匹换茶三十篦,中等二十,下等十五。明代文学家汤显祖在《茶马》诗中这样写道:“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羌马与黄茶,胡马求金珠。”足见当时茶马交易市场的兴旺与繁荣。至清代,茶马治边政策有所松弛,私茶商人较多,在茶马交易中则费茶多而获马少。清朝雍正十三年,官营茶马交易制度终止。
茶马交易治边制度从隋唐始,至清代止,历经岁月沧桑近千年。在茶马市场交易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商人在西北、西南边陲,用自己的双脚,踏出了一条坎坷绵延的茶马古道。
所谓茶马古道,实际上就是一条隧道的马帮之路。茶马古道的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条从四川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巴塘、昌都到西躲拉萨,再到尼泊尔、印度,国内路线全长3100多公里;另一条路线从云南普洱茶原产地(今西双版纳、思茅等地)出发,经大理、丽江、中旬、德钦,到西躲邦达、察隅或昌都、洛隆、工布江达、拉萨,然后再经江孜、亚东,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国内路线全长3800多公里。在两条主线的沿途,密布着无数大大小小的支线,将滇、躲、川“大三角”地区紧密联结在一起,形成了世界上地势最高、山路最险、间隔最远远的茶马文明古道。
在古道上是成千上万辛勤的马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风餐露宿的艰难行程中,用清悠的铃声和奔波的马蹄声打破了千百年山林深谷的宁静,开辟了一条通往域外的经贸之路。在雪域高原奔波谋生的特殊经历,造就了他们讲信用、重义气的性格;锻炼了他们是非分明的勇气和能力。他们既是贸易经商的生意人,也是开辟茶马古道的探险家。他们凭借自己的刚毅、勇敢和聪明,专心血和汗水浇灌了一条通往茶马古道的生存之路、探险之路和人生之路。
历史已经证实,茶马古道原本就是一条人文精神的超越之路。马帮每次踏上征程,就是一次生与死的体验之旅。茶马古道的艰险超乎平常,然而沿途壮丽的自然景观却可以激发人潜伏的勇气、气力和忍耐,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从而衬托出人生的真义和伟大。不仅如此,躲传佛教在茶马古道上的广泛传播,还进一步促进了滇西北纳西族、白族、躲族等各兄弟民族之间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增进了民族间的团结和友谊。
沿途上,一些虔诚的艺术家在路边的岩石和玛尼堆绘制、雕刻了大量的佛陀、菩萨和高僧,还有神灵的动物、海螺、日月星辰等各种形象。那些或粗糙或精美的艺术造型为古道漫长的旅途增添了一种精神上的神圣和庄重,也为那远远的地平线增添了几许神秘的色彩。
从久远的唐代开始,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滇躲、川躲公路的修通,历尽岁月沧桑一千余年,茶马古道就像一条大走廊,连接着沿途各个民族,发展了当地经济,搞活了商品市场,促进了边贸地区农业、畜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沿途地区的艺术、宗教、风俗文化、意识形态也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
如今,在几千年前古人开创的茶马古道上,成群结队的马帮身影不见了,清脆悠扬的驼铃声远往了,远古飘来的茶草香气也消散了。然而,留印在茶马古道上的先人足迹和马蹄烙印,以及对远古千丝万缕的记忆,却幻化成华夏子孙一种崇高的民族创业精神。这种生生不息的拼搏奋斗精神将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上雕铸成一座座永恒的丰碑,千秋万代闪烁着中华民族的荣耀与光辉。
香溪河是长江的支流,因哺育过世界四大文化人之一屈原和我国四大美人之一王昭君而闻名于世。《兴山县志》载:“昭君临水而居,恒于溪中浣手砂,溪水尽香”、“香溪水味甚美,常清浊相间,作碧绿色,两岸多香草”,故名“香溪”。香溪源即香溪河的发源地,它北距木鱼镇约5公里,著名诗人徐迟曾于此亲书“香溪源”三个大字。
相传这里曾是炎帝神农乐当年采药时的洗药池。池水尽得百草之精华,尽融神农之精神,故渴饮香溪水不仅能使人貌美如昭君,更能使人崇高如屈原。香溪源头,奇峰竞秀,林海深处,云游雾绕。林间野花竞放,山中溪河纵横。这幽谷清溪,香花遍野的灵秀之地,是溪水终年飘香的真正原因。有人用四句话总结说:碧水源流长,神农百草芳,佳人传美名,香溪水更香。
在神农架清香缕缕的茶乡,流传着许多优美的故事:少女时的王昭君常在香溪河畔的茶园里采茶,并向采茶姑娘们学唱采茶歌,昭君还把自己亲手焙制的新茶,送给四乡八邻的姐妹们品尝,那些喝过昭君赠茶的姑娘们一个个越长越美丽;唐朝时茶叶专家陆羽曾泛舟长江,经过香溪口时,为香溪水的清澈甘甜所吸引,一直寻至香溪源头,用香溪源之水煮茶品尝,顿时满口清香,心旷神怡,称香溪源为“天下第十四泉”;用香溪水泡春茶,从杯里冒出的热气即可形成一只翩跹起舞的白鹤升腾,给品茗者以无限美好地遐想。
爱花之人,怜花成癖;爱茶之人,嗜茶成痴。
自古至今,文人墨客及修心怡情之人多寄予茶与花,花有优雅悦目之美,茶有脱俗尘世之醉。宋徽宗痴情于菊,并亲手种菊,传世《大观茶论》。鲁迅写有《惜花四律》,也说不可一日无茶。
钟情于茶花之中,不仅是精行检德之人同时也性情中人。如痴似癖,全身心的专注,怎么能不让人钦佩呢?
我们知道茶通六艺,但自古品茗赏花就相得益彰。我国的茶与花形成于明万历年间,日本首推始祖千利休,把花带入茶室,擅沏茶者,茶室无不插花。
明代袁宏道《瓶史》中道:“茗赏者上也,谈赏者次也,酒赏者下。”花在茶席上的呈现就是茶友们玩赏的小品插花。
与茶为友,以花为伴。茶静谧,内敛的抚慰心性,花自然,直指灵魂最纯洁的净土。喝茶修身养性,赶上花开时节,看到将绽放的花苞流连忘返,想一眼占满它所有的美丽。品茗赏花,其中乐趣溢于言表。
冈仓天心的《茶之书》,对于花的描写,似乎自己曾生为花。对花的喜爱是对生命的尊重,插花者不会随意剪切花枝,对一花一枝都有完美的安排,对花草的注意犹如信仰般的礼敬。
茶道,花道,并非技艺之道,是爱茶之心,护花之道。从茶艺表演的解说词中经常听到茶人合一,把茶当成你的一部分,全身心的融入,理解这款茶用心把它表达出来,这时茶既是你,你既是茶。
疼惜花,与花相通,珍重一花一枝,给予他们自然的展现,重造它美丽的二次生命。
无论茶与花,至清至雅,感受它就是感受生活,体验生活中自然纯粹的美好。所以,当个茶痴花迷又有何不可?
蔡襄,字君谟。宋代泉州仙游人。在至和、嘉阓年间(公元1054—1063年),两度出任泉州知府。大家都知道洛阳桥是他建造的,而“蔡襄品论清源茶”的故事,却被建洛阳桥的丰功伟绩所淹没,变得鲜为人知。
清源山的茶文化,源远流长。从“永嘉之乱”,士族南迁,沿晋江而居起,晋张华《博物志》里,就记载了“饮真茶,令人少眠”。到了唐代,清源茶就随着释道昆在龟岩洞静修,作为苦口清心的参禅妙品。唐封演《封氏见闻录》,记载了山岩学禅,餐饮茶汤的事。可见,茶与佛、法、僧是相关连的。
当蔡襄初任泉州知府时,有一天登上清源山,要瞻仰乡先贤的读书故址。但龟岩已因许稷继欧阳詹登进士,并受皇帝封赐,把龟岩改称“赐恩岩”,建有寺院。这座寺院的住持,就是后来在传说中以足代薪,帮助蔡襄建造洛阳桥的义波和尚。他在山上种茶制茗,以辅清修。义波见太守驾临,忙延接进寺,煎茶款待。蔡襄在福州任福建转运使的时候,曾用武夷岩茶的“乌龙种”,进贡皇帝,得到“最为精好”的评誉。因此,蔡襄著作了《茶录》上下二册。此时就将此书赠与义波,义波大喜拜受。即邀请蔡襄遍历清源山诸岩,视察僧俗所种茶丛,及茶寮的焙茗方法。这样一来,就围集了很多耕山茶农,要一瞻府老爷的风采。
义波向大家说:“各位问我:清源茶为什么没有武夷岩茶出名?这是因为没有掺和龙脑。蕃舶运来刺桐港的香料很多,是不是可以调制,作为贡品?现在太守老爷在这里,就请教他吧!”蔡襄听了,即步出茶寮,含笑向众人说:“茶有真香,而入贡者微以龙脑和膏,以助其香。其实建安民间试茶,皆不入香,恐夺其真。清源山山虽不高,谷虽不深,但长年云蒸霞蔚,厥土滋润,故又称‘齐云山’,是种茶的佳壤。如能采分‘三前’,功在焙制,就可与武夷岩茶并驾齐驱,岂可因刺桐港得番商云集之利,而以香料入茶,乱真取味。”
众茶农闻言,顿觉失望,面面相觑。义波早知众人心意,希望清源茶能作为贡品,以提高其声价,于是代众人发言:“设使清源茶用‘社前’所采佳品,仿效武夷岩茶,徽以龙脑和膏,以助其香,且赖太守之力,入贡御前,岂不幸哉!”
蔡襄微颔会意,不厌其烦地开导说:“茶之真香,在于本色纯正,方为大众所共赏。入贡之品,取媚巧以迎合,并非茶道之正宗。以前王荆公(安石),曾见赏《茶录》一书,惠然下访。下官喜其为茶道知己,即自取茶之精品,亲涤器烹点以饮之。不意荆公忽从夹袋中取消风散一撮,投茶瓯中并食之,且说是‘大好茶味’。不禁令人讶然失色,方知其不谙茶道也。若以龙脑助香者,岂不类同于荆公之投消风散乎?”
蔡襄言罢大笑,众茶农也相顾大笑,僵滞的场面变得活跃、轻松起来了。于是蔡襄接着说:“今本官既来守泉郡,于清源茶之选栽品种与采制之法,愿与本山僧众,共致力焉。务在行远则名扬,重在品高则誉起。否则,以入贡为佳,而生民不赏,亦何所取乎?”
一众人欢欣雀跃,送走了太守,就推义波不时到泉州府衙的安静堂,向太守请教,两人遂成为知交。此后,清源茶在蔡襄的指点下,从茶丛品种的更新,到采摘、制造的技术,都有很大的改进。每年北风初起,由刺桐港出发的南海商船,载运外销的茶叶,已与瓷器等量齐观,素来以泉府绸、刺桐缎驰名的海上丝绸之路,也有人称为茶瓷之路了。这也为三十年后的北宋元阓二年(公元1087年),设立泉州市舶司,创造了条件。
信阳毛尖是河南省著名特产,素来以“细、圆、光、直、多白毫、香高、味浓、汤色绿”的独特风格而饮誉中外。具有生津解渴、清心明目、提神醒脑、去腻消食等多种功能。
唐代,茶叶生产发展开始进入兴盛时期,公元760—780年间,茶圣陆羽编写的世界第一部茶书《茶经》,把全国盛产茶叶的13个省42个州郡,划分为八大茶区,信阳归淮南茶区。北宋时节苏东坡谓:“淮南茶信阳第一。”西南山农家种茶者多本山茶,色味香俱美,品不在浙闽以下。
宋代大文学家苏轼尝遍名茶而挥毫赞道:“淮南茶,信阳第一”。元、明两代,由于屡受战乱之苦,加之茶税过重,信阳茶叶生产受到很大影响,但始终保持着名茶区的优势。
浉河上游还有闻名遐迩的黑龙潭、白龙潭、何家寨、集云山、云雾山、震雷山、双碑寨等,都是出产信阳茶的名山。明代将军王延世在《游白龙潭记》中,有茶助兴:“扶掖到潭右,一岩如广,大石可座而饮食,敲石火温所携酒,炙烹蚧茗,色味俱绝”。明代文坛前七子之一的何景明,家居信阳城西,写下了大量赞美家乡山水的诗篇。如他对信阳毛尖主产区黑龙潭的描写与称赞:“川流一曲抱,峭壁万年开;白石传杯坐,青天送月来;蛟龙亦自舞,鸥鹭当相猜;谁识仙潭上,天公此钓台。”
据清人陆廷灿编的《续茶经》转引元代的《文献通考》载:元代,全国有26种名茶,“东首、浅山薄则出光州”。明代出的地方志书中也有较详细记载,河南通志记载,当时河南地方的唯一名茶,罗山茶产汝宁府信阳州。到民国初年,信阳茶再次崛起,并走出国门,信阳毛尖也逐渐定型,形成以龙潭信阳毛尖为代表的一批信阳茶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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