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茶名考茶字在古书上的称谓及意义不同”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茶名考茶字在古书上的称谓及意义不同”相关知识！
茶名考
茶在作物学上是特用作物，为嗜好品类，在植物学上是种子植物，为常绿灌木。
唐代陆羽《茶经》曾说：“其字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其名茶。”农本草云：“苦茶”。又据《神农本草》曰：“一名茶，一名选，一名游，冬生盆州谷道旁，凌冬不死，三月三日采干。”可见茶字在古书上的称谓及意义不同，为便于考察，列举如下：
（1）诗经国风、邶有《谷风》一篇，其中有句：“谁谓荼苦，其甘如荠”。
“荼”就是现在的茶，古人叫做苦菜。《康熙字典》云：“世谓古之荼，即今之茶，不知茶有数种，惟荼，苦茶之茶，即今之茶。”可知：古代“荼”字为“茶”字的借用字。
（2）槚“槚”是茶的另一借用字，《尔雅》云：“生，可做羹饮，今呼早茶为茶，晚茶为茗，蜀人称苦茶。”意即茶分早茶与晚茶，晚茶为“茗”：这种记载，据史学家的意见，认为是最可靠的记录，也是较合理的说法。
（3）汉代杨雄曾说：“蜀西南人谓茶曰，蜀人饮茶最早，字为茶之俗名。”
（4）茗为古代茶的另一名称。《晏子春秋》云：“婴相齐景公时，食之粟这饮，灸三弋、五卵、茗菜而已。”可见在公元五百年前，“茗”就有作为汤食用的例子。《桐群采叶录》：“西阳、武昌、庆江、晋陵，如茗，皆东人作清茗。茗有饽，饮之宜人。凡可饮之物，皆多取其叶”南宋鲍令辉《香茗赋》颂：“茶为芒茗”。所以，至今多沿用“茗”字代“茶”。
（5）水厄唐·温庭筠《采延录》：“晋时蒙好茶，人过车饮之，士大夫甚以为苦，每欲饮，蒙必云：‘今日有厄’”。洛阳《伽蓝记》载：“魏彭城王勰见刘镐慕王肃，专习茗饮，谓镐曰：‘卿好苍头水厄，不好王侯八珍，如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内有效颦之妇，以卿言之，即是也。’”可知在南北朝时，“水厄”二字已成为“茶”的代用语。
（6）丰富次世南北堂书抄引《斐洲南海记》云：“西平出丰富，茗之别名。叶大而味涩，南人以为饮。”《辞源》：“丰富系本名，叶大，味苦涩，似茗而非，南越茶难致，煎此代饮。”在这里，“丰富”或为茶的别称，或是茶的代用饮料，不一而是。
（7）苦菜《诗经》：“堇茶如饴，皆苦菜也。”许慎《说文》：“茶，苦菜也。”梁代陶弘景以茶作苦菜。唐·颜师古《匡谬正俗·苦菜篇》：“神农本草经中，苦菜名茶草，治疗疾病，功效极多，陶弘景误当为茗，茗岂有此效乎？”从此以后才知道茶与苦菜是两种东西。
由上面知道，茶的称谓很多，不是专指茶树上的茶。到了唐代陆羽的《茶经》问世，将数种不同意义的“荼”减去一划，成为含一种意义的“茶”字。所以自中唐以后，一般学者因受陆羽的影响，逐渐将“荼”改写为“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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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荼的含义
苦菜
《尔雅释草第十三》，荼，苦菜。苦菜为田野自生之多年生草本，菊科。《诗经国风邶国之谷风》有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诗经国风豳国之七月》有采荼樗薪，《诗经大雅绵》有堇荼如饴，一般都认为上述诗中之荼是指苦菜。三国吴国陆玑《毛诗草木鸟兽鱼疏》记苦菜的特征是：生长在山田或沼泽中，经霜之后味甜而脆。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二十七苦菜条记：初春时生苗，茎中空，折断时会流出白汁，开黄花和野菊相似，其种子附生白毛，能随风飘扬。苦菜是荼的本义，其味苦，经霜后味转甜，故有其甘如荠、堇茶如饴。
茅秀
东汉郑玄《周官》注云：荼，茅秀，茅秀是芽草类种子上所附生的白芒。《诗经国风郑国之出其东门》有有女如茶，成语有如火如荼，上述之荼一般认为是指白色的茅秀。茅秀是荼的引伸义，因苦菜的种子附生白芒，进而由苦菜白芒引伸为茅草之茅秀。
茶具苦涩味，所以，便用同样具有苦味的荼（苦菜）来借指茶。
其他
由茅秀进一步引伸为芦苇花，还有解释为紫蓼、陆秽的。
(二)荼何时被用来借指茶
《尔雅释木第十四》，槚，苦荼。槚从木，当为木本，则苦荼亦为木本，由此知苦荼非从草的苦菜而是从木的茶。《尔雅》一书，非一人一时所作，最后成书于西汉，乃西汉以前古书训诂之总汇，由《尔雅》最后成书于西汉，可以确定以菜代茶不会晚于西汉。
西汉王褒《僮约》中有烹茶尽具、武阳买茶，一般认为这里的荼指茶。因为，如果是田野里常见的普通苦菜，就没有必要到很远的外地武阳去买。王褒《僮约》定于西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荼借指茶当在公元前59年之前。
(三)荼是唐前茶的主要称谓
陆羽在《茶经》七之事章，辑录了中唐以前几乎全部的茶资料，经统计，荼（含苦荼）25则，荼茗3则，荼荈4则，茗11则，槚2则，荈诧3则，设1则。荼、苦荼、荼茗、荼荈共32则，约占总茶事的70%。槚、设都是偶见，茗、荈也较茶为少见。况茗是荼芽，荈是荼老叶，荼、茗、荈，其实是一。由此看来，荼是中唐以前对茶的最主要称谓。
荼、茶二字之转变
《九经》无茶字，或疑古时无茶，不知《九经》亦无灯字，古用烛以为灯。于是无茶字，非真无茶，乃用荼以为茶也。不独《九经》无茶字，《班马字类》中根本无茶字。至唐始妄减荼字一画，以为茶字，而荼之读音亦变。荼，初音同都切，读若徒，诗所谓谁谓荼苦是也。东汉以下，音宅加切，读若磋；六朝梁以下，始变读音。唐陆羽著《茶经》，虽用茶字，然唐岱岳观王圆题名碑，犹两见荼字，足见唐人尚未全用茶字。（清席世昌《席氏读说文记》卷一）只可谓荼之音读，至梁始变，茶之体制，至唐始改而已。（摘自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茶字从荼中简化出来的萌芽，始发于汉代，古汉印中，有些荼字已减去一笔，成为茶字之形了。不仅字形，茶的读音在西汉已经确立。如现在湖南省的茶陵，西汉时曾是刘欣的领地，俗称荼王城，是当时长沙国13个属县之一，称为荼陵县。在《汉书地理志》中，荼陵的荼，颜师古注为：音弋奢反，又音丈加反。这个反切注音，就是现在茶字的读音。从这个现象看，茶字读音的确立，要早于茶字字形的确立。
中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因而在语言和文字上也是异态纷呈，对同一物有多种称呼，对同一称呼又有多种写法。代表茶字的还有茗字。
在古代史料中，有关茶的名称很多，到了中唐时，茶的音、形、义已趋于统一，后来，又因陆羽《茶经》的广为流传，茶的字形进一步得到确立，直至今天。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很早便有关于食茶的记载，而且随产地不同而有不同的名称。中国的茶早在西汉时便传到国外，汉武帝时曾派使者出使印度支那半岛，所带的物品中除黄金、锦帛外，还有茶叶。南北朝时齐武帝永明年间，中国茶叶随出口的丝绸、瓷器传到了土耳其。唐顺宗永贞元年，日本最澄禅师回国，将中国的茶籽带回日本。尔后，茶叶从中国不断传往世界各地，使许多国家开始种茶，并且有了饮茶的习惯。
茶的广泛普及但是也可以考证，茶在社会中各阶层被广泛普及品饮，大致还是在唐代陆羽的《茶经》传世以后。所以宋代有诗云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也就是说，茶发现以后，有一千年以上的时间并不为大众所熟知。
唐陆羽在《茶经》中提到：“其名，一曰茶，二曰槚（jiǎ），三曰蔎（shè），四曰茗，五曰荈（chuǎn）”。总之，在陆羽撰写《茶经》前，对茶的提法不下10余种，其中用得最多、最普遍的是“荼”。由于茶事的发展，陆羽在写《茶经》时，将“荼”字减少一划，改写为“茶”。从此，在古今茶学书中，“茶”字的形、音、义也就固定下来了。
晋王徽的《杂诗》有句：“待君竟不归，收领令就槚。”诗人等候友人不至，只好收拾起待客物品，饮槚自慰了。这里的“槚”就是茶。
唐杜甫的《进艇》诗中有“茗饮蔗浆携所有，瓷罂无谢玉为缸”之句，这里的“茗”亦是茶。
司马相如的《凡将篇》中提到的“荈诧”，扬雄的《方言》中所说的“蜀西南人，谓荼曰蔎”，黄爽辑的《神农本草经》云：“苦茶，味苦寒，主五脏邪气……一名荼草，一名选，生谷川”，这里的“荈”、“蔎”和“选”都是茶的同义字。
由于茶叶最先是由中国输出到世界各地的，所以，时至今日，各国对茶的称谓，是由中国茶叶输出口地区人民对茶的称谓直译过去的，如日语的“chà”、印度语的“chā”都为茶字原音。俄文的“чaǔ”，与我国北方对茶叶的发音相似。
英文的“tea”、法文的“the”、德文的“thee”、拉丁文的“thea”，都是照我国广东、福建沿海地区人民的发音转译的。大体来说，茶叶是由我国海路传播到西欧各国的，茶的发音大多近似我国福建沿海地区的“te”和“ti”音；茶叶由我国陆路向北、向西传播去的国家，茶的发音近似我国华北的“cha”音。
茶字的演变与确定，从一个侧面告诉人们，“茶”字的形、音、义最早是由中国确定的，至今已成为世界人民对茶的称谓。它还告诉人们，茶出自中国、源于中国，中国是茶的原产地。
河姆渡遗址的标志建筑，由重达数百吨的三块巨石叠成，仿佛是原始社会氏族的高大门楼、屹立在姚江北岸。上方横置的巨石雕刻着双鸟朝阳图案，象征着7000年前的文明，竖着的巨石上有沙孟海书写的“河姆渡遗址”五个大字。站在标志性建筑旁的河姆渡口，举目所及，四明山群峰犹如奔腾而来的巨浪，突然凝固在姚江南岸，环立成黄墓山、浪干山、晾网山等，姚江在石拱小洞桥处打了个大湾，显得江面宽绰、水波不兴，北岸河姆渡口泊着船只。人们迷于这山水风光，容易疏忽河姆渡遗址标志建筑旁的黄墓渡茶亭碑。
这里是河姆渡遗址，何以出现黄墓渡名称?
这里是黄墓渡又是实实在在的。古老的“黄墓渡茶亭”仍在，亭内的茶亭碑方位依然。复制的碑文，立于河姆渡遗址的标志建筑下，全文清晰。茶亭碑建于清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黄墓渡为“宁郡通衢”，渡口有茶亭，免费向过往行人施茶，长盛不衰。此地“山有竹木茶桑果之盛，江有鱼虾贝蚌藻之丰”，贸易兴隆。诗称：“登程客才吃茶去，渡水人从彼岸来。”为使茶亭永久有人专管落实，碑文记述了“造茶亭、筑道岸、置渡产、修渡船”。碑文还记载：老渡产按老碑所记，不再重复;又写有一爿柴山被和尚典押在外，新增两丘渡产的土名、方位，写得十分明确，面积有4亩6分。
考察茶亭，阅读碑文，了解河姆渡原名黄墓渡，隔江相对的河姆原来称黄墓市，因汉黄公墓在附近的黄墓山上而得名。
说起汉黄公，还有掌故。据《史记》与《后汉书》记载，夏黄公姓崔名广，齐国人，曾隐居夏里修道，故号称夏黄公。秦末避乱，他与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同隐于陕西商山。因四人年龄都80有余，须眉皓白，被称为“商山四皓”。汉初，高祖刘邦想废掉柔弱无能的太子刘盈，另立爱妃戚夫人之子赵王如意。吕后用张良(子房)计，使刘盈作书，卑辞厚礼迎来商山四皓。一天宫宴，四皓侍立在太子身后，高祖一见，觉得奇怪而问：“四人何为者?”四人言对，各言姓名，刘邦于是大为惊疑。宴毕，他便对戚夫人说：“四人者吾求不得，今从吾儿游，为之辅，羽翼已成，太子难易矣。”
刘邦死后，太子刘盈继位，即汉惠帝。不久，皇权即为吕太后所掌握，商山四皓也只得各奔他乡。据《慈溪县志》等文献记载，夏黄公即出亡东南，隐居于浙东的大隐山。黄宗羲《四明山志》更论证“大隐以大里黄公墓所得名。”古人有《过黄墓渡怀黄公》诗：“头上无天地少尘，覆船真可与翁邻。江流不解先生意，浪语传呼古渡津。”
黄墓渡地名富有文化内涵，为一批文人所咏诵。有一首古诗写商山四皓中张良计上吕后当的史实：“子房水石投，商山奚借重。商山虽云高，乃为雌吕用。异者孝惠孱，七年辜汉统。黄公胡为者，遁逃句甬东。爵禄不可羁，万古激清风。我来寻遗垄，不见汉黄公。但见沧江上，芝田烟霭中。”
河姆渡地名既雅又俗，雅到曾称黄墓渡，与秦末汉初商山四皓相关，俗至百姓口头相传成谐音谓河姆渡。在沧海桑田巨变中，过往渡口的行人把地名演绎为河姆渡也有创意。渡口紧临河江，地名带“河”字合情合理;而“墓”字使人感到阴风阵阵，同渡船企求平安吉利不协调，与诗人夸张“覆船真可与翁邻”那种心情终究不同，沉船为渡船人所忌。宁波一带方言中又多有“姆”音，如郭姆、姆岭等。于是，在口碑相传中，把黄墓渡俗称河姆渡，前后传承密切，显得通俗易懂。
对于有7000年文明史的河姆渡遗址来说，地名插入2000多年前黄公墓的掌故，还只是其中一段岁月，要了解新石器时代河姆渡先人称呼所在地的名称，已难以查考。但当时正值原始氏族公社的母权制开始转向农耕的父系社会，人们在“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环境中，人与人之间，与妈妈的关系更为诚笃，“姆”又是“妈”，至今浙东方言还有把母亲称为“阿姆”的。从这一点上讲，母系社会的遗址名称带有“姆”字更为确切。世界上不谋而合的事情很多。河姆渡先人生活的山麓河畔称为“河姆渡”也不无可能。
当今，河姆渡地名因其灿烂的历史扬名世界。那里人工栽培的水稻，干栏式建筑以及原始的文化艺术震惊世界，博物馆里陈列的樟科植物叶片等原始茶的遗存，已引起农史学家、茶文化人士的关注。河姆渡口的茶亭碑和博物馆陈列的樟科植物叶片，充实和丰富了中华茶文化的内涵。
陆羽《茶经》何时开始撰写？何时成书？没有明确的文字可稽。一般认为《茶经》完成于公元780年，如果陆羽出生于729年，则《茶经》完成之年正是五十一岁；如果他出生于733年，则是四十七岁。根据《茶经》的丰富内容和凝炼的文字来看，似非青年时期所能胜任。有人认为《茶经》成书于764年，根据陆羽传：上元初，更隐苕溪，闭门着书，上元年号只有两年，上元初当指760年，是说开始动笔撰写，未必在当年就可以完成。据《茶经》四之器所说的煮茶风炉，在炉脚上铸有古文圣唐灭胡明年铸七字。灭胡是指唐王朝平定安禄山史思明叛乱的年份，在763年，所谓明年当指764年。因此可推断《茶经》成书时间是公元764年以后的时期，并根据李季卿宣慰江南时，召请常伯熊煮茶，对常很欣赏，又有人推荐陆羽，请陆羽来后，李不以礼相待，使陆羽气恼，更着《毁茶论》。论证《茶经》767年（大历二年）到768年期间已在社会上流传开了。如果说《茶经》是成书于764年时陆羽只有31岁（或者27岁），就写出这样渊博的《茶经》，殊令人难以相信。实际上陆羽居住苕溪之后，住处时常变动，又时常外出，并非闭门着书（应以对着为是）。这可从皎然、皇甫冉和李冶等人赠诗中看出。陆羽外出从事研究茶叶的时间很多，遍游了江苏苏州、无锡、南京、丹阳、宜兴和浙江的长兴、杭州和绍兴嵊县等地，以后又到江西上饶。对茶叶采制、饮用和茶事深入研究和实践，因而积累了丰富的茶事知识。更重要是在湖州时，得到颜真卿的支持，皎然的帮助，才有大量的文献可以参考，《茶经》才能写成。李季卿宣慰江南时，召嗜好茶叶的陆羽煮茶或根据陆羽对宜兴贡茶的推荐：野人陆羽以为茶香甘冠于他境，或荐于上。栖筠（李栖筠常州刺史）从之，始进万两。便认为陆羽已成为茶事权威。没有《茶经》的出世，难成为社会权威。这样推断还是不够全面的，因为陆羽擅长煮茶、品茶名闻各地也可成为一个权威人士，不必一定要着书，才可以成为专家。
据《茶叶全书》：陆羽晚年处境甚佳，为唐皇所器重。以后为了寻求生活的玄奥，至七七五年成为一隐士，五年后即出《茶经》一书，八O四年逝世。陆羽过江后的十年间，大都居无定所，周游各处，过着流浪的生活。据上饶《地方志》陆羽寓信城（现上饶）北三里，自号东岗子。性嗜茶，环居多植茶，因号茶山，茶山寺在城北隅，一名广教寺，有陆羽泉。又据府志记述：府城北茶山寺唐陆羽曾寓其地，即山种茶，有泉品为天下第四泉。其水似井傍山，色白味甘，是为乳泉，土色赤，又名胭脂井，长汀黎士宏改为陆羽泉。江西婺源茶校刘隆祥，婺源茶厂王钟音和上饶农业局同人考证，认为陆羽761年以后由苕溪（今浙江吴兴）迁移到上饶来建寺定居种茶，照茶树生长后采收加工所需时间，当在五年以上。然而认为《茶经》是在上饶时期茶山寺完成的，这根据也是不足的。陆羽在765年以后，较长期地居住吴兴抒山妙喜寺与皎然成为忘年之交。并为湖州刺吏颜真卿（709785年）。颜是唐室大臣，书法家，字清臣，先任殿中侍御史，后任湖州刺史，人称颜鲁公）所器重，推荐给唐王朝，任陆为太常寺太祝，这是很合情理的。颜鲁公并为陆羽在吴兴杼山修筑一座三癸亭。
《名胜志》载三癸亭，在杼山，鲁公为陆鸿渐建。其时为唐大历八年癸丑岁十月癸卯朔二十一日癸亥落成。故名。《颜真卿三癸亭诗》：杼山多幽绝，胜事盈跬步。前者虽登攀，淹留恨晨暮。及兹纡胜引，曾是美无度。营构三癸亭，实惟陆生故。高贤能创物，疏凿皆有趣。不越方丈间，居然云霄遇。巍峨倦修岫，旷望临古渡，左右苔石攒，低昂桂枝蠹，山僧狎猿狖，巢乌来枳椇，俯视何楷台，傍瞻戴颙路，迟回未能下，夕阳明村树。（雍正《浙江通志、卷四十二、古迹四湖州府》）杼山：《名胜志》杼山高三百尺，周一千二百步。陆羽记云：夏后杼巡狩之所，亦名稽留山。僧皎然有杼山禅居寄吴处士筠诗。（《雍正通志》卷十二、山川四乌程县）（杼山又名宝积山，山上三癸亭现已不存）皎然为长城（即古代吴兴与长兴之间）谢氏子，名昼。灵运十世孙，居湖州杼山。他撰有杼山集也称昼上人集。
陆羽更隐苕溪是大家公认的。而对苕溪的地理位置和称呼，自唐朝以来经历了不少变迁，有必要加以说明。
苕溪是浙江吴兴县的别称。溪有东西之分，二溪汇合吴兴县而入太湖。有时别称为霅（扎）溪。因吴兴县境内苕溪、前溪、余不奚和北流水汇合而得名霅溪。
有的人称陆羽是在霅溪上游的余杭县（有时称湖州），其地位相当于明、清时的湖州府，古今均是文化发达地方，管辖乌程（今之吴兴县）、武康、长兴、安吉、德清等县。吴兴作为县名始于民国元年（1912年）并乌程、归安为吴兴。解放后又分设湖州市。湖州市与吴兴县数分数并，至1981年撤销吴兴县，并入湖州市。
陆羽专心研究茶事，因嗜茶又擅煮茶而出名。到生活较安定时候，则隐居杼山集中精力编写《茶经》，但具体指出在其一年份刻印问世，也是没有材料可作根据。本人推断在765年时或此年之后，正是陆羽壮年期，精力充沛，到处收集茶事，到了775年以至780年的五年之间专心整理资料，编写成书问世，这是《茶经》的具体成书年限，似较为可能。而且《茶经》能够问世，得到颜鲁公和皎然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否则虽有书稿也无法抄刻印出。在这期间又参加了颜真卿的《韵海镜源》的抄本，从这里得到许多资料。在《陆文学自传》最后提到陆羽写了《四悲诗》又写了《天之未明赋》，这是有感当时政事的写作。着作还有《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谱》八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吴兴历官记》三卷，《湖州刺史记》一卷，《茶经》三卷，《占梦》上、中、下三卷。可见陆羽着作很丰富。但所写内容则以当时吴兴时政为题材较多。同样也可推断写《茶经》的地点是在湖州杼山寺。当时湖州物质条件较好，是文化中心，刻印出版可能性较大。但写《陆文学自传》的年月作上元辛丑岁子阳秋二十有九日，我认为可能系唐德宗建中二年辛酉（781年）之误，酉错写为丑。如此篇自传是真实的话，在《茶经》问世之后，于辛酉（781年）写自传的作品较为合理。
原标题：普洱茶文化的内涵及价值意义新探
普洱茶文化是中华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笔者曾说过：“一个人喝茶，和心；两个人喝茶，和顺；一家人喝茶，和睦；全国人喝茶，和谐；全世界喝茶，和平。”这五个“和”字，可视为普洱茶文化的当代意义与价值。
茶树起源的摇篮在普洱市
闻名中外的普洱茶，主要产地在中国思普区、西双版纳，今普洱市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是唐南诏时的“银生节度”辖地，清代时称普洱府。清代呈送朝廷的普洱贡茶即加工于此。
茶树起源于第三纪宽叶木兰，这一观点已为学术界公认。著名的景谷宽叶木兰（新种）化石，发现于普洱市景谷盆地芒线，是第三纪晚渐新世植物群遗迹，距今约3540万年，1978年正式由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研究所和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描述发表。古木兰是被子植物之源，在分类学上，古木兰是山茶目、山茶科、茶属及茶种的老祖宗。云南地质古生物学家何昌祥教授在《农业考古》发表论文《从木兰化石论茶树起源和原产地》认为，我国木兰化石有两个种：一是宽叶木兰（新种），只产于云南普洱市景谷，其时代为第三纪晚渐新世；二是中华木兰，产于云南普洱市的景谷县、澜沧县、景东县，以及临沧市的沧源县、临沧县，保山市的腾冲县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梁河县，共7个县。中华木兰较宽叶木兰晚，时代为晚第三纪中新世，距今2500万年。云南西南部的野生大茶树，则有可能由本地区第三纪宽叶木兰经中华木兰进化而来。何昌祥教授认为，印度阿萨姆地区和云南、贵州、四川交界等地，因不具第三纪木兰植物地理区系条件，又缺乏古木兰自身演化体系，所以，上述地区是茶树的原产地之说，均不成立。
普洱市具有茶树原产地三要素：一是有茶树的原始型生理特征，二是有古木兰和茶树的垂直演化系统，三为第三纪木兰植物群地理分布区系。我国出土茶树始祖宽叶木兰（新种）化石的唯一地点在普洱市景谷盆地芒线；发现中华木兰化石的地点在普洱市景谷煤厂、景东田心、澜沧勐滨三处；世界上至今存活树龄最老的野生古茶树（2700年）在镇沅千家寨；万亩野生茶树群落，在哀牢山与景东县相连的镇沅九甲千家寨；地球上唯一存活的千年过渡型古茶树“活化石”在澜沧邦崴；布朗族先民种下的千年万亩栽培型古茶林在澜沧景迈山……这些可称之为“茶之源”的地方，均在普洱市。2013年5月25日，国际茶业委员会将“世界茶源”牌匾授予普洱市，即是对普洱市是茶树原产地的认同。
普洱茶文化的内涵
从唐代至近代，记载普洱茶的史料有唐代《蛮书》，宋代《续博物志》，明代《滇略》《本草纲目》等，清代史料和文物有《滇云历年传》《滇南新语》《本草纲目拾遗》《滇南见闻录》《滇海虞衡志》《普洱茶记》《普洱府志》《易武茶案断案碑》《永安桥功德碑记》《信征别集》等，民国时期史料和文物有《梵天卢丛录》《纪襄廷墓志》《思茅钧义祥茶庄包装说明单》等。这些史料和文物，为研究普洱茶文化提供了历史资料。
普洱茶文化内容广泛。广义的普洱茶文化，是指普洱茶乡各族人民从古至今创造的，在对茶的发现、驯化、栽培、制造、加工、运输、保存、销售、饮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它与自然、地理、民族、经济、文化紧密相连，涉及各民族种茶人、制茶人、售茶人、饮茶人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文化艺术等方面，如古茶树、古茶林、大茶山、茶种植、茶品种、茶加工、茶贡品、茶厂家、茶马道、茶饮具、茶医药、茶民俗、茶品饮、茶风情、茶碑刻、茶文史、茶诗词、茶楹联、茶文艺、茶保健、茶叶节等。普洱茶文化内涵丰富，在众多茶文化中，有其独特鲜明的地方性、民族性和广博性特点，其中一些内容实体，已具有文物价值和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价值。
普洱茶与人们的物质文化紧密相连。思普区普洱茶乡有野生型古茶树、过渡型古茶树、栽培型古茶林多处。普洱茶文化区域较广阔，种植上包括清代普洱府辖区内的今普洱市茶区、西双版纳茶区、临沧市部分茶区等处茶山。普洱茶的品种特色较多，有传统普洱，亦有可制“红茶”系列、“绿茶”系列多种。云南大叶种晒青毛茶的普洱茶加工是一门传统工艺，有晒青毛茶散茶加工、传统紧压茶加工，有不同的茶叶包装。
普洱茶商贸历史悠久。普洱茶贸易历经唐宋元明清至民国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延续到现在。清代普洱贡茶由普洱府承办，受皇室宠爱，其贡茶的品种、贡茶的采办、贡茶作国礼、贡茶的影响等，都包含有丰富的文化信息。明清以来至民国，先后在普洱、思茅、景谷、镇沅、景东、墨江、倚邦、易武、车里、佛海、南峤、江城等地兴办了不少私营茶庄商号，推动了普洱茶加工和贸易的兴盛。新中国成立以后，普洱专区和西双版纳普洱茶乡又兴建了茶厂、茶叶公司等企业数十家，扩大了普洱茶的国内销售和出口贸易。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建在勐海，茶树良种场建在思茅，提高了普洱茶乡种植发展茶叶的科学技术水平。改革开放以来，在省外和境外也出现了普洱茶企业，更加扩大了普洱茶的影响。
茶马古道及马帮文化独具特色。明清至民国时期，商人马帮到普洱茶区用骡马运输茶叶的山间马道，有昆洛前路茶马道、滇西后路茶马道、思茅易武茶马道、思茅澜沧茶马道、思茅江城茶马道、普洱思茅通外茶马道、佛海通外茶马道，沿路有马帮、牛帮、马站、马店，形成了别具特色的马帮茶文化。
普洱茶品饮丰富多彩。云南民族众多，茶俗丰富多彩，布朗族吃酸茶，饮烤茶和青竹茶；基诺族吃凉拌茶，饮煮茶；哈尼族饮蒸茶、烤茶和土锅茶；彝族饮烤罐茶、清茶、盐巴茶和油茶；傣族、拉祜族饮竹筒香茶；佤族饮铁板烧茶和擂茶；傈僳族饮油盐茶；白族饮三道茶；藏族饮普洱紧压茶；纳西族饮酥油茶；汉族多饮盖碗茶……饮茶方式大致有重视其观、闻、品的“品茶”和解渴的“喝茶”，还有少数连茶带水咀嚼咽下的“吃茶”。自1993年4月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和首届中国普洱茶节以来，普洱市搜集、整理、推出了普洱茶艺，其中有传统茶艺、民族茶艺，兴办开设了许多茶庄、茶馆、茶企业，通过饮茶和表演等各种方式弘扬普洱茶文化。
普洱茶与人们的精神文化关系密切。普洱茶与民族宗教的祭祀有关，许多宗教仪式都要用普洱茶。普洱茶产区各民族婚丧嫁娶、节庆习俗、生产劳动、休息娱乐，都要用普洱茶，茶已成为民俗中不可缺少的东西。普洱茶与民间医药保健有关，普洱茶的药用及保健功能正不断得到科研和实践证实。普洱茶销售到港澳台地区及世界许多国家，深受人们欢迎。普洱茶论文、文章、著作也被介绍发表到港台地区及海外，促进了普洱茶文化的传播。
普洱茶文化具有多种文学艺术特色。有普洱茶诗词、楹联、民歌、民间传说故事、小说、散文、曲艺、歌舞、邮票等。以茶会友，广交天下；茶文化搭台，茶经贸唱戏，自1993年至2017年，普洱市举办了15届中国普洱茶叶节，促进了中外茶文化交流，促进了普洱茶乡经济社会发展。
普洱茶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在中华茶文化的历史演进中，始终蕴含着真、善、美的崇高精神。普洱茶文化作为中华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融入广大品饮茶者的生活，传扬到了海外。普洱茶文化内含着普洱茶生产力，它包含有物质文化的有形资产和精神文化的无形资产。茶文化的茶艺、茶道、茶德，通过品茶而产生、升华，茶文化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随着人们的观察、体验、联想，可从饮茶的物质享受上升到茶与人生哲学的结合、上升至哲理高度的精神展现，列入“琴棋书画诗酒茶”之中。
普洱茶文化具有以茶雅心、以茶敬客、以茶行道的功能。以茶雅心，可陶冶个人情操，提高个人道德品质和文化修养。以茶敬客，可协调人际关系，普洱茶区各民族之间，以茶待客，以茶联姻，以茶作礼，以茶会友，和诚相处，化解矛盾，增进团结。以茶行道、以茶入诗、以茶入艺、以茶唱曲、以茶增谊、以茶广交天下，以“和”为核心的茶道精神，可净化社会风气。普洱茶文化具有善化人心、净化社会、美化生活、雅化环境的辅助功能，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普洱茶文化中的一些特殊实物，已具有文物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而传扬海内外。
普洱茶可以增进人们身体健康，促进茶业经济发展，弘扬传统文化传承发展，要振兴普洱茶产业，必须弘扬普洱茶文化。茶文化是茶的灵魂，它促进着普洱茶的振兴，给普洱茶增添了腾飞的翅膀。世界上没有不饮茶的民族，没有不饮茶的国家，普洱茶文化具有的五“和”功能，给全世界送来健康与和平，其价值和意义十分重大。（黄桂枢）
根据《神农本草》记载，茶能解毒，这个说法已经为历代医学家所证实，而今茶更是被用做解毒剂。茶可以解毒，必然被视为珍品。到了周代，重视岁时祭祀的周人就将茶作为祭品献给神灵，如《礼记·地官》中记载，“掌荼”和“聚荼”以供丧事之用。由此可知，早在3000年前茶叶就已突破了药用范围，被用作祭品。
到了春秋时代（前770-前476年），茶的用途又有所发展，除了被用于祭祀之外，还被用于饮食。晏婴在《晏子春秋》中说：“晏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食。炙三戈五卵，茗菜而已：”这段记事可说明在公元前6世纪，茶叶已经从祭品发展到了菜食。《魏王花木志》中记载：“嫩叶谓之茗。”茗，即茶。到了西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由王褒所著的《僮约》前段说“脍鱼庖鳖，烹茶尽具”，后段说“武阳买茶”，可知在西汉时茶叶已被普遍种植，而且产量很高，所以才能投入市场。到王褒所处的年代时，茶叶已经成为士大夫们的生活必需品，所以王褒在《僮约》中写道，家僮每天都要在家中烹茶，还要外出到武阳买茶。
茶户[Teafarmer]
①种茶的农户。亦称园户。宋代苏轼《新城道中》(其二)：细雨足时茶户喜，乱山深处长官清。唐宋时，茶叶实行官买官卖，由官府设立官营的种茶场，场中茶户称为园户。《宋史?食货志》：在淮南，则蕲、黄、庐、舒、光、寿六州，官自为场，置吏总之，谓之山场者十三。六州采茶之民皆隶焉，谓之园户。岁课作茶输租。余则官悉市之。《宋史?赵开传》：茶户十或十五共为一保，并籍定茶铺姓名，互察影带贩鬻者。古时安徽南方也称为山户。清代何润生《徽属茶务条陈》：徽属种茶者，名日山户。
②专事采造贡茶的编户。明代沈德符《野获编补遗》：洪武二十四年(1391)九月，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进。置茶户五百，免其徭役。清康熙《武夷纪要》：宋元时有北苑龙团之贡，遂编徭役，名日茶户。每岁差官督制，民疲奔命，苦不可言。至明朝罢之，而茶户之困如故。
③元代制销茶叶的商户。《元史食货志?茶法》：存留茶引二三千，本以茶户消乏为名，转卖与新兴之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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