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道 科学与哲学
茶-科学性:
茶叶:中国茶叶品种众多,制作特色各自不同,可因应各种口味需求之人们;在制茶领域中不断改良创新,符合时代需要,省时,省力,卫生,美观。
茶具:精致的陶瓷艺术,在造型符合实用,美观外,更注意其烧制过程中的变化,均要巧妙掌握其物理特性,化学原理,以制作出完美的艺术品。
功效:较注重饮茶的功能性作用,如提神醒脑,消除疲劳,增强耐力等。
道-哲学性:
中国饮茶在思想上追求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既可评论时事,臧否人物,也可寄情风花雪月,尤其各类文人雅士之聚会,总少不了茶与酒,因而借酒助兴或感伤世事,再者以茶解讽或舒解心中郁气,并随时与山水天地融合,进而吟咏出许多意境优雅的诗词。
根植闽粤大地,蕴育自然芬芳,幽韵清香,其清雅之意境,与中国传统“尚礼”茶礼文化内涵息息相通。以茶为使,奉献至清至雅的名贵礼茶,以礼有志于茶,有礼闻达于茶,因礼惠众于茶,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以茶尚礼、和静之茶文化。
中国的修养方法是“立于礼”(《伦语·泰伯》)。整部《茶经》,几科无处不在突出茶世仪礼对于个体道德休养的作用。而懈茶个体对某种伦理道理原则的接受,却并非出于法律上的强制,它是通过个体的“情”的感染而推向行动的。换句话说,茶礼已成了人类追求的促进某些行动的内在动力。这里,我们得弄清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那就是之“礼”凭借什么原则形成?《礼记·坊记》云:“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礼,就是顺应人情而制定的节制的标准!借用《礼记》这句话来说明立礼的依托,洵属恰当。顺庆了“人情”而立礼,个体凭借天然具备的“人情”产生共振效应而立于礼;“情”“礼”的这般互动,时义远矣。 《茶经·七之事》引张君举《食檄》说:见面寒喧之后,先请喝浮有白沫的三杯好茶。又引《桐君录》说:交州和广州很重视饮茶,客人来了,先用茶来招待。举凡作客,莫不悦于受人敬重而厌于遭人白眼。因此,见面之初,主人敬茶表礼,客人受茶致意,这不也正是顺应了“人情”之需吗? 在茶饮的“礼尚往来”过程中,声.色.味始终起着中介作用,不断刺激人的感官,从而实现了陶冶情性的目的。 茶饮程序的实施过程,必然产生若陷若现.似有似无的响声,从而形成节拍,加强了日常生活中的自然律动感,显得谐和.办调。《茶经·五之煮》说煮水,“其沸如鱼目,微有声”。这些都属“声”的刺激。 《茶经·五之煮》对于舀到碗里之茶汤的描绘,可谓入木三分:茶汤颜色浅黄。茶汤的“沫饽“乃茶汤之“华”。“华”之细轻的叫做“花”,“如枣化漂漂然于环池之上,又如回潭曲渚青萍之始生,又如晴天爽朗,有浮云鳞然”;薄的叫做“沫”,“苦绿钱浮于水湄,又如菊英堕于尊俎之中”;厚的叫做“饽”,“重华累沫,皤茶碗色调对于进茶汤色感的作用:“越瓷类玉”,“越瓷类冰”,“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这是“色”的刺激。 “味”是茶饮过程中的“主角”,《茶经》所有的措施,可以说都是为了维护其至高无上的尊贵地位:《八之出》详论山南等八个茶叶产地所产茶叶味道的高下。《四之路》谈“釜的设计特点是“脐长”。因为脐长,水就在锅中心沸腾;在锅中心沸腾,水沫易于上升,水味就淳美;水味淳美,必然保证了茶味的淳正。“夹”用小青竹制成,用它夹着茶饼在火上烤,与此同时,竹夹本身也会被烤出清洁而带香气的水来,这样就可以“假其香洁以益茶味”。茶饼烤好了,还得趁热用纸袋包装贮存,使茶的“精华之气无所散越”(《五之煮》)。在陆羽的笔下,茶香已成了一种利用气味来影响人类追求的艺术。而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茶香,则是一种客观知识和主观创造思维密切配合的产物,是科学。艺术与科学的协调,其结果使是造香,令饮茶者在芬芳的气氛中获得精神上的净化和解脱。 人们对中国产生的好感,是被美引发出来的;面对美的认识,是由于感官接受了“声”“色”“味”的刺激产生快感后开始的。这类事象,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立于礼”的另一种人情导向。 之礼,人道也。
僧人饮茶历史悠久,因茶有“三德”,利于丛林修持,由“茶之德”生发出禅宗。僧人种茶、制茶、饮茶并研制名茶,为中国茶叶生产的发展、茶学的发展、的形成立下不世之功劳。日本基本上归属禅宗,源于中国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明代乐纯著《雪庵清史》并列居士“清课”有“焚香、煮茗、习静、寻僧、奉佛、参禅、说法、作佛事、翻经、忏悔、放生……”,“煮茗”居第二,竟列于“奉佛”、“参禅”之前, 这足以证明“茶佛一味”的说法是于真万确。
和尚饮茶的历史由来已久。《晋书·艺术传》记载:
敦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 药有松、桂、蜜之气,所饮茶苏而已。
这是较早的僧人饮茶的正式记载。单道开是东晋时代人, 在螂城昭德寺坐禅修行,常服用有松、桂、蜜之气味的药丸,饮一种将茶、姜、桂、桔、枣等合煮的名曰“茶苏”的饮料。 清钦是宋代以后的事,应当说单道开饮的是当时很正宗的茶汤。
壶居士《食论》中说:
苦茶,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长期喝茶可以“羽化”,大概就是唐代卢金所说的“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与韭菜同食,能使人肢体沉重,是否真如此,尚无人验证。作者壶居上显是化名,以“居上”相称定与佛门有缘。
僧人饮茶已成传统,茶神出释门便不足为怪。
陆羽生于唐开元二十一年(733),抓抓坠地便落于佛的怀抱。《天门县志·陆羽传》载:
或言有借晨起,闻湖畔群雁喧集,以翼覆一婴儿,收畜之。
陆羽3岁时育于竟陵龙盖寺,由主持增智积抚养,9岁跟积公学佛,11岁逃离寺院,随杂戏班子流落江湖,并学习杂 艺,有所成。28岁后交了个和尚朋友,就是诗人皎然,又称“释皎然”、“僧皎然”,28岁以后长住湖州标山那一带。陆羽自小就跟着积公学习煮茶技艺,并迷上了这门技艺,终于在建中元年.(780)48岁时在湖州完成了世界第一部茶学专著 《茶经》人陆羽能写成此书与他长期在茶区生活有关,但主要得益于佛门经历。可以说,《茶经》主要是中国僧人种茶、制 茶、烹茶、饮茶生活经验的总结。中国在寺庙香火中熏过一番,所以自带三分佛气。
僧人为何嗜茶?其生发于茶之德。佛教认为“茶有三德”,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茶可抑制性欲。 这三条是经验之谈。释氏学说传入中国成为独具特色的禅宗,禅宗和尚、居上日常修持之法就是坐禅,要求静坐、敛心,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其姿势要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通常坐禅一坐就是三月,老和尚难以坚持,小和尚年轻瞌睡多,更难熬,饮茶正可提神驱睡魔;饭罢就坐禅,易患消化不良,饮茶正可生津化食;佛门虽清净之地,但不染红尘亦办不到,且不说年轻和尚正值青春盛期难免想入非非,就是老和尚见那拜佛的姣姣女子亦难免神不守舍,饮茶既能转移注意力、抑制性欲,自当是佛门首选饮料。
僧人的另一个突出贡献就是种茶,培植名茶。茶产于山谷,而僧占名山,名山有名寺,名寺出名茶。最早的茶园多在寺院旁,稍晚才出现民间茶园。
古代多数名茶都与佛门有关。如有名的西湖龙井茶,陆羽《茶经》说:“杭州钱塘天竺、灵隐二寺产茶。”宋代,天竺出的香杯茶、白云茶列为贡茶。乾隆皇帝下江南在狮峰胡公庙品饮龙井茶,封庙前18棵茶树为御茶。宜兴阳羡茶在汉朝就有种植,唐肃宗年间(757--762)一位和尚将此茶送给常州刺史(宜兴古属常州)李栖驾,茶会品饮有陆羽出席, 陆羽称“阳羡紫笋茶”是“芳香冠世产”,李刺史心有灵犀一点通,便建茶会督制阳羡茶进贡朝廷,自此阳羡茶点了“状元”,身价百倍。显然,阳羡茶的最早培植者是僧人。一屯溪绿茶站名松萝茶,是一位佛教徒创制的。明代冯时可一《茶录》记载:“徽郡向无茶,近出松萝莱最为时尚。是茶始于一比丘大方,大方居虎丘最久,得采制法。其后于松萝结庵,来造山茶于庵焙制,远迹争市,价倏翔涌,人因称松萝茶。”武夷岩茶与龙井齐名,属乌龙茶系,有“一香二清三甘四活”之美评。其中又以“大红袍”为佳。传说崇安县令久病不愈,和尚献武夷山茶,这位县官饮此茶后竟出了奇事,一百病全消。为感激此茶济世活人之德,县官亲攀茶崖,把一件大红艳披于茶树之上,故此茶以“大红袍”名之。不论此说是否合情理,武夷茶与佛门有线则是真实无伪的。安溪铁观音“重如铁,美如观音”,其名取自佛经。普陀佛茶产于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浙江舟山群岛的普陀山,僧侣种茶用于献佛、待客,直接以 “佛”名其茶。庐山云雾原是野生茶,经寺观庙宇的僧人之手培植成家生茶,并进入名茶系可。君山银针产于湖南岳阳君山,《巴陵县志》记载:“君山贡茶自清始。每岁贡18斤。谷雨前知县遣山僧采制一旗一枪,白毛茸然,俗称白毛尖。”此茶仍由僧人种植。黄山毛峰是毛峰茶中极品,《黄山志》载:“云雾茶,山僧就石隙微土间养之,微香冷韵.远胜匡庐。”云雾茶就是今之黄山毛峰。桂平西山茶初产于西山观音岩下。惠明莱因浙江惠明寺而得名。别说产于中国的茶,就是日本的菜也是由佛门僧人由中国带回茶种在日本种植、繁衍并成世界重要产茶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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