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在茶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茶富有大自然美，具有提神益思的功能，饮茶使人心旷神怡，产生对人情美的联想，因而自古就成为诗歌吟咏的对象。 《诗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集，其中收有多首与茶有关的诗句。如：采茶新樗，食我农夫《樗音出，椿叶)谁谓茶苦，其甘如荠。晋代诗人张孟阳《登成都楼》诗中赞茶为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区。被后人作为绝妙的茶联，流传至今。 唐代是我国诗歌史上的盛世，也是茶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饮茶成为一种高雅的风尚，也成为陶冶情操和友谊交流的一种主要方式。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和卢仝等著名诗人都写下了富有哲理的茶诗。李白听说荆州玉泉真公，因常饮一种名叫《仙人掌》的茶，虽已年过八旬，仍面如桃花。他在得到玉泉寺为僧的侄儿赠送的《仙人掌》茶后写道：常闻玉泉山，山洞多乳窟，仙鼠(白色的蝙蝠)白如鸦，倒悬深溪月，茗生此石中，玉泉流不歇，根柯洒芳津，采服润肌骨……。这首诗把茶的保健作用描写成一个神话。杜甫在一首诗中写道：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石栏斜点笔，桐叶坐题诗……。诗人把他同友人品茶心情之愉悦，环境之幽美，写得如同一幅高雅清逸的《品茗图》。白居易流传下来的茶诗有50多首。他曾在庐山结草堂而居，过着架岩结茅屋，断壑开茶园的隐居生活，使他成为对茶叶生产、采制、煎煮与鉴别样样精通的行家，并以此自豪。他在《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诗中说：不寄他人先寄我，应缘我是别茶人。诗人自称是鉴别茶叶的行家是当之无愧的；诗人还在另一首诗中无由持一盏，寄与爱茶人创造了一个爱茶人的名词。 唐人元稹写的一首茶诗： 茶 香叶 嫩芽 慕诗客 爱僧家 碾雕白玉 罗织红纱 铫煎黄蕊色 碗转曲尘花 夜后邀陪明月 晨前命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 不至醉后岂堪夸 短短的55个字从茶的自然性状，茶碾茶罗、煎煮过程、饮茶情趣直至茶功全面作了咏唱。尤其是慕诗客，爱僧家更是将茶拟人化了。爱僧家道出了茶与禅宗的密切渊源。僧人以茶敬施主，以茶供佛，以茶助禅功，正如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中所写的僧言灵味宜幽寂那样，僧人坐禅以茶驱睡意，有助于提高禅功，达到进入幽寂的境界。随着茶文化的对外传播，寂字已被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引为日本精神之一。 唐诗人韦应物认为茶是高雅圣洁的仙草。他在《喜园中茶生》诗中写道：洁性不可污，为饮涤烦尘，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 借茶抒怀把饮茶升华到富有哲理境界的代表作，是唐人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即后人称的《七碗茶歌》。诗人在抒发了品尝到友人赠送的天子未饮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的《阳羡茶》喜悦心情之后，咏唱道：……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飞去……。 卢仝诗作不多，在唐代名声不大，但他的这首《七碗茶歌》却以其富有哲理性，为历代爱茶的诗人广为传颂，如：莫夸李白仙人掌，且作卢仝走笔章(宋·梅尧臣)；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 诗言志，这些茶诗，实际上是中国思想在文学上的表现。
cy316.cOM编辑推荐
中国茶道之文化
是茶艺与精神的结合，并通过茶艺表现精神。兴于中国唐代，盛于宋、明代，衰于清代。中国的主要内容讲究五境之美，即茶叶、茶水、火候、茶具、环境。要遵循一定的法则。
唐代为克服九难，即造、别、器、火、水、炙、末、煮、饮。宋代为三点与三不点品茶，三点为新茶、甘泉、洁器为一，天气好为一，风流儒雅、气味相投的佳客为一。
中国的具体表现形式有两种：煎茶。把茶末投入壶中和水一块煎煮。唐代的煎茶，是茶的最早艺术品尝形式。
斗茶。古代文人雅士各携带茶与水，通过比茶面汤花和品尝鉴赏茶汤以定优劣的一种品茶艺术。斗茶又称为茗战，兴于唐代末，盛于宋代。最先流行于福建建州一带。斗茶是古代品茶艺术的最高表现形式。工夫茶。清代至今某些地区流行的工夫茶是唐、宋以来品茶艺术的流风余韵。清代工夫茶流行于福建的汀州、漳州、泉州和广东的潮州。工夫茶讲究品饮工夫。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佛教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唐代《封氏闻见录》载：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伽，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又唐诗人杜牧的：今日鬓丝禅塌畔，茶烟轻扬落花风生动描写了老僧煮茶时闲静雅致的情景。饮茶在大小寺庙的风行，僧人加强对茶叶采制的研究，于是出现历代名山大川寺庙出名茶的现象。如碧螺春，产自江苏洞庭山的碧螺峰，原名水月茶，首先又洞庭山水月院山僧制得。武夷岩茶，为武夷寺禅僧制作的最佳。君山银针产于君山白鹤寺。
饮茶与佛教的结合，极大的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古书记载唐宋的古寺都设有茶堂、茶寮，僧人们都在这里讨论佛理禅道，切磋经论，招待施主宾客，啜饮香茗。寺院崇尚饮茶、种茶的同时，将佛家清规、饮茶读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融为一体，茶佛不分家、茶禅一体、茶禅一位由此产生。茶与佛有相通之道，均在主体感受，非深味而不可。饮茶需心平气静，讲究井然有序地啜饮，以求环境与心境的宁静、清净、安逸。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涌现了许多茶叶著作。自唐代陆羽《茶经》到清末程雨亭的《整饬皖茶文牍》，专著共计100多种。包括茶法、杂记、茶谱、茶录、茶经、煎茶品茶、水品、茶税、茶论、茶史、茶记、茶集、茶书、茶疏、茶考、茶述、茶辩、茶事、茶诀、茶约、茶衡、茶堂、茶乘、茶话、茶荚、茗谭等。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为唐代陆羽的《茶经》。陆羽，名疾，认真总、悉心研究了前人和当时茶叶的生产经验，完成创始之作《茶经》。因此被尊为茶神和茶仙《茶经》系统地总结了当时的茶叶采制和饮用经验，全面论述了有关茶叶起源、生产、饮用等各方面的问题，传播了茶业科学知识，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开中国的先河。
自陆羽著《茶经》之后，茶叶专著陆续问世，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茶事的发展。代表作品有宋代蔡襄的《茶录》、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明代钱椿年撰、顾元庆校《茶谱》、张源的《茶录》，清代刘源长《茶史》等。
韩国茶道与中国茶道
韩国与中国唇齿相邻， 中韩两国自古以来就有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茶文化是两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内容之一，特别是茶文化作为中韩文化交流关系的纽带，一直起着重要作用。 中国是茶的祖国，是茶文化的发源地，起源于中国的茶文化在向世界各地传播时较早地传入朝鲜半岛。中韩茶文化交流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一千多年来绵延不断。汉魏两晋南北朝以迄隋，中国饮茶风俗从巴蜀地区向中原广大地区传播，茶文化由萌芽进而逐渐发展。当时朝鲜半岛可能会接触中国的饮茶，但无可靠的文字记载因而忽略。下面从新罗统一、高丽、朝鲜、现当代四个时期来叙述韩的形成和发展。一、新罗统一时期 这个时期在中国，饮茶风俗普及，中国——煎形成并流行，茶文学兴盛，茶具独立发展，茶书画初起，茶馆萌芽，形成了中华茶文化第一个高峰。（一） 新罗饮茶之始 在六世纪和七世纪，新罗为求佛法前往中国的僧人中，载入《高僧传》的就有近30人，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在中国经过10年左右的专心修学，尔后回国传教的。他们在唐土时，当然会接触到饮茶，并在回国时将茶和茶籽带回新罗。高丽时代金富轼《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载：“茶自善德王有之。”新罗第二十七代善德女王公元632-647年在位。高丽时代普觉国师一然《三国遗事》中收录的金良鉴所撰《驾洛国记》记：“每岁时酿醪醴，设以饼、饭、茶、果、庶羞等奠，年年不坠” 。这是驾洛国金首露王的第十五代后裔新罗第三十代文武王即位那年（公元661）,首露王庙合祀于新罗宗庙，祭祖时所遵行的礼仪，其中茶作祭祀之用。由此可知，新罗饮茶不会晚于七世纪中叶。（二）新罗饮茶的发展 在宫廷，新罗大多数国王及王子与茶相依，茶为祭祀品中至要之物。三十五代景德王（公元741-765年在位）每年三月初三集百官于大殿归正门外，置茶会，并用茶赐臣民；在宗教界，与陆羽同时代的僧忠谈精于茶事，每年三月初三及九月初九在庆川的南山三花岭于野外备茶具向弥勒世尊供茶，忠谈曾煎茶献于景德王；仙界人物花郎饮茶以为练气之用，花郎有四仙人在镜浦台室外以石灶煮茶。曾在大唐为官的新罗学者崔致远有书函称其携中国茶及中药回归故里，每获新茶必为文言其喜悦之情，以茶供禅客或遗羽客，或自饮以止渴，或以之忘忧。崔致远自称为道家，但其思想倾向于儒家，被尊为“海东孔子”。（三）新罗茶风的兴盛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兴德王三年》载：“冬十二月，遣使入唐朝贡，文宗召对于麟德殿，宴赐有差。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命植于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有之，至于此盛焉。前于新罗第二十七代善德女王时，已有茶。唯此时方得盛行。” 新罗第四十二代兴德王三年（公元828年）新罗使者金大廉，于唐土得茶籽，植于地理山。韩国饮茶始兴于九世纪初的兴德王时期，并且开始种茶，这时的饮茶风气主要在上层社会和僧侣及文士之间传播，民间也开始流行。（四）新罗的饮茶法 新罗当时的饮茶方法是采用唐代流行的饼茶煎饮法，茶经碾、罗成末，在茶釜中煎煮，用勺盛到茶碗中饮用。崔致远在唐时，曾作《谢新茶状》（见《全唐文》）其中有：“所宜烹绿乳于金鼎，泛香膏于玉瓯”，描写的便是煎茶法。崔致远为创建双溪寺的新罗国真鉴国师（公元755-850年）撰写的碑文中记：“复以汉茗为供，以薪爨石釜，为屑煮之曰：‘吾未识是味如何？惟濡腹尔！’守真忤俗，皆此之类也。”真鉴国师曾于公元804—830年在唐留学，“为屑煮之”乃将茶碾罗成末煎之，且用石釜煎茶。崔致远于唐僖宗时在唐，正是唐代煎茶法盛行之时，故回国后带回大唐的煎茶法。 新罗统一初期，开始引入中国的饮茶风俗，接受中国茶文化，是新罗茶文化萌芽时期，但那时饮茶仅限于王室成员、贵族和僧侣，且用茶祭祀、礼佛。新罗统一后期，是新罗全面输入中国茶文化时期，同时也是茶文化发展时期。饮茶由上层社会、僧侣、文士向民间传播、发展，并开始种茶、制茶。在饮茶方法上仿效唐代的煎茶法。 总之，新罗统一时期， 新罗接受、输入中国的茶文化，开始了本国茶文化的发展。饮茶首先在宫廷贵族、僧侣和上层社会中传播并流行，也开始种茶、制茶、在饮茶方法上则仿效唐代的煎茶法。二、高丽王朝时期 这个时期在中国，点茶形成并流行，茶文学和茶具文化日益繁荣，茶馆兴起，茶书画始兴，形成了中华茶文化第二个高峰。 高丽王朝时期，受中国茶文化发展的影响，是朝鲜半岛茶文化和陶瓷文化的兴盛时代。高丽的——茶礼在这个时期形成，茶礼普及于王室、官员、僧道、百姓中。（一）王室及朝廷茶文化 每年两大节：燃灯会和八关会必行茶礼。燃灯会为二月二十五日，供释迦，八关会是敬神而设，对五岳神、名山大川神、龙王等在秋季之十一月十五日设祭。由国王出面敬献茶于释迦佛，向诸天神敬祷。 太子寿日宴，王子王妃册封日，公主吉期均行茶礼，君王、臣民宴会有茶礼。朝廷的其他各种仪式中亦行茶礼。（二）佛教茶文化 高丽以佛教为国教，佛教气氛隆盛，禅宗中兴，禅风大化。中国禅宗茶礼传入高丽成为高丽佛教茶礼的主流。中国唐代怀海禅师制订的《百丈清规》，宋代的《禅苑清规》、元代的《敕修百丈清规》和《禅林备用清规》等传到高丽，高丽的僧人遂效仿中国禅门清规中的茶礼，建立韩国的佛教茶礼。如流传至今的“八正禅茶礼”，它以茶礼为中心，以茶艺为辅助形式。表演者席地而坐，讲究方位与朝向。 高丽王朝时期与新罗时期的明显区别不仅以茶供佛，而且僧侣们要将茶礼用于自己的修行。真觉国师便欲参悟赵州“吃茶去”之旨，其《茶偈》曰：“呼儿音落松罗雾，煮茗香传石径风。才入白云山下路，已参庵内老师翁。” 著名诗人、学者、韩国精神集大成者李奎报（1168-1241）也把参禅与饮茶联系在一起，其诗有：“草庵他日扣禅居，数卷玄书讨深旨。虽老犹堪手汲泉，一瓯即是参禅始。……”表现了禅茶一味的精神。（三）儒道两家的茶文化 高丽末期，由于儒者赵浚、郑梦周和李崇仁等人的不懈努力，接受了朱文公家礼。在男子冠礼，男女婚礼，丧葬礼，祭祀礼中，均行茶礼。著名茶人、大学者郑梦周《石鼎煎茶》诗云：“报国无效老书生，吃茶成癖无世情；幽斋独卧风雪夜，爱听石鼎松风声。” 流传至今的高丽五行献茶礼，核心是祭祀“茶圣炎帝神农氏”，规模宏大，参与人数众多，内涵丰富，是韩国茶礼的主要代表。 道家茶礼，焚香、叩拜，然后献茶，其源出于宋。（四）庶民日常用茶 高丽时代百姓可买茶而饮，在冠礼、婚丧、祭祖、祭神、敬佛、祈雨等典礼中均用茶。 （五）饮茶方法 高丽时期，早期的饮茶方法承唐代的煎茶法；中后期，采用流行于两宋的点茶法。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宋朝使者徐兢一行访问了高丽，徐后来著有《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但图已佚失，惟文流传。其《茶俎》条记：“土产茶，味苦涩不可入口，惟贵中国腊茶并龙凤赐团。自锡赉之外，商贾亦通贩。故迩来颇喜饮茶，益治茶具，金花乌盏、翡色小瓯、银炉、汤鼎，皆窃效中国制度”。其时以中国团饼茶为贵，茶具、饮法皆仿效中国制度。徽宗时，是中国点的高峰时期，赵佶本人就是点茶高手，亲撰《大观茶论》。高丽接受中国点当不会晚于北宋徽宗时。 李奎报在《谢人赠茶磨》诗中说：“琢石作弧轮，回旋烦一臂。……研出绿香尘，益感吾子意。”用石制的茶磨研出绿色的香茶粉。李仁老（1152-1220）《僧院茶磨》诗：“风轮不管蚁行迟，月斧初挥玉屑飞。法戏从来真自在，晴天雷吼雪霏霏”。唐代煎茶用茶末，碾即可；宋代点茶用茶粉，非磨不可。故知当时的高丽流行点茶法。 高丽时期，是朝鲜半岛茶文化兴盛之时，初期流行煎，中晚期流行点。茶具文化也极辉煌，并影响日本。高丽在吸收、消化中国的茶文化后，开始形成了本民族特色的茶文化，茶礼就是代表。 总之，宋元时期，高丽在吸收消化中国的茶文化后，开始形成了民族特色的茶文化，茶礼便是代表。高丽时期是朝鲜半岛茶文化的最辉煌时期。三、朝鲜李朝时期 这个时期，在中国明朝后期、清朝前期，弃团饼而用散茶的泡形成并流行，紫砂茶具独领风骚。茶文学艺术兴盛，茶馆繁荣，形成了以泡为中心的中华茶文化第三个高峰。清朝中期以后，中华茶文化由盛转衰，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茶文化衰落。 朝鲜李朝时期，前期的十五、十六世纪，受明朝茶文化的影响，饮茶之风颇为盛行，散茶壶泡法和撮泡法流行朝鲜。始于新罗统一、兴于高丽时期的韩国茶礼，随着茶礼器具及技艺化的发展，茶礼的形式被固定下来，更趋完备。朝鲜中期以后，酒风盛行，又适清军入侵，致使茶文化一度衰落。至朝鲜朝晚期，幸有丁若镛、崔怡、金正喜、草衣大师等的热心维持，茶文化渐见恢复。 丁若镛（公元1762-1836年），号茶山，著名学者，对茶推崇备至。著有《东茶记》，乃韩国第一部茶书，惜已散逸。金正喜（公元1786-1856年）是与丁若镛同时而齐名的哲学家，亲得清朝考证学泰斗——翁方纲、阮元的指导。他的金石学和书法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对禅宗和佛教有着渊博的知识，有咏茶诗多篇传世，如《留草衣禅师》诗：“眼前白吃赵州菜，手里牢拈焚志华。喝后耳门软个渐，春风何处不山家”草衣禅师（1786-1866年），曾在丁若镛门下学习，通过40年的茶生活，领悟了禅的玄妙和的精神，著有《东茶颂》和《茶神传》，成为朝鲜精神伟大的总结者，被尊为茶圣，丁若镛的《东茶记》和草衣禅师的《东茶颂》是朝鲜复兴的成果。 在《世宗实录》（公元1454年）里记载庆尚道有6个地方和全罗道28个地方产茶，在《东国舆地胜览》（公元1530年）记载庆尚道有10个地方及全罗道有35个地方产茶，庆尚道有3个地方和全罗道18个地方产贡茶。高宗二年（公元1885年）中国茶二次大规模渡海传入。朝鲜时期产茶遍及朝鲜半岛的南部。 朝鲜李朝时期，中国的泡传入，并被茶礼所采用。但煎茶法和点茶法同时并存。朝鲜茶文化通过吸收、消化中国茶文化之后，进入稳定的发展时期，在民间的饮茶风尚走向衰弱后，反而茶精神发展到了高峰时期。朝鲜的茶文化由盛而衰，由衰而复兴。四、现当代时期 现当代是指二十世纪以来，这个时期，韩国茶文化走着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 韩国在日本统治下，全国47所高等女子学校中的大部分学校中都开设了课，但茶文化发展缓慢。1945年光复后，茶文化复苏，饮茶之风再度兴盛，韩国的茶文化进入复兴时期。 这一时期，韩国茶人出版了《韩国》（1973），建立了大学，创立了多种茶文化团体，今年又创办了《茶的世界》杂志。 韩国“茶学泰斗”韩雄斌先生不仅将陆羽《茶经》翻译为朝鲜文，还积极收集茶文化资料、撰述中国茶文化史，奠定韩国茶文化向中国寻根的观念； 百岁茶星、韩国茶人联合会顾问、陆羽茶经研究会会长崔圭用先生，早在1934年就到中国并侨居8年，深入中国主要茶区，潜心致力于中韩茶文化的研究，出版了《锦堂茶话》、《现代人与茶》、《中国茶文化纪行》等书，翻译了明代许次纾的《茶疏》和当代庄晚芳的《饮茶漫话》等书。崔圭用先生特别重视与中国茶文化界的交流合作，90高龄后，仍四次来中国，令人敬佩。 精于、成就卓著的韩国国际协会会长郑相九先生译著《中国茶文化学》，内含中国精神、中国茶文化概观等十二章，内容丰富。近年来，常来中国，率团表演韩国传统茶礼。 还有韩国国际茶文化交流协会会长释龙云法师、韩国茶人联合会会长朴权钦先生、韩国茶文化学会会长尹炳相先生、韩中茶文化研究所所长金裕信先生、韩国佛教春秋社社会长崔锡焕等韩国茶人也纷纷前来中国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茶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国当代茶文化的复兴与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的一些茶人、茶文化学者如王家扬（原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会长）、陈文华（江西省中国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余悦（江西省民俗研究中心主任）、董淑铎（浙江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会长）、童启庆（浙江大学教授）、夏涛（安徽农业大学教授）等亦到韩国访问、进行茶文化交流。中国的主要流派和机构也和韩国保持密切友好关系，如太极、中国茶叶博物馆每年都组织许多中韩茶文化交流活动。 旅居韩国的中国籍茶文化学者、韩国中华茶文化学会会长姜堉发先生，多年来致力于在韩国弘扬茶文化，多次率团来大陆参加各种茶文化活动。鉴于他对中韩两国文化交流所做出的贡献，被聘为“2002年世界杯韩国外交大使”。 在当代，中韩两国的茶文化交流不仅频繁活跃，而且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在现当代，中韩两国茶文化互动交流。韩国茶文化独立发展并回传中国，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中国茶道与养生
茶，一可解毒，二可健体，三可养生，四能清心，五能修身。“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此为解毒也！《神农本草》、《本草纲目》中对茶都有“药用”的记载。茶何以被尊为“万病之药”呢？
茶可使人健康长寿。“茶圣”陆羽活了72岁，“茶僧”皎然活了81岁，“五十斤茶”和尚活了130多岁，“不可一日无茶”的乾隆皇帝活了88岁。“尝尽天下之茶”的袁枚活了82岁，女茶人冰心活了99岁……不能说这些“寿星”就是因为喝茶，但确实他们都是著名的茶人。
茶于养生最大的价值，是养性。中国对养性与养气的重视，远甚于对身体是否健康的重视。养性为本，养身为辅，修养性情好，才是真正的养生目的。与中国养生，是一种内在的认同和本质的联系。
现代医学、生物学、营养学等对茶的研究表明，凡调节人体新陈代谢的许多有益成分，茶叶中大多具备。茶能抗癌、防衰老，能提高人体生理活性。目前已分析出茶叶中的达600多种，包括生物碱类、芬多酚类、矿物质、维生素、蛋白质与氨基酸类等。
回归自然、亲近自然是人的天性，茶则是对这份天性的最好满足。“品茶者，独品得神”，一人品茶，能进入物我两忘的奇妙意境。两人对品“得趣”，众人聚品“得慧”，茶的心理功效成为保持人身心健康的灵丹妙药。
茶的生理功效不胜枚举。提神益思，提高效率；降脂降压，保持健康；保肝明目，防辐射抗癌变；抗衰老以延年益寿等。是人类的最佳养生之道。但“天人合一”理念表明，只有顺应自然的变化规律，因时而宜，因人而宜，注意某些饮茶禁忌，才能健康长寿，更好地养生。
中国茶道与佛教
佛教于公元前6——前5世纪间创立于古印度，月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的传播与发展，到随唐时达到鼎盛时期。而茶是兴于唐、盛于宋。创立中国的茶圣陆羽，自由曾被智积禅师收养，在竟陵龙盖寺学文识字、习颂佛经，其后又于唐代诗僧皎燃和尚结为“生相知，死相随”的缁素忘年之交。在陆羽的《自传》和《茶经》中都有对佛教的颂扬及对僧人嗜茶的记载。自古以来僧人多爱茶、嗜茶，并以茶为修身静虑之侣。为了满足僧众的日常饮用和待客之需，寺庙多有自己的茶园，同时，在古代也只有寺庙最有条件研究并发展制茶技术和茶文化。我国有“自古名寺出名茶”的说法。唐代《国史补》记载，福州“方山露芽”，剑南“蒙顶石花”，岳州“悒湖含膏”、洪州“西山白露”等名茶均出产于寺庙。僧人对茶的需要从客观上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发展，为提供了物质基础。.佛教为提供了“梵我一如”的哲学思想及“戒、定、慧”三学的修习理念，深化了的思想内涵，使更有神韵。特别是“梵我一如”的世界观于道教的“天人和一”的哲学思想相辅相成，形成了中国美学对“物我玄会”境界的追求。
可以说，中国从一开始萌芽，就于佛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僧俗两方面都津津乐道，并广为人知的便是——禅茶一味。 第一节 禅茶一味
一、“禅茶一味”的思想基础
茶于佛教的最初关系是茶为僧人提供了无可替代的饮料，而僧人与寺院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和制茶技术的进步，进而，在茶事实践中，与佛教之间找到了越来越多的思想内涵方面的共通之处。
其一曰“苦”
佛理博大无限，但以“四谛”为总纲。
释迦牟尼成道后，第一次在鹿野苑说法时，谈的就是“四谛”之理。而“苦、集、灭、道”四第以苦为首。人生有多少苦呢？佛以为，有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等等，总而言之，凡是构成人类存在的所有物质以及人类生存过程中精神因素都可以给人带来“苦恼”，佛法求的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参禅即是要看破生死观、达到大彻大悟，求得对“苦”的解脱。
茶性也苦。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载：“茶苦而寒，阴中之阴，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情则上清矣”从茶的苦后回甘，苦中有甘的特性，佛家可以产生多种联想，帮助修习佛法的人在品茗时，品味人生，参破“苦谛。
其二曰“静”
讲究“和静怡真”，把“静”作为达到心斋座忘，涤除玄鉴、澄怀味道的必由之路。佛教也主静。佛教坐禅时的无调（调心、调身、调食、调息、调睡眠）以及佛学中的“戒、定、慧”三学也都是以静为基础。佛教禅宗便是从“静”中创出来的。 可以说，静坐静虑是历代禅师们参悟佛理的重要课程。在静坐静虑中，人难免疲劳发困，这时候，能提神益思克服睡意的只有茶，茶便成了禅者最好的“朋友”。
其三曰“凡”
日本宗师千利休曾说过：“须知道茶之本不过是烧水点茶” 次话一语中的。的本质确实是从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琐碎的平凡生活中去感悟宇宙的奥秘和人生的哲理。禅也是要求人们通过静虑，从平凡的小事中去契悟大道。
其四曰“放”
人的苦恼，归根结底是因为“放不下”，所以，佛教修行特别强调“放下”。近代高僧虚云法师说：“修行须放下一切方能入道，否则徒劳无益。”放下一切是放什么呢？内六根，外六尘，中六识，这十八界都要放下，总之，身心世界都要放下。放下了一切，人自然轻松无比，看世界天蓝海碧，山清水秀，日丽风和，月明星朗。品茶也强调“放”，放下手头工作，偷得浮生半日闲，放松一下自己紧绷的神经，放松一下自己被囚禁的行性。演仁居士有诗最妙：
放下亦放下，何处来牵挂？
作个无事人，笑谈星月大。
愿大家都作个放得下，无牵挂的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