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兴红茶
宜兴古称阳羡,其南部山区多产茶叶,是中国最享有盛名的古茶区之一,也是中国重要的茶叶基地之一。焙制后的成品茶条形紧直锋妙,色翠显毫。沏泡后,汤色清澈,叶底匀整,清香淡雅,滋味鲜醇,回味甘甜,沁人肺腑。
据史载,早在汉朝便有阳羡买茶和汉王到宜兴茗岭课堂艺茶的记载,这表明宜兴早在两千多年前已开始招收学童,传授茶叶生产技术了。到了三国孙吴时代,宜兴所产国山茶便已名传江南。至唐代,茶圣陆羽为撰写《茶经》,曾在阳羡南部山区作了长时间的考察,认为阳羡茶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芽者次,并认为其芬芳冠世产,可供上方。由于陆羽的推荐,阳羡茶名扬全国,声喧一时,并被纳为贡茶,上供朝廷。
宜兴红茶
据史籍记载,唐肃宗年间,自常州刺史李栖筠开始,每到产茶季节,常州、湖州两地刺史便汇集于宜兴茶区,朝廷特派的茶吏、专使、太监于此设贡茶院,茶舍、专司监制、品尝和鉴定之职。采摘下来的嫩茶焙炒好,要分五批通过驿道,快马日夜兼程,赶送京城,务必赶上朝廷的清明宴,谓之急程茶。当时诗人李郢的诗凌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帖催驿路鞭声砉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日皇城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便是真实的写照。
宜兴阳羡茶不仅得到朝廷帝王的赏识,也倍受历代名士的盛赞。唐代大诗人杜甫、白居易、杜牧等均曾为紫笋茶吟诗作赋。诗人卢仝更留下了闻道薪年入山里,蛰虫惊动春风起。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的诗句。宋代苏东坡在耳根洗尽功名话以后,更是爱上了阳羡香茶、甘泉、紫砂壶,卜居阳羡,写下了雪芽我为求阳羡,乳水君应饷惠山的名句。蒸之馥之香胜梅的阳羡唐贡茶,不仅名满海内,还饮誉海外,公元八世纪日本奈良时代,还远销东瀛,被视作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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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羡茶始于东汉,盛于唐朝,成熟于宋、明、清,衰于民国,复兴于今,阳羡茶在唐代的发展如何呢?它在唐代是如何繁荣起来的呢?
据了解,尤其是在唐代,阳羡茶的发展达到了鼎盛。唐朝中期,李栖筠任常州太守时,有山僧进阳羡茶,陆羽品为“芳香冠世,推为上品”,“可供上方”。经过陆羽等人的举荐,阳羡茶以其优良的品质被朝庭定为贡茶。据考证,唐人用茶与今人不同。唐人吃的是饼团茶,用茶时,先把饼团茶碾成茶粉,入开水锅烹煮,汤中加盐,调成咸味。皇宫贵族在烹茶时还要加点胡椒粉等调料,增加香味。煮成后舀入碗内,连汤带茶粉一同吃下,谓之“吃茶”。
据《宜兴县志》记载,当时出产贡茶的唐贡山,“在县东南三十五里,临罨画溪,以唐时产茶入贡故名,金沙寺即在其下”,这也就是今天的宜兴唐贡山、唐贡村的由来。阳羡茶在唐朝的茶政制度中,设贡茶院生产贡茶。宜兴贡茶院有“房屋三十余间,役工三万人”,“工匠千余人”,“岁贡阳羡茶万两”。唐朝采制贡茶是一件大事。贡茶开采时太守要亲临开园,征调万人突击采茶,贡茶制成后要张宴赋诗,蔚为盛事。由于唐贡山生产的贡茶是皇室偏爱的珍品,产量不多,极为名贵,故须通过驿道快马加鞭、日夜兼程急送长安,称为“急程茶”。唐代诗人卢仝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称:“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充分说明了阳羡茶在当时的至尊地位。宜兴西南一山因此而得名“茗岭”。由于宫廷讲究茶事,地方十分重视,茶树由山岭野生成为作物栽种,并进而扩展到民间,饮茶之风由此逐渐推开。
综上所述,阳羡茶在唐代的发展十分繁荣,而且随着发展,它在宋代的发展也十分顺利,据了解,阳羡茶不仅深受皇亲国戚的偏爱,而且得到文人雅士的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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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作为我国着名的陶瓷和茶叶产地,是秀山丽水孕育阳羡茶醉人的馨香.是山川灵气赋予紫砂壶鲜活的生命。
浩瀚太湖之滨,逶迤天目余脉,峰峦叠嶂,界坞连绵.晴日烟云缭绕,阴天岚雾朦胧。早在唐朝,宜兴的茶叶就列为贡品,茶圣陆羽就品为芬芳冠世产,可以供上方。其时,每年采制万两阳羡茶进贡,朝廷还派茶吏太监来宜兴设立贡茶院,专管督茶、品尝和鉴定等事宜。首批贡茶要赶上皇帝祭祖的清明宴,限令清明前送到长安.当地称为急程茶。有诗为证:驿马鞭声砉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里皇城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
旧时.一过农历二月十二。山里的茶农要半夜起床,披红戴花,举着灯笼火把,敲锣打鼓,到茶园,据说是催茶绽芽,让姑娘们采摘带露的芽尖,一斤鲜叶,万朵茶芽。唐代诗人张籍曾作过这样的描述:紫芽连白蕊,初向岭头生。自看佳人摘,寻常触露行。因为茶芽色紫而形似笋,所以,阳羡贡茶又称紫笋。炒制茶叶时,金沙泉边的茶灶一个连着一个,灶火昼夜不息,茶香飘溢.馥郁如梅。杜牧在《茶山》诗中说:山实东南秀,茶称瑞草魁。剖符虽俗吏,修贡亦仙才。泉嫩黄金涌,芽香紫壁裁。拜章朝沃日,轻骑疾奔雷。这就是阳羡茶的分量与魅力。
如今,宜兴茶园面积已有6万余亩,年产量5千余吨,而且品质优良,屡屡获奖。从垂柳初绿,到层林尽染,都有茶采,所以,人称宜兴是茶的绿洲。
阳羡茶之盛,使当地陶器业主具备了茶的知识,在陶瓷与茶文化的结合之中派生出陶中瑰宝紫砂壶,并逐渐成为嗜茶者推崇的理想茶具。犹记得.亭台楼阁把一壶香茗凝露。经紫砂壶沏泡的茶汤,色正味醇,沁人心脾。正如日本人奥兰田所说:自沏茶之法兴,阳羡砂壶始名于天下。并且争购竟求,不惜白金、二百金.必获而百己。明代李渔也言:茗注莫妙于砂.壶之者又莫过于阳羡.较茶必用宜壶。他称颂宜兴紫砂壶是最理想的茶器。为什么紫砂壶从古到今受到人们的珍视?是因为紫砂壶既是茶馆必用.农家必备的生活日用品,又是上层社会文人雅士宴饮斗茶的名贵之物。李可染先生曾赞美紫砂壶别出心裁。意在神韵。
紫砂壶作为茶文化的重要组成它既重于工艺,又重茶理。壶体有高矮之分,容重有大小之别。壶高而口敛者,容量大,宜沏红茶.更觉浓香蕴籍;壶矮而口敞者。容量小,适泡绿茶.汤色青翠而味甘醇。
让我们选一把上好的紫砂壶,冲一壶阳羡茶,当汤熟香溢之时,斟来慢慢享用,品味古今,满口留香,岂不乐哉!
鸠坑茶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
1200余年前,茶圣陆羽撰写的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中记载着睦州鸠坑茶。据唐代文学家、翰林学士李肇的《唐国史补》记载:“ …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湖州有顾渚之紫笋,…常州有义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睦州有鸠坑,…”。唐代李肇撰写的《国史补》中把鸠坑茶列为全国十五大名茶之一。《雉山邑志》和《严陵志》中记载了“淳安茶旧产鸠坑者佳,唐时称贡物。”
元代的《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亦载:"… …鸠坑地产茶,以其水蒸之,色香味俱臻妙境。
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在品尝鸠坑茶后欣然咏诗赞道:“潇洒桐庐郡,春山半是茶,轻雷何好事,惊起雨前芽”。 这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在任睦州太守时写下的一首脍灸人口的茶诗,有人把它与中国茶史上最负盛名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卢仝作)相比美,认为"此二篇皆佳作也"。
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80年代初,经过当地人的努力,鸠坑毛尖重新研制成功,并被评为全国名茶。一九八三年,中国当代著名茶学家庄晚芳教授在参观鸠坑乡茶园后,作诗云:“梅雨青溪访古茗,湖光景色倍增添,鸠坑陆羽茶经颂,味隽香清传世间”。
霍山黄芽是黄茶的一种,主要产于安徽省霍山县大化坪金鸡山、太阳乡金竹坪、佛子岭镇乌米尖、诸佛庵镇金家湾、上土市九宫山、单龙寺、磨子谭、胡家河等地。霍山黄芽源于唐朝之前。唐李肇《国史补》把寿州霍山黄芽列为十四品目贡品名茶之一。明代王象亚的《群芳谱》亦称“寿州霍山黄芽之佳品也。”
早在司马迁《史记》中就有记述:“寿春之山(霍山曾隶属寿州,故称寿春之山)有黄芽焉,可煮而饮,久服得仙。”
唐代茶圣陆羽《茶经》中也有霍山产茶之记载。
唐代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记载:“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寿州有霍山之黄芽,”并把黄芽列为14品目贡品名茶之一。黄芽为唐代近二十种名茶之一。
宋代开设霍山茶场,茶叶主要运销苏州、扬州、山西、山东、河南、东北等地。
明朝万历年间,霍山县令王毗翁《黄芽焙茗诗》云:“露蕊纤纤才吐碧,即防叶老采须忙。家家篝火山窗下,每到春来一县香。”明代王象晋《群芳谱》记载,寿州霍山黄芽为当时的极品名茶之一。
清代霍山黄芽为贡茶,历年岁贡三百斤。可见霍山黄芽盛名数百年,然而经过历代演变,以后竟致失传,霍山黄芽仅闻其名,未见其茶。。
桐庐产好茶,远在三国时的《桐君采药录》中就有记载,说是武昌、庐江、晋陵好茶,而不及桐庐。唐代陆羽《茶经八之出》中也说:茶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睦州生桐庐峪,与衡州同。到了宋代,这里产茶已甚普遍。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在《潇洒桐庐郡》诗中对当时浙江桐庐、建德、淳安等地风物盛况,描写得十分清楚,其中一诗曰:
潇洒桐庐郡,
春山半是茶。
轻雷何好事,
惊起雨前芽。
相传伍子胥曾避难到桐庐乡下,他十分喜欢歌舞,后人就把这里称为歌舞乡。境内有天尊岭,层峦叠嶂,岩石嶙峋,云雾缭绕,土壤肥沃。茶树遍布岩缝石壁之中,相传是由神仙撒籽播种的。用这种鲜嫩的茶树芽叶精心制作之茶,品质特好,味甘香幽。《桐庐县志》载:邑天尊岩产茶最芳辣,宋时充贡。宋高宗赵构建都临安(今杭州)时,朝臣曾将此茶进贡朝廷。赵构饮后,顿觉爽心悦目,下旨把这飘溢香兰花香味的好茶,每年进贡,并封生产此茶的歌舞乡直坞山为宋家山。
《紫桃轩杂缀》云:分水贡芽,本出不多。当时这里不仅生产贡芽,还有雀舌、莲心等茶生产。但随着历史的变迁,几经沧桑,古代名茶已经失传。近年来,桐庐有关部门发掘古代遗产,继承和发扬了天尊贡芽的生产,加工工艺较前有了改进,成茶品质更有提高。
在重庆,茶树种植和制茶历史要追溯到唐宋时期。制茶工艺流程沿袭传统方法。民间曾流行喝花茶,并出现茶客自制花茶现象。民国期间,其茶馆数量曾一度超过以休闲闻名的成都。
巴渝花茶闻名遐迩
重庆种植茶树和制茶的历史悠久,唐、宋年间,茶叶、烟叶等经济作物已在本埠普遍种植。宋熙宁十年(1077年)合川的水南茶就与峨眉的白芽茶、雅安的蒙顶茶齐名。
元代末期,明玉珍割据重庆,建立大夏政权。其儿子明升继承帝位,用烘焙法熏制以大足县香菲亭海棠花、武隆县雪锦茶为辅料的花茶,闻名遐迩。明代人孔迩在《云蕉馆纪谈》中记载道:(明)升在重庆,取涪江青嘛石为茶磨,令宫人以武隆雪锦茶碾之,焙以大足县香菲亭海棠花,味倍于常。这就告诉我们,至少在元末,巴渝之地花茶已见流行。
花茶尚未商品化之前,嗜茶成瘾的茶客往往自己动手薰制。如明代书画家徐渭,撰文泼墨之余自制花茶。他的方法是,取梅、兰、桂、菊、茉莉、玫瑰、蔷薇之属,杂入茗中,盛锡瓶内,隔水煮之,一沸即起。从明朝中叶起,巴渝地区的茶叶开始销往长江中下游,并出口国外。
到了清代,重庆人喜用兰惠、茉莉、玫瑰自己制作花茶。老前辈用生石灰一块,研碎放在瓷坛底,上面铺两层竹纸,将采下的花朵摊在竹纸上,然后封口。石灰能将花中的水分吸干,易于存放且香味不减。喝茶时,将花与茶叶放在盏内一块冲饮。
提到种植茶树,《华阳国志》卷一《巴志》载: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给客橙、葵。香茗即烘焙之茶。这是文献关于人工种植茶树的最早记载,足证焙茶之法始创于巴渝。早在巴国时期,茶叶已成为巴王征收的纳贡之物。
重庆茶业迅猛发展
1940年,迁渝的中国茶叶公司垄断了全国茶叶产销,处于鼎盛期。内战爆发至解放前夕,制茶业萎缩。解放后,国家投资兴建了一批茶厂,茶叶生产和制茶业迅猛发展。
1951年,重庆茶厂建成投产,产品有红茶、绿茶、花茶、沱茶、普洱茶、边销康砖茶等。1952年,在永川建成新胜茶场,主打产品精制红碎茶,采用云南大叶茶和本地鲜叶为原料,茶汤红艳,滋味鲜爽。精制绿茶色泽绿润,香气清高。精制边茶砖端正完整,深受少数民族喜爱。
之后,江津外贸花生茶叶厂、巴县二圣茶厂、綦江县茶叶公司茶厂、巴县羊鹿乡红茶厂、新发联合茶厂、华蓥茶厂、西山茶场、九锅菁茶场、巴岳茶场、青峰茶场等陆续建成,80年代年产量已达9000多吨,超过旧中国全国茶叶产量。荣昌是茶叶原料生产基地,居全市之首。
重庆直辖以来,万州、涪陵、黔江地区的茶厂也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形成了专业化、区域化、商品生产化。毛峰、银芽、碧萝春、珠兰花茶等品种脱颖而出,争春斗艳。但凡去区县作客,主人家送的土特产,少不得有当地的茶叶。
本埠制茶业沿用传统方法,其工艺流程大致为:鲜叶摊青、杀青、揉捻、干燥、烘培、筛选、复香、成品。紧压茶采用炊蒸压篓法制成,并不是传说中的茶工用屁股坐在上面挤压而成的。其程序是将毛茶分筛,挑拣、拼配后进行炊蒸,然后置茶篓中压实,让其自然发酵而成。有名的峨嵋牌沱茶,以及销往边远地区的民族团结牌砖茶,就是紧压茶系列。精制红碎茶是重庆出口创汇的主要产品,属于红茶系列,至少要经过六道工序:选料、萎凋、揉切、发酵、干燥、精制。
茶馆遍及茶香诱人
重庆制茶业的发达,离不开茶客的拥趸。
重庆人爱喝茶,民间流行的谚语道: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把茶和油盐柴米相提并论。重庆茶馆遍布大街小巷,据1947年3月《新民报》统计多达2659家,平均每条街巷有8家茶馆,一时超过了以休闲闻名的成都。
重庆老茶馆卖的茶主要是花茶、沱茶两大类,绿茶、红茶是抗战时因适应下江人口味而逐渐风行的。花茶被称为香片,以成都茉莉花茶为主,珠兰花、栀子花和玉兰花茶等,则常备而未用或很少用。沱茶主要是云南下关、昭通一带所产。重庆人偏爱沱茶,只因它茶性温热,尽可开怀畅饮也不至于受起夜之苦也。沱茶另一特点是经得泡,下午晚上还可以接着喝,汤色依旧酽然。至于价格昂贵的龙井、大红袍、铁观音、蔷薇等品种,只有极少数的大中型茶馆才备有。春天本地茶叶上市,茶馆要写出春茶上市的红字条,提醒老茶客惠顾。
本埠早年的老茶客,早上起来头不梳脸不洗,便直奔茶馆泡茶,喝过一两开,才将就老虎灶的热水洗脸,招呼门外的小贩送烧饼、油条来当早餐。瘾大的茶客,嫌店中茶叶份量少,自带一撮来冲泡,于是大半碗都是茶叶,茶水只冒出拇指高。文化大革命物资匮乏,买茶叶也要凭票,每月的定量喝完了怎么办?有办法。那就是将泡过的茶叶积攒起来,晾干待用,缺货时便拿它顶缸。善哉善哉。
隋朝的历史不长,茶史资料也不多,但其统一南北和大运河的开掘,为我国茶业在唐朝的蓬勃发展,还是有重大贡献的。史称茶兴于唐或盛于唐,在唐朝开元年间,北方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夜不夕食,唯许喝茶,由是北方饮茶随禅教的传播也急剧发展了起来,从邹、齐、沧、棣渐至京邑,相效成俗。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还较南方为多,所以北方饮茶的风起,这就如有些记载形容那样,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也直接促进了我国茶叶贸易和南方特别是太湖地区茶叶生产的发展。
在六朝以前,太湖地区的茶叶产地,如上所说,有文字记载的,只有宜兴、长兴和乌程等处。这当然是不全面的,因为加《异苑》所说,剡县(今浙江嵊县)有人好饮茶茗;《永嘉图经》讲到永嘉有白茶山,反映晋和南朝时,饮茶和茶业已一直扩展到了浙江沿海,这时太湖地区种茶,自然不会只局限湖西一隅的。这从唐朝陆羽《茶经》中,也多少可以找到一些旁证;如《茶经八之出》中载,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润州、苏州又下。从这一记载来看,太湖地区在南朝以前,除西部的湖州、常州而外,东部的杭州和苏州,大致也已产茶,因为这些地方种茶,绝不可能适巧是陆羽撰写《茶经》时才开始的。
太湖地区茶业在唐朝的较大发展,除上述北方饮茶的盛起和运河的贯通等社会、交通原因外,陆羽的倡导和宣传,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陆羽是复州竟陵人(今湖北天门),嗜茶而精于茶道,在安史乱离时,曾辗转隐在浙西,在苏州、湖州、余杭生活长达几十年时间,遍游了整个太湖地区和二浙各地的名城大山,除《茶经》以外,他还撰写了《顾渚山记》和《水品》等多种茶叶专著,从而使我国茶叶的饮、制和太湖地区的茶业,达一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此之前,如晚唐诗人皮日休所说:称茗饮者,必浑以烹之,与夫渝蔬而啜者无异也;煮茶必须和盐、姜等调料混烹,啜茶就和喝菜汤一样。自《茶经》问世以后,如封演所记:对茶叶的功效,煎茶炙茶的方法都作了论说,特别是其设计的一套茶具,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于是茶道大行。陆羽对于太湖地区茶业的贡献,不保在茶叶饮、制方法上的改进和创新,主要还是通过其有关著作的介绍,进一步提高了这一地区名茶和名水的知名度。
如宜兴和乌程的茶叶,在南北朝时虽就有好茗、御荈的记载,但真正名噪全国和设焙作贡,还是陆羽举和宣传的结果。关于这点,在宜兴重修茶舍的碑文上有这样一段记载:义兴(宜兴)贡茶非旧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实典是邦,山僧有献佳茗者,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以为芬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始进万两,此其滥觞也。厥后因之,征献浸广,遂为任土之贡。这就把唐朝湖州和常州贡茶的由来,讲得很清楚了。开始,这里的茶叶没有什么名称,入贡以后,长兴顾渚所产的茶叶,称之为顾渚紫笋或湖州紫笋;宜兴的贡茶,为别于长兴,以宜兴汉时的旧名,称为阳羡紫笋或迳称阳羡茶。如唐人张文规诗:凤辇录春半醉回,仙娥进水御帘开。牡丹花笑金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卢仝诗句则有:闻道新年入山里,蛰虫惊动春风起。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等等。当时歌咏紫笋和阳羡茶的诗篇还有很多,余不一一。关于湖常2州的贡茶,据《石柱记笺释》按语称:大历五年(770),始于顾渚置贡茶院。院侧有碧泉涌沙,粲如金星,则金沙泉亦大历后所进也。迷即是说,在李栖筠试进这一带茶叶以后,便以为定制,至大历五年,正式建立了贡茶院,不但贡茶,连同附近的泉水,也用银瓶封装随茶一则进御。起宽妆贡额的数字不大,至大历时,湖州还只岁贡一万串,后来逐年增加,如《元和郡县图志》所记,至贞元以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湖州一地的贡额,便高达到18400斤。而且,在贞元后,对贡茶的规定和要求,也愈来愈苛刻。如贞元五年(789)后,正式规定第一批贡茶,要在每年清时前赶送到京,以便祭祀之用。对此,李郢在《茶山贡焙歌》中有专门描说:春风三月贡茶时,尽逐红旌到山里。焙中清晓朱门开,筐箱渐见新芽来。陵烟触露不停探,官家赤印连帖催。茶成拜表贡天子,万人争啖春山摧。驿骑鞭声石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时宴。因为这样,所以当时也把贡茶称为急程茶。
贡茶对于百姓和当地的地方长官,并不是什么幸事,而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如唐德宗建中二年(781)袁高刺湖州时,就呈诗极言其弊。他在诗中写下了这样一些悲天悯人之句:动生千金费,日使万姓贫;甿辍耕农耒,采采实苦辛。一夫旦当役,尽室皆同臻;悲嗟遍空山,草木为不春等等。对于地方官来说,压来也很大。每年立春后45日,就要进山督造,一直到谷雨结束,都要留在贡焙负责检查。据记载,开成三年(838),裴充做湖州刺史时,就因贡不如法被割了职。所以,贡茶对群众和州官,实际上都是一种敢怒而不敢言的苦差事。不过,从茶业的角度来看,它对太湖地区茶业的发展,又无疑是有较大促进和推动的。首先以贡焙周围的种茶情况来讲,在过去和入贡初期,如皇甫曾《送陆鸿浙山人采茶归》诗中所反映:千峰待逋客,香茗复丛生。采摘知深处,烟霞羡独行;这一带有茶,但好茶和茶多的地方,还在山的深处。但是,至唐朝后期,如诗僧无可的诗句所吟:橘青陶暑寺,茶绿隔湖溪;月向波涛没,茶连洞壑生,在湖州和宜兴的航线通道上,绿茗盖春山,一路就都是茶山景色了。这一地区贡茶以后,茶园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发展,一是因为贡额的逐年增加,因贡茶需要不得不每年进行一些扩种;再是一些地主庄园,在这里茶叶闻名以后,相率发展种茶,有的甚至专门到这一带购山置地种植茶树。如晚唐名士陆龟蒙,他的庄园在老家甫里(今上海松江境内),因为嗜茶,就特地在湖州置园顾渚山下,岁取租茶,自判品等,建立过一个私人茶园。这样,官焙连私园,结果就出现了皎然笔下的这样顾渚茶乡诗境:鶗鴂鸣时芳草死,山家渐欲收茶子。伯劳飞日芳草滋,山僧又是采茶时。由来惯采无近远,阴岭长兮阳崖浅。大寒山下叶未生,小寒山中叶初卷。吴婉携笼上翠微,蒙蒙香()罥春衣。
唐中期以后太湖西部茶业这种以贡焙为中心的突出发展,无疑影响和带动整个太湖地区茶业的较大发展。这先从产地来说,在唐朝中后期,除上面《茶经》提及的地点之外,在文献中新见的茶叶产地,还有杭州的余杭,常州的金坛、无锡;润州的丹阳,湖州的武康、安吉等县;也即是说,在唐朝中后期,太湖地区的茶叶产地,除长江沿岸少量山地不见记载外,基本上已达到和现在大致相差不多的范围。自然,其时的茶园面积,除贡焙以外,多数如杜牧讲到的茅山茶园情况那样:十亩山田近石涵,云暖采茶来岭北,月明沽酒过溪南;10亩山庄,又种桑种其他东西,其茶园面积是不能和现在的规模相比的。再以制茶来说,如袁高在《茶山诗》中所吟:选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不但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艺,而且其时对原料的采摘、选拣和蒸、焙加工,也无不能达到了至精至好的程度。这是贡茶情况,一般地方的制茶,当然不可能这样讲究,但其对太湖影响的。
不仅陆羽的茶叶著作,其所撰写的《水品》一类第水质的书籍,对太湖地区饮茶和茶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如张又新在其《煎茶水记》中记及的陆羽第名水20,其中属太湖地区的就有无锡县惠山寺石泉水第二、苏州虎丘寺石泉水第五,丹阳观音寺水第十一和吴松江水第十六等处。关于张又新陆羽第水20的说法,历史上是有争论的,北宋欧阳修就提出过可能是张的伪托。不过,从唐朝的其他文献来看,陆羽习惯每到一地,都选用好水煮茶,并且也确实撰写过《水品》一书。如前所说,陆羽隐居和侨寓太湖地区数十年,对太湖地区各地水质进行一些比较和平述,是完全可能因此也是可信的。在此之前,大家对煮茶用水不讲究,经陆羽一提倡以后,名泉名水也就贵重起来;不仅附近居民,百里以外人家的煮茶用水,也往往桶装瓶贮,竞以名水为尚。以无锡惠泉为例,在当时曾被之为人间灵液,相传茶得此水,皆尽芳味,一时文人墨客,不知留下了多少赞诗。如:石脉绽寒光,松根喷晓凉。野客偷煎茗,山僧借净床;黄昏飞尽白蝙蝠,茶火数星山寂然;不仅一些游客和居民就泉烹茶,不分昼夜,流连忘返,甚至有的远在长安做官的,还要人专门从无锡带石泉水去煮茶。无锡惠山本不产茶,这时也随之种起了茶叶。
中唐以后,随太湖地区茶叶生产的较大发展,又因兼运河水浮陆转之便,这一地区的茶叶贸易也发展了起来。在一些主要产茶之区,如杜牧《入茶山下题水口草绝句》所描绘:倚溪侵岭多高树,夸酒书旗有小楼。惊起鸳鸯起岂无限,一双飞去却回头;反映在茶山脚下,由茶叶贸易而产生的草市,已出现酒楼等带有固定的集镇性质。而且还应指出,这种由茶叶贸易而起的集市,不只限于茶叶产区,也出现在运输茶叶舟车停息的途中。如许浑《送人归吴兴》诗中所示:绿水棹云月,洞庭归路长。春桥悬酒幔,也栅集茶墙;描写的即茶船往返停驻的水陆码头,着表明太湖地区唐朝茶业的发展,对整个社会经济也起到某种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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