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滇藏茶马古道的马帮生涯（四）”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滇藏茶马古道的马帮生涯（四）”相关知识！
尚未打开大门的宝库
我们多次循着马帮阵阵幽远的响铃，走过长达数千公里串连起无数山谷、平坝和村寨的古道，它让人体味到一种中国西南部特有文化所具有的一种慑人心魄的内核：那从远古至今天延续着的土著血脉文化，那包孕着的那么多的民族群体文化，那么凝重多彩的宗教文化，那么多丰富而复杂的个体文化及混合文化那多彩而神奇的文化现象令我们瞠目结舌。
许多专家学者对此有不少精彩论述。费孝通先生认为，滇、川、藏走廊蕴藏有十分丰富珍贵的古代文化遗存，应该花大力气去做。罗烈赫也指出：西藏麋集了许多族源不同的民族，其文化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尤其是童恩正先生曾反复论证，中国的西南部，特别是西藏及其邻近地区，很可能是从猿到人进化的摇篮。这是人类自身至今未能解开的一个谜。
从考古发掘可以看出，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道孚、雅江，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盐源、木里，到云南德钦、中甸以及丽江，构成了一系列石棺墓分布带，无论葬式还是随葬器具都基本相似。也就是说，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滇、藏、川大三角地区的文化就已经相互联系，并接受了来自黄河流域古文明的深刻熏陶，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古文化在西南边疆发展的一支。与此同时，由于地缘的关系，它又感受到了来自西亚、南亚、东南亚诸地文化的影响，同时它也将自己的优秀文化因素通过山间谷道流传到远方。
茶马古道正是这样一条不同部族集团及文化大板抉之间文化交流的主渠道。研究这条古道及它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将有助于我们对亚洲古文明形成过程的进一步认识，也有助于们对西藏地区与祖国大家庭关系的认识。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这一区域地形极为特殊，气候、物产也因之相差甚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如何使自己的文化适应复杂的自然条件，狩猎、采集、农业、畜牧来如何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发生发展，与此相适应的艺术、宗教、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等又带有什么样的特点，这些都是急待探索的问题。
许多谜底可能就在茶马古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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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茶马古道，与丝绸之路、唐蕃古道一样，都是中国古代通向西域的主要商贸通道，而茶马古道分滇藏和川藏两条路线。
据史料记载，滇藏茶马古道早在唐代就已存在，最初只是用于军事目的。相传大历十四年（779年），吐蕃与南诏王阁罗凤联合了20万兵马，分兵三路准备进攻成都，欲在成都建立东府。为此，吐蕃军队在横断山脉艰难地开辟了几条网状的栈道，用以输送军队。
后晋天福二年（937年），段思平建立了大理国，成为云南最强大的封建集权统治者，同时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当时，吐蕃与大理国的贸易不但没有间断，反而因大理国与宋朝建立大型的互市而有所扩大。当时大理国主要向内地输送马匹、牛羊、鸡和刀、毡子、甲胄、漆器等工艺品，还有一些麝香、熊胆之类的珍贵药材，从内地可获取汉文书籍、缯帛、瓷器、中药材、金属工艺品等。吐蕃则从贸易中获得了用以制造农牧工具、刀具的铁以及茶叶、布匹、糖等商品。
北宋后期，长期生活在滇西北地区的麽些人（今纳西族），在丽江地区逐渐形成了势力，不断向吐蕃边界扩展，并开拓了周边地区的贸易通道。至宋宣和元年（1119年）前后，麽些人取代了大理国在吐蕃的贸易地位，与吐蕃直接建立了贸易往来，确立了麽些人在滇西北地区商贸中转站的地位。明代洪武十五年（1382年），麽些首领被赐以木姓，次年又被任命为丽江知府。
此后，历代木氏土司经过上百年的商贸交易，把用于战争的滇藏栈道发展成为一条以运输商品为主的通商渠道。
一、马帮由来
资水古称益水，又叫蚩尤江。据新化县梅山文化研究协会考证：安化思游区域留下了部分与蚩尤有关的史料、遗存和风俗，该地地名以“蚩尤”而命。后来，因避讳而改成谐音“思游”，一直沿用至今。蚩尤部落联盟为了战争的需要引进优良马种并大量繁殖，以供运输和骑兵作战之需。此为安化及古梅山地区养马的起始阶段。
在安化置县（1072年）以前，据史料记载，周显王二十五年（公元前334年）楚灭吴，勾践子孙为逃避楚王的逼害，改姓梅。汉高祖五年，吴芮封为长沙王，梅随之来到湖南，以益阳梅林为家，在安化新化一带繁衍生息，势力逐渐壮大。后因长期征战，官兵围剿，人马溃散，东晋南北朝时期，梅山越人大批北迁皖鄂交界山区，留居梅山一带的越人大为减少，至隋唐时逐渐与当地汉人融合，再不见史籍，那时马便是他们作战及生活的日常交通工具，马帮便由此遗留至今。
还据资料记载，洞市亦有红公的传说，红公乃当年李闯王部下，生就一幅红脸，被称为“红公”，起义失败后，不满朝中统治，隐姓埋名在今洞市响铃坡一带立寨为王，杀富济贫，深受百姓爱戴，康熙年间被破，当时，他们的交通与运输的工具仍然是以马为主，史称红公寨。
二、马帮在梅山土著居民生产生活中的地位安化、新化、冷水江、邵阳、隆回古称梅山，其中安化为梅山中心。
土著居民多苗、瑶，侗族是蚩尤南方原始部落联盟的重要一支。蚩尤兵败后，大本营的土著居民仗着山势险峻和民风剽悍，不服朝廷，不通中国，但为了自身生存和生活所需不得不与外界尤其是生产力发达的中原地区通商贸易。用本地的茶叶、桐油、茶油等特产与中原及沿海地区交换食盐、布匹等生活日用品。而当时商品最便利的运输工具是马匹。蚩尤战时留下的军用马匹便成为民用的商贸运输工具。
宋神宗年间，朝廷派军镇压梅山南蛮，大小战事数百起。梅山人民一次次用步兵和骑兵粉碎了朝廷的镇压，马匹在战时大多服务于战事。朝廷最后一次杀梅山人5000余众，血流成河，梅山土著居民几乎全迁湘西、贵州等地，马匹也随之迁移。明朝初期，洪武帝“血洗湖广”，省内繁华地区的居民纷纷迁往深山老林的梅山地区，而迁来者鲜用马匹工具，致使梅山马匹的数量日渐减少，养马进入低谷时期。
后来，随着“茶马古道”的形成，马帮发展冲出了低谷。清末至民国年间，由于印度等国广兴茶园，英国等列强打压排挤中国茶叶，从而使安化和国内茶叶及贸易由兴转衰。马帮运输业务锐减，马匹数量也越来越少。民国末年，只有少量地主、乡绅养马，专作代步之用。
三、“茶”与“茶马古道”安化素称茶乡，产茶历史悠久，唐宋时期，茶叶产量誉甲天下。明时期，所产“云雾茶”、“芙蓉茶”驰名中外，成为朝廷贡品。明嘉靖年间创制黑茶远销西北诸省。到16世纪，安化黑茶取代四川茶叶，居全国领先地位。万历二十三年，当局颁布《黑茶章程》正式定为远销西北的官茶。清咸丰四年，粤商来县制作红茶，成为湖南红茶的代表茶，称“湖红”，与安徽“祁红”、福建“建红”鼎足而三，成为中国正宗红茶产品，畅销欧美各国，俄英等国茶商有“无安化字号不买”之说。
自此，运输茶叶的船只、马队格外繁忙，养马之风渐兴。从资水的唐家观，经江南、陈王、洞市，至新化，为了方便马帮运输茶叶等商品，商家集资修建了数百里的青石板茶马专道。现存于江南至洞市黄花溪老路的青石板古道，便有数段长达几华里。尤以黄花林场腰子界的一段保存最为完整。陈王次庄至山口一段、洞市老街一段、永锡桥一段居其次。黄昏不妨与友人结伴同游洞市老街座子坳一段，尽情领悟乡村的古韵静谧，茶马古道的历史沧桑。
历史和语言学家李敖说：“我喜欢做唐朝人，我不喜欢喧闹浮躁的现代生活”。是的，做一回唐朝人，明清古人，作长衫马褂，骑梅山矮马，在月夜的乡村，在青石板茶马古道上，看马帮驮着茶叶结伴而行，听驮铃叮铛，蹄声嗒嗒，将是何等滋润的历史体验。
四、马帮对地域文化的影响
地处湘中的安化县，是古梅山腹地。地域文化独具特质，骁勇尚武是梅山人的传统，同时也融入了梅山人的性格。在江南镇锡潭村龙山坪土地庙有一副对联，上联为“兴起人文由地脉”，即为地理环境对人的性格潜移默化、对地域文化影响至深的精准注释。与梅山人打交道，你敬他一寸，他一定会敬你一尺，质朴、爽快、热情、感恩是梅山文化的情感特征。同时马帮及“茶马古道”也将外地先进的文化传承引进，使梅山文化具有包容性。梅山人从中原学习引进的造纸术，一直保存沿袭至今。纯手工工艺一丝不苟，传统工序一成不变，是传统造纸术的活化石。现在洞市老街仍保留有数处造纸手工作坊，所造土纸畅销全国。
梅山文化的另一特质是崇尚读书，耕读治家。清代著名书法家黄自元、两江总督陶澍、云贵总督罗绕典皆为科举出身的安化人。
打擂茶、熏腊肉、腌制酸干菜、酿甲酒是本地饮食习惯和传统。民居多为纯木结构，盖青瓦或树皮，依山傍水，冬暖夏凉。
“马帮”和“茶马古道”，凝聚和集中了物流和人流。在“茶马古道”经过的好些水陆、陆陆交汇点，慢慢而自然的形成了集镇、驿站，以方便马帮和过往商贾行人买卖商品，住宿歇足。唐家观、江南古镇、永锡桥、洞市老街、新化圳上、白溪、隆回滩头、宝庆这些老市镇，便是随“茶马古道”诞生、发展而来的。
梅山人对马既崇敬又依赖，民间木匠用的架板工具称“木马”，小孩夹竹竿玩耍曰“竹马”，这些俗称沿袭至今。在洞市，至今还传承着这么一个民俗：入春以后，早晨放牧叫“春露牛，夏露马”。这里习惯于用“马”命地名和其它建筑物名称，如白马村、鹿马村、鹿马溪、马尾上、马嘴坳等等。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全社人民兴建了一座水库，便命名为“奔马水库”。
五、马的禁忌与马帮特点
骑马拜访亲友，必须在门前十余步提前下马，否则视为对主人不恭。公马与骡子同行时不能太近，否则马误以为骡子为母马，纠缠误工。生马相遇时，必须下马牵缰，以免相互斗殴。安化的马均为公马，不使用母马，也不买母马来繁殖后代。
——娱乐性。游客骑马穿行于林荫幽径，仰望蓝天白云，观赏青山绿水，静听百鸟啁鸣，顿生乐趣，心旷神怡。
——坚韧性。马主牵着马行走在大山之中，经年累月，默默无闻，风雨无阻，自强不息，体现了一种坚忍不拔的马帮精神。
——传承性。马帮历史悠久，至今未衰。随着交通发展，马帮很有可能濒临绝迹的危险。但旅游业正在兴起，骑马赏景已成为一种独特的旅游方式，将形成一个精神文化消费热点，马帮可望得到发展，永久传承。
六、与马帮相关的历史遗存
洞市村肖家湾、锡潭村的彭家湾及从江南到新化的茶马古道边有栓马石桩数十处。本地清代民间的木雕、石雕均有马的生肖图。贺氏宗祠的牌楼上有两幅与马有关的壁画，一幅是画着一个人牵着一匹背着贵重物品的马在一起，另一幅是一只猴子骑在马上，至今图案依稀可辨。位于洞市毛坪的清代名臣陶澍祖坟，有石马2匹，高1.5米，长2米，造型美观，艺术价值高，保存完好。
在我们所熟知的历史中，有两条丝绸之路为人们所称道，一是通过我国西北到达欧洲的丝绸之路;另一条则是起源于我国南方，经过海路到达中东、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而你是否知道，有着专门以运输茶叶为主的丝绸之路?早在公元六世纪左右，我国还有一条专门的茶的运输和贸易的通道滇藏茶马古道，又被称为南方的丝绸之路。
茶马古道是唐宋至民国时期，云南、四川与西藏之间的古代贸易通道，由于是用川滇茶叶与西藏的马匹交易，以马帮运输，故称茶马古道。茶马古道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尼泊尔、印度境内，直抵西亚、西非红海岸。它南起云南茶叶主产区思茅、普洱，中间经过今天的大理和丽江、香格里拉进入西藏，直达拉萨。有的还从西藏转口印度、尼泊尔，是古代中国与南亚地区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抗日战争中，当沿海沦陷和滇缅公路被日寇截断之后，茶马古道成为中国当时唯一的陆路国际通道。
亚洲大陆历史上是最为庞大和复杂的古代商路。它不仅是西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间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通道，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茶马古道的形成，首先是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大力发展，宋代东南、西南的四川、云南地区茶叶产量巨大，西南地区又与西藏为邻，茶是藏族不可一日或无的生活必需品，为茶马贸易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同时，茶马古道的行程，并不仅仅是茶叶运输和贸易的需求。茶是商品，但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它的政治属性远远超过商品属性，在我国宋代，由于国家加强战备，渴求战马，积极开展茶马贸易，成为边陲要政，宋代把茶叶和战争捆在一起，茶马贸易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
茶马古道异常艰险，其作用不仅仅是茶叶运输与贸易，通过茶叶的贸易，更是藏传佛教在茶马古道上的广泛传播，还进一步促进了各兄弟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发展了经济。与此同时，沿途地区的艺术、宗教、风俗文化、意识形态也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因此，我们需要思考和探索，在未来我国茶产业和茶文化的发展中，如何突破传统思维，如何做茶文章，让茶对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类似茶马古道的更大作用。
茶马古道，是云南、四川与西藏之间的古代贸易通道。当时滇、川地区的商人使用马车运输茶叶，到藏区交易马匹及其他物资。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和西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战中后期最为兴盛。古道分“川藏”、“滇藏”两路，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尼泊尔、印度境内，直到西亚、西非红海海岸。
其中的滇藏茶马古道，约形成于公元6世纪后期，它南起云南普洱茶主产区西双版纳勐腊县易武古镇，经普洱市，转大理，由丽江、香格里拉进入西藏，直达拉萨；再从西藏转口印度、尼泊尔，是古代中国与南亚地区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普洱茶作为茶马古道上独具优势的货物，具有悠久的历史。
作为滇藏茶马古道的源头，易武古镇为了走商的效率，在清朝道光年间，由地方集资投劳，以易武茶区为起点，修筑3米宽、240多公里长的青石板路。每逢产茶旺季，外来客商上万人；而当地的大茶号也有自己的马帮，可谓是商贾云集、骡马塞途。易武古镇及沿途的一些小镇，现今还保留着许多斑驳的石板道，路面被马匹踏出了一道道凹陷痕迹，让人依稀看到马帮的络绎不绝和古镇茶市的兴旺。这些历史的印记，正是普洱茶友们不断发掘、弘扬茶文化的动力。
在横断山脉的险山恶水之间，在从云南向西北横上世界屋脊的原野丛林之中，绵延盘旋着一条神秘古道。我们把它称之为茶马古道。我敢说它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令人惊域西心动魄的道路之一。千百年来，无数的马帮在这条道路上默默穿行。我的许多朋友的祖先就从这条路上赶着马帮，驮着茶叶和各种山货，来往于雪藏和云南之间。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所有进入中国的路线都被截断时，经由西藏再转道至印度的茶马古道成为抗日战争中后期大西南后方主要的国际商业通道。一时间沿途商号林立，马帮云集，其繁忙景象非我们今日所能想象。
十年来，我一直在关注这条道路，并多次从这条路上走过。在我看来，马帮们走茶马古道的故事，完全是一部只属于过去时代的传奇般的史诗。现在，滇藏、川藏公路早已取代了过去蜿蜒伸展在大山、河谷及连接起一座座村寨的茶马古道，传统意义上带着帐篷、锣锅和枪支，响着铜铃唱着赶马调浪迹天涯的马帮也已不复存在，只剩下一些日益剥蚀褪色的记忆留存在一些日益稀少的老赶马人的脑海里。为了记录并在某种程度上再现出马帮们的传奇生涯，我采访了一些仍在世的老赶马人，我自己也曾跟着马帮循着茶马古道走过，这里只将与滇藏茶马古道上马帮生活相关的习俗作一点简要介绍。
商号与马帮
在中国古代，官方驿制的时兴时废一直是交通方面，也是社会发展方面的大问题。从清末到民国初年，云南官办驿运大大衰落，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间的商品运输流通需求大大增长，民营的商团化马帮便迅速发展起来。专门从事大宗货物长途运输的马帮，骡马多者数百匹，有的甚至多达数千头。在云南和西藏之间，就有大量这样的马帮商团在来往运作。
马帮商团化的出现，明显地具有资本主义运输生产的特征，同时也有着浓厚的传统行会的特色。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马帮与工商业主之间建立相对固定的依存互利关系。马帮首领俗称为锅头，他既是经营者、赶马人的雇主，又大多是运输活动的直接参与者。马锅头经常与商号密切合作，互成大富。
商号与马帮在产销和运输之间形成的专业分工与依赖合作关系，这对双方扩大再生产极为有利，也是马帮运输业的一大进步。
因转手贸易需要，商号一般都自己养有马帮，形成自己的运输力量，少则二三十匹，多则二三百匹，来往贸易全靠骡马一站站、一程程地把货物在产地和需求地之间来往运送。
一般来说，云南马帮的组织形式有三种。一种是家族式的，全家人都投入马帮的事业，骡马全为自家所有，而且就以自家的姓氏命名。第二种是逗凑帮，一般是同一村子或相近村子的人，每家出上几匹骡马，结队而行，各自照看自家的骡马，选一个德高望重、经验丰富的人作马锅头，由其出面联系生意，结算分红时可多得两成左右的收入。第三种我们暂且将之称为结帮，它没有固定的组织，只不过因为走同一条路，或是接受了同一宗业务，或是因为担心匪患而走到了一起。这几种组织形式有时会搅和在一起，成为复杂而有趣的马帮景观。走西藏的马帮一般都是家族大商号的马帮。
据估计，到抗日战争期间，云南在茶马古道上做生意的大小商号有1500多家，当时每年来往于云南、西藏、印度等地之间的马帮约有30000驮之多！
马锅头与马脚子
在茶马古道上，人们习惯于将赶马人叫马脚子（藏语叫腊都）。马脚子们大多出生贫寒，为生计所迫才走上赶马的路，因为走茶马道不仅艰苦异常，而且还十分危险。在当时，赶马人可以说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在有些人眼中，他们就是些出卖苦力的人。
马脚子必须听从马锅头的指挥，马锅头就是他们的头儿，是一队马帮的核心，他负责各种采买开销，联系事情，甚至在野外开梢吃饭时，也要由马锅头掌勺分饭分菜。赶马人只是马锅头雇用的小工。但马锅头和马脚子之间并不单纯是雇主与雇工的关系。马锅头，尤其是一些小马帮的锅头，大多是自己参加赶马帮的劳动者，与众多赶马人同吃一锅饭。锅头的名称也就由此而来。有的赶马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也会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两匹骡马，上路时将自己的骡马加入马帮，赚取自己的一份运费；如果再有些本钱，更可以备上一些货物驮上，自己也就有了一份利润。这样发展下去，一些马脚子就成了小马锅头或小老板。
在滇藏一线经营的大商号和马帮都有这么一种扶持赶马人的规矩：给商号马帮赶上3年马，就要分一匹骡子给马脚子，这匹骡子的开销费用归商号出，而这匹骡子挣得的钱全归赶马人。这样有了几匹骡马后，赶马人就会脱离马帮不干马脚子了，而是自己赶自己的马，做起锅头来。那些大掌柜、大马锅头也是这么一步一步发达起来的，他们知道这其中的艰辛和不易，知道这是用血汗换取的，所以才有了这么一种关照赶马人的规矩。
走西藏的马帮一般找滇藏边沿的藏族作马脚子，这样就不存在语言和习俗的障碍。一个马脚子最多可照看12匹骡马，那要极能干的赶马人才能做到，一般的马脚子就负责七八匹骡马。一个赶马人和他所照管的骡马及其货物就称为一把。这样几把几十把就结成了马帮。
马帮行头
跟当时那些地方军阀的乌合之众相比，马帮更像一支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的军队。马锅头、赶马人和骡马们各司其职，按步就班，兢兢业业，每次出门上路，每天从早到晚，他们都井然有序地行动。
骡马行进的队伍有自己的领导，那就是头骡、二骡。她们是一支马帮中最好的骡子。马帮一般只用母骡作头骡二骡。马帮们的说法是，母骡比较灵敏，而且懂事、警觉，能知道哪里有危险，而公骡太莽撞，不宜当领导。头骡二骡不仅是马帮中最好的骡子，而且她们的装饰也非常特别，十分讲究。她们上路时都要戴花笼头，上有护脑镜、缨须，眉毛处有红布红绸做的红彩，鼻子上有鼻缨，鞍子上有碰子，尾椎则用牦牛尾巴做成。头骡脖项上挂有很响亮的大铜铃，二骡则挂小一些的二钗。头骡二骡往往要一个毛色的。头骡奔，二骡跟，将整个马帮带成一条线，便于在狭窄崎岖的山路上行进。头骡上还插有马帮的狗牙帮旗，上面书写着该马帮的帮名，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哪一家的马帮。头骡二骡一威风，整个马帮就有了气势，一路浩浩荡荡，连赶马人自己走着都有了精神。在整个马帮队伍的最后，还要有一匹十分得力的尾骡。它既要能紧跟上大队，又要压得住阵脚，使一大串的马帮行列形成一个整体。
一路上，赶马人随时都要检查马掌，一有损坏，马上就得钉补。马掌马钉，是马帮的常用消费品。钉马掌是相当讲究的专业本事。铺鞍垫捆驮子也同样。每匹骡子都有专用的鞍垫，走西藏的马帮因为道路狭窄陡险，捆的都是软驮。所谓软驮就是将货物装在麻袋或皮囊之类的软包装里，用绳索直接捆在骡马背上，这样既轻巧方便又灵活快捷。当然，不同的货物有不同的捆法，一般最常用的是单十字袢。铺鞍垫先是在骡马背上放一片马绨。它是西藏地方出产的，是一块长方形的毡子，四角镶花，底色有红的，绿的，上面有十字花纹，很好看。马绨上再放置麻布缝制的垫套，里面塞上毡子毛，很软和。最上面一层放的是一块叫贡布的皮子，大多用带毛的牛皮或山驴皮做成。铺垫上这些，货驮就磨不着骡马了。这些铺垫晚上也是赶马人睡觉的垫褥。
走西藏的马帮也不用楸木、楸珠来给骡马束尾，它们一方面增加了骡马的负担，另一方面容易磨伤骡马，而且坏了没办法修。所以走西藏的马帮只用麻布麻绳扭成马楸索来用，既轻便又软和，还很牢实。骡马一上路，就要戴上各自专用的用竹篾和细皮子编缠起来的笼头，以免它们一路走一路贪嘴。它们吃饭也有各自专门的料袋，像人一样，一日三餐，晚上就放到山上打野吃草。
马帮的生活方式
马帮在路上，大部分时间过的是野营露宿的生活。一般天一发亮就爬起来从山上找回骡马，给它们喂料，然后上驮子上路。中午开一次梢。开梢就是吃午饭的意思，也就是打个酥油茶，揉一点糌粑吃。当天色昏暗下来的时候，马帮都要尽力赶到他们必须到达的窝子，在那里才好开亮。开亮就是露营。他们要在天黑前埋好锣锅烧好饭，卸完驮子，搭好帐篷。每天的打野开亮，都由大家分工合作，找柴的找柴，做饭的做饭，搭帐篷的搭帐篷，洗碗的洗碗，而且是轮流着做，以免不公平。这样打野开亮，对野外生存的马帮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事。这里面有许多忌讳，主要是语言上的忌讳。如筷子不能说筷子，而要说帮手，因为大快为老虎，不能提到那凶猛的家伙，像豹子的称呼也不能提；碗要叫莲花，碗跟晚是谐音，马帮们可不想晚到。钵头要说缸钵，头与偷谐音，马帮也不想被盗。勺子要说顺赶，勺跟说在云南方言中是谐音，而言多必失，那就不吉利了。同样，手巾要叫手幅子，因为骡马最怕受惊，甚至连锣锅都不能说，因为谁都怕落在江里，所以锣锅只能说饭锅。灶也只能叫火塘，大家都不想把事情弄糟（灶）但柴却是个吉利的发音，跟财相近，有时马帮过村寨还要去买一捆柴扛来，说柴（财）来了！柴来了！似乎这样就能招财进宝了。
行为上的避讳也很多。如煮饭要转锅时，只能逆时针方向一点点慢慢转；架锣锅的石头不能乱敲，连磕一下烟锅都不行；凑柴要从一个口一顺地凑，不能乱架乱放；吃饭时只能由锅头揭锅盖，第一碗饭也要由锅头添，添饭时更不能一勺子舀到底，要从饭锅表面一层层舀下去；添饭时还不能将饭锅搞得转动；所有的人吃头一碗饭是不能泡汤的，因为怕碰上下雨；人不能从火塘和锣锅上跨过，也不能挡住第二天要走的方向；饭锅更不能搞得打翻了
不要以为这是马帮们迷信犯傻。出门在外，顾忌自然特别多。人又不是神，各种意外随时都可能发生，人们不得不有所畏惧。
无论是谁，凡是不小心犯了以上忌讳，就要挨一顿数落，还要出钱请客打牙脊，严重的就逐出马帮。
马帮的漂泊生活苦是苦，但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诱惑。
马帮们每天的生活几乎都是如此进行，早上找回骡马，马吃料，人吃饭，走路，上驮下驮，扎营做饭，放马，睡觉，周而复始，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但雪域高原那神奇莫测的自然景色，沿途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使得每一天的行程充满了意外和惊喜。
那些可歌可泣的马锅头和赶马人，那一条让人魂牵梦绕的路，那一种可能永远不会再有的生存方式。那里面有那么多的东西值得人们记取。
关键词茶马古道普洱茶滇藏
人们所说云南与西藏间的“茶马古道”，是近代以来对两地间交易茶叶、马匹交通线的雅称。既称“茶马古道”，历史上必与茶马互市有密切的关联。茶马古道应具备以下特征：商队交易的商品当以茶叶、马匹为主；官府参加道路有关的贸易管理，并提供沿途茶马互市的地点；若无特殊情形，茶马互市递年持续进行，并对道路两端以及道路沿线的居民和城镇，均产生较大的影响。以这些特征为线索，以下对滇藏间茶马古道与普洱茶的关系，茶马古道形成兴盛的过程等试为考述。
一、清代普洱茶兴起，为茶马古道形成创造了条件
在清代茶叶、马匹成为该道运销的重要商品之前，云南与西藏间已存在古老的通道。清代普洱茶兴起并大量运销西藏，西藏的马匹等商品进入云南，这条道路乃被称为“茶马古道”。进一步来说，清代茶叶、马匹成为云南与藏区贸易之大宗，普洱茶的兴起为其关键。
云南东南部气候炎热，雨量充沛，植物种类繁多，生长迅速堪称繁盛。其中有相连成片的茶树林。这些茶树多为野生植株，也有一些属人工种植。当地居民长年采摘茶叶，主要是供佐食，或以为药物。唐代云南始有采茶供饮的记载。据《蛮书·云南管内物产》：“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①]南诏所建银生城位今云南景东，蒙舍蛮（南诏贵族）令人采其地界诸山之茶，与花椒、姜、肉桂同烹供饮。既言“散收无采造法”，可见所采之茶主要供蒙舍诏（南诏）贵族享用，采摘、加工亦无成法。
今滇东南所产大叶种茶，明代尚不出名。《万历野获编》列举全国知名的产茶之地，未提到云南。[②]明人许次纾撰《茶疏》，称云南所产五华茶，与湖南的宝庆茶齐名。[③]《万历野获编》说大理的感通寺产茶。谢肇淛《滇略》亦称云南知名之茶，有昆明太华茶与大理感通寺茶，“（价）值不廉。”谢肇淛于万历年间任云南省右参政，天启元年（1621）改任广西按察使离滇。可见天启元年以前，滇东南所产之茶尚不流行。[④]清初，达赖喇嘛奏请于北胜州（治今云南永胜）设互市交易茶马，吴三桂奏疏建议：“令商人于云南驿盐道领票，往普洱及川、湖产茶地方采买，赴北胜互市，”亦言“本省普洱地方，产茶不多”。[⑤]可为证。
清代普洱茶兴起并趋繁荣，与西藏茶叶消费市场的开拓，普洱茶产地社会环境的优化，以及清廷积极支持与加强管理有关。
唐宋时北部游牧民族流行喝茶，籍以解腻帮助消化，明代更盛。《明史》称：“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⑥]长期以来，西藏所需茶叶主要靠四川供应。明末因遭受战乱破坏，四川运销西藏之茶大幅度减少。清初吴三桂出任云南总管。他看准这一商机，主要还是图谋联络达赖喇嘛为以后谋反做准备，乃策划向西藏输出茶叶。顺治十八年（1661），达赖喇嘛受吴三桂唆使，奏请在北胜州（治今云南永胜）以马换茶。康熙四年（1665），清廷批准在北胜州与中甸等地，举办云南与西藏的茶马互市。[⑦]
滇东南出产的大叶种茶因价廉耐泡，被选为商品茶的主要原料。据《庭闻录》：吴三桂与达赖喇嘛暗商后上奏：云南所需之马，每年须奏请朝廷遣官吏前往西宁购买，难免有长途跋涉之劳。今达赖喇嘛既愿通市，“臣愚以为允开之便。”又说：云南普洱之地虽产茶不多，毕竟较别省采买为便，建议“令商人于云南驿盐道领票，往普洱及川、湖产茶地方采买，赴北胜互市，官为盘验，听与番人交易”。所言赴川、湖产茶地方采买是虚，鼓吹采买普洱之茶、籍以沟通与西藏的联系是实。获准。滇东南所产之茶，遂得以大量生产销往西藏。[⑧]滇东南的大叶种茶持续销藏，逐渐创出名气。时人以其主要产地普洱府（治今云南普洱）有普洱山，普洱山所产之茶性温味香，“名曰普洱茶。”[⑨]
康熙二十年（1681），吴三桂叛乱失败。康熙帝下令追查吴三桂暗通达赖喇嘛之事，北胜州、中甸等地的茶马互市停办。[⑩]在查清达赖喇嘛与吴三桂反叛无涉后，北胜州、中甸等地的互市得以恢复。举办茶马互市的地点，又增加鹤庆、丽江、金沙江（在今丽江以东）等处。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帝诏准西宁的蒙古商人，可赶马至鹤庆等地交易茶叶。[11]雍正二年（1724）云贵总督高其倬奏报安抚中甸等事，其中有“旧行滇茶，视打箭炉例，设引收课”等语，[12]可见中甸等地的茶叶贸易照常进行。云南与藏区的茶马贸易，推动了滇东南大叶种茶的种植与生产，云南逐渐成为知名的茶叶产地，与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四川、两湖等产地同列。[13]
清朝积极开发云南边疆，为普洱茶的崛起与持续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完成对吴三桂所遗残破局面的整顿后，清朝将云南治理的重点，从靠内区域移至边疆与僻地。雍正以后全国人口剧增，道光时达到前所未有的四亿。为寻求新的生存空间，内地流民乃向人口稀少地区迁移。为禁止迁徙朝廷屡颁通告，但效果不大。云南官府则以提供资金、耕牛相号召，吸引流民入滇垦种。[14]
雍正六年（1728），朝廷对车里（今云南西双版纳）等地的改土归流大规模展开。平定其地后，清朝奉行“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的原则，结束澜沧江内外地区土司的封闭统治，解决了“无事近患腹心，有事远通外国，自元迨明，代为边害”的隐患，也为内地流民大量移居普洱茶产地创造了条件。
清代普洱茶流行，还与饮茶习尚的改变有关。明代饮茶流行水开即饮、添水复饮。茶叶是否耐泡、滋味淳厚与否便被看重。云南东南部的茶树属于多年生的大叶种茶，生长迅速、采摘期长，可多年栽培无须施肥除虫，茶叶味酽耐泡，这些特点适应了沸水冲饮的要求。大叶种茶还有一个特点，即有助消化、驱风寒的功效。清代仕宦云南的吴大勋，称滇东南的大叶种茶能消食理气，去除积滞，驱散风寒，“最为有益之物。煎熬饮之，味极浓厚，较他茶为独胜。”[15]《普洱茶记》称：“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清人还说：“普洱茶膏能治百病，如肚胀受寒，用姜汤发散，出汗即愈；口破喉颡，受热疼痛，用五分噙口过夜即愈；受暑擦破皮血者，研敷立愈。”[16]
对普洱茶的生产与销售，清朝制定积极支持的措施。思茅地区界连诸处茶山，鄂尔泰于雍正五年（1727）奏准，将普洱原设的通判移驻思茅，加强对思茅与六茶山地方事务的管理。其时六大茶山所产茶叶，每年约有六七千驮。雍正七年，鄂尔泰又奏准在思茅设总茶店，由通判亲自主持，管理当地的茶叶交易，并颁布“不许容人上山、以杜绝衅端”的规定。客商买茶，每驮须纳茶税银三钱，由通判负责管理，[17]乾隆年间，仍奉行商民在普洱茶产地坐放收发、向官府纳税后转运各地的规定。乾隆三十七年（1772）吴大勋说：普洱府所属茶山的范围极广，“夷人管业，采摘烘焙，制成团饼，贩卖客商，官为收课。”
雍正七年（1729），朝廷设普洱府（治今云南普洱），管辖车里、六顺、倚邦、易武、勐腊、勐遮、勐阿、勐龙、橄榄坝等处土司，六大茶山乃纳入普洱厅所辖范围。[18]普洱地区乃成为普洱茶购销的集散地。朝廷还就普洱茶的包装与税银作出规定：七个圆饼为一筒，重49两，征收税银一分；每32筒颁发一茶引，每引收税银三钱二分。从雍正十三年开始，朝廷颁给云南3000份茶引，下发各茶商行销办课。[19]清廷规定每年进贡普洱茶。贡茶所需的银两。由布政司库铜开支，思茅府每年领银1000两，办理贡茶的采收转运。[20]
清代外地流民大量迁居云南，因腹地大致人满为患，乃赴山地、边疆等人烟稀少的地区。时有俗语：“穷赴夷方急走厂”。以江西、湖南人为主的流民，迁居车里、茶山等地后，凭借在家乡掌握的制茶知识，投身于普洱茶生产与销售的浪潮，尤以收购、加工及贩卖者居多。雍正六年（1728），鄂尔泰奏疏称：思茅、猛旺、整董、小孟养、小孟仑、六大茶山以及橄榄坝、九龙江各处，原有“微瘴”，“现在汉民商客往来贸易，”并不因“微瘴”为害。[21]每年采茶季节，普洱府所属六大茶山方圆600余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22]
普洱茶的生产获得迅速发展，所采古树之茶不足需求。夷民乃试种新茶并获成功，随后大量种植茶树。《清稗类钞》说：“普洱茶产于云南普洱府之普洱山，性温味厚，坝夷所种。”[23]为提高普洱茶的质量，茶农改变粗放经营的做法，对所种茶叶锄草捉虫，“旁生草木，则味劣难售。”普洱茶成品的存置亦多讲究，“或与他物同器，即染其气而不堪饮矣。”受茶叶产地、采摘时间等因素的影响，普洱茶又分为不同的等级，以生于赤土或土中杂石者较佳。二月间采摘、茶蕊极细而白的茶叶，称为“毛尖”，以充贡品。制作贡品的任务既毕，官府乃许民间采摘、贩卖茶叶。茶农将所采之茶上笼略蒸，揉为团饼，其叶犹嫩、味道亦佳者称“芽茶”。三四月采摘及加工者称“小满茶”。采于六七月间的称“谷花茶”。少女在雨季之前采摘、出售以备嫁妆者，则谓“女儿茶”。[24]对六大茶山生产茶叶的销售去向，官府亦有规定。质优者充为岁贡，较差的茶叶散卖省内各地，粗老的茶叶则熬膏压制成茶饼，备赠亲友或卖往藏区等远方。[25]
二、茶马古道形成之前，滇藏间已有古老通道
以今大理为分界，“茶马古道”的前身可分为北段与南段。北段即由大理经丽江进入西藏的道路，形成的时间甚早。
宋熙宁六年(1073)，陕西诸蕃与北宋关系紧张，宋朝战马的来源趋紧。次年，宋廷委成都路募人入大理国商议买马。峨眉进士杨佐应募前往。杨佐一行经虚恨(今四川峨边)、束密入大理国，行至大云南驿(今云南祥云县云南驿)见里堠碑，其上“题东至戎州，西至身毒国，东南至交趾，东北至成都，北至大雪山，南至海上，悉著其道里之详，审询其里堠，多有完葺者”。[26]
里堠碑所记之“北至大雪山道”，即由今大理经丽江过今滇西北入四川，经康定、天全、雅安达成都的道路。《明史》说北至大雪山道“为南诏咽喉，三十六番朝贡出入之路”。[27]《元史》亦称：“巨津州(治今丽江县西北巨甸)，……今州境实大理西北陬要害地。”[28]北至大雪山道是南诏、大理国联系吐蕃和今川西的重要通道，此道至少唐初已存在。
隋唐之际吐蕃政权在青藏高原崛起。唐中宗时，吐蕃势力到达洱海地区，联合姚州诸蛮击杀唐监察御史李知古。唐朝遣将军唐九征率军击退吐蕃，建铁柱纪功。不久吐蕃势力复振。吐蕃南下走的就是北至大雪山道。《蛮书·山川江源》称：大雪山(即今丽江、巨甸之间北面的雪山)，“其高处造天。往往有吐蕃至赕货易，云此山有路，去赞普牙帐不远。”可知此道达今拉萨附近。天宝十三年(754)南诏与唐决裂，与吐蕃结为兄弟之国，北至大雪山道成为南诏与吐蕃往来的要道。
蒙元时期，北至大雪山道是较早置驿的道路之一。《经世大典》记载：至元七年(1270)，“大理、善阐、金齿等处宣慰司，呈准差来立站，使臣带木歹亦只里等文字该与帖古歹相接立站，卑司即便和买到铺马一百五十匹，并察罕章分到站户五百户，已于西番小当当地起立马站毕”。[29]记载所说在大理、善阐(今昆明)、金齿(今云南保山、德宏一带)等处立站，当指在今昆明经大理、保山至德宏的道路置立驿传。这一线是云南重要的交通线。同时设站的还有察罕章(今丽江)至西番小当当(今云南德钦)的道路。元代开通的察罕章、小当当道，明代仍然存在，并对走向有所记载：洪武时明太祖颁诏：“今闻有路自碉门(今四川天全)出枯本任场径抵长河西口(今四川康定)，通杂道长官司，道路平坦，往来径直，可即檄所司开拓，以便往来。”[30]明太祖所说的道路，就是宋代的北至大雪山道，元至元七年设站的察罕章、小当当一线，在这条道路所经的云南辖境。
蒙古军较早开通北至大雪山道，与忽必烈征大理的路线和宋末战争的形势有关。蒙古宪宗二年(1252)，为对南宋形成南北夹击之势，王弟忽必烈领命出征云南。次年由西北至六盘山。以后至临洮并进入吐蕃地区。至忒剌(今四川松潘)后，分兵三道以进。大将兀良合台率西道兵，由晏当(今云南中甸)路入，诸王抄合、也只烈率东道兵，经白蛮（今四川宜宾地区）以进。忽必烈亲率中路军过大渡河、金沙江，经丽江抵大理城，乃克之。不久忽必烈北返，留兀良合台继续平定云南各地。[31]忽必烈返回西北，也是沿来时路线以行。[32]
忽必烈征大理，复开了宋代的北至大雪山道。当时今川东仍为宋朝所有，今贵州、广西一带是蒙古与南宋对峙的战场。因此，恢复云南至上述地区的旧道尚无可能。而北至大雪山道已为征讨云南的蒙古军所熟知，走此道又可避开战场，经西北通达上都亦较有利。在较长的时间，北至大雪山道是云南联系上都与内地的主要通道。宪宗四年(1254)，蒙元在丽江立茶罕章管民官，以土官麦良任其职。至元七年（1270）元立察罕章、小当当驿站，至元八年立丽江宣慰司，[33]以加强对置站地区的管理。
忽必烈平定大理后，使臣、行人至云南多途经北至大雪山道。在蒙古军破大理国的次年，善阐人李姓法师经吐蕃赴内地求学，留居25年方归云南。[34]宪宗八年（1258），安南国王“纳款”，驻守大理的蒙古宗王不花令讷剌丁“乘传入奏”。[35]中统二年(1261)，居今德宏地区的金齿蛮十人，经北至大雪山道赴上都开平觐见。[36]同年，兵部郎中刘芳出使大理，至吐蕃遇害。世祖命恤其家。[37]至元六年（1269），张廷珍被任命为安南国达鲁花赤，他“由吐蕃、大理诸蛮至于安南”。[38]
成都和成都以西的地区也为蒙元所较早据有。宪宗七年（1257），蒙古军于成都立署，以刘黑马“管领新旧军民大小诸务”。宪宗八年，蒙古军攻占雅州(今四川雅安)，至元二年（1265），授雅州碉门安抚使高保四虎符。至元九年，元于吐蕃西川界立宁河驿站(在今甘肃和政)。[39]使臣行者由大理经丽江、晏当(大当当)或小当当过吐蕃地区，会于长河西口，再经碉门、雅州至成都，向北经忒剌和宁河站可抵上都。通常认为北至大雪山道的路线，起自大理止于吐蕃，元代设置的上述驿道，是对唐代旧道的进一步拓展。
蒙元重视对北至大雪山驿道的管理。至元八年（1271），元朝“遣兀都蛮率蒙古军镇西方当当”。[40]至元二十三年，云南行省平章政事纳速剌丁奏请数事，第三条是“罢丹当站赋民金为饮食之费”，诏议行之。[41]至元三十年，世祖诏云南旦当仍属西番宣慰司。[42]当当(旦当)地处僻地，地瘠人稀，而蒙元对其如此关注，说明经过当当驿的北至大雪山道，在元代前期仍有重要的意义。这一时期云南发生的事件，大都与北至大雪山道有关。至元七年，云南王忽哥赤被云南宣慰都元帅宝合丁等人毒死，大理等处劝农官张立道遣人经吐蕃北上告变。忽必烈闻知，命断事官博罗欢等“驰驿”至云南处理此事。博罗欢等行至吐蕃界，遇从囚狱中逃出的张立道出亡于此，遂同还大理，诛宝合丁及同谋者。[43]至元十一年，赛典赤·赡思丁奉世祖之命到云南建立行省。他先至大理，询父老诸生安国便民之要，[44]也是经北至大雪山道进入云南。
至元十九年（1282），元朝重新打通前代通往四川的清溪关等旧道，沿途设置驿站。自至元十一年建立云南行省并以中庆(今昆明)为省治，云南的政治中心从今滇西移到滇东。以后，由云南赴内地多走清溪关道、石门关道，以及至元二十八年拓开之由中庆经普安(在今贵州普安以西)达黄平的驿道，北至大雪山道不再是云南官民前往内地首选的道路。但元中叶至明、清，北至大雪山道仍可通行。明人说：“由临洮南入，渡丽江石门关，南经大理入滇。”[45]
三、确定从大理至普洱茶产地的道路，须考察若干因素
“茶马古道”南段的情况较为复杂。考察南段即从大理南下至普洱茶产地的道路，须综合考虑相关因素方能确定。
关于普洱茶的产地。清人檀萃说：“普茶名重于天下。出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蛮专，六曰慢撒。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46]道光《云南通志》称：“所谓普洱茶者，非普洱府界内所产，盖产于府属之思茅厅界也。厅治有茶山六处，曰倚邦、曰架布、曰习崆、曰蛮砖，曰革登、曰易武。”[47]《思茅厅采访》则言：“茶有六山，倚邦、架布、嵋崆、蛮砖、革登、易武，气味随土性而异。”普洱府所属有六大茶山，方周800余里，为清代普洱茶的主要产地，但史载对六大茶山的地望却有不同的说法。据雍正六年（1728）云贵总督鄂尔泰奏疏：经详查普洱一带地方形势，“车里所属十二版纳并六大茶山，居普洱之左，在东南一带。”[48]可知六大茶山虽具体的名称不同，但均位于普洱府（治今云南普洱）的东南面，即今思茅市的东南部与西双版纳的部分地区。
另据清代《幻影谈》：“普洱茶，亦滇产之大宗也，元江、思茅、他郎皆有茶山。”[49]除普洱府所属之六大茶山与今西双版纳部分地区外，元江（今云南元江）、他郎（今云南墨江）也出产普洱茶。张泓《滇南新语》称：“滇茶有数种，盛行者曰木邦、曰普洱，木邦叶粗味涩，亦作团冒普茗名，以愚外贩，因其地相近也，而味自劣。”[50]张泓于乾隆六年（1741）入滇，亲历边陲见闻甚广。他说乾隆时木邦一带产茶甚多，但叶粗味涩，其味自劣。木邦茶商假冒普洱茶之名，“以愚外贩，因其地相近也。”木邦指今云南临沧市与缅甸相连地区。既称木邦产茶之地与普洱府相近，可见包括木邦乃至顺宁府（治今云南凤庆），至迟清代中期亦为重要的产茶之地。顺宁府的辖地，包括今临沧市与思茅市的西南部。近人罗养儒之《云南掌故》说：普洱茶以产于迤邦（在今云南景洪东北）的雨前茶最佳，大都运往四川销售。其次是产自六大茶山之一攸乐山的攸乐茶，颜色明艳如同红茶。较有名的还有产于顺宁的凤山茶。[51]所言与上述记载相合。
从出产普洱茶的普洱府、木邦北部与相连的顺宁府，通往云南北部、与普洱茶销售有关的道路有以下几条：
清代所称之“云南入京道”，即元朝开通由中庆经普安、黄平入京的驿道。具体走向是自今昆明经贵阳、镇远、沅陵等地至北京，为元代以来云南联系内地的通衢。罗养儒称：清光绪年间云南所产之茶，本省享用与运往省外，约各占产量之半。云南贡茶入京始自康熙朝，“康熙某年有旨，令云南督抚派员支款，采买普洱茶五担送京，供内廷作饮。”以后演为定例，每年贡茶一次，进贡数量逐渐增加。[52]凡由云南采购入京的贡茶，为朝廷所指派，云南官府负责购置并押运至京，专供统治上层享用，因此不具有民间贸易的性质，亦无马匹交易的情形，因此所经道路不宜称为“茶马古道”。
从云南腹地至今西双版纳首府景洪的道路。该路线有两种走法，其一是从今大理经景东、镇沅、普洱、思茅达景洪，即明代所说的“贡象下路”。据明代的记载，[53]沿“贡象下路”由景东至镇沅府，行二日至普洱，又行四日至达车里宣慰司（治今景洪），由车里往西南可抵八百媳妇宣慰司（治今泰国北部清迈）、老挝宣慰司（治今老挝北部琅勃拉邦），西行十五六日至西洋海岸，至乃摆古莽酋之地（在今缅甸南部勃固一带）。该道是云南南部诸族与徼外势力，向明朝进贡驯象必经之路，明代以前该路为民间便道。
第二种走法是自今昆明经建水、元江、普洱、小橄榄坝至景洪。此道首见于元代记载。至元二十一年（1284），元朝将领步鲁合答率军出征罗必甸（在今元江），以后继续征讨八百媳妇国（在今泰国北部），途中经过车里。[54]在思茅县小橄榄坝澜沧江整控渡口，近年发现记载元军此次出征的摩崖石刻。出征元军所走的道路，是经今建水、元江、普洱、小橄榄坝至景洪，这是民间存在的便道。至正元年（1341），车里路总管寒赛遣其侄刀温入贡，道经元江与当地官吏发生争执，酿成动乱，朝廷命云南行省平定。行省慑之以兵，继行安抚平息事态，寒赛为向朝廷表忠心，乃增纳租赋，并在车里北上道路的部分路段设驿传。[55]据记载：元代临安路(治今通海)辖有矣马洞、落捉、建州三站。[56]建州疑即建水州（治今云南建水），为最南面之一站。至于元江、普洱、车里在元代是否置站，未见其他记载。明代云南府(治今昆明)至元江因远驿(在今元江以西)的道路，设有晋宁、江川、通海、曲江、临安、宝秀等六站。[57]乾隆初年，乃有在今普洱至西双版纳道路置驿的确切记载。
清代是否有普洱茶运抵藏区相关道路的记载？回答是肯定的。《清一统志》称：普洱茶山普洱在府之境。其山产茶，性温味香，异于他地所产，人称“普洱茶”。据《滇程记》：自景东厅行100里至者乐甸。再行一日至镇沅州，又行两日至车里宜慰司，继行二日至普洱山。[58]所言自景东厅（治今云南景东）经者乐甸（治今镇沅东北恩乐）、镇沅州（治今镇沅）至车里宜慰司，当指商队由大理至景东达车里购茶的道路，此道沿行明代之“贡象下路”。商队在至车里的行程中，沿途分别赴各产茶地区。
明清时云南商队或以骡马运输为主，但个人肩挑、背驮之短距离转运，在某些情形下亦较普遍。明人王世性说：镇远（今贵州镇远）系滇货集中之地，为水陆之会。“由滇云至镇远共二十余站，皆肩挑与马骡之负也。”[59]所言为云南至镇远道路的情形，但运输“皆肩挑与马骡之负”，在西南边疆尚普遍存在，因路途转运艰辛，商队多选走较短的路线。以后情况逐渐改变。光绪初年，在云南及出省的商队中，形成四川、临安（今云南建水）、迤西（包括腾冲、大理鹤庆与喜洲）等三大马帮。大型马帮货丰人众，骡马甚多，对道路状况、饮食住店、旅途安全等均有较高要求。因此，运输普洱茶的马帮（尤其是走惯临安一线的临安马帮），选走由今景洪经普洱、元江、建水至昆明、大理这条较为平坦、旅店等设施较为齐备的驿路，可能性也很大。
从滇东南出发北上的两路商队，汇集于今大理市下关。一些商队在此将驮运的普洱茶复蒸，加工为砖茶等紧压茶。雍正至道光年间，下关发展为滇西的商业重镇。[60]上世纪初，下关的制茶业已有较大规模。1920至1930年，有德瑞利、溪记、复义和十余家商号在下关建茶厂。上世纪30年代后，又有茂恒、复春和、成昌、洪盛祥、宝元通等商号建厂。下关商家除加工沱茶销往四川、饼茶运销滇西北外，还大量生产砖茶销往西藏，1944年，下关生产砖茶约100万斤，约为块状茶生产总量的1/2。永昌祥、复春和等商号，从凤庆、云县、临沧、景谷、西双版纳购进散茶，在昆明、下关茶厂加工为紧压茶，普品运销丽江、维西、拉萨等地。[61]
自下关继续北上，通过北至大雪山道，运输普洱茶的商队进入藏区。据记载：乾隆十三年（1748）朝廷议准：云南之茶引颁发到省，转发丽江府，由该府按月发给商人，许赴普洱府贩买，运往鹤庆州之中甸等地行销。官府负责稽查盘验，由邱塘关并金沙江渡口照引查点，按则抽税。官府填发部引，商人赴中甸通判衙门呈缴，分季汇报。未填之余引，由丽江府年终缴还有司。[62]可见清朝对普洱茶的运销管理十分严格，对符合规定的商队，按月发给准许营业的茶引，设关稽查盘验，按例抽税；未填发的余引，事毕须缴还有司。
关于从大理经丽江到巴塘（今四川巴塘）的道路，清人倪蜕称：由大理至丽江府，北行至阿喜（在今丽江西北），渡金沙江至木撇湾，过喇止罗、喇咱姑、桥头、哈巴罗、罗丝湾、土官村、十二栏杆、一家村、拖木郎、小中甸、箐口、中甸、奔子栏等处，再走西路或东路至巴塘。[63]乾隆十八年（1753），云贵总督硕色等上奏：
鹤庆、丽江二府与四川之巴、里二塘及西藏各寨相连，该地夷汉商民多有贩卖茶、烟、布匹、杂货，常在四川巴、厘二塘所辖之檫栋、安安、天柱各寨及西藏所属之檫瓦岗、左工波、鸟曲棕、工布、渣峪、扎玉滚、南墩、汉人寺、江卡、扎呀、黄连山等处，或与藏来之番商，或与川属之夷客易换毛褐、氆氆、黄连等物，远者二三十站，近则不过三四站。其赴藏路径，以鹤庆府所属之中甸为咽喉要道，一自西北出翁书关，一自正西走维西之奔子栏，渡浪沧江，俱由四川之巴、厘二塘而往。此二路系官塘大道，有防汛弁兵盘诘。[64]
云贵总督硕色等称“茶马古道”沿途重要的集镇，有云南的鹤庆、丽江，四川之巴塘、里塘，沿途的大小集市，有巴塘、里塘所辖之檫栋、安安、天柱各寨，以及西藏所属的檫瓦岗、左工波、鸟曲棕、工布、渣峪、扎玉滚、南墩、汉人寺、江卡、扎呀、黄连山等处。这条道路由云南赴西藏，“以鹤庆府所属之中甸为咽喉要道。”商队至中甸后分两路，一路自西北出翁书关，一路自正西走维西之奔子栏，渡过金沙江（方按：奏疏误为浪沧江）进入西藏。云贵总督硕色等说夷汉商民贩卖之物，有茶、烟、布匹与杂货，西藏的番商及川属之夷客，则运来毛褐、氆氆、黄连等物销售。
值得注意的是，奏疏陈述交易的商品未提到骡马。康熙四年（1665），清廷批准在北胜州、中甸等地试行茶马互市，获准理由便是云南以茶叶换取西藏的马匹，但施行情形未见记载。吴三桂镇守云南，每年奏请朝廷遣官往西宁购马，以后在北胜州等地举办茶马互市，即以输入藏马便利为由。推测三藩之乱平定后，云南官府往西藏购马受到限制。而滇藏民间的骡马贸易则兴起较晚。康熙朝至乾隆后期，记载滇藏贸易的史籍仅提及普洱茶等商品，未言骡马交易。
清代后期，云南每年有大量的茶叶、红糖、瓷器、烧酒、火腿等货物，集中在下关待运西藏，西藏的毛织品、药材、沙金、马匹等货物，则从下关运往云南各地。云南方志称在茶马古道沿线，一些集市发展为设有固定店铺的常集，每日均行交易。一些集市或以某些商品为特色，如中甸称“药市”，丽江称“骡马市”及“药市”。嘉庆至咸丰年间，大理地区开办三元、裕和等大型商号，这些商号拥有马帮，以大理地区为中心往来各地做生意。中甸、德钦等地的藏商，每年则派有数百匹驮马的马帮，至思茅、普洱等地购运普洱茶，这一时期交易骡马已属常见。
四、结语
综上所述，近代以来人称滇藏间之“茶马古道”，与相关道路的形成演变、清代普洱茶的兴起及运销西藏等因素有关。
云南植物资源丰富，很早便有成片的茶树林。唐代有南诏贵族采茶供饮的记载，但长期以来未形成规模化的种植与消费。明代云南见于记载的茶叶，主要是昆明的太华茶与大理的感通寺茶，产量有限。清初吴三桂坐镇云南，会同西藏的达赖喇嘛，奏准于今云南永胜设茶马互市，今滇东南的大叶种茶成为销往各地商品茶的原料。普洱府是商品茶的主要产地，其茶乃称“普洱茶”。清代普洱茶发展为云南的“大钱粮”。
茶马古道的前身形成很早。由大理经丽江达西藏的北部路段，宋代称“北至大雪山道”，开通的历史可追溯至唐代。蒙元统一云南，在北至大雪山道设驿站，明代此道仍可通行。对自大理北上、经鹤庆、丽江至四川巴塘贩茶的道路及相关情形，清代有较详细的记载。从大理南下普洱茶产地的南部路段，大致有两条支线，其一为明代所称之“贡象下路”，明以前已有该道通行的纪录。走向是从今大理经景东、镇沅、普洱、思茅达景洪，商队沿途分赴各产茶地区。其二是自今昆明经建水、元江、普洱至景洪的道路。其道见载于元代，历朝陆续设站。凭借清代形成的茶马古道，清后期至民国时期，云南、西藏间的茶马贸易达到较大的规模，并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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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明）许次纾撰：《茶疏·产茶》，载《茶经·附录》，第126页，中国纺织出版社，2006年。所言之五华茶，实为产自昆明太华寺的太华茶
[④]（明）谢肇淛撰：《滇略》卷3《产略》，云南省图书馆藏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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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清）刘健撰：《庭闻录·收滇入缅》，载《云南备征志》，《云南丛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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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清史列传》卷7《蔡毓荣传》，第438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87年。
[11]（清）《康熙帝为准请复开鹤庆等地贸易互市事给达赖喇嘛敕谕》（康熙二十二年五月初六日），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第100页，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
[12]《清史稿》卷292《高其倬传》，第10302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
[13]《清史稿》卷124《食货五·茶法》，第3651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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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清）《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42《户部·杂赋茶课·茶课》，商务印书馆排印本，1908年。
[20]道光《云南通志》卷70《食货志六之四·普洱府·茶》，云南省图书馆藏本。（清）吴大勋撰：《滇南闻见录·团茶》，转引自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2卷，第36页，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21]（清）《云贵总督鄂尔泰为钦奉圣谕，备陈愚知奏事》，（雍正六年六月十二日），载《朱批谕旨》鄂尔泰折七。
[22]（清）檀萃辑：《滇海虞衡志·普茶》，第26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校注本，1990年。
[23]（民国）徐珂编撰：《清稗类钞·植物类·普洱茶》，第5919页，中华书局，1981年。
[24]道光《云南通志》卷70《食货志六之四·普洱府·茶》，引《思茅志稿》，云南省图书馆藏本。
[25]（清）张泓撰：《滇南新语·滇茶》,《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26](宋)杨佐撰:《云南买马记》，（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7，熙宁八年八月庚寅条注引，第6539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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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明史》卷311《四川土司一》，第8032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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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元）杨载撰：《大元洪镜雄辩法师大寂塔铭》，载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卷104《宗教考四·雄辩》，第50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新排本，2007年。
[35]《元史》卷209《安南传》，第4634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
[36]（元）王恽撰：(中堂事记·中)，载《秋涧集》卷81，《四部丛刊》本。
[37]《元史》卷4《世祖一》，第70页；《元史》卷5《世祖二》，第94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
[38]《元史》卷167《张庭珍传》，第3920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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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明）张机撰：《疏通水陆以达朝贡议》，载天启《滇志》卷25，第867页，云南教育出版社点校本，1991年。
[46]（清）檀萃辑：《滇海虞衡志·普茶》，第26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校注本，1990年。
[47]道光《云南通志·物产四》卷70《普洱府》，云南省图书馆藏本。
[48]（清）《云贵总督鄂尔泰为钦奉圣谕，备陈愚知奏事》，（雍正六年六月十二日），载《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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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清一统志》卷486《云南志·普洱府》。
[59]（明）王世性撰：《广志绎》卷5《西南诸省·贵州》，第135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81年。
[60]杨聪：《大理经济发展史稿》，第220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
[61]陈延斌：《大理白族喜洲商帮研究》，第23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
[62]《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42《户部·杂赋茶课·茶课》，商务印书馆排印本，1908年。
[63]（清）倪蜕撰：《滇小记·藏程》，《云南丛书》本。
[64]（清）《云贵总督硕色、云南巡抚爱必达为滇省商民进藏贸易、酌量变通办理奏事》，（乾隆十八年三月十六日），载《宫中档乾隆朝奏折》。《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42《户部·杂赋茶课·茶课》，商务印书馆排印本，1908年。
在横断山脉的险山恶水之间，在从云南向西北横上世界屋脊的原野丛林之中，绵延盘旋着一条神秘古道。我们把它称之为茶马古道。我敢说它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令人惊域西心动魄的道路之一。千百年来，无数的马帮在这条道路上默默穿行。我的许多朋友的祖先就从这条路上赶着马帮，驮着茶叶和各种山货，来往于雪藏和云南之间。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所有进入中国的路线都被截断时，经由西藏再转道至印度的茶马古道成为抗日战争中后期大西南后方主要的国际商业通道。一时间沿途商号林立，马帮云集，其繁忙景象非我们今日所能想象十年来，我一直在关注这条道路，并多次从这条路上走过。在我看来，马帮们走茶马古道的故事，完全是一部只属于过去时代的传奇般的史诗。现在，滇藏、川藏公路早已取代了过去蜿蜒伸展在大山、河谷及连接起一座座村寨的茶马古道，传统意义上带着帐篷、锣锅和枪支，响着铜铃唱着赶马调浪迹天涯的马帮也已不复存在，只剩下一些日益剥蚀褪色的记忆留存在一些日益稀少的老赶马人的脑海里。为了记录并在某种程度上再现出马帮们的传奇生涯，我采访了一些仍在世的老赶马人，我自己也曾跟着马帮循着茶马古道走过，这里只将与滇藏茶马古道上马帮生活相关的习俗作一点简要介绍。
商号与马帮：在中国古代，官方驿制的时兴时废一直是交通方面，也是社会发展方面的大问题。从清末到民国初年，云南官办驿运大大衰落，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间的商品运输流通需求大大增长，民营的商团化马帮便迅速发展起来。专门从事大宗货物长途运输的马帮，骡马多者数百匹，有的甚至多达数千头。在云南和西藏之间，就有大量这样的马帮商团在来往运作。
马帮商团化的出现，明显地具有资本主义运输生产的特征，同时也有着浓厚的传统行会的特色。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马帮与工商业主之间建立相对固定的依存互利关系。马帮首领俗称为锅头，他既是经营者、赶马人的雇主，又大多是运输活动的直接参与者。马锅头经常与商号密切合作，互成大富。
商号与马帮在产销和运输之间形成的专业分工与依赖合作关系，这对双方扩大再生产极为有利，也是马帮运输业的一大进步。因转手贸易需要，商号一般都自己养有马帮，形成自己的运输力量，少则二三十匹，多则二三百匹，来往贸易全靠骡马一站站、一程程地把货物在产地和需求地之间来往运送。
一般来说，云南马帮的组织形式有三种。一种是家族式的，全家人都投入马帮的事业，骡马全为自家所有，而且就以自家的姓氏命名。第二种是逗凑帮，一般是同一村子或相近村子的人，每家出上几匹骡马，结队而行，各自照看自家的骡马，选一个德高望重、经验丰富的人作马锅头，由其出面联系生意，结算分红时可多得两成左右的收入。第三种我们暂且将之称为结帮，它没有固定的组织，只不过因为走同一条路，或是接受了同一宗业务，或是因为担心匪患而走到了一起。这几种组织形式有时会搅和在一起，成为复杂而有趣的马帮景观。走西藏的马帮一般都是家族大商号的马帮。
据估计，到抗日战争期间，云南在茶马古道上做生意的大小商号有1500多家，当时每年来往于云南、西藏、印度等地之间的马帮约有30000驮之多！
马锅头与马脚子：在茶马古道上，人们习惯于将赶马人叫马脚子（藏语叫腊都）。马脚子们大多出生贫寒，为生计所迫才走上赶马的路，因为走茶马道不仅艰苦异常，而且还十分危险。在当时，赶马人可以说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在有些人眼中，他们就是些出卖苦力的人。马脚子必须听从马锅头的指挥，马锅头就是他们的头儿，是一队马帮的核心，他负责各种采买开销，联系事情，甚至在野外开梢吃饭时，也要由马锅头掌勺分饭分菜。赶马人只是马锅头雇用的小工。但马锅头和马脚子之间并不单纯是雇主与雇工的关系。马锅头，尤其是一些小马帮的锅头，大多是自己参加赶马帮的劳动者，与众多赶马人同吃一锅饭。锅头的名称也就由此而来。有的赶马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也会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两匹骡马，上路时将自己的骡马加入马帮，赚取自己的一份运费；如果再有些本钱，更可以备上一些货物驮上，自己也就有了一份利润。这样发展下去，一些马脚子就成了小马锅头或小老板。
在滇藏一线经营的大商号和马帮都有这么一种扶持赶马人的规矩：给商号马帮赶上3年马，就要分一匹骡子给马脚子，这匹骡子的开销费用归商号出，而这匹骡子挣得的钱全归赶马人。这样有了几匹骡马后，赶马人就会脱离马帮不干马脚子了，而是自己赶自己的马，做起锅头来。那些大掌柜、大马锅头也是这么一步一步发达起来的，他们知道这其中的艰辛和不易，知道这是用血汗换取的，所以才有了这么一种关照赶马人的规矩。
走西藏的马帮一般找滇藏边沿的藏族作马脚子，这样就不存在语言和习俗的障碍。一个马脚子最多可照看12匹骡马，那要极能干的赶马人才能做到，一般的马脚子就负责七八匹骡马。一个赶马人和他所照管的骡马及其货物就称为一把。这样几把几十把就结成了马帮。
马帮行头：跟当时那些地方军阀的乌合之众相比，马帮更像一支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的军队。马锅头、赶马人和骡马们各司其职，按步就班，兢兢业业，每次出门上路，每天从早到晚，他们都井然有序地行动。骡马行进的队伍有自己的领导，那就是头骡、二骡。她们是一支马帮中最好的骡子。马帮一般只用母骡作头骡二骡。马帮们的说法是，母骡比较灵敏，而且懂事、警觉，能知道哪里有危险，而公骡太莽撞，不宜当领导。头骡二骡不仅是马帮中最好的骡子，而且她们的装饰也非常特别，十分讲究。她们上路时都要戴花笼头，上有护脑镜、缨须，眉毛处有红布红绸做的红彩，鼻子上有鼻缨，鞍子上有碰子，尾椎则用牦牛尾巴做成。头骡脖项上挂有很响亮的大铜铃，二骡则挂小一些的二钗。头骡二骡往往要一个毛色的。头骡奔，二骡跟，将整个马帮带成一条线，便于在狭窄崎岖的山路上行进。头骡上还插有马帮的狗牙帮旗，上面书写着该马帮的帮名，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哪一家的马帮。头骡二骡一威风，整个马帮就有了气势，一路浩浩荡荡，连赶马人自己走着都有了精神。在整个马帮队伍的最后，还要有一匹十分得力的尾骡。它既要能紧跟上大队，又要压得住阵脚，使一大串的马帮行列形成一个整体。
一路上，赶马人随时都要检查马掌，一有损坏，马上就得钉补。马掌马钉，是马帮的常用消费品。钉马掌是相当讲究的专业本事。铺鞍垫捆驮子也同样。每匹骡子都有专用的鞍垫，走西藏的马帮因为道路狭窄陡险，捆的都是软驮。所谓软驮就是将货物装在麻袋或皮囊之类的软包装里，用绳索直接捆在骡马背上，这样既轻巧方便又灵活快捷。当然，不同的货物有不同的捆法，一般最常用的是单十字袢。铺鞍垫先是在骡马背上放一片马绨。它是西藏地方出产的，是一块长方形的毡子，四角镶花，底色有红的，绿的，上面有十字花纹，很好看。马绨上再放置麻布缝制的垫套，里面塞上毡子毛，很软和。最上面一层放的是一块叫贡布的皮子，大多用带毛的牛皮或山驴皮做成。铺垫上这些，货驮就磨不着骡马了。这些铺垫晚上也是赶马人睡觉的垫褥。
走西藏的马帮也不用楸木、楸珠来给骡马束尾，它们一方面增加了骡马的负担，另一方面容易磨伤骡马，而且坏了没办法修。所以走西藏的马帮只用麻布麻绳扭成马楸索来用，既轻便又软和，还很牢实。骡马一上路，就要戴上各自专用的用竹篾和细皮子编缠起来的笼头，以免它们一路走一路贪嘴。它们吃饭也有各自专门的料袋，像人一样，一日三餐，晚上就放到山上打野吃草。
马帮的生活方式：马帮在路上，大部分时间过的是野营露宿的生活。一般天一发亮就爬起来从山上找回骡马，给它们喂料，然后上驮子上路。中午开一次梢。开梢就是吃午饭的意思，也就是打个酥油茶，揉一点糌粑吃。当天色昏暗下来的时候，马帮都要尽力赶到他们必须到达的窝子，在那里才好开亮。开亮就是露营。他们要在天黑前埋好锣锅烧好饭，卸完驮子，搭好帐篷。每天的打野开亮，都由大家分工合作，找柴的找柴，做饭的做饭，搭帐篷的搭帐篷，洗碗的洗碗，而且是轮流着做，以免不公平。这样打野开亮，对野外生存的马帮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事。这里面有许多忌讳，主要是语言上的忌讳。如筷子不能说筷子，而要说帮手，因为大快为老虎，不能提到那凶猛的家伙，像豹子的称呼也不能提；碗要叫莲花，碗跟晚是谐音，马帮们可不想晚到。钵头要说缸钵，头与偷谐音，马帮也不想被盗。勺子要说顺赶，勺跟说在云南方言中是谐音，而言多必失，那就不吉利了。同样，手巾要叫手幅子，因为骡马最怕受惊，甚至连锣锅都不能说，因为谁都怕落在江里，所以锣锅只能说饭锅。灶也只能叫火塘，大家都不想把事情弄糟（灶）但柴却是个吉利的发音，跟财相近，有时马帮过村寨还要去买一捆柴扛来，说柴（财）来了！柴来了！似乎这样就能招财进宝了。
行为上的避讳也很多。如煮饭要转锅时，只能逆时针方向一点点慢慢转；架锣锅的石头不能乱敲，连磕一下烟锅都不行；凑柴要从一个口一顺地凑，不能乱架乱放；吃饭时只能由锅头揭锅盖，第一碗饭也要由锅头添，添饭时更不能一勺子舀到底，要从饭锅表面一层层舀下去；添饭时还不能将饭锅搞得转动；所有的人吃头一碗饭是不能泡汤的，因为怕碰上下雨；人不能从火塘和锣锅上跨过，也不能挡住第二天要走的方向；饭锅更不能搞得打翻了
不要以为这是马帮们迷信犯傻。出门在外，顾忌自然特别多。人又不是神，各种意外随时都可能发生，人们不得不有所畏惧.无论是谁，凡是不小心犯了以上忌讳，就要挨一顿数落，还要出钱请客打牙脊，严重的就逐出马帮。马帮的漂泊生活苦是苦，但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诱惑。有一首赶马调是很好的写照：
夜晚，在松坡坡上歇脚，
叮咚的马铃响遍山坳。
我唱着思乡的歌喂马料，
嘶鸣的马儿也像在思念旧槽。
搭好宿夜的帐篷，
天空已是星光闪耀。
燃起野炊的篝火，
围着火塘唱起赶马调。
远处的山林里，
咕咕鸟在不停地鸣叫，
应和着头骡的白铜马铃，
咕咚咕咚响个通宵。
我听见呼呼的夜风，
在山林间不停地呼唤，
夜风啊夜风，
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心神不安？
我看见密麻的松针，
在枝头不停地抖颤，
松针啊松针，
你是否也像我一样思绪万千？
我看见闪亮的星星，
在夜空里不停地眨眼，
星星啊星星，
你是否也像我一样难以入眠？
马帮们每天的生活几乎都是如此进行，早上找回骡马，马吃料，人吃饭，走路，上驮下驮，扎营做饭，放马，睡觉，周而复始，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但雪域高原那神奇莫测的自然景色，沿途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使得每一天的行程充满了意外和惊喜。
现在，我已将滇藏马帮们的生涯写成了一本小书。我想尽可能真实而有血有肉地再现出那一段历史和那一种生活，为那些可歌可泣的马锅头和赶马人，为那一条让人魂牵梦绕的路，为那一种可能永远不会再有的生存方式。那里面有那么多的东西值得人们记取。
马帮是西南地区特有的一种交通运输方式，也是茶马古道主要的运载手段。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大西南自然条件使水上航行成为不可能，山道崎岖险峻无法行驶车辆，而西南地区又出产虽矮小却极有耐力的山地马，这样，以“马锅头”为首领的马帮徒步运输就应运而生。
一般来说，“马锅头”既是赶马人的雇主，又大多是运输活动的直接参与者；赶马人是锅头的雇佣劳动者，可以按成文或不成文的契约，自由地参加或脱离各个马帮。有的马帮连锅头带骡马属商号所有，有的是马锅头独立经营，受雇于顾客商家。有的赶马人仅以劳力为生，有的是自带骡马入伙，他就兼有了雇工和股东两重身份。这样，马帮就形成了多种组织形式。西南马帮的存在和运作，起码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至今他们仍在一些不通公路或交通不便的地区辛勤劳作，他们构成了一个极为特殊的社会群体。久而久之，在马帮的赶马人和马锅头身上，就形成了许多特有的精神特征。马帮作为大西南独有的一种经济交通方式，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明文化载体，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组织，在西南历史上，乃至今天，都有其重大而特殊的文化意义。而茶马古道上千百年来形成的马帮文化和马帮精神也感染、激励着今天各行各业的人们，在自己的事业上去努力和奋斗。
云南省委、省政府注重人才、科技资源与自然的整合，通过普洱市政府建立“没有围墙的研究院”科研模式，打造现代“科研马帮”，为西部和边疆地区引进人才、整合科技资源，为打造特色生物产业提供很好的科技开发模式。
普洱市政府通过建立“没有围墙的研究院”，组织了由普洱市普洱茶研究院、清华大学、云南农业大学、天津天士力集团等22家科研院所和企业共同参与研究开发，组织包括院士在内的100多位博士、专家，实施“普洱茶科学研究行动计划”。拓展云南农业大学特色专业学科建设平台，组建了“云南省茶深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国家普洱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通过“科技成果＋企业跟进式转化”，探索了“资源＋成果＋企业”的招商引资新模式，加快了科技成果转化的速度，产业开发成效明显。
组织实施“科学普洱”五个一工程，普洱市以及其他州市的普洱茶产品、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带动了云南茶产业的结构调整和升级。带领科研团队，经过两年的集中攻关，相继开发出帝泊洱即溶普洱茶珍等40多个系列产品。“没有围墙研究院”的团队就是“科研马帮”。这个“科研马帮”的成功运行需要四个基本要素：一是需要建立科学的运行机制，二是需要提供人才创新创业的软环境，三是要组建善于合作的科研团队，四是要有具有凝聚力的科研领军人物。走进西部、走进边疆的“科研马帮”，为云南的传统茶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提供了科技支撑，也必将成为云南生物产业快速发展的科技推动力；同时，“科研马帮”为科技人才探索创新创业提供了新的模式。
“科研马帮”是西部大开发应运而生的一种科研新模式，也是高端人才利用当代科技资源、延伸科研题目、拓宽科研视野、开拓科研领域的一种新尝试。云南普洱的“科研马帮”所体现出的合作、宽容、创新、冒险以及勤勉精神，正是马帮精神的缩影和延续。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国内外人才甚至是团队，加入到这个走进西部、走进边疆的“科研马帮”，为产业送去科技，为农民送去财富，为自己实现科技创业和事业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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