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泸州茶叶兴盛千百年”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泸州茶叶兴盛千百年”相关知识！
地处水陆交通要道的四川泸州，从唐到宋元，再到明清，早已成为云茶、川茶、泸茶等南路茶叶的交易集散中心。
当时朝廷为了加强对泸南边的统治和促进商业贸易，开市进行茶马交易。早在西汉武帝建元六年，大将军唐蒙率十万之众从合江符关出使夜郎王国，经20年的奔走打通夜郎古道。后司马相如再入符关走古道，把巴蜀文化向夜郎国传播，泸茶便成为了出使夜郎各民族的和平使者。西南边各民族来至泸州城下贸易，一时间风日欲寒城外市，帆樯多近水边楼牁天远茶马路，竹枝声里出泸州。泸南产茶、出佳茗载于《茶经》和皇家典籍。
明洪武年间，朝廷下令整治永宁河道，凿通江门大滩82处，从此象马边陲通贡道，蛟龙窟宅变夷庚。从明洪武到清乾隆、光绪年间，对赤水河仁怀以下河道进行整治，同期间又对沱江流域进行疏竣，从而使泸州进入了历史以来水运中心的经济时代。一江水运使泸州与沿边地区的商贸交流更加便捷。古蔺、叙永、纳溪各民族商队、马帮云集，茶叶市场已逐步从农村集市向水码头的泸州茶叶专卖市场转移。朝廷以茶换马，百姓以茶换盐，商家以钱交货，形成泸州西郭皆有市，八方驮铃进城声。水门向晚茶商闹，小市通宵酒客行的景象。
据四川茶学会专家刘相萍介绍，清末民初以来，泸州销往西康、青海、西藏地区的边茶每年在1至2万包，而云南普洱、下关沱茶经泸州码头转销重庆大码头的茶叶达上万斤。难怪当年陆游路经泸州，在市街上看到的是短棹飘然信所之，茶园渔市到无时，清明浆美村村卖，谷雨茶香园园珍的繁荣景象。
牛皮茶红岩茶价高利厚
古蔺、叙永自然条件优越，山区丘陵地带是理想的茶叶产地。由于地处高山丘陵之地，古蔺椒子沟终年云雾弥漫，自然条件好，所产牛皮茶因其质优价高利厚而成为皇家贡品，所以山区村民广种茶树。在产茶的叙永县和古蔺县有一个茶芽七粒米、千茶万桐，一世不穷之说。
据食货志载，由于茶叶的市场价格远远高于粮食作物，山区农民把用于粮食生产的部分资源转移到茶叶生产上，茶叶生产成为农户的重要副业。于是乎，泸茶的种植面积从叙永县、古蔺县逐步向纳溪区、泸县等地转移。一时间，泸茶有浅疏通野寺，绿茗盖丹山的描述。待到清明时节采茶时，背上儿眠上山去，采桑已闲当采茶。
茶马古道为茶叶交易创造了极其方便的条件。叙永凭借永宁河这条运输命脉，上水船运盐入黔，下水船运茶到泸城。从唐蒙、司马相如出使夜郎国之后就有一水行商出贵州之誉，并且凭长江、赤水河、永宁河等水路优势成为泸州以下第一个船只停泊港。泸县至重庆间的36个水码头成了茶叶的中转地，所以唐代诗人郑谷有夜船归草市，春步上茶山的诗句。如今叙永江门峡九鼎山老茶农中还唱起流传已久的竹枝词：蒙蒙漠漠更非非，竹炉煮茶客来时。惟有门前山雀叫，贩茶远客立家门。永宁清明来茶商，吴楚人家好好茶。沿着茶马运输线路，无论水路，还是陆路，今天都能寻找到牛皮茶、红岩丹山绿茶留下的辉煌。
品牌泸茶引领风骚
翻阅茶书集成，早在唐宋时期的茶叶专著中就有泸茶的记载。明代钱椿年在嘉靖九年(1530年)所著的《茶谱》中的茶品一章有茶之产于天下多矣，泸州之纳溪梅岭之数者，其名皆著。以后，张谦德在他的《茶绿》产茶篇中，再次论述泸州之纳溪梅岭茶。清人刘源长在《茶史》一书中说，泸州纳溪(绍坝)之茶，其茶可疗风疾。第一次把药用、健康饮品的作用功能载入茶史大典。
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五月的一天，杨升庵在纳溪乐道子与友朋避暑时，写下地静一尘不起，楼高四望皆通。渴煮双泓茗月，饱听万壑松风的诗句。天气虽热而登楼品茗，聆听江涛松风，三华山、金凤山尽收眼底，已不知是天热还是客热了。可见五百年前，纳溪茶无论天冷天热，也阻挡不了人们品茶、论茶的雅致。
泸茶与泸酒成为泸州经济两束芬芳诱人的鲜花。泸州与成都、重庆一起，名列天下商贾集聚处的全国33个大型商业城市之一。茶叶在泸州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给泸州这座码头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茶农不断扩种茶叶，纳溪青茶年产千担。茶市场更加活跃，从场镇交易、运输贩茶到泸城茶叶专卖市场，茶叶成为次于食盐位居第二的大宗商品。商业志载：茶诚生民用之品，国家课利之一也。夫邦国之本，财赋攸先，山泽之饶，茶税居最。明代产茶、制茶、卖茶、品茶，茶业迎来了兴旺发达的繁荣时期。如今，纳溪产的凤羽、伏金、瀚源和沁宏绿茶已成全国第一早茶中的王冠，成为国内外早茶市场的抢手货。每年二月初，各地茶商结伴到泸州采购早茶。一片茶叶，支撑起纳溪区的一大产业。
喝茶品茗成风景
据《泸州地方史论稿》载，泸州在宋代茶、酒消费被赋予了浓郁的地方文化色彩。茶肆、茶坊、茶馆、茶楼伴随水运，伴之商业流通业的繁荣犹如雨后春笋。据考，泸州是民间饮茶最早的地方。到了明清，上至州衙、府衙、县衙官员，下至村野百姓，都对喝茶情有独钟，不仅在家中喝茶，逢集市之期，带上好茶，茶馆一坐，以与友朋共品好茶为乐为趣。喝茶、品茶成为码头人家一道风景。
泸州人好好茶，精于饮茶之道。茶芽称为雀舌，以其清香、嫩绿、唯芽尖如针者为上品;一芽一叶次之;一芽二叶更次之。谁把嫩香名雀舌，不知灵草天然异。其实贩往南路的边茶多是大叶粗茶，一样能品出绿茶的色、香、味来。
春风三月贡茶时，尽逐红旌到古叙。筐筐渐见新芽来，茶女清晓山歌声。临烟触露不停采，交了官差换盐米。茶农贡茶交了后，剩下的茶叶才能去市上换来一家人的盐和米。这种交换不仅促进了茶肆、茶坊的繁荣，而且使茶馆有了相对固定的茶叶供应源。茶馆有了新茶，茶客更多，生意更红火。
泸茶出川借风帆
千百年来，茶叶因水运比陆运更方便，运量更大，所以价格更低。但无论泸茶，还是云茶，运输都颇为艰难。蜀道行于溪山之间，异常险恶。茶经永宁河、长江至泸州城下，纤夫、船工最苦，而且时有被风浪吞没，被险滩、暗礁拆舟之危险。清乾隆五年任泸州知州的林良佺有永宁行诗为证：两岩苍翠绿云屯，峡口迷离白雾昏。拍岸惊涛奔雪浪，乱石穿空闭江门。千寻嶂外看飞瀑，九鼎山阴听猿啼。长啸一声三十里，楠桡霭乃过前村。可见在永宁河的一百九十滩行船之凶险，水流湍急，乱石错出，波恶涡诡，舟一失尺寸，船毁人亡。
据泸州航运志载，明清以来，泸州运盐茶至重庆、万县的大棕板船就有800多艘，每只可载货450包茶，每包约80斤。中元棒大船有700多艘，每艘载货900包左右。泸州是长江上游一大码头，泸茶、滇茶经水运从泸州走出巴蜀，走向全国各地。史学家认为，由于盐、茶的运输、中转，才使泸州水运如日中天。
努力拓展泸茶市场
泸州现有产茶县5个(泸县、合江、纳溪、叙永、古蔺)，其中纳溪、叙永、古蔺为重点产茶区县，特早名优茶是重点发展项目，总产量约3000吨左右，产值10亿元。纳溪区凤羽茶获国际农博会中国名牌产品称号，瀚源生态茶获中茶杯名优茶特等奖，天仙洞沁宏茶也挤身国际茶叶市场。泸州茶虽有几个品牌茶品，但比起省内外品牌茶来产量小，市场占有率小。为了做大做强泸茶产业，市县区已扩大无公害名优茶、特早绿色食品A级茶、有机茶的种植面积约20万亩。目前纳溪护国绍坝、金凤山、白节三华山有机茶面积已达18万亩，总产量达2500吨，总产值8亿元，成为农业又一龙头产业。
古蔺县、叙永县种植无公害名优茶面积已达2万亩，产量各达500吨，产值2亿元。目前，泸州茶叶企业积极扩种产茶区面积、打造品牌名优茶、拓展国内国外市场，进行市场化经营，努力重铸泸茶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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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蔺、叙永自然条件优越，山区丘陵地带是理想的茶叶产地。由于地处高山丘陵之地，古蔺椒子沟终年云雾弥漫，自然条件好，所产牛皮茶因其质优价高利厚而成为皇家贡品，所以山区村民广种茶树。在产茶的叙永县和古蔺县有一个茶芽七粒米、千茶万桐，一世不穷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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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古道为茶叶交易创造了极其方便的条件。叙永凭借永宁河这条运输命脉，上水船运盐入黔，下水船运茶到泸城。从唐蒙、司马相如出使夜郎国之后就有一水行商出贵州之誉，并且凭长江、赤水河、永宁河等水路优势成为泸州以下第一个船只停泊港。泸县至重庆间的36个水码头成了茶叶的中转地，所以唐代诗人郑谷有夜船归草市，春步上茶山的诗句。如今叙永江门峡九鼎山老茶农中还唱起流传已久的竹枝词：蒙蒙漠漠更非非，竹炉煮茶客来时。惟有门前山雀叫，贩茶远客立家门。永宁清明来茶商，吴楚人家好好茶。沿着茶马运输线路，无论水路，还是陆路，今天都能寻找到牛皮茶、红岩丹山绿茶留下的辉煌。
品牌泸茶引领风骚
翻阅茶书集成，早在唐宋时期的茶叶专著中就有泸茶的记载。明代钱椿年在嘉靖九年(1530年)所著的《茶谱》中的茶品一章有茶之产于天下多矣，泸州之纳溪梅岭之数者，其名皆著。以后，张谦德在他的《茶绿》产茶篇中，再次论述泸州之纳溪梅岭茶。清人刘源长在《茶史》一书中说，泸州纳溪(绍坝)之茶，其茶可疗风疾。第一次把药用、健康饮品的作用功能载入茶史大典。
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五月的一天，杨升庵在纳溪乐道子与友朋避暑时，写下地静一尘不起，楼高四望皆通。渴煮双泓茗月，饱听万壑松风的诗句。天气虽热而登楼品茗，聆听江涛松风，三华山、金凤山尽收眼底，已不知是天热还是客热了。可见五百年前，纳溪茶无论天冷天热，也阻挡不了人们品茶、论茶的雅致。
泸茶与泸酒成为泸州经济两束芬芳诱人的鲜花。泸州与成都、重庆一起，名列天下商贾集聚处的全国33个大型商业城市之一。茶叶在泸州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给泸州这座码头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茶农不断扩种茶叶，纳溪青茶年产千担。茶市场更加活跃，从场镇交易、运输贩茶到泸城茶叶专卖市场，茶叶成为次于食盐位居第二的大宗商品。商业志载：茶诚生民用之品，国家课利之一也。夫邦国之本，财赋攸先，山泽之饶，茶税居最。明代产茶、制茶、卖茶、品茶，茶业迎来了兴旺发达的繁荣时期。如今，纳溪产的凤羽、伏金、瀚源和沁宏绿茶已成全国第一早茶中的王冠，成为国内外早茶市场的抢手货。每年二月初，各地茶商结伴到泸州采购早茶。一片茶叶，支撑起纳溪区的一大产业。
喝茶品茗成风景
据《泸州地方史论稿》载，泸州在宋代茶、酒消费被赋予了浓郁的地方文化色彩。茶肆、茶坊、茶馆、茶楼伴随水运，伴之商业流通业的繁荣犹如雨后春笋。据考，泸州是民间饮茶最早的地方。到了明清，上至州衙、府衙、县衙官员，下至村野百姓，都对喝茶情有独钟，不仅在家中喝茶，逢集市之期，带上好茶，茶馆一坐，以与友朋共品好茶为乐为趣。喝茶、品茶成为码头人家一道风景。
泸州人好好茶，精于饮茶之道。茶芽称为雀舌，以其清香、嫩绿、唯芽尖如针者为上品;一芽一叶次之;一芽二叶更次之。谁把嫩香名雀舌，不知灵草天然异。其实贩往南路的边茶多是大叶粗茶，一样能品出绿茶的色、香、味来。
春风三月贡茶时，尽逐红旌到古叙。筐筐渐见新芽来，茶女清晓山歌声。临烟触露不停采，交了官差换盐米。茶农贡茶交了后，剩下的茶叶才能去市上换来一家人的盐和米。这种交换不仅促进了茶肆、茶坊的繁荣，而且使茶馆有了相对固定的茶叶供应源。茶馆有了新茶，茶客更多，生意更红火。
泸茶出川借风帆
千百年来，茶叶因水运比陆运更方便，运量更大，所以价格更低。但无论泸茶，还是云茶，运输都颇为艰难。蜀道行于溪山之间，异常险恶。茶经永宁河、长江至泸州城下，纤夫、船工最苦，而且时有被风浪吞没，被险滩、暗礁拆舟之危险。清乾隆五年任泸州知州的林良佺有永宁行诗为证：两岩苍翠绿云屯，峡口迷离白雾昏。拍岸惊涛奔雪浪，乱石穿空闭江门。千寻嶂外看飞瀑，九鼎山阴听猿啼。长啸一声三十里，楠桡霭乃过前村。可见在永宁河的一百九十滩行船之凶险，水流湍急，乱石错出，波恶涡诡，舟一失尺寸，船毁人亡。
据泸州航运志载，明清以来，泸州运盐茶至重庆、万县的大棕板船就有800多艘，每只可载货450包茶，每包约80斤。中元棒大船有700多艘，每艘载货900包左右。泸州是长江上游一大码头，泸茶、滇茶经水运从泸州走出巴蜀，走向全国各地。史学家认为，由于盐、茶的运输、中转，才使泸州水运如日中天。
努力拓展泸茶市场
泸州现有产茶县5个(泸县、合江、纳溪、叙永、古蔺)，其中纳溪、叙永、古蔺为重点产茶区县，特早名优茶是重点发展项目，总产量约3000吨左右，产值10亿元。纳溪区凤羽茶获国际农博会中国名牌产品称号，瀚源生态茶获中茶杯名优茶特等奖，天仙洞沁宏茶也挤身国际茶叶市场。泸州茶虽有几个品牌茶品，但比起省内外品牌茶来产量小，市场占有率小。为了做大做强泸茶产业，市县区已扩大无公害名优茶、特早绿色食品A级茶、有机茶的种植面积约20万亩。目前纳溪护国绍坝、金凤山、白节三华山有机茶面积已达18万亩，总产量达2500吨，总产值8亿元，成为农业又一龙头产业。
古蔺县、叙永县种植无公害名优茶面积已达2万亩，产量各达500吨，产值2亿元。目前，泸州茶叶企业积极扩种产茶区面积、打造品牌名优茶、拓展国内国外市场，进行市场化经营，努力重铸泸茶的辉煌。
中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先秦传说中就有了关于茶的记载。关于茶文化的论述早已汗牛充栋，且说说川茶中的泸州茶，及其特有的茶文化和衍生的城市文化。茶之产于天下，泸州之茶纳溪梅岭，这是见于明张谦在《茶经论茶》中的记载。纳溪梅岭盛产泸州人喜欢的花茶，据泸茶史载，贡茶始于南宋绍兴中后期，泸州城规模初定，西南边各族贡茶而来，茶运京都，余经千里。谁知运茶更把贡茶与荷叶装于仓内，待水运数日，荷花、荷叶自然地熏染贡茶，茶叶中荷花清香使茶品独具花香，朝廷达官贵人一品之后，无不叫好，皇帝为之颁旨，来年泸茶以茉莉花茶作贡。从此，泸州花茶在临安城内，一时间比绫罗绸缎，西洋珠宝还贵三分。不管其真与假，茉莉、珠兰、菊花、玫瑰等，在泸州确实常常窨制成茶，也深为泸州人所爱。此外，泸州人也喝沱茶，不仅因为离沱茶产地云南较近，而且泸州也自产沱茶。
说到茶，就不得不说到茶馆。在茶馆里喝茶别有一番风味。大茶馆常常是一个小社会，小茶馆又是大社会的缩影。老舍笔下的茶馆是社会的缩影，有人间百态，小茶馆反映大时代的变革兴衰。泸州的茶馆可无力承担社会史诗的重任，也无法上演恢弘的人间话剧，但能让你体味人间百态。周作人说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同饮，得半日之闲，可抵上十年尘梦。泸州人喝茶少有这样清雅的情调。同样是闲，周知堂是小闲隐于斋，泸州人则是大闲闲于市，茶馆里永远热闹。泸州人喝茶当然也喝不出鲁迅那样的犀利。泸州的老茶馆也多用盖碗，即传说中西川节度使崔宁之女在成都发明由茶盖、茶碗、茶船组成的茶具。左手端着茶船，右手揭开茶盖，一阵清香扑鼻而来，摇头晃脑地吹开汤面的叶与花，再用茶盖在汤面轻轻一刮，底部的浓茶翻滚上来，小小的啜两口，神清气爽、兀的不美煞人也么!这是大多数年长茶客的喝法，年轻人或中年人，或许更喜欢的是茶楼或泸州特有的江边茶馆。约得两三个人往江边方便椅上一坐，泡上一杯花茶，或聊天、或谈生意、或看书，好不自在。那木桌、竹椅、清茶、奇石、根雕及缓缓流淌的江水，显尽了飘逸与洒脱。当然，这些地方喝茶常常是不用盖碗的，而是用玻璃杯。这里也用不着茶博士，每桌配上一个小茶壶，自斟自酌，更得清闲。花茶若用玻璃杯，除香和味的享受外，透过玻璃，更得一种色的享受。
泸州的茶馆，比不了成都茶馆的花样多，却又带有重庆茶馆似的码头文化。老成都茶馆，茶客们可看川剧、可听清音、可遛鸟、可打盹儿或者看看闲书、录像片、要么就两三个人凑在一块儿摆龙门阵，不时还有掏耳朵的、擦皮鞋的、算命看相的游走其间，大家都逍遥自在，自得其乐，还能欣赏茶博士茶艺表演。泸州的茶馆显然少了这样纯厚古朴的封闭的休闲，多了一些流动开放与混杂包容。茶馆里的龙门阵天南地北，大到国家大事，小到生活琐碎。泸州人爱摆龙门阵，摆本身就有铺陈排比之意，在蜀人司马相如和扬雄的笔下称作赋。泸州人摆龙门阵可谓继承了赋的精意，极尽铺陈、排比、联想、夸张之能事。极小的一件事，也必定添油加醋、拐弯抹角、浮想联翩、侃侃奇谈，摆的绘声绘色、有滋有味。这或许造就了泸州人的能说会道和冷幽默，但前提是要遇到合适的熟识的发烧友，不然是很难心有灵犀的。
吃茶，吃出了泸州人的悠然自得、安乐闲适。
宋朝时期的茶区在不断扩大，种植、采制、烹茶技艺等日趋精湛。茶业重心开始南移，建茶（广义的武夷茶区）崛起，贡茶院南迁至福建建安北苑，成为中国团茶、饼茶制作的主要技术中心。建安北苑出产的龙凤茶名冠天下，这种模压成龙形或凤形的专用贡茶又称龙团风饼。
宋代市井问茶馆林立，饮茶方法在唐代基础上又迈进了一步，盛行典雅精致的点茶法。点茶法和唐代烹茶法最大不同之处就是不再将筛过的茶末放到锅里去煮，而是放在茶盏里，用少量开水调匀后，再添加开水，边添加边用一种竹制的茶筅反复击打，使之产生泡沫（称为汤花），达到茶盏边壁不留水痕者为最佳状态。宋代茶人除了追求美丽的茶汤泡沫外，也讲究茶汤的真味，点茶不添加食盐，单纯品尝茶叶的芳香和滋味。南宋末期，日本僧人南浦昭明到我国求学取经，首次将中国的点茶法传到日本，成为中国茶道在日本的最早传播者。后经日本茶道创始人千利休改造而成日本茶道。现在El本茶道中的抹茶道采用的就是点茶法。
宋代风行评比调茶技术和茶质优劣的斗茶，也称茗战。斗茶时采用点茶法。斗茶实际上就是茶艺比赛，通常是三五知己聚在一起，煎水点茶，互相评审，看谁的点茶技艺更高明。决定胜负的因素有二：一是汤色，二是汤花，最后综合评定味、香、色。汤呈乳白色，汤面泛“汤花”能较长时间凝住杯盏内壁不动，这样才算点泡出一杯好茶。点茶追求茶的真香、本味，并十分注重点茶动作的优美协调。斗茶时所使用的茶盏是黑色的，它更容易衬托出茶汤的白色，茶盏上是否附有水痕也更容易看出来。因此，当时福建建安生产的黑釉茶盏最受欢迎。
宋代茶业已有了很大发展，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在文人中出现了专业品茶社团，有官员组成的“汤社”、佛教徒的“千人社”等。除了茶诗词、茶题材书画外，涌现出一批有关茶的著作，如蔡襄的《茶录》、熊蕃的《宣和北苑贡茶录》、审安老人的《茶具图赞》等。
茶文化的主体是饮茶的文化，是在饮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茶文化产生于茶被用作饮品之后，兴盛于隋唐年间。
唐代中期，茶叶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广泛流行起来，并自南方地区迅速向中原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扩散，政府也开始对销往边疆地区的茶叶征收赋税。唐代之前，茶叶只被零散地记载于医药、文化著作中，自唐代开始出现茶叶专著。茶文化发展至唐代已初具规模，形成了独立的、全国性的文化形态。
据唐代杨华在《膳夫经手录》中记载：“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以后盛矣。”在唐代，茶叶产地扩展迅速，据当时资料记载，当时茶叶生产地遍布今四川、浙江、陕西、江苏、安徽等多个省市自治区，而其最北已达河南道的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地区），其分布之广不亚于近代茶区，并且当时的茶叶名品已多达150多个。茶叶产地的扩大、品种的繁多，极大地推动了茶叶的生产与销售。
此外，唐代的茶叶还销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据《封氏见闻录》中记载唐代中期以后，饮茶开始风行南北，“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边疆少数民族开始饮茶后，便与使者、商人进行以茶易马的茶马交易。从此，这种茶马交易在中国历史上逐步发展起来。
康乾盛世时期政治稳定、国家统一，皇帝也意识到，挣钱才是硬道理。在这样的大形势下，茶业经济也开始进入发展时期。康熙二十三年皇帝下诏废止“海禁”政策以通商裕国，随后又颁发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更值得一提的是康熙、乾隆皆好饮茶，对于上流社会饮茶风习的推动，对于促进各地名茶发展，推动饮茶文化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清初，茶叶延续明代之制，仍为政府实行专卖的商品，一般人是不能随意贩运的。康熙二十三年开海禁以后，清代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茶叶的外销日趋增加。尤其在“五口通商”之后，茶叶外销急剧扩大，当地茶商藉地利之便获得了发展。
一项重要的种植技术在清代出现了，这就是扦插无性繁殖技术，改变了前代茶树只能用茶籽种植的旧观念，茶叶的产量有了很大的提高。茶类也在清代不断丰富，由于外销红茶供不应求，清代工夫红茶品种不断增多，而乌龙茶亦在清代产生，著名的铁观音也是在那个年代产生的。
鸦片战争之后，国际茶叶市场对华茶需求剧增。中国茶的种植面积、产量、茶叶出口贸易迅速扩大。至光绪十二年，创华茶出口历史最高纪录，达到13.41万吨。茶叶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中国人用地里长出来的茶叶换世界的真金白银，让列强们为之眼红。
茶叶，是我国的一种传统饮品，我国国人饮茶历史悠久。根据《说文解字》中对茶做的注解：茶，茗。可知，在古代，茶也叫茗，品茶也可叫做品茗。另外，根据陆羽的《茶经》还可知道，茶也可称作荼。
早在先秦两汉时期，茶叶就进入了人们的生活，不过根据现有相关资料的搜集，这个时候还没有产生咏茶的诗歌。但是，这时在《诗经》中也有一些诗句提到过荼了：比如《诗经》中的《邶风谷风》、《豳风七月》和《大雅绵》三篇，其中就有一些句子提到过荼。所以，也有学者认为，这三首诗中关于荼的句子就是茶诗的起源，因此，这一时期可以说是茶诗作品创作的酝酿和萌芽阶段。
到了两汉时期，文人们开始热衷于饮茶。我们从王褒的《僮约》赋就可以看出。这篇赋说的是王褒去一个朋友家作客，这位朋友的仆人对他很不礼貌，于是王褒很生气，就向朋友买了这个仆人为家奴，并把要求此家奴做的事全写下来，王褒列举的种种杂役，其中有一件就是要他的家奴必须到武阳买茶。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茶叶已经能够成为一种商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换和买卖了。这说明在当时，饮茶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一部分，饮茶的习俗已经在人们特别是像王褒这样的中产阶级之中流行起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饮茶的风气要比前代更甚，饮茶不仅仅只局限于宫廷之中，不再只是士族文人的专利，不少市井老百姓也开始饮茶。另一方面，这时佛教兴起，因此人们也开始用茶来供奉佛事、款待施主、招待嘉宾，饮茶生活进一步发展，诗人们通过诗歌创作来记录自己的饮茶生活，表达自己对茶的热爱之情。
隋唐初期的时候，饮茶的风气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不过这个时候饮茶主要集中于北方各地，而且人们主要注重的还是茶的药用功能，很多的医书对此也做了一些记录。一直到了唐朝中期的时候，饮茶的风气才开始蔓延到全国各地。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比较强盛的一个时代，开元盛世贞观之治是唐代发展的两个高峰期。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期，经济和文化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人们的饮茶生活和茶文化的发展也不例外。
唐代茶产业的发达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第一是茶叶生产开始发达起来。不仅茶叶的产量比以前有了增加，而且在各地的茶叶中都有一些名茶不断地出现。无论是从量上来看，还是从质上来讲，这个时候都有了一个很大的飞跃;第二，是开始征收茶叶税，并且将其纳入政府垄断体系。茶叶生产有了质的飞跃，必然推动茶叶贸易也跟着兴盛起来，这也为唐朝政府开辟了一个财政的来源，于是开始对茶叶征税。后来随着茶叶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当时的唐朝政府看到其中有利可图，于是又制定了一项新的制度，就是将茶叶的买卖进行控制，实行专卖制度，进行垄断控制。第三，是设立贡茶制度，要各地的茶农都向皇帝进贡上好的茶叶，由于有了这一压力，也在一定的程度上使当时的制造茶叶技术得到了提高。
因此，到了北宋时期，可见当时饮茶的历史可以说已经是非常地悠久了，这也是当时茶诗繁荣发展的文化背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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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的街道和运河，都相当广阔，船舶和马车载着生活日用品，不停地来往街道上和运河上。估计杭州所有的桥，有一万二千座之多。连接运河两岸主要街道所架的桥，都有高级的建筑技术，使桥身高拱，以便竖有很高桅杆的船只可以从下面顺利通过。高拱的桥身并不妨碍马车通行，因为桥面在很远的地方，就开始垫高。它的坡度逐渐上升，一直升到拱桥的顶点。
杭州城内有十个巨大的广场和市场，街道两旁的商店，不计其数。每一个广场的长度都在一公里左右，广场对面则是主要街道，宽四十步，从城的这一端直通到城的那一端。运河跟一条主要街道平行，河岸上有庞大的用巨石建筑的货栈，存放着从印度或其他地方来的商人们所带的货物。这些外国商人，可以很方便地到就近的市场上交易。一星期中有三天是交易曰子，每一个市场在这三天交易的日子里，总有四万人到五万人参加。
杭州街道全铺着石板或方砖，主要道路的两侧，各有十步宽的距离，用石板或方砖铺成，但中间却铺着小鹅卵石。阴沟纵横，使雨水得以流入运河。街道上始终非常清洁干燥，在这些小鹅卵石的道路上，车如流水马如龙一样地，不停奔驰。马车是长方形的，上面有篷盖，更有丝织的窗帘和丝织的坐垫，可以容纳六个人。
从二十六公里外的内海所捕获的鱼虾，每天被送到杭州。当你看到那庞大的鱼虾数量，你会想到怎么能卖完。可是，不到几小时光景，就被抢购一空，因为杭州的居民实在太多。——《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游记》的作者是13世纪欧洲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1275年他随父亲来到中国，回国后写下举世闻名的《马可•波罗游记》，留下了关于13世纪的宋末元初杭州的繁华绚丽的记忆。
隋朝以来，东南经济逐渐得到开发，位于大运河终点和钱塘江下游的杭州是东南交通的枢纽，逐渐成为物阜民丰、商贾辐辕的大都市。1129年，宋高宗在金兵的大举进攻之下退败到杭州，升杭州为临安府，1138年正式定都于此。于是，杭州一跃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迁都以后，对杭州最直接的影响便是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由于北方大部分地区为女真贵族所占领，大批人民不愿意受女真族的统治，纷纷南下，迁往江南。同时，因为杭州地处东南沿海，气候温和，物产丰富，自然条件优越，经济文化发达，也吸引了外地人的迁人。根据史料记载，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临安府的人口已达124万。
南迁的人口中，有皇室贵族、官僚地主、军队官兵、商贾小贩、学者文人、词人画家、手工业者、农民等等。人口的大量增加直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南迁来的各色人等为杭州带来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产品，大大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发展。特别是占较高比例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群体，对杭州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杭州的经济繁荣贡献了最重要的力量。这一时期，杭州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成为名噪一时的国际大都会。
因为交通便利、人口众多，杭州成为农副产品的主要市场，手工业蓬勃发展，丝织业、印刷业尤其发达。一方面，手工业的发展是商品经济发展推动的结果;另一方面，手工业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商业的繁荣。在150年相对稳定的时期中，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城内横贯南北的天街两侧店铺林立，买卖昼夜不绝。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贸易的扩大，以及生活在城中的王公贵族们奢华生活需求的推动，使得杭州商品贸易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繁荣。
山水秀丽，旅游胜地
春天是杭州的旅游旺季。经过近150年的精心治理和巧手打扮，南宋时的西湖已经是山水如画、游人如织的风景名胜。在杭州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南宋王朝，正是西湖基本定型的时期。
早期的西湖只是用于农田灌溉和生活取水的湖泊，由于地质的原因，淤泥堆积问题严重。自唐代开始，西湖历经数次整治和疏浚，才渐渐有了新的面貌。一次次的疏浚使得西湖面积扩大、水质净化，更重要的是，在对西湖疏浚开发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了西湖的美、创造了西湖的美，使其渐渐成为一处游览胜地并名扬天下。
历代对西湖的疏浚整治中，最为著名的是唐宋大文豪白居易和苏轼所组织的西湖疏浚工程和白堤、苏堤的修筑工程。白居易被认为是开发西湖的第一位大功臣，1000多年前的西湖由于水利未修，一到下大雨，湖里的水就满溢出来，久旱不雨又会湖水干涸，全无今日温柔妩媚的姿容。白居易担任杭州刺史时，开展了大规模的西湖疏浚工程，还为西湖筑起了湖堤。
北宋元祐五年(1090),著名诗人苏东坡第二次到杭州做官，那时，西湖巳被堙塞大半。苏东坡在上书宋哲宗的《乞开杭州西湖状》里，写下一句著名的话：“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同年四月，他动员20万民工疏浚西湖，并用挖出来的湖泥葑草堆成一条贯通南北的湖堤，在堤上夹种桃柳，建起了六座石拱桥，桥下可通舟楫。自此，西湖水面分东西两部，而南北两山始以沟通。后人为纪念他，将这条长堤称为“苏堤”。相传杭州名菜“东坡肉”，就是苏东坡犒赏疏浚民工的美食。从此，作为西湖核心景观之一的苏堤建成，“间株杨柳间株桃”的美丽胜景由此定型，杨柳摇曳、桃花影绰的苏堤成为西湖春天最美的风景，“苏堤春晓”名列南宋西湖十景之首。此时，西湖形成“一湖两塔两堤”的景观布局，标志着西湖文化景观的发展成熟。
南宋建都杭州，西湖的地位也随之上升，历任官员都把西湖的保护和建设成果视为皇城建设的重要政绩，西湖沿湖地带也随着都城的建设进程和经济文化繁荣而得到了广泛深人的开发利用，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优美的湖光山色，也激发了文人的创作灵感，他们将西湖咏之于诗、绘之于画，尽情描述和记录着西湖的美。艺术作品又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加深了百姓对西湖的认识和热爱。特别是南宋的画家们，他们在总结前人艺术成果的基础上，跳出之前整体着眼的视角，选取西湖几个最有代表性的镜头加以描摹，并用四个字来概括画的内容，比如“雷峰落照”、“平湖秋月”、“苏堤春晓”、“断桥残雪”等等。这些提法得到人们的一致认可，广为传播，最终发展成为“西湖十景”，一直流传至今。
山水胜景成为杭州的新名片，旅游活动也更趋活跃。杭州每年的旅游者中，除香客外，还有各国的使臣、商贾、僧侣，赴京赶考的学子，国内来杭贸易的商人，西湖的风景名胜开始广为人知。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写道：“临安风俗，四时奢侈，赏玩殆无虚日。西有湖光可爱，东有江潮堪观，皆绝景也。”那时候的人，也像现在一样，喜欢泛舟西湖，游览极为兴盛。南宋时的西湖游船，数量多而且制作精巧，为杭城的游览活动增添了无限情趣。
引领荼文化之发展
农业发达、经济富庶之后，带来的是文化的必然发展。隋唐之后，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超过黄河流域，江浙一带的文化力量也随之发声发力。杭州茶文化倚仗着产茶胜地的自然基础、山水秀丽的优美环境、佛道胜地的人文积淀，逐渐在中华茶文化的发展史中崭露头角，并一直保持着持续的影响力。
茶之为物，产自西湖深山，山水秀丽的自然环境给予龙井茶天地的灵气。绝好的自然环境不仅是产茶的天然好地方，更孕育了品茶的好环境。西湖水边、深山群岫，经常是好景、好山、好茶、好水集为一体，与中华茶文化讲究天人合一、美境佳侣的主张十分契合。杭州是一个天然大茶寮，是茶文化发展的沃土。一杯西湖茶包含了天、地、山、水、仁、智之精华。
杭州寺庙众多，无寺不种茶、无僧不饮茶，杭州产茶史随着寺庙发展史一同向前，推动的不只是种茶制茶技术，还有与佛道禅宗互相渗透的茶文化。茶的文化因为与寺庙寺僧密切联系而深邃丰满，佛道的印记从此深深纳入茶文化的精
相伴杭州茶文化而生的还有南宋的官窑。定都杭州后，为了满足宫廷生活需要，高宗赵构下令在杭州建立官窑，专门生产宫廷用瓷。官窑窑址在今天凤凰山南面，距钱塘江很近。窑址旁有制瓷用的瓷土矿和紫金土矿，取料方便，自然条件十分优越。南宋官窑以生产青瓷为主，先后有两种代表性的青瓷传世。前期所产瓷器壁薄胎细，胎上有一层粉青或青灰色的薄釉，釉面多开裂，称为开片。产品有碗、盘、碟、盆等生活器具，也有炉、瓶等祭祀和摆设器具，制作精美、品种丰富。后期，由于宫廷对于瓷器的要求越来越高，生产工艺也有进步，发明了多次素烧、多次上釉的制作工艺，使得做成的青瓷器釉厚如脂，剔透如玉，青瓷的制作水平达到顶峰，同时样子更加优美、品种更为丰富。官窑生产的大量茶器，直接提升了饮茶的品质，在杭州茶文化的发展史上添上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杭州茶馆在这良好的大环境中应运而生，开辟了中国茶馆大行于城市的潮流。宋室南迁，把中原儒学、宫廷文化带到杭州，经济文化、商品交换的发达也对杭州的餐饮、休闲业提出要求，茶馆便在这座美丽的城市迅速发展，直至成为这个城市的一个特色风景。
茶馆在当时也称茶坊、茶肆。关于南宋茶馆，在《武林旧事》和《梦粱录》中都有记载。茶馆“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四时卖奇茶异汤，冬月添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或卖盐鼓汤;暑天添卖雪泡梅花酒，或缩脾饮暑药之属。……夜市于大街有车担设浮铺，点茶汤以便游观之人”。茶汤巷是茶坊集中的地方，此巷就是因为茶坊多而得名。当时著名的茶坊有八仙、连二、连三、清乐、珠子、潘家等。这些茶肆、茶坊面向不同档次的茶客，灵活经营，自显特色。他们或装饰考究、追求文雅，或说唱玩耍、以娱乐取胜，还有的茶馆为不同行业提供商贸活动场所，有的则根据时节卖奇茶异汤，兼营服装、字画、古玩，当时的茶坊不仅是士大夫聚朋会友之处，同时还有说书、讲史、小说、小唱等活动。说书艺人根据当时流行的话本故事，用当时的口语，绘声绘色地讲述各种故事，演唱各种小调。所以茶坊也是城市劳动人民娱乐、休憩和消遣的场所。
杭州的茶馆不但数量多，而且特色鲜明，从发端之时便因其优美的内外环境、优质的茶品水品独领风骚。在天城繁华里生活的人们，每天撮一把西湖山茶，泡在青瓷茶盡里，杭州的山水之魂、一湖之魄就尽在掌中了。当中原文化遇着西湖山水，被浸润得越发精巧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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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砂陶是中国陶瓷中的一朵奇葩，是陶都宜兴(古称阳羡)特有的陶器品种，其材质独一无二。紫砂陶的出现，是其特殊材质使然，也是社会多样化的必然选择。而作为紫砂陶最重要的门类——紫砂壶的出现，其发展则是历代文士们参与的结果。历代文人赏玩紫砂，并参与造型、装饰，集文学、绘画、书法、金石等传统艺术于茶壶一体，从而使茶壶充满了文化气息，成为陶器中一个特殊的“文人化”门类。
■本版整理：收藏周刊记者韩帮文
爱茶爱壶之人更青睐精良单纯紫砂泥
紫砂陶是不挂釉的紫红色陶器。其原料是单矿原成泥，不需要加配其他黏性或脊性原料就能单独成陶。紫砂泥制成器物，烧成之后，表面光滑平整之中含有小颗粒状的变化，表现出一种砂质效果，断面就更为明显，故称之为“紫砂”。
清代有人这样称颂紫砂陶：“人间珠玉安足取，岂如阳羡溪头一丸土。”这种神奇的、能与黄金珠宝比价的物质，是上天赋予宜兴鼎蜀镇一带独特的矿产蕴藏。
紫砂原矿泥含铁量较高，由于地质的原因，每处泥矿含铁量、化学成分等各有差异，其外观呈多种色彩。传统所称紫砂泥共有三种基泥：紫泥、红泥和本土绿泥，每种基泥中也有色彩差异，一如典籍所描述：“果备五色，灿若披锦。”因此，文人在典籍中称紫砂矿泥为“五色土”。紫砂矿泥出品不易，它是深埋在黄石山下下面的岩矿，明代的《阳羡茗壶系》就说：“皆深入数十丈乃得”，现今采矿深已有二三千米。开采出来的矿土质如烂石，经风吹雨淋、磨碾粉碎、不断锤炼后，才能成为制作紫砂器皿的原料——熟泥。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运用，泥色变化的科技含量在不断提高，紫砂泥料的色彩变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丰富，但爱茶爱壶的人们还是青睐原矿资源中品质精良的单纯紫砂泥。
泥料烧制讲究温度差10℃就太老或太嫩
一件紫砂工艺品的成功，要经过十道甚至几十道成型工序。要完成这些工序，一是有赖于艺人们的制作技艺，二是需要繁多的制作工具。现在，紫砂手工成型工艺已形成了一整套自成体系的工具，大小有几百种，质地有铜、铁、木、竹、牛角、皮革、塑料等各种材料。
自明代正德年以来，紫砂陶的制作手段日趋完备。除了纯手工之外，还增加了石膏模挡坯、注浆法及辘轳车拉坯等加工方法。无论是全手工成型，还是借助于其他方法，其工艺的关键都在泥坯表面的精加工，即用拍子、明针、刀具等专用工具，对已经加上颈、脚、嘴、把手的壶身整体、壶盖或其他产品的表面，进行精细的括平修整。
紫砂陶器烧成所用窑炉的发展过程中，有龙窑、倒焰窑、隧道窑、推板窑和现今普遍采用的梭式窑和电窑。紫砂泥的烧成温度一般在1100℃至1180℃,采用氧化气氛或中性气氛烧成。每种泥料都有一定的烧成温度，若与自身最佳温度有高低10℃之差，就会出现太老、太嫩的缺陷。
紫砂陶造型丰富，产品多样，可大致归纳为茶壶和茶具、花盆、花瓶、文房雅玩、雕塑人物和物象塑品、餐饮器皿、现代紫砂陶艺七大类。其中，紫砂壶是紫砂陶中的大类产品。从某种角度而言，紫砂陶就是紫砂壶，紫砂壶也代表着紫砂陶。
紫砂壶款识讲究布局得当呼应与和谐
紫砂陶性质质朴文静，素面素心，浮艳基本与它无缘，但也有一定的装饰风格。装饰手法除了壶身造型之外，还有镶嵌装饰(包括镶嵌金、银、玉)，包银、包锡装饰，满釉装饰，粉彩装饰，绞泥装饰、泥绘、印板装饰，和最为普遍使用的、专设生产工种的陶刻装饰等。
在紫砂陶上刻有作者的名款、印章，这个特色是中国其他陶瓷少有的，是对自己作品的一种尊重和承认。从这个角度而言，紫砂陶是最具个人风格的陶艺作品。
紫砂陶制作始终采取个人制作、集中烧成的方法。人们最早是为了在窑中烧成后的器物中区别各自的作品而在壶底铭印，后来演变成人们鉴赏紫砂壶的特殊款识。这种款识是人们确认作者的根据，一件紫砂壶作品也因此成为作者艺术修养和人格魅力的直接体现。
好的紫砂壶的款识是十分讲究的，如同书画作品的题款、钤印，讲究布局得当、呼应、和谐一样，反映出作者的艺术素养和壶外功夫。
紫砂陶印款的钤盖，与书画作品的用章一样，有以下几点要求：印章大小要相宜，钤印位置要适当，风格要协调，钤印轻重要适宜，运用闲章。闲章是作者心志的寄寓，书画作品中常用，而在紫砂陶上并不广泛，加之空间有限，更要注重谋篇布局以及钤盖主体对象。如“才胆力识”之类闲章，盖在纤巧的小件上，就有负荷过重的不当之嫌。
书画名家与紫砂
任伯年
清末著名画家任伯年不仅自己能制壶，亦曾用紫砂塑其父任湘云的全身像。在吴昌硕的案头上，常放一把提梁紫砂壶。壶壁上所刻的两只龟，即出自任伯年的手笔。
吴昌硕
吴昌硕与当时的壶坛名家黄玉麟合作了《弧棱壶》，壶面刻有吴昌硕手书的铭文。下钤吴昌硕印，壶底有“黄玉麟作”的篆文方印。
于右任
宜兴紫砂工艺厂藏有“汉君壶”一具，邵陆大制壶，于右任书。淡紫泥，制作周正，工整质朴，壶身镌“汉文先生，右任”六字行楷。通高8.1厘米、口径6.6厘米。《宜兴紫砂》一书有收录。
黄宾虹
国画大师黄宾虹为中华民族保留了历史上第一把紫砂壶供春壶(树瘿壶)。1928年，储南强在苏州街上溜达，无意间发现一家杂货摊上有把紫砂壶，发现壶把下的款识赫然是“供春”二字，不动声色地以一元大洋的价格买了下来。
为了考证此壶的来历，储南强找到黄宾虹。黄宾虹对这把壶赞不绝口，说这就是树瘿壶。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人知道了这件国宝，请人找到了黄虹宾，开价八千块大洋要买。为防不测，黄宾虹带着那把供春壶躲进了深山老林。
新中国成立后，黄宾虹把壶捐给国家。现在，这把壶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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