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荼字首见于《六经》，西周初期着作《诗经》的《豳风七月篇》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初次表示茶的含义。《尔雅》说：，苦荼；《广雅》说：荆巴间炙粳苦荼之叶，加入菽、姜、橘子等为茗而饮之。茶的含义明确了。
《神农本草》说：神农尝百草以疗疾，一日遇七十二毒，(另文解释)，得荼而解之。茶的含义和用途完全明白了。神农是仰韶文化时代母系氏族公社(大约距今六七千年)的帝王之一，是部落首领，教民种植，为群众造福，群众称为天神。
《神农本草》是战国时代杂家的着作，西汉增补为《神农本经》，东汉再增广为《神农本草》。这三本药物书是三个朝代的着作，作者都是着名医药家。历代《本草》中的荼字就是指茶。
《尔雅》说：，苦荼。西晋郭璞《尔雅注》：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尔雅)、《经典释文》以《释诂》一篇为周公所作，其它或说是孔子所增，子夏所足，叔孙通所益，梁文所补。东汉郑玄说是孔子门人所作，以释六艺之言；后人说是始于周公，成于孔子，增益于汉儒。不论周公、孔子比盂轲早几百年，孔子门人子夏也比孟轲早得多。孟轲所说，当然是指《尔雅》的，苦荼也，并不是朱熹、李炳英注解梓。
东汉郑玄、宋邢呙《尔雅疏》、清郝懿行《尔雅注疏》、邵晋涵《尔雅正义》都没有与郭璞《尔雅注》的相反注释，可见郭璞注释是正确的，朱熹、李炳英的注释是错误的。
孟轲宗孔子之学，共称为孔孟之道。所说的应该是尔雅)中的粳。孟子生于以荼为治病良药的战国，当然知道是贵重药物之一，所说舍其梧，则为贱场师也。
茶字多名，古人所见不同，命名也不同，混乱不一。到了唐朝陆羽(公元733-804年)从《神农本草》历代《本草》的荼，从《桐君录》、《晏子春秋》的茗字，从《尔雅》的粳字，从《方言》的字，从《凡将篇》的芬字，概括茶为五名。
唐初发明蒸青团茶，饮茶很普遍，广大群众，对茶的认识显着提高，茶是木本植物，就把禾改为木，从荼字去掉一划而为茶字。
茶字首见于苏恭的《本草》。《唐本草》是唐高宗李诒永徽中(公元650至655年)李劫等修编，显庆中(公元656至661年)苏恭、长孙无忌等22人重加详注。自后不再写荼字，而都是写茶字。
唐代宗李豫前至德宗李适年间，所有写在唐碑上的茶字都写为荼。如天宝九年(公元750年)圣善寺沙门某写灵运禅师碑上的荼槐，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徐浩写不空和尚碑的荼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吴通微写楚金禅师碑上的的荼毗等，都是写荼字。至文宗李昂(公元827至840年)、武宗李炎(公元841至846年)、宣宗李忱(公元847年至859年)时所立的唐碑上，荼字都变为茶字。如会昌元年(公元841年)柳公权玄秘塔碑，大中九年(公元855年)裴休写来峰慧禅师及令狐楚撰文、郑纲写的百岩太师怀晖碑的茶毗，都是改变的显着明证。改荼为茶的原因，则与陆羽《茶经》、卢仝《茶歌》的影响有关。中唐以后，所有茶字意义的荼字都变为茶字。同时废用所有的别名、代名，统一为茶字。除茗字至今偶然沿用外，其它所有代用字都已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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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其他地区还不知道茶为何物时，茶已成为我国从朱门到柴户的比屋之饮。在三四千年以前，人们是把茶作为药材来服用的，“茶”的名称也有10余种之多，我们不妨寻根溯源，从“荼”字说起。
神农尝百草而得荼
上古时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皇五帝时代”，那是一个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那也是一个“神话时代”，人们口耳相传，结绳记事。有了文字才有了记载，有了记载才有了书籍，在我国第一部药学专著《神农本草》就记载了茶的起源。关于神农，流传甚广的一个传说与茶有关：“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传说中的神农“牛头人身”，禀赋异于常人，他勤劳勇敢，又特别关爱百姓疾苦，为了给百姓寻药治病，不辞辛苦，翻山越岭，亲自遍尝百草，以配制治病救人的草药。据说神农在茫茫大山中整整走了七七四十九天，有一天，他筋疲力尽，饥渴难耐，抬头看到眼前的一种树叶，顺手摘了几片放在嘴里咀嚼，这一嚼，不仅解渴，还口感清新，神农又迫不及待地扯了几把咀嚼着，他感觉肚子像透明一样看得见，吞下去的叶片竟然把他的胃擦洗得干干净净!神农行走的这片林海就是现在川、鄂、陕交界的“神农架”地区，他在这片神秘之地发现了“荼”的神奇解毒药效，于是便向百姓推广，这就是我们后来广泛饮用的“茶”。
神农尝百草而得“荼”的故事固然动人心弦，但毕竟太遥远了，只能是一个美妙的传说而已。从现存的文献资料来看，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中有关茶的记载应该更为可信。常璩是四川人，东晋时期的史学大家，他撰写的《华阳国志》是研究我国西南地区山川、历史、人物、民俗的重要史料。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公元前1025年，周武王把自己的一位宗亲封在巴地，巴王作为诸侯，理所当然要向天子上贡，贡品中即有“丹漆茶蜜”出现，既然是贡品，当然都是珍稀之物，至于周武王接纳了“茶茗”是饮用还是药用就不得而知。周代非常重视岁时祭祀，在《周礼·地官》中还记载了“掌荼”一职，称其“掌以时聚荼，以供丧事”，可见那时茶又多出了一个用途，就是作为神圣的祭品。
陆羽将荼改为茶
关于“茶”字的来源，一般认为，中唐(约公元8世纪)以前表示“茶”的字就是“荼”字，正如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言“荼字，自中唐始变作茶”。“荼”字最早见于《诗经》：“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这里的“荼”是作名词，而成语“如火如荼”中的“荼”字也并不包含“茶”的意思。开始以“荼”字明确地包含着“茶”字的意义，始见于我国最早一部辞典《尔雅》，其中有：“木贾，苦荼”。
后来《尔雅》有多种注本，晋代郭璞的《尔雅注》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注本。郭璞花了18年的时间研究和注释《尔雅》，用当时的方言解释古老的动、植物名称，并注音、作图，使《尔雅》成为历代研究本草的重要参考书。郭璞的《尔雅注》中对“木贾”作了比较详细的注解：“树小似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明确指出木贾就是茶树，已为历代研究者所认可。由于“荼”是形声字，从草余声，代表它是草本植物。
那么，“荼”字是如何摇身一变成为今天的“茶”字呢?到汉朝，人们对“荼”和“茶”的关系已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东汉许慎所著的我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中也说：“荼，苦荼也”，这里的“荼”字，宋朝徐铉在为《说文解字》作注时很明确地指出：“此即今之茶字”。随着茶叶生产贸易的发展，饮茶日益深入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作为饮用植物的“荼”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由于“荼”是一个多义字，人们担心同“荼”字的其他含义相混淆，于是就把“荼”字减去一笔，成为今天常见的“茶”字了。据说，这个关键性的改变与《茶经》有关。
陆羽(公元733-804年)是唐代的茶学专家，他撰写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被后世誉为“茶仙”，尊为“茶圣”，祀为“茶神”。《茶经》一经问世，即风行天下，为时人学习和珍藏，并跨越千年，完整保存至今。《茶经·一之源》考证茶的起源详解其意：“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从草，当作‘茶’，其字出《开元文字音义》……”这其间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开元文字音义》为唐玄宗(公元685-762年)御撰，学者们认为这便是“茶”字最早出处。与此同时，陆羽能在“荼”字仍为人们习惯沿用的状况下，在《茶经》一书中把“荼”字一律改为“茶”字，从而使“茶”字得以在民间广泛流传，这不能不说是陆羽独具卓识的创举，也是他对“茶史”的重大贡献。“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新茶”，陆羽身后，经过大约不到百年的时间，“茶”字的形、音、义被逐步确定下来，为人们所公认并采用至今。
茶的古名流传最多在蜀
纵观中国饮茶的起源和发展，茶在古代还有若干别称，诸如荈、蔎、诧、苦荼、葭萌、檟、选、游、爪芦、茗、皋芦等等，有的是因各地方言不同所产生的异名，有的则是在它生长的不同阶段所得到的不同名称。《茶经》中列举了唐代以前人们对茶的多种称呼，“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陆羽在《茶经·七之事》中辑录了中唐以前几乎全部的茶资料，经统计，荼(含苦荼)25则，荼茗3则，荼荈4则，茗11则，槚2则，荈诧3则，蔎1则。荼、苦荼、荼茗、荼荈共32则，约占总茶事的70%。
唐代以前，饮茶比较普遍的地方是蜀，这里有关茶的古名流传也最多。西汉末年扬雄编撰的《方言》一书中记载：“蜀西南人谓茶曰蔎”，这个“蔎”就是当时川、滇一带称茶叶的地方语。晋代的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蜀王的弟弟名叫葭萌，他住的城邑也叫葭萌，可见“葭萌”曾作过人名，也作过地名。“葭萌”这个蜀王的分封之地在汉中地区，位于四川省剑阁的东北部与陕西交界的地方。
明代大文学家杨慎在他的《郡国外夷考》中说：“蜀人谓茶曰葭萌”。在古蜀国的历史传说中，蜀王的名号往往和他的业绩有关，比如“蚕丛王”，相传是一位驯养野蚕为家蚕的能干的君主。又比如“鱼凫王”，相传是驯养鱼鹰以助捕鱼的创始人。那么，这位以茶为名、以茶名地的“葭萌”，会不会是第一位把蜀茶带入秦地的人呢?
在古书中记载的唐以前人们饮茶的事迹中，“茗”字是最常见到的，它算是茶之异名中被用最多的一个。“茗”字的出现，其实是比较晚的事。《说文解字》中原本无此字，现在见到《说文》中的“茗”字是北宋初徐铉为此书作注时加上去的。关于“茗”的含意，唐、宋人根据前人的经验解释说：“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那么，迟摘的茶叶，就是较大较老的叶片，在唐以前人们的“茗饮”，就是用一般的大叶茶煮汁饮用的，那是一种解渴式的粗放饮法。但从今天的情况来看，意义恰好相反。茶成为一种普遍的称呼之后，“茗”反而成了一种较为文雅的称谓。在茶的众多别称中，茗是唯一保存至今而又为人所熟知理解的一种。
更早一些时候，人们还把迟摘的茶叶叫做“荈”，也是指迟摘的大叶茶。西汉著名文人司马相如的《凡将篇》记载了二十多种药名，其中就有“荈诧”，这是四川地区在西汉初期产茶最早的文字证明。东晋大文学家左思的《娇女》诗也曾用了“荈”字;“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镬”，这也许是最早的茶诗。除了有用“茶荈”连称表示茶的，也有“茶茗”连称的，如《茶经》引南朝人著作《宋录》记载，和尚昙济曾在八公山上设“茶茗”招待客人。这不过是因为地域的不同而叫法相异，又经后人合用的结果。
在我国古代，茶的使用价值经历了药用、食用和饮用的过程，也在不同时代作为贡品、祭品和商品，从史料记载来看，茶作为饮品的功能是在唐朝广泛使用起来，并最终成为人们须臾不可缺少的世界三大饮料之一。让我们感到骄傲的是，茶的源头在中国，茶的故乡在西南，它浸润在每个中国人的心田。(文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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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荼到茶荼字首见于《六经》，西周初期着作《诗经》的《豳风七月篇》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初次表示茶的含义。《尔雅》说：，苦荼；《广雅》说：荆巴间炙粳苦荼之叶，加入菽、姜、橘子等为茗而饮之。茶的含义明确了。
《神农本草》说：神农尝百草以疗疾，一日遇七十二毒，(另文解释)，得荼而解之。茶的含义和用途完全明白了。神农是仰韶文化时代母系氏族公社(大约距今六七千年)的帝王之一，是部落首领，教民种植，为群众造福，群众称为天神。
《神农本草》是战国时代杂家的着作，西汉增补为《神农本经》，东汉再增广为《神农本草》。这三本药物书是三个朝代的着作，作者都是着名医药家。历代《本草》中的荼字就是指茶。
《尔雅》说：，苦荼。西晋郭璞《尔雅注》：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尔雅)、《经典释文》以《释诂》一篇为周公所作，其它或说是孔子所增，子夏所足，叔孙通所益，梁文所补。东汉郑玄说是孔子门人所作，以释六艺之言；后人说是始于周公，成于孔子，增益于汉儒。不论周公、孔子比盂轲早几百年，孔子门人子夏也比孟轲早得多。孟轲所说，当然是指《尔雅》的，苦荼也，并不是朱熹、李炳英注解梓。
东汉郑玄、宋邢呙《尔雅疏》、清郝懿行《尔雅注疏》、邵晋涵《尔雅正义》都没有与郭璞《尔雅注》的相反注释，可见郭璞注释是正确的，朱熹、李炳英的注释是错误的。
孟轲宗孔子之学，共称为孔孟之道。所说的应该是尔雅)中的粳。孟子生于以荼为治病良药的战国，当然知道是贵重药物之一，所说舍其梧，则为贱场师也。
茶字多名，古人所见不同，命名也不同，混乱不一。到了唐朝陆羽(公元733-804年)从《神农本草》历代《本草》的荼，从《桐君录》、《晏子春秋》的茗字，从《尔雅》的粳字，从《方言》的字，从《凡将篇》的芬字，概括茶为五名。
唐初发明蒸青团茶，饮茶很普遍，广大群众，对茶的认识显着提高，茶是木本植物，就把禾改为木，从荼字去掉一划而为茶字。
茶字首见于苏恭的《本草》。《唐本草》是唐高宗李诒永徽中(公元650至655年)李劫等修编，显庆中(公元656至661年)苏恭、长孙无忌等22人重加详注。自后不再写荼字，而都是写茶字。
唐代宗李豫前至德宗李适年间，所有写在唐碑上的茶字都写为荼。如天宝九年(公元750年)圣善寺沙门某写灵运禅师碑上的荼槐，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徐浩写不空和尚碑的荼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吴通微写楚金禅师碑上的的荼毗等，都是写荼字。至文宗李昂(公元827至840年)、武宗李炎(公元841至846年)、宣宗李忱(公元847年至859年)时所立的唐碑上，荼字都变为茶字。如会昌元年(公元841年)柳公权玄秘塔碑，大中九年(公元855年)裴休写来峰慧禅师及令狐楚撰文、郑纲写的百岩太师怀晖碑的茶毗，都是改变的显着明证。改荼为茶的原因，则与陆羽《茶经》、卢仝《茶歌》的影响有关。中唐以后，所有茶字意义的荼字都变为茶字。同时废用所有的别名、代名，统一为茶字。除茗字至今偶然沿用外，其它所有代用字都已不用。
茶字演生古时的茶字很笼统，包括一切。近代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地根据实践和事物的发展，划分为茶树、茶鲜叶和茶叶的区别。
茶树是生物，人人都知道的。时时刻刻不断地呼吸作用和新陈代谢；鲜叶是从茶树采下来制茶而离开茶树，是停止呼吸作用，时时刻刻不断地氧化作用。呼吸作用和氧化作用，同是吸氧吐碳，两者现象错觉相似，其实本质有很大殊异，一生一死。
茶叶概念是指制好的成品而可饮用的，包括六大茶类数百个花色，各种制茶法，无数不同的外形内质，不能与茶树划等号。自从1940年复旦大学设立茶业专业的教学计划，都设有茶树栽培学、茶叶制造学和茶叶化学的专业课。国内外都用很新的物理化学方法，分析茶叶本质，在杂志上发表无数的新资料。
茶叶、茶业、茶学各有涵义不同，要研究分别性质运用.
一、从荼到茶
荼字首见于《六经》，西周初期著作《诗经》的《豳风七月篇》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初次表示茶的含义。《尔雅》说：槚，苦荼也;《广雅》说：荆巴间炙粳苦荼之叶，加入菽、姜、橘子等为茗而饮之。茶的含义明确了。
《神农本草》说：神农尝百草以疗疾，一日遇七十二毒，(另文解释)，得荼而解之。茶的含义和用途完全明白了。神农是仰韶文化时代母系氏族公社(大约距今六七千年)的帝王之一，是部落首领，教民种植，为群众造福，群众称为天神。
《神农本草》是战国时代杂家的著作，西汉增补为《神农本经》，东汉再增广为《神农本草》。这三本药物书是三个朝代的著作，作者都是著名医药家。历代《本草》中的荼字就是指茶。
《尔雅》说：槚，苦荼。西晋郭璞《尔雅注》：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尔雅》、《经典释文》以《释诂》一篇为周公所作，其它或说是孔子所增，子夏所足，叔孙通所益，梁文所补。东汉郑玄说是孔子门人所作，以释六艺之言;后人说是始于周公，成于孔子，增益于汉儒。
东汉郑玄、宋邢呙《尔雅疏》、清郝懿行《尔雅注疏》、邵晋涵《尔雅正义》都没有与郭璞《尔雅注》的相反注释，可见郭璞注释是正确的，朱熹、李炳英的注释是错误的。
孟轲宗孔子之学，共称为孔孟之道。《孟子告子章句上》：今有场师，舍其梧槚，养其樲棘，则为贱场师焉。孟子生于以荼为治病良药的战国，当然知道是贵重药物之一，孟轲所说今有场师，舍其梧槚，养其樲棘，则为贱场师焉中的槚应该是指《尔雅》的槚，苦荼也。
这样详尽地占有资料，并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那么就可以推断我国茶叶生产的历史最少也有4000多年了。
茶字多名，古人所见不同，命名也不同，混乱不一。到了唐朝陆羽(公元733-804年)从《诗经》、《神农本草》历代《本草》的荼(荼字从禾，代表草本植物)，从《桐君录》、《晏子春秋》的茗字，从《尔雅》的槚字，从《方言》的蔎字，从《凡将篇》的荈字，概括茶为五名。
唐初发明蒸青团茶，饮茶很普遍，广大群众，对茶的认识显著提高，茶是木本植物，就把禾(代表草本植物)改为木，从荼字去掉一划而为茶字。
茶字首见于苏恭的《本草》。《唐本草》是唐高宗李诒永徽中(公元650至655年)李劫等修编，显庆中(公元656至661年)苏恭、长孙无忌等22人重加详注。自后不再写荼字，而都是写茶字。
唐代宗李豫前至德宗李适年间，所有写在唐碑上的茶字都写为荼。如天宝九年(公元750年)圣善寺沙门某写灵运禅师碑上的荼槐，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徐浩写不空和尚碑的荼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吴通微写楚金禅师碑上的的荼毗等，都是写荼字。至文宗李昂(公元827至840年)、武宗李炎(公元841至846年)、宣宗李忱(公元847年至859年)时所立的唐碑上，荼字都变为茶字。如会昌元年(公元841年)柳公权玄秘塔碑，大中九年(公元855年)裴休写来峰慧禅师及令狐楚撰文、郑纲写的百岩太师怀晖碑的茶毗，都是改变的显著明证。改荼为茶的原因，则与陆羽《茶经》、卢仝《茶歌》的影响有关。中唐以后，所有茶字意义的荼字都变为茶字。同时废用所有的别名、代名，统一为茶字。除茗字至今偶然沿用外，其它所有代用字都已不用。
二、茶字演生
古时的茶字很笼统，包括一切。近代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地根据实践和事物的发展，划分为茶树、茶鲜叶和茶叶的区别。
茶树是生物，人人都知道的。时时刻刻不断地呼吸作用和新陈代谢;鲜叶是从茶树采下来制茶而离开茶树，是停止呼吸作用，时时刻刻不断地氧化作用。呼吸作用和氧化作用，同是吸氧吐碳，两者现象错觉相似，其实本质有很大殊异，一生一死。
茶叶概念是指制好的成品而可饮用的，包括六大茶类数百个花色，各种制茶法，无数不同的外形内质，不能与茶树划等号。自从1940年复旦大学设立茶业专业的教学计划，都设有茶树栽培学、茶叶制造学和茶叶化学的专业课。国内外都用很新的物理化学方法，分析茶叶本质，在杂志上发表无数的新资料。
茶叶、茶业、茶学各有涵义不同，要研究分别性质运用。
三、从茶到六大茶类
从茶字到六大茶类，历史悠久，可分为三个时期。最早是：茶鲜叶先到干叶再后而到蒸青团茶;其次从蒸青团茶到炒青绿茶;最后从炒青绿茶到六大茶类。
1、茶鲜叶到干叶时期：
这个时期很长，有史可查。周朝茶为祭品，以供丧事之用。茶树生长有季节性不可能随采随祭，必须晴天晒干或雨天阴干收藏，以便随时取用。但与活人无关就无人研究其本质。到了春秋，荼鲜叶为食用。，炙三弋五卵茗菜，喝用为菜汤;西晋郭璞《尔雅注》说：冬生叶，可煮乍羹饮。又说：早采为荼，晚采为茗，一名茹，蜀人名之苦菜。古时茶亦称苦菜。
到了战国扩大为药用，就需要晒干或阴干，如中草药。由于光热的作用，品质起了很大变化，晒干比阴干本质变化大。田艺蘅于公元1554年写的《煮泉小品》说：芽茶以火作为次，生晒者为上，亦更近自然。阴干如现时制白茶，品质特有风味，与其它茶类不同。可以说是制茶起源时期。
到了魏朝(公元220至264年)才制造饼茶烘干，饮用时碾碎冲泡。通过制造饼茶的实践，认识饼茶青草气味很浓。由物质变精神，经过产生了去掉青草气味的认识，再实践，发明蒸青制法，把鲜叶蒸后碎制饼茶穿孔，贯串烘干，茶味有了改进。
由制造饼茶去掉青气的实践，又产生了茶汁苦涩味的认识，再通过实践，鲜叶先洗涤而后蒸青。蒸后压榨除去茶汁，然后制饼，降低苦涩味。
2、蒸青团茶到炒青散茶时期：
这个时期也分为两阶段。从公元961年至1368年，蒸青团茶到炒青散茶。这个阶段自宋至元约三百多年。先是蒸青团茶改为蒸青散茶，后由蒸青散茶改进为炒青散茶。通过制造蒸青团茶的实践，得到苦味未能完全去掉，茶香不正的认识，再实践改革。蒸后不揉不压，直接烘干;蒸青团茶改为散茶，保持茶的香味。当时著名散茶，有顾渚紫笋、毗陵阳羡、绍兴日铸、兴隆双井，等等。蒸青团茶的制法至此而终结。
经过无数循环往复的实践和认识，到十二世纪末叶，由蒸青散茶改进为炒青散茶，利用干热发挥茶叶优良香气，改掉蒸青香气不高，滋味不浓的大缺点。
3、炒青到六大茶类时期：
公元1368至1700年前后，自明朝到清朝。这个阶段，虽然也只有三百多年，但发展很快。自炒青绿茶发展到六大茶类，无所不有。由于炒制烘青绿茶的实践，要求高香的品质，认识到烘干香气不如炒干。通过炒干的实践，发明了炒绿茶的制法。
通过实践，认识是无数往复的循环，制茶技术逐步变革，新的发明创造也随之不断推陈出新。制茶花色就越来越多。如松萝、珠茶、龙井、瓜片、毛峰等等名茶先后出现，都屑于炒青绿茶，各有特点，丰富多彩。由此推进又发明黄茶、黑茶、白茶、青茶、红茶等五大茶类。
从量变到质变，由简单到复杂的认识，按照制法系统性和品质系统性，排列为绿茶、黄茶、黑茶、白茶、青茶、红茶等次序，分别叙述起源。其起源历史则错综复杂交叉，不能分先后。
四、六大茶类的起源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行了高一级的程度。我国最先发明绿茶制法。劳动人民通过实践，不断地总结经验体会，逐步加深认识，提高了制茶技术，制法和品质都有提高。炒青香味比蒸青好;炒青制法比蒸青容易掌握;炒青比蒸青省工，价廉物美，深受大众欢迎。因此，炒青技术大发展并取代蒸青。
明朝研究绿茶制法者越来越多，有很多新的发明。如由烘青到晒青和炒青，是有目的要求发展绿茶以外的茶类。通过炒制绿茶的实践而认识发展到黄茶、黑茶、白茶、红茶、青茶等等制法。
1、炒青绿茶起源：
十二世纪末，发明炒青杀青制法，明朝很多茶书有具体记述。如顾元庆在公元1541年写的《茶谱》、许次纾在公元1591年写的《茶疏》，不仅详述了炒青制法，而且说明提高香气的技术措施。
闻龙在公元1630年写的《茶笺》说：茶初摘时，须拣除枝梗老叶，惟取嫩叶，又须去尖与柄，恐其易焦，此松萝法也。现时大多数特级绿茶的炒制都是效法于此。
《茶笺》又说：炒时，须一人从旁扇之，以祛热气，否则色黄.香味俱减。扇者色翠，不扇色黄。炒起出铛时，置大瓷盘中，仍须急扇，令热气稍退，以手重揉之，再散入铛，文火炒干入焙。盖揉则津上浮，点时香味易出。现时炒青制法都以此为规范。杀青抖炒，散去水气，杀青后摊放，散失热水蒸汽，就是扇的转变。通过揉捻，香味容易泡出来。揉捻后炭火炒干或烘干，炒干者为炒青，烘干者为烘青。先炒后烘或先烘后炒的为半烘炒绿茶，种类很多。
2、黄茶起源：
黄茶有两类型：一是，茶树品种的芽叶自然发黄，叫黄茶。唐朝盛产寿州黄芽是自然发黄的茶芽，蒸制为团茶，不象现时霍山大化坪出产自然发黄的黄芽。如从品种说起，远在七世纪就有了。二是，炒制过程中闷黄;从炒青绿茶演变而来的说起，则在公元1570年前后，由于炒青绿茶的实践，发觉杀青后或揉捻后，不及时干燥或于燥程度不足，叶质变黄，产生新的认识，再去实践，就创造了黄茶。如黄芽是杀青后闷黄的;黄汤是揉捻后闷堆二三小时;黄大茶是初干后堆放20多天变黄的。
许次纾的《茶疏》说：江南地暖，故独宜茶，大江南北，则称六安。然六安乃其县名，其实产霍山之大蜀山也。顾此山中不善制造，就食铛薪炒焙，未及出釜，业已焦枯。兼以竹造巨笥乘热便贮，虽有绿枝紫笋，辄就萎黄，仅供下食，奚堪品斗。这是批评制茶技术不好，绿茶变成黄茶，因此，发现黄茶的制法。现时霍山黄大茶制法，正是如此。
黄大茶的制法是在十六世纪前，从绿茶发展而来的。如《明会典》说：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令买茶中马事宜，收买真细好茶，毋分黑黄，一例蒸晒，每篦重不过七斤。这是四川晒青绿茶做色蒸压为边茶。做色重的变褐黑色，轻的变黄茶。
3、黑茶起源：
黑茶有两个类型;一是起源于十一世纪前后。四川绿茶运销西北，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必须压缩体积，蒸制为边销团块茶，便于长期远运。因此，边销茶品质更加醇厚，边区人民更加喜爱饮用边销茶，使边销茶成为西北边区唯一重要商品，等于一日不可少的粮食。
四川绿毛茶要加工为蒸压团块茶的半成品，要经过20多天的湿堆才能变黑。通过这样实践，有了变色的认识，就采取新的技术措施，发明为黑毛茶的制法。二是如湖南安化黑毛茶揉捻后渥堆20多小时，使叶色变成褐绿带黑，而后烘干为黑毛茶，是起源于十六世纪以后的。
渥堆作用与四川绿毛茶堆积凹多天做色工序相似，变色过程大大缩短、技术有很大革新。这种黑毛茶经过各种蒸压技术措施，造成各种各样的黑砖茶。如安化的黑砖茶、茯砖茶、花持(现改为花砖茶);散装黑茶有天尖、贡尖(现改为湘尖1号、2号)。
历史上记载的黑茶，十六世纪以前，是指四川由绿毛茶经过做色工序变为的黑茶成品，远在宋神宗赵顼熙宁(公元1068至1077年)年间就有。十六世纪以后，是指安化的黑毛茶加工后的各种黑茶。
绿色变黑色四川称做色，湖南称握堆，湖北青砖茶称沤堆云南称转色，名称虽不同，其实则一，都湿堆或半干长久堆积之故也。
4、白茶起源：
古时的白茶是蒸压团茶屑绿茶类。现代的白茶是散装的，自成一类。宋子安于公元1064年前后写的《东溪试茶录》，是指茶树品种芽叶都是白色，叫白叶茶，现泾县春茶期间，主要产茶山区，如汀溪、爱民、南客、太元、潘村乡等地均已陆续发现有白茶树。
熊蕃于公元1121年至1125年写的《宣和北苑贡茶录》说：至大观初(公元1107年)，今上(指宋徽宗赵佶)亲制《茶论》二十篇，以白茶者，与常茶不同，偶然出，非人力所致，于是白茶遂为第一。
福建福鼎的白毫银针，起源于公元1796年。白牡丹是继白毫银针之后，最早创制于建阳水吉，后传人政和、福鼎。公元1922年，政和开始创制白牡丹。
5、青茶起源：
据福建安溪县人民政府查档案资料，青茶是清朝世宗胤桢雍正三年至十三年间劳动人民发明的。太平天国时期闽南近海居民，纷纷逃难，安溪居民有的内迁到沙县集居;有的过海入台湾省。青茶制法就随之传人沙县和台湾，沙县和台湾很早就出产青茶。
有的从沙县往北前进就到了崇安。就在荒地武夷山开发茶业。武夷山种茶制茶的居民都是安溪人，至今仍如是。台湾开始种茶制茶者也是安溪人。从此证明青茶发源于安漠是无可怀疑的。
武夷山土地少不能容纳很多移民为生，有一部分游民流人江西上饶附近各地农村，到茶季时来武夷山为采茶制茶雇工，茶季结束即回江西，至今亦仍如是。
清朝文宗奕订咸丰(公元1855年前后)年间，当时福建红茶生产过剩，品质下降，销路不畅，茶价下跌，影响广大人民生活，促使茶业劳动者在制茶实践过程中加深认识，改进制茶技术措施，提高品质。武夷岩茶就于茶业危机时，在安溪青茶的基础上大力改进技术，提高技术而兴起的，扬名国内外。制法和品质都胜过其它茶类。是时，台湾省台北包种，政和白毫莲心的青茶相继出世，以扩大销路。(另一说：青茶起源于武夷山僧人)
青茶制法是在绿、红茶之间。由于黑茶的实践。启示了黑茶品质在绿、红茶之间，先是绿茶制法，后是红茶制法，就认识了先红后绿的制法，可以创新茶类，认识再实践，就发明了青茶制法。青茶具有红、绿茶的优点，既有红茶的色香优美，又有绿茶的爽快刺激味感，但无绿茶苦味和红茶涩味的缺点。在制绿茶、黑茶、红茶的基础上，无数的实践与认识往复循环，才发明青茶制法。六大茶类的技术措施，以青茶为最精巧。品质也以青茶为最好。
6、红茶起源：
红茶制法是在绿茶的晒青做色和黑茶及白茶《芽茶》的基础上发展的。先是小种红茶起源于16世纪，亦称正山小种;正山是指福建与江西交界的桐木关生产的小种。从小种红茶流传到闽东各县简化制法的工夫红茶，则起源于公元1650年前后。小种红茶是鲜叶，加工复杂，毛茶加工简单;工夫红茶刚相反，简化鲜叶加工，毛茶加工大下工夫，所以叫工夫红茶。
工夫红茶是从白茶晒制的实践，而认识到制红茶的日光萎凋;由绿茶揉捻后来不及干燥变红的实践;由黑茶渥堆变褐黑的实践，而认识到制红茶渥红的技术措施，开始发明小种红茶制法。
桐木关属星村镇，亦称星村小种。星村小种是最早远销国外的名茶，产地在武夷山范围内，称武夷茶。1762年植物分类学家林奈的《植物种类》就误以武夷茶代表红茶种。由绿茶而黄茶而黑茶而青茶到红茶，由量到质变。内质的变化，按照这个顺序，由浅入深，由小到大，由少到多。制法与品质，一个靠近一个。绿茶、黄茶、黑茶都从杀青开始，黄茶、黑茶品质靠近绿茶;白茶、青茶、红茶都从萎凋开始，制法和品质虽各有不同，但是有系统联系。六大茶类的制法与品质都有发展，演变无数花色，各有特点，而相互联系，制茶分类就以这方面为根据。
中国历史上有很长的饮茶记录，已经无法确切地查明这个习惯到底是在什么年代开始的，但是大致的时代是有说法的，并且也可以找到证据显示。世界上很多地方饮茶的习惯的确是从中国传过去。所以，很多人认为饮茶就是中国人首创的，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饮茶习惯、种植茶叶的习惯都直接或间接地从中国传过去。近期，有两名西方学者踏遍三十个国家，娓娓道来各种茶事，细味茶的歷史，合作编写成《茶的世界史》，透过书中十八个章节，以时空为主线，介绍了茶叶从最初在东南亚的丛林中被发现、种植，传入中国，到唐宋时发展成饮茶文化，以及在歷史的长河里，茶叶如何通过陆地茶马古道和海上航路等途径的商贸活动，远播日韩、欧美等地，最终发展成大众喜爱和接受的一种饮品，和在各地形成的各种不同的饮茶习俗和文化。
此书由两名从事中国文化研究、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资深学者撰写，他们分别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明系教授、著名汉学家和东方学家梅维恆，他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佛经文学、中国通俗小说和表演艺术等;另一位是瑞典记者和作家郝也麟，由于是两名从事中国文化研究、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资深学者撰写，故内容严谨，条理清晰，带有一定学术价值。另一方面，中国人论茶并不新鲜，然而此书从西方人的角度出发，审视茶的文化，以及对世界各地人们生活的影响，宽阔的视野成功发掘出很多新颖的故事。本书行文轻松，通俗流畅，兼具知识性和故事性，是一本有趣的茶史。
《茶的世界史》以一个个关于茶叶的故事，以及由茶叶引发的事件，串联起全书，讲述在各地形成不同的饮茶习俗和文化。内容谈及很多有趣动人的故事，例如清朝期间，英国商人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清廷派遣两广总督林则徐前往虎门销烟，引发后来的鸦片战争。对于鸦片战争，歷史科只提及几件稍为重要的事件，但是在众多导火线中，并未提及原来茶叶对促致战争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打从茶被发掘的一刻，它为艺术家带来灵感、宗教体验，促进世界贸易发展，甚至触发战争。
本书某程度反映了著者的学识，也易于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比如导言，就是从一七七三年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波士顿倾茶事件作为开篇，转而引入到中国产茶、茶叶贸易的主题，这种切入点尚算巧妙。全书还附有中国唐代茶圣陆羽的自传和敦煌遗书《茶酒论》(唐人王敷所作小品文，虚拟茶酒辩论，内容生动幽默，耐人寻味。)以及世界各种语言中关于茶的词彙。毕竟要写茶史，不可不提唐代陆羽撰写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经书研究价值甚高，当中记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也许中国自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的传说，虽无可稽考，但可说明知茶有用为时甚早。这足以说明，茶自古以来似乎就是中国的国粹，中国人论茶也早已不新鲜。
茶，本质为叶子，从我们的祖先发现茶树开始，到利用茶叶，刚开始茶作为药用，后茶成为人们每日必不可少的饮食。茶，承载千年文化底蕴，从清饮到调饮，饮茶的方式不断改变。
最早的饮茶法
茶的饮用是在食用、药用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古人利用茶的历史相当久远，但饮茶文化相对而言却比较晚。曾有这样一种说法，在先秦时期一些局部地区就已存在饮茶，但历史上却没有相关的文字记载。有文字记载的饮茶法则见于三国时期，魏人张揖《广雅》中有提到：“荆、巴间采茶作饼……若饮，先灸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
清饮法雏型
饮茶史上“清饮法”的雏形，与陆羽有着很大的关系。陆羽所著《茶经》中介绍，唐朝人饮茶逐渐细致，采茶用饼，灸烤干茶饼，碾成茶粉。煮茶时放食盐，用“茶则”取茶粉入锅、搅匀煮。唐时的人就已经发现茶可提神醒脑，陆羽总结与茶相关的知识，并提倡饮茶。
精致清饮法
饮茶逐渐精致化，约是在宋朝时期，作为上层人士的蔡襄和宋徽宗积极倡导精致饮茶，改进了清饮法：一是煮茶方式的改变，由锅煮茶粉改为碗泡，曰：点茶、分茶。在名称上更加文雅;二是在茶中不再添加香料或盐，对于茶汤和茶粉渣同饮的习俗却保留了下来。这颇有点像现代的日本抹茶道的点饮法。
完全清饮法
中国茶饮的一个高潮是在明朝时期，明朝的制茶工艺简约化，散茶取代了团、饼茶，六大茶类齐全。同时饮茶方式也改为更讲究的泡饮法，将品饮方式推向简单化：泡饮时，取茶叶放入茶壶，开水冲泡，不食茶渣。这时候的饮茶已经变成完全的“清饮法”。
调饮法始于民间
调饮法在唐朝民间甚为流行，民间的习俗通常是将茶叶与其他食物掺和煮饮。唐代樊绰《蛮书》中介绍：云南少数民族饮茶，“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这样的饮法称之为“调饮”。
从此，“清饮”与“调饮”两种品饮方式不断传播，从古代一直流传到当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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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之用，性苦寒，一味者，茶与禅。能明心，可见性，其三德，广流传。坐禅时，彻不眠，若满腹，助消化。又明目，又解渴，又生津，祛肺痢，保健康，善护齿，皆长养，诸善根。禅茶茶本清淡，心有清静，用人性泡出茶性。
做茶如做人，茶品即人品，茶德即人德。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茶，做人好，做茶也会好。人道即茶道，茶道即人道，可为爱护人的生命、关怀人的幸福、尊重人，是为人之道、茶道仁心，既独立又统一，实属中和之道、自然之性、清雅之美、名伦之理。
以茶见静，非静不能得茶气;以茶见清，非清不能得茶韵;以茶见和，非和不能得茶理;以茶见虚，非虚不能得茶意;以茶见宽，非宽不能得茶识;以茶见真，非真不能得茶律;以茶见诚，非诚不能得茶德;以茶见禅，非禅不能得茶悟;以茶见心，非心不能得茶道。
与茶相交，该内心端肃淡定，才不负于它。人生如茶，茶如人生。每个人活着都有属于自己的命运，不论浓淡，在岁月的打磨中，幸福也好，痛苦也好，乃至精彩、坎坷、得到与得不到，都会随时间流走，不要刻意追回，顺其自然，才不会忽喜忽悲，心情才会像喝进去的乌龙茶，滋润润、暖融融。学会放下是一种智慧，但放下不是不要，而是另一种选择。
茶的最初本意是为了解渴。所以喝茶是为了解渴，而品茶是为了怡情。生活里，有时像在喝茶，是为满足生存的需要。有时像在品茗，却是为调节心灵的需求。从苦到甜、从浓到淡，其实只是一个过程。品茶，须静下心来细细把玩品味，才不辜负了好茶。人生亦如品茶般微妙，别虚度了此生，错过了茶香。
境界如茶。茶叶展开的越多，与水的接触面就越大，越容易沉下，越是卷曲，把自己局限起来，越是浮着。有境界的人如沉下去的茶，站得稳，看得远，凡事从大处着眼，通盘考虑，不计眼前得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境界小的人，往往只顾眼前，不会有太大的收益。
喝茶，不仅是要靠缘份，一款好茶，需要有赏识她的人去看，去品，去回味。面对同样一杯茶，不同的人亦会生出不同的感受来。但品茶本是一件快乐的事，在快乐的基础上，用心灵去感悟那草木之间那至清、至醇、至真、至美的韵味，用一颗平常的心、包容的心去对待身边的每一款茶。这正是所谓的“相由心生，茶由心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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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井茶，从其源头来看，属于佛门寺僧炒制的山茶、散茶，炒制工艺最初源自寺僧，然后流传民间，在长期的实践和发展中积累形成;从时间延续来看，其工艺发端于宋元，成熟于明清，沿用至今;从品质特征来说，形成于元代，成型于明代，固定于清代，延续至当代，传承不绝。明代是龙井茶发展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为后期龙井茶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石。到了明代，随着龙井茶崭露头角，名声远播，它也逐渐走出寺院，为平常百姓所饮用，成为一种名茶。明嘉靖《浙江通志》、万历《杭州府志》、万历《钱塘县志》都对龙井茶的生产有所记载。此时的龙井茶也已成为中国名茶之一，明代黄一正收录的《名茶录》及江南才子徐文长辑录的全国名茶中，都有龙井茶。明万历十八年(1590),屠隆《考槃余事》及《成化志》还记载了当时龙井和天目皆已选为贡茶的史实。
那么明时的龙井茶工艺、滋味究竟如何呢?
龙井茶的制作加工，自古颇为讲究。采鲜叶，以谷雨前一芽一叶为上;炒制中，需控制火候和手法;
成干茶，要求形如雀舌，色泽黄绿;瀹茶汤，则碧绿挺秀，香高浓郁;品滋味，还要醇厚回甘，能给人以齿颊留香之妙。
而提及龙井茶的香气，早有果甘香若兰、出老龙井者作豆花香等的讲法，这与现代茶人对龙井佳品香气的描述一脉相承、如出一辙。
说到龙井的具体滋味时，有说汲泉煮茗图轴(局部)〔明〕沈周绘
色青味甘，异于他山的，也有类似李攀龙《寄赠元美龙井茶》诗中直接称龙井茶比虎丘茶好的。而袁宏道则别出心裁地通过一番比较，给人以直观了解和感受。他喜好品茗，喜好比较当时盛产之名茶，将其一评高下。他记载道：龙井亦佳，但茶少则水气不尽，茶多则涩味尽出，天池殊不尔。大约龙井头茶虽香，尚作草气，天池作豆气，虎丘作花气，唯卉非花非木，稍类金石气，又若无气，所以可贵。卉茶叶粗大，真者每斤至二千余钱。余觅之数年，仅得数两许。近日徽有送松萝茶者，味在龙井之上，天池之下。简述了龙井茶与当时各大名茶的滋味差别，有理有序。
除此之外，后世流传至今的龙井茶独特的撮泡法，也与当时独特的炒制工艺和散茶的形状有密切关系。
除了龙井茶的发展外，明代的杭州茶队伍也得到了壮大，名茶新品不断涌现，有分水贡芽茶、临安天目茶、临安昌化茶、萧山云石三清茶等。据记载，正德年间(15061521)，富春贡茶列为贡品;明正统《富阳志》贡赋一节中提及，每年进贡茶叶20斤;谈迁的《枣林杂俎》说到浙江贡中杭州地区各县市岁贡如下：富阳县茶20斤，淳安县茶5斤，桐庐县茶5斤，分水县(今归属桐庐县)茶1斤。
河州人的饮食起居既不同于中原农区，也不同于高原牧区。河州人也像豪爽的牧人那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但他们的肉做得比牧人精细、讲究，做出了许多名堂。比起牧人，他们文雅有余，他们不会用刀从锅里捞着吃血肉，不会拿着高度白酒当啤酒喝。但他们又嫌中原人不够豪爽，一两肉能做出好几盘肉菜，就着一杯清茶、一碟花生，喝二两酒就不胜酒力烂醉如泥。
他们睡农家大炕骑牧人大马;他们吃农家油糕穿羔子皮大衣;他们吃手抓喝酽茶吃大馍喝麦茶;他们上马用藏刀下马用快枪
河州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散发着高原牧人的粗旷，也渗透着中原农人的精明。他们生活在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过渡带、农区与牧区的过渡带，他们生活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他们特殊的生活方式，也决定了河州在历史进程中所起作用。
在唐朝或更远的时期，吐蕃人将膘壮的马匹从草原上一批批赶到河州，卖给中原商人。或者吐蕃诸国将大批的马通过河州上贡给中原的统治者。而后从河州采购大量的生活用品运到牧区，在吐蕃采购的物品中，最重要的便是茶叶。大约在唐德宗年间，南方的茶叶开始外销到这儿。吐蕃人因为茶叶易消化肉食，接受了茶叶，并且很快成为吐蕃人不可缺少的饮料。
可以说，茶马交易的时间很早。但直到宋末，这种茶马贸易才开始引起统治者的注意。宋朝在河州设置了茶马管理机构。而茶马互市的真正繁荣，是从明朝开始的。
明王朝将茶马贸易制度化、系统化，作为政府的一件大事来抓，并采取了国家垄断的经营方式。明洪武七年，明王朝在河州设立茶马司，设大使、副使二员。茶马司的主要职能是收放茶斤，招易番马，给以边操。茶马司成立的第二年，正式由政府主导在河州开始茶马互市，互市地点除了规定关口之外，主要集中在积石关，也就是现在的积石山县大河家。同时，韩家集、别藏、沙马关等地设立了市场。明政府以布帛、茶叶，西蕃诸部以马，双方交换。茶马互市促进了中原与诸蕃之间的交流。明人郎瑛在所著的《七修类稿》中写道：
茶马互市是摘山之利而充厩之良，戎人得茶不为我所害，中国得马实为我利之大。非为马政军需之资，而驾驭西蕃，不能由我边境矣。计之得者，孰过于此哉!
郎瑛是站在明王朝的立场上发上述议论的，虽然明王朝当初设立茶马司的真实目的并不是为诸蕃考虑。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茶马互市促进了中原与诸蕃之间的交流，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更使河州成了汉、回、藏各民族贸易往来的中心、物资主要集散地。
从明朝以后，河州出现了一个专门从事贸易的群体。这个群体以善于经商的回族为主，以藏、汉等其他民族为副。他们跨江渡河，走南闯北，活跃在中原大地，活跃在高山密林。他们连同他们的后代，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以长途贩运为生。到了民国，这个群体依然承担着物资交流的重任，人们称之为脚户。这些脚户，用他们的双脚，在古道、陡壁、大漠、古驿、黑店、雨雪中，演绎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故事。反映他们辛酸生活的花儿，至今还在传唱。
明代的茶马贸易是通过专门的管理机构茶马司来实现的。茶马司的设置数量、地点和时间则是伴随着明朝经济军事的变化而变化的。
据《明史》记载，设立河州茶马司的时间是在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当时，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到了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罢洮州茶马司，以河州茶马司总之。洪武三十年(1397年)，设在秦州(天水)的茶马司已无互市，迁到了西宁。1413年，又设立了甘州茶马陕西行都司地。
据《河州志》记载，管理茶马司的机构叫监督府。监督府，监督茶马之任也。设同知一员，为正五品，辖三十六族，四十四关。土司招商中马、州卫指挥、千户俱听辖，由此可见它的权力之大。
茶马司设置以来，根据情况随时不断调整，由明初的四大茶马司发展为五司。明神宗时又从五司变为六司，部设西宁、河、洮、岷、甘、庄浪六茶司交马共九千六百匹，著为令。
明代在茶马贸易管理中，还实行了金牌信符制度。通过这种有效的方式，以保证明中央对地方少数民族茶马贸易的垄断地位，达到控驭番民和强化明王朝统治之目的。此项制度先后实行了70余年。
据《河州志》记载，洪武五年，设立茶马司，抽分商茶，比对金牌易马。明朝实行的正是以金牌为差发马匹的凭证。凡是持有金牌信符的少数民族即所谓的纳马番族，每三年钦差近臣前来会同镇守三司等官，统领官军，深入到番境扎营，调集夷番，比对金牌字号，收纳差发马匹，给与价茶。
明代河州卫管辖的范围之内，共有珍珠、鸿化、灵藏等19个部族承担着向政府纳马的职责，通过河州的茶马司与汉族地区进行茶马互市。
除金牌信符制外，还有如茶法、茶马、马法众多的诏谕、指令、条文和规章制度。为使茶马互市得以顺利进行，明政府还派遣大量的近使、钦差、御史及至尚书、公卿等进行巡察管理。历史上，督理茶马中有名有姓者多达几十人，未留下姓名者更是何其多也。
而在这种由官方垄断控制的茶马交易中，深受盘剥之苦的仍是广大少数民族。在当时的茶马交易中，将马分为三等。上马最高时可换到120斤茶，下马最低时可换20斤茶。通常情形下，上马价为80斤，中马为60斤，下马为40斤或者更少一些。相比之下，清代的马价略高于明代，平均以80斤茶换一匹马;而在明代，平均约40斤左右换一匹马，可见这种茶贵马贱的情形下对少数民族利益的剥削之重，加之运茶之道上设卡交钱，层层盘剥，使番民不堪重负，纷纷外逃，严重地影响了当地畜牧业的正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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