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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和尚来买茶，茶人见和尚面目慈祥，举止端庄，遂与之闲聊。不料两人性情相和，话语投机，竟视如知己和尚出家前为检查官，掌管犯人之生死;茶人做茶前从事餐饮，常造杀业。和尚因出家受戒而吃斋，茶人因品茶渐恶荤腥而好素食。和尚以佛结缘，送茶人以佛经，佛书;茶人以茶结缘，供养和尚以茶叶，茶具。和尚与茶人说佛法，茶人与和尚论茶道。
和尚道：色不异空，空即是色。
茶人道：水不是茶，茶就是水。
和尚道：老实念佛证菩提。
茶人道：用心泡茶得真味。
和尚道：明心见性，度化众生，是佛陀。
茶人道：遇水舍己，济人无数，为茶饮。
和尚道：心就是佛。
茶人道：佛就是水。
两人相视一笑，原来茶汤中有佛法，佛法就在茶水里。茶与佛，其道不同，其理相通也。和尚与茶人和掌道别。茶人悟而得一联：
两头是路，品几杯顿悟茶道。
四大皆空，坐片刻难得壶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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皎然,唐代一位嗜茶的诗僧，不仅知茶、爱茶、识茶趣，更写下许多饶富韵味的茶诗。
与茶圣陆羽诗文酬赠，成为「缁素忘年之交」，共同探讨饮茶艺术，并提倡「以茶代酒」的品茗风气，对唐代及后世的茶艺文化的发展有莫大的贡献。
唐代别茶大诗人白居易所写的茶诗极多，然而在白居易之前，唐代亦有一位嗜茶的僧人，写过许多茶诗，数量并不亚于白居易，他──就是皎然，皎然不仅爱茶、知茶、识茶趣，更常与茶圣陆羽以诗文酬赠唱和，成为莫逆，共同提倡「以茶代酒」的品茗风气，对唐代茶文化的发展有莫大的贡献。今天将为读者介绍这位精通文学、佛理、茶道的诗僧茶人吧！
博学多识为文清丽工诗皎然，俗姓谢，字清昼，湖州长城（今浙江吴兴县）人，是南朝宋山水写实诗人谢灵运的十世孙，生卒年不详，大约活动于上元、贞元年间（公元760～804年），是唐代着名诗僧，早年信仰佛教，天宝后期在杭州灵隐寺受戒出家，后来徙居湖州乌程杼山山麓妙喜寺，与武丘山元浩、会稽灵澈为道友。皎然博学多识，不仅精通佛教经典，又旁涉经史诸子，为文清丽，尤工于诗，着作颇丰，有《杼山集》十卷、《诗式》五卷、《诗评》三卷及《儒释交游传》、《内典类聚》、《号呶子》等着作并传于世。
结识茶圣陆羽成为莫逆之交陆羽于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前后来到吴兴，住在妙喜寺，与皎然结识，并成为「缁素忘年之交」。（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皎然传》载：「出入道，肄业杼山，与灵澈、陆羽同居妙喜寺。」又陆羽《自传》：「与吴兴释皎然为缁素忘年之交。」）后来陆羽在妙喜寺旁建一茶亭，由于皎然与当时湖州刺史颜真卿的鼎力协助，乃于唐代宗大历八年（公元773年）落成，由于时间正好是癸丑岁癸卯月癸亥日，因此名之为「三癸亭」。皎然并赋《奉和颜使君真卿与陆处士羽登妙喜寺三癸亭》以为志，诗云：「秋意西山多，列岑萦左次。缮亭历三癸，疏趾邻什寺。元化隐灵踪，始君启高诔。诛榛养翘楚，鞭草理芳穗。俯砌披水容，逼天扫峰翠。境新耳目换，物远风烟异。倚石忘世情，援云得真意。嘉林幸勿剪，禅侣欣可庇。卫法大臣过，佐游群英萃。龙池护清澈，虎节到深邃。徒想嵊顶期，于今没遗记。」其诗记载了当日群英齐聚的盛况，并盛赞三癸亭构思精巧，布局有序，将亭池花草、树木岩石与庄严的寺院和巍峨的杼山自然风光融为一体，清幽异常。时人将陆羽筑亭、颜真卿命名题字与皎然赋诗，称为「三绝」，一时传为佳话，而三癸亭更成为当时湖州的胜景之一。
皎然与陆羽情谊深厚，可从皎然留下的寻访陆羽的茶诗中看出，《往丹阳寻陆处士不遇》：「远客殊未归，我来几惆怅。叩关一日不见人，绕屋寒花笑相向。寒花寂寂偏荒阡，柳色萧萧愁暮蝉。行人无数不相识，独立云阳古驿边。凤翅山中思本寺，鱼竿村口忘归船。归船不见见寒烟，离心远水共悠然。他日相期那可定，闲僧着处即经年！」陆羽隐逸生活悠然自适，行踪飘忽，使得皎然造访时常向隅，诗中传达出皎然因访陆羽不遇的惆怅心情，以情融景，更增添心中那股怅惘之情。《赋得夜雨滴空阶送陆羽归龙山》：「闲阶雨夜滴，偏入别情中。断续清猿应，淋漓侯馆空。气令烦虑散，时与早秋同。归客龙山道，东来杂好风。」在送陆羽回龙山的诗中，语虽含蓄，却情深义重。《访陆处士羽》：「太湖东西路，吴主古山前，所思不可见，归鸿自翩翩。何山赏春茗，何处弄春泉。莫是沧浪子，悠悠一钓船。」「赏春茗」、「弄春泉」、「悠悠一钓船」寥寥数语，将陆羽隐逸时的生活情调鲜明勾勒出来。从皎然与陆羽交往期间所写下的许多诗句中，除了可以了解到这两位「缁素忘年之交」的深厚情谊外，这些诗作更可作为研究陆羽生平事迹的重要资料。
不欲多相识逢人懒道名皎然淡泊名利，坦率豁达，不喜送往迎来的俗套，《赠韦早陆羽》：「只将陶与谢，终日可忘情。不欲多相识，逢人懒道名。」诗中将韦、陆二人比作陶渊明与谢灵运，表明皎然不愿多交朋友，只和韦卓、陆羽相处足矣，「不欲多相识，逢人懒道名」，其个性率真若此，大有陶渊明「我醉欲眠，卿且去。」的真性情。
品茶是皎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嗜好，《对陆迅饮天目山茶因寄元居士晟》：「喜见幽人会，初开野客茶，日成东井叶，露采北山芽，文火香偏胜，寒泉味转嘉，投铛涌作沬，着碗聚生花。稍与禅经近，聊将睡网赊。知君在天目，此意日无涯。」友人元晟送来天目山茶，皎然高兴的赋诗致谢，叙述了他与陆迅等友人分享天目山茶的乐趣。《湖南草堂读书招李少府》：「削去僧家事，南池便隐居。为怜松子寿，还卜道家书。药院常无客，茶樽独对余。有时招逸史，来饭野中蔬。」饮茶、读书、饭野蔬，生活型态虽然简单，却是皎然养生的秘诀。
此外皎然亦与陆羽一样关心着茶事，《顾渚行寄裴方舟》：「我有云泉邻渚山，山中茶事颇相关。鶗鴃鸣时芳草死，山家渐欲收茶子。伯劳飞日芳草滋，山僧又是采茶时。由来惯采无远近，阴岭长兮阳崖浅。大寒山下叶未生，小寒山中叶初卷。吴婉携笼上翠微，蒙蒙香＊罥春衣。迷山乍被落花乱，度水时惊啼鸟飞。家园不远乘露摘，归时露彩犹滴沥。初看怕出欺玉英，更取煎来胜金液。昨夜西峰雨色过，朝寻新茗复如何？女宫露涩青芽老，尧市人稀紫笋多。紫笋青芽谁得识，日暮采之长太息。清冷真人待子元，贮此芳香思何极？」诗中详细地记下了茶树生长环境、采收季节和方法、茶叶品质语气后的关系，层层相扣，是研究当时湖州茶事的史料。
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陆羽的《茶经》，为唐代中期茶文化和茶文学的创作起了倡导作用，而陆羽的「缁素忘年之交」皎然更是这一时期茶文学创作的能手，皎然的茶诗、茶赋鲜明地反映出这一时期茶文化活动的特点和咏茶文学创作的趋向。《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九日山僧院，东篱菊也黄；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诗中提倡以茶代酒的茗饮风气，俗人尚酒，而识茶香的皎然似乎独得品茶三昧。《晦夜李侍御萼宅集招潘述、汤衡、海上人饮茶赋》：「晦夜不生月，琴轩犹未开。城东隐者在，淇上逸僧来。茗爱传花饮，诗看卷素裁。风流高此会，晓景屡徘徊。」将描写了隐士逸僧品茶吟诗的闲雅情趣。他有一首《饮茶歌送郑容》，诗云：「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名藏仙府世莫知，骨化云宫人不识。云山童子调金铛，楚人茶经虚得名。霜天半夜芳草折，烂漫缃花啜又生。常说此茶袪我疾，使人胸中荡忧栗。日上香炉情未毕，乱踏虎溪云，高歌送君出。」诗中皎然推崇饮茶，强调饮茶功效不仅可以除病袪疾，涤荡胸中忧虑，而且会踏云而去，羽化飞升。
他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云：「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全芽爨金鼎。素瓷雪色飘沬香，何似诸仙琼蕊浆。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加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愁看毕卓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崔侯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此诗为皎然同友人崔刺使共品越州茶时的即兴之作，诗中盛赞剡溪茶（产于今浙江嵊县）清郁隽永的香气，甘露琼浆般的滋味，并生动描绘了一饮、再饮、三饮的感受，与卢同《饮茶歌》有异曲同工之妙，全诗旨亦在倡导以茶代酒，探讨茗饮艺术境界。皎然在茶诗中探索品茗意境的鲜明艺术风格，对唐代中晚期的咏茶诗歌的创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
皎然是陆羽的一生中交往时间最长、情谊亦最深厚的良师益友，他们在湖州所倡导的崇尚节俭的品茗习俗对唐代后期茶文化的影响甚钜，更对后代茶艺、茶文学及茶文化的发展产生莫大的作用。
「三癸亭」落成于癸丑岁癸卯月癸亥日，故名。时人更将陆羽筑亭、颜真卿命名题字与皎然赋诗，称为「三绝」。此图所画为皎然与陆羽、颜真卿共登此亭观览胜景。
文人雅士悠游于山林之间，陶醉于品茗之中。
皎然与陆羽倡导以茶代酒的品茗风气，对后代影响甚钜，连山民村夫也都有饮茶习惯。
(一)道教与茶
道教徒炼丹服药，以求脱胎换骨、羽化成仙，于是茶成为道教徒的首选之药，道教徒的饮茶与服药是一致的。南朝著名道士陶弘景《杂录》记：“苦荼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丹丘子、黄山君是传说中的神仙人物，饮茶可使人“轻身换骨”，可满足道教对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追求。晋惠帝时著名道士王浮的《神异记》：“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曰：‘予丹邱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牺之余，乞相遗也。神仙丹邱子向虞洪乞茶喝。
道教徒的宣扬，提高了茶的地位。
(二)佛教与茶
《晋书·艺术传》记：“单道开，敦煌人也。……时夏饮荼苏，一二升而已。”单道开乃佛徒，曾往后赵京城——邺城(今河南安阳)的法琳寺、临漳县的昭德寺，后率弟子渡江至晋都城建业(今南京)，又转去南海各地，最后殁于广东罗浮山。他在昭德寺首创禅室，坐禅其中，昼夜不卧，饮茶却睡解乏以禅定。晋僧怀信《释门自镜录》：“跣足清淡，袒胸谐谑，居不愁寒暑，食不择甘旨，使唤童仆，要水要荼。”魏晋之际，析玄辩理，清谈风甚。佛教初传，依附玄学。佛徒追慕玄风，煮茶品茗，以助玄谈。
《续名僧录》：“宋释法瑶，姓杨氏，河东人……年垂悬车，饭所饮荼。”法瑶是东晋名僧慧远的再传弟子，著名的涅盘师。法瑶性喜饮茶，每饭必饮茶。
《宋录》：“新安王子鸾，鸾弟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荼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荼茗。’”昙济十三岁出家，拜鸠摩罗什弟子僧导为师。他从关中来到寿春(今安徽寿县)创立了成实师说的南系——寿春系。昙济擅长《成唯实论》，对“三论”也颇有研究，曾著《六家七宗论》。他在八公山东山寺住了很长时间，后移居京城的中兴寺和庄严寺。两位王子拜访昙济，昙济设茶待客。
佛教徒以茶资修行，单道开、怀信、法瑶开茶禅一味之先河。
禅茶一味：苏轼与茶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我国宋代杰出的文学家。在北宋文坛上，与茶叶结缘的人不可悉数，但是没有一位能像苏轼那样于品茶、烹茶、种茶均在行，对茶史、茶功颇有研究，又创作出众多的咏茶诗词的。
苏轼十分嗜茶。茶，助诗思，战睡魔，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苏轼任徐州太守。这年春旱，入夏得喜雨，苏轼去城东20里的石潭谢神降雨，作为《浣溪沙》五首纪行。词云：“酒困路长睢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形象地记述了他讨茶解渴的情景。他夜晚办事要喝茶：“簿书鞭扑昼填委，煮茗烧栗宜宵征”(《次韵僧潜见赠》)；创作诗文要喝茶：“皓色生瓯面，堪称雪见羞；东坡调诗腹，今夜睡应休”(《赠包静安先生茶二首》)；睡前睡起也要喝茶：“沐罢巾冠快晚凉，睡余齿颊带茶香”(《留别金山宝觉圆通二长老》)“春浓睡足午窗明，想见新茶如泼乳”(《越州张中舍寿乐堂》)。更有一首《水调歌头》，记咏了采茶、制茶、点茶、品茶，绘声绘色，情趣盎然。词云：已过几番雨，前夜一声雷。 旗枪争战建溪，春色占先魁。 采取枝头雀舌，带露和烟捣碎， 结就紫云堆。 轻动黄金碾，飞起绿尘埃。 老龙团，真凤髓，点将来。 兔毫盏里，霎时滋味舌头回。 唤醒青州从事，战退睡魔百万， 梦不到阳台。 两腋清风起，我欲上蓬莱。
长期的地方官和贬谪生活，使苏拭足迹遍及各地，从蛾眉之巅到钱塘之滨，从宋辽边境到岭南、海 南，为他品尝各地的名茶提供了机会。诚如他在《和 钱安道寄惠建茶》诗中所云：“我官于南今几时，尝尽 溪茶与山茗。”其中：“白云峰下两旗新，腻绿长鲜谷 雨春”，是杭州所产的“白云茶”；“千金买断顾渚春， 似与越人降日注”，是湖州产的“顾渚紫笋茶”和绍兴 产的“日铸雪芽”；“未办报君青玉案，建溪新饼截云 腴”，这种似云腴美的“新饼”产自南剑州(今福建南 平)，“浮石已干霜后水，焦坑闲试雨前茶。
茶以文化面貌出现，是在两晋南北朝。但若论其缘起还要追溯到汉代。
茶成为文化，是从它被当作饮料，发现了它对人脑有益神、清思的特殊作用才开始的。中国从何时开始饮茶众说不一。有的说自春秋，有的说自秦朝，有的说自汉代。目前，大多数人认为，自汉代开始比较可考。根据有三：第一，有正式文献记载。这从汉人王褒所写《僮约》可以得到证明。这则文献记载了一个饮茶、买茶的故事。说西汉时蜀人王子渊去成都应试，在双江镇亡友之妻杨惠家中暂住。杨惠热情招待，命家僮便了去为子渊酤酒。便了对此十分不满，跑到亡故的主人坟上大哭，并说：“当初主人买我来，只让我看家，并未要我为他人男子酤酒。”杨氏与王子渊对此十分恼火，便商议以一万五千钱将便了卖给王子渊为奴，并写下契约。契约中规定了便了每天应做的工作，其中有两项是“武阳买茶”，“烹茶尽具”。就是说，每天不仅要到武阳市上去买茶叶，还要煮茶和洗刷器皿。这张《僮约》写作的时间是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是西汉中期之事。我国茶原生地在云贵高原，后传人蜀，四川逐渐成为产茶盛地。这里既有适于茶叶生长的土壤和气候，又富灌溉之利，汉代四川各种种植业本来就很发达，人工种茶从这里开始很有可能。《僮约》证明，当时在成都一带已有茶的买卖，如果不是大量人工种植，市场便不会形成经营交易。汉代考古证明，此时不仅巴蜀之地有饮茶之风，两湖之地的上层人物亦把饮茶当作时尚。
值得注意的是，最早开始喜好饮茶的大多是文化人。王子渊就是一个应试的文人，写《凡将篇》讲茶药理的司马相如更是汉代的大文学家。在我国文学史上，楚辞、汉赋、唐诗都是光辉的时代。提起汉赋，首推司马相如与扬雄，常并称“扬马”。恰巧，这两位大汉赋家都是我国早期的著名茶人。司马相如曾作《凡将篇》、扬雄作《方言》，一个从药物，一个从文字语言角度：都谈到茶。有人说，著作中谈到茶，不一定饮茶。如果说汉代的北方人谈茶而不懂茶、未见茶、未饮茶尚有可能，这两位大文学家则不然。扬雄和司马相如皆为蜀人，王子渊在成都附近买茶喝，司马相如曾久住成都，焉不知好茶？况且，《凡将篇》讲的是茶作药用，其实，药用、饮用亦无大界限。可以说会喝茶者不一定懂其药理，而知茶之药理者无不会饮茶。司马相如是当时的大文人，常出入于宫廷。有材料表明汉代宫廷可能已用茶。宋人秦醇说他在一位姓李的书生家里发现一篇叫《赵后遗事》的小说，其中记载汉成帝妃赵飞燕的故事。说赵飞燕梦中见成帝，尊命献茶，左右的人说：赵飞燕平生事帝不谨，这样的人献茶不能喝。飞燕梦中大哭，以致惊醒侍者。小说自然不能做信史，《赵后遗事》亦不知何人所作，但人们作小说也总要有些踪影。当时产茶不多，名茶更只能献帝王，这个故事亦可备考。司马相如以名臣事皇帝，怎知不会在宫中喝过茶？况且，他又是产茶胜地之人。相如还曾奉天子命出使西南夷，进一步深入到茶的老家，对西南物产及风土、民情皆了解很多。扬雄同样对茶的各种发音都清楚，足见不是人云亦云。所以，历代谈到我国最早的饮茶名家，均列汉之司马、扬雄。晋代张载曾写《登成都楼诗》云：“借问扬子舍，想见长卿庐”，“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区。”故陆羽写《茶经》时亦说，历代饮茶之家，“汉有扬雄、司马相如”。其实，从历史文献和汉代考古看，西汉时，贵族饮茶已成时尚，东汉可能更普遍些。东汉名士葛玄曾在宜兴“植茶之圃”，汉王亦曾“课僮艺茶”。所以，到三国之时，宫廷饮茶便更经常了。《三国志·吴书·韦曜传》载：吴主孙皓昏庸，每与大臣宴，竟日不息，不管你会不会喝，都要灌你七大升。韦曜自幼好学，能文，但不善酒，孙皓暗地赐以茶水，用以代酒。
蜀相诸葛亮与茶有何关系史无明载，但吴国宫廷还饮茶，蜀为产茶之地，当更熟悉饮茶。所以，我国西南地区有许多诸葛亮与茶的传说。滇南六大茶山及西双版纳南糯山有许多大茶树，当地百姓相传为孔明南征时所栽，被称为“孔明树。”据傣文记载，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傣族已会人工栽培茶树，这与诸葛亮南征的时间也大体相当。可见，孔明也是个茶的知己。饮茶为文人所好，这对茶来说真是在人间找到了最好的知音。如司马相如、扬雄、韦曜、孔明之类，以文学家、学问家、政治家的气质来看待茶，喝起来自然别是一种滋味。这就为茶走向文化领域打下了基础。尽管此时茶文化尚未产生，但已露出了好苗头。
唐宋时期文风大盛，而文人雅士又以尚茶为荣，不仅嗜好品饮，而且参与采茶、制茶，于是斗茶之风兴起，范仲淹的《斗茶歌》曰：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而这种茗战之乐，也确实吸引了许多文人墨客。人们聚集一堂斗茶品茗，讲究的还自备茶具、茶水，以利更好地发挥名茶的优异品质。相传有一天，司马光约了十余人，同聚一堂斗茶取乐。大家带上收藏的最好茶叶、最珍贵的茶具等赴会，先看茶样，再闻茶香，后尝茶味。按照当时社会的风尚，认为茶类中白茶品质最佳，司马光、苏东坡的茶都是白茶，评比结果名列前茅，但苏东坡带来泡茶的是上雪水，水质好，茶味纯，因此苏东坡的白茶占了上风。苏东坡心中高兴，不免流露出得意之状。
司马光心中不服，便想出个难题压压苏东坡的气焰，于是笑问东坡：茶欲白，墨欲墨；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君何以同爱两物？众人听了拍手叫绝，认为这题出得好，这下可把苏东坡难住了。谁知苏东坡微笑着，在室内踱了几步，稍加思索后，从容不迫地欣然反问：奇茶妙墨俱香，公以为然否？众皆信服。妙哉奇才！茶墨有缘，兼而爱之，茶益人思，墨兴茶风，相得益彰，一语道破，真是妙人妙言。自此，茶墨结缘，传为美谈。
古语有云，以文载道。意思是说将文字作为一种载体，来记录思想、道德等准则;古语又云，非淡泊无以明志。此语出自诸葛亮54岁时写给他8岁儿子诸葛瞻的《诫子书》。意思是说，除了淡泊名利，没有什么可以表明我的志向的了。
以茶载道又是何解呢?茶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上至千年之年，宽至风靡全球各大洲，无不为其歌颂。我们常说“茶道”，其实是与流传下来的道德准则相呼应的东西。茶，既可入道，亦可如禅。茶，来自于生活，又蕴含着高于生活的理念。人生如茶，生命如茶。沉沉浮浮，几经波折，几经磨难，却愈发地芬芳。
以茶明志。品茶，既可以养身，又可以养心。茶有六大类，茶味不同，形状不同，但经过几次冲泡后却都是淡淡的。如同人以淡泊之心立世，处纷杂的环境却仍可安之若素。茶，不管经历过什么，仍是茶;人无论受到什么诱惑，仍保持淡泊的心境。
对于喜欢喝茶的人来说，品茶是最高的境界，其实品的也是人的一种心境。人生也一样，“品人生”和“过生活”是两种心态。以茶载道，讲究不见可欲，为无为。只要有乐观的心境，茶汤就有不同，最重要的是品茶的心境。所以，茶叶的好坏并不最终决定茶的优劣，有一颗无为的、感恩的心，才是万物的真谛。若能时刻坚守“以茶载道，以茶明志”，便可避免走入混沌之路。
闽越时期武夷山是否种茶，已不可考。但说到武夷茶，有一个人却不能不提，那就是南朝著名文学家江淹。江淹是河南兰考人，字文通，出生于公元444年，卒于公元505年。历仕宋、齐、梁三代，可谓“三朝元老”。江淹幼年丧父，由母亲教他识字，在文学方面很有天赋，三岁识字，七岁能诗，很受当时文人推崇，大家尊称其为“江郎”。后来，江淹当上了官，文章写得少了，世人以为他才思已尽，于是有了“江郎才尽”这个成语。
且不论江郎是否才尽，单说江淹与武夷山结缘这件事，就足以说明他走上仕途后文采依然出众。江淹曾两次出任吴兴县令（浦城），在闽北留下大量足迹，至今在浦城、政和等地都有被命名为“笔架山”的山峰，这都是当地人为纪念江淹而起的。江淹在担任吴兴县令时曾游武夷，并在他的《江文通集》序言这样记到武夷山：“地处东南峤外，闽越之旧境也。爰有碧水丹山，珍木灵芽，皆淹平生所至爱，不觉行路之远也。山中无事，与道书为偶。乃悠然独往，或日夕忘归。放浪之际，颇著文章自娱。”文中的“灵芽”指的就是茶，这应该是关于“武夷茶”最早的记载。值得一提的是，用“碧水丹山”来形容武夷山，江淹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人。据说，江淹离开武夷山后，曾梦见五彩的生花妙笔，写文章文思如泉涌，于是有了“梦笔生花”之说。
唐代的武夷山已颇具盛名。天宝七年（748年），唐玄宗派遣登仕郎颜行之诏封武夷山为“名川大山”，颁令禁止樵伐。据《福建简史》记载，茶是除了盐之外唐代福建唯一的特产，武夷山作为茶之精品自然也在其中。孙樵，字可之，关东人，唐代散文大家，生卒年均不详。他是一位监管国家勘界、绘制地图的职方员外郎，因工作需要来到武夷山，品饮武夷茶后深感珍奇，因此将之送给焦刑部，并赋诗一首《送茶与焦刑部书》（志书说送茶时间在元和年间，即公元806年到公元820年之间）。《送茶与焦刑部书》是这样写的：“甘晚侯十五人，遣侍斋阁。此徒皆乘雷而摘，拜水而和。盖建阳丹山碧水之乡，月涧云龛之品，慎勿贱用之！”孙樵用甘晚侯比喻武夷茶，意指滋味厚重、先苦后甘，回甘晚，但非常持久。后来，清代的蒋蘅写了《晚甘侯传》一文，其实与孙樵的甘晚侯是一个意思，只是用词方法不同而已，均符合岩茶提倡的岩骨花香之意。从孙樵的《送茶与焦刑部书》可以了解到，武夷茶从一出现就成为了人们馈赠亲友的佳品。
唐代与武夷茶结缘的还有晚唐诗人徐夤。徐夤是唐朝进士，唐朝灭亡后，他参加了五代十国中闽国的科举，高中状元，被闽王王审知任命为国相，主持国事。根据史料，徐夤的生卒年不详，仅知道他字昭梦，莆田籍贯。他的《尚书惠蜡面茶》是武夷山最早的茶诗，至今已有1100多年。诗云：“武夷春暖月初圆，采摘新芽献地仙。飞鹊印成香蜡片，啼猿溪走木兰船。金槽和碾沉香末，冰碗轻涵翠缕烟。分赠恩深知最异，晚铛宜煮北山泉。”记叙了唐时期武夷茶作为蒸汽绿茶的采摘时间、制作工艺，它对后人考证唐代茶史起了重要作用。
从江淹、孙樵、徐夤各自所处的年代看来，唐以前的三、四百年间，中国茶市正从西南逐渐向东南推移，也从侧面反映出古代劳动人民在武夷山试种、试做武夷岩茶的事迹，说明了武夷茶由于其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而品质优异，从一开始就脍炙人口，作为中国品牌最持久的名茶而闻名于世。
兰花，其叶俊秀飘逸，其香清幽恬雅，自二千多年前被孔夫子赞誉为“王者香”以来，声誉鹊起，备受人们的喜爱和颂扬，为我国十大传统名花之一；茶叶，嫩芽香叶，香高味美，是我国人民长期来“开门七件事”之一。
古人曾以兰质许茶，以兰入茶，且影响至深。明·张源在《茶录》中说：“香。茶有真香，有兰香，有清香，有纯香。雨前神具曰真香；火候均停曰兰香；不生不熟曰清香；表里如一曰纯香。”明·张岱在《陶庵梦忆》中，把曰铸茶的佳品誉为“兰雪茶”。他说：“兰雪茶，曰铸者，茶味棱棱有金石之气……。他泉瀹之，香气不出。煮禊泉，投入小罐，则香气太浓郁。杂入茉莉，再三较量，用敞口瓷瓯淡放之，候其冷，以旋滚汤冲泻之。真如百茎素兰同雪涛并泻也，寻芽得其色矣，未得其气，余戏呼之兰雪。”据记载，曰铸雪芽在宋朝即誉为第一茶品。而具兰香的茶叶-明末清初南京一带风行的闵汶水茶，时人称“其色如积雪，其香如幽兰，其味而味外之味，虽百碗而不厌者。”
茶中并不含兰，甚至也无兰香，缘何却以兰质评茶，以兰命茶呢？这除了兰与茶具有同一物质属性-香以外，更主要的是千百年来，兰不仅具备有香祖、香国、天下第一香等美称，而且，“不以无人而不芳”，“名在深山士林”，赢得了中国传统文化三大构成的儒、佛、道的共同赞许深深扎根于民族心理之中，而兰花“清寂、慎独、自芳”的个性，又恰恰与构成中国茶文化的思想主流相吻合。但毕竟在物与物之间有着各自的个性，随着人们对茶叶品质要求的提高，开始寻找真正具有兰花香型的茶叶和加工技术。明·钱椿年他的《茶谱》中对兰花等鲜花窨制茶叶有了较为详细的记载：“梅花，茉莉，……兰薰，皆可作茶，诸花开时，摘其半含放蕊之香全者，量其茶叶多少，摘花为茶，花多则太香而脱茶韵，花少则不香而不尽美，三停茶叶一停花始称。”
今天，兰花香成为高档名茶品质优异的独特标志，具有天然兰香的茶和经人工兰花赋香的茶均是人们所喜爱的茶中珍品。据笔者查阅宁波市第五届名茶评比会的历届名茶评比按语后发现，含天然兰香或人工赋兰香的茶叶均获高分。
兰花、茶均属热带、亚热带。在我国，兰花分布区域几乎等同于茶叶；在江浙的广大山区、云贵川西南茶区，人工的茶园与自然的兰花群落交叉分布，而且，兰花繁殖延续能力强，适应性广，品种多，春有春兰，初夏有蕙兰，夏秋有建兰，冬春有寒兰和墨兰，四季花香不绝；兰花吐香稳定，花期达1个月左右，释香盛期为7至10天，且香气高，香型独特。因此，在天然兰香茶目前沿难以掌握其工艺规律的情况下，兰花不仅仅是美化生活的一种花卉，而且是很有发展前途的茶用香花。有人说，兰花是一个文化的符号。那么，兰与茶的结合，也将有助于推动茶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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