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遗址对我们认识中华民族文明进程具有相当佐证的作用。河姆渡遗址发现之前,我们都相信我们吃的大米是从印度传到中国的。但是河姆渡大米的发现,而且是经过驯化的,已经是人工种植的大米,这样一下子把我们人工种植水稻的时间提前到了距今7000多年前。现在随着考古的发现,大米越来越提前,已经到了9000、10000年前。因为科学分析已经到了这个点,关于人文驯化。
在河姆渡出土了整罐子的樟科树叶片,这个是一整罐子的叶片,这个是分离出来单张的叶片。
这个叶片跟我们现在的樟脑丸不太一样,但它是樟科树,这个树的树叶可以拿来煮或者喝的话,或者烧的话,可以驱赶蚊蝇,消毒杀菌止疟,比如吃得不好的话。河姆渡也好,跨湖桥也好,都是滨水环境,都是在海边。现在为什么保存下来了?后来他们被海水淹没了。在南方这种植物的遗存是很难保持的,但是很难得在河姆渡、跨湖桥以及后来田螺山,完整保存那么多植物性的材料。它对我们认识中国史前文明以及中国文明之多中心起源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另外一个是关于人工传播花粉的研究。在河姆渡这个地方的土壤里面,说花粉,不一定是花粉,这个里面的是孢子粉,在出土的樟科树叶片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的孢子粉含量非常低,证明这个树不在这个地方。表明什么?表明这个樟科树的叶子是从其他地方采集过来的,如果是人工采集并且储存的话,证明这是一种有目的的利用。我想因为他们这几个遗址都在萧绍平原,整个离的都不远。所以整个环境,比如背山临水、水网环境,都是很一致的,都已经驯化了猪,虽然有很多采集和狩猎的果实,但是同时又有了这样一些人工的驯化和培养的痕迹,无论是牲畜、家畜还是植物也好。所以我想在这样一个整体的进程当中,当然新考古学研究,还包括整个环境。
之前我们说“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这句话是清代的学者加上去的,但是神农作为我们的人文始祖,确实对于整个农耕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因为在传说时代,大家会把代表人物,就像我们现在的形象代言人一样,我们会把这样一些成果,寄放在一个典型英雄人物的身上,神农就承担了这样一个功能或者职责。
神农尝百草,也是民间学者攻击的一条。他们说汉代的《神农本草经》里面没有这句话,我们知道我们的典籍是各式各样的“不存在”,战乱、失火,典籍就没有了。陆羽在公元760年左右写《茶经》的时候,“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虽然我们没有说汉代的《神农本草经》的记载,但是从历史发展下来,结合现在考古学的证据,确实我们的传说跟当时的不同区域的文化发展是一致的。就像季羡林先生说的,“随着考古学的发现,研究越来越深入。我们的历史会变得越来越长,随着考古学的不断进步,我估计将来考古发现不但有夏、有禹,一定还会有更古的尧、舜,还要往上发展”。考古学会把我们的文明史往前推。
中国人最早发现茶。
中国人最早开始采摘和制作茶叶,最早开始饮茶,并将饮茶之风传遍全世界。
中国是最早开始人工栽培茶树的国家。
中国人在漫长的种茶、采茶、制茶的历史中完善了目前的六种基本茶类-绿茶、黄茶、白茶、青茶、黑茶和红茶,还有以茉莉花茶为代表的再加工茶类。
中国的茶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堪与中国四大发明媲美。迄今为止,红茶早已红遍世界,茉莉花茶随《好一朵茉莉花》香飘全球,绿茶日益成为世界性健康热点饮品,而以铁观音为代表的青茶和以普洱茶为代表的黑茶正成为中国时尚的韵与味,日久而弥香。
云南世界茶叶原产地茶原产于中国,中国茶的原产地是云南。
关于茶树的起源,历来有几种说法。
经国内外科学家多年研究认定,中国是茶的原产地。
说中国是茶的原产地,这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含第一,中国云南是茶树原始生长和分布地区。
第二,从开发利用角度讲,中国人最早发现、利用驯化和人工栽培茶树。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十一个省(自治区)发现了二百多处野生大茶树。
中国云南是茶叶最重要的原产地。云南茶产区的各族人民,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采茶、种茶、制茶、贸茶和食茶、饮茶的民族。
中国西南部和南部沿北回归线两侧地区(云南思茅、西双版纳、临沧等地)是山茶科植物主要分布区域。说起云南,首先让人想到的是有名的普洱茶,制作普洱茶的原料是生长在西双版纳、思茅一带的大叶种茶树上采摘的鲜茶叶制成的晒青毛茶。云南已经被世界学术界认定的古茶树有至少一千七百年的野生型茶树王,和至少八百年的人工栽培型茶树王等。
现在,云南茶产区的人们正在延续丰富多彩的食茶、饮茶方式。人类从开始认识茶,以茶为药、以茶为食,逐渐转变为以茶为饮,使茶和茶文化内涵逐步丰厚起来。云南产茶区各民族多彩的茶饮习俗,就是这个演进过程的活化展示窗。
而原产区茶饮文化与外界的沟通交流,有赖于一条文明传播的通道-“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文化传播通道”茶马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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