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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饮茶之风的盛行，据《萍洲可谈》卷一记载，宋人接待客人的习俗是至则啜茶，去则啜汤，这些习俗促进了茶行与茶肆生意的兴旺。在宋代，州郡城市中普遍开设茶肆，尤其是宋代两都城，茶店林立，成为都市商贸一大特色。茶肆不仅是宋人饮茶之地，还成为交际、商谈、行业开会、学习乐器和婚姻介绍等的地方，成了城市的重要公共场所。
从外地运茶至汴京，先由茶行头接待定价批售。史书记载：若客人将茶到京，即先馈献设燕，乞为定价。汴京市民喜欢本地所产的末茶，也购买从东南部运入京师的高价片茶(饼茶)与散茶。片茶以福建所贡的为皇亲贵戚大官所用。
汴京的茶肆始见于五代，北宋定都之后，茶坊有了迅速发展。清人徐叟辑《宋人小说类编》卷四《传奇茶肆高风》记述了汴京矾楼旁边一家茶肆，潇洒清洁，皆一品器皿，椅桌皆整，故卖茶极盛，接着还介绍了主人拾金不昧的高风亮节品德。说的是熙宁年间(1068~1077)，福建邵武李氏邀其友在茶肆饮茶，畅谈久别重逢之怀，结果把数十两金遗失在肆内桌子上。三四年后，李氏又来此肆，谈及失金之事，茶肆主人立即把收藏之金全部交还，李氏一秤，分毫不差。李氏为感谢店主，想分一半给他，也被店主拒绝;李氏想请他矾楼饮酒致谢，店主也坚辞不往。当时在肆中饮茶的50余人，皆称赞说：世所罕见也。
提瓶流动卖茶小贩也不少。据《东京梦华录》卷五《民俗》记载，汴京居民左邻右舍常以茶交往：或有从外新来，邻左居住，则相借动使，献遗汤茶，指引买卖之类。更有提茶瓶之人，每日邻里相互支茶，相问动静。
南宋杭州的茶肆，在装饰方面虽然多承继了汴京风貌，数量上大大超过，在经营方式上更加灵活多样。
茶肆大者，多挂名人书画，其目的是勾引观者，留连食客，这是承袭汴京之俗。此外，还插四时花，装点门面。其经营方法有如下特色：
货售奇茶异汤。一年四季不同，冬月添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或卖盐豉汤;暑天添卖雪泡梅花酒，或缩脾饮暑药之属，这是一种产品随天气冷暖而异的新风。
以乐曲助卖。绍兴年间(1131~1162)，一些茶肆卖梅花酒，以鼓乐吹《梅花引》曲，用银盂勺盏子，亦如酒肆论一角二角;或者，门面列花架，插上奇松异桧，敲打响盏歌卖。
富室子弟、诸司(机关)下直等人会聚处，成为他们习学乐器、教练唱叫之类的场所，当时人称为挂牌儿。
城内诸行借工卖伎人行老会聚处，时人称为市头。
育茶坊，乃娼家聊设桌凳，以茶为由，后生辈甘于费钱，谓之干茶钱。
有茶肆楼上还安置陪客人喝茶的女的，时人称为花茶坊。据《梦粱录》卷十六《茶肆》记载，这种花茶坊，杭州有5家：即市西坊南潘节干茶坊、俞七郎茶坊，保佑坊北朱骷髅茶坊，太平坊郭四郎茶坊、张七相干茶坊。作者总结说：此五处多有炒闹，非君子驻足之地也。
利用茶肆会友，如中瓦内王妈妈家茶肆(又名一窟鬼茶坊)，大街车儿茶肆、蒋检阅茶肆等，皆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茶肆之外，还有固定茶摊与流动小贩卖茶，夜市尤是如此。夜市于大街，有车担设浮铺(流动)，点茶汤以便游观之人。又有一等街司衙兵百司人兵，以茶水点送门面铺席，以此为名乞觅钱物，谓之龊茶;僧道头陀，欲行题注，先以茶水沿门点送，以为进身之阶。
茶肆与歌馆合为一体。这种茶肆一般为高档茶肆，有女的陪乐，朝歌暮弦，摇荡心目。据《武林旧事》记载，这种茶肆大多集中于抱剑营街、清河坊、新街、太平坊、后市街等商贸繁荣的地段。
除宋代两都城茶肆较繁荣之外，各地州府与县镇也有开设茶肆，生意也很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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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宋代，盛行的是点茶法。点茶程序为炙茶、碾罗、烘盏、候汤、击拂、烹试，其关键在候汤和击拂。点花法是在唐代阉茶法基础上发展而成的。陆羽《茶经》说：花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者，乃斫、乃熬、乃炀、乃舂，贮于瓶缶之中，以汤沃焉，谓之阉茶。阉茶的特点是投茶入瓶，以汤沃之。而点茶是由阉茶发展而来的。点茶沿阉茶之路向前走了一步，其烹茶步骤是将茶投入盏中，注入少量沸水调成糊状，谓之调膏，然后将沸水倒入深腹长嘴瓶内，再倾瓶注水入盏，或以瓶煎水，然后直接向盏中注入沸水，与此同时用茶筅搅动，茶末上浮，形成粥面。
据宋代蔡襄的《茶录》记载，宋代的点茶主要特点是，先将饼茶烤炙，再敲碎碾成细末，用茶罗将茶末筛细，罗细则茶浮，罗粗则末浮。钞茶一钱匙，先注汤调令极度匀。又添注入，环回击拂，汤上盏可四分则止。神其面色鲜白，着盏无水痕为佳。即将筛过的茶末放入茶盏中，注入少量开水，搅拌得很均匀，再注入开水，用一种竹制的茶筅反复击打，使之产生泡沫（称为汤花），达到茶盏边壁不留水痕者为最佳状态。
“秦人取蜀，始知茗饮之事”(顾炎武《日知录》)，经唐代“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封演《封氏闻见记》)，从茶叶到茶铺，经过漫长的岁月，最终演变成茶寮、茶坊、茶肆、茶园、茶楼、茶馆、茶室、茶艺馆，乃至发展到现代的茶文化会馆、茶会所等等。
如今，但凡开茶馆之初，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茶馆的建筑装饰结构、所处商圈位置和交通状况、同业经营者情况、政策环境、投资预算和效益分析等问题，但我认为，这些外在因素不是茶馆经营成败的关键，而内在的经营理念和定位才是茶馆经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当今茶馆经营类型通常可分文化型、商业型、特色型和混合型。在这四个类型中，现代茶馆、茶楼不断经历着开张与倒闭的阵痛过程，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至今循环不断。一边是茶馆经营难以维系，一边是砸下大笔资金装饰茶馆，构成一幅当下中国茶馆经营的复杂图像。“中国茶馆能可持续发展吗？”常常有人这样问我。仅仅以清茶馆作为主营的茶馆到底在全国要占多大比重？而各种类型的茶馆，当其茶类经营比重逐年下降的情况下，还是否能称得上为真正意义上的茶馆？对此，目前在中国茶文化界的务实派与质疑派仍在各执一词。
在中国千万家茶馆中，经营利润持平抑或是达到不亏损的占大多数，而像北京老舍茶馆、上海湖心亭茶馆、杭州湖畔居茶楼等有较为可观利润可言的只在少数，与业主当初开茶馆的预期愿望明显存在差异。预期目标太高，得到回报太少，于是就会出现一家家茶馆关闭；可是再看看一些经营利润回报率较好的茶馆门前客流不断，于是又出现了一家家茶馆不断地开张。实际上，开茶馆要讲究一种地域文化、环境和地理位置，以及创新思维。当我们逆向思维，假如老舍茶馆远离北京，离开了京味文化和前门大碗茶的历史情思，还是老舍茶馆吗？假如湖心亭茶馆离开了豫园、离开了城隍庙、离开了九曲桥，还是湖心亭吗？假如湖畔居茶楼离开了西湖十景，离开了雷峰夕照、苏堤春晓、三潭印月的映照，还称其为湖畔居吗？由此可见，茶馆以地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经营项目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其实并未否认茶馆经营功能的消费期待，与酒吧、咖啡吧相比，茶馆数量同样存在差距。只不过，业内专家不忘提醒茶馆业主注意经营项目积极信号，即“茶馆经营总体稳定”。喝茶人正在逐年提高，至少不会比过去更差。反之，消费群体则偏重于茶馆有待改进的一面，也就是茶馆的创新经营。那么，茶馆如何通过自身潜力来挖掘自身经营“金矿”，突破茶馆经营“瓶颈”呢？我想从以下四个方面剖析。
茶馆经营仍在“爬坡”，积极创新不松“油门”——探究中国茶馆经营不确定的根源
探讨茶馆的多种经营问题始终是茶馆行业所关注特性。譬如把棋牌融进茶馆经营，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成都是“中国茶楼之都”，据初步统计，直接经营的茶馆有二万多家，创下中国城市经营茶馆之最。但对外界印象而言，成都茶馆似乎与“麻将”画上了等号，当然，全国其它城市同样也有类似这种情况。但我以为，成都大多茶馆多以棋牌休闲为主，作为全民健身活动之一的“麻将”有其一定的市场，民情、民风、民俗所至，也就成为成都茶馆经营的主流。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中国茶馆是否可能变成“麻将”的代名词，或者出现“足疗”、“卡拉OK”变得离茶太远的更糟局面呢？
有许多茶馆、茶楼、茶艺馆等，看似“茶”字在先，实际上许多已出现无茶可言的局面，起初由点茶为主，餐饮为辅，由于经营利润获取太慢，逐步转变成点餐为主，饮茶为辅。其70﹪以上利润来自于餐饮、酒水、饮料，这类茶馆与专业性“以茶入肴”的茶宴、茶餐有着本质区别。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不可忽略的是茶馆如何进行多种经营期待的变化。
茶馆在多种经营方面应该讲究“君臣佐使”的主次经营模式，经营项目犹如君主、臣僚、僚佐、使者四种人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神农本草经》中以“君臣佐使”表述上、中、下的药方配置关系中各味药的不同作用，如今“君臣佐使”出现在“香道”和“香艺”的香方上，则用在调和香料上的“主料”与多种“辅料”关系的方法论。拿到茶馆经营上论之，茶或茶文化应该是茶馆经营的的“上药”，为“君”，是茶馆经营的“立命”之本，所谓“主养命”；而与之相合的精英文化乃为“中药”，为“臣”，是茶馆经营的辅助方式，此得修身养性之趣；其它文化项目则为“下药”，为“佐使”，茶馆经营，尤其在文化项目经营选择上应该讲究主次关联。
人们对茶馆现实的观感与评价，总是与消费者心理期待紧密相连，当茶馆经营酒类、经营餐饮、经营麻将、经营足疗的消费期待值很高的时候怎么办？还叫不叫茶馆？为了茶馆生计，原来难以忍受的项目却变得可以忍受的缺憾，经营内容的改善也觉得是理所当然了。从这个角度看，茶文化界不断对茶馆这类经营项目口诛笔伐，可以视为社会进步的表现，即更多的人认为，我们中国茶馆已经到了较高发展水平，理应讲究品茶、讲究雅致。茶文化就是茶文化，否则就不能被人接受。这听起来多少有点曲高和寡的事情，实际上也是中国茶文化界孜孜以求的目标。
事实上，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文化中精英文化处在一个复兴时期，人们对于茶馆多种经营方面，尤其是对传统文化的诉求，都在水涨船高，但问题的关键是，拿什么样的传统文化项目结合本地域的消费需求呢？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茶文化复兴时期或刚刚兴起时的茶艺馆一直凭借“茶艺”的魅力来吸引消费，才取得今天的成就。但当人们把从茶艺馆学到的“茶艺”纷纷带回了公司和家庭时，发展到了今天的茶艺馆，业主们必须回过头来，细致修补各种各样的茶馆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与矛盾，以及茶馆发展过程中无暇顾及的问题。许多茶艺馆的业主，当茶艺文化审美疲劳来袭时，往往会拉动对传统文化审美敬畏的失却，继而对过去那种诱惑的想法归咎于一种热情冲动，乃至最终所谓的茶艺馆“艺”不起来。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英文化”是茶馆经营中取之不竭的宝藏，虽然目前有许多茶馆在经营的窘境中不断“爬坡”，甚至经营很吃力，所以，茶馆“创新经营”已然迫在眉睫，到了该踩“油门”向前迈步的时候了。
一个扫射了无用的子弹，一个打了关键的几枪——寻求茶馆经营的变革与转型
如今的茶馆，除了茶叶本身经营以外，还包括餐饮、书画、雅石、紫砂、香艺、文艺演出、旅游等文化品位高雅项目，主题定位明确。而与此同时，它也需要面对茶馆发展起来后高消费期待值，这是中国茶馆面对的难题所在。它凸显出茶馆业主的治理能力需要快马加鞭，赶上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水平与消费期待。
茶馆业主有时会出现浮躁情绪，人们对各种各样问题抱怨：现在光做茶叶要赔本，光做文化也赔本，由于地域和文化习俗的不同，而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自助式茶馆经营模式又不适合北方和南方消费模式，而所谓的茶艺馆仅靠“茶艺表演”这块牌子也不能维系生计，不像过去经营顺当了，茶馆似乎到了“抽刀断水水更流”的经营窘境，业主也似乎到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茶消得人憔悴”的尴尬，公平地说，这是假象，只不过，面对当前的消费者，我们再谈大跨度的今昔之比也意义有限，现实是人们的要求已经变化，时代也回不去了。茶馆业主对自己的要求，是否与消费者同步，也就是说，茶馆经营项目与消费期待配套了吗？这才是重要的问题。
这几年一哄而起的什么“杭派茶楼”、“粤派茶楼”、“京派茶楼”、“苏式茶楼”以及“自助式茶馆”，“棋牌式茶馆”，“保健式茶馆”，“餐饮式茶馆”，“景观式茶馆”，“古典式茶馆”，“西洋式茶馆”等等，使人眼花缭乱。经营者的原本动机大概总是想以此弄出个“名堂”来，其实到头来，没有丝毫的创新经营可言。尤其是那些附庸风雅、不伦不类、非今非古的茶馆，名头搞得很响，不去喝这一杯茶有些遗憾，去喝了这杯茶又着实遗憾；还有一些茶馆不管南北地方消费主流，完全“拷贝”照搬设计风格和经营模式，一旦运作下来，却发现“水土不服”，本地消费者并不需要茶馆里出现这类“集大成”的经营模式。于是，改头换面，另起炉灶，又玩出了另类像“监狱茶馆”经营模式，结果是，茶馆的生意真的很难做，不得不关门歇业。我把这种现象叫做“扫射了无用的子弹”。没有把有限的“子弹”射准，实际上就是你的资金投入——你的“子弹”离开了经营的“靶心”。
而有的茶馆由于定位准确，在茶馆转型过程中找准消费者的需求，在关键的“部位”上打了迎合市场的关键“几枪”，并且稳中求进、求精，使自己的“茶”与当下的消费需求配套。由于茶馆与消费者的期待对路，最终让不喝茶的人群也终于喜欢了茶，继而对茶文化产生了兴趣，并渐入佳境。这样的案例有许多，是否对每个茶馆可行，但起码可以给人不少启示。
如，杭州有一家“你我茶燕”茶馆，既有杭派茶馆的经营风格，又有自己的经营特色。若说“特色”，我看有三：一是“名气”，“你我茶燕”是杭州人最愿意去的消费场所之一（据杭州有关媒体调查杭州人最喜欢去的休闲场所数据显示，“你我茶燕”排在第五位）；二是“优秀”，“你我茶燕”可以上门为顾客泡茶的服务堪称国内茶馆业一绝；三是“特色”，“你我茶燕”利用白领佳丽们对健康、对营养、对丽质的崇尚，把燕窝这样高档的营养美容食品引进到茶馆，写出一篇“特”字文章。仅此一项经营项目，就要为点心师的年薪付出10万，这在其它茶馆尚不多见，我看就不能说不可以启发他人的头脑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茶燕”就是为了营造“你是春天一片叶，我是西湖半泓水。茶香盈盈邀陌客，燕喃声声不思归”的经营氛围，也是茶馆在寻求茶馆经营的变革与转型中打了“名”、“优”、“特”这关键的“三枪”。
茶馆经营要变革就要有创新。所谓茶馆创新经营是围绕在弘扬茶文化的基本方针下与其它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进行“嫁接”，进行融合，进行合作。在一杯茶的作用之下，实现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只有这样，茶文化也能得到一个很好的发展。
文化经营为茶馆经营“培土”——创新与茶馆的可持续发展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去茶楼喝茶已经不是为喝茶而喝茶，茶馆只是一个文化平台，茶叶只是一个载体，茶叶本身已然变得不重要（除专业性清茶馆外），而是你的文化经营在为茶馆经营“培土”，茶馆给消费者带来传统文化或现代文化的消费体验，以及文化品位，这已经变成茶馆今后经营的重点。北京老舍茶馆就是最具典型的成功案例。但它也经历着“一年大赔，二年中赔，三年小赔”创办初期的阵痛，在不断创新经营和“换血”中才发展到今天综合性经营的格局，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被誉为京味文化的一张名片。老舍茶馆在发展中形成了“书茶馆”、“清茶馆”、“餐茶馆”、“大茶馆”、“野茶馆”、“清音桌茶馆”等六大老北京茶馆于一体的文化积淀，所以它既有文化型茶馆的特点、也有商业型茶馆的模式、更有特色型茶馆风范，还有混合型茶馆的大成。茶与多元文化内涵的结合，并以优雅的表现形式展现出来，使消费者对自己所钟爱的传统文化起到日久生情的作用，同时，茶馆在培育消费群体中获得市场效应。
由于老舍茶馆所具有的京味文化特点浓厚，跨地域“复制”经营尚有难度，但这种文化经营为茶馆经营“培土”的模式，不仅仅体现在老舍茶馆身上，其它地方的一些茶馆在结合本地域文化所经营项目中，同样具有可取之处。如上海大可堂茶文化会馆把海派文化与专营普洱茶经营相结合。进入茶馆能让人回味老上海的往事（见图）；石家庄三字禅茶院把“吃茶去”公案诞生地——柏林禅寺的禅茶文化与茶馆经营相结合。每年组织客人举行禅修活动或举行禅修讲座（见图）。还有一些经营定位明确的主题性茶馆，如江苏甪直镇上的“作文茶楼”（见图），茶楼经营主体就是请语文老师在茶楼叫孩子们如何写好作文，家长们定期把孩子们按时送到茶楼听老师讲课；北京禅茶书院的禅修培训课，其目标群体设定类似于柏林禅寺的“企业家禅修加油站”模式，很受一些公司业主好评；有些茶馆主营文化项目直接针对少儿茶艺培训，融入了“少儿琴道”、“少儿棋道”的培训……这些茶馆的经营模式愈发体现出在一杯茶的作用下，文化经营渐唱主角。
茶馆经营创新，是茶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除了硬件需要提升外，软件的提升是茶馆发展的重点。这其中包括茶艺师基本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营销素质的四种素质的提高。在茶馆功能不断增多的情况之下，当茶馆越来越注重文化经营的状况下，其服务细致与设施完善成为文化品位是否令人满意所面临的问题。如果服务不到位或茶馆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千万不可打肿脸充胖子，与其雾里看花，不如庭前赏花，还是应该把原有的经营项目做实、做细、做精为好。
放大茶馆文化魅力——“与茶有约”精彩经营
一切传统精英文化均可以“与茶有约”，只有放大茶馆文化魅力，才能有更大的余地靠“创新突围”有所作为。上海茗约茶文化会馆，刚刚创办一年多时间，在一个不起眼的商务楼里，面积只有200平米，就是这样一个连茶馆名字都不让挂的茶馆，却创造了不菲的经济效益。按理说，商务楼内开茶馆没有几家能够成功的。怎样才能把200多平米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也就是说怎样以小茶馆的平台去创新经营呢？茗约茶文化馆颇有几招：
其一，利用茗约茶文化馆这一平台，成立“茗约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作为基地，对外营销茶文化产品；其二，以其自身专业的优势，把茶文化作为主线架构中外友人交流桥梁（到目前为止，已开始接了多个国外社团组织）；其三，利用商务楼内现有客户优势，进行茶文化宣导工作，义务举办有关传统文化讲座，深得楼内白领人士的广泛赞誉；其四，扩展外围针对集团公司传统文化培训计划，培养潜在客户人群；其五，让茶文化与其它文化进行“约会”，推出独特文化体验的消费模式。这是茗约茶文化馆最引以为豪的地方。
譬如，让瑜伽、香道、旗袍、古琴、书画、武术等传统文化项目，与“茶”有约，伴茶而行。根据客人对不同文化项目需求，每门课程都有一个专业老师，大都利用视频影像与实际操作进行对应培训。如今有许多白领在参加各种宴会时需要把自己打理一番，“茗约”的旗袍文化实践课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开设的。会馆请来专业旗袍设计和制作师，根据不同的身材，不同的脸型，不同的肤色，讲解在选料上、颜色上、制作上的差异，了解传统旗袍元素在现代服饰上的运用，深得白领阶层的钟爱；在学习香道过程中，会馆组织茶客一同去采香，教会他们亲自动手，从采香、晾香、碾香到制香，客人在这样的体验中感受到传统文化所带来的无比乐趣……，口碑相传，如今来茗约茶文化会馆体验的人越来越多，其它商务楼里的白领们慕名前来体验或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真可谓在一杯茶的作用下把旗袍文化、香道文化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而茗约茶文化会馆由原来的一个年轻老板，发展到一个团队。现在几乎每周都有一些大公司来邀请茗约茶文化会馆进行“茶艺”、“香艺”、“瑜伽”等商业性演出。由此可见，与茶有约，在不同的文化经营上，茶可以是载体，茶也可以是主体。“茗约”的用心，也给“茗约”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茶馆开业当年，就赢得了15000套中、高档茶礼订单，而且客人要求必须在茶盒、茶罐上有“茗约茶文化会馆”标志和名称，当时“愁”的“茗约”不知所措，到处找茶，因为开业不到一年，一切还来不及准备。而馆主鲍丽丽在去年应邀走进上海理工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传授茶艺、香艺知识。去年末，应台湾佛光山邀请与海派清口创始人周立波在台湾进行传统文化交流，并亲自为星云法师行茶。
今年初，上海浦东妇联举办“最·女性”评选，其中把“最美的女性”桂冠戴到了鲍丽丽头上，诚惶诚恐的鲍丽丽此时腼腆而又惊讶道：“小女子何德何能获此殊荣？”推荐人则不然：“你把茶艺之美、香道之美、旗袍之美、插花之美、琴艺之美……无声无息地传播给了大家，你就是我们心中最美的小女子啊。”做美的事情、传播美的事情，推举美的事情，鲍丽丽被美的意象浸润着，让自己的心也向着美去诗化人生、禅话人生。这其实就是“茗约茶文化会馆”的主营方向。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在茶馆的消费除了对物质需求外，更需要的是精神消费与“美”的消费。
“茗约”的几招，一言以蔽之当可曰“迎合市场”，个中道理，岂止关乎一个小小茶馆？推而广之，适用于其它茶馆，只是在于用心程度。
当我们回味其它地方的一些茶馆：茶馆没有消费者，老板会觉得没劲，而真正当消费者踏进门槛后却经营无方；搞一些策划销售吧，总觉得不对路，甚至于为销售方案讨论起来没完没了；参照别人的经营模式吧，总觉得不对劲、不给力……到底是何缘故？一些茶馆老板想不通，甚至于很苦恼。
其实，缘故也不可能说明白，只消问一问：你与“茶”有约了吗？
除此而外，茗约茶文化会馆经营经验告诉我们：一是确定了会馆经营市场范围，考虑在甲商务楼经营影响到周围的乙、丙、丁等商务楼群；二是确定目标顾客，在此基础上准确了解他们选择文化服务项目的标准和他们的文化消费特点及要求；三是与同一地域其他茶馆、会所进行对比性分析，找出经营上的优势及存在的问题，使自己在定位及经营上扬长避短；四是广泛搜集当下流行信息，根据主人的偏好来经营，为茶馆可持续发展竖立形象。
结语现在，已有大批茶馆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淡出了行业的舞台，这其中有茶馆主题消费理念没能深入到经营思想中，也就是所谓的“定位不准”，有区域扩张水土不服的，有跟风冒进的。与此同时，新开张茶馆层出不穷，一些茶馆装潢讲究返璞归真、古色古香的味道作为经营模式的考核一部分，做大、做强、做精的决心可见一斑。
茶馆，能做到真正意义的“文化经营”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虽然茶可以和任何事物结合，也虽然茶可以与任何文化相结合，但在面对市场之大，消费者众多的环境中，你的文化项目与人性化服务与消费者的期待是否吻合。
作为一个茶楼老板，当你所在的一方土地上仅靠“一杯清茶”难以维系生计的情况下，是否考虑需要其它文化与茶“联姻”呢？倘若不开动脑筋寻找思路，就会“让消费者改造了你”。及至到头来，就只能像庄子所预料的“哀，莫大于心死。”心都死了，你还想消费者有多少热情和积极性，岂非如同缘木求鱼，只能笑谈罢了。
茶馆在对文化项目选择上，既不可曲高和寡，也不可恶俗流布。虽然茶可以与任何事物结合，但作为弘扬茶文化的高雅窗口，惟与现实社会倡导的精英文化结合才会有希望，才会可持续发展。与之相反，如果把茶与传统文化中“糟粕”的东西拿来经营，就会失人心而“失市场”。勿谓言之不预。
唐代刘贞亮有“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的《茶十德》之说，当你的茶馆在不断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模式，而把作为载体的茶与其它文化经营相融合之时，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你的文化经营，是否是属于“利礼仁”、“表敬意”、“养身体”、“可行道”、“可雅志”的范畴，是否具备了积极的励志意义和现代意义。在人们心目中，当今茶馆是精神文明形象的文化符号和传播健康生活理念的窗口，所以，茶馆经营模式，要转变一种观念：茶馆经营不是仅仅为了卖茶水而卖茶水。茶，仅仅是个载体。
事实上，正因为我国茶馆的“特色”各具，你有你的“春风拂面”、他有他的“观音入宫”、我有我的“悬壶高冲”……方才造就了茶馆业发展的无穷韵味。倘若茶馆没有了自身创新经营特点，大家千篇一律，一个模式，一个版本，那么茶，也会因此变得没有了味道！
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一篇《茶馆系列之三：宋代茶馆文化的兴盛》，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至宋代，便进入了中国茶馆的兴盛时期。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繁盛的市井景象，再现了万商云集、百业兴旺的情形，其中亦有很多的茶馆。宋代不仅开封茶馆、茶坊兴旺，各地大小城镇几乎都有茶肆，《农讲传》、《清明上河图》都形象生动地再现了那时茶馆的真实情景，宋代的茶馆文化成为市民茶文化的一个突出标志。孟元老的《东京华梦录》中的记载则更让人感受到当时茶肆的兴盛“东十字大街曰从行裹角，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晚即散，谓之鬼市子……归曹门街，北山于茶坊内，有仙洞、仙桥，仕女往往夜游吃茶于彼。”
值得一提的是南宋时的杭州，南宋小朝廷偏安江南一隅，定都临安(即今杭州)，统治阶级的骄奢、享乐、安逸的生活使杭州这个产茶地的茶馆业更加兴旺发达起来，当时的杭州不仅“处处有茶坊”，且“今之茶肆，刻花架，安顿奇松异桧等物于其上，装饰店面，敲打响盏歌卖。”《都城纪胜》中记载“大茶坊张挂名人书画……多有都人子弟占此会聚，习学乐器或唱叫之类，谓之挂牌儿。”
宋以后城市集镇大兴，且一些大城市三鼓后仍夜市不禁，商贸地点不再受划定的市场局限。在热闹街市，交易通宵不断，这为茶馆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并且开始了独立经营。接洽、交易、清谈、弹唱都可在茶馆见到，以茶进行人际交往的作用集中凸现出来。那时开封潘搂之东有“从行角茶坊”，封丘门外马行街因商贩集中，有众多条访，曹门街有“北山子茶坊”，“内有仙洞仙桥，仕女往往夜游吃菜于彼”。这类茶坊，不仅饮茶，还营造了一个私人意境，今茶客陶醉。
从数量上看，宋代茶馆的量明显比唐代多，遍及大街小巷。皇宫附近的朱雀门外待巷南面道路东西两旁，“余皆居民或街坊。街心市井，至夜尤盛。”
宋代茶馆规模扩大，所以应运而生了茶馆的经营机制。当时大多实行雇工工作制，招聘熟悉茶艺的人，称为“茶博士”，进行日常经营。为吸引顾客，南宋时，特别注重茶馆装潢，插四时花，挂名人画，等等。在选址方面也比较重视，多选在风景优美之处。同时增添文化娱乐活动，最普遍的是弦歌，包括雇佣乐妓歌女，教授茶客唱歌，安排说唱艺人说书。兼有博弈等活动。还有提供茶点，冬天兼卖擂茶，或卖盐豆豉汤，夏天兼卖梅花酒等。
到宋代，茶馆进入繁荣发展期。究其原因有三：
一是宋朝进入稳定期，受战争干扰的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农业和商业恢复发展，致使茶作为经济作物被大范围种植，茶树的栽培地区越来越多，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及四川诸路，茶园十分普遍，而且产量提高。淮南等地由于种茶户众多，专门称之为“茶户”。根据《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记载，仅江南、两浙、荆湖、福建地区输送与政府专卖机构的茶也每年就达一千四五百万斤。
二是产量的提高导致使价格下降，兼以经济的发展使民众消费能力提高的原因，到茶馆饮茶成为日常生活享受方式。
三是城市的发展，中国的城市发展在宋代进入转折点。唐及以前的城市里的住宅区和商业区时分开的，商业区占地小，而且经营时间仅限于白天。到宋代彻底打破了“坊”和“市”的界限，商店可以到处开设，不受时限制，而且商业区域普遍扩大到城外的场所，成为草市(唐已经出现，宋有发展)。商业繁荣、人口众多，直接刺激着饮食、娱乐、住宿等行业的发展，而茶馆就迎合了当时人们的各种文化及日常需求。
宋时茶馆具有很多特殊的功能，如供人们喝茶聊天、品尝小吃、谈生意、做买卖，进行各种演艺活动、行业聚会等。功能增加的同时糅合进很多民间文化因素。同时承载着社会上流行的文化休闲形式，人流量的增大汇集了更多的信息，带动的文化的交流和传播，特别是如说书等的民间艺术得以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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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被称之为“主管茶师”的承包责任制时下正在申城悄然出现，并被越来越多的个体茶馆经营者所效仿和接受。
所谓“主管茶师”，就是比较熟悉海派茶馆经营和略晓海派茶文化的承包者。具体操作是：一些茶馆经营者和受聘的“主管茶师”签订协议，每月上交多少承包费。至于茶馆里其他人员如何配备、工资如何分配、经营哪些茶品等均由“主管茶师”自作主张说了算，茶馆经营者原则上不作干涉。
前不久，浦东沪南路上有一家个体茶馆隆重开张，在庆贺典礼上，老板郑重其事地与聘请来的“主管茶师”签订了茶馆承包的协议。协议书上大概意思是，从即日起，甲方将茶馆承包给乙方，乙方在承包后的第一年始，不管是盈是亏，在每月底必须上交月承包费给甲方1万元人民币；第二年是否再继续承包，甲乙双方再作商定；茶馆经营在不违反有关政策规定的前提下，均由乙方决定，甲方原则上不作干涉。但在必要时有权进行审计等。当然，还有一些老板的做法不那么相同，在茶馆开业前的一段时间里，还会请“主管茶师”前来帮助做一系列的筹备工作，以使双方能事半功倍地掌握相关情况。如果开业后生意红火，超过了预定的营业额指标，超过的那部分还可以按一定的比例分成。这样大大激励了“主管茶师”的承包积极性，但也会出现某些负面的效应：“主管茶师”与“伙计”的收入差距太大，会影响茶馆服务人员整体水平的发挥，导致茶品质量的“上下波动”，缺乏茶文化的创新，使消费者不满；还有，一些“主管茶师”承包后则见异思迁，上任后没有多长时间就违约不辞而别，致使茶馆老板怨怒不已，嗟叹“奈之不何”。
沪上有关人士对“主管茶师”现象褒贬不一：赞同方认为，这是茶馆行业的又一次改革尝试，将会给茶馆行业的经营理念注入新的内容成分；反对方认为，这样的二次承包，得益的是那些茶馆的老板和他聘请来的“主管茶师”，消费者很难享受到实惠。
茶肆在唐代中期即已出现，但并末普及，而至宋代时茶馆、茶肆、茗铺、茶坊、茶楼、茶店则开始在城镇大规模普及。宋代的都城汴梁和临安的大街小巷，茶肆茗坊林立密布，成为市井平民饮茶区别宫廷及上层社会饮茶的一大特色。
各色茶客
宋代茶肆不仅多，而且分布密度大，并由此开始与酒楼并列。茶肆的客人们五花八门，林林总总，上而王公贵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贱隶之所不可阙。两宋时期的茶馆是一个热闹非凡的地方，里面的人形形色色，有官吏、艺人、文人、手工业者、小市民等充斥其间，是三教九流汇聚之地。
多种多样的茶肆
除了一般的茶肆之外，还出现了很多专门性的茶馆，茶肆所提供的服务也更加多样化。如专供夜游的特殊茶肆;学习乐器、上教曲赚之类的教坊茶楼;类似于专业劳务市场与同业行会等的行业聚会性质茶楼;消费娱乐业结合在一起的花茶坊与水茶坊;兼营旅馆、澡堂类的茶肆;卖歌卖艺的歌馆型茶坊;专门说书类型的茶肆;专供人观赏的蹴球游戏类茶坊;弈棋类茶肆，等等。
西方人不喜欢中国手工搓制的红茶，于是程雨亭建议购置碾压机器做红茶。但国人不会用机器，请洋师傅花费又很多。昔年英国人戈登、福琼来中国四处寻找茶工以帮助英国，现在风水轮流转，到了茶叶故乡向英国人学习制茶之时。程雨亭很欣赏朋友对他的劝告：振兴茶务，宜拨巨款，派商出洋，学习泰西制焙之法。一面速购机器，翻然更新。
程雨亭有一个观点很有意思，他认为西方的所谓以碾压成法，是中国的旧制制茶法。他找到的依据是，《明史食货志》八十卷上说的旧皆采而碾之，压以银板，为大小龙团。他慨叹，年久制茶手艺失传。西方之新法，不过是中国之旧法。程雨亭比较了锡兰印度茶与华茶的区别，认为锡兰茶较之华茶，色香味较胜，还耐泡。
1905年，两江总督周馥派江苏道员郑世璜，带领一群人远赴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考察茶业，这群人中有在浙海海关担任副使的英国人，也有翻译、茶工等。四个月后回国，写出了《考察锡兰、印度茶务并烟土税则清折》、《改良内地茶业简易办法》等禀文。
郑世璜带着问题去考察，他看到，华茶落后，有自身不思进取之问题，也有客观原因，其根本在于机器与手工的生产力截然不同。
1907年，郑世璜在江南商务局的支持下，在南京紫金山霹雷涧创办了江南植茶公所。他把从印度、斯里兰卡所学到的经验落实在南京，江南植茶公所对中国后来的茶园影响深远，今天我们看到整齐有序，条块分割，中间有茶沟的茶园，就来自于郑世璜昔年的推广。但这个公所因辛亥革命被中断，今天踪迹难觅。
1910年，上海《大同报》主笔英国人高葆真摘录翻译了英国人高怡所写的《种茶良法》，主要便是围绕茶园种植技术。高葆真回顾了华茶进入到英国的历史，也道出了华茶由盛而衰的原因。他总结为三点：一是华茶无统一经营，小商家往往见小作伪，不顾大局，常有徇私舞弊作风；二是华茶制作过程不干净，与他国卫生之法相悖；三是华茶味淡薄，华茶一磅，仅能烹五加仑水，而印度茶，加水七加仑半都还味尚浓。
反观1877年胡秉枢为日本人所写的《茶务佥载》，种茶部分匆匆带过，却建议日本绿茶也加滑石粉，因为绿茶易受潮，不能长期储存，海运后易生霉变。在谈到红茶时，他提出的建议多与人性有关，比如贿赂女工、看紧掌秤人，都与人的劣根性有关。
而郑世璜在印度看到的是偌大的工厂，不过十几个工人。机器制造，规避了太多人为的因素。
中国茶不再扮演中国向世界输送物质与精神文明的角色。甚至，就连瓷器另一项华夏帝国的古老贸易，也因为欧洲找到替代品而同样走向衰落。直到某一天，中国惊讶地发现，我们一年茶叶的收入，还不及英国立顿公司一年收入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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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淳熙年间，由知府陈公亮主持编修的《严州图经》，是迄今为止保存较为完整、年代较早的严州地方志书。该书是研究宋代严州(建德)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的重要依据，也是研究宋代严州(建德)茶叶生产和茶文化发展的珍贵史料。
一
关于宋代建德茶叶的产量，《淳熙严州图经》记载，建德县每年茶叶数量约在44万至46万斤之间，如果加上《图经》中记载的“住卖茶”以及茶农自用的茶叶，建德年产茶折今相当于五千担左右。这在800多年前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
宋代，沿新安江、泷江(富春江建德境内段)两岸山区普遍植茶。范仲淹在宋仁宗景佑元年(1034)任睦州知州时，在境内看到的已是广植茶树、春茶欣欣向荣的景象了。“潇洒桐庐郡，春山半是茶。春雷何好事，惊起雨前芽。”(《潇洒桐庐郡》十绝)，正是这番情景的真实写照。北宋诗人梅尧臣在安徽池州任建德县令时，曾数次送友人赴睦州上任。这位史称“茶官”的县令，对沿途睦州境内的农事，尤其是茶事活动十分关注。“养茶摘蕊新茶后，种桔收苞小雪前。”(《送余少卿知睦州》)。“君到桐庐日，正是采茶时。”(《送学士睦州通判》)。梅尧臣在诗中真实地记录了其时睦州境内茶农种茶采茶的忙碌景象。
唐代建德有细茶进贡，明清两朝进贡芽茶，地方志均有记载，宋代贡茶则缺乏文字记载。不过北宋期间，曾先后出任睦州通判、知州的张伯玉，在睦州写下的茶诗中，有“检点簿书茶贡蚤(早)，体量风物橘奴肥”(《寄新定苏七太守》)之句，说明宋代建德也有茶叶进贡。
二
据《严州图经》记载，宋代建德的税赋收入，盐、茶两税为其大宗，两者课税数额不相上下，历代统治者对茶叶的控制也极严。宋崇宁元年实行《茶引法》，商人经销茶叶，须先交纳茶价和税款领“引”，凭“引”运销，数量、地点都有限制。规定每“引”茶叶一百斤，纳铜钱一千文;每“引”茶叶六十斤，纳铜钱六百文。《严州图经》卷二载有南宋建德三个年份的茶叶课税数量，年课税在七万至十万贯文之间，与盐税数量相当。其时，睦州城内设有都商税务，城郊东馆设有东津税务，专管盐、茶诸税的查验工作。严东关设检税之所自宋开始，一直延续到民国。由此可见，自宋代以来，茶叶一直是建德税收的主要来源。
建德茶农通过种植出售茶叶，换取粮食。当时粮食主要由婺州、湖州等地供给，也因此活跃了宋代建德的商业贸易活动，催生了个体茶商。
三
宋代，朝廷官员、文人学士斗茶品茗、品茶观景、饮茶赋诗蔚然成风。茶叶也是招待宾客、宴请同僚的必备饮品。在严州府衙内，设有“酒侯”“茶虞”的机构(见《严州图经》子城图)。虞、侯是宋代初级官员。在严州府设“酒侯”“茶虞”之职，想来是专为接待往来官员，负责掌管茶酒的。
宋代瓦子的出现，也带动了茶事的发展。瓦子又称瓦舍，是宋代都市中的娱乐场所。瓦子最早出现在北宋汴京(开封)。南宋移都临安(杭州)，杭州成为江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集聚，城市繁华，瓦子发展很快。睦州州治梅城出现瓦子，最早当在南宋，北宋后期，才逐渐繁荣起来。宋仁宗时，已是“三千楼阁尽朝晖”(张伯玉《睦州》)的壮观景象了。《严州图经·建德府内外城图》标示的瓦子，大约在今梅城镇总府街北侧幼儿弄以西、邮电弄以东，邻近商业街区。
四
斗茶，又称茗战，它是古人品评茶叶品质优劣的一种形式，有比技巧、比输赢的特点，富有趣味性，挑战性。斗茶始于唐代，源于福建建州茶乡。
宋仁宗景佑元年，范仲淹任睦州知州时，章岷任推事，他们是同僚，也是诗友，常聚在一起，宴集唱和。范仲淹和章岷斗茶，章岷先作斗茶诗，范仲淹看后佩服有加，并步其韵赋诗一首，这就是脍炙人口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诗中赞的是天下闻名的武夷茶，从茶的产地、采摘、研制、茶器具、用水到汤色、香气以至参与斗茶者的胜负心理一一入诗。
除范仲淹外，还有陆游、梅尧臣等宋代诗坛大佬，以及历宦睦州(严州)的田锡、章岷、赵抃、张伯玉等，都有茶诗留传后世。
从《严州图经》所记载的有关茶文化的史料可以看出，宋代是建德茶叶和茶文化发展较为发达的时期。
(本刊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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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茶的饮法是煮茶即烹茶、煎茶。根据《茶经》记载，唐代茶叶生产过程是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千矣。饮用时，先将饼茶放在火上烤炙，然后用茶碾将茶饼碾碎成粉末，再用筛子筛成细末，放到开水中去煮。煮时，水刚开，水面出现细小的水珠像鱼眼一样，并微有声，称为一沸。此时加入一些盐到水中调味。当锅边水泡如涌泉连珠时，为二沸，这时要用瓢舀出一瓢开水备用，以竹夹在锅中心搅拌，然后将茶末从中心倒进去。稍后锅中的条水腾波鼓浪，势若奔涛溅沫，称为三沸，此时要将刚才舀出来的那瓢水再倒进锅里，一锅茶汤就算煮好了。如果再继续烹煮，认为水老不可食也。最后，将煮好了的茶汤舀进碗里饮用。前三碗味道较好，后两碗较差。五碗之外，非渴其莫之饮。这是当时社会上较盛行的饮茶方法。
因茶叶有不同种类，所以还存在另一种方法，将饼茶舂成粉末放在茶瓶中，再用开水冲泡，而不用烹煮，这是末茶的饮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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