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一种小茶饼，始制于丁谓在福建做官时，专供宫廷饮用。茶饼上印有龙、凤花纹。印盘龙者称“龙团”或龙茶、盘龙茶、龙焙、小团龙；印度凤者称“凤团”或凤饼、小凤团等。团茶须煎饮之。
苏东坡在读过唐人薛能的“姜宜煮更夸”诗后，认为唐人饮茶有“河朔脂麻气”。所谓脂麻气，即谓茶香混杂，虽“浑厚”、“奔放”，但失茶之真香。所以说，杂香料者，香气浓重而浊；而香气浓重，就宜于麻木之俗鼻。冯时可在《茶录中》就明确指出：“香重者，非上品也”。赵佶在《大观茶论》中也明确指出：“茶有真香，非龙麝可拟”，而朱权则在《茶谱》中说：因为陆羽过多地渲染和崇尚奇特古朴，所以将茶叶碾成细末，再以其膏脂做成茶饼。
而到了北宋仁宗时，还为这种茶饼设立了龙团、凤团、月团等繁多的名目，茶中还杂有各种香料，茶饼的表面则涂饰金银重彩；“不无夺其真味”。这些做法或多或少地都侵夺了茶的自然香味。一直到大观宣和年间，才有漕臣郑可闻制银丝冰茶，始不用香，名为胜雪。文震享在《长物志》中记载郑可闻始制银丝冰芽时，也称其“以茶剔叶取心，清泉渍之，去龙脑诸香”云云。
由于加入了龙脑香料的团茶饮用后令人有头闷心烦的感觉，所以朝廷天子不甚喜欢，于是就有了制作新茶不加香料的命令，也有了顺天意而研制的新茶等等；而民间也逐渐改去了掺杂香料的习俗……这恐怕也是龙脑香料熏茶，虽到明清时遗风尚存，却难已发展、延续之重要原因。清人俞樾在《今人瀹茗之法起于明初》一文中说：“明沈德符《野获编补遗》云：‘国初四方贡茶，以建宁阳羡为上，犹仍宋制，碾而揉之，为大小龙团。
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进。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笋。茶加香味，捣为细末，已失真味。’今人惟取初萌之精，汲泉置鼎，一瀹便饮，遂开千古茗饮之宗，不知我太祖实首辟此法。陆羽有灵，必俯首服。蔡君谟在地下，亦咋舌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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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时的团茶又可分为沱茶、金瓜、人头茶等。随着时代的发展，以饼、砖、沱为主流的普洱茶产品取代了早期的团茶。其中出名的沱茶形状的产品跟原始的团茶有了明显的区别，就是沱茶中间有个窝窝。而团茶中间是没有窝窝的。
时间的流逝，普洱茶产品龙珠慢慢地多了起来。我最早见到龙珠大概是2011-2012年的时候，那时候是见过台湾茶人黄传芳老师自己用纱布包着捏的。那时候的普洱茶龙珠产品市场上是找不到的，当时也没怎么在意。记得普洱茶龙珠产品在市场上常见是2013年开始。
普洱茶小球状龙珠产品在市场上才出现的时候多大是高端产品，而龙珠的形状则是普洱团茶形状的一种复兴。以前的团茶都是需要撬过后才开泡的，而现在龙珠的规格则是5-8克，刚好一泡，不需要撬茶。而随着龙珠团茶在保证茶口感不变的情况下，便捷性以及消费特性很好的被市场消费者认可。龙珠团茶的单价也被不断的压低。从最早几十元到现在的十几元、几元一粒。龙珠团茶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亲睐。
因为龙珠团茶的规格改小，使得人们能有机会品尝到一些高价格的普洱茶。比如景迈古树茶，以前一般做成饼茶，常规的是357克，一饼卖价500-800元。而做成龙珠团茶，单价则从500-800元下降到10元左右/粒。规格的改小，至少可以买几粒尝尝。
龙珠团茶的热销，相应的也会有制假者利用这种形状，尤其是低于50元/kg的龙珠团茶。几乎都是假。因为龙珠团茶目前还有机制，都是人工捏出来的，所以加工费用比较贵。在昆明，加工1KG饼茶的加工费是10元，而加工1kg龙珠团茶的加工费是40元。这个加工费加上原料和运输成本，龙珠团茶的成本是很高的。正因为制作费用的高昂，一般龙珠团茶多是高价茶。
历史上，普洱茶的包装设计艺术，归纳起来大体经历了五个发展时期，即：号字茶时期、印字茶时期、七子茶时期、改革茶时期和现代茶（当代茶）时期。
“号字茶时期”普洱茶包装设计艺术
清末民初，云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广为流行着一种发明于元代、盛行于明清的古老印刷术，叫“木活字印刷”。那时，古“六大茶山”有的私人作坊、茶庄所制作的普洱茶外包装纸的印刷，就是靠这种古老的印刷术完成的。
从中国印刷术发展的年代来看，清末民初时期，云南普洱茶产地的民间是私人制茶商号，印制茶品商标、票号大多采用雕版印刷（木板印刷）。雕版印刷所用材料，一般选用适于雕刻的枣木、梨木。方法是先把文字和图案写在薄而透明的纸上，字面朝下贴到板上，用刀把文字和图案刻出来；然后在刻成的版上涂以水性油墨，把纸张盖在版上，用刷子轻匀地揩试，揭下来，文字和图案就转印到纸上成为正字或正确图案。
木刻印刷“同庆号”大票
这一时期的普洱茶包装印刷，一般都是单面印刷，亦称“一枚印”。这种印刷技术，就是一张包装纸只印一面。通常保存时无须折迭，如古代的瓦版报纸、街头告示、商业广告等。印刷油墨大都采用“植物油性油墨”、“水溶性油墨”和民间自制的油墨。
“印字茶时期”普洱茶包装设计艺术
“印字茶”时期，普洱茶票号的设计、印刷及包装，渐渐加入了一些少量的艺术色彩，印刷技术已开始采用了小规模的平压印刷机，实施单色机器印刷。普洱茶的设计、印刷及包装的外包装用纸，除了沿用传统手工土制绵纸以外，渐渐开始采用了一些机械抄纸，即机制纸。机械抄纸是手工抄纸的对称。适合于大量生产，费用较低。与手工抄纸相比，重量、厚度较为一致。“印字茶”时期，普洱茶的包装设计元素，主要是与“八中茶”字为核心，向外辐射出制茶厂家名称，由此构成“印字茶”茶品的设计理念，以及简洁、大方的设计美学思想。“印字茶”茶品的平面设计十分简单，设计元素主要集中体现在茶品外包棉纸中央的一个30mm美术体“茶”字上。“茶”字周围再由八个20mm的扁体隶书“中”字围绕，设计创意俗称“八中茶”。外包棉纸“八中茶”的商标外围是由大半圈，上方从右至左书写“中国茶业公司云南省公司”繁体宋体字组成，下方从右到左书写，“中茶牌圆茶”繁体美术字，设计分为繁体字版和简体字版两种。
“七子茶时期”普洱茶包装设计艺术
“七子级”时期，普洱茶的设计、印刷及包装，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设计无风格，商标无头序，包装也混乱，印刷我行我素，人称这一时期是普洱茶包装文化的战国时期。令人头疼的混乱包装，让人难以辨认的茶品就多达数千种之多。这是普洱茶包装设计艺术的苍白时期。
“改革茶时期”普洱茶包装设计艺术
“改革开放”时期，普洱茶的设计、印刷及包装，添加了一些视觉艺术元素，印刷技术采用了压凸印刷、浮雕感印刷，打造出了压凸烫金套印的代表性茶品，有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云南省茶叶分公司生产的“普洱方茶”等。“改革开放”时期，普洱茶的外包纸，除了沿用传统手工土制绵纸以外，一般是根据茶叶外贸出口的要求，一些外销茶品除外包纸外还加了硬纸盒包装。普洱茶包装也开始使用一些现代包装材料，如，硬纸箱、袋装和盒装，硬纸外包装最为流行。
“现代茶时期”普洱茶包装设计艺术
“现代茶”（当代茶）时期，普洱茶的设计、印刷及包装，都加入了更多的时代特征、企业文化和现代艺术元素，印刷技术也采用了高保真彩印法、自动套准彩印法，借助现代先进的彩色印刷机械，实施彩色印刷。这一时期，普洱茶的票号图案、设计包装除了新颖、考究以外，品种繁多。
茶品的包装印刷仍保持着传统手工绵纸单面或双色印刷工艺。茶品的外包装（硬盒）、手提带，都选用了铜版纸、特种纸、轻型纸、纤维布料，采用现代彩色凹印技术，凸版烫金套印等高科技印刷工艺。设计五花八门，包装琳琅满目，印刷光彩夺目，体现出改革开放的新成果。
茶叶被我们的祖先发现以后，对它的利用方式先后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发展演化，才进展到如今天这种“开水冲泡散茶”的饮用方式。
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仅仅是把茶叶当作药物。这与《神农本草》记载的“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是相吻合的。茶叶具有清热解毒、提神、醒脑等功能，至今仍被某些地区的群众当作药用。那时人们从野生的茶树上砍下枝条、采下芽叶，放在水中烧煮，然后饮其汁水，这就是原始的“粥茶法”。这样煮出的茶水，滋味苦涩，因此那时称茶为苦荼。
至迟到秦汉时，人们创造了“半茶半饮”的制茶和用茶方法，即不直接烧煮鲜叶，而将制好的茶饼在火上灸烤，然后捣碎研成细末，冲入开水，再加葱、姜、橘子等调和。这种在茶中加入调料的饮法，在我国的部分民族和地区中沿习至今，如傣族饮的“烤茶”，就是在铛罐中冲泡茶叶后，加入椒、姜、桂、盐、香糯竹等调和而成。
到唐宋时期，饮茶之风大盛，当时人们最推崇福建的建溪茶，这种压成团饼形的茶，制作十分精巧，茶饼的表面上分别压有龙凤图案，称为“龙团凤饼”。饮茶时先将团茶敲碎，碾细，细筛，置于盏杯之中，然后冲入沸水，这就是所谓的“研膏团茶点茶法”。当时皇宫、寺院以及文人雅士之间还盛行茶宴，茶宴的气氛庄重，环境雅致，礼节严格，且必用贡茶或高级茶叶，取水于名泉、清泉，选用名贵茶具。茶宴的内容大致先由主持人亲自调茶或亲自指挥、监督调茶，以示对客人的敬意，然后献茶，接茶，闻茶香，观茶色，品茶味。茶过三巡之后，便评论茶的品第，称颂主人道德，以及赏景叙情、行文做诗等等。
到了明代，太祖朱元璋有感于制作龙团凤饼劳民伤财，于是亲自下诏：“罢造龙团，惟芽茶以进。”这里所说的芽茶也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散茶叶了。从此以后人们不必将茶先压成饼，再碾成末，而是直接在壶或盏中沏泡条形散茶，使饮茶的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革。这样的饮茶方式使人们对茶的利用简单而方便了。人们把盏玩壶品茶，也使盏、壶的制作更加精美，使茶具成为艺术。这种饮茶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
目前，除了适应快节奏的生活，一部分人饮用即冲即饮的速溶茶，或为了治病保健的需要，饮用含茶或不含茶的保健茶外，饮茶的方式、方法自明朝以来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明末清初的东鳞西爪——在越陈还不越香的时候
总有一些东西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发精彩，前朝的艺术品、美酒、手中把玩了多年的核桃、普洱茶以及对初恋情人的回忆。云南是今人传说中世界茶叶的发源地，本地较原始的品种，充分保留了原始形态的大叶子。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此类粗枝大叶之物原入不得文人雅士的眼，只能送往康、藏等地区人民，由于饮食中含有大量酸性的动物蛋白，高含碱性物质的云南大叶种茶，可对他们而言确实是须臾难离的。
相对于云南地区落后的生产技术、物资匮乏的现实情况，用家中仅有的铁器——炒菜铁锅来杀青，利用阳光晒干是云南人唯一现实的加工方法。原始的茶叶种群、最简单的加工方法无意中成就了适合食肉族群的特殊茶品，而中原地区白菜、豆腐为主的饮食结构是禁不住金戈铁马大叶茶的刮油功效的。
云南当地茶人在早期对茶叶的品评沿用的是中原地区的鲜、爽、嫩、绿，而在边疆地区由于海拔关系细嫩芽头类的绿茶无法经受煮茶的考验，而粗老枝叶必须经紧压后才方便运输，所以早期的普茶是粗老叶片杀青晒干后喷水回软直接压入骒马的驮篓里的，为防止篓中茶叶发霉，压实后再插入几根木棍，风干后拔出木棍用于运输中通风。由于茶马古道多是顺着湿热的河谷并行，再加上牲畜的汗水蒸发，经过半年多的旅途后驮箩中的老叶已经轻微发酵了，单宁含量大减，苦涩度降低。游牧民族本就是将茶叶混入奶中煮的，茶中所有的苦涩早被奶水盖住了。这就是普茶最原始的紧压形式，直到今天，下关某厂还在生产此类沱茶。
到了清初，一方面坐了龙庭的游牧氏族首领希望自己日常饮用之物敛去粗陋的外衣，另一方面被游牧民族赶到东南亚的汉人只能携带耐存的普茶，原来整沱的普茶才有了较为规整的沱、砖、饼等紧压外形。其中，现在文字记载中最早的饼茶见于清初。
在各种普茶的运输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往茶叶包装上洒水，既能防止茶叶摩擦干碎，又使得茶汤红浓好喝，所以洒水增湿的办法开始推广了（但与今天的湿仓不是一个概念），但直到此时，大家对着茶的概念还只停留在普茶“耐久存”和“老茶治百病”这种经验认识上，对于如何减少普茶中的苦、涩以及“越陈越香”，都还没有直接表述或作出合理解释。到1980年代，生普出口时还是归入“绿茶”类，当时即使是生普，也讲究的是当年产品，只不过大家知道此种茶久存后也不会变质罢了。从当年大陆地区物资匮乏的状况看，很难有人追捧“寡油”的普茶，更不会有长期存茶的阶层。
香港茶商的贡献——越陈越香
1949年的巨变不但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普茶。在那个资本集聚的弹丸之地香港，消食解油的普茶，渐渐登堂入室。
此时，由于运输条件的改善，原来在马背上山水间经历6—12个月的运输，变得只要1个多月就能运到目的地，传统普茶运送中的后发酵过程被机械运输的快节奏省却，导致普茶零售过程中新、老茶青的品饮口感高低立现（当然，香港本地的高温高湿环境也功不可没）越陈越香的口号，就是那时被茶商叫响的。
回头再看这段历史，50年代意识形态不同导致的物资隔绝、云南引进红茶制造工艺引发普茶供应减少，“越陈越香”中是否也有新茶无法及时供应的无奈呢？无论如何，是香港的茶人，保留了普茶的文化血脉。
历史上，茶很早就被人们发掘并作为一种很珍贵的贡品贡献给那些权势、富豪享用，平常百姓很难有这种享受。茶由贡茶而演化为贵族茶道，达官贵人、富商大贾、豪门乡绅无不借权利和金钱求其极，很违情理，其用心在于炫耀权力和富有。源于明清的潮闽工夫茶即贵族茶道，发展至今日渐大众化。
茶虽为洁品，但当它的功能被人们所认识，被列为贡品，首先享用它的自然是皇帝、皇妃再推及皇室成员，再是达官贵人。“小家碧玉”一朝选在君王侧，还能保持质朴纯洁么?恐怕很难。这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茶列为贡品的记载最早见于晋代常据著的《华阳国志?巴志》，周武王发联合当时居住川、陕、部一带的庸、蜀、羡、苗、微、卢、彭、消几个方国共同伐纣，凯旋而归。此后，巴蜀之地所产的茶叶便正式列为朝廷贡品。此事发生在公元前1135年，离今有3000年之久。
列为贡品从客观上讲是抬高了茶叶作为饮品的身价，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大发展，刺激了茶叶的科学研究，形成了一大批名茶。中国社会是皇权社会，皇家的好恶最能影响全社会习俗。贡菜制度确立了茶叶的“国饮地位”，也确立了中国是世界产茶大国、饮茶大国的地位，还确立了中国茶道的地位。
但茶一旦进入宫廷，也便失去了质朴的品格和济世活人的德行。反之，贡茶坑苦了老百姓。
为了贡茶，当此时，男废耕，女废织，夜不得息，昼不得停。茶之灵魂被扭曲，陆羽所创立的茶道生出一个畸形的贵族茶道。条被装金饰银，脱尽了质朴;茶成了坑民之物，不再济世活人。达官贵人借茶显示等级秩序，夸示皇家气派。
贵族们不仅讲“茶”，也讲“真水”，为此，乾隆皇帝亲自参与“孰是天下第一泉”的争论，"称水法"一锤定音，钦定北京玉泉水为天下第一泉。为求"真水"又不知耗费多少民脂民膏。相传，唐朝宰相李德裕爱用惠泉水煎茶，便令人用坛封装，从无锡到长安"铺递"，奔波数千里，劳民伤财。此后因一云游和尚点化，知其弊端，才“人不告劳，浮位乃洱”。
贵族茶道的茶人是达官贵人、富商大贾、豪门乡绅之流的人物，不必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但一要贵，有地位，二要富，有万贯家私。于茶艺四要“精茶、真水、活火、妙器”无不求其“高品位”，用“权力”和“金钱”以达到夸示富贵之目的，似乎不如此便有损“皇权至上”，有负“金钱第一”。
贵族茶道奢侈且有很多违情背理的地方，但因为有深刻的文化背景，这一茶道成为重要流派香火绵延，我们不得不承认其存在价值。作为茶道应有一定仪式或程序，贵族茶道走出宫门在较为广泛的上层社会流传，其富贵气主要体现在程序上。其变种即源于明清至今仍在流传的闽潮功夫茶。
这是茶气对人和人与茶气的互动产生的效应，不同的人感觉是不一样的，同一个人在不同环境和心境下的感受也不一样。感受茶气也有层次之分、轻重之别，有直观感受，有重叠感受，也有多重感受，包括参与了文化、艺术、宗教的通感。茶气可以说是把禅茶一味推向最高境界的助然体和推进器，刹那间的灵光闪现就在茶气上升之时。
茶气，对普洱茶品茗具有极重要地位，也是普洱茶最主要特色之一。
品饮陈年普洱茶茶汤后，有机锗进入品茗者体内，达到补气功效。古往今来饮茶品茗者千千万万，有几人真正体会到茶气美妙的境界？一来真懂得品尝茶气者不多，二来有茶气的好茶却得来不易。
云南邦崴古茶树
这株过渡型的千年古茶树是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在这之前还未见到任何类似的报道)，是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它不仅仅是远古时代先民们驯化利用茶树的珍贵的文物和文化斯遗产，而且是茶树进化的活化石，它为研究茶树的起源、演化、人工的驯化与传播提供了新的版证据。邦岩古茶树的存在至少客观地表明了以下三点事实
(1)茶树在系统进化过程中，为了自然的生存和繁育，其营养器官为适应外界环境明显地开始变异演化，而其生殖生长部分则是较为保守地缓慢地演变，为了适应高山环境生存紫衍需要，其密腺比较发达。
(2)这株古茶树的变异演化属于稳定性选择的可能性较大，它明显地表现为由原始型野生茶树向现代栽培型茶树生态结构演化，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是由量变到质变的逐渐演化，而且是属同地物种分化变异，估计经历的时间较长，才逐渐形成类似可以直接利用的过渡型(相对稳定)茶树。
(3)这株古茶树在茶树的系统演化过程中，表现了一个进化的层次，是茶树向更高级进化必经的一个层次，而且是不可逆转的。它同现今栽培的云南大叶种群中最普遍栽培的普洱茶(C.assumaic(Mast)ChangCambnoy.1984)在营养器官部分有着很大相似的性状，其生殖器官部分又类同于原始型野生茶树。从原始野生型演化到现今丰富多样的栽培型，是历经了个渐变式的演化过程，是受茶树遗传基因和自然环境因素综合影响下，沿着茶树物种先期适应性自然选择的方向演化的，邦崴古茶树的存在证实了这一点。
茶树进化活化石一邦崴古茶树的发现说明：由于遗传基础和遗传性状的不同司，即使在同环境下，也不是所有的山茶科植物都能演化成现今丰富多样的为人们所能饮用的茶叶树种的，而仅仅是其中具有某些先期适应性的茶树遗传物质的某一种或某一分枝近缘植物在自然环境的影响下，沿着一定的进化方向经自然选择演化而形成的，邦崴古茶树的演化，必然是愈来愈接近现代栽培型茶树的综合性状，这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由量变到质变演化的一个必然的阶段。
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派军戍边,并让中原、江南大批民户到边地屯垦，分为“军屯”、“民屯”、“商屯”三种，随大批外来移民的迁入，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蒸青团茶制法。
明万历年未年，谢肇淛(公元1567～1624年)，在《滇略》记载：“滇苦无茗，非其地不产也，土人不得采取制造之方，即成而不知烹瀹之节，犹无茗也。昆明之太华，其雷声初动者，色香不下松萝，但揉不匀细耳。点苍感通寺之产过之，值亦不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瀹作草气，差胜饮水耳”，这是“普茶”一词最早出现在文字记载中。
从“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这短短八个字中,我们可以得知在明万历年间,“普茶”作为一种商品，已广为流通,被当时云南各阶层所普遍接受，已经是一种畅销商品。“蒸而成团”四字则指出了当时普洱的加工形式有所改进，已由唐朝时期的“散收，无采制法”演变成了将鲜叶蒸揉后制为团茶形式,但制茶技术有缺陷,被当时中原人士认为是“不得采取制造之方”、“差胜饮水耳”。
其后，方以智于明朝未年撰稿的《物理小识》(公元1664年)载：“普洱茶蒸之成团，西蕃市之。”此处已明确提出“普洱茶”之名，并指出普洱茶在当时已远销“西番”，制法为“蒸之成团”，而此时距清朝设普洱府尚有百年。
至此可知，“普洱茶”得名之初是以地得名，其名随地名更替，当时的普洱茶应是指车里军民宣慰使司(驻今景洪县景洪，辖地较今西双版纳略阔)辖地普洱(今普洱县)所产之茶。且由车里军民宣慰使司派遣一头目加以管理,远销西蕃等地,制法参考了中原传入的较先进的蒸青团茶制法,已有所改进，但技术有待提高。
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派军戍边,并让中原、江南大批民户到边地屯垦，分为“军屯”、“民屯”、“商屯”三种，随大批外来移民的迁入，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蒸青团茶制法。
明万历年未年，谢肇淛(公元1567～1624年)，在《滇略》记载：“滇苦无茗，非其地不产也，土人不得采取制造之方，即成而不知烹瀹之节，犹无茗也。昆明之太华，其雷声初动者，色香不下松萝，但揉不匀细耳。点苍感通寺之产过之，值亦不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瀹作草气，差胜饮水耳”，这是“普茶”一词最早出现在文字记载中。
从“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这短短八个字中,我们可以得知在明万历年间,“普茶”作为一种商品，已广为流通,被当时云南各阶层所普遍接受，已经是一种畅销商品。
“蒸而成团”四字则指出了当时普洱的加工形式有所改进，已由唐朝时期的“散收，无采制法”演变成了将鲜叶蒸揉后制为团茶形式,但制茶技术有缺陷,被当时中原人士认为是“不得采取制造之方”、“差胜饮水耳”。
其后，方以智于明朝未年撰稿的《物理小识》(公元1664年)载：“普洱茶蒸之成团，西蕃市之。”此处已明确提出“普洱茶”之名，并指出普洱茶在当时已远销“西番”，制法为“蒸之成团”，而此时距清朝设普洱府尚有百年。
参考《普洱建置历史沿革》：“古普洱地方至元朝未独立设府也无“普洱”地名。到明朝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起用“普耳”为名。明朝万历年间(公元1573年—1620年)改称“普洱”;又据明·李元阳撰万历《云南通志》(公元1574年)卷十六“贡象道路”载:“由景东历赭乐甸行一日至镇源府，又行二日始达车里军民宣慰使司之界，行二日车里之普耳，此处产茶。一山耸秀，名为光山。有车里一头目居之。”，而乾隆年间赵学敏所撰《本草纲目拾遗》(公元1765年)一书亦载：云南志·普洱山在车里军民宣慰司北。其上产茶，性温味香，名普洱茶。
至此可知，“普洱茶”得名之初是以地得名，其名随地名更替，当时的普洱茶应是指车里军民宣慰使司(驻今景洪县景洪，辖地较今西双版纳略阔)辖地普洱(今普洱县)所产之茶。且由车里军民宣慰使司派遣一头目加以管理,远销西蕃等地,制法参考了中原传入的较先进的蒸青团茶制法,已有所改进，但技术有待提高。
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散茶、芽茶、叶茶的概念非常混乱，有的甚至释义相反。
如散茶，宋时也称草茶，南宋《韵语阳秋》对唐时宜兴贡茶考证说：“当时李郢茶山贡焙歌云，‘蒸之馥之香胜梅，研膏架动声如雷’，……观研膏之句，则知尝为团茶无疑。自建茶人贡，阳羡不复研膏，只谓之草茶而已。”由这里看，散茶是不加研膏的草茶。但是，在明·丘濬的《大学衍义补》（1487年）中，其按称：“宋人造作有二类，曰片曰散，片茶蒸造成片者，散茶则既蒸而研，合以诸香以为饼，所谓大小龙团是也。”这就是说，宋朝的散茶，不是“草茶”，而正好是紧压茶类的团茶、饼茶。
从文献记载来看，中国茶类生产，在两晋、南北朝和隋唐，以采造团茶和饼茶为主，但也有旅摘旋炒的炒青一类茶叶。所以，茶叶的名字，除团茶、饼茶或片茶一类的称谓外，与这些紧压茶相对的，还有“芽茶”、“散茶”一类的名字。毛文锡《茶谱》（935年前后）称：“眉州洪雅、昌阖、丹棱，其茶如蒙项制茶饼法，其散者叶大而黄，味颇甘苦，亦片甲、蝉翼之次也。”片甲、蝉翼是“散茶之最上”者，以其芽叶的形状而名。这也即是说，散茶是各种非紧压茶的统称，其下还可以有片甲、雀吉、麦颗等一类专名。至于芽茶，可以是散茶，但也可以如毛文锡《茶谱》所说的蒙山“压膏露牙、不压膏露牙”和宣城用茗牙装面的小方饼——丫山阳坡横纹茶等一类的紧任茶。唐朝散茶生产、消费的数量不大，有关散茶的记述也不多。至宋朝特别是南宋以后，随散茶生产的发展，史籍中正式出现“片、散”两种茶叶花色。片茶，福建称为腊面茶或腊茶，有的地方称为研膏，属团茶和饼茶一类。散茶，包括蒸青、本茶或炒青一类的茶叶，有的地方，把蒸青、炒青也称为草茶。明朝所称的芽茶和叶茶，实际就是宋元所说的草茶。所以，明清芽茶、叶茶的独兴，从发展的角度说，也可以称是过去草茶或散茶的盛起。
元朝时团茶、饼茶主要用作贡茶，民间一般只饮散茶和未茶。尽管元朝的茶类生产已转入以散茶为主，由于充贡的建茶仍是龙团凤饼，所以时人仍有以团、饼为“天下第一茶”的传统印象。入明以后，如《馀冬序录摘抄内外篇》所载：“国初建宁所进，必碾而揉之，压以银板，为大小龙团，如宋蔡君谟所贡茶例，太祖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一照各处，采芽以进。”即是指明朝初年，建宁贡茶还一如宋制，专以来造龙团凤饼等一类的紧压茶，后来朱元璋认为这样太“重劳民力”，才下令“罢造龙团”，改造芽茶以进。这一改革，从统治阶级的本意来说，是通过轻摇薄赋等一些体恤民力的措施，把社会生产恢复和发展起来，以稳定新建立起来的政权。但是，在客观上，对进一步破除团茶、饼茶的传统束缚，促进芽茶和叶茶的蓬勃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明朝叶茶的全面发展，首先表现在各地名茶的繁多上。如前所说，宋朝散茶在江浙和沿江一带发展很快，但文献中提及的名茶，只有回注、双井、顾渚等不多几种，但明代黄一正的《事物绀珠》（1591年）中，其所辑录的“今茶名”就有（雅州）雷鸣茶、仙人掌茶、虎丘茶、天池茶、罗茶、阳羡茶、六安茶、日铸茶、含膏茶（邕湖）等97种之多。
《事物绀珠》，成书于万历初年；上述记载表明，散茶或叶茶经过明朝两个世纪的发展以后，在中国不但形成了如此众多的名特茶叶，而且其地域从云南的金齿（治位今保山）、湾甸（州治在今镇康县北）起，向北绵延一直到今山东的莱阳，基本上各地区都形成了自己的主要茶叶产地和代表名茶，从而也奠定了我国近代茶业或茶叶文化的大致格局和风貌。
明朝叶茶的突出发展，还表现在制茶技术的革新上。元朝散茶的采制，如前引《王祯农书》所见，虽其工艺流程已颇系统、完整，但介绍的只蒸青一种，而且从高档茶的要求来看，不免粗略。至明以后，如闻龙《茶笺》（1630年）所说，“诸名茶法多用炒，惟罗宜于蒸焙”，在制茶上，普遍改蒸青为炒青，这对芽茶和叶茶的普遍推开，提供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也使炒青等一类制茶工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如明代罗廪《茶解》（1609年）的炒青技术要点载，采茶“须晴昼采；当时焙”，否则，就“色味香俱减”。采后萎调，要放在箪中，不能置于漆器及瓷器内，也“不宜见风日”。炒制时，“炒茶，铛宜热；焙，铛宜温。”具体工序是：“凡炒止可一握，候铛微炙乎，置茶铛中，札札有声，急手炒匀，出之箕上薄摊，用扇扇冷，略加揉挼，再略炒，入文火铛焙干。”这段文字，讲了杀青、摊凉、揉捻和焙于这样一个过程，在这几道工序中，书中指出，杀青后薄摊用扇扇冷，色泽就如翡翠，不然，就会变色。另外原料要新鲜，叶鲜膏液就具足；杀青要“初用武火急炒，以发其香，然火亦不宜太烈”；炒后“必须揉挼，揉挼则脂膏熔液”，等等。有些制茶工艺，如松萝等茶，对采摘的茶芽还要进行一番选拣和加工，经过剔除枝梗碎叶后，“取叶腴津浓者，除筋摘片，断蒂去尖”，然后再付炒制。所有上述这些工艺和认识，在近代茶叶科学出现之前，一直是中国乃至世界传统制茶经典性的工艺和认识，即便是现在，其许多工艺和技术要点，仍沿用于中国各种名特和高档茶叶的制作过程之中。
明朝叶茶的独兴于时，还表现在促进和推动了其他茶类的发展上。除绿茶外，明清两朝在黑茶、花茶、青茶和红茶等方面，也应运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如黑茶，据文献记载，四川在陕洪武初年便有生产，后来随茶马交易的不断扩大，至万历年间，湖南许多地区也开始改产黑茶，至清朝后期，黑茶更形成、发展为湖南安化的一种特产。花茶源于北来龙风团茶掺加龙脑等加工工艺，后来如旅岳《茉莉词》（约12世纪）所示，至迟在南宋前期，就发明了用茉莉等鲜花窨茶的技术，但花茶的较大发展，还是兴之于明代。据朱权《茶谱》（1440年前后）、钱椿年《茶谱》（1539年）等茶书记载，明朝常用以窨茶的鲜花除茉莉外，更扩展到木樨、玫瑰、蔷薇、兰蕙、橘花、桅子、木香、梅花和莲花等十数种。乌龙茶，亦有称青茶的，是明清时首先创之于福建的一种半发酵茶类。红茶创始年代和青茶一样，也无从查考，从现存的文献说，其名最先见之于明代中叶的《多能鄙事》（约十五六世纪）。入清以后，随茶叶外贸发展的需要，红茶由福建很快传到江西、浙江、安徽、湖南、湖北、云南和四川等省，在福建还形成工夫、小种、白毫、紫毫、选芽、漳芽、兰香和清香等许多名品。
明清芽茶、叶茶的发展，取决于其本身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清朝尤其是茶的对外贸易的刺激和促进的结果。
宋代的品茶与赏茶，因为有皇帝和上层人士的直接参与，打破了唐代由茶人与僧人为主导的局限。从唐代开始出现的煮茶与分茶法到了宋代更为普及。而茶坊、茶肆的出现，使茶开始走向世俗生活。一方面，上至朝廷，下至市井老百姓对盛行的“茶会”“茶宴”与“斗茶”“分茶”饮茶风俗情有独钟，表明了茶在当时已不仅仅是“开门七件事”之一，而上升到一门高雅的艺术，是相聚赏玩娱乐的主要交际手段之一；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这种举国上下对茶品的热衷，自然形成了制茶业在宋代的空前繁荣，从茶叶的采摘、焙制、造形、包装、递运、进贡等诸方面相比唐代制茶更上一层楼，且规定更加细致、命名也十分考究。
宋代斗茶图
“茶人群体”进一步扩大，茶叶专著与文章（包括诗词歌赋）相比唐代显著增多。较著名的如宋徽宗的《大观茶论》，蔡襄的《茶录》，陶谷的《茗荈录》，唐庚的《斗茶记》，叶清臣的《述煮茶泉品》，苏轼的《叶嘉传》，宋子安的《东溪试茶录》，黄儒的《名茶要录》，熊蕃的《宣和北苑贡茶录》，赵汝砺的《北苑别录》等等。
当然，这中间——宋代茶人群体中，也出现了一位几乎与唐代陆羽齐名的“超级茶人”，你很难想到，他竟然是宋代的第八位皇帝——宋徽宗赵佶。宋徽宗是继唐代陆羽之后又一个最著名的茶叶专家。也可以说是“大家”。他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中，总共三百多个皇帝中唯一一个写茶书的人。
宋徽宗-赵佶
显然，宋徽宗精研过陆羽的《茶经》，他不仅深刻地理解了陆羽在《茶经》中对“膏”字的使用，而且也以专家的眼光将“膏”字尚未深化的内容挖掘出来。在《大观茶论》中，他提出一个鉴别茶的方法：
“茶之范度不同，如人之有面首也。膏稀者，其肤蹙以文；膏稠者，其理敛以实。”
意思是说：茶饼的外表如人的面目，茶饼表面含的膏状物质，如果较稀的话，会出现很多皱纹。如果表面含的膏状物质较多、较厚，即膏稠者，其表面的纹理不明显，质地坚实。
那么，这里有一个疑问：宋徽宗提出的这个膏稀与膏稠是怎么来的呢？唐代陆羽的“含膏者皱”是“蒸之、捣之、拍之”之后使茶汁溢出，经空气氧化，使茶汁出现了“膏化现象”。而宋徽宗的膏稀和膏稠的提法难道与唐代工艺如出一辙？是唐代“含膏者皱”这一思路的延续？
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宋代的茶人已经成功地将茶叶与茶汁分离，又将茶汁还原为另一种稠状物质，即茶膏。那么，宋代是采用什么手段实现这一分离的呢？我们从宋代的另一本茶叶专著中找到了答案。这本书名字叫《北苑别录》。书的作者是赵汝砺，为南宋时期福建转运使主管账司。北苑贡茶苑为宋代皇宫直属的茶园，专门为宋代皇室采茶、制茶的贡茶单位。它始建于公元976年，在宋徽宗当政的25年中，北苑贡茶苑最为红火。在这本书里，赵汝砺第一次揭示了宋代制作茶膏的方法。
宋代制茶工艺
“茶既熟谓茶黄，须淋洗数过。方人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先是包以布帛，束以竹皮，然后入大榨压之，至中夜取出揉匀，复如前入榨，谓之翻榨。”
这段话的意思是：蒸熟的茶叶称“茶黄”，茶黄得淋水数次令其冷却，先置小榨床上榨去水分，再放大榨床上榨去油膏。榨膏前用布包裹起来，再用竹皮捆绑，然后放到大榨床下挤压，半夜时取出搓揉，再放回榨床，这是翻榨。
需要说明的是，《北苑别录》的作者赵汝砺在写到这里之后，又掇上几句话：“盖建茶味远而力厚，非江茶之比。江茶畏流其膏，建茶唯恐其膏之不尽，膏不尽则色味重浊矣。”意思是说：北苑的贡茶（也称建茶）味道厚重，不是其他茶能比的。江茶害怕茶汁流失，而建茶却担心茶汁流不干净，因为茶汁流不干净使茶色浑浊，异味太重。
乍一看这几句话，不知是生产茶膏的工艺，倒认为宋代的饼茶一味地将茶汁挤出才能算做好茶。但是如果真按字面意思去理解的话，那榨去茶汁的茶叶一定会如木屑一般。因为失去了茶汁的茶叶也就失去了茶的本味，不可能有品饮的价值。但作者为什么又这么说呢？
其实，后几句话是作者的障眼法。毕竟北苑贡茶苑是皇家茶园，有相当严格的保密制度。不可能允许任何一个知情的官员随意将这里的秘密对外泄漏，更别说以书籍的名义。
实际上，作者是在有意无意中，很巧妙地将茶膏的制作工艺记录下来。
中国茶膏博物馆—复刻版玉蝉膏
宋代将此方法获得的茶膏，用于两个方面：
一是作为独立的茶品纳入宋代的茶品名录。如北宋第一位茶著者陶谷（公元907~960）在撰写《茗荈录》时，就将两款茶膏纳入其中：一种是“玉蝉膏”，另一种是“缕金耐重儿”。虽然《茗荈录》主要记述茶事的十八个趣闻，但我们从这些描述中看到这两款茶膏的名称，标志茶膏作为独立产品的存在。
二是在饼茶制作过程中，有意识将饼茶表面用茶膏涂层，以增加饼茶表面的光亮度与色泽。这与唐代制茶中“含膏”工艺有明显不同。或者说相比唐代而言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宋朝的蔡襄（公元1012~1067）曾做过宋仁宗的贡茶使（负责造茶进贡的官吏），在他著述的《茶录》中对此有专门的描述：“饼茶多以珍膏油其面，故有青黄紫黑之异”。这里的“珍膏”就是茶膏。他说：饼茶多数用茶膏涂在饼茶的表面，因此有青色、黄色、紫色、黑色的区别。实际上，宋徽宗在《大观茶论》提到的“膏稀者”与“膏稠者”都与茶膏涂在饼茶表面多少与厚薄有关。
龙团凤饼图案
其实，宋代是中国名茶不断涌现的时代。我们从《宣和北苑贡茶录》（宋代熊蕃所著）中，可以体察到为皇家所造团饼茶那出神入化的皇室茶谱。其中尤以龙团凤饼为精造致极。熊蕃在他的书中，录有三十八中团饼茶模型，有方、圆、椭圆、花式等，造型多姿多彩，饰面用龙凤图腾，祥云氤氲，寄托一种神韵，其茶名“乙夜清供”“承平雅玩”“龙凤英华”“龙园胜雪”“玉除清赏”等更是引人入胜。这其中，有一条是后人极少发现的，就是茶膏也为其增色不少。如果没有“珍膏油其面”，会使其逊色不少。
但是，不幸的是，这种制茶工艺却在明代戛然而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下诏罢造龙团凤饼，全部改为“散形茶”，使延续上千年的唐宋制茶工艺就此消失，包括茶膏在内，从此不见踪迹。
中国人贪念茶叶的香气与滋味，“蒸青”即以热气煮蒸方式将鲜茶所含各种香与味的成分保留下来，以供享受;鲁成银说：“炒青”技术的价值在于，高温急炒，一则将那些低沸点的芳香物，比如青草气(日本茶里淡淡的“海苔味”即此种物质)给挥发掉了;同时，炒的过程本身，又重新进行了物质转化与聚集--香气与滋味，由此更上台阶。科学测定，茶叶鲜叶所含香气成分种类不多，约50种;而经过制茶程序之后，绿茶香气成分可达110种--绿茶工艺，其实主要也就是各种手法的“炒”而已;而红茶则可达325种。茶叶香气成分的这种跃进，其核心性技术的突破，在现代的科学家如鲁成银看来，关键当然是“炒青”。
为什么中国出现了具有革命性价值的“炒青”技术，而日本一直固守“蒸青”技术直到现在?鲁成银说他相信，这种变化背后一定是中国人感觉系统的变迁--而这种变化的动力何在，鲁说他其实没有答案。不过，动力虽无可找寻，但从结果上看，“炒青”出现，打开的是中国人寻找茶叶多元感觉的空间，唐宋贡茶所“规定”的香气与滋味规格，不复约束。中国人的茶感受系统，自此不仅别开新面，也渐次升级--开始进入到发现并认识各处茶种特殊性，并寻找与之匹配的制茶工艺阶段。饮者与茶种，经制茶程序，开始寻找互动关系。
对于茶叶而言，科学的分析仍然最具解释力。明朝之后，“炒青”技术的广泛使用，鲁成银描述说它后来逐渐形成两个纵深发展的路向：一是由绿茶而黄茶与黑茶，其间的关键，是黄茶经过杀青(炒青即为杀青的一种)之后，经过一个“闷黄”过程，将茶叶轻微发酵，然后干燥;黑茶则将“闷黄”变为程度更重的“渥堆”发酵，香气与滋味又有一变。二是由绿茶而发展出白茶、青茶(乌龙茶)与红茶，这其间的技术关键是“萎凋”--古人将其描述的十分诗意：三分红七分绿。茶的鲜叶经过一个自然的水分蒸发过程，即萎凋，这同样是一个发酵过程。这道工艺加重一些，如“摇青”，则将制成乌龙茶;程度更深，用力揉捻，促使茶细胞破碎，即成红茶。鲁成银用茶叶科学概念描述：绿茶黄茶黑茶一路，是湿热氧化;而绿茶白茶乌龙与红茶一路，则为酶促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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