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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茶园土壤中脲酶活性研究

2020-12-10

摘 要 用苯酚一次氯酸钠比色法,分析了四川几种主要茶园土壤脲酶活性状况。结果表明,在同一时期,不同种类茶园土壤中脲酶活性差异较大;随着季节的不同,土壤中脲酶活性也有较大变化;同时,在不同的土层中,其脲酶活性也表现出不一样。另经相关分析,土壤中脲酶活性与全氮、有机质、速效氮等关系密切。

关键词 茶园土壤 脲酶 脲酶活性

土壤中的一切生物化学反应,实际上都是在酶的参与下进行的,土壤的酶活性反映了土壤中进行的各种生物化学过程的强度和方向。脲酶是土壤中的主要酶类之一,МиНЕНКО等研究证明,土壤脲酶对土壤中氮的转化,特别是对尿素的利用率等有重要影响作用,而尿素是一种优质氮肥,在当今世界农业中广泛应用,因此,国外如苏联、英国、匈牙利等国科研人员对参与尿素水解的脲酶研究极为重视,对脲酶的活性以及利用其活性提高尿素的利用率等进行了较多研究;我国关松荫等对一些耕作土壤和森林土壤脲酶有一定研究,而茶园土壤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耕作土壤,对其脲酶活性研究,国内尚属空白。因此,作者为了探明四川茶区各种土壤中的脲酶活性状况、分布规律及其与土壤肥力关系等,特展开研究,旨在为今后深入研究并利用茶园土壤脲酶活性潜能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土壤

供试土壤为四川茶区茶园土壤,主要为砂岩黄壤、灰岩黄壤、老冲积黄壤和酸性紫色土,分别采自永川市(四川省农科院茶研所试验茶场)、涪陵市枳城区(个体茶园)、成都郫县(四川省茶研所郫县试验场)和乐山市(个体茶园)。各土壤基本性状见表1。

表1 供试土壤基本性状

土壤类型pH有机质

(%)全氮

(%)速效氮

(mg/kg)速效磷

(P)

(mg/kg)速效钾

(K)

(mg/kg)砂岩黄壤5.41.390.8229.3638.92

56.74

灰岩黄壤5.71.210.7624.2438.0450.28老冲积黄壤5.61.060.6420.3730.2842.39酸性紫色土5.81.170.7327.3439.26109.56

1.2 试验方法

根据研究内容,在各茶区选取有代表性的壮年茶园,随机设点挖取剖面,分层取样,每种土样按试验设计(见结果与讨论各部分)取土,土样风干后,分析其脲酶活性及其它指标。

1.3 分析测定方法

土壤脲酶活性用茶酚一次氯酸钠比色法。取5g风干土样于50ml三角瓶中,加1ml甲苯,15min后加10ml 10%尿素和20ml pH6.6柠檬酸盐缓冲液,摇匀后在37℃恒温箱中培养24h,过滤后取3ml滤液注入50ml容量瓶中,再加蒸馏水17ml、苯酚钠液4ml和次氯酸钠液3ml,随加随摇,20min后显色、定容,1h内在分光光度计上于波长578nm处比色测定。同时做标准曲线和空白试验、无基质对照试验。土壤有机质、全氮、速效氮、速效磷、速效钾和pH值均按常规方法测定。

2 结果与讨论

2.1 四川茶园土壤脲酶活性状况

Skujins、Delaune等人研究证明,土壤酶活性的强弱,受土壤物理性状、气温等多种因素影响,因此,该试验于1995~1997年每年气温较高的7月中旬进行取样测定,研究茶园土壤脲酶在较高的气温(土温)下的活性状况;另外由于茶树根系大部分集中在0~40cm土层内,因此,每种土样均取自0~40cm土层,充分混和,风干测定。表2结果表明,砂岩黄壤茶园中脲酶活性最高,在NH3-N 0.82~1.17mg/g.37℃.24h(以下各酶活性数据单位表示方法均同)之间,平均为0.96;其次为灰岩黄壤,其活性在0.85~0.98之间,均值为0.90;而老冲积黄壤的脲酶活性最低,均值为0.51;酸性紫色土的脲酶活性居中。分析以上脲酶活性状况,笔者认为是由以下因素综合作用所致:第一是由于土壤中有机质含量的影响,据笔者研究,茶园土壤中脲酶活性与土壤有机质含量呈正相关(见表4),从表1可以看出,砂岩黄壤有机质量最高,灰岩黄壤其次,而老冲积黄壤最低;第二是由于土壤物理状况的影响。由于老冲积黄壤板结、质地粘重,致使土壤透气性差,直接影响到酶活性的强弱;第三是由气温状况所致。从表2中可看出,砂岩黄壤和灰岩黄壤(试验点)均地处川东地区,而老冲积黄壤和酸性紫色土则位于川西或川西南,两地同一时期气温差异较大,因此气温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土温差异,所以在土温相对较高的土壤中,其脲酶活性则强些(表3数据可进一步证明)。

表2 四川茶园土壤脲酶活性状况

土壤类型地区脲酶活性均值砂岩黄壤永川市(川东)0.82~1.170.96灰岩黄壤涪陵市(川东)0.85~0.980.90老冲积黄壤成都郫县(川西)0.48~0.650.51酸性紫色土乐山市(川东南)0.55~0.680.62

注:脲酶活性表示单位:NH3-N mg/g.37℃.24h,以下各表均同。样本数均为12个。

表3 土壤脲酶活性的季节性变化及剖面分布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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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茶馆在四川 四川茶馆在成都


有一种说法:“天下茶馆在四川,四川茶馆在成都。”——自从蜀中太守李冰天才地修筑都江堰后,成都平原顿成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在宁静的农耕岁月里,四川人的生存便比许多地方更容易。一旦生存容易,人性中那份对悠闲与舒适的追求便潜滋暗长,进而寻求某种形式的表达,这就使四川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茶馆无处不在,密如繁星。于是,泡茶馆便成为四川人最写意最日常的休闲生活方式。

1

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黎明。时值农历岁尾,川西平原深睡在一团又黏又冷的夜雾中。如果说,作为西部重镇的成都,它那纵横交错的街道上,众多的霓虹和路灯使人难以察觉新的一天是如何到来的话,那么在距它仅仅三十公里的这座小镇,隆冬的凌晨是从一座年久失修的老建筑开始的。

这座小镇叫彭镇,属成都市双流县辖地。窄窄的杨柳河从镇中缓缓流过,河的两岸,新旧各异、高低不齐的民居如同巨型补丁,错落在寂静的平原上。仅有的几盏路灯和绝大多数还漆黑一片的楼院,都显露出一种掩饰不住的破败与冷清。独有靠近杨柳河的一座青瓦立料的老房子里,此刻已经人声鼎沸,烟雾袅绕。长方形的老虎灶年代久远,上面坐着几只热气腾腾的水壶。胡乱摆放的色泽黝暗的桌子上,一只只四川人称为盖碗茶的茶碗,正散发出茶叶独有的清香。几十个操当地口音的中老年人,坐在各自的位置上,有的高声聊天,说天气,说收成,说张家的狗李家的猫;有的闭目养神,似乎还没从残存的睡梦中完全清醒;有的用力吸着叶子烟,屋子里弥漫着一股呛人的烟味。

这是一家已经有上百年历史的老茶馆,当地人称为观音阁。据老人们口耳相传,多年以前,彭镇曾遭遇过一场大火,全镇建筑几乎悉数化为焦土,独有这座建筑硕果仅存。人们坚信,那是由于观音菩萨的保佑,是故,人们把这里改造成了一座小型的观音庙。大概从民国初年起,观音庙变身茶馆,并延续至今——当上百载漫漫岁月如同杨柳河水那样静静流过,几代彭镇人就在这片肥沃的平原上,从出生到成长,从成长到衰老,从衰老到死亡。而观音阁老茶馆,既是他们短暂或漫长一生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作为一个彭镇男人,没有到观音阁老茶馆喝过茶的,恐怕比凤毛麟角还罕见。现任茶馆老板李强说,当地老人们已经在这里喝了一辈子茶,有的老人走了,家人在出殡那天还要来给他买碗茶,送上最后一程。

一个太阳苍白无力的下午,当我赶到彭镇观音阁老茶馆时,我的眼前是一座青瓦覆顶的老房子,房前有几棵落尽了叶子的老梧桐,入其室,则地面坑洼,桌椅破旧,墙壁上,“文革”时期留下的红色标语和毛泽东画像,如同历史的胎记,依然清晰可辨。我知道,像观音阁这样的老茶馆,在四川和成都曾经并不鲜见,比如我的老家富顺县赵化镇,至少就有四五家这种风格和面目都大同小异的老茶馆。只不过,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数字时代,绝大多数老茶馆已经寿终正寝,渐渐消失殆尽。因而,观音阁老茶馆才像一具历史的活标本那样,吸引了外界关注的目光——当我要了一碗盖碗茶坐在观音阁一角时,我发现,好几个歪戴牛仔帽、斜穿摄影背心的人正捏着单反来来回回地拍个不停。

2

有道是:“四川茶馆甲天下,成都茶馆甲四川。”茶馆,曾经是成都血脉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泡茶馆,则是成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即使走遍全世界,你也难以找到第二座城市,拥有成都这么多茶馆。一个历史数据表明,早在1919年,华洋杂处的大都市上海只有茶馆164家,成都则有600家;1949年,成都人口只有60万,茶馆却多达656家,平均数百名成都人就拥有一家凌晨开门、半夜打烊的老茶馆。

作家黄裳先生年轻时曾有过蜀中之游,当他从北面的广元入川后,开始惊讶于四川茶馆之多之大:“入川愈深,茶馆也愈来愈多。到成都,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成都有那么多街,几乎每条街都有两三家茶楼,楼里的人总是满满的。大些的茶楼如春熙路上玉带桥边的几家,都可以坐上几百人。开水茶壶飞来飞去,总有几十把,热闹可想。这种弘大的规模,恐怕不是别的地方可比的”;“四川的茶馆,实在是不平凡的地方。普通讲到茶馆,似乎并不觉得怎么稀奇,上海,苏州,北平的中山公园……就都有的。然而这些如果与四川的茶馆相比,总不免有小巫之感。而且茶客的流品也很有区别。”比黄裳要长一辈的成都本土作家李劼人先生,则对民国年间成都茶馆的盛况回忆道:“茶铺……是成都城内的特景。全城不知道有多少,平均下来,一条街总有一家。有大有小,小的多半在铺子上摆二十来张桌子;大的或在门道内,或在庙宇内,或在人家祠堂内,或在什么公所内,桌子总在四十张以上。”

那么,是什么造就了成都茶馆,使得成都茶馆之多之密之深入人心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呢?我以为,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有两个。

首先,四川是中国乃至世界著名的茶叶产地。唐人陆羽被视为我国茶文化研究的鼻祖,他的《茶经》是第一部论茶专著。在《茶经》中,陆羽开篇就写道:“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也就是说,中国是茶的原产地,而中国南方则是茶的发源地。至于这有些模糊的“南方”到底是指哪里?云南?两广?贵州?专家学者们经过周密的考证之后告诉我们:这个产嘉木的“南方”,这个茶的发祥之地“南方”,就是四川。此外,比陆羽还要早上好几百年的汉代文人王褒在《童约》里,留下了世界上关于茶事的最早记载。在这份类似于雇佣协议的应用文里,王褒规定他的家童必须完成的工作包括“烹茶尽具,武阳买茶”。

四川茶叶最辉煌的时代是唐代和宋代。鼎盛时期,川茶的年产量高达一千五百万斤,高居全国榜首。大量川茶的生产和外销,曾经是巴蜀之地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从唐代开始,政府把茶叶生产和销售纳入了国家财源的重要补充渠道,建立了榷茶制度,也就是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卖。宋代,茶叶的生产比唐代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当时,四川各地共有二十个州、军(宋代的地市一级政府)生产茶叶,其中成都府的产量居全国之首。北宋彭州知州吕陶给朝廷的一份奏章中说:茶园户人多者,年可以出产三五万斤,少者一二百斤。

得天独厚的茶叶产地,仅仅是茶馆遍及成都的第一步。更重要的一步则和都江堰息息相关。成都平原原本地势低洼,洪涝时有发生,人民常有化为鱼鳖之患。幸运者乃是,自从蜀守李冰天才地修筑了“低淘滩,深作堰”的都江堰后,成都平原从此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风调雨顺,物阜民丰,成都人的生存便比许多地方都更容易。生存一旦变得更容易,人性中那份对悠闲和舒适的追求便潜滋暗长,进而寻求某种形式的表达。因而,宁静的农耕岁月里,在四川,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茶馆无处不在,密如河汉,泡茶馆便成为成都人最写意最日常的休闲方式。这种过分的闲适和写意,甚至引来一些侧目,比如那句“少不入川,老不出川”的俗谚,便表明成都是一个温柔之乡,容易让年轻人失去斗志。一首《竹枝词》更煞有介事地警告说:“锦官城东多水楼,蜀姬酒浓消客愁,醉来忘却家山道,劝群莫作锦城游。”

3

在成都,不论是街宽路阔的城区,还是竹树绕舍的村镇,茶馆都是一个有着久远历史的存在。这些茶馆,高、中、低各个档次都有,它们与荡漾着民间呼吸的居民区和威严矜持的政府衙门,以及熙来攘往的商业场所相生共处,就像构成一支交响曲的各个乐章,必须有起承转合才能和谐动听。

新中国成立前,华阳县中兴镇的一家茶馆,柱子上有一副对联,再好不过地道出了茶馆在川人生活中的地位和性质:邂逅相逢,坐片刻不分你我;彳亍而来,品一盏漫话古今。

众所周知,许多公众场所,都有一定的等级限制,相当于没有明文规定却又约定俗成的潜规则:比如五星级宾馆,绝少打工者问津;街头小馆子,也不是大领导出没之地。但茶馆——应该更准确地说是四川的茶馆——却是个例外:同样一座普通的茶馆,大人物可以来,小角色也可以坐,大家相安无事,各喝各的茶,各说各的话,谁也不会引以为意。这一点,黄裳先生也注意到了,他感叹道:“坐在北平中山公园的大槐树下吃茶,总非雅人如钱玄同先生不可罢?我们很难想象短装的朋友坐在精致的藤椅子上品茗。苏州的茶馆呢,里边差不多全是手提鸟笼,头戴瓜皮小帽的茶客,在丰子恺先生的漫画中,就曾经出现过这种人物。总之,他们差不多全是有闲阶级,以茶馆为消闲遣日的所在。四川则不然。在茶馆里可以找到社会上各色的人物。警察与挑夫同座,而隔壁则是西服革履的朋友。大学生借这里做自修室,生意人借这儿做交易所,真是,其为用也,不亦大乎?”

这些大大小小的茶馆,或简朴,或考究,或宽敞,或狭窄,却都无一例外地成为四川人日常出没的重要场所。伴随着茶馆所出现的,则是包括评书、川剧等诸多艺术品种在内的娱乐文化。一直到上个世纪末,在成都下辖区县的一些老茶馆里,仍有冲州撞府的艺人辗转卖艺。他们通过和茶馆分成的方式,艰难地挣得属于自己的稀饭钱。如今已经颇有名气的巴蜀笑星李伯清,当年就是在茶馆里说书从而迈出艺术生涯第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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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何小竹写过一本关于成都茶馆的书,书的名字就叫《成都茶馆》。我还记得,我和何小竹最初的几次见面,其中有至少那么两三次,都是在一座老茶馆里不期而遇。那座老茶馆位于寸土寸金的市中心,在一个叫大慈寺的古老庙宇里。外面是肃穆的红墙和森严的大门,但只要穿过那几间面容严谨的大殿,你就会发现里面别有洞天:春夏时分,头顶上是密密麻麻的葡萄叶,遮住了火辣辣的太阳,下面是石头的方桌,间或还有几棵开着黄色小花的桂树。方桌四面,随意排放着最多只值十块钱一把的竹椅子,屁股刚挪上去,椅子就会吱吱呀呀地唱歌。茶是花茶,全都用流行于四川民间已经几百年的茶碗盛装,送茶的伙计一盏接一盏地甩到桌子上。茶客们就坐在随时可能飘落下一片葡萄叶、一阵蝉鸣声或是一朵鸟粪蛋的园子里,消磨着似乎永远也消磨不完的光阴。

对成都人而言,很多时候,茶馆不仅是休闲之地,更是社交场所。朋友,甚至生意场上的合作伙伴见面,首选一般都是茶馆。成都人似乎特别喜欢茶馆的那种喧哗与热闹——一个例证是,生意越是火爆的茶馆,它的客人往往也越多,而那些冷清的茶馆,生意会更加冷清。

让人有点搞不明白的是,到底是成都的悠闲生活催生了遍地茶馆,还是遍地茶馆催生了成都的悠闲生活?

学者王笛出版过一本通过分析成都的茶馆来剖析成都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的著作,书名就叫《茶馆》。王笛从理论的高度总结道,“当人们走出家庭这样的私人领域,便进入了公共领域。从‘物质’的‘公共领域’这个角度看,茶馆扮演了与欧洲咖啡馆和美国酒吧类似的角色。即使退一步,按照比较严格的哈贝马斯的概念,即把公共领域视为与国家权力对抗的一种社会和政治空间,茶馆仍然不失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公共领域。”

在老一辈茶客那里,作为社交场所或者说公共领域的茶馆,其例证不胜枚举。比如作家何满子就曾回忆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成都文人都有其特定的茶馆以供不时相聚。当时,何满子是一家杂志的编辑,约稿、取稿都和作者相约于茶馆,既省时间又省邮资,顺便还可以和作者有一番面对面的深入交流。一盏清茶,花费十分微薄,真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历史资料表明,民国时期,成都不少茶馆都是行帮社团或袍哥组织的会所,比如安乐寺茶馆是粮油业的,下东大街的闲居茶馆是纱布业的,清和茶楼是丝绸业的,大科甲巷的观澜阁是印刷业的,提督街魏家祠茶社是皮鞋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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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既然是成都人最重要的社交场所,那就相当于生活为芸芸众生搭建了一座舞台,粉墨登场的便是形形色色的茶客,他们在老茶馆热气腾腾的茶水与袅袅上升的烟雾之间,演出了一幕幕人间喜剧。

这其中,喊茶钱和吃讲茶颇值一说。

先说喊茶钱。四川作家沙汀先生的名篇《在其香居茶馆里》对此有精彩的描写,虽说是小说家言,却像白描一样真实得入木三分:“新老爷一露面……茶馆里响起一片零乱的呼唤声。有照旧坐在座位上向堂倌叫喊的,有站起来叫喊的,有的一面挥着钞票一面叫喊,但是都把声音提得很高很高,深恐新老爷听不见。”“其间一个茶客,甚至于怒气冲冲地吼道:‘不准乱收钱啦!嗨,这个听到没有?……’于是立刻跑去塞一张钞票在堂倌手里。”

当某个知名人物或是有地位有身份的茶客光临茶馆,一个必然出现的场景就是众多茶客都争着替他开茶钱,但哪怕有一百个人高喊“收我的、收我的”,茶博士也只能收一份茶钱。因而,收谁的不收谁的,茶博士心里十分清楚,一则,他们大多是些善于察颜观色、深谙人情世故的人精儿;二则,他们对这些天天上门的老茶客早就知根知底。

在旧时的老茶馆里,最重要的角色不是老板,而是茶博士。他们既有对人情世故的精准把握,同时几乎都有一手类似于耍杂技般的冲茶手艺。老成都车辐先生就曾经讲述过一个绰号叫周麻子的茶博士的掌故。周麻子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成都东城根一家叫锦春楼的茶馆的茶博士,这家茶馆在当时有极大的知名度,冯玉祥、胡愈之、巴金等闻人要客都曾光顾过。锦春茶楼与众不同之处是它有三个轰动一时的绝活,其中第一个绝活就是周麻子的茶技:客人甫一落座点罢茶,只见周麻子右手提一把亮锃锃的紫铜茶壶,左手卡着一大摞黄铜茶船和白瓷茶碗茶盖,含笑趋身上前;茶客只听得“哗啦”一声响,一二十只黄铜茶船已经飞快地旋至各人面前;正当茶客惊异不已时,一阵“嚓嚓”声中伴着一道道白光闪过,一二十只茶碗准确地飞入茶船;茶客还没回过神来,周麻子手里那把看不出年月的紫铜茶壶缓缓一点,滚烫的开水就从茶客的脑后、肩头、耳边刷刷射出,如一道悠长的银线,从两米开外准确无误地注入茶碗,且不会有一星半点洒到茶碗之外;末了,周麻子收起茶壶趋前一步,用小指拇把散在桌上的茶盖往上轻轻一挑,只听“当当”几声,一二十只茶盖就纷纷跳起来,严丝合缝地盖在茶碗上——这种身怀绝技的茶博士,如今茶楼里长相靓丽的女服务员们是无论如何也比不上的了。

再说吃讲茶。这一点,一位老成都回忆说,“到安澜吃茶的顾客大多是本街上担二分公事的有脸面的人物,因此它经常成为街坊上的议事场所。街坊邻里间有什么纠纷,总爱说,走,到安澜讲理去。遂由双方当事人出面,约请一位街坊上的头面人物担任仲裁,等茶博士把茶叶一泡起,双方当事人就分别陈述事情经过,然后由仲裁人评判是非曲直。如果哪家理亏,茶钱就由哪家开了。正所谓:一只桌子四只脚,说得脱来走得脱。”

小说家李劼人的描述更为生动有趣:“假使你与人有了口角是非,必要分个曲直,争个面子,而又不喜欢打官司,或是作为打官司的初步,那你尽可邀约些人,自然如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你的对方自然也一样的……相约到茶铺来。如其有一方势力大点,一方势力弱点,这理很好评,也很好解决,大家声势汹汹地吵一阵,由所谓中间人两面敷衍一阵,再把势弱的一方说一阵,就算他们理输了,也用不着赔礼道歉,只将两方几桌或几十桌的茶钱一并开销了事。如其两方势均力敌,而都不愿认输,则中间人便也不说话,让他们吵,吵到不能下台,让他们打,打的武器,先之以茶碗,继之以板凳,必待见了血,必待惊动了街坊怕打出人命,受拖累,而后街役啦,总爷啦,保正啦,才跑了来,才恨住吃亏的一方,先赔茶铺损失。这于是堂倌便忙了,架在楼上的破板凳,也赶快偷搬下来了,藏在柜房桶里的陈年破茶碗,也赶快偷拿出来了,如数照赔。所以差不多的茶铺,很高兴常有人来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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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场所之外,成都茶馆也是不少人的工作场所。尽管茶馆的近亲——比如咖啡馆——在成都也渐有燎原之势,提着笔记本到咖啡馆工作的人也越来越多,但到茶馆工作的人并没有减少的势头。于我,我的许多文章都是在茶馆里完成的。因此,成都本土或从成都走出去的文化人,他们的著作,几乎无一例外地会写到给他们的生活打下深重烙印的茶馆,从李劼人到巴金,从沙汀到流沙河,概莫能外。同时,茶馆也是不少人群——尤其是文化人群——定期聚会交流的类似于沙龙的首选之地。大约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以流沙河先生为核心的一群文化人,就有定期假座大慈寺喝茶交流的传统。我虽未能躬逢其盛,但从参加过茶聚的一些先生的随笔里,也能窥见一斑。如前所述,在大慈寺这座唐代遗留下来的著名寺庙里,曾经有两进院落是茶园,里面树影婆娑,竹制的椅子吱吱作响,文化人们围坐院子里,头顶上是密集的树枝和葡萄藤,间或有一两声标点符号般落在谈话里的鸟语。茶香水热,正话闲话,随时可来,随时可去,真正散漫到底的自由主义。在这种亲切的气氛里,流沙河先生常为茶聚的文化人指点诗文,那种写意和闲适,恐怕是大多数城市都不具备的。

必须承认的是,随着时代变迁,像彭镇观音阁那样的老茶馆已经日益稀少,只有在一些偏僻的乡镇,还硕果仅存地保留了那么一两家,好像是为了让年轻一代通过这些活标本,走近并想象与他们隔了光阴之河的另一种生活。

在成都,茶馆的数量仍然在继续增加,几年前的一个统计说,仅成都三环路之内,茶馆已有数千家之多。这些大多称作茶楼、茶府、会所的地方,它们的本质和观音阁老茶馆其实是一样的:它们都是供我们这些在尘世中行走的倦客停下来小憩片刻的驿站、码头。人们爱说成都是休闲之都,我以为,这其中,茶馆功不可没。设若成都没了茶馆,便如同北京没了皇城,三亚没了阳光,漓江没了水,它们都将不复是原来的自己。

作为一个资深茶客,数年前,我曾在一篇关于成都的随笔里深有感慨地说:“在家里泡一壶茶,那叫解渴;到茶馆要一杯茶,那才叫生活。成都人在说到茶馆时,爱用一个词,叫作泡茶馆。一杯茶,坐上那么几个时辰,这就叫泡,否则只是牛饮。从某种意义上讲,茶馆和生活都像美女,都是用来泡的。”

如果要问茶馆对成都人有何影响的话,我以为,神经般遍布全城的茶馆,使这座城市的人健谈、风趣、和善、好打交道,同时也带有程度不同的狡黠和浮夸。当然,更本质的可能是:这种缓慢的节奏,使他们对生活总是抱有常人难以理解的通达和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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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的阳光短暂而珍贵,它带着若有若无的热气,穿过古旧的门窗,落在了观音阁老茶馆略显潮湿的地面。一只花猫在阳光下打盹,几个打牌的老人突然为一手牌争执起来。坐在这样的老茶馆里,我顺理成章地想起乡贤李劼人对他那个时代的老茶馆的描述:“茶铺都不很干净,不大的黑油面红油脚的高桌子,大都有一层垢腻,桌栓上全是抱膝人踏上去的污泥,坐的是窄而轻的高脚板凳,地上千层泥高高低低,头上梁桁间,免不了既有灰尘,又有蛛网。茶碗呢,一百个之中,或许有十个是完整的,其余都是千疤万补的碎瓷。”

这样的联想让我惊讶而欣喜。

因为,尽管时光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但观音阁老茶馆仍然是李先生笔下的景象——简陋,破败,逼仄,却充满人世间的温情和感动:那黎明时分便已呼呼作响的老水壶和热气腾腾的盖碗茶,使得茶馆外严冬的肃杀与阴冷不再咄咄逼人。当清晨的太阳斜斜地踱进这座饱经风霜的老建筑,十来个老人泡在盆地难得的好阳光里,一些交头接耳,一些闭目养神,一些无声无息地玩纸牌。那一份宁静与淡然,使人心底一瞬间涌上一种莫名的感动:如果生活让我们含辛茹苦,那么,老茶馆,它让我们有机会坐下来,静静地抚平所有的伤口;在一碗盖碗茶的清香里,我们能从最平淡最坚硬的日子里挖掘出生活的幸福与柔软。

四川边茶


四川边茶是中国四川茶农创制的传统名茶,产于四川省,属黑茶类。

四川边茶因销路不同,分为南路边茶和西路边茶。南路边茶有毛庄茶和做庄茶之分,成品经整理之后压制成康砖和金尖两个花色。西路边茶较南路边茶更为粗老,其成品茶有茯砖和方包两个花色。

南路边茶:过去以雅安、乐山为主要产区,现扩大到全省,集中在雅安、宜宾、重庆、江津、万县、达县等地的国营茶厂压造。

南路边茶是四川生产的、专销藏族地区的一种紧压茶,过去分为毛尖、芽细、康砖、金玉、金仓六个花色,现简化为康砖、金尖两个花色。南路边茶是四川边茶的大宗产品,以较粗老的鲜枝叶所制的毛茶压造而成。南路边茶鲜叶粗老并包含部分茶梗,须经过较复杂的制造过程才能使有效化学成分铰充分的转化,便于熬煮和饮用。依鲜叶加工方法不同,可把毛茶分为两种:鲜叶采割下来,杀青后未经蒸揉而直接干燥的,称"毛庄茶"(亦叫"金玉茶");鲜叶采割下来,杀青后还要经过较复杂的蒸揉及渥堆做色过程后,始行干燥的,称"做庄茶"。由于"毛庄茶"制法简单,品质较差,在蒸压前均要进行加工以利物质转化,茶区推广"做庄茶"而逐步淘汰"毛庄茶"。

西路边茶:产于四川的邛崃、灌县、平武、崇庆、大邑、北川等地。

西路边茶简称西边茶,系四川灌县、北川一带生产的边销茶,用蔑包包装,分为茯砖和方包茶。灌县所产的为长方形包,称方包茶;北川所产的为圆形包,称圆包茶。现圆包茶已停产,改按方包茶规格加工。方包茶是以筑压在方形篾包中而得名的一种较粗老的蒸压茶,每包重35公斤。

西边茶原料比南边茶更为粗老,以采割1-2年生枝条为原料,是一种最粗老的茶叶。产区大都实行粗细兼采制度,一般在春茶采摘一次细茶之后,再采割边茶。有的一年刈割一次边茶,称为"单季刀",边茶产量高,质量也好,但细茶产量较低。有的两年采割一次边茶.称为"双季刀",有利于粗细茶兼收,但边茶质量较低。有的隔几年采割一次边茶,称为"多季刀",茶枝粗老,质量差,不能适应产销要求,杀青后晒干即可。西路边茶毛茶色泽枯黄,是压制"茯砖"和"方包茶"的原料。

雅安地区南路边茶产地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年降雨量1800~2200毫米,空气相对温度77~83%,年日照长达791~1060小时,年平均温度14.1~16.2℃;茶树主要分布在海拔580~1800米的丘陵和山区,为黄壤、红紫土及山地棕壤上,呈酸性或微酸性,自然生态循环形成的有机质、矿物质丰富,极为适宜茶树生长。四川边茶有1000多年历史,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元朝时期称为西番茶、明朝时期称为乌茶,到现代四川边茶又被称为"藏茶"。

四川边茶属黑茶,在其形成过程中有渥堆这一特殊工序,期间益生茵的代谢作用贯穿始终,使其具有了特殊的保健功效,具有开胃消滞,生津止渴,祛脂减肥,补肾益寿等作用。

四川宜宾:打造高品质茶园 川茶飘香引客来


一说到四川茶叶,就不得不提峨眉山、蒙顶山,这可是当地出好茶的地方,如:竹叶青、蒙顶黄芽、蒙顶甘露均是出产于此。随着茶产业不断转型升级,茶旅融合发展是必然的,依托优美的茶园景色,带动旅游业发展,促进茶文化传播,实现茶农增收,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在宜宾高县,当地通过打造高品质茶园,引上万游客前来游玩,不仅有效地传播当地茶文化,还使得1.9万户茶农实现增收。

茶园

发展特色茶园,吸引游客上万人

漫步在高县罗场林湖茶花基地的路边,漫山的茶花已经长成了树样。基地的花农说,“到了茶花开放的季节,来看花的车辆沿着路边停放,有时要停好几公里远。”

除了茶花基地,在罗场的乌蒙山顶,还有近万亩连绵不绝的茶园。站的山顶极目远眺,修剪的整整齐齐的茶山翠艳欲滴。“企业、农户和政府都参与到了‘百里茶叶长廊’的建设中。”宜宾市高县旅游局副局长胡增旭指着一片眼前美丽的茶园说道,“例如在茶山的管理上,企业将茶山的造型艺术化,让其极具观赏价值,并且着重将茶文化融入其中。”

“受高县‘百里茶业长廊’规划的指导,企业也在往茶旅结合的方向发展。”早白尖茶业相关负责人说,“公司位于高县大窝镇的大雁岭基地就是完全按照茶旅结合的模式打造,茶叶和花卉间种,并且修建了索道、观光车间等旅游设施。”

今年3月,大雁岭基地举办了花展,开幕当天游客人数上万人次。“当天茶园周边的农家乐收入上万元,茶叶也被很多游客当成礼物买回去送朋友。”该负责人介绍,“旅游为基地带来的人气,其实就是商气,有了人,就有了消费,茶旅结合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高县,不仅早白尖茶业,高县的峰顶寺茶业、龙溪茶业等茶业企业基地也均实现了旅游与茶业结合,茶业车间还开设了了游客互动、茶文化展示等功能。

茶园

首创茶香乐,旅游中传播茶文化

除了企业,不少规划区内的村民,也积极参与到了百里茶业长廊的建设之中。

“你好,请喝茶。”刚一走进益阳茶香乐,服务员便泡上一杯浓香四溢的茶,热情地招呼入座。益阳茶香乐位于高县落润乡,在创建高县乡村旅游品牌——“茶香乐”试点工作的意见刚刚推出时,益阳茶香乐的招牌就打了出来,并且在按照规范逐步实施。

“茶香乐”是指以茶为主题的农家乐。“‘茶香乐’是高县首创。”高县旅游局副局长钟敏介绍,高县计划在“百里茶业产业长廊”涉及到的8个乡镇以及高县大窝镇共创建18个茶香乐。

“茶香乐有一套服务标准,包括要有一道具有高县茶香乐特色的茶叶粥,有3道以上以茶为原料或配料的特色茶品,服务员的工作服具有高县茶香乐特色。”胡增旭说,“茶香乐”在“百里茶业长廊”中,不仅有接待游客的功能,更重要的它也是茶文化的推广窗口。

一份有茶香乐特色的伴手礼、一首有茶乡特色的献茶歌、一台茶文化的文艺节目、一桌茶文化主题的特色农家餐饮......如今,一个个智慧型的茶香乐正逐步建立,浓郁茶文化氛围正在高县各地慢慢形成。

茶园

提升茶园品质,惠及1.9万户农民

“茶旅结合,是‘百里茶业产业长廊’对高县茶业产业带动的一个突破点。此外,产业长廊还将实现茶业的高端种植区发展和良种良繁区的科研建设。”“百里茶叶产业长廊”规划领导小组成员、高县扶贫和移民局副局长戴福祥说,“百里茶叶产业长廊”总长116.2公里,涉及全县近三分之二的茶园,总面积约16万亩。

整个长廊由三大功能区组成,“位于北部的是高端有机茶叶生产示范片,目前已经种植了200多亩高端茶种,已初见成效;位于中部的落润、高岭、罗场一带,是茶旅融合产业示范片;位于南部的是良繁及标准化产业示范片。”戴福祥介绍。

戴福祥表示,茶产业长廊总共涉及农户19043户,其中贫困户2872户,项目总投资190665万元,对可实现茶农户均收入12000元。“项目建成后,可带动长廊及周边发展茶叶,促进贫困村的经济与旅游发展。”

“外出考察时,也看到过一些地方景区、茶旅结合区,比起高岭、罗场的景色差太远了。”说起茶旅结合区的美景,戴福祥拿出手机,不停地展示他手机里拍下的照片,“这样的美景,一定要推介出去,不能浪费这样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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