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从茶叶看福建人的精神”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从茶叶看福建人的精神”相关知识！
泉州港的开辟，让福建人较早置身于世界之中，并最先领略到了茶、瓷、丝绸对于世界的意义。时至今日，福建人依旧固执地认为，只有三者结合，才能传达出一种中国式的声音。这点，观察福建人开的茶店就可以知道，丝绸是茶的柔软外衣，茶被包裹、缠绕，之后安详而华贵地躺在精致的茶盒中，等茶被取出来品饮时，便与甜美的瓷器发生了关系。
只要置身于茶馆，你便可触及华夏三大物质文明带来的高级精神享受，加上泡法极为讲究的福建功夫茶，品茶人每一步都被推往茶神的境界。这种随处可见的日常品饮场景，被福建人带到任何一个有烟火之地，无论是在冰天雪地的东北，还是在西南边陲之地，你都可以领略到福建人那种热情。
英语世界里茶的叫法来源自福建方言，这令人福建茶人感到自豪，但却不能成为福建人作为承担中国茶命运的主要理由。
事实上，福建在中国的饮茶史要晚于大部分地区，茶大约在公元500年左右从云南扩散到福建一带，晚唐以及宋代对建安茶以及建安窑的推崇，让福建茶长活在中国茶话语体系中，福建人喜欢斗茶、喜欢研制茶的不同品质。到了1950年，中国茶叶专家陈椽（福建惠安人）根据制作工艺，把中国茶分为六类，福建茶占据青茶、白茶、红茶、绿茶四席，这依旧是当下福建茶人傲点之一，并为福建成为中国第一产茶大省奠定了理论基础。
另一个重要理由是，明代之后，福建茶人取代长期倒卖中国茶的契丹人，成为中国茶的代名词。从Kitan（契丹）到Boheatea（武夷茶），从chai（陆路传播对茶的称呼）到tea（海路对茶的称呼）的转变，意味着在中国西北势力的衰落，北方丝绸不再是华夏贸易的主要通道，航海业导致海上瓷器兴起，茶马古道的纵横贯穿，让一切有迹可寻。
今天喜马拉雅山下印度的大吉岭茶园，就是“植物猎人”一次又一次大掠夺的结果。19世纪上半叶，英国东印度公司计划在其殖民地建立茶园，但没有成功。公司遂派茶叶盗贼罗伯特·福琼到中国非法采集茶种、茶苗，偷偷学习种茶方法，并寻找茶工。
罗伯特·福琼在1839—1860年间曾四次来华，1851年2月他通过海运，运走来自宁波、舟山、武夷山的23892株茶树小苗，1.7万粒茶树发芽种子，同时带走8名中国福建制茶专家到印度的加尔各答，这直接导致了目前印度及斯里兰卡的茶叶生产兴旺发达。
此后，印度的茶叶开始取代中国的茶叶登上贸易舞台。从稍后的情况大致可以推测出，当时被挖走的福建茶工是精于红茶的高手。
18世纪，迷恋上茶的英国人还不知道，红茶和绿茶居然长在同一棵树上。所以，当茶叶盗贼罗伯特·福琼宣称红茶与绿茶不过是不同工艺产物时，在大英帝国掀起争论可想而知。在中国的传统里，茶神秘莫测的身世一直隐藏在皇家深宫大院与名山大川之中，被当作罕见的礼品往来于皇亲国戚、机要大臣以及外国使节之间。那些年的文人、工匠、官吏一度被告知，要守护茶制作的秘密——皇家企图用秘而不宣的方式来维护茶的身份与尊严。
在一个视绿茶为母体的国度，任何一种尝试，都会被视为冒犯传统。红茶的起源被追溯到福建崇安的一些制茶小作坊里，满足一些民间茶爱好者换嘴瘾的需求。事实上，其他茶类亦如此，黄茶的制造者被许次纾在《茶疏》里贬得一塌糊涂，他斩钉截铁地说，这帮庸才作废了的绿茶，是下等人的食物，算不上饮品。嘉靖年间的御史陈讲疏说，四川、湖南的黑茶，只是销边地区换马的物资，算不上什么好茶，最多也是中二品而已。现代白茶还是从绿茶的三色细芽、银丝水芽发展演变而来，所以受到的批评最少。
如上所说，中国的传统，是绿茶传统，如“狮峰龙井、洞庭碧螺春、六安瓜片、黄山毛峰、信阳毛尖、太平猴魁、庐山云雾、蒙顶甘露、泉岗辉白、君山银针”，但是一份命名为“十大名茶”的名单中，赫然挤进了“安溪铁观音”、“武夷岩茶”，我花了很大力气考证所谓“十大名茶”的出处，最后颓然放手，那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命名，没有任何官方说法，更多是民间“口碑”。但在“十个卖茶人，八个出福建”的茶界，你要相信多数人的原则。
2010年上海世博会前夕，这份名单再次被修订，在“安溪铁观音”领衔居首之下，“武夷岩茶”自然在列，福建人再次把自己着力打造的“福鼎白茶”送进十大名单；同时，上海也宣布，2009年上海人茶叶消费中，铁观音取代龙井占据第一。在一份中国名茶的榜单上，福建拥有28个名茶同样雄踞冠军，其后的安徽不过11个。
福建茶人这种敢于冒险、乐于尝试、勇于开拓的精神，不仅体现在对外，对内亦如此。功夫茶最初的指称，被确定在最好的岩上武夷茶小种，在清代嘉庆年间，安溪茶都被视为下者，转眼就时过境迁。功夫茶，不仅喝茶要下功夫，制茶要下功夫，卖茶，更要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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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在宋代开始，武夷山茶就已享誉境内外，今天就为大家浅谈一下福建人的饮茶文化习俗。
福建茶文化：“宁可百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茶”
福建人对于茶有着情到独钟的情情，在福建闽南一带更有着“宁可百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茶”的传统，而福建闽北也有“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俗语，在福建很多地方人们都已形成了早上和晚上都饮茶的习惯，对于茶的依赖程度到了用“痴迷”一词来形容。
福建茶文化：讲究“水、火、茶”
福建人饮茶对于“水、火、茶”三个要素是相当讲究的，而茶具更是有多种形状，福建人认为茶具越用越珍贵，长时间用来泡茶的茶具，里所结的“茶垢”让你的茶具就算不放茶叶也散发出茶香，这也形成了一种别样的攀比：谁家的茶壶结的“茶垢”越多，谁家最有礼！也因此若小孩子不小心摔破了“茶垢”厚的茶壶，老人很是痛心的。
说到水，福建人认为最适合用来泡茶的水是泉水，用到的火则是炭炎为主，烧水也有一番功夫，要把水煮三沸才用来冲泡。
福建茶文化：最具特色的茶米
在福建的闽南一带，当客人来临时主人必定会拿出“茶米”，然后泡出一小壶浓茶，称为“泡tay”，他们会热情来邀请你喝上几杯，然后边喝边拉家常。
福建茶文化：热闹有趣的擂茶
在福建闽北及闽西北山区有一种十分热闹的擂茶，他们称为“客茶”，原名叫“三生汤”，擂茶的主要做法是把茶叶、芝麻、生姜、爆米、猪油和盐等混在一起，经过过放到“擂钵”内，反复擂成糊状成“擂茶脚子”，把脚子放到茶碗里，再加上沸水，就成了具有甜苦香辣的福建特色茶—擂茶。
值得一提的是，福建闽南人喜欢用小怀品味“功夫茶”，而闽北人则喜欢使用大碗来饮用擂茶，十分有趣。
宋朝笔记里有许多宋朝皇帝向臣工赐茶的生动故事，而且赐茶讲究颇多。这些珍贵的史料梳理出来甚为有趣，以供品味评鉴。
一是宴席赐茶。在宴会上饮茶宋朝有两种：一种是“茶酒班”侍奉。如周密《南渡典仪》载:“车驾幸学，讲书官讲讫，御药传旨宣坐赐茶。凡驾出，仪卫有茶酒班殿侍两行，各三十一人。”可见，皇上外出视察和出巡时还带上几十人的“茶酒班”。
另一种是皇帝亲自“布茶”。如徽宗曾亲自为大臣和学士煮茶。蔡京《延福宫曲宴记》：“宣和二年十二月癸巳，召宰执亲王等曲宴于延福宫。上命近侍取茶具，亲手注汤击指拂，少顷白乳浮盏面，如疏星淡月，顾诸臣曰：此自布茶。饮毕皆顿首谢”。
二是殿试赐茶。科举考试是宋朝的一件大事，皇帝或皇后都会向考官和进士赐茶。如哲宗向考官张舜民赐茶饼，张舜民《画墁录》：“予元祐中详定殿试，是年分为制举考第，各蒙赐三饼，然亲知分遗，殆将不胜。”“殆将不胜”是说分给亲友都不够，可见赐茶的珍贵和量少。
再如仁宗的光献皇后向进士赐茶。王巩《甲申杂记》：“仁宗朝，春试进士集英殿，后妃御太清楼观之。慈圣光献出饼角子以赐进士，出七宝茶以赐考试官。”梅尧臣有《七宝茶》诗：“七物甘香杂蕊茶，浮花泛绿乱於霞。”即说此事。
三是慰问赐茶。这有些类似现在的见面礼物或问候礼物，如朝贺时赐茶，《宋史·礼志》载：“中兴仍旧制：凡宰相、枢密、执政、使相、节度、外国使见辞及来朝，皆赐宴内殿或都亭驿，或赐茶酒并如仪。”“中兴仍旧制”是说南宋建立后仍遵从北宋的赐茶和酒的旧制。
还有一种是臣子在京外，这时皇帝会让人捎带茶叶以示慰问，如哲宗秘密让人向苏轼赐茶问候。王巩《随手杂录》：“中使至，密谓子瞻曰：‘某出京师辞官家，官家曰：辞了娘娘来。某辞太后殿，复到官家处，引某至一柜子旁，出此一角密语曰：赐与苏轼，不得令人知。遂出所赐，乃茶一斤，封题皆御笔。’”
我们发现，这些宋朝皇帝赐茶的故事形象生动，耐人寻味。宋朝皇帝向臣工赐茶，加深了君臣感情，提升了文化情操。臣子对于皇上的赐茶也深怀感恩，比如周必大曾作感恩诗《入直召对选德殿赐茶而退》：“绿槐夹道集昏鸦，敕使传宣坐赐茶。归到玉堂清不寐，月钩初上紫薇花。”再如《画墁录》中欧阳修对仁宗感恩的情形：“以侈非常之赐，亲知瞻玩，赓唱以诗，故欧阳永叔有《龙茶小录》。”
这使我们不禁想到我国正在推进建立国家荣誉制度和制定《国家勋章法》，十七届六中全会也提出“抓紧设立国家级文化荣誉称号”。深入研究宋朝皇帝赐茶给我们启示：
1、赐茶讲究多种奖励手段并举。宋朝的赐茶作为一种奖励制度，还把它与其他奖励手段综合运用以形成合力。如《宋朝纪事》：“洪迈选成《唐诗万首绝句》，表进，寿皇宣谕：‘阁学选择甚精，备见博洽，赐茶一百銙，清馥香一十贴，董香二十贴，金器一百两。’”“寿皇”是指60岁以上的皇帝，此处是孝宗皇帝。我们目前正在制定《行政奖励法》，也一定要考虑多种奖励手段并举，以达到最佳效果。
2、赐茶讲究法制化和规范化。宋朝赐茶非常规范，并且很有定制，宋朝就专门制作了赏赐大臣的“京挺”，而皇家则有“龙凤饰”。如《宋史·后妃传》载：“旧赐大臣茶有龙凤饰，明德太后（真宗之母）曰：‘此岂人臣可得？’命有司别制入香京挺以赐之。”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我国对于勋章进行立法的必要性。
3、赐茶措施细致并且很有操作性。如蔡启《蔡宽夫诗话》载：“湖州紫笋茶出顾渚，在常、湖二郡之间，以其萌茁紫而似笋也。每岁入贡，以清明日到先荐宗庙，后赐近臣。”这里详细规定了清明赐茶的来源、程序和范围，细致合理，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可见，我们在制定荣誉、奖励和勋章制度时一定要认真细致、操作方便。
总之，宋朝皇帝的赐茶制度和模式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制度，是一种思想。作为当今世界的茶文化大国，这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挖掘、探讨和总结。
茶道精神
什么是茶道的精神内涵呢?日本学者把茶道的基本精神归纳为“和、敬、清、寂”。茶为茶道的四谛、四则、四规。“和”不仅强调主人对客人要和气，客人与茶事活动也要和谐。“敬”表示相互承认，相互尊重，并作到上下有别，有礼有节。“清”是要求人、茶具、环境都必须清洁、清爽、清楚，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寂”是指整个的茶事活动要安静、神情要庄重、主人与客人都是怀着严肃的态度，不苟言笑地完成整个茶事活动。日本的“和、敬、清、寂”的四谛史创于村田珠光，400多年来一直是日本茶人的行为准则。
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
1、台湾中华茶艺协会第二届大会通过的茶艺基本精神是“清、敬、怡、真”。台湾教授吴振铎解释：“清”是指“情洁”、“清廉”、“清静”、“清寂”。茶艺的真谛不仅要求事物外表之清，更需要心境清寂、宁静、明廉、知耻。“敬”是万物之本，敬乃尊重他人，对己谨慎。“怡”是欢乐怡悦。“真”是真理之真，真知之真。饮茶的真谛，在于启发智慧与良知，诗人生活的淡泊明志、俭德行事。臻于真、善、美的境界。
2、我国大陆学者对茶道的基本精神有不同的理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茶业界泰斗庄晚芳教授提出的“廉、美、和、敬”。庄老解释为：“廉俭育德，美真康乐，和诚处世，敬爱为人。”
3、“武夷山茶痴”林治先生认为“和、静、怡、真”应作为中国茶道的四谛。因为，“和”是中国这茶道哲学思想的核心，事茶道的灵魂。“静”是中国茶道修习的不二法门。“怡”是中国茶道修习实践中的心灵感受。“真”是中国茶道终极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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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淳熙年间，由知府陈公亮主持编修的《严州图经》，是迄今为止保存较为完整、年代较早的严州地方志书。该书是研究宋代严州(建德)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的重要依据，也是研究宋代严州(建德)茶叶生产和茶文化发展的珍贵史料。
一
关于宋代建德茶叶的产量，《淳熙严州图经》记载，建德县每年茶叶数量约在44万至46万斤之间，如果加上《图经》中记载的“住卖茶”以及茶农自用的茶叶，建德年产茶折今相当于五千担左右。这在800多年前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
宋代，沿新安江、泷江(富春江建德境内段)两岸山区普遍植茶。范仲淹在宋仁宗景佑元年(1034)任睦州知州时，在境内看到的已是广植茶树、春茶欣欣向荣的景象了。“潇洒桐庐郡，春山半是茶。春雷何好事，惊起雨前芽。”(《潇洒桐庐郡》十绝)，正是这番情景的真实写照。北宋诗人梅尧臣在安徽池州任建德县令时，曾数次送友人赴睦州上任。这位史称“茶官”的县令，对沿途睦州境内的农事，尤其是茶事活动十分关注。“养茶摘蕊新茶后，种桔收苞小雪前。”(《送余少卿知睦州》)。“君到桐庐日，正是采茶时。”(《送学士睦州通判》)。梅尧臣在诗中真实地记录了其时睦州境内茶农种茶采茶的忙碌景象。
唐代建德有细茶进贡，明清两朝进贡芽茶，地方志均有记载，宋代贡茶则缺乏文字记载。不过北宋期间，曾先后出任睦州通判、知州的张伯玉，在睦州写下的茶诗中，有“检点簿书茶贡蚤(早)，体量风物橘奴肥”(《寄新定苏七太守》)之句，说明宋代建德也有茶叶进贡。
二
据《严州图经》记载，宋代建德的税赋收入，盐、茶两税为其大宗，两者课税数额不相上下，历代统治者对茶叶的控制也极严。宋崇宁元年实行《茶引法》，商人经销茶叶，须先交纳茶价和税款领“引”，凭“引”运销，数量、地点都有限制。规定每“引”茶叶一百斤，纳铜钱一千文;每“引”茶叶六十斤，纳铜钱六百文。《严州图经》卷二载有南宋建德三个年份的茶叶课税数量，年课税在七万至十万贯文之间，与盐税数量相当。其时，睦州城内设有都商税务，城郊东馆设有东津税务，专管盐、茶诸税的查验工作。严东关设检税之所自宋开始，一直延续到民国。由此可见，自宋代以来，茶叶一直是建德税收的主要来源。
建德茶农通过种植出售茶叶，换取粮食。当时粮食主要由婺州、湖州等地供给，也因此活跃了宋代建德的商业贸易活动，催生了个体茶商。
三
宋代，朝廷官员、文人学士斗茶品茗、品茶观景、饮茶赋诗蔚然成风。茶叶也是招待宾客、宴请同僚的必备饮品。在严州府衙内，设有“酒侯”“茶虞”的机构(见《严州图经》子城图)。虞、侯是宋代初级官员。在严州府设“酒侯”“茶虞”之职，想来是专为接待往来官员，负责掌管茶酒的。
宋代瓦子的出现，也带动了茶事的发展。瓦子又称瓦舍，是宋代都市中的娱乐场所。瓦子最早出现在北宋汴京(开封)。南宋移都临安(杭州)，杭州成为江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集聚，城市繁华，瓦子发展很快。睦州州治梅城出现瓦子，最早当在南宋，北宋后期，才逐渐繁荣起来。宋仁宗时，已是“三千楼阁尽朝晖”(张伯玉《睦州》)的壮观景象了。《严州图经·建德府内外城图》标示的瓦子，大约在今梅城镇总府街北侧幼儿弄以西、邮电弄以东，邻近商业街区。
四
斗茶，又称茗战，它是古人品评茶叶品质优劣的一种形式，有比技巧、比输赢的特点，富有趣味性，挑战性。斗茶始于唐代，源于福建建州茶乡。
宋仁宗景佑元年，范仲淹任睦州知州时，章岷任推事，他们是同僚，也是诗友，常聚在一起，宴集唱和。范仲淹和章岷斗茶，章岷先作斗茶诗，范仲淹看后佩服有加，并步其韵赋诗一首，这就是脍炙人口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诗中赞的是天下闻名的武夷茶，从茶的产地、采摘、研制、茶器具、用水到汤色、香气以至参与斗茶者的胜负心理一一入诗。
除范仲淹外，还有陆游、梅尧臣等宋代诗坛大佬，以及历宦睦州(严州)的田锡、章岷、赵抃、张伯玉等，都有茶诗留传后世。
从《严州图经》所记载的有关茶文化的史料可以看出，宋代是建德茶叶和茶文化发展较为发达的时期。
(本刊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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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经》开篇就说了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在《七之事》中也说了很多以茶倡俭的例子。可以说，在陆羽的观念里，俭是最重要的茶文化思想。但是，到底什么是俭，如何去实践以茶倡俭却不但没有说清楚，还相当矛盾。
我们在之前说过的晏子、陆纳、桓温等等都是以茶践行俭的代表，这一回，我们要说的南齐世祖武皇帝萧赜也是一个典型的打上茶叶标记的俭人。但是这些人的俭却又是各不相同的。
我们中国人喜欢把事物都分成大小两类，比如大人和小人，大智慧和小聪明，大仁大义和小恩小惠，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非常有意思的是，分辨大和小的方法却是，越靠近标准答案的那一种越是小，而越是不像样的那一类反倒越是大，所以，老子要说大智若愚、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不仅老子是这样认为的，孔子也是这样认为的。孔子的思想中最核心的就是仁，这个仁，在孔子的眼里也是有大仁和小仁之分的。有一次子贡问他：管仲的所作所为应该不算是仁吧？齐桓公杀了公子纠，管仲没有为此杀身成仁殉节而死，反倒是做了齐桓公的相国辅佐起自己主子的敌人来。孔子就说：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使得天下得以匡正，民众至今仍因此受其恩惠。若不是管仲我们可能至今都是披头散发衣襟左开，像其他落后民族一样仍未开化。管仲之仁岂是匹夫匹妇之仁可以比拟的！若是以匹夫匹妇的小仁去考察管仲的话，他非但不能及格，简直就是无耻小人了。他和鲍叔牙做生意，赚了钱，他要多分；他给鲍叔牙出主意帮忙，却是越帮越忙；一起去打仗，却总是率先逃跑但是这些却又都不足以说明他不仁，《史记》中有一段管仲自述的话，从中可以看出一些大仁和小仁的不同来：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
《茶经》引了《南齐书武帝本纪》上世祖武皇帝的《遗诏》：我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但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已。类似的节俭、恤民的例子在《武帝本纪》上还有很多。以老百姓最直观的眼光去看，这样的皇帝，没有理由不是好皇帝，因此，《南齐书良政传》上说，在萧赜当政的永明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这样的话也许并不全假，但是真实的成分却又注定高不了多少，因为《南齐书》的作者萧子显正是萧赜的亲侄子，按照现在的说法，他和萧赜是利益相关人，如果是涉及法律诉讼的话，他都是要回避的，拿他对萧赜的评语来说事，当然是不能服众的，况且，即便萧赜的俭朴都是事实，这些做法能够取得的实际意义也并不大。同样是在他侄子写的史书里，还有一封永明七年的诏书，上面写道：晚俗浮丽，历兹永久，每思惩革，而民未知禁。乃闻同牢之费，华泰尤甚；膳羞方丈，有过王侯。富者扇其骄风，贫者耻躬不逮。或以供帐未具，动致推迁，年不再来，盛时忽往。宜为节文，颁之士庶。并可拟则公朝，方樏供设，合卺之礼无亏，宁俭之义斯在。如故有违，绳之以法。这么来看，萧赜的种种作秀行为并没有在真正应该从俭的士大夫富贵阶层中产生多大的影响，他们还是一样过着奢侈的腐朽生活，只不过很多时候改成偷偷地进行了。而对于大多数贫穷的老百姓则更是没有意义，对他们来说，即使你不让他节俭他都会节俭的，他若不节俭谁来给他生活？
同样是说萧赜这个人，在他的敌人的史书里就没有这么客气了。《魏书宋弁传》上记载：高祖曾论江左事，因问弁曰：卿比南行，入其隅隩，彼政道云何？兴亡之数，可得知不？弁对曰：萧氏父子，无大功于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顺守。德政不理，徭役滋剧；内无股肱之助，外有怨叛之民。以臣观之，必不能贻厥孙谋，保有南海。若物惮其威，身免为幸。
宋弁是敌方大臣，对萧赜的评价，同样不免偏颇，但是很大程度上却也说到了点子上。萧赜身为皇帝，却并无皇帝应有的度量。在做太子时，因为行事专断，荀伯玉曾向高帝举报过他，高帝杀了他的亲信张景真，差点也将他的太子给废掉，等到他一继了位就毫不留情地杀了散骑常侍荀伯玉。曾屡破魏兵的武兵尚书垣崇祖因为与荀伯玉交往甚厚，被他诛杀。而最受他宠信的则是《佞臣传》中的人物茹法亮和吕文显。萧赜还没死，皇族的斗争就开始了，整个南齐的历史也不过写了短短的24年就草草收笔了。
话说到这里，按照老子和孔子的理论，我们不难认定，萧赜以茶倡导的俭不过是匹夫匹妇之俭，远远够不上大俭的要求。真正的大俭当是得意忘形的俭，而他的俭却是得形忘意的俭。在他这个位置上，理应做好这个位置上应该做的事情，整天就像蹩脚电视剧里好皇帝的微服私访、处理案件一样抓形式上的俭朴，越是做得多就离大俭越远了。
《茶经》开篇就说了“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在《七之事》中也说了很多以茶倡俭的例子。可以说，在陆羽的观念里，“俭”是最重要的茶文化思想。但是，到底什么是“俭”，如何去实践以茶倡“俭”却不但没有说清楚，还相当矛盾。
我们在之前说过的晏子、陆纳、桓温等等都是以茶践行“俭”的代表，这一回，我们要说的南齐世祖武皇帝萧赜也是一个典型的打上茶叶标记的“俭”人。但是这些人的“俭”却又是各不相同的。
我们中国人喜欢把事物都分成大小两类，比如大人和小人，大智慧和小聪明，大仁大义和小恩小惠，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非常有意思的是，分辨“大”和“小”的方法却是，越靠近标准答案的那一种越是“小”，而越是“不像样”的那一类反倒越是“大”，所以，老子要说“大智若愚”、“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不仅老子是这样认为的，孔子也是这样认为的。孔子的思想中最核心的就是“仁”，这个“仁”，在孔子的眼里也是有“大仁”和“小仁”之分的。有一次子贡问他：“管仲的所作所为应该不算是仁吧？齐桓公杀了公子纠，管仲没有为此杀身成仁殉节而死，反倒是做了齐桓公的相国辅佐起自己主子的敌人来。”孔子就说：“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使得天下得以匡正，民众至今仍因此受其恩惠。若不是管仲我们可能至今都是披头散发衣襟左开，像其他落后民族一样仍未开化。管仲之仁岂是匹夫匹妇之仁可以比拟的！”若是以匹夫匹妇的“小仁”去考察管仲的话，他非但不能及格，简直就是无耻小人了。他和鲍叔牙做生意，赚了钱，他要多分；他给鲍叔牙出主意帮忙，却是越帮越忙；一起去打仗，却总是率先逃跑……但是这些却又都不足以说明他不仁，《史记》中有一段管仲自述的话，从中可以看出一些“大仁”和“小仁”的不同来：“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
《茶经》引了《南齐书·武帝本纪》上世祖武皇帝的《遗诏》：“我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但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已”。类似的节俭、恤民的例子在《武帝本纪》上还有很多。以老百姓最直观的眼光去看，这样的皇帝，没有理由不是好皇帝，因此，《南齐书·良政传》上说，在萧赜当政的“永明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这样的话也许并不全假，但是真实的成分却又注定高不了多少，因为《南齐书》的作者萧子显正是萧赜的亲侄子，按照现在的说法，他和萧赜是利益相关人，如果是涉及法律诉讼的话，他都是要回避的，拿他对萧赜的评语来说事，当然是不能服众的，况且，即便萧赜的俭朴都是事实，这些做法能够取得的实际意义也并不大。同样是在他侄子写的史书里，还有一封永明七年的诏书，上面写道：“晚俗浮丽，历兹永久，每思惩革，而民未知禁。乃闻同牢之费，华泰尤甚；膳羞方丈，有过王侯。富者扇其骄风，贫者耻躬不逮。或以供帐未具，动致推迁，年不再来，盛时忽往。宜为节文，颁之士庶。并可拟则公朝，方樏供设，合卺之礼无亏，宁俭之义斯在。如故有违，绳之以法。”这么来看，萧赜的种种作秀行为并没有在真正应该从俭的士大夫富贵阶层中产生多大的影响，他们还是一样过着奢侈的腐朽生活，只不过很多时候改成偷偷地进行了。而对于大多数贫穷的老百姓则更是没有意义，对他们来说，即使你不让他节俭他都会节俭的，他若不节俭谁来给他生活？
同样是说萧赜这个人，在他的敌人的史书里就没有这么客气了。《魏书·宋弁传》上记载：“高祖曾论江左事，因问弁曰：‘卿比南行，入其隅隩，彼政道云何？兴亡之数，可得知不？’弁对曰：‘萧氏父子，无大功于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顺守。德政不理，徭役滋剧；内无股肱之助，外有怨叛之民。以臣观之，必不能贻厥孙谋，保有南海。若物惮其威，身免为幸。’”
宋弁是敌方大臣，对萧赜的评价，同样不免偏颇，但是很大程度上却也说到了点子上。萧赜身为皇帝，却并无皇帝应有的度量。在做太子时，因为行事专断，荀伯玉曾向高帝举报过他，高帝杀了他的亲信张景真，差点也将他的太子给废掉，等到他一继了位就毫不留情地杀了散骑常侍荀伯玉。曾屡破魏兵的武兵尚书垣崇祖因为与荀伯玉交往甚厚，被他诛杀。而最受他宠信的则是《佞臣传》中的人物茹法亮和吕文显。萧赜还没死，皇族的斗争就开始了，整个南齐的历史也不过写了短短的24年就草草收笔了。
话说到这里，按照老子和孔子的理论，我们不难认定，萧赜以茶倡导的“俭”不过是匹夫匹妇之俭，远远够不上“大俭”的要求。真正的“大俭”当是“得意忘形”的俭，而他的俭却是“得形忘意”的俭。在他这个位置上，理应做好这个位置上应该做的事情，整天就像蹩脚电视剧里好皇帝的微服私访、处理案件一样抓形式上的俭朴，越是做得多就离“大俭”越远了。
从法门寺出土茶具看唐代宫廷茶文化
饮茶习惯在唐代宫廷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甚至是皇室和后宫嫔妃时髦重要的休闲活动。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宫廷金银器中，有一套十六件几近完整无损的金银茶具，反映了多彩的中国宫廷茶文化。
1987年陕西法门寺地宫中，发掘了大量唐代宫廷金银器，这些专供皇帝御用供佛器物中，有一套几近完整、无损的金银茶具十分引人瞩目，还有首次发现史上最负盛名的瓷器秘色瓷。这套金银茶具有茶碗、碟、盘、净水瓶共十六件；据专家考证，这套晚唐宫廷系列茶具，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最完善而珍贵的银金花茶器（鎏金银器），多数为唐僖宗及地方官进奉法门寺的供养文物，为研究中国宫廷茶文化，及世界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迈向新的里程。
饮茶习惯在唐代宫廷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甚至是皇室和后宫嫔妃时髦重要的休闲活动，唐代开元以后，朝廷设立了专门生产皇室用茶的贡焙场所，每年春天特别派遣官吏监督制造，为赶上每年清明节的清明宴，日夜快马加鞭的送上春茶，〈湖州贡焙新茶〉诗中，就有描述皇后刚出游踏青回来，准备梳洗一番时，听到急程的新茶已送到京城，皇后立即露出笑容，命宫女立刻取来烹茶。
皇帝和臣子们文会时，令宫女随时以茶汤伺候，君臣在吟诗作对、切磋学问之余，茶用来解渴润喉、明目益思，君臣一同品茶，使得文会更加尽兴。
另外，皇帝亲自主持殿试时，会赐茶汤给及第的文人饮用，同时贡茶有时也会赏赐给臣下，也唯有在这种特别的时候，非皇室贵族身份的人才有机缘品赏到高档的贡茶。
唐代饮茶的方式多样化，但正式的茶礼、高规格的茶汤表现则是饮用饼茶，依据陆羽茶经《五之煮》，在饮茶前饼茶要先烤炙，一方面容易碾碎成末，二方面使茶去水分而发香；饼茶成末之后，要用细网罗筛成更细的茶粉，经历汲泉择水、风炉看火的两道水火工夫，在一沸、二沸之间投茶烹煮，过程中加适量粗盐以提味。
茶汤煮至三沸，腾波鼓浪时立即止沸，在茶鍑中以培育汤华，陆羽：沬饽汤之华。华之薄者曰沬，厚者曰饽，细轻者曰花，如枣花漂漂然于环池之上。茶鍑远离炭火，放在交床上开始分酌茶汤，煮水一升能分五碗茶，在碗上欣赏枣花、青萍、云鳞的美景，趁热连沫带渣一起咽下，与近代工夫茶过滤茶汤的清饮差异很大！
这批地宫出土的华丽茶具，多数是以鎏金工艺装饰在银器上，其做工精细、风格华贵，唐代贯以银金花来形容之。
地宫除了大量的银金花茶具面世之外，地宫中还有供奉皇室使用的秘色瓷茶碗，以及当时被视为珍稀的琉璃（即玻璃）茶碗、茶托一副，透过这些由金、银、瓷、琉等材质所烘托出来的高雅茶具，在唐代茶文化与宫廷精致物质的交融下，取得雅、俗、奢、俭的平衡点，大唐皇家饮茶之风采尽收眼底。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茶文化，到宋代已经发展到了极致。在浩如烟海的宋词中，与茶相关的作品不计其数，从采茶到制茶，从茶的功用到烹茶之法，及茶礼、分茶、斗茶、点茶、试茶、茶百戏等都有描述。其中，明确以咏茶为主旨者有61首，这61首词中以茶为题者42首，以茗为题者1首，无题者18首，具体而形象地反映出宋人的饮茶习尚。
首先，宋人饮茶重水质，极其讲究烹茶用水。在茶的烹制过程中，水质对茶水的质量有着直接的影响。早在唐代陆羽的《茶经》中就已经注意到饮茶中水的选择的重要性而且要求已极为苛刻：“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拣乳泉石池慢流者上，其瀑涌湍漱勿食之，久食令人有颈疾。有多别流于山谷者，澄浸不泄，自火天至霜郊以前，或潜龙畜毒于其间，饮者可决之以流其恶，使新泉涓涓然酌之。其江水，取去人远者。井水，取汲多者。”哪种水令人饮之有益，哪种水对人体有害已述之较详，大意是以新、净者为上。宋人对这一点同样十分重视，这在宋词中有着充分的表现。
如：苏轼《西江月·茶词》“龙焙今年绝品，谷帘自古珍泉。雪芽双井散神仙，苗裔来从北苑”；程大昌《浣溪沙》“水递迢迢到日边，清甘夸说与茶便，谁知绝品了非泉”；陈与义《玉楼春·青镇僧舍作》“呼儿汲水添茶鼎，甘胜吴山山下井。一瓯清露一炉云，偏觉平生今日永”；尹济翁《声声慢·禁酿》“残春又能几许，但相从，评水观茶”；颜奎《醉太平》“茶边水经，琴边鹤经，小窗甲子初晴”；杨泽民《荔枝香》“瞰水自多佳处，春未去。绣桷斗起凌空，隐隐笼轻雾。已飞画栋朝云，又卷西山雨。相与，共煮新茶取花乳”等等。抚琴必有鹤舞，美茗得有上好的水烹制，二者缺一不可，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对于茶水的讲究。
其次，宋人极度讲究用茶之益，认为所饮之茶必以有茶乳为上。茶乳即茶乳花，宋代茶词中的“云脚”、“雪”、“花”等词语有很多是指茶乳花。关于茶乳花，陆羽《茶经》中已有记：“凡酌置诸碗，令沫饽均。沫饽，汤之华也。华之薄者曰沫，厚者曰饽，细轻者曰花，如枣花飘飘然于环池之上；又如廻滩曲渚青萍之始生；又如晴天爽朗有浮云鳞然。其沫者，若绿钱浮于水渭，又如菊英堕于尊俎之中。饽者以縡煮之，及沸则重华累沫，皤皤然若积雪耳。”又曰：“茗有饽，饮之宜人。”
宋人在茶词中对茶乳有充分细致的描绘：苏轼《西江月·茶词》“汤发云腴酽白，盏浮花乳轻圆。人间谁敢更争妍，斗取红窗粉面”；黄庭坚《阮郎归·茶词》“雪浪浅，露花圆，捧瓯春笋寒。绛纱笼下跃金鞍，归时人倚栏”；黄庭坚《西江月·茶》：“龙焙头纲春早，谷帘第一泉香。已醺浮蚁绿鹅黄，想见翻成雪浪”；毛滂《西江月·侑茶词》：“汤点瓶心未老，乳堆盏面初肥。留连能得几多时。两腋清风唤起。”通过对茶乳花的细致观察和描写，在词中营造出一种如梦如幻的境界。
宋人不但在词中对茶乳花有着客观的描绘，而且对其产生的过程也有具体说明。曹冠《朝中措·茶》“金箸春葱击拂，花瓷雪乳珍奇”；姚述尧《如梦令·寿茶》“彩仗挹香风，搅起一瓯春雪”；都是说茶乳的产生是因为击拂震荡。刘过在其《好事近·咏茶筅》中描写用茶筅击拂，产生茶乳的过程，最为具体而美妙：“谁斫碧琅轩，影憾半庭风月。尚有岁寒心在，留得数茎华发。龙孙戏弄碧波涛，随手清风发。滚到浪花深处，起一窝香雪。”
再者，宋人极度讲究用茶之盏。唐人一般以茶绿为贵，认为越州瓷如玉，如冰，色青，为最好。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审美观也在慢慢的发生着变化。宋人钟情于有厚重感的暗色。蔡襄《茶录·茶盏》记：“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烧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清白盏，斗试家自不用。”又赵佶《大观茶论》：“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焕发茶采色也。底必差深而微宽，底深则茶直立，易以取乳，宽则运筅旋彻，不碍击拂。”可以见出，宋人对于茶盏的要求是以黑釉为上品，这与唐人已有不同。
宋代的许多茶词对此有所表现，如秦观《满庭芳·茶词》：“窗外炉烟似动，开瓶试，一品奔泉。轻淘起，香生玉乳，雪溅紫瓯圆。”又程邻《西江月》：“琼碎黄金碾里，乳浮紫玉瓯中。”其中的“紫瓯”、“紫玉瓯”都是泛指宋人所用的暗色茶盏。黄庭坚《西江月·茶》“兔褐金丝宝碗，松风蟹眼新汤”和葛长庚《水调歌头·咏茶》“放下兔毫瓯子，滋味舌头回”中的“兔褐金丝宝碗”、“兔毫瓯”指的都是建安瓷中珍贵的兔毫盏。
兔毫盏的珍贵在祝穆《方舆胜览》卷11中有记,云：“兔毫出瓯宁之水吉。然毫色异者，土人谓之毫变盏，其价甚高，且难得之。”黄庭坚《满庭芳》“……碾深罗细，琼蕊暖生烟，一种风流气味，如甘露，不染尘凡。纤纤捧，冰瓷莹玉，金缕鹧鸪斑”；周紫芝《摊破浣溪沙·茶词》“醉捧纤纤双玉笋，鹧鸪斑”，两词中都提到黑釉茶盏中另一种珍贵的鹧鸪斑盏。
从现存的茶词中我们可以看到,宋人对于饮茶的讲究已经上升到了艺术的高度。今天我们品味茶词的同时，也真切地感受到宋人的饮茶艺术正如一杯格调高雅的清茶,散发着永久的清香，我们从中可以领略到一种令人神往的风流飘逸的境界和优雅灵动的情韵，可以体味和、冲、静、洁、清、澹、美、俭为主要特点的茶文化精神以及宋代士人追求超世与清雅的另一种文化心态。(作者单位：南京炮兵学院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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