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秦汉以前巴蜀是中国茶业的摇篮”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秦汉以前巴蜀是中国茶业的摇篮”相关知识！
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然而，中国在茶业上对人类的贡献，主要在于最早发现并利用茶这种植物，并把它发展形成为我国和东方乃至整个世界的一种灿烂独特的茶文化。中国茶业，最初兴于巴蜀，其后向东部和南部逐次传播开来，以致遍及全国。六朝以前的茶史资料表明，中国茶业，最初兴起于巴蜀。《汉书·地理志》称：“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巴蜀的范围较大，居住民族除巴人和蜀人之外，还有濮、?、苴、共、奴等许多其他少数民族，巴族、蜀族，不过是其中分布较广、人口较多的两个大族。这些民族，大致在夏商和西周时，还停留在原始氏族阶段，至春秋、战国期间，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才由原始走向文明，但是，从中原的观点来看，这些民族或地区，仍然是属于“南夷”的化外之区;巴蜀归属于华夏，是在秦统一和设置郡县以后的事情。
那末，巴蜀又是什么时候开始饮茶的呢?茶界持有不同见解，有的认为始于“史前”，有的认为“西周初年”，也有的认为在“战国”时期等，归结起来，就是究竟始于巴蜀建国之前抑或建国之后的问题。
所谓巴蜀饮茶“始于战国”的观点，实质上也就是否定上古神农传说的史料价值，认为只有可靠的文字记载才可凭信。其实，说巴蜀茶业始于战国，也是以顾炎武上说为依据，别无其他直接文字记载。史前集农业、医药和陶冶斤斧?。?耨等多种发明于一身的神农，未必真有其人、其事。但是，他作为后人追念史前上述伟大发明而塑造出来的一种形象，而得到人们的承认。与他联系在一起的上述事物是指原始时代的发明，这些应该是有一定的史实根据的。一般地说，在未进行考古发掘之前，古书关于“神农耕而作陶”和“始作耒?，教民耕种”、“始尝百草，始有医药”等传说，同样也是无文字可证的。所以，神农作为史前的一个特定阶段的代表，将农业、医药、陶器，以至茶叶的饮用“发乎”这一时代，应当是可信的。
顾炎武曾道：“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认为饮茶是秦统一巴蜀之后才开始传播开来，肯定了中国和世界的茶叶文化，最初是在巴蜀发展起来的。这一说法，现已被绝大多数学者认同。
巴蜀产茶，可追溯到战国时期或更早，巴蜀已形成一定规模的茶区，并以茶为贡品。
关于巴蜀茶业在中国早期茶业史上的突出地位，直到西汉成帝时王褒的《童约》，才始见诸记载，内有“烹荼尽具”及“武阳买茶”两句。前者反映成都一带，西汉时不仅饮茶成风，而且出现了专门用具﹔从后一句可以看出，茶叶已经商品化，出现了如“武阳”一类的茶叶市场。
《华阳国志》是晋人所写，其所载史实是汉朝甚至是两晋的情况，既然巴蜀种茶，到战国时已兴至汉中葭萌一带，其上述巴蜀南部的产茶地区，当不会都是在葭萌之后才发展起来的。所以，如果葭萌“以茶氏郡”的论点可以成立，那末，《华阳国志》中所提到的茶叶产地，可以说也是战国前即已形成的历史茶区。
关于巴蜀茶业在我国早期茶业史上的突出地位，直到西汉成帝时的王褒《僮约》中，才始见诸记载。《僮约》有“脍鱼鳖，烹荼尽具”;“武阳买荼，杨氏担荷”两句。前一句反映成都一带，西汉时不但饮茶已成风尚，而且在地主富家，饮茶还出现了专门的用具。其后一句，则反映成都附近，由于茶的消费和贸易需要，茶叶已经商品化，还出现了如“武阳”一类的茶叶市场。
西汉时，成都不但已形成为我国茶叶的一个消费中心，而且由后来的文献记载看，很可能也已形成为我国最早的茶叶集散中心。如西晋张载《登成都楼》(3世纪80年代)诗句：“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即是一证。张载这首诗，共32句。前面16句，谈成都的飞宇层楼、物饶民丰和高甍长衢的城市境况;下阕借蜀郡汉代巨富程、卓二家的奢华生活，来极言成都茶叶的名满遐迩。与张载这一诗句相辅，构成巴蜀茶业名甲全国的还有这样两条史料：三国魏张揖《广雅》(三世纪上)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为米膏出之，……用葱姜之。”其二是西晋孙楚的《出歌》(231—293年)：“茱萸出芳树颠，鲤鱼出洛水泉。白盐出河东，美豉出鲁渊。姜、桂、荼出巴蜀，椒、桔、木兰出高山。蓼苏出沟通渠，精稗出中田。”前一条史料所说的“荆巴间”，具有是指今川东、鄂西一带。其实，这鄂西早先属楚国的边境地区，先秦时有的一度就属巴国或是巴文化的影响区。所以，这条资料实际上介绍的，主要还是巴蜀的制茶方法和饮茶习惯。后一条《山歌》，主要是介绍一些常用饮料、食物产地。把《广雅》、《出歌》和《登成都楼》诗的上述内容联系起来，就能清楚地看出，不只先秦，而且在秦汉直至西晋，巴蜀仍是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重要中心。
西汉时，成都不但已形成为中国茶叶的一个消费中心，由后来的文献记载看，很可能也已形成了最早的茶叶集散中心。不仅仅是在秦之前，秦汉乃至西晋，巴蜀仍是中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重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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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氏是“三苗”、“九黎”部族之首领。在《史记·吴起传》与《说苑》等古籍中有“三苗氏，衡山在其南，歧山其北，左洞庭之坡，右彭蠡之川”的记载，这说明神农氏的部族发源在四川东部和湖北西部山区这正是今日大神农架的地域。在这样一个植被茂盛，至今还盛产茶叶的环境里，神农尝百草完全是可能的。后来这些部族不断北移或东徙，西北才成为华夏政治中心。
到舜帝禅让王位于大禹，氏族社会的政治中心已移到河南登封一带，前几年己在该处王城岗发掘出夏代遗址遗物，大禹接位，并非一帆风顺，当初在江浙沿海治水，疏流入海，导苕溪、余不溪、入太湖，克服了洪水之患。后又战败防风氏，逐渐北上。舜帝得知大禹治水有功，就让位于他。而“三苗”后裔不服，所以，《史记五帝本纪》有“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的记载。大禹治水在江南，史书也有根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上会稽、祭大禹”，司马迁20岁时，也“登会稽，探禹穴。”所以今日浙江绍兴留有大禹遗迹。
夏禹原让位于“百虫将军”伯益，但为儿子夏启夺权，启有太康、仲康和少康三子，不断发生王位之争到禹的第六代孙夏杼时政局统一，国力强盛，他曾率部南下寻根，至浙西、驻骅金斗山东南延峦妙峰一带，故这一带山称之为杼山。当时在山南至今尚留有避它城夏王村等遗迹。夏杼之后八代而衰，履癸(桀)为契灭，契建立先商世代。
从现存的历史资料也不难看出，氏族社会“三苗氏”生息之地，产茶历代不衰，如南北朝时，《刘琨购茶书》中提到安州(今湖北安陆);《桐君录》中提到酉阳(今湖北黄风东)、巴东(四川奉节);《荆州土地记》中提到武陵(湖南常德)。都盛产茶叶。唐代的史料中提到湖北江陵、南漳、四川彭景、安景、邛崃等地盛产茶。
六朝以前的茶史资料表明，中国茶业，最初兴起于巴蜀。《汉书·地理志》称：“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巴蜀的范围较大，居住民族除巴人和蜀人之外，还有濮、、苴、共、奴等许多其他少数民族，巴族、蜀族，不过是其中分布较广、人口较多的两个大族。这些民族，大致在夏商和西周时，还停留在原始氏族阶段，至春秋、战国期间，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才由原始走向文明，但是，从中原的观点来看，这些民族或地区，仍然是属于“南夷”的化外之区;巴蜀归属于华夏，是在秦统一和设置郡县以后的事情。
周朝时期，巴蜀地区雨水充沛、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最适宜茶树生长。基于这种原因，巴蜀地区的茶树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巴蜀就成为茶树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巴蜀一带也就成了茶树种植的中心地带。当时巴蜀地区居住的部落除了巴人和蜀人以外，还有其他十多个勤劳勇敢的少数民族。他们在长时间的生活实践中，大量接触到茶树。他们渐渐发现，茶叶不仅可以治病，还可以解渴降暑、提神息热，是一种很好的饮料。自此，饮茶蔚然成风。据《华阳志》记载，周武王伐纣时，巴蜀等西南小国还将其所产茶叶当成贡品献给周武王，使周武王大开眼界，同时周武王也养成了饮茶的习惯。在周武王的倡导下，华夏大地开始普遍饮茶。
从《王褒僮约》所记载的饮茶、卖茶的事实看来，我国汉代以前，川东鄂西地区生产和利用茶叶的事业已相当发达。人们不难设想从采野茶到人工栽培茶树，从自给自用到“产、供、销”的过程，需要多长年代。所以说我国祖先发现利用栽培茶叶的历史是悠久的。
清初学者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考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指出各地对茶的饮用，是在秦国吞并巴、蜀以后才慢慢传播开来的。也就是说，中国和世界的茶叶文化，最初是在巴蜀发展为业的。顾炎武的这一结论，统一了中国历代关于茶事起源上的种种说法，也为现在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因此，常称“巴蜀是中国茶业和茶叶文化的摇篮”。
研究中国的茶文化，可能谁也不能忽视四川。因为四川是中国茶的摇篮,最早的记载见于《华阳国志》，说是距今约3000年前古巴国已有茶树种植，并将茶叶年年进贡给天子周武王。在我国，赞茶的名联佳句首推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这一副对子。有人说这付对联是形容四川茶馆风光的，其实这副对联已经是中国茶馆的招牌了。我这么说是有证据的，有一篇《官场斗》的评书，讲的是宰相刘罗锅的故事，刘墉拿太后恩赐的蒙山茶招待九王爷，评书中说：您看过去茶馆儿门口儿，都有幅对联：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哎，说的就是蒙山茶。这是贡品啊。别看他是王爷，还真没喝过。端起盖碗儿，掀开，喝了一口。哎呀！香味儿沁透肺俯，久凝不散。还有《野火春风斗古城》这部反映冀中平原抗日战争的小说中描写茶铺的场景时也说到，邢家茶铺只有半里多路，韩燕来几分钟就走到了。多日不来这里，处处觉着生疏变样，连吊着的那两块蒙山顶上茶扬子江心水的油漆招牌，也仿佛脱落了颜色。
为什么中国的茶铺会以蒙山茶为招牌呢？因为蒙山茶的名气太大了，它是历代文人墨客吟诵的对象。唐代白居易的《琴茶》诗句有琴里知闻惟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唐代黎阳王《蒙山白云岩茶》作诗说闻道蒙山风味佳，洞天深处饱烟霞若教陆羽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的确，茶圣陆羽在评价名茶时曾说：蒙顶第一，顾诸第二（顾诸茶产于浙江长兴，是唐代名茶中的珍品）。
去年我有幸到雅安出差，抽空到蒙山体验了一次茶文化寻踪。雅安古称西蜀漏天有雨城之名，还有雅安多雨，中心蒙山之说。在雅安城市里的音乐广场上有一个女娲补天的雕像，传说中的上古时代天就在雅安那里漏了个窟窿，可能当时女娲也没有把那里的天补好，至今还是多雨。但是，也因为那里多雨，为动植物提供了宝贵的生长环境，中国的国宝大熊猫的发现地就在雅安的蜂桶寨。
蒙山因雨雾蒙沫而得名，这里常年雨量达2000毫米以上。我们那一天到蒙山，也是细雨蒙蒙。在蒙山脚下，一派浓郁的川西乡村景色，茂林修竹环抱农舍，田陌纵横绿浪翻涌，满眼的绿色已经沁人心扉。漫步登山更是满目苍翠令人心醉，片片茶园，堆青叠翠，蔚为壮观。古刹、佛寺的红墙梵宇掩映于茶园翠霭之间别增情趣。据说如果天气晴朗，从蒙顶远眺可见峨眉、瓦屋、周公诸山，南观峨眉金顶，北望夹金雪山，向东俯视，可见原野平畴，溪涧纵横，风景如画。可惜天公不作美，留下些许遗憾。
既然是说茶文化，我就不介绍那里其他人文景观了。只说说那里的茶园、茶叶、茶水和茶博士给我留下的印象。蒙山上有一座茶史博物馆，由张爱萍题写馆名。博物馆的一位女导游热情接待了我们，她可以称为茶文化的专家，渊博的知识从她的口里娓娓道来，时而旁征博引，时而幽默风趣，让我们在一边观看着馆内存列着有关蒙顶茶的文献、诗词、标本、茶具、碑碣，一边在发出会心的笑声中领略了川西土地上厚重的茶文化发展脉络。
原来蒙山是中国种茶业和茶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蒙山茶祖师吴理真开始在蒙顶驯化栽种野生茶树，开始了人工种茶的历史。关于这位祖师爷还有美丽的爱情传说故事呢。在那位女专家的引领下，我们一行人参观了皇茶园。皇茶园座落于蒙顶主峰的五个形似莲花小山头之中，可谓风水宝地，汉代被誉为甘露大师的吴理真种植的七株灵茗之种就在这里。蒙顶茶历来被看作祛疾去病的神来之物。因此，历史悠久的蒙顶茶被称为仙茶，蒙山被誉为仙茶故乡。该园以石栏围绕，两侧石门有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石刻楹联，横额书皇茶园。从唐代开始在此采摘贡茶，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年)正式命名为皇茶园。从唐玄宗天宝元年(724年)被列为贡品，历经一千二百多年而不间断。
1734年，满清皇室正式把蒙山仙茶作为祭祀天地和祖先用，当时采摘仙茶是有礼仪的，沈廉在《退笔录》记载：清明时节，由县令择吉日率名山墙僧朝服登山，至上清峰，命僧会司率蒙山十二采茶僧，焚香礼拜后入园，摘其嫩叶三百三十五片，炒制后装入两只银瓶称正贡。这三百六十片芽叶，贮藏在两只银瓶中进贡应变都，供皇帝祭天祭祖之用，有人称它为：人间第一茶。同时在周围的大五峰采叶精制成28斤茶，装十八只锡瓶，称陪贡或凡种，用木箱装好，裹以黄绫，盖官印，择古日，派人昼夜兼程送往京都，沿途州县均谨慎护送，只供皇帝享受。
听说过去只有皇帝才能喝的好茶，到此的游客自然要品尝了。我们在女专家级别的导游的陪同下品茶，更增加了文化的韵味。她介绍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茶艺是精神艺术享受，器具要十分讲究，条理分明，有艺术美感。四川的茶具最有特色的是盖碗茶，又称三才碗，三才者，天、地、人也。茶盖谓之天，茶船谓之地，茶碗居中是为人。一副茶具便寄寓了古代哲人天盖之，地载之，人育之的道理。原来这里还有哲学，说的好我们不由得鼓起掌来。
有人问：中国的西北地区也用盖碗喝三炮台茶，不知道这盖碗是谁发明的？女专家笑了说：先生们不愧是文化人，好学习，什么事情都讲究个刨根究底。这盖碗应该是四川人发明的，就说这个茶托为什么叫茶船吧，传说为唐代西川节度使崔宁之女所造，因为开始为木托，后以漆制，所以叫个茶船。但从考古发掘来看，它出现肯定更早，所以崔宁之女创茶船之说只能作为传说故事。但是，因该是起与四川，因为四川的彝族至今还用着木碗和漆器，而且四川出土的漆器很有历史，我这个四川导游当然要为四川人的聪明说话，各位先生不要见笑。
接着，女导游介绍了盖碗茶的好处，她说，中国人喝茶讲究喝热茶，方能泌脾、提神、清心。盖碗茶，可以说真正是把饮茶艺术实用化了。这个茶碗上大下小，盖入碗内喝茶时不易滑落，下面有茶船避免烫到手。人们一只左手就可以端起茶船，重心平稳，不必揭盖，半张半合，就可以从茶碗与茶盖缝隙间细吮茶水，用杯盖遮挡茶叶避免了壶堵杯吐之烦。腾出的右手来，可以用茶盖在水面刮动，这叫做翻江倒海，使整碗茶水上下翻转，轻刮则淡，重刮则浓，很科学的。女导游又风趣地边做动作边介绍说：喝盖碗茶讲究姿态，你可以从一个人喝茶的姿态上看出这个人职业。你看川剧中的角色，如果是一个秀才他喝茶的姿势是很文雅的，左手端起茶船，右手捏起茶盖向外波动水面，喝茶的时候，用茶盖遮住口鼻，轻吹细吮茶水，那叫斯文。如果是一介武夫，左手大把的抓起茶船，右手也是一把抓的拿着茶盖，使劲的拨动水面，然后大口的喝出动静来，那叫牛饮。再看青衣花旦喝盖碗茶，那杯盖的手要做成兰花指的样子，那叫淑女。她这么一说，我们都学了起来，她笑着夸奖我说：这位先生的样子一看就是个文化人。
再说蒙山的茶叶，蒙顶茶是蒙山所产各种花色名茶的统称。品种很多，我们一时也记不住多少，只记得什么黄芽、雀舌、雨前、甘露等等。我想黄芽、雀舌可能是因型得名，雨前应该是谷雨之前采摘的嫩叶，甘露是因为蒙山茶祖师吴理真被誉为甘露大师而得名。在我的印象中雀舌是好茶，四川有一句民间对联说：忙什么？喝我这雀舌茶，百文一碗；走那里？听他摆龙门阵，在饮三盅。还有一句文绉绉的诗句说瑞草抽芽分雀舌，名花采蕊结龙团。不过我们那天没有品尝雀舌，而是每人来了一碗黄芽。
在茶叶的故乡泡茶也有讲究，茶博士是个小伙子，手臂上挽着一把长嘴大铜壶，远远的给你的盖碗里注水，导游说：这叫蛟龙入海，既是一种艺术表演，也有科学道理。因为我们喝的是嫩茶叶，俗名叫丫丫茶水温太高了，会把茶叶烫过头，因此茶博士掺茶水的时候远远的注水，滚开的水在空中会有一个降温的过程，到了碗里刚好85度到90度左右，同时水注到碗里翻滚着搅动了茶叶以便快一点让客人品尝。大家一看，果然碗里的茶叶都是Y字形的嫩芽，向上挺立着，十分优雅惬意。那碗茶汤色、香、味俱全，颜色嫩绿嫩黄，汤水碧清味醇，香气馥郁诱人，入口鲜爽香郁，令人精神为之爽快异常。
好茶要有好水，女导游说：陆羽在《茶经》中总结的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今天我们这里就是用的上等的水。还有说法茶与水讲究最佳期组合，龙井茶要用虎跑水，蒙山顶上茶要配扬子江心水。古人说是要注意清、活、轻、甘、洌五个方面，清、活、轻是水质要求，也就是要干净、来源于活水，质地要轻；甘、洌是水味的要求，甜美无咸苦，清凉爽口。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要用软水，不用硬水，水中的矿物质含量要少。大家听了女导游的一席话，不由得说：看来我们生活在城市里，没有条件喝到好的茶水了。女导游笑了：也不能那么悲观，城市里的自来水也是卫生的，不过各位先生要是讲究的话，你每天晚上接一壶自来水放到那里，让里面的氯气挥发掉，再来烧开水沏茶就可以了。
那一天，我们边品尝着香茶，边接受着中国茶文化的熏陶，真长了不少的见识。那个女专家兼女导游告诉我们，在家里待客就有学问，有一种说法是酒满敬人，茶满欺人，七分茶，三分情，端给客人的茶水应该是冲至七分满，当客人喝剩三分之一的时候再续水，既是对客人的尊重，也表示主人有学养。
那一天的蒙山之行的确是不虚此行。下山的时候，回头眺望云雾葱茏的蒙顶主峰，青盖如云，云雾飘浮于山岭沟壑之间，古寺梵宇若隐若现，恰似仙山琼阁。我想今后无论到哪里旅游，都要像这次一样带上录音机，请最好的讲解员说说文化。
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然而，中国在茶业上对人类的贡献，主要在于最早发现并利用茶这种植物，并把它发展形成为我国和东方乃至整个世界的一种灿烂独特的茶文化。
中国茶业，最初兴于巴蜀，其后向东部和南部逐次传播开来，以致遍及全国。到了唐代，又传至日本和朝鲜，16世纪后被西方引进。所以，茶的传播史，分为国内及国外两条线路。
茶在国内的传播
茶树是中国南方的一种嘉木，所以，中国的茶业，最初孕育、发生和发展于南方。
（1）巴蜀是中国茶业的摇篮（先秦两汉）
顾炎武曾经指出，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即认为中国的饮茶，是秦统一巴蜀之后才慢慢传播开来，也就是说，中国和世界的茶叶文化，最初是在巴蜀发展为业的。这一说法，已为现在绝大多数学者认同。
巴蜀产茶，据文字记载和考证，至少可追溯到战国时期，此时巴蜀已形成一定规模的茶区，并以茶为贡品之一。
关于巴蜀茶业在我国早期茶业史上的突出地位，直到西汉成帝时王褒的《童约》，才始见诸记载，内有烹荼尽具及武阳买茶两句。前者反映成都一带，西汉时不仅饮茶成风，而且出现了专门用具；从后一句可以看出，茶叶已经商品化，出现了如武阳一类的茶叶市场。
西汉时，成都不但已形成为我国茶叶的一个消费中心，由后来的文献记载看，很可能也已形成了最早的茶叶集散中心。不仅仅是在秦之前，秦汉乃至西晋，巴蜀仍是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重要中心。
（2）长江中游或华中地区成为茶业中心（三国西晋）
秦汉统一中国后，茶业随巴蜀与各地经济文化交流而增强。尤其是茶的加工、种植，首先向东部南部传播。如湖南茶陵的命名，就很能说明问题。茶陵是西汉时设的一个县，以其地出茶而名。茶陵邻近江西、广东边界，表明西汉时期茶的生产已经传到了湘、粤、赣毗邻地区。
三国、西晋阶段，随荆楚茶业和茶叶文化在全国传播的日益发展，也由于地理上的有利条件，长江中游或华中地区，在中国茶文化传播上的地位，逐渐取代巴蜀而明显重要起来。
三国时，孙吴据有现在苏、皖、赣、鄂、湘、桂一部分和广东、福建、浙江全部陆地的东南半壁江山，这一地区，也是这时我国茶业传播和发展的主要区域。此时，南方栽种茶树的规模和范围有很大的发展，而已茶的饮用，也流传到了北方高门豪族。
西晋时长江中游茶业的发展，还可从西晋时期《荆州土记》得到佐证。其载曰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说明荆汉地区茶业的明显发展，巴蜀独冠全国的优势，似已不复存在。
（3）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茶业的发展（东晋南朝）
西晋南渡之后，北方豪门过江侨居，建康（南京）成为我国南方的政治中心。这一时期，由于上层社会崇茶之风盛行，使得南方尤其是江东饮茶和茶叶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我国茶业向东南推进。这一时期，我国东南植茶，由浙西进而扩展到了现今温州、宁波沿海一线。不仅如此，如《桐君录》所载，西阳、武昌、晋陵皆出好茗，晋陵即常州，其茶出宜兴。表明东晋和南朝时，长江下游宜兴一带的茶业，也著名起来。
三国两晋之后，茶业重心东移的趋势，更加明显化了。
（4）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中国茶叶生产和技术中心（唐代）
如前所言，六朝以前，茶在南方的生产和饮用，已有一定发展，但北方饮者还不多。及至唐朝中期后，如《膳夫经手录》所载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中原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都嗜茶成俗，于是南方茶的生产，随之空前蓬勃发展了起来。尤其是与北方交通便利的江南、淮南茶区，茶的生产更是得到了格外发展。
唐代中叶后，长江中下游茶区，不仅茶产量大幅度提高，就是制茶技术，也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这种高水准的结果，就是湖州紫笋和常州阳羡茶成为了贡茶。茶叶生产和技术的中心，正式转移到了长江中游和下游。
江南茶叶生产，集一时之盛。当时史料记载，安徽祁门周围，千里之内，各地种茶，山无遗土，业于茶者七八。现在赣东北、浙西和皖南一带，在唐代时，其茶业确实有一个特大的发展。同时由于贡茶设置在江南，大大促进了江南制茶技术的提高，也带动了全国各茶区的生产和发展。
由《茶经》和唐代其它文献记载来看，这时期茶叶产区已遍及今之四川、陕西、湖北、云南、广西、贵州、湖南、广东、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河南等十四个省区，几乎达到了与我国近代茶区约略相当的局面。
（5）茶业重心由东向南移（宋代）
从五代和宋朝初年起，全国气候由暖转寒，致使中国南方南部的茶业，较北部更加迅速发展了起来，并逐渐取代长江中下游茶区，成为宋朝茶业的重心。主要表现在贡茶从顾渚紫笋改为福建建安茶，唐时还不曾形成气候的闵南和岭南一带的茶业，明显地活跃和发展起来。
宋朝茶业重心南移的主要原因是气候的变化，江南早春茶树因气温降低，发芽推迟，不能保证茶叶在清明前贡到京都。福建气候较暖，如欧阳修所说建安三千里，京师三月尝新茶。作为贡茶，建安茶的采制，必然精益求精，名声也愈来愈大，成为中国团茶、饼茶制作的主要技术中心，带动了闵南和岭南茶区的崛起和发展。
由此可见，到了宋代，茶已传播到全国各地。宋朝的茶区，基本上已与现代茶区范围相符。明清以后，只是茶叶制法和各茶类兴衰的演变问题了。
茶在国外的传播
由于我国茶叶生产及人们饮茶风尚的发展，还对外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朝廷在沿海的一些港口专门设立市舶司管理海上贸易，包括茶叶贸易，准许外商购买茶叶，运回自己的国土。唐顺宗永贞元年，日本最澄禅师从我国研究佛学回国，把带回的茶种种在近江（滋贺县）。815年，日本嵯峨天皇到滋贺县梵释寺，寺僧便献上香喷喷的茶水。天皇饮后非常高兴，遂大力推广饮茶，于是茶叶在日本得到大面积栽培。在宋代，日本荣西禅师来我国学习佛经，归国时不仅带回茶籽播种，并根据我国寺院的饮茶方法，制订了自己的饮茶仪式。他晚年著的《吃茶养生记》一书，被称为日本第一部茶书。书中称茶是圣药、万灵长寿剂，这对推动日本社会饮茶风尚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宋、元期间，我国对外贸易的港口增加到八九处，这时的陶瓷和茶叶已成为我国的主要出口商品。尤其明代，政府采取积极的对外政策，曾七次派遣郑和下西洋，他游遍东南亚、阿拉伯半岛，直达非洲东岸，加强了与这些地区的经济联系与贸易，使茶叶输出量大量增加。
在此期间，西欧各国的商人先后东来，从这些地区转运中国茶叶，并在本国上层社会推广饮茶。明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荷兰海船自爪哇来我国澳门贩茶转运欧洲，这是我国茶叶直接销往欧洲的最早纪录。以后，茶叶成为荷兰人最时髦的饮料。由于荷兰人的宣传与影响，饮茶之风迅速波及英、法等国。
1631年，英国一个名叫威忒的船长专程率船队东行，首次从中国直接运去大量茶叶。
清朝之后，饮茶之风逐渐波及欧洲一些国家，当茶叶最初传到欧洲时，价格昂贵，荷兰人和英国人都将其视为贡品和奢侈品。后来，随着茶叶输入量的不断增加，价格逐渐降下来，成为民间的日常饮料。此后，英国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茶客。
印度是红碎茶生产和出口最多的国家，其茶种源于中国。印度虽也有野生茶树，但是印度人不知种茶和饮茶，只有到了1780年，英国和荷兰人才开始从中国输入茶籽在印度种茶。现今，最有名的红碎茶产地阿萨姆。即是1835年由中国引进茶种开始种茶的。中国专家曾前往指导种茶制茶方法，其中包括小种红茶的生产技术。后发明了切茶机，红碎茶才开始出现，成了全球性的大宗饮料。
到了19世纪，我国茶叶的传播几乎遍及全球，1886年，茶叶出口量达268万担。西方各国语言种茶一词，大多源于当时海上贸易港口福建厦门及广东方言中茶的读音。可以说，中国给了世界茶的名字，茶的知识，茶的栽培加工技术，世界各国的茶叶，直接或间接，与我国茶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总之，我国是茶叶的故乡，我国勤劳智慧的人民给世界人民创造了茶叶这一香美的饮料，这是值得我们后人引以自豪的。
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然而，中国在茶业上对人类的贡献，主要在于最早发现并利用茶这种植物，并把它发展形成为我国和东方乃至整个世界的一种灿烂独特的茶文化。
中国茶业，最初兴于巴蜀，其后向东部和南部逐次传播开来，以致遍及全国。到了唐代，又传至日本和朝鲜，16世纪后被西方引进。所以，茶的传播史，分为国内及国外两条线路。
1、茶在国内的传播
茶树是中国南方的一种嘉木，所以，中国的茶业，最初孕育、发生和发展于南方。
（1）巴蜀是中国茶业的摇篮（先秦两汉）
顾炎武曾经指出，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即认为中国的饮茶，是秦统一巴蜀之后才慢慢传播开来，也就是说，中国和世界的茶叶文化，最初是在巴蜀发展为业的。这一说法，已为现在绝大多数学者认同。
巴蜀产茶，据文字记载和考证，至少可追溯到战国时期，此时巴蜀已形成一定规模的茶区，并以茶为贡品之一。
关于巴蜀茶业在我国早期茶业史上的突出地位，直到西汉成帝时王褒的《童约》，才始见诸记载，内有烹荼尽具及武阳买茶两句。前者反映成都一带，西汉时不仅饮茶成风，而且出现了专门用具；从后一句可以看出，茶叶已经商品化，出现了如武阳一类的茶叶市场。
西汉时，成都不但已形成为我国茶叶的一个消费中心，由后来的文献记载看，很可能也已形成了最早的茶叶集散中心。不仅仅是在秦之前，秦汉乃至西晋，巴蜀仍是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重要中心。
（2）长江中游或华中地区成为茶业中心（三国西晋）
秦汉统一中国后，茶业随巴蜀与各地经济文化交流而增强。尤其是茶的加工、种植，首先向东部南部传播。如湖南茶陵的命名，就很能说明问题。茶陵是西汉时设的一个县，以其地出茶而名。茶陵邻近江西、广东边界，表明西汉时期茶的生产已经传到了湘、粤、赣毗邻地区。
三国、西晋阶段，随荆楚茶业和茶叶文化在全国传播的日益发展，也由于地理上的有利条件，长江中游或华中地区，在中国茶文化传播上的地位，逐渐取代巴蜀而明显重要起来。
三国时，孙吴据有现在苏、皖、赣、鄂、湘、桂一部分和广东、福建、浙江全部陆地的东南半壁江山，这一地区，也是这时我国茶业传播和发展的主要区域。此时，南方栽种茶树的规模和范围有很大的发展，而已茶的饮用，也流传到了北方高门豪族。
西晋时长江中游茶业的发展，还可从西晋时期《荆州土记》得到佐证。其载曰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说明荆汉地区茶业的明显发展，巴蜀独冠全国的优势，似已不复存在。
（3）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茶业的发展（东晋南朝）
西晋南渡之后，北方豪门过江侨居，建康（南京）成为我国南方的政治中心。这一时期，由于上层社会崇茶之风盛行，使得南方尤其是江东饮茶和茶叶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我国茶业向东南推进。这一时期，我国东南植茶，由浙西进而扩展到了现今温州、宁波沿海一线。不仅如此，如《桐君录》所载，西阳、武昌、晋陵皆出好茗，晋陵即常州，其茶出宜兴。表明东晋和南朝时，长江下游宜兴一带的茶业，也著名起来。
三国两晋之后，茶业重心东移的趋势，更加明显化了。
（4）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中国茶叶生产和技术中心（唐代）
如前所言，六朝以前，茶在南方的生产和饮用，已有一定发展，但北方饮者还不多。及至唐朝中期后，如《膳夫经手录》所载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中原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都嗜茶成俗，于是南方茶的生产，随之空前蓬勃发展了起来。尤其是与北方交通便利的江南、淮南茶区，茶的生产更是得到了格外发展。
唐代中叶后，长江中下游茶区，不仅茶产量大幅度提高，就是制茶技术，也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这种高水准的结果，就是湖州紫笋和常州阳羡茶成为了贡茶。茶叶生产和技术的中心，正式转移到了长江中游和下游。
江南茶叶生产，集一时之盛。当时史料记载，安徽祁门周围，千里之内，各地种茶，山无遗土，业于茶者七八。现在赣东北、浙西和皖南一带，在唐代时，其茶业确实有一个特大的发展。同时由于贡茶设置在江南，大大促进了江南制茶技术的提高，也带动了全国各茶区的生产和发展。
由《茶经》和唐代其它文献记载来看，这时期茶叶产区已遍及今之四川、陕西、湖北、云南、广西、贵州、湖南、广东、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河南等十四个省区，几乎达到了与我国近代茶区约略相当的局面。
（5）茶业重心由东向南移（宋代）
从五代和宋朝初年起，全国气候由暖转寒，致使中国南方南部的茶业，较北部更加迅速发展了起来，并逐渐取代长江中下游茶区，成为宋朝茶业的重心。主要表现在贡茶从顾渚紫笋改为福建建安茶，唐时还不曾形成气候的闵南和岭南一带的茶业，明显地活跃和发展起来。
宋朝茶业重心南移的主要原因是气候的变化，江南早春茶树因气温降低，发芽推迟，不能保证茶叶在清明前贡到京都。福建气候较暖，如欧阳修所说建安三千里，京师三月尝新茶。作为贡茶，建安茶的采制，必然精益求精，名声也愈来愈大，成为中国团茶、饼茶制作的主要技术中心，带动了闵南和岭南茶区的崛起和发展。
由此可见，到了宋代，茶已传播到全国各地。宋朝的茶区，基本上已与现代茶区范围相符。明清以后，只是茶叶制法和各茶类兴衰的演变问题了。
2、茶在国外的传播
由于我国茶叶生产及人们饮茶风尚的发展，还对外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朝廷在沿海的一些港口专门设立市舶司管理海上贸易，包括茶叶贸易，准许外商购买茶叶，运回自己的国土。唐顺宗永贞元年，日本最澄禅师从我国研究佛学回国，把带回的茶种种在近江（滋贺县）。815年，日本嵯峨天皇到滋贺县梵释寺，寺僧便献上香喷喷的茶水。天皇饮后非常高兴，遂大力推广饮茶，于是茶叶在日本得到大面积栽培。在宋代，日本荣西禅师来我国学习佛经，归国时不仅带回茶籽播种，并根据我国寺院的饮茶方法，制订了自己的饮茶仪式。他晚年著的《吃茶养生记》一书，被称为日本第一部茶书。书中称茶是圣药、万灵长寿剂，这对推动日本社会饮茶风尚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宋、元期间，我国对外贸易的港口增加到八九处，这时的陶瓷和茶叶已成为我国的主要出口商品。尤其明代，政府采取积极的对外政策，曾七次派遣郑和下西洋，他游遍东南亚、阿拉伯半岛，直达非洲东岸，加强了与这些地区的经济联系与贸易，使茶叶输出量大量增加。
在此期间，西欧各国的商人先后东来，从这些地区转运中国茶叶，并在本国上层社会推广饮茶。明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荷兰海船自爪哇来我国澳门贩茶转运欧洲，这是我国茶叶直接销往欧洲的最早纪录。以后，茶叶成为荷兰人最时髦的饮料。由于荷兰人的宣传与影响，饮茶之风迅速波及英、法等国。
1631年，英国一个名叫威忒的船长专程率船队东行，首次从中国直接运去大量茶叶。
清朝之后，饮茶之风逐渐波及欧洲一些国家，当茶叶最初传到欧洲时，价格昂贵，荷兰人和英国人都将其视为贡品和奢侈品。后来，随着茶叶输入量的不断增加，价格逐渐降下来，成为民间的日常饮料。此后，英国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茶客。
印度是红碎茶生产和出口最多的国家，其茶种源于中国。印度虽也有野生茶树，但是印度人不知种茶和饮茶，只有到了1780年，英国和荷兰人才开始从中国输入茶籽在印度种茶。现今，最有名的红碎茶产地阿萨姆。即是1835年由中国引进茶种开始种茶的。中国专家曾前往指导种茶制茶方法，其中包括小种红茶的生产技术。后发明了切茶机，红碎茶才开始出现，成了全球性的大宗饮料。
到了19世纪，我国茶叶的传播几乎遍及全球，1886年，茶叶出口量达268万担。西方各国语言种茶一词，大多源于当时海上贸易港口福建厦门及广东方言中茶的读音。可以说，中国给了世界茶的名字，茶的知识，茶的栽培加工技术，世界各国的茶叶，直接或间接，与我国茶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总之，我国是茶叶的故乡，我国勤劳智慧的人民给世界人民创造了茶叶这一香美的饮料，这是值得我们后人引以自豪的。
早在秦汉以前，我国四川一带已盛行饮茶。西汉时，茶是四川的特产，曾通过进贡传到京城长安，原来我国古代四川东鄂西就是茶树的发祥地，而这里正是三皇五帝最早生息之地。
神农氏是三苗、九黎部族之首领。在《史记吴起传》与《说苑》等古籍中有三苗氏，衡山在其南，歧山其北，左洞庭之坡，右彭蠡之川的记载，这说明神农氏的部族发源在四川东部和湖北西部山区，这正是今日大神农架的地域。在这样一个植被茂盛，至今还盛产茶叶的环境里，神农尝百草完全是可能的。后来这些部族不断北移或东徙，西北才成为华夏政治中心。
到舜帝禅让王位于大禹，氏族社会的政治中心已移到河南登封一带，前几年己在该处王城岗发掘出夏代遗址遗物，大禹接位，并非一帆风顺，当初在江浙沿海治水，疏流入海，导苕溪、余不溪、入太湖，克服了洪水之患。后又战败防风氏，逐渐北上。舜帝得知大禹治水有功，就让位于他。而三苗后裔不服，所以，《史记五帝本纪》有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的记载。大禹治水在江南，史书也有根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上会稽、祭大禹，司马迁20岁时，也登会稽，探禹穴。所以今日浙江绍兴留有大禹遗迹。
夏禹原让位于百虫将军伯益，但为儿子夏启夺权，启有太康、仲康和少康三子，不断发生王位之争，到禹的第六代孙夏杼时政局统一，国力强盛，他曾率部南下寻根，至浙西、驻骅金斗山东南延峦妙峰一带，故这一带山称之为杼山。当时在山南至今尚留有避它城夏王村等遗迹。夏杼之后八代而衰，履癸(桀)为契灭，契建立先商世代。
从现存的历史资料也不难看出，氏族社会三苗氏生息之地，产茶历代不衰，如南北朝时，《刘琨购茶书》中提到安州(今湖北安陆);《桐君录》中提到酉阳(今湖北黄风东)、巴东(四川奉节);《荆州土地记》中提到武陵(湖南常德)。都盛产茶叶。唐代的史料中提到湖北江陵、南漳、四川彭景、安景、邛崃等地盛产茶。
陆羽《茶经》中提茶叶品质不详的十一州中就有鄂州即今湖北武昌。由此可见，《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的事应发生我国中原。即使从《王褒僮约》所记载的饮茶、卖茶的事实看来，我国汉代以前，川东鄂西地区生产和利用茶叶的事业已相当发达。人们不难设想从采野茶到人工栽培茶树，从自给自用到产、供、销的过程，需要多长年代。所以说我国祖先发现利用栽培茶叶的历史是悠久的。
一个好的品牌、一个稳定的质量、一个高素质的研发队伍、一个讲信誉的营销网络、一批忠实的消费者，是成就一个品牌茶企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中国茶企借鉴立顿在营销上的成功经验，在茶业发展道路上结合自身特色进行了四大演变。
演变一：从产地品牌到产品品牌
在中国悠久的茶发展史中，只有产地、种类、区域品牌，而没有产品品牌。西湖龙井、安溪铁观音、洞庭碧螺春等都是名茶品种，但不是茶品牌，而且每个品种都是以产地为茶品质的衡量标准。其结果就是，任何企业都可以把产品冠上龙井、铁观音等，造成市场上充斥着品质各异、价格各异的茶品，结果是消费者雾里看花，市场缺乏信任度。试问：目前，哪个产品品牌能让消费者脱口而出？这是典型的有种类、无名牌的有名无姓市场特征。因此，这个行业迫切需要突破和改变。
演变二：从价格导向到价值导向
并不是所有消费者都愿意选择价格低的产品，特别是在中产阶层主导消费的今天，当消费者感到物有所值时，他们还是愿意付出较高的代价满足自己的需求。
演变三：从传统茶文化到时尚茶文化
中国茶市场不再是以温饱型消费为主，茶品的时尚口感，保健养生功效，以及方便饮用是当今消费者关注的重点。茶企不再沉醉在虚无缥缈的茶文化中，而是切实根据消费者需求结合传统文化进行营销，营造一个品茗的佳境，让茶客切身体会到茶文化的内涵，这种茶文化营销在无形中增加了茶品牌的价值。
演变四：从慢消品到快消品
立顿带给我们什么启示？立顿改变了很多中国人的饮茶方式，将传统变为时尚，这无疑是一种质的变化。立顿的快与中国茶的慢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在慢的文化哲学下产生了中国茶文化和丰富多彩的茶饮方式。没有优劣，没有对错，但有危机。我们并不崇洋媚外，中国茶立足中国市场，但不能不放眼世界。越是传统的，越是国粹，越是文化的，越是没有国界。文化不能成为一种负担，不能成为塑造品牌的障碍。
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初兴于巴蜀，自秦人收蜀而后，随国家的同一和各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流的加强，我国茶业不但在巴蜀，在全国其他地区首先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逐步发展和传播开来。笔者在过往有的文章中说过，“假如说先秦是茶业和茶叶文比在巴蜀的孕育阶段的话，那么，两汉三国南北朝，则是我国茶由巴蜀向外渐次传播的阶段”。
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早期饮茶和茶叶文化的传播，主要是一种与茶叶生产相结合的传播。假如茶叶的饮用没有可靠、固定的茶叶来源，即不能当地生产，仅仅依靠不稳定的少量茶叶贸易，茶的饮用也就不会约定形成为社会风俗。这一点，我们可用中原饮茶的史实为例，两汉时，饮茶和茶的生产，大致就从巴蜀传到了荆楚，但汉时中原除《尔雅》和《说文解字》一类的辞书有茶的释文以外，未见有其他任何茶事记载。
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茶由两湖进一步传到了长江下游和华南地区，但黄河流域除西晋南北同一的短时间，如左思《娇女诗》所示，茶叶的饮用在上层社会有一定发展外，三国东晋和南北朝，因南北***，北方不说民间就是上层社会，也鲜有饮者。这一时期南方饮茶为什么逐步不断发展了起来？主要的一点，这里茶叶的饮用和茶树的种植是同步发展的。先秦我国早期茶文化假如从文化回属的角度上说，只是巴蜀的一种区域文化内含。
由汉至南北朝，随茶的饮用和茶业在我国南方的一步步发展，我国始出巴蜀的茶叶文化，扩而展之，也一步步与楚文化、吴文化、越文化相会相融，由原始、简约也不断充实、丰富，进一步也就由巴蜀扩展为整个南方的一种文化现象。
在本章，我们按时序对南方饮茶和茶业的传播发展，稍展开一说。
（一）两汉茶业简说秦代时间不长，史籍也没有留下多少茶叶资料，可以约略不谈。两汉时，在我国古代文献中，不只《尔雅》和《说文解字》等一类字书中，在一些医药著作和笔记小说中，也都出现了茶的专门先容和记述，是我国也是世界有茶的可靠和直接记载的最早时代。自此以后，我国茶叶便进进了有文字可据或信史的时代。
这里有必要补说一点，前面我们谈到，《尔雅》关于“~--、苦荼”的释文，可能是我国现存确定的茶的最早记载。但这不是说笔者就和某些训诂者一样，以为“六经中无茶字”。不，我过往在有关文章中，对《诗经》中的有些“荼”字，联系西周时我国正处热和期，均匀气温较现在要高２℃这点，以为系指茶并不是不可能的。至于《诗经》中哪些“荼”字是指茶，哪些是指苦荼而非茶？我没有研究，现在学术界还在争论中，所以我特地把《尔雅》~--字，用“现在确定的茶”这几字来避开六经中至今仍争议未决的荼字。
两汉茶业的发展，首先表现在茶区的扩大上。陆羽《茶经》在汉代茶事中，列举了这样的四桩人与事：“汉，神仙丹丘子、黄山君，司马文园令相如，扬执戟雄。”司马相如和扬雄，是西汉蜀郡成都的二个名士，在茶叶产地上没有什么特殊意义，但丹丘子和黄山君饮茶的故事，就反映这时茶的生产和饮用，由巴蜀经荆楚一直传到长江下游和浙江沿海一带了。据考，丹丘是今浙江宁海县“天台山的支脉”①。
上述传说中的汉代两位“神仙”，他们一寓浙东，一居皖南，都是下江的地仙。关于汉代长江下游已经种茶的资料，还见于清·邵晋涵《尔雅正义》“汉人有阳羡（今江苏宜兴）买茶”，以及明·周高起《洞山OE舨柘怠泛和酢捌艹佘?（宜兴和浙江长兴的界山之一）之阳，课童艺茶”②等记载。
不过，这些都是后来的传说；就是丹丘子、黄山君服茶“轻身换骨”的故事，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早斥之为“谬言误世”。所以，用这些来作为长江下游已经产茶的根据，显然也是有失妥当与没有说服力的。
汉朝长江下游和我国东部沿海有没有茶叶？还有待考古或其他史料来证实，但是，这时长江中游的荆楚广袤范围内已经有茶和饮茶，当是无可疑义的了。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今湖南就有“荼陵”（今茶陵）的地名。如陆羽《茶经》引《茶陵图经》所言，由于“陵谷生茶茗焉”。关于西汉茶陵一带就产茶，还可见《史记》“炎帝葬于茶山之野”的记载。据嘉庆《茶陵州志》考证，茶山，就是茶陵与江西吉安永新相界的“景阳山”，因“茶水源出此”和“林谷间多生茶茗故名。①”西汉时，荆楚茶业就一直发展到了今湖南、广东和江西交界的荼陵，这还可从马王堆出土文物中获得证实。据报导，在１号和３号墓葬中，都发现了记述随葬物品“一笥”和“笥”的竹简和木牌。“”为何物？开始无人知晓，后经湖南考古所周世荣研究员考证，其字即“~--”的异体字②；当然，墓主是西汉贵族，但即便如此，把一箱箱茶叶随葬，不但说明其时长沙至少在上层社会中饮茶已很盛行，而且也多少反映这时湖南种茶也颇已发展。在两汉南方茶业有一定发展和传播的同时，四百多年间自然也会有少量茶叶流进北方，但可惜缺乏这方面的文字记载。如关于宫廷饮茶的情况，现在能找到的，也只有《赵飞燕外传》所讲的飞燕梦见先帝“赐吾坐，命进茶”③这样一句。
但这还是后人编写的小说，是不能作为信史来引用的。由两汉未几的茶史资料来看，这时我国茶叶生产、饮用和茶业的中心，还是在巴蜀，这一点，可用神爵三年（公元前５９年）正月十五王褒和家奴便了订立的劳役内容——《僮约》来作证实。王褒在具体规定的便了的劳务中，有“烹荼尽具”和“武阳买荼”这样两句。对于这两条资料，古今意见还不同一，如道光时黄汝威集释顾炎武《日知录》中称：“王褒《僮约》，前云#浔钆胼保笤莆涠悸蜉保⒁郧拔?菜，后为茗。”①这注应是顾炎武所引《僮约》原注。
后面的武阳买茶，这里刻为“武都”，说明在明以前流传的王褒《僮约》中，即有把“武阳”误刊为“武都”这样正误二个版本。现在很多文章都提到范文澜《中国通史》中“把武阳错改为武都”，实在范文澜只是错引不是“错改”。《日知录》所引注释中把前面的“荼”释为苦菜，可能与断句有关；其是把“烹荼”和前面的“#浔睢绷晌洹１收卟煌庹庵挚捶ǎ?以为烹茶应和后面的“尽具”相联，尽通假作净，故前一句也当是指茶。不过，《僮约》中比较能说明蜀郡茶业的还是后一句内容，其不但表明巴蜀西汉时已经形成若干茶业产区，而且也反映这时还形成了诸如武阳一类专门销售茶叶的市场。很明显，茶业重要产区和茶市的形成，其本身就是饮茶和茶业一定发展的一种标志。最后我们还要指出，汉朝饮茶和茶业固然获得某些发展，但由司马相如在《凡将篇》中仍将茶（“荈诧”）列为药物来看，说明汉朝茶的饮用，还遗留有早期药用的某些原始性状，还只能说是我国茶的早期饮用阶段。
（二）三国两晋茶业的发展假如说汉代茶的传播主要还只显于荆楚或长江中游的话，那么，三国和两晋时，江南和浙江沿海的我国东部地区，茶叶的饮用和生产也逐渐传播开来了。先说三国的史实。据《三国志·吴书》记载：孙“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①
孙皓是三国时吴国的末帝，接位前为乌程（今浙江湖州）侯，此内容当记述的是永安三年（２６０年）以后的事情。由于其接位之初，效法孙权一度曾把京城迁至武昌，以图抗衡和进攻中原，但第二年便迁回建业（今南京），并渐渐变成为骄纵残忍的一个暴君。韦曜原名韦昭（陈寿写《三国志》时避司马昭讳而改），字弘嗣，云阳（今江苏丹阳）人，博学善文，皓命之为侍中，领国史；后因不肯按皓意为其父写本纪被诛。上引“密赐茶荈以当酒”的故事，表明三国后期至少在江东吴国的统治阶级中间，已开始流行饮茶。由于孙皓“密赐”，说明宫廷中已备有茶叶供用；二是韦昭能喝下多升茶水，说明他也已经有嗜茶习惯，要不然他当可要求密赐其他汁水来当酒。这里尤值得一提的是，孙皓、韦昭都是地隧道道的下江人。
关于三国时吴下已普遍饮茶的情况，我们还可从《秦子》这段记载来得到说明。其称“顾彦先曰，有味如臛，饮而不醉；无味如茶，饮而酲焉，醉人何用也？！”②“臛”指肉汤，“酲”指醉后神志不清。茶也是“饮而不醉”的。我国史籍中常有“茶能醒酒”的记载，这里的“酲”，或许是醒之误。所谓《秦子》，是孙吴时秦菁撰写的作品；顾彦先是顾荣的字，吴郡吴县人，仕吴为黄门侍郎，太子辅义都尉。吴亡，又仕晋，历任尚书郎、太子中舍人等职。在晋惠帝时，因见皇族纷争，经常醉酒不肯问事，上面所说的“醉人何用也”？！很可能就是指这时的心境。这条史料，不但可以作为三国时江南饮茶的旁证，而且也有力说明，西晋的短暂同一，特别是南方士族和商人到北方往为官与经商，对中原地区的饮茶，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但是，这不是说北方饮茶就是从晋开始的。事实上，我们从曹魏张揖著作中有关茶字的先容，如《埤仓》荼作；《杂字》荈，茗之别名①；《广雅》荆巴间采荼作饼，其饮醒酒，令人不眠②。
这三部字书一部比一部不同，从这点上说，我们以为在三国时中原即存在个别或偶然的饮茶情况，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过，关于中原最早的可靠饮茶记载，究竟还是先见于西晋左思《娇女诗》。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今淄博）人，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娇女诗》共５６句，这里不妨将陆羽《茶经》节录的１２句转抄如下：“吾家有娇女，皎皎颇白净。小字为纨素，口齿自清历。有姐字惠芳，眉目灿如画。驰骛翔园林，果下皆生摘。贪华风雨中，倏忽数百适。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陆羽不亏为文学大家。选辑上引几句，就将左思这首长诗正确、形象和生动地节缩了出来。其中与茶有关的，只是“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二句。这二句，把左思二个娇女用嘴吹炉急等茶吃的情景，活画出来。或许有人会说，西晋尚茶的官员也不止左思。确实如此，如为左思《蜀都赋》提供“岷邛”情况的著作郎张载，以及《晋书》提及的以“茶果”待客或作宴的陆纳和桓温①，就都是当时饮茶和嗜茶的代表人物。但这些人都到过南方，唯左思少年时期闲居临淄，后随其妹左芬进宫移居京师，直到张方***都邑时，才举家离开洛阳适冀州，并不久
病死冀州。这就是说，左思住家一直没离开过北方，所以，其《娇女侍》中的茶事诗句，无疑是洛阳也是中原仕宦人家饮茶的最好铁证。三国吴和东晋均定都现在的南京，由于王侯将相特别是东晋北方士族的集结、移居，今苏南和浙江的所谓江东一带，在这一政治和经济背景下，作为茶业发展新区，其茶业和茶业文化在这一阶段中，自然较之全国其他地区，也就明显更快地发展了起来。
首先从茶的饮用来看，假如说三国江东茶的饮用还主要流行于宫廷和看族之家的话，那么到东晋时，茶便成为建康和三吴地区的一般待客之物。如《世说新语》载，任育长随晋室南渡以后，很不得志，一次他到建康，当时一些名士迎之石头（位当于今南京江边），“一见便觉有异，坐席竟下饮”，于是便问人云：“此为荼为茗？”②对于从中原初来江南的人说，荼和茗都弄不清楚，一坐下来就上茶，自然就更觉得新奇了。可能由于饮茶和以茶待客的约定俗成，所以东晋有些豪门看族，这时往往便以茶来作为标榜他们俭朴的一种标志了。另《晋复兴书》载：“陆纳为吴兴太守时，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纳兄m怪纳无所备，不敢问之，乃私蓄十数人馔。安既至，纳所设唯茶果而已，m遂陈盛馔，珍羞毕具。及安往，纳仗m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秽吾素业？”①《晋复兴书》早佚，这条资料是陆羽《茶经》所引，时间、地点和陆纳与谢安的职务，与《晋书》所载有些牴牾。《晋书》的记载是陆纳在出任吴兴太守前，历官黄门侍郎、本州别驾、尚书吏部郎等职，为官比较清廉，“纳至郡（湖州），不受俸禄。顷之，征拜左民尚书，领州大中正将应召，外白宜装几船？纳曰：‘私奴装粮食来，无所复须也。’临芨，止有被襆而已，其余并封以还官。迁太常，徙吏部尚书，加奉车都尉，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②（以后与上引大致相同，从略）。
由晋书这段记载来看，陆纳在湖州任职的时间不长，陆纳与谢安相会，是在纳回建康任职以后的事情，且这里的“卫将军”如作上述标点，就属陆纳的加封，与谢安无关，不能作为“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由于吴觉农先生《茶经述评》提出这一题目后，有人干脆就否定这条资料的真实，所以上面特地把《晋书》作一引正，肯定这则故事的核心——陆纳视茶为“素业”，各书所记还是一致的。既然把茶已看成是一种“素业”，自然说明这时茶的饮用一定已相当普遍。在三国两晋江南饮茶发展的同时，不难想见，其时当地茶树的种植，当也有一个相应的发展。可是十分遗憾，在我们现存的古籍中，我们还没有找到这方面的直接记载，只能根占有关资料作些推测。如南北朝宋·山谦之《吴兴记》中载：“乌程温山（今湖州郊区）
出御荈。”吴觉农先生研究，以为可能指的就是三国吴孙皓的“御茶园”中生产的茶①。笔者对这条资料也作过考证，以为南朝时三兴地区出“御荈”是有这种可能的②。
根据上述二种意见，我们不说温山御荈就是三国孙皓时所用的茶叶，即以后一种“可能是刘宋时进御的”看法来说，如所周知，任何地方从开始种茶到进贡茶叶，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就凭这一事实，我们也可相当肯定，湖州包括现在江苏宜兴一带的茶叶生产，至迟在两晋时可能就有一定的发展。这一点，我们从晋杜育《荈赋》也可得到某种印证。《荈赋》前四句为：“灵山惟岳，奇产所钟；厥生荈草，弥谷被岗。”这首赋和荈草“弥谷被岗”的灵山是指什么地方？现在无从查考。不过，笔者从《宜兴县志》中偶而发现，这首诗和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杜牧的《题茶山》等诗，都作为歌哦宜兴或宜兴人的作品，而收诸该志的“艺文”部。假如不是《宜兴县志》编辑搞错，那么由这一线索也可证实，两晋时在宜兴的某些山岭，其植茶也相当兴盛了。
在三国两晋江浙茶业有较大发展的同时，如东晋裴渊《广州记》所载：“酉平县出皋卢，茗之别名，叶大而涩，南人以为饮”①；茶在我国南部沿海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
在早期，我国两广地区，茶和皋卢是相通的。如刘宋时《南越志》也载：“茗，苦涩，亦谓之过罗。”②这里应特别指出，在这一时期里，茶在我国中部和南部沿海固然获得了某些发展，但是，当时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中心，还是在荆巴和西蜀。如西晋张载的《登成都楼》诗吟：“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以及孙楚的《出歌》句：“白盐出河东，美豉出鲁渊，姜桂茶荈出巴蜀”③，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至于制茶技术上，如张揖《广雅》所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这也是我们现在能见的茶的最早加工记载。《广雅》讲制茶，为什么要以荆巴为例？无疑，这是由于它们有代表性。这一点，从这时有关文献中记及的茶叶产地也可看出。如《华阳国志》在《巴志》中提到“丹漆、茶、蜜”皆进贡；涪陵郡“惟出茶、丹漆、蜜腊”。《蜀志》载：“什邡县，山出好茶”；“南安、武阳皆出名茶”。又《南中志》也载，平夷县“山出茶、蜜”等等，以上是巴蜀西晋以前产茶的情况。荆楚的情况，《荆州土地记》称：“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④
此外，再就是刘琨给其兄子刘演信中提到的“安州干茶”。其称“吾体中烦闷，恒假真茶，汝可信致之”⑤，人们在经常饮用茶叶的过程中，对有些地方生产茶叶的药效，也已有所比较。这是晋以前我国文献中提到的也是我们现在能见的最早的茶叶生产情况。我们引述这些所要说明的，是这些产地全部集中在巴蜀和荆楚二地；其所以如此，显然是与这二地生产茶叶的数目和质量有关的。
在罗列了三国两晋上述茶叶情况后，我们透过这些零星史实，联系汉以前的茶史资料，多少也就能够朦胧看出，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古代茶叶文化系统初步形成的时期。如前所说，我国发现、利用和饮用茶叶的历史固然非常悠远，但是从文献记载来说，汉以前乃至三国的茶史资料十分稀少，以至对这时的茶，只能称之为是一种只流传巴蜀的区域性的简单饮料文化。至两晋以后，随着茶叶文化与我国各地社会生活和其他文化的进一步相会、相融和相互影响，也随着文献记载的增多，这才初步显示和构建出了我国古代茶叶文化的特点及系统。举例来说，由于士人愈来愈多的卷进饮茶行列，两晋时，不仅出现了《登成都楼》、孙楚《出歌》等吟及茶事诗歌和出现了杜育《荈赋》一类专门描述茶的茶文化艺术，而且也为茶叶抹上了一层节俭、朴素、平淡廉洁的色彩，使茶叶文化多少注进了一些儒家“尚仁贵中”的基本思想。
在吸收儒家思想的同时，随这一时期道教和佛教在我国的广为传播，孕育中的茶叶文化，也自然地融进了不少道教和佛教的有关思想和文化内容。这一点，我们从陆羽《茶经》引述的《神异记》中的“丹丘子赠大茗”的故事，《食忌》关于“苦茶久食羽化”的传说，就可明显看出，这即是两晋时茶叶文化受道教文化影响的反映。至于佛教，《茶经》中也搜录有晋《异苑》剡县陈务妻以茶祀坟获报的故事，《续名僧传》关于武康小山寺释法瑶“饭所饮茶”的记载等等。前者一看即知，宣传的是佛教因果报应思想；这里也清楚看到了佛教和我国茶文化的联结。不过，这里需要补充一句，在晋以前或我国茶叶文化早期阶段上，就佛教和道教对茶叶文化的影响来说，道教的影响可能大些和直接些。由于佛教虽说是西汉后期就传至我国，但其教义的“中国化”，还是后来禅宗兴起以后的事情。关于这一看法，有人可能会引“西汉僧人甘露师”植茶蒙山，来说明佛教与茶的关系比道教更早，实在蒙山茶的传说，现在好似与佛教有关，但开始可能是道教所编或僧道共编的故事，是晋朝以后佛教为和道教争夺肇创茶业的功绩所编织出来的。这即是两教在南北朝编造的《清净法引经》和《老子化胡经》等伪经一样，前者称释迦牟尼的二个***：一为儒童菩萨孔子，一为光净菩萨的老子；后者则反过来把释迦说成是老子西出教化出来的***①。
所以，关于蒙顶茶系西汉甘露大师（不管此大师是僧是道）手植的传说，纯属是子虚乌有的事情。这时的茶叶文化，除和儒、佛、道有所交融，在精神方面揉进了某些儒、佛、道哲学思想外，在物质文化方面，也较汉以前有了不少进步。
如汉以前，我们无法知道其时是否有专门的茶具和以茶为礼的情况，王褒《僮约》“烹荼尽具”、“武阳买茶”二句，前一句古作“#浔钆氩琛保蛔鞑枳骺嗖私猓竺娴木叩比灰?非指茶具；后一句固然一般都肯定到武阳往买茶，但是否用来祭神敬客呢？就不敢说了。但是，西晋时，如《世说新语》任育长至石头看到的
“坐席竟下饮”；杜育《荈赋》“器择陶简，出自东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刘”①等描写，这时不但明显看到了“以茶待客”的礼俗，而且这时对烹茶用水择器，也已颇为讲究，以至各地每个人对饮茶用具的产地和式样都有所推崇了。类似的例子还可举一些，但就上述几点，我们也能看出，这时我国茶叶文化的脉络，已油然浮现出来。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晋朝是我国传统茶叶文化能可确定的形成阶段。
（三）南北朝的茶业述要南北朝和东晋一样，我国也处于***割据的局面。由于这样，所以南北朝茶业和晋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实际内容上，也都存在着直接的承继和连续关系。在这一角度上，也可以说南朝茶业纯粹是东晋茶业发展的一种继续。
举例来说，这一时期和东晋一样，也都建都建康，所以，在南方茶叶生产随经济发展而有相应发展时，江淮和江浙沿海一带的茶业，尤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如三国两晋时，我们从文献中所见的重要茶业产地，几乎全部都在巴蜀和荆楚二地。但是，至南朝时，如《桐君录》所载：“西阳（治位今湖北黄冈县东）、武昌、晋陵（今江苏常州）皆出好茗”①。《桐君录》又作《桐君药录》，是一部本草类的药书，据考约成书于南朝刘宋时期，从这部药书所刊的三种名茶看，基本上就都属江淮的范围，最东一直到太湖西岸的宜兴一带。又如陆羽《茶经》引《宋录》也载，豫章王子尚等访八公山昙济道人，“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再如前面提及的山谦之《吴兴记》所说的乌程“温山，出御荈”等记载，都反映其时江淮一带，应建康茶叶消费的需要，不仅茶叶生产而且在茶叶质量上，也获得了明显的进步。再如在礼制上，晋以前只有用茶敬宾待客之俗，至南朝时，进一步运用和扩展到了对祖先神灵的祭奠上。如《南齐书》武帝本纪中提到，萧颐临死前诏曰：祭敬之典，本在因心，“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②这是萧颐针对当时贵族厚葬糜费提出的改革。在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样二点：一是其时江南饮茶，已和饮酒、吃饭相并列，变成了一种日常生活内容；二是以茶作祭，在萧颐遗诏之前立即流行于民间，遗诏对贵族的实际约束固然不大，但对后来社会上推广以茶为祭，还是有较大作用的。又陆羽在《茶经》引梁·刘孝绰《谢晋安王饷米等启》中也载：“传诏李孟孙宣教旨，垂赐米、酒、瓜、笋、菹、膊、酢、茗八种。”①这里再次证实，茶在这时已和米、酒一类并列，成为人们平常的饮食之一；这或许也是后来俗话“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前身。另外，后来特别是唐宋时，宫廷有不时向臣下和“番使”赐茶的礼节和习惯，我国历史上的赐茶之风，至少从文献来说，可能也即起源于斯。
这里还要指出，南北朝时，尽管南北***和北方又长期处于不尚茗饮的游牧民族统治之下，但从史籍记载来看，晋以后北方饮茶固然未发展起来，可是饮茶似乎也一直继续未断。如《洛阳伽蓝记》中记及，瑍玡王肃从初仕建康后来转投洛阳为官，起初不食羊肉及酪浆，常饭鲫鱼羹和饮茶，一喝一斗，京师士子就讥之为漏#仭５改旰螅跛嗑筒皇溶?饮而好羊肉和酪浆了。“自是朝贵宴会虽设茗饮，……不复食，惟江表贱民远来降者好之”②。这条史料清楚说明，拓跋魏时，洛阳鲜卑贵族虽不尚茶，但并未禁断南北茶叶贸易。相反，在宫廷中还专门备有茶叶，随时用以招待、宴饮南方的降臣和嗜茶的来客。这说明中原自西晋开始流传饮茶以后，即便东晋、北朝时南北阻隔，北方战乱频仍，但是茶叶仍以其不可中辍的魅力和需要，继续绵延于中原社会。
最后还应一提的，是以歌颂和描写茶叶内容的茶诗茶赋和地方志中的茶事记载，也渐为文人所关注和重视。如陆羽《茶经》中所录的王微吟“~--”杂诗，鲍令晖的《香茗赋》，以及《坤元录》、《括舆图》、《吴兴记》、《夷陵图经》、《永嘉图经》、《淮阴图经》和《茶陵图经》等有关茶事记载，即是南北朝时我国茶业较前进步发展的很好例证。那么，南北朝时茶业和茶叶文化较前究竟有多少进步和发展呢？很难细说，不过，《洛阳伽蓝记》中关于北魏中大夫杨元慎戏辱南方降臣陈庆之的“驱鬼词”，颇可借喻。《洛阳伽蓝记》称，一天陈庆之得病，求人解治，杨元慎自称能治，庆之也就听凭元慎治疗了。元慎含一口水往庆之身上一喷，嘴里念念有辞说：“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侬，语则阿傍，菰稗为饭，茗饮作浆，呷啜蒪羹，唼嗍蟹黄，手把豆蔻，口嚼槟榔，乍至中土，思忆本乡，急急速往，还尔丹阳。”①庆之听了这番奚落以后，伏在枕头上说，“杨君见辱深矣”。这则故事固然***人加工，我们对北魏贵族趣笑南方吴人生活习俗那些尖刻言词的，可以不必往推敲，但对于“茗饮作浆”的吴人的范围，则倒可以往一究。这里提到吴人的地域有二处，一是“住居建康”，另一是“还尔丹阳”，即相当今江苏南京和镇江二市及安徽芜湖和宣州部分的所谓“两吴”之域。但是，这里实际并不是只指“西吴”或整个“三吴”的吴地，从“手把豆蔻，口嚼槟榔”的所指来说，其范围还当包括南越在内的整个三国时“东吴”的地域。这也就是说，在南北朝时，我国饮茶或茶文化的流传区域，即依中原人的估计，大致也达到包括三国时吴的这样一个范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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