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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雅安，以雅鱼、雅女、雅雨知名；而雅安还有一享誉中华的物产，论影响，远在前三者之上，那就是——茶。
有着传奇色彩的茶马古道出发地在哪里？——雅安是其中之一。雅安产的砖茶称为边茶，数百上千年来经人背马驮翻越二郎山或小相岭进入藏区直至印度、尼泊尔，交换马匹、药材等，既是贸易大宗，也是安定边疆的必须。
史料记载，公元前53年，西汉药农吴理真移栽野生茶树于今日雅安名山县的蒙顶山，开创世界人工种茶之先河。吴氏被尊为茶祖，雅安即世界茶文化的发祥地。
自唐代起祭天祀祖的皇茶产自哪里？——雅安。唐天宝年间始以蒙顶山茶极品，作为祭祀天地祖宗和圣人的贡品，连皇上也没有资格享用。蒙顶山茶的皇茶身份一直沿袭到清代皇权没落之时。
古有“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之说，誉雅安蒙顶山茶为茶中极品。诗人白居易晚年忆及一生钟爱：“茶中故旧是蒙山。”虽然现在雅安茶的名气逊于东南省份的名品，但好品质自是有人识。在上海召开的茶叶博览会上，蒙顶山茶却在行家品后得到“不下于四大名茶”的评价。
雅安茶中精品历来是皇家祭祖贡品，产量极少，因此世人少有了解；加之雅安偏于西蜀，相对闭塞，因为历史原因落后于当代市场竞争。但是，论地理、气候、土壤条件，雅安都是最佳茶产地；更因少有工业污染，茶之品质纯净，虽江南佳茗也不让其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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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川雅安出发，走天全、翻二郎山，经过泸定、康定，再到西藏，蜀中茶叶被输送到雪域藏区。这条川藏线上的茶马古道，与从云南普洱出发通往西藏的滇藏茶马古道并称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中国古文明传播之路。
重峦叠嶂的二郎山系，山恶水险，古道斗折蛇行，骡马也无用武之地，只有人双脚并用，方能攀援通过，于是造就了所有茶马古道中唯一的奇观：从天全禁门关至康巴路段的人力背茶！
天全县青石乡甘溪坡红星村，曾经的背夫歇息之地，今天新建的茶马古陈列馆中，展示出的背架子（背茶包的工具）、丁丁拐（背夫歇脚的支撑）、汗剐子（用于剐汗）、麻窝子（草鞋）、脚麻子（背夫翻山时绑在草鞋上防滑）、溜壳子（背夫度河溜索用）都述说着一个尘封已久的艰辛故事。
如今荒弃在天全甘溪坡、紫石关、两路等处残存古道，一个个密密麻麻的拐子窝（背夫歇息时支撑茶包的丁丁拐戳出来的圆坑）在石板上清晰可见，这些茶马古道特有的标记，是历史的一个烙印，是一阙无字碑，它向后人展示着历史的风雨年轮。
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上世纪五十年代，一首筑路歌谣唱红了中外，但在茶马古道上，二郎山却是一座让人心惊胆颤的命运多舛之山。鬼招手、手把岩、望乡台山路崎岖狭窄、险关重重、稍有闪失，命赴黄泉。乱世年代，更兼兵祸匪患：碰上烂王八，从此难回家。
甘溪坡村口有一古柏树，干枯的骨架在风中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古树历经千年生命，早年枝繁叶茂，参天蔽日。年轻的妻子将背夫送到这里，背夫用刀在树身做记号。一般从碉门（天全）到打箭炉（康定）往来要15到20天。久去未归，女人们则来此看望，若印记还在，则意为丈夫未归，也就难说吉凶，记号若被刀削去，说明丈夫又去雅安或始阳取茶包了，不久便会归来。积年累月，作记号的人多了，树受的刀伤也多了，久而久之，树便在女人的期盼中、在背夫的刀刃下死去。
一、马帮由来
资水古称益水，又叫蚩尤江。据新化县梅山文化研究协会考证：安化思游区域留下了部分与蚩尤有关的史料、遗存和风俗，该地地名以“蚩尤”而命。后来，因避讳而改成谐音“思游”，一直沿用至今。蚩尤部落联盟为了战争的需要引进优良马种并大量繁殖，以供运输和骑兵作战之需。此为安化及古梅山地区养马的起始阶段。
在安化置县（1072年）以前，据史料记载，周显王二十五年（公元前334年）楚灭吴，勾践子孙为逃避楚王的逼害，改姓梅。汉高祖五年，吴芮封为长沙王，梅随之来到湖南，以益阳梅林为家，在安化新化一带繁衍生息，势力逐渐壮大。后因长期征战，官兵围剿，人马溃散，东晋南北朝时期，梅山越人大批北迁皖鄂交界山区，留居梅山一带的越人大为减少，至隋唐时逐渐与当地汉人融合，再不见史籍，那时马便是他们作战及生活的日常交通工具，马帮便由此遗留至今。
还据资料记载，洞市亦有红公的传说，红公乃当年李闯王部下，生就一幅红脸，被称为“红公”，起义失败后，不满朝中统治，隐姓埋名在今洞市响铃坡一带立寨为王，杀富济贫，深受百姓爱戴，康熙年间被破，当时，他们的交通与运输的工具仍然是以马为主，史称红公寨。
二、马帮在梅山土著居民生产生活中的地位安化、新化、冷水江、邵阳、隆回古称梅山，其中安化为梅山中心。
土著居民多苗、瑶，侗族是蚩尤南方原始部落联盟的重要一支。蚩尤兵败后，大本营的土著居民仗着山势险峻和民风剽悍，不服朝廷，不通中国，但为了自身生存和生活所需不得不与外界尤其是生产力发达的中原地区通商贸易。用本地的茶叶、桐油、茶油等特产与中原及沿海地区交换食盐、布匹等生活日用品。而当时商品最便利的运输工具是马匹。蚩尤战时留下的军用马匹便成为民用的商贸运输工具。
宋神宗年间，朝廷派军镇压梅山南蛮，大小战事数百起。梅山人民一次次用步兵和骑兵粉碎了朝廷的镇压，马匹在战时大多服务于战事。朝廷最后一次杀梅山人5000余众，血流成河，梅山土著居民几乎全迁湘西、贵州等地，马匹也随之迁移。明朝初期，洪武帝“血洗湖广”，省内繁华地区的居民纷纷迁往深山老林的梅山地区，而迁来者鲜用马匹工具，致使梅山马匹的数量日渐减少，养马进入低谷时期。
后来，随着“茶马古道”的形成，马帮发展冲出了低谷。清末至民国年间，由于印度等国广兴茶园，英国等列强打压排挤中国茶叶，从而使安化和国内茶叶及贸易由兴转衰。马帮运输业务锐减，马匹数量也越来越少。民国末年，只有少量地主、乡绅养马，专作代步之用。
三、“茶”与“茶马古道”安化素称茶乡，产茶历史悠久，唐宋时期，茶叶产量誉甲天下。明时期，所产“云雾茶”、“芙蓉茶”驰名中外，成为朝廷贡品。明嘉靖年间创制黑茶远销西北诸省。到16世纪，安化黑茶取代四川茶叶，居全国领先地位。万历二十三年，当局颁布《黑茶章程》正式定为远销西北的官茶。清咸丰四年，粤商来县制作红茶，成为湖南红茶的代表茶，称“湖红”，与安徽“祁红”、福建“建红”鼎足而三，成为中国正宗红茶产品，畅销欧美各国，俄英等国茶商有“无安化字号不买”之说。
自此，运输茶叶的船只、马队格外繁忙，养马之风渐兴。从资水的唐家观，经江南、陈王、洞市，至新化，为了方便马帮运输茶叶等商品，商家集资修建了数百里的青石板茶马专道。现存于江南至洞市黄花溪老路的青石板古道，便有数段长达几华里。尤以黄花林场腰子界的一段保存最为完整。陈王次庄至山口一段、洞市老街一段、永锡桥一段居其次。黄昏不妨与友人结伴同游洞市老街座子坳一段，尽情领悟乡村的古韵静谧，茶马古道的历史沧桑。
历史和语言学家李敖说：“我喜欢做唐朝人，我不喜欢喧闹浮躁的现代生活”。是的，做一回唐朝人，明清古人，作长衫马褂，骑梅山矮马，在月夜的乡村，在青石板茶马古道上，看马帮驮着茶叶结伴而行，听驮铃叮铛，蹄声嗒嗒，将是何等滋润的历史体验。
四、马帮对地域文化的影响
地处湘中的安化县，是古梅山腹地。地域文化独具特质，骁勇尚武是梅山人的传统，同时也融入了梅山人的性格。在江南镇锡潭村龙山坪土地庙有一副对联，上联为“兴起人文由地脉”，即为地理环境对人的性格潜移默化、对地域文化影响至深的精准注释。与梅山人打交道，你敬他一寸，他一定会敬你一尺，质朴、爽快、热情、感恩是梅山文化的情感特征。同时马帮及“茶马古道”也将外地先进的文化传承引进，使梅山文化具有包容性。梅山人从中原学习引进的造纸术，一直保存沿袭至今。纯手工工艺一丝不苟，传统工序一成不变，是传统造纸术的活化石。现在洞市老街仍保留有数处造纸手工作坊，所造土纸畅销全国。
梅山文化的另一特质是崇尚读书，耕读治家。清代著名书法家黄自元、两江总督陶澍、云贵总督罗绕典皆为科举出身的安化人。
打擂茶、熏腊肉、腌制酸干菜、酿甲酒是本地饮食习惯和传统。民居多为纯木结构，盖青瓦或树皮，依山傍水，冬暖夏凉。
“马帮”和“茶马古道”，凝聚和集中了物流和人流。在“茶马古道”经过的好些水陆、陆陆交汇点，慢慢而自然的形成了集镇、驿站，以方便马帮和过往商贾行人买卖商品，住宿歇足。唐家观、江南古镇、永锡桥、洞市老街、新化圳上、白溪、隆回滩头、宝庆这些老市镇，便是随“茶马古道”诞生、发展而来的。
梅山人对马既崇敬又依赖，民间木匠用的架板工具称“木马”，小孩夹竹竿玩耍曰“竹马”，这些俗称沿袭至今。在洞市，至今还传承着这么一个民俗：入春以后，早晨放牧叫“春露牛，夏露马”。这里习惯于用“马”命地名和其它建筑物名称，如白马村、鹿马村、鹿马溪、马尾上、马嘴坳等等。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全社人民兴建了一座水库，便命名为“奔马水库”。
五、马的禁忌与马帮特点
骑马拜访亲友，必须在门前十余步提前下马，否则视为对主人不恭。公马与骡子同行时不能太近，否则马误以为骡子为母马，纠缠误工。生马相遇时，必须下马牵缰，以免相互斗殴。安化的马均为公马，不使用母马，也不买母马来繁殖后代。
——娱乐性。游客骑马穿行于林荫幽径，仰望蓝天白云，观赏青山绿水，静听百鸟啁鸣，顿生乐趣，心旷神怡。
——坚韧性。马主牵着马行走在大山之中，经年累月，默默无闻，风雨无阻，自强不息，体现了一种坚忍不拔的马帮精神。
——传承性。马帮历史悠久，至今未衰。随着交通发展，马帮很有可能濒临绝迹的危险。但旅游业正在兴起，骑马赏景已成为一种独特的旅游方式，将形成一个精神文化消费热点，马帮可望得到发展，永久传承。
六、与马帮相关的历史遗存
洞市村肖家湾、锡潭村的彭家湾及从江南到新化的茶马古道边有栓马石桩数十处。本地清代民间的木雕、石雕均有马的生肖图。贺氏宗祠的牌楼上有两幅与马有关的壁画，一幅是画着一个人牵着一匹背着贵重物品的马在一起，另一幅是一只猴子骑在马上，至今图案依稀可辨。位于洞市毛坪的清代名臣陶澍祖坟，有石马2匹，高1.5米，长2米，造型美观，艺术价值高，保存完好。
茶马古道同丝绸之路一样，是我国西部自古以来对外交往的商贸通道。它肇始于唐代茶马互市，但千百年来，其功能延伸已远远超出单纯贸易范围。
历史上，茶马古道前端起始有两条路线:一条在云南，一条在四川。四川茶马古道以今四川雅安一带产茶区为起点，由南北两条支线通向西藏地区。雅安边茶从唐代开始传入西藏，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一直是藏族人民喜爱的饮用品。雅安与藏区接壤，两地间容易发生沟通和交流，从最初简单的以物易物，到后来逐渐发展成大规模的“以茶易马”和“茶土交流”，使得从四川雅安到西藏拉萨之间逐渐形成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古代商道。
从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雅安的茶叶就经四川茶马古道(雅安段)运到大渡河以西，这条当年的牦牛道就是我国最早出现的茶道。而雅安，既是茶马古道川藏线的起点，也是最早向西藏输入茶叶的原产地。宋代时，官府曾在雅安设立“茶马司”，清代更将雅安指定为专为藏区生产茶叶的基地之一。
如今，位于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县新店镇的长春村仍保留着一座古建筑，它就是始建于宋神宗熙宁七年的“茶马司”，并“遣官以主之”，专司茶马互市事宜，茶马司是宋以来专管茶政机构所在地。当时名山茶马司属成都府路统领，负责筹集边茶上缴成都府路，同时承担了名山县和百丈县“名山茶”筹措和以茶换马事务。鼎盛时期达到“岁运名山茶二万驮”(每驮50公斤)之多，占官方统筹总数的一半以上。
在天全县始阳镇新中村六组老街边，至今还保留了清代官方储藏边茶的仓库。该房屋坐东向西，占地面积约1500平方米，始建于清康熙年间，由乡绅高炳举修建。高家在清朝前期经营茶叶生意，历经几代，由于经营不善，家道中落，到中晚期被朝廷收购，成为官方茶仓库。
雅安茶马古道还有着特有的背夫文化。茶马古道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是以川藏茶马古道、滇藏茶马古道和青藏茶马古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支线、附线构成的道路系统。这些交通网络中，只有雅安是以人力运送方式为主的一条古道。古道上背夫们当年背茶包歇脚时用拐子杵下的拐子窝仍清晰可见，还有当年照亮背夫行走夜路的灯杆窝子。
“冰崖雪岭插云霄，骑马西来共说劳，多少贫民辛苦状，为从肩上数茶包。白发老人十岁童，淫淋雨汗满云中，若叫富贵说休养，也应开门怕晓风。”这是清朝诗人所写的《过相岭见负茶有感》，字字珠玑，记录着大相岭的古道背夫艰辛的历史。
置身于四川西部的深山，我在一片竹林中砍开前路，想要找到那条传说中的小径。就在60年前，当亚洲许多地区还依靠人力和牲畜运输的时候，茶马古道仍是连接中国汉地和西藏的主要贸易通道。但我的一番搜索却可能是徒劳。几天前，我见到一名当年在茶马古道上背沉重茶包的老人，他跟我说，天长日久，日晒雨淋，植物蔓生，茶马古道说不定已消失殆尽了。
接着，我的斧头一挥，竹子倒下，面前出现了一条卵石铺砌的小路，只有一米来宽，弯弯曲曲地穿过竹林，路面上覆盖着一层长得异常茂盛、滑溜溜的绿色苔藓。有的石头上坑坑洼洼的，坑里积着雨水，长出了野草，那是一千多年来跋涉在这条路上的成千上万名背夫们，把木拐包铁的那一头支在地上歇脚所留下的痕迹。
这段残留的卵石小径只延伸了15米长，攀上几级破烂的台阶之后便再度消失无踪，被多年来的季风豪雨冲刷得一干二净。我继续向前，走进一条狭窄的通道，山壁陡峭又湿滑，我只能用手抓着树，免得掉到下面乱石嶙峋的溪水里。我指望走上一阵之后，能翻越雅安和康定之间高峻的马鞍山垭口。
那天夜里，我在溪流之上的高处宿营，但木头太潮，生不了火。雨水沉重地打在帐顶。第二天一早，我又往前探索了500米，直到密不透风的树丛死死地阻断了我的去路。我无奈地承认，至少在这儿，茶马古道是消失了。
事实上，原来的茶马古道大部分都无影无踪了。中国正势不可挡地冲向现代化，用沥青马路飞快地抹煞着自己的过去。在这条古道被推土机摧毁或彻底磨灭之前，我要来探一探它曾经辉煌一时、而今却近乎被忘却的残存路线。
茶马古道曾经延伸将近2250公里，横越中国的腹地，从四川的产茶区雅安通往海拔3650米的西藏首府拉萨。它是亚洲最高、最险峻的一条道路，自中国翠绿的山谷地带伸出，横穿风雪肆虐的西藏高原，涉过冰冷的长江、澜沧江和怒江，切入神秘的念青唐古拉山，四度攀越海拔5000米的致命垭口，最终才下行至藏地的圣城。
暴风雪屡屡掩埋茶马古道的西段，滂沱大雨则蹂躏它的东段，土匪的威胁从未消停。然而在几个世纪里，这条路是重要的通商干道，即便两端的不同文化时常发生抵触也未能改变这一点。古道存在的原因在于双方通商的欲望，不像同样具有传奇性的北方丝绸之路总叫人想起浪漫的思想、伦理、文化和创造力的交流。汉地有藏地渴望的东西：茶；藏地有中原急需的宝物：马。
如今，茶马古道仍活在像罗永福（音）这样的老人的记忆中。92岁高龄的他，眼睛总是湿润润的。我在长河坝村遇到了他。对当年运茶的背夫来说，从雅安往西走到长河坝是十日的脚程。刚到四川的时候，人们告诉我，当年的运茶背夫已经没有在世的了。但在我穿越古道的残存路段时，我不光遇到了罗永福，还遇到了其他五名老背夫，全都渴望与人分享自己的故事。虽说背有些驼了，罗永福仍健壮得惊人，他带着顶黑色前进帽，身着中山装，兜里插着烟斗。1935年到1949年间，他在茶马古道上当背夫，运茶去西藏。他背的茶包总在60公斤以上，而在当时，他的体重才不过50公斤。
“太艰苦，太难走了，”罗永福说，“那碗饭可真不好吃。”
他从马鞍山上走过许多个来回，我之前正是希望到达那里。冬天，大雪积了有一米深，巨石上挂着两米多长的冰柱。他说，最后一次有人穿过那个山口是1966年的事了，所以，他觉得我恐怕过不去。
但当年走那条路是怎样一番情况，我多少得以窥见一斑。新开店是背夫们从雅安到康定20天行程的第一站，在那儿我遇见了脸刮得光光的甘绍雨（音），87岁，还有胡子拉茬的李文亮（音），78岁，他们坚持要给我表演一下当年做背夫时是怎么干活的。
四川雅安：茶楼歌厅客源不断
今年春节，天公作美，茶楼成了市民春节期间联络感情的较好场所。春节期间，市区各大小茶楼均告客满，下午、晚上都座无虚席。记者从市区各大茶楼了解到，春节期间，许多茶楼每天都很忙，临时来的客人有时还很难找到空座位，需要提早预订。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由于天气的原因，许多茶楼到中午时就坐满了客人，一直到下午四、五点时人潮仍然未散。有的为满足客人“晒太阳”的需要，把位置加到茶楼外面的空地上，十多台散桌也满满地坐着客人，生意的火爆令人咋舌。
“春节期间到茶楼的客人基本以本地人为主，也有一部分是从外地回家过年的，一天营业额相当于平时的两至三倍。”据茶楼经营者介绍，随着我市旅游的发展，市区的消费市场也受到了有效辐射，自然会将市区各茶楼的生意带得更旺。
“要想边晒太阳边品茶，就得早点来抢位子。今天运气好，这家茶楼刚好剩下一桌能晒到太阳。”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大年初一天气很好，他和家人及几个要好的朋友午饭后，准备到一家边晒太阳边品茶，走了两家终于抢到了位子。
“春节期间除了除夕夜，几乎每天所有的房间都是客满，生意比以前翻了一番。”市区一歌厅老板笑着说，唱歌是很多年轻人的休闲方式，在春节期间更是火得不得了。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年的到来，也是歌厅红火的日子，一家老小十余口人或邀上几个好友唱唱歌放松一下心情，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
从四川西部重镇雅安出发，经康定、昌都到达西藏拉萨，然后再通到不丹、尼泊尔等国的茶贸易线被称为南边茶之路。
边茶指专供边疆少数民族饮用之茶。四川雅安是茶的故乡，也是有名的边茶之乡。雅安边茶又称南路边茶，从唐代开始传入西藏，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一直是藏族人民喜爱的饮用品，藏族人民为得到茶叶，不惧千山阻隔，走下雪域高原，以马匹、皮毛、麝香、药材等土特产品和汉族进行交换。雅安是茶的故乡，与藏区接壤，两地间容易发生沟通和交流。最初的沟通和交流也就是简单的一些以物易物的往来，后来便逐渐发展成大规模的以茶易马和茶土交流。随着以茶为主要内容的藏汉贸易的发展，雅安边茶每年以800万到1000万斤的数量输入西藏，供应广大藏族同胞。从四川雅安到西藏拉萨之间便逐渐形成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古代商道，因为当年在这条古道上运输的物资主要是雅安的南路边茶，所以又称川藏茶马古道。
一、雅安是茶的故乡
雅安古称青衣羌国，秦时立严道县，汉改称汉嘉，魏周时期一度改称始阳县，到隋朝文帝仁寿四年(605年)正式定名雅安(因境内有雅安山而得名)。从此，雅安名字一直沿袭至今。
雅安是茶的故乡。据《雅安县志》记载：历史上的雅州地宜五谷之外其茶树为一县之专利。雅安地处四川盆地边缘，境内多山，属邛崃山脉的延续。雅安地质属古生代岩层，除西北挨岷山山脉地区片麻岩层分布多一些外，其余多为页岩、沙砾岩、石灰岩，故其土壤多为含较多有机物的砂质壤土或砂砾质粘土，表土层深厚，组织松软，养分丰富，宜于排水，有宜于茶树生长。雅安四季分明，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雨水丰富，空气湿润，古来就有漏天、雨城之称，年降雨量多达1700毫米以上，日照仅100多天，多雨、多云、多雾，空气特别清新，是雅安气候最显著的特点。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特征，为雅安成为茶的故乡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传说神农尝百草以治疾，茶亦是其中之一。百草显然指野生植物，治疾则说明茶当时只能药用。陆羽在《茶经》中说茶之为饮，发于神农，闻于周鲁公。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记载，周武王灭纣后，西南巴蜀小国曾以所产之茶作为珍贵礼物去进贡。青衣羌国乃巴蜀小国之一，这说明雅安茶的历史还可以追溯到先秦，甚至更远古的年代。
王褒的《僮约》称茶在西汉时已被蜀人发现，并通过武阳买茶指出，当时蜀中已有茶叶销售。茶叶成为商品进入市场，说明当时蜀人对茶的认识和利用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地步。武阳指今新津、彭山一带，新津、彭山皆是平坝为主，茶树并不很多，而当时茶市已颇具规模。市上的茶叶来自何处?《晋书》记载：蒙山在雅州，凡蜀茶尽出此。唐代李肇《国史补》也有记载：剑南(指雅州)有蒙顶石茶，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新津、彭山与雅安相距很近，市上交易红火的茶叶均出于此，成都及成都周边市上的茶叶这不例外。
从西汉吴理真在蒙山植茶开始，茶就成为农事的重要内容之一，正式作为一项种植业走进广大农村的千家万户。当时雅安的茶叶种植已相当普遍，是四川主要的茶叶产区。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朝廷推行州县两级制，雅州领严道、芦山、名山、百丈四县。到唐玄宗开元四十五年(758年)又增加荥经一县，雅州共辖严道、芦山、名山、百丈、荥经五县。对当时各县茶叶种植情况，陆羽的《茶经》记载：唐朝四十三州郡产茶，雅安、芦山郡上列贡茶。宋代王存《元丰九域志》记载：雅安芦山郡灵关一寨一茶场，名山百丈二茶场，荥经一茶场。《天全州志英烈侯碑》记载：唐贞观初年，天全有一位被封为英烈侯的将军，带领百姓于蒙山采茶籽，于山谷间遍种之，并教其以茶艺采培之法，其方引茶马之政，民利用焉。
到宋太祖乾德五年(967年)，天全曾一度呈现九峰之民皆种茶的景象。诸县之中，仍以雅安茶叶种植为最。茶市经营也具相当规模，故有茶树被列为一县之专利的说法。据《四川简史》记载：中唐以后，茶叶勃兴，茶树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其中绵州(今绵阳)、汉州(今广汉)、蜀州(今崇庆)、邛州(今邛崃)、眉州(今眉山)和雅州(今雅安)所形成的一条产茶地带，是当时全国主要的产茶区，蜀茶不仅产量大，而且质量也非常好，尤其是雅州的蒙山茶品第为全国第一，是有名的贡茶。到清康乾时代，种植规模更加扩大。《四川古代史稿》记载：当时蜀山素产茶，每岁谷雨后，募夫采摘百斤者，银一钱，雅安、名山、天全等地，山多田少，近山人户，俱籍采茶为业。
雅安茶叶悠悠远古的历史，有力的证明了雅安就是我国茶叶发源地，蒙顶山更是一座闻名天下的茶之圣山。
二、雅安的茶叶最早传入西藏
自古以来，雅安就有滇藏门户之称。向南经西昌可入云南，向西翻过二郎山，即入藏族地界。雅安地理位置与康巴(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山水相连，两地毗邻接壤，自然容易发生接触和来往。当雅安茶叶日趋发展，成为大宗农副产品，并作为商品进入贸易市场后，同时传入藏区亦是必然的。当然要有文字记载，这就得从唐朝文成公主入藏开始说起。
传说当年文成公主和亲吐蕃嫁给松赞干布，在江夏王李道宗的护送下，一行从长安出发，一路跋涉进入青海，翻过日月山，走到青海湖边。这时随行汉人中好些人都出现头昏脑胀、四肢乏力，感觉不适的症状，随行医生把脉之后，也找不到准确原因。文成公主立即吩咐贴身随从，从宫中带出来的贡品中，取出蜀中贡品蒙山茶来，从日月山下的倒川河里取来净水，煮开之后拌上藏族奶酪缓缓喝下。稍事休息之后，不适感觉全无。随行大惊，问文成公主何也?文成公主说：你我自离了长安，踏上高原，一路少吃蔬菜水果，吃的多为青稞糌粑、牛羊肉和奶酪。饮食的变化和干燥寒冷气候是引起身体不适的主要原因。《神农本草记》中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古代把茶称荼)而饮之。茶叶具有药用的作用，能消食、解腻。随行听罢，恍然大悟，一个个无不惊叹和佩服文成公主的聪明和智慧。传说都是有戏化了的成分，不过这个传说中有两点是值得信赖的，并且得到了历史的证实：一是茶叶传入西藏的时间始于唐代;二是文成公主入藏所带之茶正是雅安贡品蒙山茶。
史学家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二)中记载：在安史之乱后的30多年里，汉族地区的茶叶传入吐蕃。安史之乱发生在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其后的30多年，推算下来是785年左右，这是一种说法;《西藏政教鉴附录》记载：茶亦自文成公主入藏土也，这种说法较前者要早140多年;《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记载：茶叶输入藏区之始，正是藏文创字之时。藏文创字大约在632年左右，这种说法较文成公主入藏又早了差不多10年，但基本应该是更准确一些。尽管这三种说法在时间上或早或迟有些出入，但有一点是共同认定了的，那就是茶传入西藏的时间是始于唐。
三、雅安边茶悠悠远古的历史
雅安是茶的故乡，也是著名的边茶之乡。雅安销往西藏的边茶有粗细两种：细茶为毛尖、芽字、芽砖(芽细);粗茶分金玉、金仓和康砖。藏族饮用的边茶以粗茶为主，细茶为辅。明代以前的边茶都是散茶，由于散茶运输颇为不便，于是从边茶的焙制入手，逐渐有所改进。《中国茶业大事简记》记载：明代四川开始生产黑茶，并逐步扩大到湖南产区，黑茶指的就是边茶。当时四川生产黑茶的地方主要是雅安，生产的数量已经很大，技术也相当成熟。当时生产黑茶就是将立夏后采的茶叶用锅热炒杀青，然后蒸煮，加上糯米粉汤制成饼状的团饼茶，团饼茶在运输、存放、饮用上较散茶进了一大步。清代，雅安边茶的制作曾有过一次突破性的改进和提高。《天全州志》记载：散茶造至清朝，天全乃设架制造包茶，每包四甑，用甑蒸熟，以木架筑成方块，每甑六斤四两，恐包易混，各编画天地鸟兽人物形制，上书番字，以为票号。这一改进很快得到推广，雅荥邛诸邑茶商以天全造包之法，颇便运输，遂相仿造，设架筑包。具体办法就是把蒸熟茶叶通过紧压，使其成形，这是南路边茶紧压成砖形的最早开始。当时所设之架称为架子，一副架子设五人操作，最辛苦的是掌架的人，架子中间有一硬质杂木作为架盒，茶蒸熟之后倒入盒中，掌架的工人使用一根一头为铁制的重达30多斤的樁棒，不停对茶进行筑压，名曰冲包。冲包工人之辛苦令人难以想象，隆冬天一身短打，赤膊上阵，樁上几包下来便是通身大汗，上50包马上换人。这一技术竟沿袭几代，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初，雅安茶厂工人经过技术革新，将樁棒从32斤改成18斤，但冲包工人劳动强度仍然很大，非身强力壮者，决不能胜任。直到60年代初才由雅安茶厂茶叶工程技术人员王德华根据人工冲包原理，设计造出一种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冲包机，以机械化生产代替繁重的人工冲包，古老而原始的樁棒这才停止使用。
雅安是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边茶生产基地，在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茶马互市中曾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宋朝和明朝两个朝代，由于战争频繁，需要大量马匹，朝廷颁布了榷茶制的法令，对茶实行垄断政策。朝廷的目的只想有更多的茶叶去换取更多的马匹。在这样的背景下，雅安茶叶得到一个发展机会，茶叶产量不断增加，焙(制)茶作坊大量出现，每年提供换马的茶叶高达数百万斤，其中尤以焙茶作坊的出现最显重要。这种作坊最早始于农村，后来发展到城里。作坊雇请工人常年生产，从原料购进、加工焙制一直到销售均由作坊一体完成。到明以后，这种作坊统一被称为茶号(商号的意思)。茶号增加，行业扩大，附生产业应运而生。官府重税，茶商得利，百姓受益，有力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雅安边茶业的兴旺，吸引了中国北方的许多富商大贾，使他们把目光纷纷投向雅安。特别是自元代西征后，川陕合省而治，为陕西商旅大开了方便之门。大批陕西富商大贾纷纷南下四川，其中不少人就跻身于雅安边茶行业。在当时中国商业活动中，陕西商旅与山西商旅并驾齐名，他们实力雄厚，有丰富的商业经验。他们陆续在雅安兴办多家茶号，并很快发展到大有取代川商，垄断雅安边茶的势头。明嘉靖以后，又有一批陕商来雅设立兴办茶号，义兴隆茶号就是他们中杰出的代表。在雅安众多茶号中，它资金雄厚，讲求诚信，经营历史最久，从明代起一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初，可谓称得上是中国最早的百年老店之一。
清代是雅安边茶业发展的鼎盛时期。乾隆年间(1736～1795年)，以茶易马政策完全停止，改茶引制为引岸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自由贸易，茶土交流代替了以茶易马，以雅安边茶为内容的藏汉贸易得到了一个空前发展的机会。据《南路边茶调查》(手稿)记载：清康乾期间，以雅安为中心产区的川边诸县，经营边茶的茶号发展到一百多家，茶业资金居诸县工商业之首。在雅安，以经营边茶致富成为民族资本家者已不少，不少茶号还到康定开设分店。以茶为副业收入的农户不下10万，茶号雇请制茶工人多达五六千人，每年生产加工边茶多达1000万斤以上。《雅州府志》记载：雍正八年(1730年)南路边茶销藏引数达104424引，按每引配茶百斤计，销售藏区茶叶达104424万斤。《西藏通览》记载：清代南路边茶自川运往康定至巴塘，数量不下1000万包值约16万两。据《南路边茶调查》(手稿)记载：雅安一茶商曾云，他每年运藏边茶达2000驮(从康定到拉萨的南路边茶全用牲口驮运)，每驮6包，共12000包。一户尚且如此，可窥当时全貌。到清代中叶，雅安、荥经、天全、名山茶号仍达七八十家，商人认引每年都在10万引以上。清王朝为了笼络西藏宗教上层人士，特地规定雅安每年都要提供一定数量的礼茶，专供朝廷赏赐西藏喇嘛活佛所用，称之为赏需茶。《雅安县志》记载：赏需茶，单年300包、双年200包，由道署领価商人承办。其中赏给达赖喇嘛茶75包，每包重50斤。上个世纪60年代，雅安边茶厂组织赴藏调查，在一些大喇嘛寺里，还看到明朝、清朝时期皇帝赐给达赖喇嘛和其它活佛的边茶，仍被当作吉祥的神灵供奉在寺庙里。
光绪三十三年(1888年)，英帝国主义发动入侵西藏的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印藏条约》和《印藏续约》，规定开放西藏的亚东为商埠，五年内藏印贸易互不收税。由英帝国主义控制的印茶乘机侵销西藏，对南路边茶造成很大冲击。边茶市场萎缩，销售量下降40%。但在茶叶品质的竞争中，雅安边茶仍占优势。据有关史料记载：原料是本质问题，印茶产自热带，味道苦涩，远不如川茶芳香适口。加之藏人饮用川茶已有相当历史，认为川茶性凉，消食解腻，沁心解渴，作用较印茶明显。所以饮用时搭配使用，川茶为主，印茶为次，称为和茶。
进入民国以后，四川境内军阀割据，年年战争，百业萧条，民不聊生，这一段时间是雅安边茶的低谷时代。到1949年解放前夕，雅安、荥经、天全、名山、邛崃五县中，名山、邛崃的茶号全部关门倒闭，雅安、荥经、天全仅存茶号48家，原料生产和茶包加工出现大幅下降。尽管如此，据当时调查统计，雅安、荥经、天全三县人口20余万，95%以上是农业人口，以茶叶收入作为农民主要副业收入的人口占10万以上，各家茶号雇请的制茶工人在5000人以上，专业从事背运茶包背夫不下万人，边茶税收占到当时西康全省税收的50%以上。边茶业以其悠悠久远的历史，和在藏汉贸易中的特殊地位，在雅安工商行业中，仍占据老大的地位。
四、历代的边茶政策和茶马互市
边茶贸易是汉族人以茶和边疆少数民族进行交换和买卖的一种商业行为。雅安紧邻藏区，藏族人民喜爱饮茶，而雅安是茶之故乡，两地之间以茶为媒，以物易物，互通有无，发生贸易往来，是很容易、很自然的事。史学家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写道：武都(今甘肃武都县)买茶(当作卖字)，武都地方，羌氏杂居，是一个对外的商市，巴蜀茶叶集中到成都，再运到武都卖给西北游牧部落。成都和武都是中国最早的茶叶市场，说明边茶贸易是从很早就开始了。最初的边茶贸易一是出自民间自发往来，二是规模尚小，所以还来不及引起统治者的重视。据考证，在唐以前和唐初，茶叶是没有课税的。中唐以后，朝廷逐渐认识到茶叶经营的重利，于是开始对茶叶采取和实行一系列的专门政策。最初是施以重税，而后则是实行垄断。《隋唐五代史》记载：茶税始于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九月，与漆、木、竹，商钱并税。但仅执行两年就废止了。据《旧唐书》记载：兴元改元(784年)又与漆、竹、木及间架，除陌钱并罢。两年后唐朝重又恢复了茶税，贞观九年(793年)正月，乃复税，在产茶州县和茶山还要路估值，十分取一，岁收达四十万缗。还规定各名茶产地，每岁都要挑选一部份最好的茶作为贡品进奉朝廷。从此，茶叶课税便成了朝廷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唐朝后期，茶税更是一增再增。《旧唐书》记载：初税一百，增之五十。开设茶税，财政增加，朝廷尝到甜头，觉得重税之外，茶叶还有重利可图，于是又出台榷茶制，榷字，禁的意思。《中国历史大事件表》记载：榷茶制始于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郑注请榷茶，从之。《旧唐书》记载：王涯献榷茶之利，乃以涯为榷茶使，茶之有榷税自涯始也。唐王朝对茶实行茶榷和官营，就是把茶叶的种植、采摘、焙制、运销等都集中到官府手上实行垄断管理，由官府自设茶园，禁止私人经营，强迫私人茶树移植官园，严格规定私鬻三犯皆三百斤，论处死;长行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纵私盐论。唐王朝的榷茶制是一项暴政，特别是强迫私人茶树移植官园，如有不从者便焚其茶园的做法，茶农和茶商怨声载道，无不反对。朝廷有识之士也向皇帝上奏反对，《旧唐书》记载：诸道盐铁转运榷茶使令狐楚奏，榷茶不便于民，请停，从之。唐王朝的榷茶制执行不到一年时间便停止了。
我国历史上最早专门对茶颁布和施行政策的朝代是唐朝，历史上著名的茶马互市也始于唐朝。茶叶随文成公主传入西藏，藏族饮茶很快成为风尚，西北、西南逐渐出现了少数民族到内地茶区，用马匹、皮毛等向汉族换取茶叶(也包括换取其它一些生活生产资料)的交往形式。朝廷很快从中认识到茶叶边销不仅使朝廷能获得重利，而且对边疆少数民族尚有一种特殊的制约作用。于是茶马互市作为一种有目的、有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朝廷政治态度的贸易形式，很快被定格下来。从此，无论藏族还是其它少数民族，向汉族换茶，都必须听从朝廷安排，按双方事先约定数量，在指定地方进行交换。因交换一方为茶，一方为马，故称茶马互市(又称以茶易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记载：开元十六年(728年)，吐蕃又请交马于赤岭(青海湖东岸日月山)，互市甘松岭(四川松潘西北)，宰相裴光庭曰：甘松、中国阻，不如许赤岭。乃听以赤岭为界，表以大碑、刻约其上。当时运往互市的茶叶，主要是四川雅安和陕西汉中的茶。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互市地点一直在赤岭进行，由于彼此恪守约界，讲究信用，互市一直很顺利。茶马互市也由此而一发不可收拾，到了宋明两代发展更为红火。
宋代与北方的辽、西夏和金之间一直频繁发生战争，战争需要大量军费开支和大批马匹，因此，茶马互市被朝廷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宋代茶叶发展超过前朝各代，茶税增加已成为朝廷战争军费开支的一大支柱，茶叶增产为朝廷易马提供了充足的茶叶货源。双重利益驱动，使朝廷对茶马互市给予特别重视，视其为一项重要的、有利于战争、有利于国防的战略措施。为此，宋王朝实行了一套更严厉的榷茶制度。宋朝的榷茶制分两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是从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年)开始，宋朝在京师、建安等四地置场榷茶，建立专买专卖管理机构，将茶由官府垄断买办，并制定有非常严厉的惩处条律，禁止私人买卖。太宗淳化四年(993年)，宋朝重新修订禁法条贯，始立等科罪。制订出了一套非常残酷的榷茶条律，激起百姓普遍反对，同年，四川灌县的王小波起义，就是因为茶叶垄断过度，激起百姓不满，茶农们在茶贩王小波率领下，揭竿而起的。朝中也有颇多非议，结果重蹈唐朝榷茶暴政复辙。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宋朝皇帝不得不下令废除了宋朝延续百年的榷茶制。
宋朝榷茶制第二个阶段是宋神宗熙宁四年(1072年)，因为北方战端又起，朝廷对熙河(今甘肃临洮、临夏地区)用兵，为博马筹饷，重又实行榷茶制。次年陕西发生马道梗阻，北方马源路断。朝廷将茶马互市的地点由西北的秦、凤、熙、洮诸州改到西南，开辟新的马源。这一改变，除有北方马源路断原因外，朝廷也看到四川雅安一带有丰富的边茶资源。熙宁六年(1074年)，朝廷令李杞入蜀买茶博马，李杞第二年派蒲宗闵入川榷茶，蒲在四川各地设置茶马司，确定买马场，极力对川陕之茶实行全榷。《宋史食货志》中记载，蒲宗闵入川，下令川陕民茶(指四川雅安和陕西汉中的茶)尽卖入官，严禁私行交易，全蜀茶尽榷。蜀茶尽榷，而雅安茶叶首当其冲。当时蜀中产茶区设有茶马司(负责管理的机构)、买马场(互市地方)。交易最火的市场有雅州买马场(在今名山县新店一带，至今新店还有茶马司遗迹)、雅州灵关镇买马场(今宝兴县灵关镇)、雅州碉门卖马场(今天全县)和黎州卖马场(今汉源县清溪)。《雅安县志》记载：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皇上特别颁诏，下令其雅州名茶，今专用博马，候马额数足，方许籴买。要求用雅州名山茶易马，一定要把茶价卖到位。当时的一百斤名山茶，可换四尺二寸大马一匹。雅州所辖各县买马场茶马交易一直红火，得益主要有三：一是这些买马场都在通往康藏高原的交通要口上;二是雅安边茶以其优良品质在广大藏族群众中有良好声誉;三是雅安地区与康藏高原之间，以茶为媒的贸易交往由来已久，有源远流长的历史。
宋朝南渡，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成都府路转运判官赵开上奏，列举榷茶买马五害，请尽罢川茶官榷，恢复自由买卖，变茶息为茶税，改榷茶制为茶引制。高宗准奏，并令其主管川茶茶马。赵开在四川改变茶法推行的茶引制是一项重大改革。引亦票也，即由茶商向官府缴纳款后，官府按茶商认引数额发给引票，茶商则凭票方可上市交易。引票相当于一种许可证，非有茶引不能经营茶叶。并对销售地方进行限制，不准运往他地，仅抽税钱。赵开在川变茶法，对促进茶马互市，茶土交流起到积极作用。建炎四年(1130年)仅茶商纳款就达一百七十余万缗。因南宋失去西北马场，马源路断，朝廷只能依靠雅州地盘上的马场同藏族继续交易。由于马少茶多，逐渐出现茶价大贱，茶马交易日渐萎缩的局面。宋宁宗嘉定三年(1210年)皇帝颁诏文臣主茶、武臣主马，力图恢复昔日茶马交易元气，无奈南宋只是一个偏安江南的小朝廷，早已丧失重振山河大志，到南宋末年，茶政出现空前荒废，茶马互市已名存实亡。
元朝对茶继续沿袭宋朝的禁榷垄断制度，视私贩茶者与私盐同罪，因为元朝来自北方蒙古民族，对马匹需求无须看重，沿袭茶榷垄断的目的，仅是对边茶贸易赋税的看重。《元史食货志》记载：元世祖至元六年(1270年)茶税年纳银达一千五百万锭。
明代，北方边疆亦同宋代，时有战争，对马匹需求迫切。于是明朝仿效南宋，实行以茶博马的茶引制度。明朝茶引制度和南宋大体相同，由商人向官府纳钱请引，每引配茶百斤，商人持有引票方可经营茶叶，不同的是明朝对茶的控制上，除了坚持强硬法令外，还在管理机制方面做了许多添设和完善。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朝廷在全国设置秦、洮、河、雅四个茶马司之后，又增设了碉门、黎州(今汉源县清溪)两个茶马司，专门负责与西藏交换马匹。《天全州志》记载，洪武年间皇帝特诏碉门六蕃司民，免其卫役，专令蒸鸟茶易马。洪武五年(1372年)户部下令：四川碉门、黎、雅之茶，宜十取一，以换蕃马。在尽量增加边茶产量，扩大互市的同时，另一方面又严格控制茶叶边销出镜，最初规定凡易马之茶，一律官收、官运、官卖，商民不能过问。并在重要关津要口设置批藏茶引所，严格禁止私人贩茶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对雅州所辖诸县更是强调不仅是茶叶，连茶种也不准带过二郎山。《明会典》记载，明朝为保证茶引制度的执行，规定每引配茶一百斤，量地远近，定以程限，于经过地方执行，若茶无由引及茶引相离者，听人告捕，若有茶引不相符，或有余茶者，并听拿向。卖茶毕，以原给引由赴任卖官司告缴该府州县。商人经过关津要口，必须出示引票，若有差异，就要逮捕拿问，卖完茶引票还要带回到认引地方核销。对于办理茶案失职的官员也有明律规定：私茶出境，关隘失查者，并凌迟处死。洪武年间(1368～1398年)就曾有一个叫欧阳伦的驸马，借出使新疆的机会，私带茶叶出境，被皇帝处以死刑。明朝对茶叶的控制到后来逐渐有所放宽，特别是对茶实行分类管理以后。《明会典》记载：内地所产之茶有官茶、商茶、贡茶三种。官茶即用以储边易马，商茶给卖，贡茶供御用也。分茶有茶司，理茶有课司，验茶有批发所，设于关津要害。商人认引时，必须向官府讲清楚贩茶的用途，方能领到引票，再凭引经营。允许商人除易马之外，也可以用茶叶和少数民族交换皮毛、药材等土产品。除此，明朝还规定，批藏茶引所在关津要口盘验中，如遇喇嘛随身携带少量茶叶过境，可不以私茶论罪，以示优待。
明朝270多年间，以雅安为中心的边茶产区，已成为藏汉贸易的中心。雅州碉门、黎州名山是全国最重要的茶马互市地点，康巴、西藏商人频繁在这些地方出入，进行交易。最初规定，西藏马匹驱赶至雅州碉门易茶，1匹马换茶1800斤。后来改为每上马一匹换茶120斤，中马70斤，驹马50斤。仅洪武时期，通过河州(今甘肃临夏)、雅州两路，岁运茶叶就达50万斤，易马13800匹。由此可见，明代雅安边茶经营已具相当规模和水平。到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由于朝政管理疏漏，茶商唯利是图，私茶泛滥，雅州诸县以茶易马，受到严重冲击。当时四川卖马场中，松潘、理县一带(今阿坝藏族自治州)，引票所限为大邑、灌县等地的茶，由于品质不及雅安茶叶好，所以价贱。雅安茶品质好，价格高。于是一些不法茶商将规定行销松潘、理县一带的茶，通过贿赂盘验人员转移到黎雅销售，造成蕃人上驷尽入奸商，茶司所市者乃其中下也。藏族上好马匹换不到好的茶叶，引起藏族同胞的严重不满，对茶马互市也造成损害。
清朝继续推行茶引制，各地仍设置茶马司，批藏茶引所等。但条律法令更加严格和完善，胜过以前各个朝代。清朝和元朝有相似地方，对于以茶为主要内容的边境贸易不再特别看重以茶易马。清王朝更看中的是茶叶的重税。为了保证这笔财政收入，朝廷煞费苦心，除保留明代留下的许多监督管理机构，继续实施前代留下来的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外，还在许多地方增加了新的内容，制定更严格的措施。《四川古代史稿》记载，清朝规定商民卖茶先向政府纳钱请引，缴多少钱，请多少引，不能过量。茶和引携同随带，如不合就拿办治罪，茶卖出后，把原领引(票)向政府缴销，伪造引者处斩，家产充公。茶农加私卖茶者，打60棍，茶款没收充公。夹带私茶出境者，押发充军。到乾隆时代(1736～1795年)，茶马交易逐渐萎缩最后完全停止。茶马交易这种特殊的贸易形式从唐开始，盛于宋、明两朝，经历了1000多个春秋，退出了历史舞台。茶马交易停止后，清王朝对四川茶叶进行了重大改革，变茶引制为引岸制，将四川茶定为三种专岸，同盐岸一样。以雅安、天全、荥经、名山、邛崃五县所产之茶，专销康(康巴指今甘孜藏族自治州)藏(今西藏藏族自治区和青海玉树一部份)。五县均出成都南门，地处四川南部边缘，故名南路边茶，这就是雅安边茶又称南路边茶的来由;以灌县、大邑等地所产之茶，行销松潘、理县一带，两地均出成都西门，地处四川西部，所以称为西路边茶;行销内地的茶称为复茶。清朝的引岸制对边茶采取进一步放宽的政策，有利于茶叶生产发展，有利于茶土交流。《四川古代史稿》记载：蜀山素产茶，每当谷雨后，募夫采百斤茶者，银一钱，雅安、名山、天全等地，山多地少近山人户，俱藉采茶为业，描述的就是这一期间的情景。到清代中叶，雅安、天全、荥经、名山专门经营边茶的茶号已发展到100多家。年加工边茶多达800～1000多万斤。每年官府发到茶商手里的茶引达10万张以上。边茶通过人背畜驮，年年岁岁，源源不断运往各地藏区，满足藏族人民的需要，这一期间也是雅安边茶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段时间。
清末，由于英帝国主义发动入侵西藏的战争，迫使清政府和英帝国主义签订了中英《印藏条约》和《印藏续约》，开放西藏亚东为商埠，规定五年之内，印藏贸易互不纳税，造成印茶大量侵销西藏，致使南路边茶在藏销售剧减，市场萎缩。形成雅安茶叶和印度茶叶激烈竞争的局面。清光绪三十三年(1909年)，川康边务大臣赵尔丰以督商办名义，筹资50万两百银，认引11万张，创立边茶股份公司，强迫茶商入股，力图统一经营南路边茶，结果亦无起色，三年后随着辛亥革命成功，公司随之解体停办。
从辛亥革命到西康建省(1939年)这段期间，四川军阀割据兵祸连年，百姓遭殃，百业萧条，南路边茶仍呈不减势头，年产量稳定在800万斤上下，茶号仍有五六十家，每年政府发放茶引保持在8万引左右，基本维持了对西藏的供应。
1940年民国政府在西康设立货物税局，改征收税赋为对物计征，经历数百年的边茶引岸制宣告结束。
从西康建省(1939年)至解放前夕(1949年)十年间，包括国民政府和地方各大小军阀，地方官员，纷纷倚仗各自势力挤入雅安边茶行业，成立一批新的茶号，如西康公司、利康茶号等十余家。官僚资本都是从贩卖鸦片，收刮民脂来的钱，他们财大气粗，对旧茶号冲击很大，特别是一批中小茶号，无力与他们竞争，只好关门倒闭。截止到解放前夕，雅安仅存下30家，天全10家，荥经8家，年加工边茶17万包左右，边茶业衰落到极点。雅安边茶的盛衰演变充分反映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无能。
从历史上各个朝代对于边销茶所采取的政策，无论是榷茶制、茶引制还是引岸制，无不统一集中在垄断控制这个核心问题上。历史上的封建统治者一方面看到边茶贸易能为国家财政创造可观收入，以茶易马可以装备军队，支持战争，有利国防。再一方面是封建统治者还看到边疆少数民族对茶的依赖。明代巡抚严清之疏略云：腹地有茶，汉人或可无茶;边地无茶，蕃人或不可无茶，先此议茶法者曰，茶乃蕃人之命，他的话充分道出封建统治者的心声。他们之所以对边茶施以垄断和控制的政策，就是想把边茶作为制约和统治边疆少数民族的一种手段，达到以茶制边的目的。宋时平息西夏，采取禁止给茶办法，最后迫使西夏王元昊归降;明时一度规定入藏之茶限百万斤而止和驸马欧易伦犯私茶出境，被处以死刑都是典型例子。由于长期受这种思想的支配，边茶业的发展也受到很大的阻碍。
千百年来，南边茶之路为藏汉贸易的发展，为促进藏汉民族团结，为稳定边疆，巩固国防，起到巨大作用;同时这条悠久远古的川藏茶马古道，也为我们中华民族留下了厚重的历史内涵和丰富的边茶文化。
采茶采茶再采茶，
炉城一去远离家，
姑嫂房中齐叹嗟，
哥哥背茶未回家。
茶马古道民谣
在横断山脉的险山恶水之间,在横跨世界屋脊的原野丛林之中，绵延盘旋着一条神秘古道茶马古道。这是这个星球上最令人惊心动魄的道路之一。千百年来，无数的劳作者在这条道路上默默行走。古老的茶马古道赋予了康巴文化鲜明的特征与深邃的内涵：茶马古道既是汉藏商业活动的结果，又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是藏区独一无二的人文现象。作为汉藏交往与团结的象征，茶马古道原西康省所辖雅安（现四川省雅安市）至康定一线的背子，也许就是诠释康巴人文背景映衬下的古道最为真实的一块人文活化石。
大地上的史诗
茶马古道，是中国历史上内地农业地区和边疆游牧业地区之间进行茶马贸易所形成的古代交通路线。茶马贸易，是以中原地区的茶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马为载体所开展的贸易活动。茶马古道有两个出发点，一是云南普洱，一是四川成都，两条路线在今西藏东部的洛隆宗汇合。古道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海拔最高、地势最险、路程最长的古商贸通道，也是世界上地势最高的文明文化传播古道，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经济文化交流意义。是与古代中国对外交流的海上之道、西域之道、南方丝绸之路、唐蕃麝香丝绸之路相并列的又一条国际通道。
青藏高原由于地形复杂，气候恶劣，使这块特殊的大高原与周围地区联系的道路崎岖艰险，路途漫长。从历史角度而言，内地进出西藏的大驿道主要有三条：由成都至雅安经打箭炉至拉萨；由云南大理至拉萨；由青海西宁至拉萨。这其中，属于茶马古道范畴的就占了两条。
茶马古道运输线方方面面都充满着神奇与惊险。由成都、雅安经打箭炉至拉萨一线中，雅安至康定段完全以人力来背运货物；而云南一线基本以畜力来运输。据纳西族作家白郎考证：在云南的马帮中，耐力与力气更大的骡子取代马匹担当了运输的主角。不管四川的肩挑背驮还是云南的骡子马帮，茶马古道在藏彝走廊中的穿行无疑都是在用人与牲口的生命与险恶的大自然决斗。原西康省所辖雅安（现四川省雅安市）至打箭炉（康定）的交通，在二郎山隧道未开通前，对于以车代步的现代人都可谓雄关漫道真如铁；对于当时以人力来背运货物的挑夫其难度更可想而知。在云南一线，经历漫长三个多月的颠簸，到达终点时损失一半的骡子已是常事。德钦县内的澜沧江夹在梅里和白玛两座大雪山之间，溜索是惟一的交通工具。大风中，高高悬在空中的人、牲口与货物来回晃动；下面，咆哮的江水肆无忌惮，稍有不慎，马帮便有可能葬身于滔滔江水之中。
从一张老照片进入
1896年的一天，一名来自法兰西的异国人,怀着殖民的梦想登上了去往中国内陆的小帆船。他就是清末法国驻滇总领事方苏雅。在他所去的中国西南的土地上，秀丽山川、纯朴民风、独特建筑、悠久文化所构成的那一幕幕千姿百态的神奇画面,注定要让这位蓝眼睛白皮肤的洋人惊心动魄。1903年,在云南至川藏的一条崎岖山道上，坐在一把洋伞遮蔽下的大轿中的方苏雅，发现了一群奇特的苦力者，他们人人头顶着一顶大草帽,每人手持一根丁字形拐杖，一块圆形的篾条挂在每个人的胸前。他们身后背负一团高大而沉重的包裹，随行的仆役告诉方苏雅：这是一群向西藏运输茶叶的苦力，他们身后那一团高大而沉重的包裹就是茶包。在当天的日记中，对于这一段让方苏雅刻骨铭心的窄路相逢，他记述到：戴在头上的大草帽不仅遮阳挡雨，也使背夫们的身形奇特而且高大。苦力们一天内要走大约40公里,负重可能超过100斤。他发自内心地感叹：这些外表无生气，极度贫困的人怎么能胜任这种工作，表现出如此的耐久力！
四十三年后，一位从雅安到康定公干的俄国人在一处名叫瓦斯沟的小村子中，又如方苏雅一般，被征途中不期而遇的背夫完全征服了。此时，这位38岁名叫顾彼得的西洋人，脚穿一双网球鞋，手柱一根拐杖正悠闲在村中漫步。前几日令人头昏眼花的惊险行程,让他几乎感到自己似乎已快把人一生所能走的最艰难的路全走完了。
在瓦斯沟村口，一条羊肠山道旁的悬崖下，一块小小的平地上，他看见几间背夫停歇的破烂房舍，几棵果树围绕其间。山道上，运茶者络绎不绝，他们一个跟着一个,像一条长蛇阵一样：连枝带叶的粗茶和被压成碗状的茶坨被放入长方形的柳条箱中，柳条箱又一个个高高地垒起来放在木制的背架上，背架在背茶脚夫的头上微微向前弯曲。这些可怜的人按负荷的重量收取报酬,所以他们有时背重达180斤的一堆柳条箱。他们背货时一般携带一根短粗的手杖，顶端是铁的，手柄是十字形的。由于他们背负的货物很重，高山上空气又十分稀薄，所以他们每走几分钟就要停下来歇息,把货物靠在相邻的岩石上或是放在专门为停歇而堆好的石块上。他们一步一步挣扎着往前走，拐杖也随着步伐嗒嗒作响，插入地上的拐杖起着平衡的作用。他们十分可怜，褴褛的衣服遮不住身体，焦黄的面孔有些发青,茫然无神的眼睛和消瘦的身躯好像行尸走肉一般。如果有月光的话,他们又继续上路，沉闷的脚步声在寂静的空气中上下回响，不管阴雨绵绵还是阳光灿烂,风霜雪冻，成百上千的背茶者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来往于雅安和打箭炉之间。当死亡来临之时，他们只是往路边一躺,然后悲惨地死去,没有人会关心他们的死活，这样的事周而复始，没有人会因此而掉泪。由于过度的疲劳,他们在休息时已经累得说不出话来，沿途的一切景物对于他们来说都毫无兴趣,他们像机器人一样机械地拖着步伐从一块石板迈向另外一块石板,他们仿佛是些异类,你无法安慰或是帮助他们。相对于方苏雅诧异中平淡的语句，顾彼得却用近乎哲学化的语言感叹到：他们似乎已经脱离了人类的情感，比骡子和马匹还更加沉默。如此悲壮的场景，让这位多怨善感的西洋人,随后很长一段日子里,内心充满了无比的悲哀和不可言说的无赖。
2004年6月，当我们采风藏彝走廊到达原西康省所辖雅安的天全县甘溪坡村时，村里的老背夫李忠全大爷已经81岁了。他也许是整个茶马古道上，如今健在的年数最高的背子了。李大爷12岁就开始在当地跑短途背杂货（盐、菜油、山货等），18岁开始背茶包走康定，到1951年解放为止，他在山道上走了16年，其中有10年走在茶马古道上。当年做完庄稼，就去背茶包挣点钱补贴家用，好比现在农村人外出打工，在天全的村寨里，当背夫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光甘溪坡村就有四五十人。身板硬朗、神智清楚的老人，满脸自豪地回忆到。说完了这一段话,他便沉默了，目光呆望着村外那一片云雾笼罩的群山峻岭。在那里，一条崎岖的盘山公路上，一辆辆飞驰而过的大卡车，满载上吨的货物飞快奔向远方的世界。
那一刻，我知道：他的历险连同茶马古道当年的辉煌都已经远去了，老人那许多让人荡气回肠、悬念丛生的往事，如今只能作为一段段茶余饭后的故事，讲给小孩子们听了。山间的烈日，阳光如一丝一缕光亮的绒毛编织在老人皱纹密布的脸庞上。山风摇弋的那一刻,沉默得如同一尊雕像的老人,他的灵魂也许又飞回了藏彝走廊,飞回到那一条美丽而险恶、苦难而漫长的，隐秘于深山密林间的茶马古道。
敲响群山的肤皮
事实上是多样因素决定了茶马古道上如李忠全老人般背夫角色的产生。首先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四川没有云南这样善走山地高原的骡子和马；其次,四川人口众多，劳动力廉价，而川人又善于背负；从地理学角度而言，茶马古道必经的二郎山一带,险要的地势不适合于骡马通行,似乎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于是在多条茶马古道上，背夫成为了雅安到康定段所特有的一种现象。作为离雅安最近的山区县天全,成为茶马古道向西延伸的第一个县，而素以吃苦耐劳著名的天全人,在险恶的二郎山山道间,顺理成章成为浩浩荡荡四川背夫队伍中的主力军。
甘溪坡是一个不大的村寨，路边已经立起了茶马古道的石碑，青瓦木墙的老房子整齐朴素,带着客栈和商铺的痕迹。光滑的石头古道穿寨而过，你会很轻易在石头上发现一个个的小石窝，那些深入大地肌理的石窝如一团团拥挤着的麻点，随古道消失在连绵群山之间。据说，这就是当年前仆后继的天全背夫们用T字形的手杖支撑着茶包歇息时，水滴石穿般地杵出来的痕迹。而天全至二郎山隧道之间的甘溪坡、碉门、水獭坪、新沟一带，被川藏公路所截断的古道仍一段段残留在山间，古道上的一个个驿站（村寨）仍保留着古朴的面貌,村寨里你仍可以发现一个个两寸多深的小石窝。这些茶马古道上背夫们留下的拐子窝永远留在了荒废的古道上。它们见证了背夫坎坷的一生，见证了一条人类历史上历史最悠久、海拔最高、地险最险、路程最长的古商贸通道所有的辉煌与沧桑。正是这些现在长满了苔藓的小石坑坑与创造它们的主人一起，完全以人力的方式，在数千年前，使茶叶成为中华传入西方的第一物种，使茶文化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物质与精神财富。
在第二天对老人的采访中，老人为我一一详解了当年背夫全套的行头，这也使我拥有了更为专业的眼光去解读方苏雅那张名为《顶草帽的背夫》的著名照片中的细节：茶马贸易中，因路途遥远，骡马难行,运价太高，茶叶主要靠人力背运。在天全,人力背夫人又称背二哥或背子。这是最苦最苦的谋生方式。这样的苦力活儿，要有人组织，有人担保，防止背夫们中途撂包子。背夫们一般是农闲时间，背背子以谋生。我们八个一群或十个一伙,每人手持一根丁字形拐杖，俗称拐筢子、墩拐子，拐尖镶有铁杵,用来撑着茶包歇气。因为负荷重，背子只有这种方法才能在路上休息。一块圆形的篾条挂在胸前，这是用来刮汗的。随身自备沿途的食物很简单，就是一点玉米面、馍馍和一小袋盐。另外，女背子的茶包上还要挂上几匹笋壳，以便歇下背子，站着小便时作水槽之用。有的女背子还要把吃奶的孩子挂在胸前。
老人为我介绍背二哥的行头时，一只放在大腿上的手下意识不停抖动着,在他的那只手上仿佛有一根无形的拐杖，老人用它不停敲响着大地的肤皮。而那条坎坷崎岖的古道，古道上背夫们源源不断地从内地为西藏驮去茶叶和食盐，又为内地换回稀缺马匹和皮毛的平凡而又伟大的劳作者的身影，朦胧的灯光下,愈发鲜亮的浮现在我眼前。采茶采茶再采茶，炉城一去远离家，姑嫂房中齐叹嗟,哥哥背茶未回家，老人一首当年的民谣，沙哑的嗓音与混沌的歌唱，完全代表出当年古道背夫所有的艰辛与挣扎,似乎成了此时此刻对于古道与背二哥诠释最佳的绝唱。
云端的跋山涉水
1939年年初的雅安，凌晨时分，雾气朦胧，四处漆黑一团，城市犹如进入冬眠的庞然大物。为了防冻，居民们照例起得很晚，城中的商铺大多也在上午才开店接客。但对于历史悠久的茶马古道贸易而言，这个季节，却是雅安各茶号发茶最繁忙的日子,每天出发的背夫都在500人以上。
冬月的雨城，清晨寒气袭人,在孚和、永昌恒等茶庄前,却已是人声鼎沸，一片繁忙。昏暗的油灯前,李忠全和同队的天全背夫们排着队，等待领取沉重坚实的茶包。茶包用篾条包装,20斤一包。在当时，中等力气者，每次领取10包到20包，而年轻力壮者，一次能背十五、十六包，重量达到300多斤，相当于两三匹骡马的负重。背夫的行列中也有妇女儿童。最小的背童年仅10岁,可背30多斤两条茶；背妇们则背10多条。
背夫们把领到手的茶包层叠摞好，用竹签串连固定，再以篾条编成背篼，套上双肩。茶包一旦上背，便意味着沿途不管翻山越岭还是爬山涉水，地势陡险,他们一般不得卸下歇息,待有平缓处，才能扎下拐子，找地方歇息一会。
在背行大背师的一声吆喝下，这群向着死亡与人类身体极限挑战的运输者们，头也不回走上了雄关漫道。今后的一切，对于他们都是未知数：从雅安去康定，向南过荥经翻越大相岭到清溪，经泸定、摩西到达康定的路，较为宽缓易行，也是朝廷向藏区输入军饷物资的官道，我们称作大路。向西经天全翻越海拔2987米的二郎山，经泸定到康定的路，主要是背夫往来的羊肠小道，称作小路。小路险但近。当年，我们天全的背夫一般走小路。二郎山的艰险是出名的，跌落山崖送命是常有的事情，冬天如果跌进雪槽，要到第二年二三月雪化了才能取出尸体。如果遇到土匪,命是自己的，但财物就保不住了。背这个茶包子,死了好多人喔！当年和李大爷一起出外闯荡的背夫,活着回来的只有五人了。
大背师，又叫拐子师，是背夫的领头，他们不仅要背负同样多的茶包，一路上，还负责审视路段和背夫负力情形。当年,大背师一般由背夫中出道最久、胆识过人的强者担当，漫漫征途中，大背师见同伴们已疲惫不堪需要歇一歇了，便长嘘一声，示意大家落拐休息。这时，丁字拐杖就是支架，背夫们将茶包垫在拐子上，拐子扎在石头上，背夫们便都挺直腰背歇脚片刻。日久天长，古道上便留下了铁杵扎下的无数痕迹。
背夫们一般日行三四十里路，出发时干粮是自带的，中午简单地吃点玉米粑。走到幺店子，我们烤热自带的玉米馍，弄一碗盐水，就是路上的伙食。如果能够买上一碗豆泡子（豆浆、豆渣和着素菜煮成的一种食物），那就是一顿奢侈的伙食了。至于住宿，一般的客店、脚店里，备有哨凳，用来歇茶背子。每晚店钱1角5分，当晚若吃一碗豆腐另加5分，第二天清晨一碗豆花又是5分,撒上自家带的盐。好在店家免费提供柴禾，背夫们可于当晚蒸好玉米粑供第二天路上吃。地下铺一些草帘子、玉米叶子、干谷草，就是我们的床铺。劳累一天的背夫在入睡之前,每天还有一个固定的日程安排：为同伴疗伤治病。谁的肩背红肿了，就烧烫拐筢子的金属杵尖压往红肿处；肩背磨烂的，敷上盐巴以疗伤痛。
当疲惫的背夫们终于可以横七竖八躺一屋子时，疲惫与睡意立刻征服了这一群肌肉发达的劳作者。在汗臭和体味弥漫的寒屋里，地上的臭虫、空中的蚊子,肆无忌惮吸取着他们新鲜而健康的血液。但这一切，对于酣睡梦沉的背夫们早已无所谓了。待翌日天麻麻亮，他们又要踏上漫漫长途。那里,有更高的山峰,有更为崎岖、险窄的山道。
康藏高原,崇山密林，道路艰险,半年以上都是积雪期，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解放前夕，背夫要把茶包从雅安运到集散市场的康定，即使起早贪黑，每天最多也只能走30多里路，虽然只有450里路，但至少要走十多天。如果走大路就要翻越大相岭，走小路则要过二郎山。清末民初，古道上还时常有土匪出没,运送的茶包经常被劫。无论隆冬炎夏,千年茶马古道上脚穿草鞋、衣衫褴褛的背二哥川流不息。翻山越岭，吊桥栈道，日晒雨淋，风霜严寒。英国人福格森对岷江地区道路的一段文字,几乎完全可以移植过来,作为古道天险的旁注：有些地方的悬崖非常陡峭,耸立在江河两岸,有些地方的悬崖高耸入云,拦住去路，修路人不得不从它那坚硬的岩石中间开出一条路来。在一些地段，道路是用砖铺的；遇到水流、沟渠或裂口,则架起木桥。有时，木桥就悬挂在浪花飞溅的激流几百英尺之上。脚夫常常不得不在只有几英寸宽的悬崖上跋行。在这种悬崖路上，担子和悬崖岩石之间的空间不过2英寸，一旦发生事故，就会直直地摔下几百英尺，落在水中或摔在岩石上，其结局难以想象。今天的人们实在已经无法想象,在如此恶劣的生存条件下,超负荷的背二哥们，是如何用双腿，一步一个脚印，厚重而又坚实地在世界屋脊上书写出人类最为悲壮与雄伟的史诗。我们在路上边走边摆龙门阵，以减轻压力。有时，摆着摆着，后面半天没人答话,回头一看,人没了，掉到崖下去了。这样凄惨的回忆，在李大爷心中，留下了一片终生挥之不去的阴影。据老人讲，在临近康定的大风湾里，当年甚至有同伴被大风吹死、冻僵。旧时，在那里有个万人坑，沿途死于非命者皆被拖进洞中，经年累月，洞内新骨覆旧骨。有人在此处写下白骨塔三字，并留下一副让人感伤唏嘘的对联：满眼蓬蒿游子泪，一盂麦饭故乡情。
康定，这座茶马古道上的中心城镇，便是背夫们爬山涉水的终点站。原英国驻打箭炉（康定）领事的孔贝在《藏人论藏》一书中，也真实记载了上世纪20年代，背二哥对于当地的贡献：茶叶是主要贸易商品。把茶叶做成一块块茶砖，用筐子包装好，叫苦工背驮着从内地运送过来。一般的载重量为9包,每包17斤重。从打箭炉分两路再把茶叶发送到西藏。而据有关资料记载：康定仅茶叶一项,在康熙年间每年交易量就达80余万包，而嘉庆年间竟高达一百多万包，也就是一千多万斤。如此巨大的茶叶吞吐量，在茶马古道四川一线，完全是依靠背子们肩挑背驮，用汗水和鲜血，一点点人工累积完成的。
遥想当年，背夫只是茶包的载体,他们背负的茶包竟比人还高。艰巨的劳作，使古道上的背夫炼就了一身强健的身子骨。老人回忆说：他们村李光荣有位侄媳，背上13包茶跟男人一样的出苦力，茶包遮住头部，路人只看到她挽起的裤脚和粗壮的小腿，脱口称呼她为伙计。
这是一个闷热的午后，坐在李大爷的家中，老人高卷起裤角，他结实得棱角分明的小腿上，一条条凸出的青筋让人触目惊心,粗大的血管仿佛随时要从单薄的皮肤中崩裂而出。那些青筋与血管，高高低低，凸凸凹凹,犹如老人双脚曾经一次次亲吻的那些纵横的沟壑与山岭。我知道，那是人的腿部长年超负荷承重留下的后遗症，这一双烙印着时光与传奇的腿脚，对于茶马古道四川一线而言，也许就是一张最好的活地图，就是一块最为真实的活化石。
李锡东介绍长卷
21日的茶马古道文化遗产保护(雅安)研讨会上，全国多地的茶马古道专家相聚雅安。新朋旧友一相逢，话题不断，高潮迭起。
蒋秀英：再次来雅安重走茶马古道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政协副主席蒋秀英是雅安的老朋友了。为写作《恢宏千年茶马古道》，她曾经来雅考察。如今，这部作品已经走出国门，有了英文版本。不少喜欢茶马古道的人专程去甘孜州找她，询问茶马古道怎么走。
蒋秀英这次到雅安，除了和茶马古道专家们聚首，还将为即将再版的《恢宏千年茶马古道》，增补一些材料。
蒋秀英回忆，当初考察时，位于名山县新店镇的茶马司比较破旧，现在已经有所修整。所以，她拍摄了现在的茶马司照片，准备补充在再版的书当中。
在22日的实地考察中，蒋秀英和众多专家们参观了雅安博物馆、雨城区某藏茶茶厂、荥经县的姜家大院、开善寺、茶马古道新文段和新添古镇。
李锡东：13米长卷再现古道艰险研讨会上，当一条长13米、宽35厘米的画卷被两边的工作人员缓缓展开时，台下的嘉宾们发出了阵阵惊叹。
汉源县党研室的李锡东介绍，画卷记录了茶马古道汉源段从大相岭开始，途经飞越岭，一直到泸定约100公里的崇山峻岭，除了再现茶马古道上的驿站、古镇等历史遗存外，还刻画了形态各异的背夫，背负茶包走在茶马古道上的情形。
这幅画卷是由汉源县文体局文化股股长陆仁泽的女儿陆小路所画。李锡东回忆，半年之前，他就开始为画作整理创作素材。陆小路先根据素材，用碳素笔画出65张单幅图画，然后拼接成的一幅图画。呈现在专家学者面前的图片是经过拍照影印后的效果。
李锡东说，希望通过长卷让众嘉宾直观地看到茶马古道汉源段的情况。以后，画卷或将在汉源县做成文化墙，让来往的客人直观了解茶马古道汉源段。
任新建：厘清茶马古道的现实意义四川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任新建在研讨会上说，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对这次研讨会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样的研讨会集中了专家、学者和领导，对深入研究文化内涵、保护和开发茶马古道，进一步研究开启思考都有建设性意义。
任新建表示，自己以前走过茶马古道，也做过一些调研。他觉得茶马古道是历史的丰碑，也是人类为交换而开辟的通道，见证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局面。
任新建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文化遗产受损，而茶马古道的研究文献较多，且路线较为清晰，研究起来现实价值较大。所以，近年来，茶马古道研究热逐渐兴起。
目前，研究茶马古道的目的是纠正不合史料的部分，厘清茶马古道的历史功能和现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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