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古代茶业的最后骤起和大落”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古代茶业的最后骤起和大落”相关知识！
要谈古代茶业的向近代发展，就有必要先讲讲西方茶的饮用和贸易历史。因为，近代茶业，从某种角度来说，主要就是中国和西方茶叶贸易的事业。
那么，关于饮茶和茶的知识，是什么时候从我国和东方传到欧洲、播及全球的呢？更悠远的情况，已说不清楚，从现在能够见到的确切记载，欧洲出版的最早介绍茶叶的著作，是１６世纪５０年代威尼斯作家拉马歇所写的《中国茶》；最早把茶运销西欧的，是１６１０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队。自此以后，当时被称之为“草药汁液”的茶叶，首先在西欧上层社会风传了开来。接着由西欧、中欧传遍整个欧洲和世界其他许多地方，使茶和丝绸，成为中国和西方贸易的两种主要商品。
茶在中国的传播，就从西汉王褒《僮约》为始，至唐朝中期普及南北，共用了８００多年。但是，茶从１７世纪初首输荷兰，由欧洲进一步传饮美洲、非洲和澳洲，也只用了仅一个多世纪。当然，这与中国古代和西方近代的社会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的差别有很大关系，但茶之畅饮欧洲、畅饮全球，与茶的自身魅力，不是无关的。毋庸多说，饮茶习俗在西方或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过程，自然也就是茶叶国际贸易不断和相应发展的过程。这一点，就以英国和中国的茶叶贸易，即可说明。以英国国内茶叶消费数量为例：１６９９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仅订购３００桶上等绿茶、８０桶武夷茶，市场就为之充斥。但至１８世纪末，英国每年从中国输入的茶叶，年均就达到了３３０万镑左右；至１８３４年，更猛增到３２００万镑。
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前，世界茶叶贸易，主要就是西方各国与中国的贸易。因为，其时除中国以外，产茶的国家还有日本和朝鲜，但他们出产的数量都不多。而在西方各国的茶叶贸易中，尤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著；其庞大的船队，差不多整整垄断茶的世界贸易有两个世纪之久。英国和东印度公司在长期独擅华茶贸易的过程中，一方面获得了大量税收和巨额利润；另一方面，又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英国工业产品的天生抗性，英国在英中贸易中，又长期处于逆差的地位，银两随茶叶贸易额的逐年提高，一年比一年更多地流向中国。CY316.Com
对于以搜括世界钱财为业的当时英国殖民者来说，茶叶贸易包括转口贸易虽然给了他们不可胜计的利益，但是，当他们看到他们到手的白银又倒流中国，这对他们来说，犹如芒刺在身，是会时刻想法拔除的。他们以有毒的鸦片，来换取中国有益健康的茶叶，以此抵消与中国贸易的逆差。这自然激起我国人民的义愤和反抗，结果，也就随之爆发了众所周知的中英鸦片战争。
战争的结果，英国的洋枪大炮，洞穿了“大清国”外强中衰的神秘外衣，并且自此的数十年间，把中国整个裸置于列强各国任意宰割的刀俎之上。英国通过鸦片战争，除维护了其贩卖鸦片的权益以外，他们为自己也为所有列强各国，打开了与中国“通商”的大门，使外国资本得以在中国沿海和内地直接开厂、设栈，强行把中国置于他们直接控制和掠夺之下。以茶叶来说，在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以后，俄国、美国等等，也竞相参与了华茶贸易，从而也打破和结束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茶叶贸易长期垄断的局面。这些变化，对于中国的主权，无疑是一种侵害；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未尝不是把中国的茶叶出口和茶叶生产，更进一步地放置于世界茶市之列，使中国茶的生产、贸易，直接或较大地受到国际茶叶市场经济的影响和调控。因为这样，所以在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商能直接在中国开行、开厂、设库、设栈，使中国茶叶贸易和茶叶生产，也相随出现了一个飞跃发展的局面。这里，我们不妨摘录中国１８６６—１９００年间一些年份的茶叶出口数为例（见下页表）。
下表实质上是我国上一世纪后期茶叶出口的一个消长情况表。表中摘录了同治五年（１８６６）至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的有关茶叶出口数。从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出，１８８６年，是我国历史上茶叶生产和出口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的统计，我国茶叶出口的数额，继道光末年和咸丰的发展趋势，逐年呈跳跃式的递进。１８８６年以后，由于英国在印度、斯里兰卡引种和发展茶叶生产获得成功，大批新茶园投产，他们对自己的茶业实行保护政策，结果使中国茶业由持续快速发展，蜕变为连年急剧大落。
清季我国茶叶生产受国际茶市影响出现的这种大起和大落，正好也构成我国茶业由古代向近代转化的独特背景。鸦片战争以后，随各国从我国输入茶叶逐年增长的需要，我国特别是福建、广东、江西、安徽和湖南、湖北等省的茶叶生产，在咸同年间，一哄而起，出现了一个盲目发展高潮。以福建为例，如《东瀛识略》所载：“茶固闽产，然只建阳、崇安数邑。自咸丰初请由闽洋出运，茶利益溥，福、延、建、邵郡种植殆遍。”关于福建咸同年间植茶的风起，其时闽人卞宝第也有这样一段形象的记述：沙溪“由永安入境，物产茶。土著不善栽植，山地皆租与汀、广、泉、永之人，并且将山旁沃壤弃而出租者，轻本重末，大妨农业，由是客民众多，棚厂联络。”另外《光泽县志》中也提到，“咸丰、同治以来，遍处种茶，生息亦广”。
类似的记载，也常见于我国南方各省的有关方志中。如安徽歙县，在其民国县志中也约略指出，“歙地宜茶”，但在“道光八年前生产无多，故须认销他县茶。厥后逐渐推种，求变为供。至光宣间，计输出者已达三万数千担”。这里所说“道光八年前生产无多”，主要是根据道光八年撰刊的《歙县志》的记载；“至光宣间”，没确定具体年代，不过从这条资料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歙县甚至整个皖南的茶叶生产，也是在咸同或主要就是在咸同年间发展起来的。其实，清季也是我国古代茶业最后的一个发展高峰，其确切的年限，当包括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至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这样４０多年时间。中英鸦片战争，１８４２年８月签订《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向西方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５个口岸。１８４３年在虎门，又被迫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从《南京条约》和其补充“章程”等签订的具体时间，我们将五口通商对茶业产生影响，不妨就暂定为１８４３年。至于１８８６年，这一年，是我国海关统计茶叶出口最多的一年；在这年之后，我国茶叶出口就一年一年锐减了下来。
这里还要指出，清代后期我国茶业的这一飞跃发展，与国外对红茶需要的剧增是相联系的，所以，在茶类生产上，也表现出以红茶为主的发展特点。举湖南的一些史实为例。如同治《巴陵县志》载：“道光二十三年，与外洋通商后，广人每挟重金来制红茶，土人颇享其利。日晒者色微红，故名红茶。”巴陵即今湖南岳阳县。再如同治《安化县志》也称，湖北通山一带过去也是一个重点产茶区，咸丰时因太平军征战江汉流域，原来往返通山的一些茶商，有的就“估帆取道湘潭，抵安化境倡制红茶，收买畅行西洋等处，称曰广庄，盖东粤商也。方红茶之初兴也，打包装箱，客有冒称武彝以求售者”。这条史料不只说明安化的红茶生产，是咸丰年间由广东茶商“倡制”发展起来的，而且也反映，福建武彝和全国其他许多地区的红茶生产，也差不多都是在此前后，由广东和各省茶商倡导下风兴起来的。因为这里说得很明确，其时正值红茶“初兴”；不是指安化，而是指全国当时都属初兴阶段。这一点，我们还可从后来每年红茶所占的出口比重，看出一些线索。
从表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出，不但我国鸦片战争以后至光绪初年茶叶生产和茶叶出口的发展，是这一时期国际茶市对红茶需要在红茶方面的一种突出发展；同时也明显反映，在光绪十二年以后我国茶业的直线下落，是因国际红茶市场被挤而主要是红茶出口的一种衰落。其实，关于这点，在我国咸同年间茶园和茶叶生产大发展的过程中，本身也就潜伏着即将衰落的危机。因为我国各地这一纷起拓展茶园的过程，正好也是英国在印度、斯里兰卡和荷兰在印尼大规模发展种茶的过程；当他们茶园发展起来以后，受影响的必然也只会是我国茶叶的出口和茶业。事实也是如此，印度和斯里兰卡最先和主要生产的，不是别的茶类，而一开始瞄准的，就是当时世界上最畅销和中国出口最多的红茶。
上表和前表的数字还告诉我们，在１８８６年至１９世纪末的十四五年中，我国茶叶出口的数额，锐减了３８．５７％；平均每年要减少３８２８７６担。这也就是说，我国咸同和光绪初年发展达到的茶园最大面积，至上世纪末，至少也应减少或荒芜３８％。不，１９世纪末，我园茶园实际减少的面积，远不止这一数字。因为盲目发展的特点就是一哄而上，一风而散。一些地方生产的茶叶卖不出去，不只在咸同以后发展起来的新茶园，有的甚至连同过去的老茶园也一并废弃了。以广东的情况为例，如民国《广东通志稿》中就记说：“中国商品，向以茶为出口大宗，而在广东，又夙推罗定之珠兰茶为巨擘。在昔远近驰名，销流甚广，年中所值，以千万两计。近数十年来，竟为印度、锡兰茶所压倒，一落千丈，于今尚未底止，微乎殆矣。”再如宣统《南海县志》也载：“茶叶从前为出口货大宗，现在出口之数，历年递减。光绪十八年出口尚有六芳五千担，至二十八年，出口不过二万四千担，盖西人多向锡兰、印度购茶，以其价廉也。
前后仅距十年，销数之锐减已如是，中国茶业之失败，亦大略可覩矣。”类似的记载，在这一时期的方志和史书中，随翻即是。清末我国茶业的衰微，不简单只是出口锐减和茶业凋蔽的问题，其盲目滥垦、毁林和毁田种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生态破坏，则是更无法用一般数字来计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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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时，史料中关于茶叶的不多，因此略去不谈。两汉时，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出现了一些关于茶的专门介绍和记载，例如《尔雅》和《说文解字》之类字书以及一些医药著作和笔记小说。自汉代，我国的茶叶进入了有文字可据的信史时代，《尔雅》中有“苦荼”的释文。这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最早有茶的町靠和直接记载的国家。
两汉茶业的范围广大。陆羽《茶经》列举了四个汉代茶人“汉，仙人丹丘子、黄山君，司马文园令相如，扬执戟雄”。司马相如和扬雄，为西汉蜀郡成都人，而丹丘子和黄山君一寓浙东，一居皖南。而《汉书·地理志》也记载两汉时今湖南有一地名“荼陵”（今茶陵）的地名，陆羽在《茶经》引《茶陵图经》说“陵谷生茶茗焉”。这表明茶的生产和饮用已经从巴蜀经荆楚一直传播到了长江下游和浙江沿海一带。
两汉时，除了南方茶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和传播外，据推测在这四百多年间可能也会有少量茶叶流传到北方，可惜这方面的文字记载很缺乏，比如关于宫廷饮茶的情况，能找到的现在只有《赵飞燕别传》中所写的赵飞燕梦见先帝“赐吾坐，命进茶”这样一句，不过这部后人编写的小说，是不足以作为信史来引用的。
从两汉不多的有关茶的历史资料来看，此时，我国茶叶生产、饮用和茶业的中心，仍是巴蜀，这一点可以从神爵三年正月十五王褒和家奴订立的《僮约》来得到证明。王褒在这份详细规定劳务的契约中写有“烹荼尽具”和“武阳买荼”两句。
很明显，茶业重要产区和茶市的形成，标志着饮茶和茶业的发展。汉代饮茶和茶业虽然获得一定的发展，然而从司马相如的《凡将篇》来看，茶（藓诧）仍然被列为药物，可见汉代茶的饮用，还保留这早期药用的一些原始性状，这说明汉代还处于我国茶的早期饮用阶段。
在茶马古道的三条主要线路中，绵延3000多公里、持续1300多年的川藏茶马古道，被学术界誉为“世界上地势最高的文明文化传播古道之一”。
川藏茶马古道四川段，雅安至康定又是其中最艰辛的一段。因为道路崎岖，这一段全部由人力运输，也因此产生了一种特别的职业——背夫，也称“背二哥”或“背子”“茶背子”。古道背夫，因茶而盛，因茶而衰。1954年川藏公路建成通车后，茶马古道时代宣告结束，跋涉在古道上的背夫陆续解甲归田。
“背夫这个职业消失了，但那段历史不应该被人忘记。”四川省茶叶流通协会秘书长陈书谦，正忙着为《茶马古道口述史》出版作准备。经过10年的资料收集和整理，这部口述史对话了数十位茶马古道最后的背夫，试图通过他们去还原那段悲壮的历史。
起源:茶马互市古道唯有背夫可行
“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在中国藏区，这句俗语广为流传。婚嫁之事，请客送礼，茶叶是最为普遍的礼品。宾至客来，相待的饮食中，茶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少的。节日活动中，如赛马、摔跤等比赛，茶叶则作为奖品奖励优胜者。甚至到寺庙念经，也必须要熬茶布施。
在藏族同胞所居的青藏高原地区，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素不产茶。为什么他们却对茶情有独钟，饮茶蔚然成风呢?因为其所居之处高寒、缺氧、干燥，膳食以糌粑、牛羊肉为主，缺少蔬茶，而茶叶中富含维生素、微量元素及单宁酸、茶碱等成份，具有清热、解毒、润燥、利尿等功能，可弥补其膳食结构的不足，正所谓“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
凑巧的是，与藏区毗邻的四川、云南等地均是茶乡。特别是与四川藏区接壤的雅安，是世界上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种茶区。早在公元前53年的西汉时期，茶祖吴理真便开始在蒙顶山种植茶树，缔造了“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名满天下的基础。优良的品质、巨大的产量，加上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区位，雅安生产的茶自然便走进了藏区的千家万户。
茶叶就这样源源不断进入藏区，藏区的特产也交换后来到内地，一条以茶叶贸易为主的交通线，在藏汉民族商贩、背夫、驮队、马帮的努力下被开辟出来——茶马古道应运而生。尽管到后期，“茶马互市”的内容早已不限于茶和马，羊毛、皮张、药材、矿产、布匹，锦缎、五金、百货等都加入进来，但茶叶始终是拥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线路:雅安出发两条线路可抵康定
在川藏茶马古道上，当时还叫“打箭炉”的康定是重要的中转站。从雅安到康定这段，主要有两条线路。一路是从雅安出发，向南经过荥经，在花滩分左进入凰仪，然后翻越大相岭，下山到清溪，此地古称黎州，是南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驿站。然后西向经宜东，翻跃2800多米的飞越岭进入泸定，再到康定。因为此路也是朝廷向藏区输入军饷物资的官道，所以称为“大路”。
另一路从雅安出发，逆青衣江而上，经天全、昂州河，翻越二郎山，经泸定到打箭炉。这一路顺天全河而上，夹岸高山，遮天蔽日，要翻越“高呀么高万丈”的二郎山，山高沟深，道路险峻，气候恶劣，主要是背运货物的背夫们来往的羊肠小道，被称之为“小路”。“小路”因为骡马难行，很多地方只能靠背夫肩扛背驮。
由这两条路进藏的川茶，也因此分别称为“大路茶”和“小路茶”。茶叶在康定进入锅庄(类似于今天的交易市场)，售给藏商后用马驮子(马帮)驮着继续北上，经道孚、炉霍、甘孜、邓柯，过金沙江至昌都进西藏。据史料记载，在明代中期，川茶总产量的90%都销往藏区，到了清代，每年进入藏区的茶中有80%以上来自四川。
作为当时最苦的谋生方式，背夫们一般利用农闲时间，秋收以后是最集中的时节。为了防止背夫们中途撂包子，需要有人组织、有人担保。他们八个一群、十个一伙，在雅安的孚和、永昌恒等茶庄里领茶包，茶包用篾条包装，重的18斤一包，轻的15斤一包。中等力气者背10包到12包，力气大的背15、16包，重量将近300斤。
工具:基本配置背夹子拐子脚码子
背着200多斤重的茶包，还要翻山越岭可不容易，背夫们必须要借助工具。“背着背夹子，胸吊汗刮子，手上提拐子，脚穿脚码子……”根据老背夫们的回忆，这些是当时背夫们的基本配置。背夫们就这样攀爬在崇山峻岭之间，身子弯成一张弓形，缓慢而坚定地向着远方，一步一颤向前移动。
其中，背夹子是用木条做成的架子，下方有两点支撑，上面宽敞好放东西，用绳子收紧以后，东西也不会轻易掉落。拐子，用硬的杂木做成，一般呈丁字形状，背夫们走一段路就要休息，用拐子顶在背夹子下方，承受起所背物资的重量。脚码子，铁打的防滑工具，一般绑在草鞋的底部，一种脚码子有突出的铁钉，用来走冰雪路面，一种脚码子是无钉的糙面，用来走泥泞的道路。
背夫的工具中，以上3种最为主要，还有汗刮子、扇单、管签等也很常用。汗刮子，用竹片或篾片做成，在行进过程中用来刮额头上的汗，也有不用汗刮子的人用手擦汗。扇单，用棕叶缝制而成的扇形工具，雨雪天气时用来盖住背的物资，不背东西时用来包拐子、脚码子和其他东西。管签，通常是1米多长的硬竹片，插在背夹子和背的物资之间，通过增加高度来增加背夹子的容量，放一些食物、草鞋等需要经常取用之物。
背夫以男性为主，但也有一些生活极为艰苦的妇女和儿童。他们家里缺少劳力，为了求生被迫参与其中，但因为力气小背得少，报酬也相对更少。除了男性背夫的工具外，有些女性背夫还会带一片笋壳，因为背夹子的取脱颇为不便，小便的时候把背夹子拄在拐子上，站立着小便并用笋壳接尿导出。用过的笋壳还不能丢，挂在背夹子上风干后下次再用。
艰辛:风餐露宿货物受损背夫要赔
尽管有工具辅助，但背着沉重的茶包，中途需要频繁的休息。一般来说，“上七下八平十一”就要打拐歇气，即上坡走70步，或下坡走80步，或平路走110步，就要停下来休息，顺便刮一下汗。此时，背夹子不离身，拄在拐子上，背夫双脚微叉，与拐子形成三角支架，略加喘气休息后，便埋头继续上路。
因为选择道路的不同，背夫们每天走的路程也不一样。一般来说，负重进藏的时候，“大路”日行约30里，“小路”日行20里。以“大路”为例，从雅安到康定共约500里，以居中的汉源县宜东镇为中转站，背夫分为“长脚”和“短脚”，长脚从雅安背到康定，短脚从雅安背到宜东，或从宜东背到康定，长脚背完全程需要约20天，短脚背完全程需要约10天。
现在说起来，200斤、500里只是冰冷的数字，但那时却要背夫一步一步丈量。“一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正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四句顺口溜，生动再现了当时艰辛，特别是冬季天冷的时候，麂子岗、泥巴山、飞越岭下雪，道路结冰后十分难走。就算穿上脚码子，也很容易滑倒、摔倒，有些背清油、白酒的，倒地后油和酒会漏出，背夫还要赔偿货物损失。
有时候，货物损失严重，背夫就算是白干了。从雅安到康定，工钱以大米来计算，与所背货物的重量相一致。比如，背200斤货物到康定，交货后得的工钱可买200斤大米。为了节约成本，也为了方便携带，背夫们出发的时候，通常只带一些玉米面，或者玉米馍馍，加上一点盐巴。沿途路上，基本上一日三餐都吃玉米馍，渴了就在路边的水沟里捧水喝。
危险:山高路险路上还有土匪兵痞
虽然一路艰辛，如能顺利抵达，也就谢天谢地了。然而，一路上常有意外发生，因为有着许多暗藏的危险。沿途高山深谷众多，崎岖的小道在山间盘旋，一边是笔直的山体，一边是陡峭的悬崖，加上山间气候复杂多变，或者头上碰到山石，或者脚下不慎一滑，都有可能一个趔趄，拐子抛向空中，人茶坠入深谷。
恶劣的自然条件，常常让背夫受伤或者生病。此时，只能在同伴的帮助下，根据偏方找些草药来吃，如果得了急病上吐下泻，还会采取烧灯花、麻绳勒手腕等土办法来治疗。病得稍微重一些后，背夹子也背不动了，便把货物交给别人背，工钱按路程远近进行分摊。还有一些伤病，因为得不到及时救治，不少背夫因此命丧黄泉。
自然之外，还有人为的威胁，沿线的高山密林中，时常会有土匪和棒客出没。为了确保道路安全，沿线官府会组织保安队，在险要的地方值守保哨。背夫队伍在过这段路之前，领头的掌拐师会先找保安队长，了解该路段的情况，并请求保安队护送。当然，请保安队也需要费用，由队伍中所有的背夫平摊。
然而在没有保安队护送的时候，甚至少数有保安队护送时，土匪就会伺机拦路抢劫。遇到土匪时，背夫只能抱头蹲下，把脸侧向一边，避免挨打丢命。在泥巴山大相岭，身上有五文钱就能保命，没钱的则会被脱光衣服，然后绑在路边的树杈上，不少背夫就因此丢了性命。除了土匪，倘若遇上兵痞，还有可能被“抓壮丁”，从此九死一生再难回家。
补给:夜宿幺店靠荤段子消除疲乏
据史料记载，清乾隆年间，四川的名山、雅安、荥经、天全等县销往打箭炉的边茶，总引额数达100340担，计约1000万斤以上。民国时期，每年引票销售量均在10万张左右，其中最低额年份亦在6.9万多张。川藏茶马古道上，除了“一二三，雪封山”的几个月，其他季节常年活跃着背夫队伍，淡季的时候每天两三百人，旺季的时候每天有上千人。
既然路途艰险、危险不断，甚至有可能丢了性命，是什么支撑他们走下去?“每天在路上，就盼着快点到幺店子。”在川藏茶马古道上，“大路”沿途有脚店、客店，脚店主要用来宿骡马，客店用来歇过路客，“小路”因为骡马难行，一般只有客店，而少有脚店。客店又分等级，达官贵人住官店，生意人住旅店，背夫住幺店。
其中，官店一般设在县城，相当于现在的宾馆，旅店一般设在大场镇，相当于现在的招待所，幺店因地制宜设置，住宿条件最差。幺店里都是大通铺，垫上一圈破草垫，上面再扔几张烂草席，有的甚至只铺些干谷草。旺季的时候十几个人，淡季的时候几个人，就这么并排睡在地上，常年充满汗臭味，还经常会有虱子。尽管如此，但好歹有了个地方歇脚，比崎岖的荒山野岭强了不少。
尽管已经很累了，背夫们还舍不得马上就睡，开始躺在地铺上冲壳子。通常时候，故事荤腥，往往是一些男女之事，演讲者口沫横飞，听众们笑得此起彼伏，一天的疲乏也随之消散。一轮讲罢，大家纷纷睡去，不久鼾声四起，待第二天麻麻亮，又开始新一天的征途。
古代洗茶的原因和来历
人们用茶壶冲泡乌龙茶时，习惯上把第一泡茶水倒掉，称之为洗茶。有些茶人解释这样做是因为要洗去茶叶中不干净的夹杂物如茶灰、尘埃。他们认为不洗茶的人，是不讲卫生、不懂茶艺。但有否想过，这样洗茶，连茶叶精华也在不知不觉中洗掉了?
其实，据学者考证，洗茶一词始用于北宋，原属于茶叶采制过程用语，后延伸至饮用过程中。而鲜叶从茶树上采摘下来以后经过初制、精制，其中有多道工序如做青、釜炒、揉捻、烘焙、筛拣等，不仅获得茶叶品级，而且达到卫生标准。其中偶有夹杂物如茶灰、尘埃，经注入沸水即倒掉，也迅即去除。而第一泡茶的操作，主要是进行浸泡，有利于茶叶的舒展和茶汁的浸出，使饮用者很快感觉到茶叶香味，而不是单纯为了洗去茶叶不卫生的东西。
第一泡茶的有效成分较多，如茶多酚、氨基酸、醚浸出物等，不但对人体健康有益，而且尽显茶的美味。根据有关实验，茶的香味和有益人体的成分在第一泡后3秒即开始浸出，若超过3秒钟倒掉茶水，上述茶中的有效成分就会大量损失。从市场经济角度看，为拓宽我国乌龙茶销路，谋求跨越式可持续发展，洗茶用语宜修正为浸茶或温茶较为确切和科学。
康乾盛世时期政治稳定、国家统一，皇帝也意识到，挣钱才是硬道理。在这样的大形势下，茶业经济也开始进入发展时期。康熙二十三年皇帝下诏废止“海禁”政策以通商裕国，随后又颁发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更值得一提的是康熙、乾隆皆好饮茶，对于上流社会饮茶风习的推动，对于促进各地名茶发展，推动饮茶文化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清初，茶叶延续明代之制，仍为政府实行专卖的商品，一般人是不能随意贩运的。康熙二十三年开海禁以后，清代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茶叶的外销日趋增加。尤其在“五口通商”之后，茶叶外销急剧扩大，当地茶商藉地利之便获得了发展。
一项重要的种植技术在清代出现了，这就是扦插无性繁殖技术，改变了前代茶树只能用茶籽种植的旧观念，茶叶的产量有了很大的提高。茶类也在清代不断丰富，由于外销红茶供不应求，清代工夫红茶品种不断增多，而乌龙茶亦在清代产生，著名的铁观音也是在那个年代产生的。
鸦片战争之后，国际茶叶市场对华茶需求剧增。中国茶的种植面积、产量、茶叶出口贸易迅速扩大。至光绪十二年，创华茶出口历史最高纪录，达到13.41万吨。茶叶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中国人用地里长出来的茶叶换世界的真金白银，让列强们为之眼红。
基诺山的出名，最晚应该在清代。清人檀萃在《滇海虞衡志》中记载：“普茶名重于天下，出普洱府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蛮专，六曰慢撒，周八百里。”此处的攸乐，就是今天的基诺山。檀萃将基诺山排在六大茶山之首，它也正是我们探访六大茶山的第一站，这不是相隔数百年的巧合，是因为基诺山当时的茶叶产量高达２０００担左右，半个多世纪前张肖梅在其所编的《云南经济》中也说：“大山茶以倚邦、易武、曼撒、架布、曼专、莽芝、革登、曼松、攸乐等处最著，而以攸乐为中心”。
基诺山地处“勐腊茶马道”的要冲，自古都是普洱通往六大茶山的门户和必经之地。根据清道光《云南通志·武备志》记载：因攸乐“系车（里）茶（山）咽喉之地”，又“以高瞰下”，雍正年间云贵总督鄂尔奏请设立普洱府并攸乐同知，设右游击一员，带千总一员，把总二员，马步兵丁五百驻扎此地，建有攸乐城。攸乐同知的职责是维护六大茶山的社会治安，管理茶山事务，督促六大茶山的茶农运茶至思茅总茶店，由思茅总茶店统一加工成贡茶等各类普洱茶，阻止外地茶商来此私自买卖茶叶。基诺山龙帕寨已设茶场，是当地制茶中心……这一时期，是整个攸乐山茶叶最兴隆的时期。直到雍正十三年（１７３５年），“驻防攸乐之普洱镇标右营游击应移驻思茅，统兵防守。驻扎攸乐之普洱府（攸乐）同知亦应移驻思茅，即改为思茅同知，”基诺山渐渐冷清下来。此后，清政府命傣族宣慰使管理攸乐山事务。傣族宣慰使委任基诺族头人帕雅龙贡为“金伞大帕雅”（打金伞的大头人），以后又委任白腊腰为“召怀”（土官），管理攸乐山事宜……
古道昔日的马帮驮铃早已消散，一条新的高速公路正在莽莽林海中修建。因为道路施工，又正是南国的雨季，路不太好走。沿２１３国道，经普文、大渡岗，由勐养向东南，中午时分，我们到了此行的第一站——基诺山。
基诺山属横断山系无量山脉末梢的中小丘陵地带，方圆６００多公里。景洪市所辖的基诺乡，东距勐腊县勐仑镇４２公里，西距勐养２０公里，境内山峦起伏，有小黑江、南星河、莱阳河、巴卡河等河流蜿蜒流过，加之热带海洋暖湿季风的影响，使基诺山具有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充足的阳光和雨量（年均降雨量约为１１００毫米）、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是典型的热带雨林气候。基诺族人就世代居住在这里。
我们在周昆、董国艳的带领下，进入了基诺山的腹地——亚诺村。亚诺村有１００户人家、４００多人口，是基诺乡４５个自然村中第二大的。森林里，槟榔树下凤尾竹中，一幢幢被叫做“孔明帽”的干栏式建筑顺着一条溪流，沿山坡散开，家家房前屋后都有零散的茶树，柚子、西番莲硕果压枝，伸手可及。小董从云南农业大学茶学系毕业后没有回家乡宾川，却来到了茶乡勐腊。经过几年的打拼，如今她有了自己的茶叶公司，主要的原料就来自基诺山的茶园。与她合作收购茶叶的基诺汉子杰布鲁周，负责把村子里一家一户的茶叶集中收购起来，在这个村子是有些名气的人物。他说，上个世纪７０年代，一群专家学者来基诺山作调查时就曾住过他家，他提起的几个名字，也是省内社会学、历史学界为人熟知的人物。正是有了这些调查，才使一个民族最终被认定——１９７９年６月６日，国务院正式确认基诺族为我国的第５６个民族也是迄今为止最后一个被确认的单一民族。
杰布鲁周说，主要的茶园在村后的山上，有３０００多亩。村后的亚诺山岩子是基诺山中海拔最高的地方（１４８２．５米），比最低处巴卡寨的田坝（５５０米）高出了近１０００米。他带我们上山的时候，暴雨突降，雨伞根本无法遮挡，一行人只得退到一家屋檐下暂避。雨势稍减再上山时，刚刚走过的山道成了奔泻的溪流，水已漫及小腿。放眼望去，山顶云雾弥漫，茶园向远山和雨雾中绵延，被雨洗着，满眼青翠。山上大部分的茶树，是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种植的。也有更高更大的茶树，周红杰教授判断，树龄至少有百年以上，是原籍茶。这雨雾的茶山上，通过原籍茶和原住民，我们可以了解一个民族的历史是怎样与茶连结起来——
“基诺”二字是当地基诺族语，“基”是舅舅，“诺”是后代，“基诺”就是舅舅的后代或尊敬舅舅的民族。从地名来历可知这片山地就是基诺族的故土。基诺族还有多种自称：“基诺册饶”、“基诺阿饶”、“基诺阿玛”（即“基诺人共同体”之意）……古汉语文献的零星记载中，多称之为“攸乐”或“攸乐人”。此外，还有一个被广泛认同的自称：“丢落”。这个称呼，在他们的口传历史中有这样的故事：三国时期，诸葛亮率军南征来到了攸乐山，因为太疲劳，一些士兵躺下睡着了，一睡就是几天几夜。后来，等他们醒来追赶大部队到江边，诸葛亮因为他们违反了军纪不肯再收留他们。“丢落”（意为孔明把他们丢了）从此成了他们自己的族名。诸葛亮为了他们的生计，留下了一包棉籽和一些茶种，还依自己的帽子式样为他们设计住所，于是，这一人群就居住在“孔明帽”里，世代种茶……《普洱府志》中也记载了这样的传说：“旧时武侯遍游六山，留铜锣于攸乐，置芒于莽芝，埋砖于蛮砖，遗木梆于倚邦，埋马蹬于革登，置撒袋于曼撒，因此名其山……”
六大茶山的名称，当然不会来源于这样的附会。但民间的传说，多多少少总会隐含或折射出历史的真相。如果把孔明的故事抹开，千年的茶事就显露了出来。时代更为早远的基诺族史诗《玛黑和玛钮》反映的是关于远古时代人类起源的洪水故事，也有基诺族是从普洱、墨江，甚至更远的北方迁来的传说。从元代起，这一地方属“彻里路”管辖，明代改设“车里宣慰司”，到清代设立普洱府……朝代更迭，“丢落人”从没丢落茶叶的种植、制作，攸乐茶在相当一个时期都被列为贡茶。基诺山茶事的巨大衰落是在１９４２年，一支军队来到这里，烧杀掠抢，茶园因之荒废，产量锐减，茶叶产量萎缩至三四百担。直到解放后，这个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民族跨越历史鸿沟，一步进入了社会主义，茶叶生产才得到恢复和更大发展。
在亚诺村，如今一年的茶叶产量约有三四十吨。但基诺人是很少喝普洱茶的，他们的饮茶习俗还保留着古代的传统——包烧茶。杰布鲁周说，他们喝茶，不采嫩叶，而是以成熟的老叶为好。在下山的时候，他随手摘了几把茶叶，又摘了几片像是芭蕉叶的冬叶，邀请我们去他家喝包烧茶。上了他家的竹楼，他烧旺火塘，用冬叶把茶叶包好放进火里。片刻，一阵奇异的清香就弥漫开来。他打开已被烧焦的冬叶，取出焐得黄软的茶叶放进装了水的竹筒里，不一会儿，一碗碗香气独特的包烧茶就摆放在我们面前。不只是茶，他们许多的食物，都是用这种包烧的方式来烹调的。这样的茶俗，不知传递了多少代人，它也传承着一个民族魅力独具特色的文化。
一个曾被“丢落”的民族，因为没有丢落自己的文化，没有丢落曾经赖以生存的茶叶，他们终于又能自豪地站在世界的面前，让自己古老的文化放射出异样的光彩。
1.唐代茶叶的产地
唐代茶业的兴起，如杨华《膳夫经手录》所载：“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已后盛矣。”《膳夫经手录》成书于唐宣宗大中十年（公元856年），所记唐代茶业的发展，有的是亲目所睹，有的是距之不远的事情，因此内容是较为可靠的。这也即是说，根据《封氏闻见记》的记载，所谓“茶兴于唐”，具体来说是兴盛于唐代中期。这一点，也和《全唐诗》、《全唐文》等唐代各种史籍的记述相一致。在初唐的文献中，很少有茶和茶事的记载；至唐代中期和晚期以后，对茶的论述和吟哦，就骤然增多了起来。那么，唐代中期茶业是怎样发展起来，又发展到怎样程度呢？
先说茶叶产地。唐代以前，我国到底有多少州郡产茶，是无从查考的。直至陆羽《茶经》中，才第一次较多地列举了我国产茶的一些州县。其“八之出”载：
山南： 峡州，襄州，荆州，衡州，金州，梁州；
淮南： 光州，义阳郡，舒州，寿州，蕲州，黄州；
浙西： 湖州，常州，宣州，杭州，睦州，歙州，润州，苏 州；
剑南： 彭州，绵州，蜀州，邛州，雅州，沪州，眉州，汉州；
浙东： 越州，明州，婺州，台州；
黔中： 思州，播州，费州，夷州；
江南： 鄂州，袁州，吉州；
岭南： 福州，建州，韶州，象州。
《茶经》中上列的这些地名，不少人把它们概之为“八道四十三州”。其实，四十三州是对的，而把州之前所列的山南、淮南、浙西等说成是“八道”，就未必妥当了。
因为，这八地在唐时虽然确曾作过道名，但是，它们并不是同一时期的建制和同样的性质。如八地中，山南、淮南、剑南、江南、岭南，是唐贞观时划分的全国十道中的五个道；而黔中，是开元时从江南道中分出的新道；至于浙东、浙西，历史上虽也一度称过“浙江东道”和“浙江西道”，但实际上是后来江南东道所属的两个观察使理所。不仅这八地设道和称道的时间不同和或有矛盾，其下面所列的州名，与当时的行政建制也不完全吻合。如建州、衡州，历来属于江南道，但在《茶经》中，却把建州划入了岭南，把衡州归入了山南的范围。众所周知，陆羽一生著述很多，他不只是一位杰出的茶叶专家，也是当时有名的诗人、文学家、书法家、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他写过多种山志、地志和图经一类的地理论著，以陆羽的地理知识;他要按行政建制的道州隶属关系来写，是决不会出现如上混乱情况的。所以，陆羽《茶经》“八之出”中州之前的地名，不是指道，而是指茶叶产区，是陆羽最早提出或划分的我国八大茶区。
这里还要附带指出一点，在我国有些论著中，不但有把《茶经》“八之出”的地名，称之为“八道四十三州”者，甚至还有根据这些道、州的行政建制，把它们所辖的州、县悉数都算作产茶地域，错误地提出唐代产茶有多少州、多少县。很明显，陆羽提出的茶叶产地，是其在评定各地茶叶品质时所列出的典型和代表，而不是全部茶叶产地。如巴蜀，其时产茶就遍及各地，而《茶经》所列，仅剑南八州。第二，在所谓“八道”和“四十三州”中，也不是每一个道的各州、每一个州的各县全都产茶。如斯西的苏州届县很多，但唐时真正产茶的，只现在的吴县一地。其三，唐代的地方行政建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时有所变动。所以，仅仅根据《茶经》的记载而要提出唐代产茶州县的确数，是不会也不可能正确的。
由《茶经》和唐代其他文献记载来看，唐代茶叶产区已遍及今四川、陕西、湖北、云南、广西、贵州、湖南、广东、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河南等十四个省区；而其北限，一直伸展到了河南道的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也即是说，唐代的茶叶产地达到了与我国近代茶区约略相当的局面。
2.唐代茶叶生产和贸易
前所说，六朝以前，茶在南方的生产和饮用，已有一定发展，但北方饮者还不多，及至唐代中期后，如《膳夫经手录》所载：“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中原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都嗜茶成俗，于是南方茶的生产和全国茶叶贸易，随之空前蓬勃地发展了起来。现据《膳夫经手录》的记载，将唐代宣宗时我国茶叶产销的情况，列如下表：
唐宣宗年间茶叶产销
《膳夫经手录》中，还录述了一些有关名茶的情况，上表所列是当时全国茶叶商品生产和贸易的基本概貌和流向。表中所有这些情况，有的形成已久，但多数如蒙顶茶的兴起一样，“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厅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竞栽茶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主要还是唐代中期以后才风盛起来的。
唐代时我国各地的茶叶生产，都有较大发展，但是，如《封氏闻见记》所说：“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包额甚多”，尤其是擅有与北方交通之便的江南、淮南茶区，茶的生产更是得到了格外的发展。具体来说，如上表所反映的江南道鄂岳观察使、江西观察使、宣歙观察使和浙西观察使的一些州县，就尤有巨大发展。这里不妨以江西和宣歙观察使的有关茶史资料一说。
白居易
人们都很熟悉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名作《琵琶行》，对于嗜茶者和广大茶叶工作者来说，对其中“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的茶事诗句，往往印象特别深刻。浮梁是现在江西的景德镇，江口是指九江的长江口，茶商把妻子一人留在九江船上，自己带着伙计到景德镇去收购茶叶，这里虽未明确指出，但在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浮梁是当时东南的一个最大茶叶集散地，每年新茶上市，茶商竞争是多么的激烈。这一点，也一正好和《元和郡县图志》“浮梁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的说法相一致。对于《琵琶行》和《元和郡县图志》记述的上述情况，少数学者也有持怀疑态度的，认为景德镇现在也没有多少茶，唐代时如此兴盛，令人难以置信。其实，《元和郡县图志》“每岁出茶七百万驮”和上面《膳夫经手录》所说的“百倍于蜀茶”的性质一样，虽都带有一定的形容成分，但大体上还是可靠的。浮梁出茶，并不是指浮梁一邑所产的茶，而是包括浮梁周围的皖南、浙西甚至闽北一带的茶叶在内。这一点，从刘津《举源诸县都制置新城记》中，多少也可得到一点证明。其载：“大和中，以举源、浮梁、祁门、德兴四县茶贸实多，兵甲且众，甚殷户口，素是奥区；其次乐乎、千越，悉出厥利，总而完榷，少助时用，于时辖此一方，隶彼四邑，乃升婺源为郡置，兵刑课税，属而理之。”大和是唐文宗李昂的年号。这条材料反映，不只浮梁销售的茶叶，就是后来为课征茶税而设立的婺源郡、也都是“隶彼四邑”；茶货和税利，来自附近的四面八方。看了上述资料，如果说前面还有人对陆羽《茶经》“八之出”州之前的地名究竟是指道还是茶区有怀疑的话，那么，通过上面所说的在茶叶贸易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茶叶生产和经济区域，对陆羽能够提出茶区的观点，也就应该不再怀疑了。
如果再深造一步，唐代浮梁一带的茶叶生产又盛到什么程度呢？这可用咸通三年（公元802年）张途的《祁门县新修门澳记》的内容来说明。其载：祁门“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侍此。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愈于诸方，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祁门周围，千里之内，各地种茶，山无遗土，业者七八，这虽不无夸张，但对此无人怀疑，现在赣东北、浙西和皖南一带，在唐代时，其茶业确实有一个特大的发展。
浮梁和宣歙观察使所生产的茶叶，陆羽《茶经》将其列入浙西茶区。或许有人认为，这一带产茶虽多，但在唐代的各种名茶中，浮梁之商货并不在其列，其制茶技术还不如巴蜀、荆汉。应该承认，浮梁周围生产的茶叶，主要是作商品茶，做工不甚精细，所以陆羽评判的结果，也是“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在整个浙西范围来说，浮梁出产的茶叶，也属下等。但是简单地以商品茶的品质，确定这一带或整个茶区的制茶技术还较低下，这也是形而上学的。事实上，从整个茶区来说，居于长江下游的浙西，在唐中叶以后，不只茶产量大幅度提高，就是制茶技术，由湖州紫笋和常州阳羡茶的入贡，表明也达到了当时最高的水平。因此，如果说我国六朝时期茶叶生产中心开始东移的话，那么，至唐代中后期，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中心，便正式转移到了长江的中游和下游。
关于茶业中心的东移，还可举唐代贡焙的选定来说明。唐张文规《湖州贡焙新茶》诗吟：“凤辇寻春半醉归，仙娥进水御帘开，牡丹花笑金钿动，传奏湖州紫笋来。”我国贡茶的历史甚早，但专门设立采造宫廷用茶的贡焙，规定贡焙首批贡茶必须在每年清明王室祭祖前贡到，还是唐代中期开始的。其实在湖州设立贡焙，并非湖州贡茶之始，据嘉泰《吴兴志》和宜兴有关方志记载，湖州长城（今长兴）和常州义兴（今宜兴）设立贡焙，始于李栖筠刺常州时。是李栖筠接受陆羽“可荐于上”的建议，试贡后受到皇帝喜好而成为定制的。“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的诗句，可能即是描写这一时期贡焙的。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代宗李豫以义兴“岁造数多”，始设焙顾渚，“命长兴均贡”。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宜兴、长兴的贡茶，到贞元以后，单长兴一地，每年来造就要“投工三万人，累月方毕”；反映当时其地不但所出的茶叶质量很好，而且茶园规模和产茶数量也较大。应该指出，贡茶正如袁高《茶山》诗句所形容的：“动生千金费，日使万姓贫”，“心争造化功”，“所献愈艰勤”，从茶农山民来说，它确实是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一种苛重赋役。但另一方面，从茶业发展和制茶技术的提高上说，客观上起到了一种推动的作用。换言之，唐代贡焙的设置顾渚，既是唐代茶业重心转移江南或东南的一定反映，也是后来这一带茶叶生产技术长期居于领先地位的一个原因。
关于唐代茶叶贸易，在上面引录的有关茶叶生产史料中，有的已提到了。总起来说，唐代茶叶生产、消费和贸易的关系，是一个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关系。如果说唐代茶叶生产和消费的发展，有力地带动了茶叶贸易的发展，那么，反过来，唐代茶叶贸易的极大发展，又进一步推动和促进了茶叶生产和消费的相应发展。我国南方产茶，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不产茶，因此，我国茶叶贸易，主要是南方茶区的茶叶，向北方和无茶地区的贩运。正如《封氏闻见记》所说的那样，唐代开元以后，“自邹、齐、沧、津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随着北方城乡茶叶买卖和消费的风行，南方茶区的茶市，江河要道上由茶叶运输而形成的茶埠等水陆码头，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了起来。这方面的文献资料很多，这里不妨举几首唐诗为例：
杜牧有一首《八条山下题水口草市》绝句，吟道：“倚溪侵岭多高树，夸酒书棋有小楼。惊起鸳鸯岂无恨，一双飞去却回头。”水口是顾清江入太湖河道口的出水口。在唐代中期以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原，至唐代后期，由于到顾请求办贡茶和买卖茶叶的船只都停泊在这里，于是就形成了有酒楼茶肆的固定草市。除水口外，在顾清山区，还有如释皎然《顾诸行寄裴方舟》“芜市人稀紫笋多，紫笋青芽谁得识”诗句中提到的“尧市”一类买卖茶叶的市场。以上讲的是菜区收购茶叶的情况，沿途运输茶叶的情况又怎样呢？这也可用许浑《送人归吴兴》中的这样几句诗来反映：“绿水体云月，洞庭归路长，春桥悬酒慢，夜栅集茶槁。”所谓“茶槁”也就是专门运输茶叶的船只，这里的“洞庭”是指苏州洞庭东、西山。其后二句，就是运河两岸因茶船日行夜歇而兴盛起来的集镇或码头。此外，茶叶贸易运输的兴起，对沿途一些城镇的繁荣兴旺，也起到了极其明显的作用。如王建《寄汴州令狐相公》诗：“三军江口拥双旌，虎帐长开自教兵，……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从中不难看到，这个江口城市，本是军镇所在，唐朝茶叶生产、运输兴盛起来后，茶樯泊集，茶商摩肩，一下子繁荣了起来。通过上面几例，不仅可以看到唐代南方茶叶贸易的巨大发展，而且也形象地看到了茶叶贸易对沿途和所到之处社会经济、社会生活的显著影响。
关于唐代南北茶叶贸易，还可从杜牧《上李太尉论江贼书》中得到一些有趣的补证。所谓“江贼”，是指出没在长江水系行劫的强盗。他们一股股多的有两三船上百人，少的也有一船三二十人，专门抢劫江河中的商旅，有的也上岸抢劫市镇。这些江贼，都是一些私茶贩子，他们把抢得的“异色财物，尽将南渡，入山博茶。”为什么把各种赃物要带到山里去换茶呢？杜牧接着说：“盖以异色财物不敢货于城市，唯有茶山可以销受。盖以茶熟之际，四远商人，皆将锦绣缯缬、金钗银钏入山交易，妇人雅子，尽衣华服，吏见不问，人见不惊，是以贼徒得异色财物，亦来其间，便有店肆为其囊橐，得茶之后，出为平人。”最后杜牧在谈到这些江贼的活动规律时又说，“豪、毫、徐、泅、汴、宋州贼，多劫江南、江北、淮南、宣润等道；许、蔡、申、光州贼，多劫荆、襄、鄂、岳等道。劫得财物，皆是博茶北归本州货卖，循环往来，终而复始。”当然，这些江赋虽然也把抢来的财物博茶运归本州货卖，但这不是唐朝真正的茶商和正规的茶叶贸易，不能作为唐代茶叶贸易的正式例证。不过，从上引的杜牧的两段记述中，我们至少看到了这样两点：一是至唐代晚期，我国南方一些原来属于穷乡僻壤的山区，大力发展种茶以后，社会一下繁荣和富裕起来；二是我国南北茶叶贸易，分江东和华中两路进行。东路江西、浙江、江苏和安徽一带的茶叶，主要通过长江和淮河、泅水等转由运河直接运销今苏北、皖北和河南各地。华中荆、襄、鄂、岳诸州，过去一般认为也顺江东下，由扬州转运河运往长安和燕幽各地；其实它和江东一样，并未转运，而是就近由长江北面各水系直接运销河南或经由河南转运各地。
唐代的边茶贸易也很兴盛。我国茶叶和茶的知识传诸西北少数民族的历史，可能由来已久，但西北广大少数民族地区饮茶和出现茶叶贸易的记载，最早还是始于唐。据《唐国史补》载，唐时各地和一些少数民族，风俗均以茶叶为贵，一次唐朝的使者到吐蕃，烹茶帐中，吐蕃的赞普问他煮什么？他故弄玄虚地说，这是“涤烦疗渴”的所谓茶也。赞普说：“我亦有此，才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顾渚者，此新门者，此昌明者，此着湖者。”这些都是唐时的名茶。当然能够享用这类茶叶的，只能是赞普一类的少数上层统治者，至于一般平民，自然是从那些专事边茶贸易的商人手中买来的粗茶。这一点，也如《封氏闻见记》中所形容的：唐代中期以后，饮茶风盛南北，“穷日竟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我国边疆一些少数民族染上饮茶的习惯以后，先通过使者，后来直接通过商人，开创了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以茶易马的茶马交易。
3.唐代茶政、茶学和茶叶文化的发展
唐代茶业的长足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自身的建设。在隋代或唐代初期以前，茶叶最多只能说是一种地区性的生产或文化。至唐代中期以后，随着茶业的发展，茶就成为一种全国性的社会经济、社会文化和一门独立的学问了。
茶叶作为全国的一种社会经济，除其所具的商品性内容外，主要反映在茶税的课征上。在唐代中期以前，种茶、买卖茶叶，不征收赋税。唐中期以后，由于茶叶生产、贸易发展成为一种大宗生产和大宗贸易，加上其时安史之乱以后，国库拮据，征收茶叶赋税，由筹措常平仓本钱，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定制。
唐德宗李适接位以后，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依户部侍郎赵赞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为常平仓本钱，这是我国第一次抽收茶税。但未见，在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因朱世乱，德宗逃奔奉天（今陕西乾县），追悔诏罢茶税。这次税茶，虽主要用于地方筹集常平仓本钱，未入国用，但茶税之巨，给大家有一个很深的印象。以后，如《文献通考·征榷考》所说，贞元九年（公元793年），盐铁使张滂以水灾赋税不登，又向德宗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其明年以后，所得税钱外贮，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办，以此代之。”德宗从之，再次恢复茶税，并自此成为定制。
贞元时税茶，岁得不过40万贯，但至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以“两镇用兵，帑藏空虚”，“禁中起百尺接，费不胜计”，盐铁使王播又奏请大增茶税，“率百钱增五十”，这样，使茶税岁取至少增加到了60万。唐文宗时，王莲为相，为尽收茶叶之利，大改茶法，自兼榷茶使，推行茶叶专营专卖的榷茶政策。大和九年（公元835年），王涯强令各地“徙民茶树于官场，焚其旧积”，禁止商人与茶农自相交易，增加税率，一时天下大怨，不久，王涯因李训之乱，被腰斩处死，榷茶之制在唐朝才昙花一现，未曾完全贯彻。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崔珙任盐铁使，又再次增加茶税，上行下效，茶商所过州县，也均设重税。他们在水陆交通要道，相效“置邸以收税，谓之榻地钱”。稍有不满，便”掠夺舟车”，就如上面说的江贼的所为一样，这时私案越禁越盛，茶叶的商税，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矛盾。这种情况，一直到宣宗大中六年（公元852年），裴休任盐铁转运使立茶法十二条，才缓和稳定下来。据《新唐书．食发志》记载，裴体的税茶法主要有这样几点：一是各地设有邸阁者，只准收取邸值（住房堆栈费用），不得再赋商人，二是私鬻三犯都在300斤以上和“长行群旅”，皆论死；三是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脊，三犯加重徭；四是各州县如有砍伐茶园或伤害茶业者，在任地方官要以纵私盐法论罪，五是庐州、寿州和淮南一带，皆加半税。实施裴休这一茶法，茶商、园户都较满意，税额未增，税收倍增，迄到朱温篡唐，税制一直未有多大变化。
茶叶由不税到税，从国用的角度来看，也就是从一种自在的地方经济，正式被认定和提高为一种全国性的社会生产或社会经济。
在唐代以前，我国南方一些地方饮茶、种茶的历史虽然已很久远，但是还没有摆刊过一本茶的著作，也就是说，其时茶还没有形成为一门独立的正式学问。至唐代中期以后，应茶业发展和社会上对茶的知识的需要，出现了陆羽《茶经》等一批茶叶专著，使茶在成为全国性生产和经济的同时，也以独立的崭新的一种学科和文化，展示于世，彪炳千古。
茶之有书，是从陆羽著述开始的。陆羽的《茶经》，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书，其问世，不但具有把茶提高为独立的学科这样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开创了我国为茶著书立说的先河，千百年来，后人不断以陆羽《茶经》为楷模，续写一本本《茶经》新篇，使我国传统茶学不断得到了发扬光大。陆羽嗜茶，精于茶道，其关于茶的著作，除《茶经》以外，还有《茶记》三卷、《顾渚山记》二卷和《水品》一本。唐代其他人的茶叶著作，有陆羽挚友皎然的《茶块》三卷，张又新《煎茶水记》一卷，温庭筠《采茶录》一卷，苏廙《十六汤品》一卷，佚名《茶苑杂录》一卷，以及裴汶《茶述》、温从云等《补茶事》、五代时毛文锡《条谱》等共十余种。唐代的这些茶书．或师《茶经》，或从生产和品饮茶叶的不同方面补充《茶经》，建立了我国最早的传统茶学，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唐代茶的实际和知识。这些著作，虽然大都已经散佚，但留存下来的《茶经》等不多的几种著作中，仍然保留了上古许多珍贵的茶史资料，仍然是今天研究唐及其以前茶叶历史的重要根据。
晚唐诗人皮日休在其《茶中杂咏.序》中说：“李疵以前，称茗饮者，以浑以烹之，与夫瀹蔬而吸者无异也。季疵始为经三卷，由是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设其器，命其煮，……以为之备矣。”即是说，在陆羽之前，我国对茶文化的源流、制茶方法、茶具设置、烹饮艺术，都不够重视，饮茶还如同煮菜喝汤一样；在《茶经》面世以后，对茶叶文化、茶叶生产、茶具和品饮艺术，开始重视和日益讲究起来。这也就是说，在唐代中期，随着我国茶业和茶学的发展，茶叶文化本身，也有了一个很大发展。
先以茶具来说，在陆羽《茶经》中，现在所说的茶具称为“茶器”，茶具是在饮茶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才从一般饮具炊器中独立和发展起来的。早期烹饮茶叶的器具，和日常餐具是通用不分的。后来，经济条件较好的一些人家，为了适应经常饮茶的需要，在待客和经常喝茶的地方，专门固定陈设一套，这才形成正式的茶具。唐人饮茶，和六朝时期相仿，一般都用茶碗，如唐人诗句所吟：“或吟诗一章，或饮茶一碗”，“蒙茗玉花尽，越碗荷叶空”。最初吃茶用的碗，也就是平常装饭盛汤用的碗，后来有些人家把几只碗固定和其他茶具放在一起，这时的茶碗虽然形制和质地与其他碗没有区别，但用途开始分开来了。之后，一些陶家进一步设计产生出了各种各样不同形制的茶碗或茶瓯来。这一点，已为我国考古发现所证实。据报道，在湖南发掘出土的数以百计一模一样的唐朝茶碗中，有一件在碗内底部，竟特别烧制有“茶碗”两字。很明显，这只碗，就是专门用来作茶碗的，从其时茶还书作“茶”来看，这只碗，又无疑是唐代前期的产品。这说明唐代前期，长沙一带虽然饮茶的历史已很久远，但茶碗在发展上还处于只是和普通饭碗分用。而没有在形制上有别于其他用碗的这样一种阶段。
茶具和茶叶的制作、饮用一样，在陆羽之前很不讲究，是经过陆羽在《茶经》中点染以后，才普遍重视和讲究起来的。对于茶具的讲究，如杜育《赋》所描述：“水则方之注，据彼清流，器择陶简，出自东隅（一作瓯）；酌之以匏，取式公刘”，在晋代就有些重视。但是，汇集和比较各地茶具的优劣，设计一套实用完备的茶器，还是始自陆羽。陆羽在《茶经》中，共列了28种烹饮茶叶的器具和设备，除对每种器物分别述说它们的功能和作用外，还对制作的具体用材、尺寸和工艺作了详细的说明。陆羽提出的这套茶具，考虑非常周全。如其存放这套茶具的设施，就根据不同场合，设计了具列和都篮二件。所谓“具列”，也就是竹木制作的用于室内陈列茶具的茶床或茶架；都篮，则是用竹蔑编制的存放这套茶具用的篮子。自此以后，如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所说：“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这就是说，陆羽精心设计整理的这套茶具，不仅奠定了我国古代茶具的基础，而且也极大地促进了我国茶具生产的发展。唐时有些重要茶具，还出现了一定的专业生产，并形成了各自的著名产地。如皮日休《茶鼎》诗有待：“龙舒有良匠，铸此佳样成”；《茶瓯》诗：“邢客与越人，皆能造兹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龙舒，即今安徽的舒城，邢客与越人，是指邢窑和越窑。对于这一点，《唐国史补》中也说：“巩县陶者，多为瓷偶人，号陆鸿渐，买数十茶器，得一鸿渐。”说明当时陶瓷茶具的生产，不仅如邢、越一类名窑相互斗奇比异，连巩县一类的普通窑主，也想出了搭送陆羽陶像等方法，来参加茶具生产交易的角逐。
唐代茶叶文化的发展，还突出反映在赴会上享用茶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会享用，概括地说，就是茶叶的价值观，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这里不妨搞引唐人的一些诗句，来略作说明。唐著名诗人元稹，曾写有一首一至七字《茶》诗，其云：“茶，香叶、嫩芽；慕诗客，爱僧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铫煎黄蕊色，婉转麴尘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夸。”这首茶诗的内容中，除对茶的特点、加工、烹煮、饮用、功效作了全面概括以外，还特别提到爱慕茶叶的“诗客”和“僧家”。应该指出：唐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乡间庶民，茶叶之所以成为“比屋之饮”，的确与其时社会上的达官名士、高僧仙道在诗文中的赞颂、倡导是分不开的。在唐以前，茶的诗文很少，唐代特别是中唐以后，茶待和提到茶的诗句，急剧地增加了起来。如唐时著名诗人李白、刘禹锡、白居易、孟浩然等等，无不嗜茶，也无不遗有众多吟哦茶叶的诗句。这些诗文，如吕岩诗句所形容，“通道复通告，名留四海传”，一方面把茶叶宣传成了无人不知、无人不好的日常生活用品；另一方面，也极大地开拓和提高了茶叶文化的精神意义。如在礼仪方面，通过鲍君徽的《东亭茶宴》、王昌龄的《洛阳尉刘宴与府县诸公茶集天宫寺岸道上人房》以及钱起的《过长孙宅与郎上人茶会》等待，可以清楚地看出，唐时在客坐敬茶的基础上，进一步创造兴起了以茶为集，以茶作宴和以茶设会的集体活动形式。这种形式，如诗僧皎然《晦夜李侍御萼宅集招潘述汤衡海上人饮茶赋》所吟：“晦夜不生月，琴轩犹为开；墙东隐者在，淇上逸僧来；若爱传花饮，诗着卷素裁；风流高此会，晚景屡裴回。”这实际上是我国或世界茶道的滥觞或雏型。
茶宴、茶集和茶会，已从一般的待客礼仪，演化为以茶会集同人朋友、迎来送往、商讨议事等等有目的、有主题的处事联谊活动。如李嘉桔《秋晚招隐寺东峰茶宴送内弟间仙均归江州》所说，其茶复就是为欢送阎伯均而设的。在这些茶宴或茶的集会上，与会者一方面“茗爱传花饮”，欣赏茶的色香味形，一方面“诗看卷素裁”，相互赋诗言志，作画抒情，从饮茶的单纯物质享受，进一步扩展到茶会的精神享受。日本茶道的要义，是所谓“和、清、敬、寂”四字。其实，在唐人的诗文中，很多也是推崇、追求这样几点。如白居易作诗吟：“况兹孟夏月，清和好时节。微风吹夹衣，不寒复不热。移榻树明下，竟日何所谓。或饮一面茶，或吟两句诗。内无忧患迫，外无职役羁。此日不自适，何时是适时？！”孟浩然的《清明即事》诗句：“帝里重清明，人心自愁思。……空堂坐椅忆，酌茗聊代醉。”刘得仁的《慈恩寺塔下避暑》诗：“古松凌巨塔，修竹映空廊。竟日闻虚籁，深山只此凉。增真生我敬，水淡发茶香。坐欠东楼望，钟声振夕阳。”把上述条的有关诗情画意提炼出来，所重复和追求的，也就是“和清敬寂”这样一类意念。这一点，唐人斐汉《茶述》中概括得尤为简要，其称：茶叶“其性精清，其味浩浩，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这表明其对茶叶特性或茶道的认识，已达到了一个颇为精深的程度。
总上所说，我国由六朝或唐朝前期江南人“吃茗粥”或“瀹蔬而啜”，到斐汶所说的“越众饮而独高”，不能不说是我国茶叶文化的一大飞跃。
4.唐代茶业发展的主在原因
唐代茶业发展的主要原因有四。
其一，是盛唐经济、文化的影响。在六朝以前，我国饮茶还很不普遍，《膳夫经手录》称，“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那么，为什么茶业是在开元天宝以后才慢慢兴盛起来的呢？毫无疑问，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直接相联系的。
讲到唐朝的强盛，会很自然地会想到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在富国强兵、扩大版图、巩固统治等许多方面，都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它只是为新王朝的强大昌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唐朝繁荣富强的顶点，还是在开元、天宝期间。唐玄宗李隆基在执政前期，还是一个有抱负和创业精神的君主，他任用了姚崇、宋理应张九龄等一批有才干的贤能，扫除积弊，改善庶政，使初唐以来的上升景象，最后织成“开元全盛”的画面。诗人杜甫在《忆昔》这首诗中，对开元盛况有这样的描写：“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当然，这私人仓廪，只是地主的仓廪，但在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无疑是其社会经济最为殷实的一个时期。茶叶是社会消费品，茶叶的消费，是由社会经济所决定的。如所周知，北方饮茶的普及，就与开元年间泰山灵岩寺大兴禅教的活动有关。禅教在南北朝时，流传到我国南朝的南京北朝的洛阳，但禅教和饮茶在其时都没有多大发展。所以，开元时北方禅教和饮茶的兴起，决不是与社会经济无关的一种孤立发展。
另外，国家的统一，交通的发达，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密切，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南北朝禅教和茶在北方之所以没有发展，与经济固然有重要关系，但其时南北的分裂、交通的阻塞，也不无影响。隋朝修凿的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江南河，虽然只是为杨广巡游扬州和江南开道，但是，在其后的很长时间中，对沟通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的经济、文化，却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所以，从交通的角度来说，要是没有大运河这条水路国道，就不可能有开元那样鼎盛的局面；纵然有开元那样的盛世和禅教的风起，假如没有运河国道，运输茶叶受到限制，北方禅教和茶业也不可能在一个很短时期内风行起来。
第二，陆羽的倡导。北宋梅尧臣在《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中吟“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这是对陆羽一生在茶业上的贡献所作的非常公允的评价。茶的发现和饮用，古已有之，非陆羽之功；但是唐代茶业的兴盛，则确实是与陆羽的倡导分不开的。陆羽对茶业的倡导，首先也主要反映在《茶经》的影响上。《茶经》一书，包括陆羽这个茶学专家的形象，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唐代茶业发展的需要和产物。也就是说，“茶圣陆羽”及其《茶经》，是唐代茶业大发展中产生的。但是，反过来，陆羽《茶经》的提倡，又推动和促进了唐代茶业的更大发展。这一点，《新唐书·陆羽传》说得很贴切。“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茶经》中关于茶的历史、制茶饮茶的方法、器具，不是从陆羽才有的，而是他把它们总结、提高得更加完备，自此“天下益知饮茶”；他的作用，主要是在“益知”上。怎样“益知”呢？宋人陈师道在《茶经序》中称：“上自宫省，下迨邑里，外及戎夷蛮狄。宾祀复享，预陈于前，山泽以成市，商贾以起家。”也即是说，陆羽及其《茶经》的功德，影响非常深远，实际触及了茶业和茶叶文化的各个方面。
三是僧道生活和茶为教事吸收的影响。唐代茶业的发展，还表现在与唐代佛教、道教兴盛的关联上。我国佛、道二教，自汉朝起，经南北朝的发展，到唐朝，也达到了极其兴盛的阶段。如武则天时、佛道二教，特别是佛教，就得到很大的发展。其时在长安造的“明堂”，高达294尺。后来又造了一个“天堂”，存放大佛，其建筑比明堂还要高大。武则天很迷信，她甚至颁令天下，在全国断屠、禁渔达七八年之久。因为统治者的支持，所以唐朝不仅产生了最富足的寺院经济，而且也形成了一支人数众多脱离劳动的僧道队伍。唐朝憎道不仅成为茶的主要消费者，也成为茶道、茶艺的重要倡导者。佛教讲轮回转世、因果报应，主张修行悟性，以求得道成佛。道教注重醮祷，以求长寿多福，或修炼成仙。所以无论是佛教抑或道教，其枯燥孤寂的修养祈祷活动，都有赖于茶，有茶则舒，因此，茶叶不仅为众多僧道所好，也广泛吸收在寺院生活之中。如杜荀鹤《题德玄上人院》诗：“刳得心来忙处闹，闲中方寸阔于天。浮生自是无空性，长寿何曾有百年。罢定馨敲松罅月．解眠茶煮石根泉。我虽未似师披衲，此理同师悟了然。”至于佛教坐禅，茶的功用就更大。如《封氏闻见记》所记，开元时，泰山灵岩寺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唯许饮茶，由自人怀挟，到处煮饮，相效成俗，不但促进了北方饮茶的普及，也直接推动了我国整个茶业的发展。据统计，在《全唐诗》中，凡提及茶事的诗词，僧道写作或在寺院和僧道一起饮茶的诗词，竟占到总数的十之近二。唐朝寺院增道吟诵茶叶的诗词不仅特别多，而且寺院往往也就是种茶较多、制茶较精的制茶技术中心。如李白在《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的序文中说的“清香滑熟”能使人增寿还重的“仙人掌茶”，就是荆州玉泉寺所种和加工制成的。所以，唐朝的专院和增徒道众，不单是嗜茶的一批茶叶鼓吹者，也是茶艺、茶道的一些实践家和创造者。
其四，这时的气候条件，也有利于茶业的发展。据竺可桢先生对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研究，在近五千年，大约经历过这年几次冷暖交替过程；第一温暖期，为公元前3000～1000年，约当仰韶文化和河南殷墟时代，这一时期，黄河流域直至山东半岛，都有竹类分布，安阳殷墟还有麈和竹鼠、狨、水牛等热带、亚热带动物遗骨。第一寒冷期，为公元前1000～850年，约当西周时期，据《竹书纪年》记载，这一时期汉水曾两次结冰。第二温暖期，为公元前770～公元初年，约当春秋至西汉这个阶段，据《诗经》和《史记》等文献记载，梅、竹、橘、漆等亚热带植物分布，比寒期推北。第二个寒冷期，由公元初～600年，约当东汉至南北朝这个阶段，这一时期中，尤以3世纪后半期的气温更低，其时每年阴历四月还常降霜。第三个温暖期，为公元600～1000年，约当我国隋唐五代时期。8世纪初，梅树种于长安，公元751年，长安种的柑桔结果。第三个寒冷期，公元 1000～1200年，大抵相当我国两宋阶段。这一时期，太湖曾给冰，厚可行车，洞庭东西山的柑桔全部冻死，杭州每年的终雪日一般都要推迟至暮春。当然，这是我国自原始末期至末代大的气候变化周期，在这每个温暖和寒冷期之中，也都包含有一些小的有规律的冷暖变化。
通过上述历史气候的回顾，可对唐以前我国茶业发轫虽早，但发展缓慢，而至唐朝一下子兴旺起来的自然原因，有一个初步的理解。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在近五千年中，唐代是最为温暖的一个时期，明白了这点，对唐朝贡焙为什么设在较北的江浙宜兴和长兴，在唐代那样的技术条件下，栽培茶树的北限，何以能扩展到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一带，也就更加容易理解了。唐朝茶业的发展，除掉众多社会原因之外，与当时的“天时”条件，是有一定关系的。
一个好的品牌、一个稳定的质量、一个高素质的研发队伍、一个讲信誉的营销网络、一批忠实的消费者，是成就一个品牌茶企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中国茶企借鉴立顿在营销上的成功经验，在茶业发展道路上结合自身特色进行了四大演变。
演变一：从产地品牌到产品品牌
在中国悠久的茶发展史中，只有产地、种类、区域品牌，而没有产品品牌。西湖龙井、安溪铁观音、洞庭碧螺春等都是名茶品种，但不是茶品牌，而且每个品种都是以产地为茶品质的衡量标准。其结果就是，任何企业都可以把产品冠上龙井、铁观音等，造成市场上充斥着品质各异、价格各异的茶品，结果是消费者雾里看花，市场缺乏信任度。试问：目前，哪个产品品牌能让消费者脱口而出？这是典型的有种类、无名牌的有名无姓市场特征。因此，这个行业迫切需要突破和改变。
演变二：从价格导向到价值导向
并不是所有消费者都愿意选择价格低的产品，特别是在中产阶层主导消费的今天，当消费者感到物有所值时，他们还是愿意付出较高的代价满足自己的需求。
演变三：从传统茶文化到时尚茶文化
中国茶市场不再是以温饱型消费为主，茶品的时尚口感，保健养生功效，以及方便饮用是当今消费者关注的重点。茶企不再沉醉在虚无缥缈的茶文化中，而是切实根据消费者需求结合传统文化进行营销，营造一个品茗的佳境，让茶客切身体会到茶文化的内涵，这种茶文化营销在无形中增加了茶品牌的价值。
演变四：从慢消品到快消品
立顿带给我们什么启示？立顿改变了很多中国人的饮茶方式，将传统变为时尚，这无疑是一种质的变化。立顿的快与中国茶的慢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在慢的文化哲学下产生了中国茶文化和丰富多彩的茶饮方式。没有优劣，没有对错，但有危机。我们并不崇洋媚外，中国茶立足中国市场，但不能不放眼世界。越是传统的，越是国粹，越是文化的，越是没有国界。文化不能成为一种负担，不能成为塑造品牌的障碍。
世界上有三大饮料，即咖啡、可可和茶。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栽培茶树和利用茶叶的国家。汉代的《神农本草经》说，神农尝百草，遇毒，得茶而解之。表明我国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发现和利用茶了。
茶最初被当作一种药材。西汉时期，茶从药用开始过渡成为一种饮料。茶叶的应用，最初是利用野生鲜叶。约2000多年前，我国开始种植茶树；唐代，茶树的栽培己遍及南方。唐代的《茶经》和《四时纂要》等，就有关于茶树栽培的详细记载。我国古代对茶树栽培有着科学的认识。茶树是适宜短日照而且耐阴的植物，所以古代选择茶园的标准，是宜山中带坡坂有树荫或北阴的地方，或者是植木以资茶荫。这样既有利于排水，又能提高茶树成活率和茶叶的品质。如果平地种茶，就要开沟泄水，以防茶树根受水浸泡而死。
古代人民对茶叶的加工方法不断加以改进。三国时期的《广雅》说：荆巴间采叶作饼，即制作饼茶。唐代发明了蒸青制法，即将鲜叶采回，用蒸气杀青，捣碎，制饼、穿孔，贯穿起来烘干。这样，消除了以前茶饼的青臭气味，也便于贮藏和运输。宋代则是把鲜叶先洗涤后蒸青，蒸后压榨去汁，再制饼。从宋到元，为了简化制茶过程，保持茶叶真味，又逐渐由蒸青饼茶和团茶改为蒸青散茶。茶叶蒸青后不揉不拍，直接烘干制成，全叶茶从此问世，古老的饼茶制法基本终结。用茶叶代替茶团、茶饼，饮用起来方便多了。
元末明初又发明了制法简单、省工省时的炒青绿茶，茶叶的色、香、味、形得到了很大改进，而且一直沿用到今天。明代以来，又相继发明了花茶和红茶的制法．也就是说，今天的绿茶、红茶、花茶等几种主要茶类，在明代就都有了。
经过我国古代人民的长期努力，茶树的成活率和茶叶质量不断提高，茶叶的品种也不断增多。早在唐代，就有名茶10多种，宋代则多达数十种。
我国还在世界上最早对茶进行了研究。唐代陆羽所著的《茶经》，是我国和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茶的专著。书中对饮茶的历史，茶的起源、性质，茶的产地，采茶的器具，制茶的过程，饮茶的方法等等，都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述。
茶叶是我国传统的出口商品之一。公元5世纪，茶叶开始输入亚洲一些国家，17世纪运往欧美各国．我国还向许多国家提供过茶树、茶籽以及植茶技术。现在世界上各产茶国家，都直接或间接从我国引进过茶树、茶籽以及植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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