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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迎来送往，走亲访友交际过程中，带上几盒新上市的茶叶，往往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事情。人们经常会寒暄：这是某某地方新上市的新鲜茶叶，带盒给您品尝一下……漫步在我国南方各城市，茶叶店铺比比可见，数量上不亚于饭馆，人们购买茶叶，尤其是一盒盒包装精美的茶叶，绝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享用，更多的是用来做礼品交际，而人际交往中，送盒茶叶，也是不俗的举动，多被世人所接受。
而茶叶，最初是什么年代成为礼品或贡品的呢？
据《史记·周本纪》所述，周武王带兵伐纣时，有茶作为珍贵贡品的记载。当时的年代是在公元前1066年，也就是说，在3000多年前，我国巴蜀一带已用所产茶叶作为贡品了。那么，周武王就是现有史料所载第一个与茶有关系的帝王了，也是最早的关于“茶”成为贡品的最早记载了。茶当时之所以作为珍贵的贡品，自然是因为当时的稀缺性，并不是普通百姓能享受得起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茶才逐渐“飞入寻常百姓家”，直至现在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
茶为什么能成为人们交往的高雅礼品呢？一来国人饮茶非常普遍，许多人喜爱饮茶，人们乐意接受茶叶；二来，我国的茶文化底蕴深厚，许多人以会品茶为荣，正因如此，在人们的交往中，特别是有经济基础、有社会地位或在文化、艺术、政界有一定地位的人，或多或少都喜欢品茶，讨论与茶有关的话题，而与茶密切相关的紫砂壶等各类茶具，自然也是人们馈赠的佳品。尽管如此，社会上还是出现了对茶叶过度包装和炒作的现象，前几年热炒的“普洱茶”，动辄几千上万元一斤，许多人以极大的热情去投资、囤积茶，结果血本无归。还有，一些商家为了获取利益，将一些大红袍、龙井等新上市的“春茶”炒作到数万元一斤，甚至成为个人权贵腐败的载体。实际上，这些现象恰恰违背了高雅、博大精深的茶文化，亵渎了茶作为有品位的人际交往用品的初衷，也是违背了人们精心品茶的初衷，必然遭到失败。
至此，期望人们保持对茶的一种敬仰，以平常心去对待和使用它，我国优秀的茶文化才能得到良好的继承和健康的发展。（作者系颐杰鸿泰狮子湖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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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日常品用的各类茶，无论是绿茶、红茶、黑茶还是普洱茶，都是经过多道工序加工而成。例如，对于普洱茶，我们经常看到的茶饼，一般是茶叶经过采摘后，进行短暂的高温处理、晒干、筛选，然后压型，蒸汽软化茶菁后，将其压制成饼、沱、砖、瓜等形状，最后将成型茶叶置于阴凉通风处，待茶叶干燥后成型。即使商店里散落卖的茶叶，也是经过了多次加工制成。而对于茶的最早被加工或被加工成饼的记录又是来自何年代呢？后来又经过了怎样的发展呢？
唐代陆羽《茶经七之事》，引三国魏张揖《广雅》：荆巴间采茶作饼，书中已最早记载了饼茶的制法和饮用：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这是中国关于饼茶的最早记载。唐、宋两代是中国饼茶生产的鼎盛时代，当时又有茶饼、团茶之称。其制作方法，据陆羽《茶经三之造》介绍，一般都经过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共七道工序。宋代的大小龙团是一种著名的饼茶。饼茶饮用时要先敲碎，再碾细、过筛，然后用沸水冲泡盏中的茶末。
尽管我国有1000多年的茶叶制作历史，特别是近代大力发展茶叶生产，各种茶的生产全部可以机械化。但与全球各国先进的制茶国家比，我国茶的制造加工还存在许多不足，例如，小加工企业多，规模小，产品稳定性差；企业认证少、对农药或重金属的检测手段能力弱；与国际接轨的加工标准意识差，无法形成知名的国际品牌。
当我们慢慢品茶的过程中，在享受茶的清香和领悟博大精深的茶文化的时候，我们还应该意识到，茶叶加工是我国的传统产业，茶的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产量巨大、爱茶者有数亿人，但我们加工出来的茶叶在标准控制、科技含量、品牌价值等方面，却落后于一些国家，我们应有理由、有能力加工出科技含量更高、品质更优、质量更问题、品牌价值更大、被全球认可度更高的各种茶叶，我国的茶产业才能得到更大发展，我国的茶的文化才能弘扬到全球。
自古至今，国人的日常社会交往中，离不开吃饭和饮酒，对国人来说，似乎是“无酒不成席”，无论是现实日常生活中，还是古代或现代影视文化作品中，主宾席间“红筹交错、推杯换盏、把酒言欢”是最为常见的情景，而在此过程中，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形是：客人由于某些情况不能饮酒，而又需要敬酒或主人提出敬酒、要求自己喝的时候，往往举起茶杯说：“以茶代酒”。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私家车辆的增多，人们开车外出参加社会活动增多，为了保证自身安全，不能饮酒的情形增多，“以茶代酒”这种方式使用的频次也越来越高。那么，“以茶代酒”的典故是来自什么年代呢？
根据三国时期的《三国志》记载：吴国君主孙皓“密赐茶荼以代酒”，为“以茶代酒”之典故。公元252年，吴太祖孙权病死，传位于子孙亮，后宫廷政变，孙亮之兄孙休上台。孙休临终时，遗诏儿子做接班人，任丞相濮阳兴和左将军张布为“顾命大臣”，辅佐幼主。两位“顾命大臣”嫌孙休儿子太小，改立23岁的“长君”孙皓为帝。孙皓初立时，抚恤人民、开仓赈贫，后变得专横残暴、终日沉浸于酒色从而民心丧荆。孙皓好酒，经常摆酒设宴，要群臣作陪。他的酒宴有一个规矩：每人以7升为限，不管会不会喝，能不能喝，7升酒必须见底。群臣中有个人叫韦曜，酒量只有二升。韦曜原是孙皓的父亲南阳王孙和的老师，故孙皓对韦曜格外照顾。看他喝不动了，就悄悄换上茶，让他“以茶代酒”，不至于因喝不下酒难堪。
从以茶代酒的故事的起源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由于韦曜并不能喝酒，但又必须履行端杯的形式，因此，采取了这种折中的办法，这也是国人的灵活性、变通性的生动的例子。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人，过度的饮酒，都容易让人失去控制，使人变得兴奋，容易做出合乎常理的事情，导致酒后误事；而对于茶来说，更多的让人心静下来，如果人们的交往通过“酒”作为载体和实现方式，则多了几分豪爽和义气，而如果以“茶”来作为载体，则更多意味着“君子之交淡如水”，在充满物欲、社会竞争日益激烈、工作和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情况，更应该努力的着用喝茶的方式交往，用平常和平凡、平静的心去对待浮躁的人与社会，将是人际交往的另一种境界。（作者系颐杰鸿泰狮子湖副总裁）
对现代国人来说，茶是最普通的饮料和生活用品了，从上层社会交往到普通百姓，都会饮茶;饮茶、品茶，已经成为国人日常生活、休闲、社交、商务活动等必不可少的用品了。但茶一开始并不是做普通饮料，更不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用品，当年，传说神农尝百草发现了茶，但到后汉两晋时茶风从贵族、寺庙等兴起，而真正开始普及到民间，还是从唐朝开始，北宋达到盛极。在唐宋时已是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日日不可相离了。唐杨华《膳夫经手录》说：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也。
我国的茶为什么在唐朝才开始普及呢?是如何开始普及的呢?许多学者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饮茶始于西汉有史可据，但在西汉时期，中国只有四川一带饮茶。两汉时期，茶作为四川的特产，通过进贡的渠道，首先传到京都长安，并逐渐向内地传播;另一方面，四川的饮茶风尚沿水路顺长江而传播到长江中下游地区。虽然饮茶风俗在南北朝的南方已比较普遍，但在中国北方，一般重视乳制品一类饮料而轻视饮茶，更谈不上普及。
唐朝开元年间，实现了茶文化的北移。《封氏闻见记》又载：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大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餐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这段文字证实，唐代饮茶习俗的兴起，占当时全国三分之二人口的北方的饮茶，与佛教传播关系甚为密切。饮茶藉信佛而盛行。唐代开元以后，中国的茶道大行，饮茶之风弥漫朝野。
饮茶风俗成于中唐的记载还有：《旧唐书李玉传》：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怯竭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甚。宋承唐代饮茶之风，日益普及。宋昊自牧《梦梁录》卷十六鳌铺载：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自宋代始，茶就成为开门七件事之一。
因此，茶作为饮料，最早在民间普及，还是始于唐代。这是因为盛唐的社会背景和条件发展了茶文化，更是南方的茶文化普及到了北方，并茶佛一味，促成饮茶风尚的形成，而如今，福建、广东、四川、云南等地的茶文化氛围依然浓厚，茶馆众多，民间饮茶之风浓郁，这不是偶然的，更有其形成的历史原因，相信，南方各地在未来将引领我国的茶文化发展，并影响全世界茶文化的发展。
塔盏村自然风光优美，四面青山挺拔入云，滚滚金沙江从北面的峭壁两头奔涌而来，从村前流过。江面狭隘，水深流急。村后的大山上有一个险要的关口，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塔城关，是边疆通往藏区的独一也是最初一道关口。
维西达摩祖师洞
站在塔城打开，可一眼观四县：举目北望，金沙江像一条银色飘带，从云岭丛山中奔泻而来，两岸迪庆州中甸、维西、德钦三县村落和路途分布在群山之间，著名的维西达摩祖师洞和达摩大山就在眼前；向南远眺，可随金沙江水，看见迪庆州中甸县、丽江市玉龙县的村庄和田园。
塔城关是历代兵家抢夺之地。
史万岁
隋代著名将军史万岁远征云南，曾在塔盏村前约二公里处的金沙江上建过铁索桥，至今还有拴固铁链的巨石、人工凿打的洞孔和拾级而上的石阶。
听说铁索桥毁于唐贞元十年（794年）。那时，吐蕃权力绝后弱小，降服了西藏境内的各民族，并举兵南侵，占领了川东北的西昌等地，其权力扩展到滇东南的丽江、大理，在塔盏村建铁桥城，设立神川都督府，管理今四川盐源、盐边、木里和云南丽江、迪庆、鹤庆、剑川等十二个县。
唐天宝十一年（752年），南诏王阁罗风结合吐蕃，大败唐军于洱海边。
42年后的唐贞元十年，南诏王异弁寻（阁罗凤的孙子）又结合唐王朝对吐蕃宣战，在神川激战。吐蕃溃退后，异弁寻斩断铁索桥。南诏国在铁桥城设铁桥节度，管辖范围大致与神川都督府相反。
到宋代，大理国对铁桥一带控制不力。而吐蕃自唐来当前，虽经几百年外部纷争，终未构成一致力气，有力南下。
此时，一度受减弱的铁桥一带的纳西族又弱小起来。
宋朝末年，忽必烈率军南征大理国，其西路军在兀良合台大将带领下从铁桥一带渡江占领了纳西族寓居的金沙江西岸，设巨津州（今巨甸爲首府）。
兀良合台
明朝初年，明太祖派三十万大军征云南，丽江坝纳西族领袖阿得率众归附，明朝设丽江府，封木氏爲世袭土知府。但巨津州纳西族领袖土官阿奴聪不服明朝管治，于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起兵叛变，被明朝与丽江木氏土司军队严酷反抗，阿奴聪被处决。
木氏土司从丽江坝区征派了大批纳西族，寓居到神州铁桥上下的金沙江沿线，取代了从秦汉时期便在这里拓荒拓土的土著纳西族。
从明朝开端，丽江木氏土司与康藏统治者之间的屡次争战，就在塔城关停止；清朝初年，驻滇清军和木氏土司军队由此进藏停息扰乱西藏的蒙古奴隶主武装。在塔城打开，至今还无数里长的小长城和古碉堡战壕。
雄奇险峻的塔城关，铭刻着多少汹涌澎湃的历史。
而今，历史风云已云消雾散，雄关漫道已古迹斑斑。江流怒吼，立竿见影，青山照旧，沧海沧海，令人顿生怀古幽思。
像星宿一样美丽的女子长在塔盏”。
事先，自秦汉以来就寓居在这一带的纳西族已构成较大权力。南诏国爲减弱这股对本人有要挟的权力，逼迫一局部纳西人搬到滇池一带寓居。
唐代中叶，中国的茶籽被带到日本种植，茶树开始向世界传播。毫不夸张地说，各国有关茶的知识、茶的栽培加工技术，直接或间接都与我国的茶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就连西方各国语言中“茶”的读音，也或多或少有着福建厦门及广东方言中“茶”的读音——中国给了世界“茶”的名字。
茶树是起源于中国吗？人类最早饮茶的历史也是起源于中国吗？这些追根溯源的问题一直是热爱饮茶人士心中不解的谜。2004年，考古学家在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发掘出了距今6000多年前的茶树根，茶树起源之谜也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逐渐揭开了神秘面纱。
世界上最早的茶产自中国
35年前的夏天，浙江余姚的农民在建造排涝站时发现了一些深埋地下的木桩，他们没有想到，这些木桩的背后却隐藏着震撼中外的7000年原始文明——这就是著名的河姆渡遗址。
30多年后，在距河姆渡遗址直线距离仅有7公里的田螺山，考古专家再次发现了同属于河姆渡文化类型的一处原始聚落，距今约有6500多年的历史。虽属同一文化类型，但发掘出土的多层次的成片干栏式建筑柱坑遗迹以及有序的村落设施布局形态，为深入研究河姆渡文化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研究视角。田螺山遗址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河姆渡文化中，地面环境保存最好、地下遗存较为完整的史前村落遗址。
“我不知道这些在院落中留下的植物根是属于什么种类，但凭着考古的直觉，我觉得它们很重要，就仔细拍了下来。”回想起4年前来自历史、生物、植物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共同发掘田螺山遗址时的场景，考古专家孙国平仍然记忆犹新，“原来这些树根的确不简单，它们是茶树根，也是中国历史上发现的最早的茶树根。”
在诸多与河姆渡遗址几乎一模一样的骨角牙、陶、石、玉、木类等器物中，茶树根的发现无疑又将人类文明向前推动了一大步。
今年11月26日至27日，中国绿茶探源暨余姚瀑布仙茗研讨会在浙江余姚举行。来自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中国茶叶博物馆、余姚市茶文化促进会等单位的著名专家学者及茶界人士，通过实地考察，一致认为，具有7000年历史的河姆渡遗址，有出土樟科植物遗存，经上世纪90年代专家学者研究考证，樟科植物叶片为最早原始茶的主要成分，是原始茶遗存，而近年来发现的茶树根为人类最早种植的茶树物种。
樟木古代称“檀”，上古书《桐君录》中记载：“俗中多煮檀叶并大皂李作茶。”而且根据当时河姆渡气候考证为温暖期古气候特征，暖热潮湿，河姆渡先人寿命较短，疾病较多，喝茶不仅能解渴，也具有某些药用价值，以利身体健康。从求生的本性出发，饮茶解渴尤为显得重要。与樟科植物同时出土的，还有与后来的茶壶很接近的“罐形盉”和“圜底单把盉”。“罐形盉”，器身呈罐形，腹上部有一侧有一管流嘴，流嘴后两侧各有一环耳供系绳，其高、口径、腹径及形状与以往农村使用的土罐茶壶几乎一样。
余姚茶文化历史悠久
余姚与茶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
在余姚的民间流传着这么一个小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在深山一老茶农家，有一只奇特的杯子，不放一叶茶叶，只要把滚烫的水往杯子里一冲，喝起来便有甘醇的茶香，客人忙问这是什么空杯，老茶农笑答是大茶（茗）树根雕凿的。
何谓“大茗”？又是否真有这种甘甜可口，一喝便让人陶醉的奇特植物？余姚市志上有这样的记载：陆羽在《茶经》中，引录了《神异记》关于余姚瀑布山有大茶树的记述（译文）：“余姚人虞洪到了瀑布山，遇见一位道士，牵着三头青牛。这个道士带着虞洪到了瀑布山，对他说：‘我是丹丘子，听说你很会煮茶，常想请你送给我品尝，这山里有大茶，可以供你采摘，以后你有多余的茶水，请给我一些品尝。’虞洪就用茶来祭祀，后来经常叫家人进山，果然采到了大茶。”
陆羽记载名茶产地的《茶经·八之出》中，还有余姚产大茗的记载：“越州余姚县生瀑布泉岭，曰仙茗，大者殊异。”但由于没有其他史籍记载，余姚产大茗一事一直未能得到证实。
2008年7月，余姚市茶文化促进会的几位会员上梁弄镇道士山考察，发现了两棵高度超过三米的古茶树，长在坡度超过60度的近山顶处。由于受年初雨雪冰冻天气影响，古茶树虽然已倒地，但是依然鲜活，这两棵古茶树根部直径大于13厘米，主干高度达3.55米，比通常灌木类茶树高好几倍，而在古茶树左侧十余米处还有一个古茶树树根遗存，断口处抽出了新芽。据河姆渡博物馆馆长熊巨龙介绍，茶树长这么大，树龄至少在200年以上。
道士山大茗的重要发现，充分证实了《茶经》中瀑布岭有“仙茗，大者殊异”的记载的真实性。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而今，在余姚，无论是产茶区还是不产茶区，家家户户几乎都备有绿茶确是不争的事实。家里来了客人，泡一杯茶是最基本的礼仪，而自家闲时也养神品茶，独特其中。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制作工序也更为讲究，分为杀青、轻揉、二青理条、炒干四道工序。这四道工序原本是梁弄白水冲村保留的民间传统的制茶工艺。前不久，余姚的瀑布茶制作技艺还被列入宁波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茶树和利用茶树的国家，大量的历史资料和近代调查研究材料，都证明了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
茶树原产于中国，原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824年，驻印度的英国少校勃鲁士(R.Bruce)在印度阿萨姆省沙地耶(Sadiya)地方发现有野生茶树，于是，国外有人以此为证对中国是茶树原产地提出了异议。从此，在国际学术界开展了一场茶树原产地之争。国外学者中有代表性的论点主要四个。即中国说、印度说、无名高地说和二源说。
历史告诉我们，当印度人还不知种茶和饮茶，更不知道印度有茶树的时候，我国发现茶树和利用茶树却已有数千年历史了。只是到了1780年，英国人和荷兰人才开始从中国输入茶籽在印度种茶。
近几十年来，中国的茶学工作者又从地质变迁和气候变化出发，结合茶树的自然分布与演化，对茶树原产地作了更为深入的分析和论证，进一步证明了中国西南地区是茶树的原产地。
从茶树的自然分布看，茶树所属的山茶科山茶属植物起源于上白垩纪至新生代第三纪，它的分布在劳亚古大陆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中国的西南地区位于劳亚古大陆的南缘，在地质上的喜马拉雅山运动发生前，这里气候炎热，雨量充沛，是当地热带植物区系的大温床。全世界山茶科植物共有23属计380余种,而在中国就有15属，260余种，且大部分分布在云南、贵州和四川一带。已发现的山茶属约有100多种，在云贵高原就有60多种，其中茶树种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山茶科、山茶属植物在我国西南地区的高度集中，表明我国的西南地区就是山茶科植物，也是山茶属植物的发源中心，当属茶的发源地。
从地质变迁看，西南地区有川滇河谷和云贵高原，近100万年以来，由于河谷的不断下切和高原的不断上升，绝对高差达50006500米，从而使西南地区既有起伏的群山，又有纵横交错的河谷，地形变化多端，以致形成了许许多多的小地貌区和小气候区。这样，原来生长在这里的茶树，逐渐分置在热带、亚热带和温带气候之中。从而使最初的茶树原种逐渐向两极延伸、分化，最终出现了茶树的种内变异，发展成了热带型和亚热带型的大叶种和中叶种茶树，以及温带型的中叶种和小叶种茶树。
同时，自第四纪以来，云南、四川南部和贵州一带，由于受到冰河期灾害较轻，因而保存下来的野生大茶树也最多。并且既有在右种、中叶种和小叶种茶树，又有乔木型、小乔木型和灌木型茶树。植物学家认为:某种植物变异最多的地方，就是这种植物起源的中心地。中国西南三省，是茶树变异最多，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当然是茶树起源的中心地了。
从茶树的进化类型看，凡是原始型茶树比较集中的地区，当属茶树的原产地所在。茶学工作者的调查研究和观察分析表明，我国的西南三省及其毗邻地区的野生大茶树，具有原始型茶树的形态特征和生化特性。这也证明了中国西南地区是茶树原产地的中心地带。
唐代陆羽在《茶经》巾写道：“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他还引用《神农食经》中的说法，认为经常饮茶，可以令人精力充沛，身心舒畅。可是关于神农氏的事情离现在太过遥远，很可能只是个传说而已，况且《神农食经》到底是谁在什么时候写的，目前已经无从查考。因此，饮茶开始于神农氏的说法，不是确凿之事。根据现有的可信历史资料来看，首次提到有关茶的人物可能就是周武王姬发了。
按照《华阳国志·巴志》所写，大概在公元前1025年的时候，周武王统率周军及诸侯讨伐殷商的纣王之后，就把他的一个宗亲封在了巴地。巴地的王作为诸侯，按照制度应当向周武王（天子）进贡。《巴志》里面列举丁一份巴地进贡的“贡单”，里面有五谷六畜、桑蚕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等。
这些贡品在当时都是非常珍贵的。而巴王进贡的茶则是珍品中的珍品。《巴志》在这份“贡单”的后面还作了特别的注释：“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支，蔓有辛萄，园有芳翦香茗”。这个进贡的茶并非深山老林的野茶，而是人工培植在茶园里的香茗。
《华阳同志》在我国保存到今天的所有方志中是最早的一个，其作者为东晋时期的常璩，字道将，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东南）人。他治学态度严谨，和司马迁一样既博学、义注重实地考察，这部书就是他根据大量的资料写成的，有十二卷之多。
至于周武王接受了包括在贡晶中的茶是用来品尝，还是作药用，或者是用作其他别的用途，到目前还不知道。可是如果研究一下《周礼》这本书，也许还可以探求出这茶的其他用处。《周礼·地官司徒》写道：“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荼”就是古代的“茶”字，掌荼这个事情在编制上竟然占用了二十四人之多，那它到底是用来来做什么的呢？这本书又写道：“掌荼，掌以时聚荼，以供丧事：征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原来如此，茶在当时不只是用来满足口腹之欲，而且还是邦国在举行丧葬大礼时候所不可缺少的祭品，因此才有必要专门设置一班人来掌管。
另外，《尚书·顾命》里面写道：“王（指成王）三宿、三祭、三诧（即茶）”。可见在周成王的时候，茶已经代替了酒成为祭祀用品。根据上述分析，茶在三千年前的周代之时，就已经取得了非常高的地位。这就可以解释《诗经》里面“荼”字何以屡屡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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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水平的逐步上提，茶文化、茶健康、茶艺术等等与茶有关的相关字眼也日趋地深入民心，近几年来，购茶、享茶、品茶更是风靡全球。茶，不再仅仅是一种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健康养生，更是一种品位和时尚的提升。也因此，一时间，茶叶市场逐步升温，茶叶户迅速增多，面对新生的市场，那些茶企的成败就变成一种必然。所谓的优胜劣汰，在众多的茶企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当然市场的规则也纵然会促使那些有着深厚制茶基础，传承悠久茶史，及时更换时代模式的茶叶户脱颖而出！太湖山茶园即是其中托起之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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