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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唐代宫廷鎏金茶碾
巩县窑唐白瓷茶碾
在唐代，人们饮用茶类主要以饼茶为主，饮茶前需要先将饼茶碾成细末，方可煎茶，否则很难将茶汁煎出来。茶碾的作用，就是将饼茶碾成细末，是煎茶用的一种器具。
这件巩县窑唐白瓷茶碾，由碾槽，碾轴两部分组合而成。此器长24.2厘米，宽4.1厘米，深2.8厘米。碾槽整体呈长方形，中部有一窄长弧形的沟槽，碾茶时能使碾轴在沟槽内来回转动。关于碾轮，陆羽在《茶经》中称其为“堕”，呈车轮形，中间厚，边缘薄。碾轮中部有一圆孔，可穿木。可惜轴木已无存。
唐代诗人元稹《茶》诗曰：“茶。香味，嫩芽。慕诗客，爱僧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铫煎黄蕊色，碗转曲尘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将至醉后岂堪夸。”诗中在谈到煎茶时，用白玉雕琢的碾把饼茶碾成末，用红纱茶罗过筛，再入茶铫煎茶，注入茶碗，茶汤泛起黄花“饽沫”，终成清香美茶。
碾是唐、宋及其以前煎饼茶不可或缺的重要器具。
这件瓷茶碾，与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宫廷用的鎏金壶门茶碾相比，无论是做工和造型，还是原料和饰纹，都要略逊一筹；但与陆羽《茶经·四之器》中提及的民间茶碾——“用橘木制成，其次为梨、桑、柘木制成”相比，又略胜一筹，是一件颇有代表性的碾茶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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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宗始创茶税
在盛唐时期出现了饮茶的空前盛况，王公朝士，无人不饮，无日不饮。那时除了四川和江南地区外，黄河中下游地区饮茶之风也十分盛行。在交通沿线，到处都摆有茶摊、茶铺，任何人只要投钱就可饮，非常方便。于是江南所产的茶源源北上，而中原地区甚至黄河以北地区也出产名茶了。
一次，唐德宗在朝臣们的议论中，看到了茶和盐、糖一样成百姓日常所需之物，对其征税的时机已经成熟。
唐德宗李适（742-805年）为唐朝第十位皇帝。德宗即位时，安史之乱平定还不久，天下仍然动乱。德宗颇想励精图治，然而朝廷势弱，要想扭转局势，就要加强兵力，加强中央集权，这些都需要钱。因此他废除了租庸调制及所有的苛捐杂税，实行两税法，按户等征居人之税，按十地征田亩之税，每年夏秋两次征税。这种变革适应了上地集中、贫富不均的现实情况，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建中四年（783年），户部侍郎赵赞鉴于饮茶风气已然形成，于是向德宗提议征收茶税。德宗很快同意了，就在这年开始对茶叶征税，茶税是由负责对盐铁征税的盐铁转运使负责征收的。茶税之法自此确立，后来历朝历代逐步修订，渐趋完善。
就在茶税开始征收的第二年，凼为改元为兴元（784年），需要大赦天下，因此新开征小久的茶税也被免除了。九年以后的贞元九年（793年）茶税才恢此新开征小久的茶税也被免除了。九年以后的贞元九年（793年）茶税才恢复征收，征收荣税的税场设在产茶的州县和茶山外商人所经要路，每年获得财政收入有四十万贯，茶税一下子成了国家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
唐德宗征收茶税，虽然获得了滚滚财源，可是却造成了不良影响，甚至有些人为此付出了生命。当时的益昌（今四川昭化）的地方官叫何易于，当开征茶税的诏令送达他手中后，他就深陷两难的困境中，他知道益昌是个穷地方，就算不征茶税这里的百姓也都快活不下去了，若要再强征什么茶税，那百姓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何易于考虑再三，就让小吏将诏令搁置不执行，可是谁都知道，不执行诏令，那是要杀头的啊！
小吏想了一下说：“如果让我来替你顶罪，你会不会被免除被流放的罪责？”何易于却说：“我既然不为了自身一命而使百姓们受害，又怎么会让你们替我顶罪呢？”于是他就自杀了，自杀的方式是人们想不到的——自焚。
何易于的上司在平时就对他非常赏识，在他死后也没有上本参劾他。何易于是由茶税之法引出的第一个死难者。
《茶山》
------唐杜牧
山实东南秀，茶称瑞草魁。
剖符虽俗吏，修贡亦仙才。
溪尽停蛮棹，旗张卓翠苔。
柳村穿窈窕，松径度喧hui。
等级云峰峻，宽平洞府开。
拂天问笑语，特地见楼台。
泉嫩黄金涌，芽香紫璧裁。
拜章期沃日，轻骑若奔雷。
舞袖岚侵润，歌声谷答回。
磬声藏叶鸟，云艳照潭梅。
好是全家到，兼为奉诏来。
树荫香作帐，花径落成堆。
景物残三月，登临怆一杯。
重游难自克，俯首入尘埃。
[注]茶山，在唐湖州长城县(今浙江长兴县)顾渚山。地处太湖西岸，盛产紫笋茶，入品陆羽《茶经》，称其为茶中上品。据《吴兴县志》载：唐代中期大历五年(770)，在顾渚源建草舍三十余间于此造茶。至德宗贞元十七年(801)，湖州刺史顾词以为院宇隘漏，建寺。以东廊三十间为贡茶院，专司造贡茶。按唐制每岁春三月采制第一批春茶时，湖、常二州刺史都要奉诏赴茶山督办修贡事宜。这首《茶山》诗，即是诗人在湖州刺史任内，作于宣宗大中四年(850)春三月。
政和年间(1110年-1118年)，宋徽宗赵佶已经在位十多年了，他还记得有一年的十月初二，文武百官在集英殿为他贺寿，当时辽国、大夏国、高丽也派遣了使者参加。这样盛大的场面吃的却很简单，每人面前除了饭前的几种看食外，只有几个小碟子，摆着生葱、韭、蒜和醋。下酒菜虽有多道，但也很简单，九盏酒后便上主食，最后曲终席散。这与唐代流行的奢华盛宴相比，简直寒酸得可怜！难道赵佶知道节俭治国的道理？其实不然，在位的这些年，他足足花掉先帝辛苦积攒下来70%的国库，典型的一个败家子。真正的原因在于先辈们留下了节俭的祖训，他不敢越制罢了。
既然在饮食上不便讲究，赵佶便在饮食的器皿上下工夫。他喜欢欣赏看食，这是一种工艺菜，用北宋官窑、汝窑、定窑、钧窑的精美瓷器盛装，相得益彰，可以刺激食者的胃口。不仅如此，他还羡慕苏东坡、蔡君谟等文人们斗茶茗战的佳话，常常邀请蔡京等宠臣斗茶。
宋代的茶叶是制成半发酵的膏饼，饮用前先要把膏饼碾成细末放在茶碗内，沏以开水，因此称为点茶法。由于点茶技艺性、表演性强，自唐末五代起，就从福建兴起一股斗茶之风。赵佶熟知斗茶胜负的标准主要是色与浮。色，以茶汤面色鲜白为上。点茶之色，一般有纯白、青白、灰白、黄白数种，以纯白为上。而斗浮比斗色更见功夫。斗浮即要乳花浮起后着盏不落，先露水脚，水痕先出者为负。斗茶最重烹新斗硬要咬盏，要使乳花像固体那样咬住盏壁，凝而不动。这就对茶具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当时福建建窑烧制的一种黑釉茶盏，釉面呈条状结晶纹、细如兔毛的，被称为兔毫釉。兔毫有黄、白两色，称金兔毫、银兔毫。赵佶喜欢银兔毫，觉得白色的兔毫映衬在青黑釉色上，显得格调品位更胜一筹。为此，建窑专门为皇家烧制了供御和进盏的瓷器。
这座位于福建省建阳县水吉镇的窑场，从晚唐、五代始烧青瓷，其胎质为乌泥色，由于宋代斗茶的盛行，建窑改以生产黑釉茶盏为大宗。聪明的窑工经过无数次的反复实践，利用釉中所含氧化金属的呈色原理和窑温火焰的机理，烧出了富有变化的结晶釉和窑变花釉，有的在黑色釉地上呈现出条状和油滴状结晶，有的烧出窑变花釉如玳瑁，有的把剪纸图案烧在釉内，此外，在黑釉上用刻花、划花、剔花、印花装饰技法予以美化，使建窑的产品丰富多彩。当时很多日本僧人到中国留学，将建窑的黑釉产品带回国，对日本陶瓷艺术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
宋，就是最早的极简！
宋人喜好斗茶及使用黑釉瓷茶盏，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也是宋朝推崇理学、儒学，文人雅士崇尚自然含蓄、淡泊质朴风格的反映。黑釉瓷茶盏尤其是兔毫盏作为一种物质载体，是纯洁、中和、清明的象征，其安静的色泽中折射出的深邃意境则既能给当时的人们带来生理上的享受，又能融入精神文化生活中，成为一种艺术追求。加之宋人崇尚以茶养生，受理学思潮的熏陶，重视人的内省，通过人内心的沉思，达到人心里的进化。而庄严肃穆、如面壁参禅式的斗茶，恰好反映了宋代重视内省功夫的时代精神和心理素质。故而也就受到帝王的喜好。
上行下效，促使建窑黑釉瓷茶盏大量生产，更多的瓷窑烧造黑釉瓷茶盏。而兔毫盏便是建窑黑釉瓷茶盏中的代表。《中国陶瓷古籍集成》：建安所造黑盏，纹如兔毫。然其毫色异者，土人谓之：毫变盏。其价甚高，且又难得之。当时文人墨客对黑釉兔毫盏的记录中也可看出：蔡襄《茶录》下篇：茶色白，宜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祝穆《方舆胜览》卷十一：兔毫盏，出瓯宁之水吉然其色异者，土人谓之毫变盏，其价甚高，且又难得之。欧阳修《和梅公仪尝茶》：喜共紫瓯今宜酌，慕君潇洒有余情。
建窑黑釉瓷茶盏尤其是兔毫盏在北宋晚期至南宋鼎盛一时，具有极强的时代特色，这与建盏自身的特性、斗茶的需要以及当时上层社会的喜好是分不开的，它在宋朝的兴盛也在情理之中。《中国陶瓷》：斗茶的风习，始于宋初，徽宗朝为盛，南渡以后衰歇。此与建窑烧制御用兔毫盏的时间，也大致相当宋代建窑黑瓷的突然兴起与宋代上层社会饮茶、斗茶风尚有直接关系。
就北宋和南宋两代，建窑黑釉器的生产工艺精湛，影响颇为深远。宋代闽北和闽东的大批瓷窑都纷纷追慕效仿，像南平、建瓯、松溪、蒲城、崇安等地，都烧制过建窑风格的黑釉瓷器。它的影响还远及江西、四川、浙江、山西等地。江西吉州窑的鹤鸽斑是最为名贵的品种之一，可与建窑兔毫盏齐名，为时人争购，为后人珍藏。
总之，受当时社会上的侈靡之风影响，宋朝茶具走向了一个极端，变得非常讲究，同唐朝的质朴相反，违背了茶圣陆羽的初衷。人们不但在乎茶具的功用、外观和造型，而且更看重其质地，由前朝的陶或瓷，发展为玉、金、银或漆器，并相沿成风，日趋奢侈。
至明代初年，废团茶而代之以散茶，冲泡散茶的饮茶法代替了碾末而饮的点茶法，斗茶之风也渐趋消失，曾经盛行一时的建窑黑釉盏，也就慢慢的退出了历史舞台。而黑釉盏中的珍品兔毫盏，由于其烧制技术要求较高，伴随着斗茶文化的衰落，也随之日渐减少，最终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
饮茶在盛唐时期出现了空前的盛况，王公朝士，无不饮者，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当时除了四川地区和江南地区茶风日盛外，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也是盛行饮茶，大凡交通沿线，随处都有茶摊、茶铺、不分道俗，投钱可饮，十分方便。江南各地的茶则源源北上，舟车相继，所在山积。不只江南和江北产茶，中原地区以至黄河之北也出产名茶了。
这时，有一位皇帝在大臣们的议论中，看到了茶已与盐、铁一样为百姓日常所需，有利可图，便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茶税征收。这位皇帝就是唐德宗李适。
唐德宗李适(742年-805年)是唐朝第十代皇帝。大历十四年(779)唐代宗李豫死，李适即位。在即位之初，唐德宗就颇思励精图治。当时安史之乱平定后不久，天下依然纷乱，朝廷势弱。为了改变这一局势，必须强兵强政，加强中央集权。唐德宗宣布废除租庸调制及一切苛杂，实行两税法，按户等征居人之税，按土地征田亩之税，每年夏秋两征。这一新税制适应了土地集中、贫富不均的情况，具有进步意义。
建中四年(783年)，户部侍郎赵赞敏锐地看到，饮茶的风气已在百姓中普遍形成，便向德宗提议征收茶税，十税其一。德宗很快就采纳了这一建议，于这年开始对茶叶征税，由负责对盐铁征税的盐铁转运使主管茶务。当时除茶之外，还有漆、竹、木等也被列为征税对象。茶税之法从此被建立起来，以后历朝历代多有修订，逐渐完善。
唐德宗开始征收茶税后的次年，由于改元为兴元(784年)，大赦天下，大摆阔气，干脆把新开不久的茶税也免了。直到
九年以后的贞元九年(793年)才恢复了茶税的征收，在产茶的州县和茶山外商人所经要路设置税场，每年即得钱四十万贯，茶税一举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
唐德宗茶税一征，财源滚滚，却不知有人因此付出了生命。当时的益昌(今四川昭化)令叫何易于，开征茶税的诏令下达后，使他陷入了两难的困境，因为益昌是个穷困之地，不征茶税这里的百姓已不太活得下去，若要再强征什么茶税，百姓必定是死路一条。何易于对这首诏令审视再三，便叫一小吏把诏令搁置一边，不征茶税。但他们非常清楚，违拒诏令，这是要杀头的罪!
小吏思虑再三说：如果我来顶罪被杀头后，你能否免除被流放之罪?
何易于却说：我既然不以保全自身一命来移害于百姓们，也决不会让你们来为我替罪。言罢，他做出了令人决不可想象的举动：自焚。
何易于死后，其上司因平时对他颇为赏识，也就没有再上本参劾他。
这是由茶税之法引出的第一个死难者。
两汉时茶就从巴蜀传到了长江中游，三国时传到长江下游。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茶叶有了一定的种植面积，茶已逐渐成为饮茶之地人们的日常待客之物，还出现了以茶为祭的风俗，茶文化活动亦开始萌芽。此时除僧人素有饮茶之风、道家以茶为养生修行之外，饮茶也从普通百姓上升到I：层社会，特别是走入文化人当中，淸谈家们就以茶为助兴醒思之佳品。
随若茶的发现，茶文化开始形成，人们对茶的美有了最初的认识：
茶味甘怡，充饥解渴给人类带来的美感。
许慎的《说文解字》写道：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人们最初对茶的美感是来自茶可以解渴充饥这一功效。可以想象，人类在为寻找食物来维持生命的阶段，在山野采摘各种植物的叶子咀嚼尝试。当找到可以食用的植物时，心情必定是愉悦的。虽然那时还没有美、愉悦这样的文字，但这种情感已经存在了。
茶能治病健身的功效给人类带来的美感。
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表明人类对茶的治病功效有了明确的认识。在人类有了农耕生产之后，便开始寻求治病防病的方法。在不断的寻求过程中，茶具有的解毐、健身、益寿的功效逐渐得到人类的认识。当人们面临疾病时，能除去病痛就是最美的体会。
茶为祭品蕴含者人类对茶的祟拜美，这些对茶之美的原始认识正是茶美学思想发端之源。
当人类还处在蒙昧阶段时，容易将一些可以带来益处或是带来灾难的事物神化，这从中国古代的诸多神话传说以及种种的祭祀仪式中可以窥见一斑，而茶因其独特的功效，被人们认为是未知世界的神秘力最，从而对其产生了原始的祟拜美。至今，湘西土家族还保留有茶神祭的风俗。
陆羽是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出生于湖北天门，上元元年（760）随诗僧皎然来到湖州，上元元年至二年（760-761）寄居湖州杼山妙喜寺，其间着成《茶经》三卷初稿。大历十年（775），陆羽43岁时，湖州青塘别业建成，陆羽着手修订《茶经》三卷，至建中元年（780）付梓。后来陆羽外出调查，于贞元八年（792），60岁时回到湖州青塘别业，继续研究茶事，直至72岁病逝。可以说，湖州是陆羽的第二故乡。陆羽在《茶经八之出》列出了全国八大产茶区域，叙述至浙西产茶区时称：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润州、苏州又下。湖州，生长城县顾渚山谷生安吉、武康山谷。
陆羽是一位善于品茶、善于鉴别茶叶品质的人，他对浙西产茶区各地产的茶叶进行比较后认为：湖州的茶叶品质最好，超过了常州、宣州、杭州、睦州、歙州、润州和苏州的茶叶。考察了顾渚山紫笋茶后，陆羽认为：紫笋茶品质芳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于是，紫笋茶成为唐代最着名的贡茶。
湖州是唐代有名的古茶都，据唐义兴（宜兴）县《重修茶舍记》记载，贡茶院的修建，是常州刺史李栖采纳陆羽意见，将阳羡茶进贡皇帝后引起。唐大历五年，湖州长兴顾渚山开始建贡茶院，并于贞元十六年建成。
当时，唐代的贡茶制度有两种：一种是选择茶叶品质优异的地方，每年定额上贡。一种则是以顾渚山贡茶院为代表的官焙制度，即由官府直接专门设立御用焙茶作坊。除朝廷指派京官管理外，当地的州官也有监督之责。
役工三万，工匠千余，累月方毕。这是对采制贡茶场景的描述，可见顾渚山贡茶院规模宏大，人员众多，职责分明，管理严密。据了解，这些役工主要是和雇匠，和雇劳动是唐代官办工业的劳动力来源之一，即政府控制一批专业户，按社会上一般工资水平雇用，名誉上是两厢情愿的工资劳动者，析以称为和雇匠。朝廷对和雇匠较重视，为了防止官吏克扣他们的工资，曾三令五申严加防范。
大唐顾渚山贡茶院年年朝贡，岁有定额，鬻有禁令，《嘉泰吴兴志》记载，当时的贡额不断增加，由几千斤增到一万八千四百斤，并规定第一批新茶要赶上皇宫清明宴，其余限4月底全部送到京都长安。每年谷雨前，皇帝诏命湖长两州刺史督造贡茶，并在顾渚山啄木岑建境会亭，共商修贡事宜和鉴评贡茶品质，官员云集，张灯结彩，载歌载舞，盛况空前。龙袱包茶，银瓶盛水，限定清明前将贡茶送到长安。如制作不精，运送不及时，是要治罪的。文宗开成三年（838），湖州刺史裴元，便因贡不如法，贡茶制作不精而罢官。
大唐贡茶院后毁于火灾，然而，当年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和牡丹花笑金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的恢弘场面，仍清晰记录着当年茶文化的盛况。
最初，茶是作为药品被鉴真带到日本的。那时的茶，可能是被称为砖茶的中国古茶，边咀嚼边喝热水，因为是咀嚼茶，所以叫做吃茶。
这样的砖茶传到日本以后，被日本人研磨碎了，作为抹茶喝，平安朝的日本人大都喝这种抹茶。喝茶可以提神，禅师修行疲倦时，便喝茶。久而久之，喝茶就成了禅师修行的法门，茶与禅，结下了不解之缘。
后来，到中国留学的僧人弘法大师从中国带回茶种。于是，有了本土化的山城栂尾茶和大和室生茶。茶认同湿气大的土质，于是便在日本生长起来。
《日本后记》卷二十四，言嵯峨天皇于弘仁六年（815）四月癸亥（二十二日），路过崇福寺、梵释寺，大僧都（僧官）永忠率众僧奉行，皇帝降舆，升堂，礼佛，赋诗，大僧都永忠亲手煎茶奉御。此为日本最早的饮茶文献。次年，永忠和尚便圆寂了，而嵯峨天皇却留下饮茶诗篇：吟诗不厌捣香茗，乘兴便宜听雅弹；避景追风长松下，提琴捣茗老梧间。天皇、永忠一行，于长松老梧间，吟诗弹琴，山木之烟火，山泉之水汽，山茶之香味，袅袅然，化作茶烟，远离市井，起于林泉寺院。
当时，茶作为时尚，还没有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平安京东西市贩卖的物品目录中没有茶，茶被看作是风雅之事，茶的药效还鲜为人知，被淹没在流行的大抵闲人只爱茶里了。菅原道真有诗云：茗叶香汤勉饮酒，莲花妙法换吟诗。可见，作为唐风之一的茶文化，主要还是在文人和僧人的小圈子里开花，遣唐使中断以后，唐风稍息，而国风兴起，茶文化就更难以大众化了。
宋代，随着中日两国民间贸易增加，日本僧人又复兴了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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