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古代明清制茶工艺介绍”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古代明清制茶工艺介绍”相关知识！
明代改兴叶茶，采用炒青制法，大大增进了绿茶的色、香、味，是我国制茶技术上的又一次重大发展。之后相继出现了晒青、烘青，再发展到全炒。随着制茶技术的成熟，劳动人民通过控制茶叶不同发酵程度，引起茶叶内含物质的变化，出现了黄茶、黑茶、白茶、红茶、乌龙茶等多种茶类，至明末清初六大茶类基本齐全，一改明代以前单一绿茶类的局面。
反映明代炒青制茶工艺的记载有张源的《茶录》：“新采，拣去老叶及枝梗碎屑。锅广二尺四寸，将茶一斤半焙之，候锅极热始下茶。急炒，火不可缓。待熟方退火，彻入筛中，轻团那数遍，复下锅中，渐渐减火，焙干为度。……火烈香清，锅寒神倦。火猛生焦，柴疏失翠。久延则过熟，早起却还生。熟则犯黄，生则著黑。顺那则甘，逆那则涩。带白点者无妨，绝焦点者最胜。”许次纾的《茶疏》也有类似记载：“生茶初摘，香气未透，必借火力以发其香。然性不耐劳，炒不宜久。多取入铛，则手力不匀，久于铛中，过熟而香散矣。甚且枯焦，尚堪烹点。炒茶之器，最嫌新铁。铁腥一入，不复有香。尤忌脂腻，害甚于铁……炒茶之薪，仅可树枝。不用干叶。干则火力猛炽，叶则易焰易灭。铛必磨莹，旋摘旋炒。一铛之内，仅容四两，先用文火焙软，次加武火催之。手加木指，急急钞转，以半熟为度。微俟香发，是其候矣，急用小扇钞置被笼，纯绵大纸衬底燥焙，积多候冷，入瓶收藏。”罗廪的《茶解》亦有炒茶过程的详述。这些记载表明明代的制茶工艺中已广泛使用高温杀青的炒青制法，史料记载的关于炒青火候的掌握，炒茶的手法、投叶的数量，特别是防焦、防沾染异味、防吸收水分等方面，都还具有现实意义。
西湖龙井茶是炒青绿茶的代表。明代开始崭露头角、名声鹊起。明嘉靖年间的《浙江通志》记载：“杭郡诸茶，总不及龙井之产，而雨前细芽，取其一旗一枪，尤为珍品，所产不多，宜其矜贵也。”明万历间的《钱塘县志》有“老龙井茶品，武林第一”的记载。明代李日华《紫桃轩杂缀》：“龙井味极腆厚，色如淡金，气亦沉寂，而咀咽之久，鲜腴潮舌，又必借虎跑空寒熨齿之泉发之，然后饮者领隽永之滋，而无昏滞之恨耳。”清人陆次云《湖埂杂记》：“饮过后觉有一种太和之气，弥沦乎齿颊之间，此无味之味，乃至味出。” 除了炒青绿茶，亦有晒青绿茶、烘青绿茶和早前便有的蒸青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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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唐代（公元618～904年）全国的茶产地已达13省，制法均以蒸青团茶为主。各地的名茶不下四五十种，其中以蒙顶的“黄芽”及顾渚的“紫徇”最为有名。
据陆羽《茶经》记载：当时的茶叶可分为角茶（即粗茶）、散茶、末茶及饼茶四类，各类均有其不同泡法，若依其形状可归纳为八等级：胡鞭型、牛臆型、浮云型、指水型、膏土型、地潦型，此六型均属精制上级品，义竹香型及霜荷型可归粗老之下级品。
到了宋代，饮茶之风更为普遍，民间的名茶不下百余种，其制法已由蒸青“团茶”发展到蒸青“散茶”。据《文献通考》记载：依其外形不同，分为三类：（1）片茶，如龙凤、石乳分十二等；（2）雨前、雨后分十一等；（3）脑茶，如脑面等分十二等。
散茶为宋代的产品，所谓“唐重阳羡，宋崇建州”，建州即福建省建宁府，如今的建瓯、建阳、崇安、政和等县。
由于宋徽宗（公元1101～1126年）爱好品茗，不惜重金奖赏，以寻求新颖的贡茶。在其所著的《大观茶论》中，亦谈及新茶，二十种中，以建溪的白茶品质最优。所谓白茶，亦是朱子安著《东溪试茶录》中所称：贡茶七等之首——白叶茶。此白茶，依作者的推断，应是福建白茶，以及台湾省高级乌龙茶的前身。所不同者当时是采用绿茶的制法而成。
宋代所产名茶，除福建武夷的“龙团”、“粟粒”及“铁罗汉”外，尚有绍兴的“日铸”，婺源的“谢源”以及隆兴的“双井”，皆属绝品。
到了元朝，团茶渐被淘汰，散茶大为发展。依茶青鲜叶老嫩的不同，分为两类：芽茶如“探春”、“紫徇”、“柬尖”等；叶茶如“雨前”、“雨后”。
元朝（十二世纪末），福建、浙江等地绿茶的制法，已由蒸青变为炒青，以提高其香味。也有人说炒青绿茶为明朝朱元璋所发明，因为他曾竭力倡导发展“炒绿”。
到明朝，不但绿茶的制法有所改革，连其他的“白茶”、“青茶”、“黄茶”、“黑茶”以及“红茶”，均有突破性的发展。
公元1591年许次所写的《茶疏》中云：江南之茶，唐人首重阳羡，宋人最重建州。如今贡茶，两地独多，阳羡仅有其名，建茶亦非最上，惟有武夷。
程雨亭积极鼓励学习、推广西方人制焙之法。西方人不喜欢中国手工搓制的红茶，于是程雨亭建议购置碾压机器做红茶。但国人不会用机器，请洋师傅花费又很多。昔年英国人戈登、福琼来中国四处寻找茶工以帮助英国，现在风水轮流转，到了茶叶故乡向英国人学习制茶之时。程雨亭很欣赏朋友对他的劝告：振兴茶务，宜拨巨款，派商出洋，学习泰西制焙之法。一面速购机器，翻然更新。
1905年，两江总督周馥派江苏道员郑世璜，带领一群人远赴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考察茶业，这群人中有在浙海海关担任副使的英国人，也有翻译、茶工等。四个月后回国，写出了《考察锡兰、印度茶务并烟土税则清折》、《改良内地茶业简易办法》等禀文。
郑世璜带着问题去考察，他看到，华茶落后，有自身不思进取之问题，也有客观原因，其根本在于机器与手工的生产力截然不同。
1907年，郑世璜在江南商务局的支持下，在南京紫金山霹雷涧创办了江南植茶公所。他把从印度、斯里兰卡所学到的经验落实在南京，江南植茶公所对中国后来的茶园影响深远，今天我们看到整齐有序，条块分割，中间有茶沟的茶园，就来自于郑世璜昔年的推广。但这个公所因辛亥革命被中断，今天踪迹难觅。
1910年，上海《大同报》主笔英国人高葆真摘录翻译了英国人高怡所写的《种茶良法》，主要便是围绕茶园种植技术。高葆真回顾了华茶进入到英国的历史，也道出了华茶由盛而衰的原因。他总结为三点：一是华茶无统一经营，小商家往往见小作伪，不顾大局，常有徇私舞弊作风；二是华茶制作过程不干净，与他国卫生之法相悖；三是华茶味淡薄，华茶一磅，仅能烹五加仑水，而印度茶，加水七加仑半都还味尚浓。
反观1877年胡秉枢为日本人所写的《茶务佥载》，种茶部分匆匆带过，却建议日本绿茶也加滑石粉，因为绿茶易受潮，不能长期储存，海运后易生霉变。在谈到红茶时，他提出的建议多与人性有关，比如贿赂女工、看紧掌秤人，都与人的劣根性有关。
而郑世璜在印度看到的是偌大的工厂，不过十几个工人。机器制造，规避了太多人为的因素。
程雨亭有一个观点很有意思，他认为西方的所谓以碾压成法，是中国的旧制制茶法。他找到的依据是，《明史食货志》八十卷上说的旧皆采而碾之，压以银板，为大小龙团。他慨叹，年久制茶手艺失传。西方之新法，不过是中国之旧法。程雨亭比较了锡兰印度茶与华茶的区别，认为锡兰茶较之华茶，色香味较胜，还耐泡。
中国茶不再扮演中国向世界输送物质与精神文明的角色。甚至，就连瓷器另一项华夏帝国的古老贸易，也因为欧洲找到替代品而同样走向衰落。直到某一天，中国惊讶地发现，我们一年茶叶的收入，还不及英国立顿公司一年收入的一半。
卢仝（约795—835年）唐代诗人，“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的嫡系子孙。祖籍范阳（今河北涿县），生于河南济源市武山镇（今思礼村），早年隐少室山，自号玉川子。
卢仝是韩孟诗派重要人物之一。朝廷曾两度要起用他为谏议大夫，而他不愿仕进，均不就。曾作《月食诗》讽刺当时宦官专权，受到韩愈称赞（时韩愈为河南令）。甘露之变时，因留宿宰相王涯家，与王同时遇害。 据清乾隆年间萧应植等所撰《济源县志》载：在县西北十二里武山头有“卢仝墓”，山上还有卢仝当年汲水烹茶的“玉川泉”。
卢仝好茶成癖，诗风浪漫，他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传唱千年而不衰，其中的“七碗茶诗”之吟，最为脍炙人口:“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茶的功效，和卢仝对茶饮的审美愉悦，在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人以诗名，诗则又以茶名也。卢仝著有《茶谱》，被世人尊称为“茶仙”。卢仝的《七碗茶歌》在日本广为传颂，并演变为“喉吻润、破孤闷、搜枯肠、发轻汗、肌骨清、通仙灵、清风生”的日本茶道。日本人对卢仝推崇备至，常常将之与“ 茶圣”陆羽相提并论。
如今在河南济源思礼村东口一碑亭里，还竖有“卢仝故里”碑。碑身正中有“卢仝故里”四个榜书大字，是清朝广东道监察御史刘迈园所题，两侧是“贤才工诗与日月同辉，德泽润野使荟草争妍。”
卢仝的七碗茶歌，在日本已经演变成茶道，因此卢仝在日本久负盛名。在抗日战争时期，“卢仝故里”碑曾震慑了日本鬼子，使全村免受涂炭。据说当年有一天，日本鬼子从南门进了村，一路烧杀抢掳还杀害了三位村民。不久，又一队鬼子兵从村外向村东门走来，准备再次进村抢掠。奇怪的是，当他们走到“卢仝故里”碑前却停下了，领头的鬼子军官端详了一番石碑上的字迹之后，竟弯腰向石碑鞠了三个躬，然后带领鬼子兵匆匆离去，村子因此免去了一场灾祸。这个故事让人心生感动，卢仝温和但强大的力量，竟能在千年之后化解战争，使凶残的侵略者躬身而退。
唐以前的饮茶，属于粗放煎饮时代，是或药饮、或解渴式的粗放饮法。到了唐宋以后，则为细煎慢啜式的品饮，以至形成了绵延千年的饮茶艺术。
至宋代时，以品为主的唐代煎茶发展成了“斗茶”，达到了更高的艺术性品茶的阶段。
宋代斗茶时，先把饼茶击碎成小块紫砂壶，并碾成细末，放入烫好的茶盏，再注入沸水调制成茶膏，然后用特制的茶筅（形似小扫把的工具），边转动茶盏，边搅动茶汤，使盏中泛起汤花，以比较茶汤的色、香、味。最后再品尝汤花，俱佳者获胜。是以“斗茶”来比赛茶叶的质量，比赛茶汤的色、香、味，比赛斗茶者的茶技、茶艺。
宋代的福建北苑为古代重要的产茶区。北苑茶叶质量优良，自南唐始即列为贡茶。至北宋太平天国初，为有别于民间产茶，特置“龙凤模”，以龙凤为型，制成团茶，即历史上有名的“龙团凤饼”，色、香、味均为上品，名冠天下。
当时的“大小龙团”为宋代着名贡茶。“大龙团”每八饼为一斤，创制人为丁谓，江苏苏州人；小龙团二十饼为一斤，创制人为蔡襄，福建仙游人。两人均在福建督造贡茶任上时创制。
始创于福建建安一带的斗茶，因其技巧性强，趣味性浓，不仅能给人以物质上的享受，更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愉悦。
南宋浙江绍兴茶区，在制茶方法上还开始出现了炒青法的雏形，改蒸为炒，改碾为揉，改研膏团茶为条形散茶，使茶叶的外形和内质都为之一变，为我国的绿茶产制打下了基础。
元代时，开始用鲜叶放在锅里蒸煮，以制成整片叶子的散茶，名日“蒸青散茶”。
至明代时终于出现了和今天一样的绿茶制法——炒青制法。茶叶的品饮法，也改煎饮为开水冲饮，成为喝茶史上的一大转折，遂开千古茗饮之宗。“取初萌之精，吸泉至鼎，一瀹便啜”，世代流传至今。当时以炒法加工的绿茶，已成为人们的主要品饮对象，花茶也渐渐在民间普及。明代有关饮茶的着作，约有上百篇之多。
至清代，乡村市肆茶馆林立，饮茶之风盛于明代，茶叶成为珍品，流行于官场士大夫和文人间，大量名茶应时而生。清道光年间，还先后发明了半发酵的乌龙茶和经过发酵的红茶，并出现了白茶，传统的紧压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而在制茶方法上，形成了我国茶叶结构的六个大类——绿、红、花、白、乌龙、紧压茶。
清代不论公事来往，还是私家应酬，客来献茶。端茶送客，已成为特定的礼节和排场。江浙广川等的茶馆，更与小食品、点心之类结合供应，又聘请说书、评弹等说唱艺人临场表演，发展成独具地方特色，乡土风味浓郁，呈平民气息的大众化交易、交际、娱乐场所。晚清时，更有一班落魄旗人，仍将饮茶装璜门面，在人前夸耀示富。而文人们则纷纷溶入了“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初更红。寻常一样窗前月，纵有梅花便不同”的意境。
点茶道蕴酿于唐末五代，至北宋时期发展成熟。点茶法（研膏团茶点茶法）鼎盛于北宋后期至明朝前期，亡于明朝后期，历时约600年。
点茶的程序为炙茶、碾罗、候汤、烘盏、击拂，其关键的是候汤和击拂。点茶法是在唐代阉茶法基础上发展而成的。陆羽《茶经》记载：“茶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者，乃斫、乃熬、乃炀、乃舂，贮于瓶缶之中，以汤沃焉，谓之阉茶。”阉茶的特点是投茶入瓶，以汤沃之。而点茶是由阉茶发展而来的，点茶沿阉茶之路向前走了一步，其烹茶步骤是将茶投入盏中，注入少量沸水调成糊状，谓之“调膏”，然后将沸水倒入深腹长嘴瓶内，再倾瓶注水入盏，或以瓶煎水，然后直接向盏中注入沸水，与此同时用茶筅搅动，茶末上浮，形成粥面。点茶的主要特点是：先将饼茶烤炙，再敲碎研成细末，用茶罗将茶末筛细，“罗细则茶浮，罗粗则末浮”。将筛过的茶末放入茶盏中，注入少量开水，搅拌得很均匀，再注入开水，用一种竹制的茶筅反复击打，使之产生泡沫（称为汤花），汤花越白越厚越好，达到茶盏壁不留水痕者为最佳状态。点茶法与唐代的烹茶法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不再将茶末放在锅里去煮，而是放在茶盏里，用瓷瓶烧开水注入，再加以击拂，产生泡末后再饮用，也不添加食盐，保持茶叶的真味。点茶法从宋代开始传入日本，流行至今。现在日本茶道中的抹茶道采用的就是点茶法。
点茶用片、散、末茶皆可，但要经炙、碾、磨、罗成茶粉。煎茶用茶末，碾、罗便可。点茶用茶粉，不仅碾还要磨。
点茶法的茶具有风炉、汤瓶、茶碾、茶磨、茶罗合、茶匙、茶筅、茶盏等。点茶法崇尚天目油滴盏、建州免毫盏，汤瓶，茶磨、托盏、茶筅是点茶法典型茶具。
点茶法主要有备茶（炙、碾、磨、罗）、备器、取火、候汤、熁盏、点茶（调膏、击拂）等。汤瓶置风炉上取火候汤，点茶水温为初沸或二沸，过老过嫩皆不好。熁盏令热，用茶匙量取茶粉入茶盏，先注汤少许，调成膏状，然后边注汤边用茶筅环搅，待盏面乳沫浮起是谓茶成。点茶法可直接在小茶盏中点茶，也可在大茶瓯中点茶，再用杓分到小茶盏中饮用。
中国饮茶到了明代，可以说是焕然一新。穷极工巧的龙团凤饼茶被条形散茶所替代，从碾磨成末冲点而饮，变革为沸水直接冲泡散茶而饮，开创了撮泡法。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明太祖朱元璋为减轻茶农的劳役，下诏令：“岁贡上供茶，罢造龙团，听茶户惟采芽茶以进。”
这里所说的芽茶，实际上就是唐宋时代已经有的草茶、散茶。明太祖下诏贡茶也按散茶制作，这在茶叶采制和品饮方法上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明代撮泡法的推行，得力于明太祖朱元璋对贡茶制度的改革。明代泡茶法虽比唐人煮茶、宋人点茶要简化便捷不少，但要泡好茶仍有许多讲究。
许次纾《茶疏》所述的撮泡法
火候：泡茶之水要以猛火急煮。煮水应选坚木炭，切忌用木性未尽尚有余烟的，“烟气入汤，汤必无用”。
选具：泡茶的壶杯以瓷器或紫砂为宜。茶壶主张小，“小则香气氤氲，大则易于散漫。大约及半升，是为适可。独自斟酌，愈小愈加”。
涤荡：泡茶所用汤铫壶杯要干燥清洁。“每日晨起，必以沸汤荡涤，用极熟黄麻巾向内拭干，以竹编架，覆而庋之燥处，烹时随意取用。修事既毕，汤铫拭去余沥，仍覆原处。”放置茶具的桌案也必须干净无异味，“案上漆气食气，皆能败茶”。
烹点：泡茶时的次序应为：先称量茶叶，待水烧滚后，即投于壶中，随手注水
入壶。先注少量水，以温润茶叶，然后再注满。第二次注水要“重投”，即高冲，以加大水的冲击力。
啜饮：细嫩绿茶一般冲泡3次。“一壶之茶只堪再巡。初巡鲜美，再则甘醇，三巡意欲尽矣。”中国茶的啜饮方式，从总体上说经历了煎煮、冲点和撮泡3个阶段。
日本茶人冈仓天心以艺术分类的术语，分别将此称为“茶的古典派”、“茶的浪漫派”和“茶的自然派”，倒也十分贴切。
明朝茶叶的突出发展，还表现在制茶技术的革新上。在制茶上，普遍改为蒸青和炒青，这对芽茶和叶茶的普遍推广提供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炒青这一类制茶工艺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这些工艺和认识，在近代科学出现之前，一直是中国乃至世界传统制茶经典性的工艺和认识，即使是现在，其许多工艺和技术重点，仍然沿用于中国各种名特和高档茶叶的制作过程中。明清茶叶的独兴于时，还表现在促进和推动了其他茶类的发展，除绿茶外，明清两朝在黑茶、花茶、青茶和红茶等方面，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明清芽茶、叶茶的发展，取决于其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外贸易的刺激和促进的结果。据统计，明清两代出茶书66种，唐宋包括元代仅仅32种，不到明清两代的一半，中国茶文化在明清仍是一个高峰。明清时代，茶具的发展也有一个新的突破，紫砂壶异军突起，极为世人所推崇，它是泥与文化的结合，茶、壶、文化完美的结合体。清朝中期和后期，中国茶文化进入了衰落期，中国传统茶学也慢慢走向了终极，自雍正以后到清朝灭亡，基本上没有新的茶书问世。从17世纪开始，茶开始在欧洲流行，中国茶慢慢在世界普及，但这个普及却给中国带来了惨痛的教训，由于茶已经成为充实和丰富西方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资，茶不仅吸引了所有的西方商人，最终也撞开了中国长期封闭和海禁栅栏，使中国走向近代半殖民半封建社会。
清代晚期是中国古代茶文化由鼎盛走向衰落的阶段。明清时代中国茶文化极为纷繁，尤其是以下3点最为复杂。
① 团茶、饼茶进一步边茶化，末茶衰落，茶叶和芽茶成为中国生产和消费的主导方向。
② 随着饮用和加工茶叶技艺的发展与娴熟，特别是明朝中后期，中国古代制茶技术和传统茶学，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③ 特别是清中期以后，西方列强不断地进行殖民和侵略，茶作为中国西方贸易的主要物品，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殖民主义掠夺和侵略中国的一个对象与诱因。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得天下后，认为采制龙团凤饼等一类紧压茶劳民力，就下令罢造龙团茶改为以芽茶为贡品，这一改革从客观上进一步破除团茶、饼茶的传统束缚，对促进芽茶和茶叶的蓬勃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李渔（1611—1680年），初名仙侣，后改名渔，字谪凡，号笠翁。生于雉皋（今江苏如皋）。明末清初文学家、戏曲家。
在李渔的作品中，对茶事有多方面的表现。
《明珠记·煎茶》的剧情中，三十多名宫女去皇陵祭扫，途经长乐驿。这个驿站的驿官叫王仙客，听说他的未婚妻亦在其中，便乔装打扮，化装成煎茶女子，打探消息。王仙客坐拥茶炉煎茶，待机而行，恰逢其未婚妻要吃茶，他便趁机而得到了会面。在其中，煎茶和吃茶成了剧情发展的重要线索，茶，成了促进王仙客和其未婚妻情感的重要媒介。
李渔小说《夺锦楼》第一回“生二女连吃四家茶，娶双妻反合孤鸾命”。说的是渔行老板钱小江与妻子边氏有两个极为标致的女儿，可是夫妻俩却像仇敌一般。钱小江要把女儿许人，专断独行，边氏要招女婿，又不与丈夫通气。两人各自瞒天过海，导致两个女儿吃了四家的“茶”。“吃茶”，就是指女子受了聘礼。明代开始，娶妻多用茶为聘礼，所以，女子吃了“茶”，就算是定了亲。
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记述了不少的品茶经验。其卷四“居室部”中有“茶具”一节，专讲茶具的选择和茶的贮藏。他认为泡茶器具中阳羡砂壶最妙，但对当时人们过于宝爱紫砂壶而使之脱离了茶饮，则大不以为然。他认为：“置物但取其适用，何必幽渺其说。”
他对茶壶的形制与实用的关系，做过仔细的研究：
“凡制茗壶，其嘴务直，购者亦然，一幽便可忧，再幽则称弃物矣。盖贮茶之物与贮酒不同，酒无渣滓，一斟即出，其嘴之曲直可以不论。茶则有体之物也，星星之叶，入水即成大片，斟泻之时，纤毫入嘴，则塞而不流。啜茗快事，斟之不出，大觉闷人。直则保无是患矣，即有时闭塞，亦可疏通，不似武夷九曲之难力导也。”
李渔论饮茶，讲求艺术与实用的统一，他的记载和论述，对后人有很大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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