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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太上皇金瓜贡茶!
普洱金瓜贡茶，是现存的陈年普洱茶中的绝品，在港台茶界，被称之为“普洱茶太上皇”。目前，金瓜贡茶的真品仅有两沱，分别保存于杭州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与北京故宫博物院。
1963年北京故宫处理清宫贡茶，总计有两吨多。其中就有一部分是普洱茶。据中华茶人联谊会副秘书长、高级经济师王郁风先生《普洱茶与清皇朝》一文载：本世纪60年代初，北京故宫茶库里还存放着清宫没有吃完用完的贡茶数吨，其中仍有普洱茶、女儿茶、茶膏。1963年故宫处理清宫贡茶2吨多。
金瓜贡茶，现留存的实物，据专家考证，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此茶品生产厂或说成品加工者为普洱贡茶茶厂，原料及初制系西双版纳倚邦茶山。
生肖“猪”在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上是财富与福气的象征，是美好的祝愿。
生肖纪念茶是集中国传统民俗文化和普洱茶文化的纪念茶品，是一年中向亲朋好友表达美好祝愿，祈福吉祥如意的理想茶品。
十二生肖，蕴含着中国人民的智慧与憧憬，饱含了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与吉祥福喜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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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在于她的美丽，她的悠闲，她的冬日暖阳。来到成都的人们都会有两个印象，一个是在飞机上都能听到麻将声，一个就是满街的茶馆、满街喝茶的四川人。茶是四川的文化，亦是四川的一张名片，蒙顶皇茶承载千年的古韵，产自于世界茶文化发源地之一蒙顶山，就这样蒙顶皇茶踏着冬日暖阳向我们走来。
蜀土茶称圣，溯源蒙顶山。无论在省会成都还是到最偏远的小镇，四川到处都有各种茶馆，茶馆是四川独特的文化特质，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空间，从古至今，泡茶馆是四川人的生活形式，而成都最为典型。偷得浮生半日闲，邀约三五好友，沏上一杯蒙顶皇茶，摆起龙门阵，这正是每个人都有权利享受生活的最好注解。
之所以有如此浓厚，深深扎根于民间的茶文化氛围，皆因巴蜀西部的蒙顶山乃贡茶起源之地，并有中国贡茶之最蒙顶皇茶。
从成都一路向西110公里就是蒙顶山。早在西汉时期，蒙顶山便因一年一度大禹祭祀盛事，与峨眉山、青城山并称蜀中三大名山。公元前53年，当地药农吴理真在蒙顶山上种下了七株茶树，开启了世界人工植茶的先河。从此，茶文明从这里发祥，茶文化从这里走向世界蒙顶72峰茶香一飘两千年，于是，1169年的蒙顶贡茶史便绵延不绝，世人称颂;蒙顶山派茶技龙行十八式便技惊四海;万里茶马古道便始于雅安，茶走万里
蒙顶山千年皇茶园，见证了世界茶文化圣山的源远流长;茶马道万里拐子窝，记录了汉藏民族团结的伟大诗篇。
西汉时期，巴蜀茶事日盛，野生的茶叶已赶不上入药、品饮等消费的需要。公元前53年，雅安名山县药农吴理真寻遍蒙顶山一带，获得优良茶树品种七株，栽种于蒙顶五峰之间。他结庵而居，日夕劳作，经过三年的努力，亲手创出圣杨茶、吉祥蕊两种中国最早的名茶，年产量不足五斤。而最初的七株茶树，药效非凡，不仅治好了吴理真母亲的疾病，还为周边的百姓解除病痛，获得了仙茶的美名。
由于吴理真为中国茶事业的巨大贡献，宋孝宗在淳熙十三年追封他为甘露普慧妙济禅师;后人为纪念他，将蒙顶茶中的代表名茶之一命名为蒙顶甘露。四川最早饮茶，蒙顶山最早种茶，历经先秦、两汉在巴蜀地区饮茶、种茶活动的发展，至魏晋而普遍传诸我国东南，全面开创了全国盛行饮茶、种茶的局面。宋代以前，蒙顶皇茶一直在国内排名前茅，所以有陆羽蒙顶第一、顾渚第二的说法及宋代陆羽旧茶经，一意重蒙顶的诗句。
为了大力发展蒙顶茶，弘扬川茶文化。1958年名山县组织800余人上蒙顶山开荒种茶。并以净居庵为场部，建立了国营蒙山茶场。2004年原国营蒙山茶场改制成四川省蒙顶皇茶茶业有限公司。四川蒙顶皇茶有限公司是蒙顶商标持有人，是中国名茶蒙顶茶的唯一生产厂家，独家拥有蒙顶山风景区受国家原产地域保护的优质生态茶园1530亩(其中有机茶园地892亩)。
在中国数千年茶叶发展史上，蒙顶皇茶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如今中国茶叶经济已经空前繁荣，蒙顶皇茶依然是一颗闪亮的明珠。
明太祖朱元璋历行茶马政策，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下诏废团茶，兴叶茶，促进了炒青绿茶的发展。但云南地处边垂，未经中原统治，并未受其影响。
至明末清初，西南各省屡遭兵燹战乱，清人挥兵南下平定三藩之乱后，重建统治秩序，恢复和发展原有的农业生产，又一次带来中原先进的制(炒)茶技术。
公元1644年清朝建立后，云南各地先后收归清政府统治，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清政府指派的云南总督鄂尔泰在云南推行改土归流政策,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设置普洱府治于宁洱，列普洱茶为贡茶，献于皇室，使普洱茶进入了一个历史上的辉煌时期。
清人倪蜕于《滇云历年志》(卷二)(公元1737年)记载：雍正七年己酉，总督鄂尔泰奏设总茶店于思茅，以通判司其事。六大山产茶，向系商民在彼地坐放收发，各贩於普洱，上纳税课转行，由来久矣。至是以商民盘剥生事，议设总茶店，以笼其利权。于是通判朱绣上议，将新旧商民悉行驱逐，逗遛复入者俱枷责押回。其茶令茶户尽数运至总店，领给价值，私相买卖者罪之。稽查严密，民甚难堪。又商贩先价后茶，通融得济，官民交易，缓急不通。且茶山之于思茅，自数十里至千余里不止，近者且有交收守候之苦，人役使费繁多，轻戥重秤，又所难免，然则百斤之价，得半而止矣。若夫远户，经月往来，小货零星无几，加以如前弊孔，能不空手而归?小民生生之计，只有此茶，不以为资，又以为累。何况文官责之以贡茶，武官挟之以生息，则截其根，赭其山，是亦事之出于莫可如何者也。
在雍正七年，云南总督鄂尔泰奏请朝庭，于思茅厅选址设立官办的茶叶总店，指派朱绣任通判之职，亲自掌管总茶店，对普洱茶实行专卖制，六大茶山所产之茶，茶农采制后需全数运交位于思茅的总茶店，待选办贡茶入贡后方分由民间贩卖。
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的官方文告《禁压买官茶告渝》中有每年应办贡茶，系动公件银两，发交思茅通判承领办送的文字，可知当时的普洱茶，虽产于六大茶山，但是集中于思茅集散，贡茶采办亦在思茅。
清朝以来，普洱茶进入一个历史的极盛期，清阮福《普洱茶记》(公元1825年)谓之: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
这一时期，也是普洱茶花色品种与制作工艺高速发展的时期，清张泓《滇南新语》(公元1755年)载：滇茶有数种：生性者曰木邦，曰普洱。木邦叶粗味涩，亦作团，冒普茗名，以愚外贩，因其地相近也，而味自虐。普茶珍品，则有毛尖、芽茶、女儿之号。毛尖即雨前所采者，不作团，味淡香如荷，新色嫩绿可爱;芽茶较毛尖稍壮，采治成团，以二两四两为率，滇人重之;女儿茶亦芽茶之类，取于谷雨后，以一斤至十斤为一团，皆夷女采治，货银以积为奁资，故名。制抚例用三者充岁贡，其余粗普叶，皆散卖滇中。最粗者熬膏成饼摹印，备馈遗。而岁贡中亦有女儿茶膏。并进蕊珠茶，茶为禄丰山产，形如甘露子差小，非叶，特茶树之萌茁耳，可却热疾。
张泓记述的云南茶，不仅有产于六大茶山的普洱茶，还有邻近地区产的木邦茶，木邦茶粗老滋味涩，也做成团茶形式，不法商人用来冒充普洱茶，欺骗外来客商。
而真正的普洱茶分为嫩度极高的毛尖散茶;嫩芽制的二两、四两重的团形芽茶;还有跟芽茶相同嫩度的谷雨后采制的一斤至十斤一团的女儿茶。这三种普洱茶制品，加上产于禄丰山采刚荫发的芽尖制成珠形幼嫩绿茶的蕊珠茶,都是用来进献朝庭的贡茶。而其它较粗老一些的茶叶，则分散于市面销售。
这时期还出现了一种形式奇特的茶制品，是用最粗的茶叶熬煮成膏，做成饼的样子，这种茶膏，清《本草纲目拾遗》载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在其卷六《木部》又载普洱茶膏能治百病，如肚胀、受寒，用姜汤发散，出汗即愈;口破喉颡，受热疼痛，用五分噙口，过夜即愈;受暑擦破皮血者，研敷立愈。但也有用较嫩的女儿茶熬制的茶膏，是贡茶花色的一种,进于宫庭。
到19世纪，阮福《普洱茶记》又多了几种新的制品形式：于二月间采蕊极细而白，谓之毛尖，以作贡，贡后方许民间贩卖，采而蒸之，揉为团饼;其叶之少放而尤嫩者，名芽茶;采于三四月者，名小满茶;采于六七月者，名谷花茶;大而圆者，名紧团茶;小而圆者，名女儿茶，女儿茶为妇女所采，于雨前得之，即四两重团茶也;其入商贩之手，而外细内粗者，名改造茶;将揉时预择其内而不卷者，名金玉天;其固结而不改者，名疙瘩茶,味极厚难得。
金玉天，就是后世所称黄片，较粗老揉不成条;疙瘩茶，即后世所称茶头，是茶叶中茶胶丰富，解茶时粘成一团打不散的，味道浓厚，极难得。
另外还有一种改造茶，就是把毛茶老嫩分开，把粗老茶团在里面包心，细嫩茶撒在外面盖面，然后蒸软后压制成形，这种制法改变了历史以来毛茶分季节、档次分别加工的单一形式，将不同季节、不同等级的茶叶混合加工，使低档茶的经济价值得以提升，同时也形成了后世拼配茶的雏形，这种方式一种被沿用至今，成为加工大宗货品的通用方式。
东晋《华阳国志》记载了周朝时，云南茶叶已经进贡朝廷了，但其中有哪些茶品，前后延续了多少时间，不得而知。唐宋以来，云南茶叶销往西域与日俱增，开拓了茶马市场，影响了东西贸易形态，受到全国重视。尤其到了清朝，普洱茶的声誉远播，也引起了清朝宫廷的注意及好感，雍正皇帝于公元1726年，指派满族心腹大臣鄂尔泰出任云南总督，推行“改土归流”的统治政策。三年后设置“普洱府”，控制普洱茶的购销权利，同时推行“岁进上用茶芽制”，选最好的普洱茶进贡北京，以图博得皇帝的欢心，并曾经得到皇帝多次赐匾，目前仍留有《朝天贡瑞》匾一块。
为了配合每年贡茶的制作及处理，清廷在普洱府的宁洱地方建立了普洱贡茶茶厂，每年进贡清廷的普洱贡茶，均价值一千多两银子，以当时的物价，可以买到十多万斤稻米。所进贡的普洱茶是八色茶品，有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同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瓶装芽茶散茶、蕊茶散茶以及匣装茶膏共八种．其中有一种叫“女儿茶”最受当时所厚爱，也是后人时时称赞不绝的，连大观园里贾宝玉都喜欢普洱女儿茶。文献中，女儿茶有两种说法，《滇南新语》中记载：“女儿茶亦芽茶之类。取于谷雨后，以一斤至十斤为团。”另外在《普洱茶记》中却如此记载：“采于三四月者，名小满茶，采于六七月者，名谷花茶。大而园者，名紧团茶，小而圆者，名女儿茶。女儿茶为妇女所采，于雨前得之，即四两重团茶也。”
《滇南新语》的女儿茶是一至十斤的团茶，而《普洱茶记》的女儿茶则是四两重团茶前者是公元1755年所撰，后者是在公元1825年著的，相距70年，也许是女儿茶由早期的大而圆，到了后来减肥成小巧玲珑的小团茶．《滇南新语》有载：“旨夷女采治，货银以积为簪资，故名。”相传作为贡茶的女儿茶，都是云南西双版纳六大茶山的茶园，每年谷雨前，由未婚的少女采摘采茶时将茶菁放入怀中，积到一定数量时，才取出放到竹篓里。采来的女儿茶与茶园主人对分，以作为工资，少女们将分得的女儿茶拿到市面销售，往往都被抢购一空，而得的钱作为嫁妆之用。
云南普洱贡茶进入清朝宫廷深受欢迎，与其他茶种的贡茶相比，与众不同，被视为罕见的名茶，普洱贡茶来自南方深山老林原始大茶树的茶菁，茶汤特别浓酽纯厚，品质特殊，饮了会去油腻助消化。《本草纲目拾遗》记载：“普洱茶味苦性刻，解油腻牛羊毒.....苦涩，逐痰下气，刮肠通泄。”清朝满族祖先原本是中国东北地区的游牧民族，以肉食为主，进入北京成了帝王统治者之后，齐尊处优，饮食珍馐无所不极，那些饱食终日的深宫皇亲国戚特别喜爱和赏识普洱茶。因此有“普茶名重天下”。“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一时传为佳话。慈禧太后年事已高，最喜欢在冬季里，刚吃完油腻，喝普洱茶，图它又暖又能解油腻。
“夏喝龙井，冬饮普洱”已成为清宫饮茶规范，也因此形成了上行下效的风尚。正如《滇略》所说的：“士庶所用，皆普茶也。”凡是时下对饮茶品茗稍有知识者，应该都有品饮普洱茶的经验或嗜好。连《红楼梦》的大观园里都喝起普洱茶来了，其书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这一节中，贾宝玉叫家人冲泡普洱女儿茶来喝，以帮助去腻消化。
普洱贡茶在清朝宫廷中，有异军突起之势，广受皇宫贵族的青睐及厚爱。同时也作为国礼送给外国使节。公元1793年英国特派前驻印度马德拉斯总督一行95人到来，给乾隆皇帝80岁祝寿时，清宫在万树园宴待英国使节团，并赠送了大批礼物，其中就有普洱女儿茶、普洱茶膏等。同时，外国文学中也有普洱茶记载：托尔斯泰就将普洱茶写入了他的《战争与和平》名著中。
同时在普洱贡茶之中，有一种做成方块形的方茶，是准备朝廷赏赐给臣子之用，也是代表荣誉的信物。“然后蒸压成正方行块状，长宽各10.1厘米，每片净重250克，是压制茶中的高档产品。在清代，民间称为普洱贡茶，系皇帝赐给臣子的礼物。”(《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志》第96页)普洱贡茶在清朝宫廷中。除了宫中饮用之外，还当作外交礼物送各国使节；也当作朝廷赐品送给臣民，发挥了多方面用途。从公元1719年(雍正十年)开始，普洱茶正式被列为贡茶直到公元1908年(光绪三十年)，云南地方混乱，盗匪蜂起，贡茶运至昆明附近被匪徒抢劫一空，朝廷也无法追究，困故才得以借机停止了交纳普洱贡茶一项，普洱贡茶在清宫中饮了将近两百年之久。
祭祀用茶早在南北朝时梁朝萧子显撰写的《南齐书》中就有记载：齐武帝萧颐永明十一年在遗诏中称"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已。"
以茶为祭，可祭天、地、神、佛，也可祭鬼魂，这就与丧葬习俗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上到皇宫贵族，下至庶民百姓，在祭祀中都离不开清香芬芳的茶叶。
祭天祀祖是封建中央朝廷虔诚祭祀神灵的大典，所有祭祀用品均有严格规定，并且非常讲究。蒙顶皇茶就是规定用品之一，它采摘的时间、地点、制作均有严格规定，不得造次。蒙山胜景之一皇茶园内的茶就是当年规定的祭祀用茶。
皇茶园始建于唐代，呈长方形，长7米，宽5米，四周有石栏围护，栏高l.2米。正面有双扇石门，门上横额书“皇茶园”，两侧镌刻着“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对联，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正式命名。园内有仙茶七株，相传为西汉时邑人吴理真(号“甘露大师”)亲手种植。
唐玄宗天宝元年(742)，蒙顶茶开始入贡皇室，“皇茶园”从此名扬神州。皇茶的采摘和制作尤为神圣旧时，历代名山县地方官，视进贡蒙顶茶为神圣职责。每年冬天，即开始筹集经费，打造盛茶银瓶、锡瓶次年，春茶萌发之际，知县即选定吉日，沐浴朝服，率吏上山，派采茶僧重12人入“皇茶园”采摘仙茶，笼回智矩寺，隔纸微烘后，拣清洁者360片为正贡，作为皇室祭祀太庙之物。
在园外附近茶地采摘的茶叶，先以猛火烘焙，至半蔫取出，置于黄纸上稍晾，令诸僧围坐一张木案，揉成条形，再放置炉上，用微火慢焙至干，精选其中清润光洁者作副贡，供皇帝饮用。余叶复以焙、炒、揉，做成颗子茶，作为陪贡，数不足，采菱角湾茶充之，正贡和副贡，分别装入6个银瓶，陪贡装入18个锡瓶，用上等黄绢封裹，糊上白泥，盖上红印，遣专吏昼夜兼程，披星戴月，送往京城。蒙茶人贡，年年岁岁，从未间断，直至清末。
茶叶作为祭品，无论是尊天敬地或拜佛祭祖，比一般以茶为礼，要更虔诚、讲究一些。王室用于祭典的，全部是进贡的上好茶叶，就是一般寺庙中用于祭佛的，也都总是想法选留最好的茶叶。
如《蛮瓯志》记称：“《觉林院志》崇收茶三等：待客以惊雷荚，自奉以萱草带，供佛以紫茸香。盖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我国南方很多寺庙都种茶，所收茶叶一饷香客，二以供佛，三堪自用，一般都是作如上三用，但更倾心的，还是为敬佛之用。
普洱茶是茶中珍品，不但深受民间百姓的喜欢，还上贡朝廷，供皇族大臣们品饮，甚至作为珍贵礼品馈赠他国。普洱茶茶味浓醇，具有性温味香、有助消化、消积去腻等诸多利于人体的保健作用，这些特点正适合游牧出身、以肉食为主的清廷满族皇亲国戚的需要。清朝政府规定每年茶农需上缴普洱贡茶3.3万千克，由地方官吏负责组织运送。在进贡清宫的普洱茶中，主要有来自云南西双版纳原始森林的大叶种极品 “金瓜贡茶”，还有其他各地进贡的小叶种茶，其中的“女儿茶”、团茶、茶膏等，深得王公贵族的喜爱。一时间，宫中饮普洱茶之风成为时尚，既有清饮，也有用来熬煮奶茶。朝廷之风得到民间的大力效仿，普洱茶在清朝声名大振，流传甚广。
1963年，北京故宫的工作人员在清理宫廷贡茶时，共发现各类名茶2000多千克，其中就包括一些保存完好的、最长时间已达150多年的普洱茶，更有普洱茶精品“人头茶”（人头形状的茶团），每个重约2.5千克，形状完整，色泽明艳。
在勐腊县象明乡内的倚邦、曼庄、革登、莽枝古茶山上，当地不少茶农还保留着春季几乎只采芽茶的习惯。这种习惯，与清朝宫廷在茶山实行严格的贡茶制度有关。
据笔者祖上参与制作过普洱贡茶的老人介绍，清宫贡茶要求很高。每年冬季，凡准备采摘贡茶的茶树，需经特别整理，旧叶、枯枝几乎要修光。每年茶树刚抽芽，官府就逐级下达公文催采贡茶，并派官差到各寨强调采摘和制作要求。每当这时，倚邦土司就要号召各山头目，并往各山派出官差察看各家茶树，以便随时掌握茶树抽芽状况。一旦茶芽长度适当，就催主人采摘并嘱咐要认真采摘和制作，不得损废。如晾晒茶叶必须打晒掌，即约一点五米高的露天竹楼，并用簸箕、篾席之类盛放茶叶。在勐腊县象明、易武等茶区久居的茶农在晒茶时，有以簸箕或篾席盛放在晒掌上晾晒的传统，就是此故。
毛尖是采只有胎叶的白毫；芽茶是采新叶几乎还未开放的笋状芽，而且采摘季节不能超过三月底至四月初小满。贡茶收取前，要求先由官差任选少许给主人尝试。无恙后，又由官差品尝，经验证无异味以后才收取。官差交付官仓时，经验证确定无差错以后才将其分类入库，妥善保存。
在清初以前，人头团茶和女儿茶等贡茶系列的紧茶样式，都是由经过官府严格审查的各户茶农制作。自清顺治十八年前后起至雍正六年，由官府设置在倚邦的贡茶厂加工；从雍正七年己酉，总督鄂尔泰奏设总茶店于思茅，以通判司其事。贡茶中的紧茶，除了特殊情况下，由官方指定的倚邦极少数茶庄代为加工者为饼茶以外，要求一律制成人头团茶，民间商贩都不得加工和流通此样式，只能加工成饼茶，即方饼或圆饼。
每年加工贡茶前，官方还要派官差到民间选拔制茶态度端正、身体较健康、茶业加工技术较好的制茶师傅。宫廷则派御医到思茅或倚邦初选和复选，经体检合格者才有资格加工贡茶。
贡茶加工房为封闭式。要求制茶师一律着无袋青布工作服，不得随便出入，出入厂房要搜身。茶叶加工中，有额定量，因而加工前后要称茶叶数量。在厂房后门外的隔壁有茅厕，茅厕内有便桶，便桶有专人及时处理。后门口置有净手水槽而且有专人把守监督，制茶师解便回来必须换装并洗手。违者因当日贡茶作废而将受重罚。次年还要补足头一年作废的贡茶。
贡茶是封建制度下各地方向朝廷进献的土特名贵产品之一，贡茶专供皇室或赏赐之用。
贡茶始纳于西周，兴于东汉，从唐代始作为一种制度到清朝覆灭，长达几千年。这期间贡茶的数量越来越大，质量要求愈来愈高，以至广大茶民难以承受。历代贡茶兴起与衰败的史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茶叶生产的兴衰。
当今中国名茶和地方名茶中，曾被历代皇室列入贡茶的有：浙江：西湖龙井、淳安鸠坑茶、天目山青顶、雁荡毛峰、金华举岩、日铸雪芽、顾渚紫笋(贡奉时间最长，历经唐、宋、明、清);安徽：六安瓜片、敬亭绿雪、涌溪火青、霍山黄芽;福建：白茶、天山清水绿、武夷大红袍、安溪虎丘铁观音、武夷肉桂;湖南：君山毛尖、毗庐洞云雾茶、官庄毛尖、南岳云雾、大庸毛尖、古丈毛尖;四川：蒙顶黄芽、巴岳绿茶;贵州：贵定云雾茶、都匀毛尖、湄江翠片;江西：宁红(其珍品太子茶清光绪30年列入贡茶，贡奉时间最短，仅7年)、源绿茶、庐山云雾茶(古时名为闻休茶);江苏：碧螺春、花果山云雾茶、宜兴阳羡茶;陕西：紫阳毛尖(原名紫邑宦镇毛尖，贡茶时间最早，始于东汉末献帝，距今1700多年);河南：信阳毛尖;云南：普洱茶;台湾：文山包种茶。
元朝贡焙，保留着部分宋朝的遗址，其中包括御茶园和官焙。元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在武夷山创建茶场，称御茶园，专制贡茶。据董志《武夷山志》(道光丙午年重刊)载: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浙江行省平章高兴过武夷，制石乳数斤入献。十九年(公元1282年)，乃令县官莅之，岁贡二十斤，采摘户凡八十。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与之子久住，为郡武路总管，就近至武夷督造贡茶,明年创焙局,称为御茶园。设场官二员，领其事。后岁额浸广，增户至二百五十，茶三百六十斤。制龙团五千饼。泰定五年(公元1328年)，崇安令张瑞本，于园之左右各建一场，扁曰茶场。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建宁总管暗都刺于通仙井畔，筑台高五尺，方一丈六尺,名曰喊山台,其上为喊泉亭,因称井为呼来泉。喊山者，每当仲春蛰日，县官诣茶场致祭，隶卒鸣金击鼓，同声喊曰:茶芽发,而井水渐满，造茶毕，水遂浑涸。迨至正末年(公元1368年)，贡额凡九百九十斤。
明代初期，贡焙仍因元制，到了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九月，朱元璋有感于茶农的不堪重负和团饼贡茶的制作、品饮的繁琐，因此，下了一道诏书，诏曰:洪武二十四年九月，诏建宁岁贡上供茶，罢造龙团，听茶户惟采芽以进，有司勿与。天下茶额惟建宁为上，其品有四:探春、先春、次春、紫笋，置茶户五百，免其徭役。上闻有司遣人督迫纳贿，故有是命。
《武夷山志》载:至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诏天下产茶之地，岁有定额，以建宁为上，听茶户采进，勿预有司。茶名有四:探春、先春、次春、紫笋。不得碾揉为大小龙团，然而祀典贡额，犹为故也。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建宁太守钺嶫，因本山茶枯,令岁编茶夫银二百两赍府，造办解京，御茶改贡延平。自此罢茶场，而崇民得以少息，园寻废。
此后，明代贡茶正式革除团饼，采用散茶。但是，明代贡茶征收中，各地官吏层层加码，数量大大超过预额，给茶农造成极大的负担。根据《明史食货志》载，明太祖时(1368-1398年)，建宁贡茶一千六百余斤，到隆庆(1567-1572)初，增到二千三百斤。
对明代贡茶的弊端，明孝宗弘治(1488[1505年)间，有个叫曹琥的进士,大胆向朝廷奏了一本，其名叫《请革芽茶疏》。文中对当时的贡茶引起的恶果，作了深刻揭露。疏文中说:
臣查得本府额贡芽茶，岁不过二十斤，迩年以来，额贡之外，有宁王府之贡，有镇守太监之贡。是二贡者，有芽茶之征，有细茶之征。始于方春，迄于首夏，官校临门，急如星火，农夫蚕妇，各失其业，夺走山谷，以应诛求者，相对而泣，因怨而怒，殆有不可胜言者。如镇守之贡，岁办千有余斤，不知实贡朝廷者几何。臣不容不为陛下悉数之。方春之时，正值耕蚕，而男妇废业，无以卒岁，此其为害一也。二麦未登，民艰于食，旦旦而促之，民不聊生，此其为害二也。及归之官，又拣择去取，十不中一，遂使射利之家，先期采集，坐索高价，此其为害三也。亦或采取过时，括市殆尽，取无所应，计无所出，则又科剑财物，买求官校，百计营求，此其为害四也。官校乘机私买货卖，遂使朝夕盐米之小民，相戒而不敢入市，此其为害五也。凡此五不韪者，皆切民之深患，致祸之本源，今若不言，后当有悔，。
又据《枣林杂俎》载有当时贡茶的详细名目，节录如下:
茶，国家岁贡宜兴县芽茶百斤六安州芽茶三百斤广德州芽茶七十五斤建平县芽茶二十五斤浙江长兴县芽茶三十五斤嵊县芽茶十八斤会稽县芽茶三十斤永嘉县芽茶十斤乐清县茶十斤富阳县茶二十斤慈溪县茶二百六十斤丽水县芽茶二十斤金华县茶二十二斤临海县芽茶十五斤建德县芽茶五斤淳安县芽茶五斤遂安寿昌二县各茶五斤桐庐县茶五斤分水县茶一斤江西南昌府芽茶七十五斤南康府芽茶二十五斤赣州府芽茶十一斤袁州府茶十八斤临江府茶四十七斤九江府茶一百二十斤瑞州府茶三十斤建昌府茶二十三斤抚州府茶二十四斤吉安府茶十八斤广信府茶二十二斤饶州府茶二十七斤南安府南康县茶十斤湖广武昌府芽茶六十斤岳州府湘阴县茶六十斤宝庆府邵阳县茶二十斤武冈州茶二十四斤新化县茶十八斤长沙府安化县芽茶二十二斤宁乡县茶二十斤益阳县茶二十斤福建省建安县芽茶一千三百六十斤崇安县茶九百四十一斤计天下贡茶四千二十二斤。
到了清代，贡茶产地已不局限于以某一地区为重心，凡佳皆进。有些地方名茶，因一次进贡而享尽殊荣，如清圣祖康熙皇帝在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南巡江苏太湖时，巡抚宋荦购到朱正元独制的品质最好的吓杀人香茶进贡，康熙饮后，认为茶极好，但名字欠雅，因而赐名为碧螺春。自此，碧螺春名震四方，作为贡品，年年进朝。再如清高宗乾隆皇帝在乾隆十六年南巡徽州时，当地老竹庙大方和尚进献了一种自己创造的茶，乾隆一高兴，便赐名为大方，后来，老竹大方即为安徽必贡之茶。
最典型的是杭州西湖龙井茶。相传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乾隆在杭州微服私访，在龙井狮峰品尝了胡公庙前茶树上所采制的龙井茶，感到香、味特佳，遂将庙前18棵茶树封为御茶。从此，龙井茶声誉鹊起，每年贡数剧增，对全国的影响越来越大。
元、明、清贡茶，与唐宋时期相比，具有征贡区域宽，新产品多，随机性强的特点，同时，贡茶的概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贡茶已不单纯是作为皇室饮品的特供物品，而已具有一种很强的政府向地方征收的实物税的性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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