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茶道精神
中国是日本茶道的源头,然而日本人却将其发展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和精神。日本茶道将“日常茶饭事”与宗教、哲学、伦理、美学融为一体,成为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载体。日本茶道的鼻祖村田珠光提出,日本茶道的精神就是“谨敬清寂”四字。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千利休对此十分赞同,仅改动一个字,变成“和敬清寂”,从此,这四个字成为公认的日本茶道精神,这四个字虽然简洁,可是却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
“和”不是“和平”、“和谐”等意思,而是“大和民族”的“和”,如日本的民族服装叫“和服”,日本民族诗歌称“和歌”,日本器物称“和物”,因此,“和敬清寂”的“和”代表的是民族精神,日本茶道“四谛”以“和”为首是不忘民族精神之义。自镰仓幕府时期以来,大量来自中国唐朝和宋朝的物品,特别是茶具、艺术品为社会所推崇,形成了一股豪奢之风,而日本本国所出产的物品则受到轻视。醉心于茶道的村田珠光、武野绍鸥等人,向往清贫简朴的生活,对奢侈的社会风气自然很反感。他们认为,日本国产的黑色陶器,以其幽晴的色调自有一种朴素、清寂的美。
“敬”源自宗教信仰,是宗教信徒对神明须极尽虔诚之心的训诫,日本人的宗教是神道,就是崇拜天照大神及其子孙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天皇。日本人十分讲究尊卑等级,什么事情都按照名望、地位、辈份、年龄和文化教养细分出差别来,这在日本茶道的体现就是十分烦琐的规程。这都是“敬”的体现。
“清”是“清规戒律”的“清”,“寂”是空无理念的表征,这两者既带有深邃的唯灵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又是一种审美观。这种意识体现在日语“佗”字上。“佗”字本为“寂寞”、“贫穷”、“寒碜”、“苦闷”的意思。在平安时代,“佗人”是指失意、落魄、郁闷、孤独的人。到了平安末期,由于社会动荡,大批原有贵族被新兴的武士阶层所取代而失势,悲观厌世情绪蔓延。于是禅宗净土宗流传开来,在“厌离秽土,欣求净土”的口号下,很多贵族文人离家出走,隐居山林建造草庵,过起了隐逸生活。“佗”字因此就演变成“静寂”、“悠闲”之义,是一种冷竣、恬淡、闲寂,寻求心神上的安逸的审美情趣。村田珠光等人又把这种美意识引入茶道中,“清寂”之美得到广泛的传播。
“和、敬”之为茶德,古今中外皆同。
客来敬茶,以共青团示礼,增进情谊,互爱同乐,是茶德的基础。但是,这种“和敬”的情调,在普通饮茶法中,只能借助外在形式予以体现,难于融入茶艺本身。正如明冯可宾《(山+介)茶笺》中所言:“茶壶,窑器为上,又以小为贵。每一客一把,任其自斟自酌,方得其趣。”用茶壶如此,用大杯、盖碗亦一样。一人一器,各自为饮,趣是得了,但在体现“和敬”精神方面,难免带来某些局限。
《茶经.六之饮》云:“夫珍鲜馥烈者,其碗数三。次之者,碗数五。若座客数至五,行三碗;至七,行五碗。”意思是说:一“则”茶末,只煮三碗才能使茶汤鲜爽浓烈,较次的是煮五碗(因为“茶性俭,不宜广”)。如坐客为五人,就煮三碗分饮;坐客有七人时,则按五碗均分。可知在陆羽的时代,社会上通行的是“差额品饮法”。既然有差额而不是人手一碗,品饮时就必须互相谦让,故“和敬”精神就很自然地贯串在整个品饮的过程中。
古人饮茶,喜清静面不喜杂沓。明屠本畯《名(草头名)笈》谓:“饮茶以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独啜曰幽,二客曰胜,三四曰趣。”陈继儒《岩栖幽事》云:“品茶,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得名施茶。”潮人亦有谚曰:“茶三酒四‘踢跎’(借音,意谓游玩)二。”因为饮洒往往要行令、赋诗,每人一句,四人正好凑成一首绝句:游耍时人多意见难一致,故以两人为宜,既不寂寞,又可免去无谓纷争。而饮茶时确以三人为宜:因为茶性不宜广,三、四轮后,茶味渐薄,人如太多,后饮者只能享用淡茶汤,有失礼客之道。人太少了,每轮必饮,又觉孤寂寡欢。但这公仅是就一般情况而论,并不意味着工夫茶座有只限三人的规定。
工夫茶的冲罐有单杯至四杯等规格。一般是:三人用二杯壶,四人用三杯壶,五人以上用四杯壶。这样,当每一轮茶洒罢,总有一位座客要轮空。因此在斟完首轮茶之后,小辈必敬长辈,主人要让客人,便成为不成文的品茶规范。其后,则主客互让、长幼互让,谦让之声不绝于耳,和融气氛充溢茶座,“和敬”的精神得到最充分又非常自然的体现。
饮茶往往能造成一种人们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的良好氛围,营造宁静祥和的境界。这是茶文化中的共性,不是工夫茶所独有,故此处不详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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