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仓冈天心所写《说茶》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茶师千利休看着儿子少庵打扫庭园。当儿子完成工作后，茶师却说：“不够干净。”要求他重做一次。少庵于是再花了一个小时扫园。然后他说：“父亲，已经没事可做了。石阶洗了三次，石灯笼也擦拭多遍。树木冲洒过了水，苔藓上也闪耀着翠绿。没有一枝一叶留在地面。”茶师却斥道：“傻瓜，这不是打扫庭园最佳方法。这像是洁癖。”说着，他步入园中，用力摇动一棵树，抖落一地金色、红色树叶。茶师说，打扫庭园不只是要求清洁，也要求美和自然。
这个故事是不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许多完美有时不需要太复杂，简单、朴实中，也有一种更美丽元素在召唤着人们心灵。许多完美有时不需要太过“完满”，留下些许空白，却能够更美。太极茶人素有“抱朴守拙”、“本真自然”理念，作为人生感悟，也会令人感慨良多。
装修房子后，地板如果多次出现挤压拱起，这是太“美满”了。木工讲究疏密有致，粘合贴切，该疏则疏，不然易散落。高明师傅，总是恰到好处留一道缝隙，这样就能避免了挤压和拱起。为防热胀冷缩，每段火车铁轨之间也总是留下些许缝隙。 留出缝隙，实际上就是留出了余地。众所周知，名画家，无论入画景物再多，也总要留出二三分空白；喝酒也一样，酒至微醺，乃最佳境界。清人《两般秋雨庵随笔》中言“功不可立尽，官不可做尽，恩不可市尽，寇不可杀尽”，这虽多少有些封建社会官场玩弄权术、明哲保身之味，但剔除其糟粕，其“不尽”之中蕴含空白之理，还是有些借鉴意义了。留出空白，留出余地，这既是为官为人之道，也是为人处事准则。留出空白、留出余地，就是要求我们茶人都去做一个豁达宽容之人。 任何人对自己所做事情结果，不必期望太高，不要认为只有自己才是最好，好不好应由别人去评价。这样，抱着适可而止欲望，既能使自己保持一颗平常心，又可在遇到不公正对待时不会感到惊异和委屈。“知止而静”，就是宽容和豁达。豁达之人，往往是宽容之人。宽容总能得福。一个老妇人在她金婚纪念日那天，向来宾道出了她婚姻幸福之秘诀。她说：“从我结婚那天起，我就准备列出丈夫１０条缺点，每当他犯了其中任何一项时，我都愿意原谅他。”有人问她，１０条缺点到底是什么？她回答说：“老实说吧，５０年来，我始终没有把这１０条缺点具体列出来，每当我丈夫做错了事，把我气得直跳脚时，我马上提醒自己：算他运气好，这是我准备原谅之１０条缺点中一条而已。”说白了，宽容不就是这位老妇人婚姻幸福最大秘诀吗？ 任何人不论他多么成功，无论他拥有多少财产，都会有遗憾，遗憾就是缺憾，就是人生幸福中些许空白。一个豁达宽容之人，自能做到知足常乐，学会顺其自然，懂得“适者生存”道理。其往往更能适应自身具体情况来生活，能够多一些满意，少一些不满意。 多一些满意，少一些不满意，有时意味着须学会忘却。让自己在恶意、纠纷、金钱、物欲这些领域里，创造一些空白和俭约，保留一些空白和俭约，有时忘却是一种福，就不会斤斤计较、患得患失。在“情绪旋涡”里迷茫和徘徊，就会尊崇人与人之间理解、信任和团结，从而除去私心杂念，坦荡面对人生。一如茶之品位，质洁、素雅、松弛。这样喝茶才是有福，这样做人，才会快乐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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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美
“神”就是茶艺的精神内涵，是茶道艺术的生命，它贯穿于整个茶道表演过程中。表演者的面部所展现的神气、光彩，流露出来的思维活动、心理状态等，都可以从中看出不同的境界。茶道表演者对茶道精神的领悟程度的高低会使他人产生强弱不同的感应力。
因此，一个表演者是否是一名茶道名家，用来衡量的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神”。作为一名茶道初学者，不应该拘泥在沏泡动作的是否到位上，更重要的是要在平时多看文史哲类图书，欣赏艺术表演等，从各个方面使自己的文化修养和领悟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唯其如此才能在不断的实践当中体会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茶艺之“神”。
“美”是茶道艺术的核心，欣赏茶的沏泡技艺，带给观赏者的应该是一种美的享受，有境美、水美、器美、茶美和艺美。除了境美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艺美，而且主要是艺美配合以水美、器美、茶美才形成了境美。茶的沏泡艺术之美体现在表演者的仪表美和心灵美。仪表就是表演者包括容貌、姿态、风度等在内的外表；心灵指的是表演者的内心、精神、思想等，它们通过表演者的设计、动作和眼神展示给观赏者。
比如，泡茶之前，表演者要请观赏者“选点茶”，观赏者可以从几个花色样品巾自行挑选，这叫做“主从客意”，是表演者对观赏者尊重的表达，在这个过程中，观赏者也欣赏了各种茶的外形美：置茶的时候不以手抓取茶样，这是讲文明卫生的表现；冲泡的时候，采用“凤凰三点头”的手法，这是对观赏者行三鞠躬的意思。此外，敬茶之时的手势动作，茶具的摆放位置和杯柄的朝向，茶点是否取食方便等这些都需要替观赏者考虑周到。
在整个茶道表演过程中，表演者所进行的各种操作始终要有条不紊，两手的配合，忙闲均匀，动作优雅自如，表演者和观赏者都将全部精神注意力集中到了茶的沏泡和品饮之中，而将所有缠身的俗务和烦恼都忘却了，起到了以茶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作用。
贵乎简约之美。简者，简易也；约者，俭约也。的俭约化与简易化，这两者则是密切相关连着的：俭约必简易，简易必俭约。而俭约化与简易化作为一种审美风格体现于啜茗生活中，便形成了的简约之美。此种简约之美，恰恰正是中国的优良审美传统的一大特色。若问，这种简约之美，它是在什么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呢？这就是说到我国早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社会上就迭迭发生了两种风尚之间彼此殊异和彼此消长之状况。这就是尚酒的奢糜之风与尚茶的俭约之风，两者由于各各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了迥乎其异的物质效应与精神效应，因而也就不能不迫使人们对之作出了不同的评价与抉择。且看其时南北朝廷频频颁布的禁酒令罢－－－－隆安五年（401年），以岁饥，禁酒。（引自《晋书·安帝本纪》）－－元嘉十二年（435年）六月，丹阳、淮南、吴兴、义兴大水，断酒。（其后待到元嘉二十年、二十一年，则又在局部地方颁禁酒令。）（引自《宋书·文帝本纪》）－－河清四年（656年）二月壬申，以年谷不登，禁沽酒。（引自《北齐书·武成帝本纪》）－－太安四年（458年）始设酒禁。是时年谷屡登，士民多因酒致酗讼，或议主政。帝恶其若此，故一切禁之。（引自《魏书·刑罚志》）－－北魏文成帝太安四年颁的禁酒令中，更有极其严酷的刑罚，谓：“酿、沽、饮，皆斩之。”（引自《魏书·刑罚志》）你瞧，不论酿酒，卖酒，还是饮酒，竟一概都犯了杀头之罪，其严酷程度若此。于是作为对于尚酒之风的一种社会抵制，包括物质抵制和精神抵制，文明而俭约的尚茶之风便就此悄然兴起。而与之同时，茶树的种植，则亦由长江流域的上游而扩展延伸到了中游并下游一带，茶园处处，葱茏生色。特别是在江南的那些产茶区域境内，大大小小茶园更是举目可见，包括有官家茶园，私家茶园，道观茶园，寺院茶园，弥谷披冈，景象不凡。其时尚茶之风，不仅使市井民众深受渲染，而且多少朝廷官吏，以及文人、隐士之辈，也被席卷其中，竞相饮茶。当初文人、隐士圈内，本来是盛行着一种酒佐清谈的世风的，只因在乱世的恐怖政治氛围笼罩之下，他们不得不整日价嗜酒以消遥遁世，醉饮以浇愁释闷，或则借酒以抒悲怀，或则借酒以寄太息。而后来当禁酒令频频颁布之后，他们这才开始转而结缘于茶，从而便也养成了茶佐清谈的世风，这就更其表现出了道家的审美情怀和人生态度。久而久之，那些地方吏，直到帝王将相之辈，亦始效法之。诸如晋惠帝，齐武帝，杜预，谢安，桓温，刘琨，陆纳，王肃，江统，傅咸，孙楚，郭璞，常璩，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甚至在朝廷大臣之中，更有罢办酒宴，兴办茶宴的清廉佳话，盛传于世。随之朝野上下的尚茶之风，尤其是倡办俭约而简易的小型茶果宴之风，则亦兴于一时矣。我国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这种不施铺张，不设盛馔，佐以瓜果，伴以清淡的小型茶果宴，就蕴含有中国的简约之美这个审美特色，并且人微言轻中国的一种优良审美传统而被沿袭下来，直迄今－－我不知当今茶话会之类，是否即乃属于昔日小型茶果宴会遗风耶？当然，毋庸讳言，中国的审美取向亦有其复杂而曲折的历史。即如我国历史上的宫廷和贵族，尤其唐代以降的宫廷和贵族，就恰恰是跟中国的简约之美背道而驰的。只因它们追求的则是森严的礼仪，既有百般繁褥的程式，又有百般豪奢的排场，并还奉行那套不堪斯文、蹂躏文明的跪拜之礼。这些个弊端则全然有悖于中国崇尚简约之美的这个优良审美传统。无怪乎历代宫廷和贵族，尽管堂皇之至，威风之至，凛凛然而不可一世于一时，然而却毕竟是没有什么生命力的，终于随着封建王朝及其封建社会制度被彻底消灭，它们也就不可避免地被现代文明淘汰殃尽矣。而相比之下，中国城乡遍布的那种饮之随意，行之简易且俭约的庶民，尤其是明代以来普遍推行的撮泡茶这种即冲即饮的俗风，恰恰就更体现出了富有自然之美并简约之美的这个审美传统特色。这是中国文化富有顽强生命力并竞争力的一个突出因素。
我国审美文化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即乃虚静之美也。
追溯历史，早在先秦时代，诸子百家对于虚静之说，就曾经有过种种论述，云：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本也……虚静之说，本是根底于道家的审美学说。虚者，即虚无之谓也。就大处来说，天地本是从虚无而来，万物本是由虚无而生。至于就小处来说，即如我国审美文化中的这个虚静之美，其“虚”与“静”之间的辩证关系则亦不例外。这就是说，静乃始于虚也。有虚才有静，无虚则无静。虚静之间的辩证关系之真谛，即在于此。
中国的虚静之美，极富我国传统审美文化的特色。比之日本“四规”中所言的枯寂之美，亦称沉寂之美、静寂之美，两者有着本质上的差异。这是因为，日本文化属于禅道文化，亦即佛门文化的性质。故尔就日本来说，他们在茶事操作的程式中，在审美的过程中，其一招一式，一举一动，都需要表达佛门的教义并教规。这就正如日本禅师寂庵宗泽所说的那样：茶意即禅意也，因此舍掉禅之外，就没有茶意；不知道禅味的话，也就不知道茶味。这证明，日本就其本质来说，它只不过是一种禅道模式。他们奉行的美学，则是禅味至上主义的禅道美学，始终至虔至诚地追求充满禅道理念的枯寂之美。所以，就日本来说，他们很难体悟中国的虚静之美。试想，若让心界的全部空间充满宗教的教义、教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如此境况，怎能有感悟的虚静之美可言呢。当然，日本的宗教信仰，本是无可厚非的。这里作出两种不同性质的审美文化的比较，旨在说明因两国国情的不同，因而彼此在审美文化方面亦殊有差异。正视这一点，则更有利于彼此之间开展文化交流，便于求同存异，取长补短。
关于中国审美文化中的虚静之说，对于日常品茗审美而言，并非空泛，仔细品味，有助于在品茗生活中更好地获得审美感悟。其实虚静之说并不玄奥，只需明白一点，即静乃始于虚也，在内心世界的空间里，在受到外物之苦时，在品茗审美之前，需把心灵空间的挤轧之物、堆垒之物，尽量排解开去，静下神来，定下心来，开始走进品茗审美的境界，静静领悟茶之色、茶之香、茶之味、茶之形的种种美感，以及赏鉴文化生活中的择器之美、择水之美、择侣之美、择境之美。这一切，不正是属于虚静之美的境界么﹖
由此可知，历代诗人兼茶人在从事咏茶的创作生活中，在审美的感悟并吟咏中，自然皆离不开亦虚亦静的精神氛围与精神境界。尤其当心灵世界的静氛形成之时，则更给审美感悟并咏茶创作营造了最佳契机。禅有禅悟，茶有茶思。就审美与咏茶创作来说，茶悟出茶思，茶悟出茶情，茶悟出的是不失茶氛的灵气，茶悟出的是不失茶韵的美感，这一切皆跟所谓禅悟迥乎其异。需知，由茶悟而升华，即堪达于无穷美妙的艺术境界，甚至达于像卢仝在《七碗茶诗》中所讴歌的那般如梦如幻，如恍如惚，如通仙灵，如御清风的诗性境界。这正是中国及其审美文化，包括虚静之美所达到的一种最高精神境界和艺术境界。
或问，这虚静之“静”，是不是意味着自始至终需“静”得鸦雀无声，需“静”得肃穆庄严，如日本那般地枯寂呢﹖当然不是这样。中国审美文化中的虚静之说，实质上是指心灵世界的虚静，至于外界环境的宁静，兼顾即可。只要自我心灵不失虚静，则茗叙也罢、说笑也罢、听曲也罢、赏戏也罢，在啜茗中兴之所至，或则朗吟，或则放歌，或则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皆无不可。无怪蜀都一带茶馆，历来盛行摆龙门阵，那就叫做静中有闹，闹中有静，雅中有俗，俗中有雅。我想，这可以说是虚静之美的一种动态样式，动态风貌罢。
在韩国釜山女子大学讲授“茶文化学”的金吉子女士，由茶道名家范增平陪同，要和我谈“茶与诗”的问题。她说韩国的茶道重在“和、静”二字，而日本则着重在“和、敬、清、寂”四字，她问我：“中国的茶诗中着重于什么思想呢？” 我对茶道并不在行，既称为“道”，必然已超脱技艺实用的层次，而进入高远的思想境界。据我留心茶诗中强调的茶道思想，可分析为四种美感—— 因寂生慧。茶的外号，有叫“冷面草”的，有叫“清风使者”的。清冷与“寂”的境界很近，人在“寂”的时刻，思虑容易集中，容易有审美的观察力。《大学》中主张“定、静、安、虑、得”，用于茶道也是如此。西方诗人拜伦说：“平静的气氛是急性人的地狱。”那么饮茶正可以治愈毛躁焦虑，而带来平静的心境。 所以古人喝茶不喜欢人多，认为“一个人喝可以得到茶的神味，两个人喝得到茶的趣味，三个人喝只得到茶的味道，七八个人喝只是分茶水来解渴罢了”。这道理与西方人喝酒相似：“请一个朋友喝酒，应把最好的酒奉献；若请两个朋友，就让他们喝二等的酒。”朋友多了就起哄，意不在酒，会将好酒糟蹋。喝茶时最好寂寂孤坐，毋妄毋欺，忘掉职位成就，忘掉茶叶价格，抛开功利的杂念，才能进入审美的天地，细辨茶中的“高温香、中温香、低温香”，而单是茶香里就是个繁复的世界。归心一意，期待“无我而后真我见”，进入“触处洞然”的慧境，从茶里领受静寂观照之美。 因洁生乐。饮茶的环境要一尘不染，摆设中无脏乱杂物，器皿光洁，要特别讲究卫生。若茶壶上有油光腻渍，古人叫作“和尚光”，就令人厌贱。茶杯用热水涮涮就几人轮用，则无甚美感了。泡茶的動作虽不必太夸张，但要合乎“鼎器手自洁”，手脚发髻都考究洁净，进而洗涤内心的秽杂妄念，使内外都光洁剔透。 茶最会吸收异味，所以采茶姑娘不能涂脂抹粉，采茶季节还得断绝荤腥。茶园旁可以间种玫瑰、菊花，但不能间种菜蔬，以防茶叶吸收粪味。从种茶、采茶、焙茶，包装到冲泡饮用，全部过程都要享受这“洁”字，满眼洁净亮丽，呵气如兰，方能主客尽欢，领受生活品质之美。 因清生和。饮茶最爱原味的清，如果要它有回甘的滋味，而添加鸡母珠，或是要它有“香功”而添加柠檬、樱桃或花瓣，都有违清的原则。饮茶时配一些甜酸的茶食，来与茶的涩苦中和，倒也不错，但不能喧宾夺主。元末大画家倪瓒有洁癖，他喜在茶内切放一种果膏——由核桃粉及杂果制成白色块状物——配上茶水，合称为“清泉白石”。有一次他招待赵宋宗室后裔赵行恕饮茶，赵只顾大吃果膏，没有品茶，引得倪瓒脸色都变了，他大叫：“俗物，俗物！不知茶的风味！”因为他品茗时忘本了。“嗜酒者气雄，嗜茶者神清，嗜菜根者志远。”饮茶的清慎，提供舒缓闲适的空间，可以纾解压力，能造成人情的和乐。不是说“国家之福，莫大于和人心”吗？饮茶时面目和蔼可亲，足以领受人情交往之美。因雅生趣。饮茶不但要器皿雅、时空雅，还得茶名雅，“碧螺春”“碧涧春”“绿云香”“冻顶乌龙”“龙井”等都能引发山水云烟的联想雅趣。主客之间既有笑容、诚意，又要有高雅的谈吐。古人说聊天分四等：以学问书史为挥霍，逸趣横生的是上乘；一味话旧谈趣、兴致豪放的是中乘；间或臧否人物、议论时政的是下乘；每每嗟羡荣辱，撩拨是非的是最下乘。所以饮茶要“座客皆可人”，有雅士的气质，有丰富的内涵，有高妙的谈吐，在饮茶中领受人文意趣之美。
中国茶道的虚静之美
茶道审美文化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即乃虚静之美也。
追溯历史，早在先秦时代，诸子百家对于虚静之说，就曾经有过种种论述，云：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本也……虚静之说，本是根底于道家的审美学说。虚者，即虚无之谓也。就大处来说，天地本是从虚无而来，万物本是由虚无而生。至于就小处来说，即如我国茶道审美文化中的这个虚静之美，其“虚”与“静”之间的辩证关系则亦不例外。这就是说，静乃始于虚也。有虚才有静，无虚则无静。虚静之间的辩证关系之真谛，即在于此。
中国茶道的虚静之美，极富我国传统审美文化的特色。比之日本“茶道四规”中所言的枯寂之美，亦称沉寂之美、静寂之美，两者有着本质上的差异。这是因为，日本茶道文化属于禅道文化，亦即佛门文化的性质。故尔就日本茶道来说，他们在茶事操作的程式中，在茶道审美的过程中，其一招一式，一举一动，都需要表达佛门的教义并教规。这就正如日本禅师寂庵宗泽所说的那样：茶意即禅意也，因此舍掉禅之外，就没有茶意；不知道禅味的话，也就不知道茶味。这证明，日本茶道就其本质来说，它只不过是一种禅道模式。他们奉行的茶道美学，则是禅味至上主义的禅道美学，始终至虔至诚地追求充满禅道理念的枯寂之美。所以，就日本茶道来说，他们很难体悟中国茶道的虚静之美。试想，若让心界的全部空间充满宗教的教义、教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如此境况，怎能有感悟茶道的虚静之美可言呢。当然，日本茶道的宗教信仰，本是无可厚非的。这里作出两种不同性质的茶道审美文化的比较，旨在说明因两国国情的不同，因而彼此在茶道审美文化方面亦殊有差异。正视这一点，则更有利于彼此之间开展茶道文化交流，便于求同存异，取长补短。
关于中国茶道审美文化中的虚静之说，对于日常品茗审美而言，并非空泛，仔细品味，有助于在品茗生活中更好地获得审美感悟。其实虚静之说并不玄奥，只需明白一点，即静乃始于虚也，在内心世界的空间里，在受到外物之苦时，在品茗审美之前，需把心灵空间的挤轧之物、堆垒之物，尽量排解开去，静下神来，定下心来，开始走进品茗审美的境界，静静领悟茶之色、茶之香、茶之味、茶之形的种种美感，以及赏鉴茶道文化生活中的择器之美、择水之美、择侣之美、择境之美。这一切，不正是属于虚静之美的境界么﹖
由此可知，历代诗人兼茶人在从事咏茶的创作生活中，在茶道审美的感悟并吟咏中，自然皆离不开亦虚亦静的精神氛围与精神境界。尤其当心灵世界的静氛形成之时，则更给茶道审美感悟并咏茶创作营造了最佳契机。禅有禅悟，茶有茶思。就茶道审美与咏茶创作来说，茶悟出茶思，茶悟出茶情，茶悟出的是不失茶氛的灵气，茶悟出的是不失茶韵的美感，这一切皆跟所谓禅悟迥乎其异。需知，由茶悟而升华，即堪达于无穷美妙的艺术境界，甚至达于像卢仝在《七碗茶诗》中所讴歌的那般如梦如幻，如恍如惚，如通仙灵，如御清风的诗性境界。这正是中国茶道及其审美文化，包括虚静之美所达到的一种最高精神境界和艺术境界。
或问，这虚静之“静”，是不是意味着自始至终需“静”得鸦雀无声，需“静”得肃穆庄严，如日本茶道那般地枯寂呢﹖当然不是这样。中国茶道审美文化中的虚静之说，实质上是指心灵世界的虚静，至于外界环境的宁静，兼顾即可。只要自我心灵不失虚静，则茗叙也罢、说笑也罢、听曲也罢、赏戏也罢，在啜茗中兴之所至，或则朗吟，或则放歌，或则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皆无不可。无怪蜀都一带茶馆，历来盛行摆龙门阵，那就叫做静中有闹，闹中有静，雅中有俗，俗中有雅。我想，这可以说是虚静之美的一种动态样式，动态风貌罢。
僧人饮茶历史悠久，因茶有“三德”，利于丛林修持，由“茶之德”生发出禅宗。僧人种茶、制茶、饮茶并研制名茶，为中国茶叶生产的发展、茶学的发展、的形成立下不世之功劳。日本基本上归属禅宗，源于中国。
明代乐纯着《雪庵清史》并列居士“清课”有“焚香、煮茗、习静、寻僧、奉佛、参禅、说法、作佛事、翻经、忏悔、放生……”，“煮茗”居第二，竟列于“奉佛”、“参禅”之前，这足以证明“茶佛一味”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和尚饮茶的历史由来已久。《晋书·艺术传》记载：“敦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药有松、桂、蜜之气，所饮茶苏而已。”
这是较早的僧人饮茶的正式记载。单道开是东晋时代人，在螂城昭德寺坐禅修行，常服用有松、桂、蜜之气味的药丸，饮一种将茶、姜、桂、桔、枣等合煮的名曰“茶苏”的饮料。清饮是宋代以后的事，应当说单道开饮的是当时很正宗的茶汤。壶居士《食论》中说：“苦茶，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
长期喝茶可以“羽化”，大概就是唐代卢金所说的“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与韭菜同食，能使人肢体沉重，是否真如此，尚无人验证。作者壶居上显是化名，以“居士”相称定与佛门有缘。
僧人饮茶已成传统，茶神出释门便不足为怪。
陆羽生于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呱呱坠地便落于佛的怀抱。《天门县志·陆羽传》载：“或言有借晨起，闻湖畔群雁喧集，以翼覆一婴儿，收畜之。”陆羽3岁时育于竟陵龙盖寺，由主持增智积抚养，9岁跟积公学佛，11岁逃离寺院，随杂戏班子流落江湖，并学习杂艺，有所成。28岁后交了个和尚朋友，就是诗人皎然，又称“释皎然”、“僧皎然”，28岁以后长住湖州标山那一带。陆羽自小就跟着积公学习煮茶技艺，并迷上了这门技艺，终于在建中元年 (780)48 岁时在湖州完成了世界第一部茶学专着《茶经》。陆羽能写成此书与他长期在茶区生活有关，但主要得益于佛门经历。可以说，《茶经》主要是中国僧人种茶、制茶、烹茶、饮茶生活经验的总结。中国在寺庙香火中熏过一番，所以自带三分佛气。
僧人为何嗜茶？其生发于茶之德。佛教认为“茶有三德”，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茶可抑制性欲。这三条是经验之谈。释氏学说传入中国成为独具特色的禅宗，禅宗和尚、居上日常修持之法就是坐禅，要求静坐、敛心，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其姿势要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通常坐禅一坐就是三月，老和尚难以坚持，小和尚年轻瞌睡多，更难熬，饮茶正可提神驱睡魔；饭罢就坐禅，易患消化不良，饮茶正可生津化食；佛门虽清净之地，但不染红尘亦办不到，且不说年轻和尚正值青春盛期难免想入非非，就是老和尚见那拜佛的姣姣女子亦难免神不守舍，饮茶既能转移注意力、抑制性欲，自当是佛门首选饮料。
僧人的另一个突出贡献就是种茶，培植名茶。茶产于山谷，而僧占名山，名山有名寺，名寺出名茶。最早的茶园多在寺院旁，稍晚才出现民间茶园。
古代多数名茶都与佛门有关。如有名的西湖龙井茶，陆羽《茶经》说：“杭州钱塘天竺、灵隐二寺产茶。”宋代，天竺出的香杯茶、白云茶列为贡茶。乾隆皇帝下江南在狮峰胡公庙品饮龙井茶，封庙前18棵茶树为御茶。宜兴阳羡茶在汉朝就有种植，唐肃宗年间(757-762)一位和尚将此茶送给常州刺史(宜兴古属常州)李栖驾，茶会品饮有陆羽出席，陆羽称“阳羡紫笋茶”是“芳香冠世产”，李刺史心有灵犀一点通，便建茶会督制阳羡茶进贡朝廷，自此阳羡茶点了“状元”，身价百倍。显然，阳羡茶的最早培植者是僧人。
见之于文字记载的产茶寺庙有扬州禅智寺、蒙山智炬寺、苏州虎丘寺、丹阳观音寺、扬州大名寺和白塔寺、杭州灵隐寺、福州鼓山寺、一天台雁宕山天台寺、泉州清源寺，衡山南岳寺、西山白云寺、建安能仁院、南京栖霞寺、长兴顾清吉祥寺、绍兴白云寺、丹徒招隐寺、江西宜慧县普利寺、岳阳白鹤寺、黄山松谷庵、吊桥庵和云谷寺、东山洞庭寺、杭州龙井寺、徽州松萝庵、武夷天心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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