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中华茶祖文化论——陕西茶的始祖文化（六）”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中华茶祖文化论——陕西茶的始祖文化（六）”相关知识！
陕西茶商在明代创造了中国茯砖茶的始祖文化
明清以来泾阳茯砖茶一直独霸西北市场，也是民族地区特需商品。西北谚语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痛；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就是其真实写照。这里我们透过泾阳茯砖茶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地位，来揭示其背后那种深厚的中国茯砖茶始祖文化。
（一）明清时期陕西商帮商垄断了西部地区的边茶贸易。
陕西商帮在明代指来自紧相邻接的西安府的三原、泾阳县和渭南韩城等地的商人。明清时期，中央政府为了巩固边防，在陕西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布马交易等特殊的经济政策。当时的陕商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发挥独有的地域和物产优势，输茶于陇青、贩盐于川黔、鬻布于苏湖、销烟于江浙，形成了以泾阳、三原为中心，以西北、川、黔、蒙、藏为势力范围的西部商业资本集团。以财雄势宏被尊为西秦大贾或关陕商人。
边茶转输是陕西商帮从事的大宗商品流通领域之一。明清时期政府实施茶马交易，率先立茶马司于陕西等处，将西北边茶作为军事物质专营；成化五年明政府放宽政策，部分茶叶进入商品流通；弘治三年推行了开中边茶，由官收官销改变为官督商销，西北边茶进入了大规模商运商销的阶段。自此陕西商人尽占边茶贸易的天时地利人和，垄断了西北边茶贸易。明清时期泾阳县经商者特多，其中从事长途贩运的商人结成帮会，即泾阳帮，常从湖南等省购入茶叶。为便于长途运输，将茶叶经过炒制，加工成砖茶，用牲口驮运到青海、新疆、内蒙，卖给当地牧民。据清道光年间，卢坤撰《秦疆治略》文中提到：泾阳县，官茶进关另行检做。而检茶之人，亦有万余。由此可见当年茶叶生产规模之大，管理之严。据查计：泾阳县经营甘引者五十四家，陕引者三十二家，共八十六家，每年过境砖茶数量多在二百万斤。西南边茶亦称汉藏边茶，当时明代边防的重点在西北，西南边茶政策稍宽，陕商从事西南边茶贸易的队伍不断壮大。在明代输茶入藏的四川南路边茶贸易也操纵在陕商之手，由陕商把康定由一个小山村变为番夷总汇，当时茶棉绸大字号多为陕籍，陕西街成为当时最繁华的商业街。据《西康纪要》载陕商泾阳人刘兴义在雅安开设的兴义茶庄每年的利润不少于16万两，王桥的于家利润10万两以上。
陕西商帮西部边茶贸易中不可撼动的地位，使占地理交通之便的泾阳成为了明清时期西北地区茶叶加工中心、销行西北的茶叶集散转运中心。
（二）早期的茯砖茶是明初陕西商帮以陕南茶为原料筑制的一种紧压茶
茯砖茶出现的时间，在茶学界有争议。很多学者认为茯砖茶出现于明末清初，一般解释为：1644年前后，陕西泾阳采用湖南安化黑毛茶为原料，在伏天手工筑制砖茶，故称伏砖茶；以其药效似土茯苓，就由伏茶美称为茯茶。我想这种说法只是学者们对原料来自湖南的茯砖茶的解释。茯砖茶在陕西的发展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发展的过程，远远早于以湖南黑毛茶为原料的茯砖茶。
茯砖茶的出现最早应追溯到明朝初年。陕西茶叶的生产从明初到1470年有一段榷茶时期，洪武四年规定民所收茶官给价，令有司收贮，这样民不得其利，私茶难禁。据史料记载明清时期边茶贸易利润丰厚，西北地区一块茶（五斤）换一只肥大的羯子，四块茶可换一头牛，八块茶可换一匹马，西南地区茶一斤换一羊，十斤易一牛，边茶一封（18斤）换羊毛100斤是经常的事，边茶的利润一般是50%-300%。边茶贸易的丰厚利润，促使了陕商从事边茶贸易的队伍壮大。据明代杨一清的《茶马疏》的为修复茶马旧制第二疏提及陕西茶事云：汉中府产茶州县官课岁用不过十之一二，其余俱为商贩私鬻之资。明王朝颁布了极其严厉的刑法，如私茶出境，斩；关隘失察要处以极刑等。《明太祖实录》、《明英宗实录》还载有走私边茶的职务犯罪。但茶禁愈严，则茶利愈厚。利之所在，趋者澜倒。走私的边茶因价钱低廉而充实市场，致使政府大量边茶积压。据杨一清茶马疏披露：三茶马司现贮之茶洮河可足三年之用，西宁可足二年之用，其商私课茶，又日增月益之，以致积久腐烂。可见当时陕商走私边茶的盛行。
陕西茶商在明政府严查、路途遥远、人背马驼的条件下，既要躲过重重关卡，又要多带茶叶，谋求更大的利润，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小茶叶体积。精明的陕西商人参照团茶的制作工艺，对茶叶进行再加工，制成茶块，然后秘密运往西北地区销售。对茶再加工的过程中，陕西商人们就总结出了一套精湛的制作工艺，为茯砖茶风靡西北奠定了基础。
早期的茯砖茶是以陕南茶为原料。自唐以来，由于少数民族习惯饮用陕南茶，加之地理毗邻运输方便，陕南茶一直是朝廷以茶易马的首选。明朝廷鉴于边境烽火绵绵，敌国又善骑射，加大了扩军备战的力度，使汉中茶作为间接的国防资源又升了级别。《明史》载：用汉中茶三百万斤，可得马三万匹，可见当时汉中茶价之昂贵。茶的产供销完全成了政府行为，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大发展，在陕南茶区有其民昼夜制茶不休，男废耕，女废织的壮观记载。茶叶产量大幅提升，年产量有至500万斤者。当时昂贵的汉中茶成为陕西茶商争相贩卖和走私的商品，据杨一清《茶马疏》说：汉中一府，岁课不及三万（斤）而商贩私鬻者百余万（斤）以为常。可见陕西商茶和走私茶贸易占据的份额之大。因此早期的茯砖茶以陕南茶为原料完全可信。
自茶马交易以来，当时只有陕南、四川一代的茶由政府控制，成为官茶。而湖茶属于私茶，不能随意边销。但湖茶滋味浓厚醇和、量多价廉，陕西商人转移到湖南采购茶叶，掺于汉中茶中以次充好，从而有了商茶低伪，悉征黑茶的记载。明万历二十三年，御史李楠请禁湖茶，言：湖茶行，茶法、马政两弊，原报汉、兴、保、夔者，准中。越境下湖南者，禁止。御史徐侨言：汉、川茶少而值高，湖南茶行之引，无妨汉中，汉茶味甘而薄，湖茶味苦，於酥酪为宜，亦利番也。但宜立法严核，以遏假茶。后来户部折衷其议，以汉茶为主，湖茶佐之。从上面这段记载可以看出：1、明代时期湖南黑茶以价格低，以民间贸易的方式冲击到了官茶市场；2、湖南黑茶的主要途径是商人到湖南私贩，主要是先贩运到川陕，甚至以川、陕茶名义,进行走私交易；3、湖南黑茶明代中期还是川、陕茶的补充。明末清初由于陕南茶农受官、商双重盘剥，造成民不聊生，利不胜害，导致陕南茶叶生产极大破坏。陕西商帮只能从湖南贩茶运至泾阳，加工成砖茶后贩卖西北。这时才正式出现了以湖茶为原料的茯砖茶[39]。
（三）泾阳茯砖茶独特的加工工艺曾经创造了三个不能制的神话
泾阳茯砖茶之所以几百年来一直受到边疆少数民族的喜爱，缘于其具有的金花成分。所谓金花，就是在原料的加工中通过一道特殊的发花程序，专门在砖块中培养冠突散囊菌，有化腻健胃、御寒提神的饮用功效。特别对游牧民族而言,主食牛肉、羊肉、奶酪等,缺少蔬菜水果,长期饮用茯砖茶,能够帮助消化,有效调节人体新陈代谢,对人体起着一定的保健和病理预防作用。数百年来,茯砖茶以其独特的功效,与粮、奶、肉并列,成为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也是少数民族群众探亲访友、过年过节相互馈赠的首选礼品,被誉为中国古丝绸之路上神秘之茶、西北少数民族生命之茶。
泾阳茯砖茶作为黑茶中的娇子，长期以来三不能制的说法，给它增添了不少神秘的色彩。茯砖茶有其独特的制作工艺：一是离了泾河水不能制；二是离了关中气候不能制；三是离了陕西人的技术不能制。三不能制之说也说明咸阳的水质和气候无疑是茯砖茶加工的最佳自然资源。直到1953年，在陕西茶工、技术人员的帮助下，在武汉大学生物系教授的指导下，经过三年时间的反复摸索和试验，才实现了在湖南安化砖茶厂所谓移地筑制的神话。
茯砖茶是陕西省在茶叶流通中重要地位的见证,是陕西茶人千百年、几十代人奋斗的结果,是陕西省传统民族手工业的骄傲,是陕西人的历史资源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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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文化渊源流长，它随着茶饮的普及扩展，不断地浸润着人们美好的心灵。随着历史的脚步，中华茶文化由内而外，由近及远地不断传播于中华大地各族人民，并披泽海外，闻名于世。
1、茶马古道与茶文化传播在茶叶历史上，茶叶文化由内地向边疆各族的传播，主要是由于两个特定的茶政内容而发生的，这就是“榷茶”和“茶马互市”(也称茶马交易)。
“榷茶”的意思，就是茶叶专卖，这是一项政府对茶叶买卖的专控制度。“榷茶”，最早起于唐代。在唐文宗时，王涯为司空，兼任榷茶使，在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十月，颁布榷茶令,但在十一月，王涯即被杀，榷茶刚刚诞生便夭折了。
到了宋初，由于国用欠丰，极需增加茶税收入，其次，也为革除唐朝以来茶叶自由经营收取税制的积弊，便开始逐步推出了榷茶制度和边茶的茶马互市两项重要的国策。
⑴茶马交易茶马交易，最初见于唐代。但未成定制。就是在宋朝初年，内地向边疆少数民族购买马匹，主要还是用铜钱。但是这些地区的牧民则将卖马的铜钱渐渐用来铸造兵器。因此，宋朝政府从国家安全和货币尊严考虑,在太平兴国八年，正式禁止以铜钱买马，改用布帛、茶叶、药材等来进行物物交换，为了使边贸有序进行，还专门设立了茶马司，茶马司的职责是:“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宋史?职官志》)
在茶马互市的政策确立之后，宋朝于今晋、陕、甘、川等地广开马市,大量换取吐蕃、回纥、党项等族的优良马匹，用以保卫边疆。到南宋时，茶马互市的机构，相对固定为四川五场、甘肃三场八个地方。四川五场主要用来与西南少数民族交易，甘肃三场均用来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易。元朝不缺马匹，因而边茶主要以银两和土货交易。到了明代初年，茶马互市再度恢复，一直沿用到清代中期，才渐渐废止。
⑵茶入吐蕃茶入吐蕃的最早记载是在唐代。
唐代对吐蕃影响汉族政权的因素一直非常重视，因为与吐蕃的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到丝绸之路的正常贸易，包括长安到西域的路线，及由四川到云南直至境外的路线和区域。因为这些路线和区域都在吐蕃的控制和影响之下。
唐代的文成公主进藏，就是出于安边的目的，于此同时，也将当时先进的物质文明带到了那片苍古的高原。据《西藏日记》记载，文成公主随带物品中就有茶叶和茶种，吐蕃的饮茶习俗也因此得到推广和发展。到了中唐的时候，朝廷使节到吐蕃时，看到当地首领家中已有不少诸如寿州、舒州、顾渚等地的名茶。中唐以后，茶马交易使吐蕃与中原的关系更为密切。
⑶茶入回纥回纥是唐代西北地区的一个游牧少数民族，唐代时，回纥的商业活动能力很强，长期在长安的就有上千人，回纥与的唐的关系较为平和，唐宪宗把女儿太和公主嫁到回纥，玄宗又封裴罗为怀仁可汗。
《新唐书?陆羽传》中载:“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回纥将马匹换来的茶叶等，除了饮用外，还用一部分茶叶与土耳其等阿拉伯国家进行交易，从中获取可观的利润。
⑷茶入西夏和辽西夏王国建立于宋初，成为西北地区一支强大的势力。西夏国的少数民族主要是由羌族的一支发展而成的党项族。宋朝初期，向党项族购买马匹，是以铜钱支付，而党项族则利用铜钱来铸造兵器，这对宋朝来讲无疑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因此，在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宋朝就用茶叶等物品来与之作物物交易。
西夏初期与宋朝虽有所冲突，但总体上尚为友好，宋朝对其经济也多有优惠，朝廷经常赐赠银两、绢匹和茶叶、布帛等，一次赐赠，茶叶多的达数千斤。
至1038年，西夏元昊称帝，不久便发动了对宋战争，双方损失巨大，不得已而重新修和。但宋王朝的政策软弱，有妥协之意。元昊虽向宋称臣，但宋送给夏的岁币茶叶等，则大大增加，赠茶由原来的数千斤，上涨到数万斤乃至数十万斤之多。
北宋时期，在与西夏周旋的同时，宋朝还要应付东北的契丹国的侵犯。契丹族位于东北辽河上游，北魏时就同中原来往密切。唐末，不少汉人到契丹，带去了先进的文化，契丹人逐渐从游牧、渔猎生活发展到学会农业生产、织布、冶铁、煮盐和建筑,经济不断繁荣。但916年阿保机称帝，建契丹国后，以武力夺得幽云十六州，继而改国号称辽。辽军的侵略野心不断扩大，1044年，突进到澶州城下，宋朝急忙组织阻击，双方均未取得战果，对峙不久，双方议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议和结果是，辽撤兵，宋供岁币入辽，银10万两，绢20万匹。此后，双方在边境地区开展贸易，宋朝用丝织品、稻米、茶叶等换取辽的羊、马、骆驼等。
辽从宋输入茶叶的同时，也引进了宋代的饮茶法，从近年出土的辽墓壁画中，便有辽人《煮茶图》等内容。
⑸茶入金宋政和四年辽天庆四年(1114年)，女真族完颜阿骨打以二千五百人誓师反辽，首战克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石城子)，继而大破辽都统萧嗣先于鸭子河(松花江一段),北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西)。时女真兵已有万人。1115年,完颜阿骨打称帝，改名旻，国号大金。
女真建金国后，宋朝便与之夹攻辽，并订下归地协议，1120年金与辽绝,破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1124年西夏亦向金称臣，1125年，辽亡，金的势力越来越大，原先与宋的一些协议，或大打折扣，或根本不予履行。1125年10月，索性下诏攻宋。1126年金兵逼至黄河北岸，同年闰十一月，京师被攻破，金提出苛刻议和条件，宋钦宗入金营求和，金又迫使宋徽宋、皇子、贵妃等赴金营。最后掠虏徽、钦二宗及后妃宗室等北撤，北宋自此结束。
金朝以武力不断胁迫宋朝的同时，也不断地从宋人那里取得饮茶之法，而且饮茶之风日甚一日。金朝虽然在战场上节节胜利，但是对炽烈的饮茶之风却十分担忧。因为所饮之茶都是来自宋人的岁贡和商贸，而且数量很大。当时，金朝“上下竟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而文人们饮茶与饮酒已是等量齐观。茶叶消耗量的大增，对金朝的经济利益乃至国防都是不利的。于是，金朝不断地下令禁茶。禁令虽严，但茶风已开，茶饮深入民间。茶饮地位不断提高，如《松漠记闻》载，女真人婚嫁时，酒宴之后，“富者遍建茗，留上客数人啜之，或以粗者煮乳酪”。同时，汉族饮茶文化在金朝文人中的影响也很深，如党怀英所作的《青玉案》词中，对茶文化的内蕴有很准确的把握。
“红莎绿蒻春风饼，趁梅驿，来云岭，……一瓯月露心魂醒，更迭清歌助清兴，……与君洗尽，满襟烦暑，别作高寒境”。
2、中华茶文化向外传播简述
中华茶文化因其特定的内涵，具有很强的民族性，而越具有民族性的文化，也越具有世界性。中华茶文化在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向周边国家传播，不断地影响着这些国家的饮食文化。
⑴茶入朝鲜半岛朝鲜半岛在四世纪至七世纪中叶，是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时代，据传六世纪中叶，已有植茶，其茶种是由华严宗智异禅师在朝鲜建华严寺时传入,至7世纪初,饮茶之风已扁及全朝鲜。后来，新罗在唐朝的帮助下，逐渐统一了全国。
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中国与济、新罗的往来比较频繁，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关系也比较密切。特别是新罗，在唐朝有通使往来一百二十次以上，是与唐通使来往最多的邻国之一。新罗人在唐朝主要学习佛典、佛法，研究唐代的典章，有的人还在唐朝做官。因而，唐代的饮茶习俗对他来说应是很亲近的。
唐代时不少新罗僧人住守中国寺庙，如山东文登清宁乡的法花院中，有三十多个僧人，均是新罗人。在日僧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述，圆仁在中国求法巡行时，曾受到不少新罗人的帮助，这些新罗人有的是做官的，有的是僧人，如新罗人李元佐在圆仁离开万年县时，曾送他蒙顶茶二斤，团茶一串。
新罗的名僧真鉴国师，在一块碑文中记着如收到中国茶时，把茶放入石锅里，用薪烧火煮后，不分其味就饮的内容。
新罗的使节大廉，在唐文宗太和后期，将茶籽带回国内，种于智异山下的华岩寺周围，朝鲜的种茶历史由此开始。朝鲜《三国本纪》卷十，《新罗本纪》兴德王三年云:“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植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时有之，至于此盛焉”。
至宋代时，新罗人也学习宋代的烹茶技艺，李奎报(1168-1235年)著的《南行日记》中称:“……有庵，俗称蛇包圣人之旧居。元晓曾住此地，故蛇包迁于此地。本想煮贡晓公，但无泉水，突然岸隙涌泉，其味甘如奶，故试点茶”。
新罗在参考吸取中国茶文化的同时，还建立了自己的一套茶礼。这套茶礼包括:
一、吉礼时敬茶；
二、齿礼时敬茶；
三、宾礼时敬茶；
四、嘉时敬茶。
其中宾礼时敬茶最为典型。高丽时代迎接使臣的宾礼仪式共有五种。迎接宋、辽、金、元的使臣，其地点在乾德殿阁里举行，国王在东朝南，使臣在西朝东接茶，或国王在东朝西，使臣在西朝东接茶，有时，由国王亲自敬茶。
高丽时代，新罗茶礼的程度和内容，与宋代的宫廷茶宴茶礼有不少相通之处。
⑵茶入日本中国的茶与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刻，尤其是对日本茶道的发生发展，有着十分紧密的渊源关系。茶道是日本茶文化中最具典型性的一个内容，而日本茶道的发祥，与中国文化的熏陶戚戚相关。
中国茶及茶文化传入日本，主要是以浙江为通道，并以佛教传播为途径而实现的。
浙江名刹大寺有天台山国清寺、天目山径山寺、宁波阿育王寺、天童寺等。其中天台山国清寺是天台宗的发源地，径山寺是临济宗的发源地。并且，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是唐、宋、元各代重要的进出口岸。自唐代至元代，日本遣使和学问僧络绎不绝，来到浙江各佛教胜地修行求学，回国时，不仅带去了茶的种植知识、煮泡技艺，还带增了中国传统的茶道精神，使茶道在日本发扬光大，并形成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和精神内涵。中国茶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浙江的佛教对日本的影响和日本遣使、学问僧在浙江的游历。
唐代时，日本曾派遣了许多遣唐使和学问僧到中国来学习各种知识，据《日中文化交流史》统计，从舒明天皇二年(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八月到宇多天皇宽平六年(唐乾宁元年,公元894年)九月,日本前后共任命过19次遣唐使，这些人物代表着国家的形象，均通晓经史、长于文艺，或有一技之长。所以，尽管他们留唐时间不长，但对唐代的文化有着非常敏锐的洞察力和移植力。在这些遣唐使和学问僧中，与茶叶文化的传播有较直接关系的主要是都永忠和最澄。
都永忠作为学问僧，大约是在兴仁宝龟八年(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随着唐使到了中国，在唐朝生活了二十多年，延历二十四年(唐顺宗永员元年，公元805年)八月与最澄等一起回国。都永忠平生好茶，当弘仁元年(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四月，嵯峨天皇行幸近江滋贺的韩琦，经过梵释寺时，作为该寺大僧的都永忠，亲手煮茶进献，天皇则赐之以御冠。同年六月，嵯峨天皇便命畿内，近江、丹波、播磨等地种茶，作为每年的贡品。后来，茶叶逐渐成为宫廷之物，深受皇室宠爱，并逐步向民间普及。
都永忠游历唐朝20多年，其生活习惯所发生的变化深受唐代汉风之影响，当时陆羽《茶经》已经写成，吃茶已成“比屋之饮”，再者，当时最著名的贡茶浙江的顾渚紫笋已是名动京华。因而，二十几年的唐代生活，都永忠对当时的茶叶状况，包括品种、制法、饮法也当了然于胸。都永忠向嵯峨天皇奉茶之事，距其回国约隔10年时间，所用茶及煮茶法均应是唐代中国的风格。自都永忠为天皇烹茶后，饮茶之风首先在宫廷渐行，嵯峨天皇夏日临幸藤原冬嗣的闲居院时作御制诗:
吟诗不厌捣香茗，
乘兴偏宜听雅弹。
秋日临幸皇弟池亭时曾作诗云:“萧然幽兴处，院里满茶烟”。(《凌云集》)均为此事之证。
传播中国茶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日僧最澄。最澄赴唐是在唐德宗二十年(804年),当时遣唐使分为两船：第一船上是空海，桔逸势等；第二只般上是最澄、义真、丹福等。因为途中遇到风暴，第一船漂泊到福州，第二船则漂到浙江明州(今宁波)。
最澄到浙江后，便登上天台山，随从道邃行满行满学习天台宗，又到越州龙兴寺从顺晓学习密宗，永贞元年(805年)八月与都永忠等一起从明州起程归国。从浙江天台山带去了茶种，据《日本社神道秘记》记载:最澄从中国传去茶种后，植于日吉神社旁(现日吉茶园)。最澄在将茶种引入日本的同时，也将茶饮引入了宫廷，得到了天皇的重视，具有与都永忠同样的功绩，这从最澄与嵯峨天皇的某些诗歌唱和中，似可知之一二。《文华秀丽集》中收有一首嵯峨天皇与最澄的唱和诗《澄公奉献诗答》，其中有“羽客旁讲席，山精供茶杯”之句，表现了天皇与最澄的融洽关系以及饮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最澄之前，天台山与天台宗僧人也多有赴日传教者,如天宝十三年(754年)的鉴真等，他们带去的不仅是天台派的教义，而且也有科学技术和生活习俗，饮茶之道无疑也是其中之一。这些去日僧人，应是在客观上促进日本僧人包括最澄来华求法的直接影响者，由于天台山在佛教上的特殊地位，自最澄回国以后，成了日本僧人极为向往之处，虽然其主要目的，大多是为学习天台宗和密宗，朝拜宗祖智者大师的圣迹，善知识、释疑难。于此同时，也自然而然受到了包括饮茶之道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这些僧侣回国后，对日本的饮茶文化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国宋代时期，由于日本采取了锁国政策，开往宋朝的日本船只很少，但是，中国宋代去日本的商船却相对频繁。这些入日商船运去的贸易品中有茶碗、文具、香药及锦绫等器物，出发地与唐代一样，也为两浙海口，这些般只均在此横渡东中国海，到达日本肥前的值嘉岛，然后再转至筑前的博多。另一方面，尽管日本禁止商船赴宋，但违禁私入者仍然不少。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日本高僧成寻阿利(1010—1081年)肥前来到浙江，曾在天台山方广寺石梁向罗汉献茶五百杯，据民间传说，罗汉似乎接纳了成寻的供奉，在茶碗水面上出现了瑞兆。
南宋时期，是中国茶道外传的重要阶段。日僧荣西曾两次来华。荣西第一次入宋，是在日本仁安三年(宋孝宗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四月到达浙江明州，五月四日登明山，然后到天台山万年寺，同年六月又登明州阿育王山，九月回国，回国时除带了天台新章疏30余部60卷，还带回了茶籽，种植于佐贺县肥前背振山、拇尾山一带。荣西第二次入宋是日本文治三年(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四月，此行目的原为赴印度求法，但因故未成行，所以即随从天台山万年寺的虚庵怀敞学禅，后来怀敞移居天童山，荣西亦随之前往继承，宋孝宗赐其千光法师封号。日本建久二年(宋光宗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七月，荣西回到长崎，嗣后便在京都修建了建仁寺，在镰仓修建了圣福寺，并在寺院中种植茶树，大力宣传禅教和茶饮。
据日本《雍州府志》、《拇山种茶谱略》史料记载，荣西从宋携茶籽归国，是用一小壶盛之，此壶至今尚存，俗称“汉小柿”，当荣西持茶种植于背振山时，茶籽“一夜而生根芽”，该茶种属浙江顾渚种。据传，荣西在天台山期间还曾模仿成寻，向罗汉献茶，并写了有关的茶诗。
荣西自浙江返回日本后，一边大兴禅教，一边传播茶道。20年后即日本承元五年(宋宁宗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终于撰成了《吃茶养生记》一书，书中极称茶的益人之处，称茶是“养生之仙茶、延龄之妙术”，并认为茶是“健心”之特殊茶。《吃茶养生记》也被称为“颂茶德之书”。日本《吾妻镜》中建保二年(宋宁宗嘉定七年，公元1214年)。二月四日条中记载:“将军家(实朝)略有不适，诸人奔走，然无殊疾，系昨夜大醉之馀醺，正值叶上僧正(荣西)，在此加持，闻此事，称有良药，由本寺召进茶一盏，并持颂茶德之书一卷同献上，将军悦颜受之”。荣西携茶籽回国，是继唐代最澄等僧人之后，对日本饮茶文化产生的又一次重要影响，其结果是大大促进了日本的种茶规模，奠定了茶道的物质基础。荣西《吃茶养生记》的撰成，为茶饮的普及，奠定了茶道的物质基础。荣西《吃茶养生记》的撰成，为茶饮的普及、提高日本民族对茶与人体生理、心理上的作用之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吃茶养生记》对茶道的形成，具有一种点明人生意识和揭示道德价值取向的作用，它与以后日本茶道的“清敬和寂”的宗旨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吃茶养生记》是茶道在形式确立之前的一种思想意识上的萌芽标志。嗣后，便有进一步的有意识地再从浙江径山寺茶宴中取其一定形式而发展到“唐式茶会”，并由此逐渐形成了规范的茶道和出现了村田珠光、千利休那样的开宗立派的宗师。
浙江除了天台山国清寺外，著名的还有径山寺。径山寺开山祖为唐代的法钦(国一禅师)，宋代称径山寺为能仁禅寺，宋孝宗曾亲题“兴圣万寿寺”以后，又改为“香林禅寺”，居中国禅林第一位。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无准师范(大鉴禅师)入传径山寺后，日僧众望所归，一时云集。在此前后，径山寺成为浙江寺院中日僧朝拜的必到之地。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入宋的神子荣尊到径山寺继续无准师范的法统，在嘉熙二年(1238年)回国后，开创了肥前的兴圣万寺等许多寺院。圣一国师圆尔辨圆也于1235年入宋，历时7年，登径山继承无准师范的法统。淳佑元年(1241年)五月回国。
与此同时，径山僧人也有入日传教者，如径山无准师范的法嗣兀庵普宁，使镰仓武士和禅宗结合了起来;径山的石溪月的法嗣大休正念(敕谥佛源禅师)，于宋度宗咸淳五年(1269年)赴日,宣扬石溪心月的教风，也感化了很多镰仓武士。
中日两国僧人的互相来往，不仅使佛教得以快速传播，而且径山寺里的饮茶之法也随之扩展。
径山寺院中的饮茶方式是以茶供佛，然后众僧转坐一炉茶，随谈道德，随加取饮，气氛融洽。这种饮法，属于寺院中的一种清规。在此基础上，又将其形式扩展成为“茶宴”，以招待各路僧客。饮法主要是以末茶冲泡、调制的“点茶法”。宋代大批日僧在径山寺修炼学习，于饮茶之清规也自然身体力行，回国之后，言传身教，故饮茶之道也随佛教而遍行。在这些日僧中,南浦绍明(大禅师)是个较典型的人物。日本《类聚名物考》、《续视听草》、《本朝高僧传》都不同详略地记载了他从中国传入茶道的事迹。如《类聚名物考》中记:“茶道之起，在正元中筑前崇福寺开山南浦绍明由宋传入。”《续视听草》载:
“南浦绍明由宋归国，把茶台子、茶道具一式带至崇福寺”。因而可知，“径山茶宴”中的点茶法也在此间传到了日本。
在此期间，中国宋代的茶具精品——天目茶碗、青瓷茶碗也由浙江开始相继传入日本。在日本茶道中，天目茶碗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日本喝茶之初到创立茶礼的东山时代，所用只限于天目茶碗，后来，因茶道的普及，一般所用茶碗为朝鲜和日本的仿制品，而天目茶碗益显珍贵，只限于“台天目点茶法”和其它一些比较庄重的场合，如贵客临门或向神佛献茶等。
“天目茶碗”之名的来由，也与日本僧侣在浙江的修业有关。天目茶碗产于福建省泉州府德化县建安窑，主要特点是色泽沉着而调和，很适用于丛林寺院。由于日本僧人在天目山地区的径山寺、昭明寺、禅源寺等著名巨刹沿续修业近二十年，而这些寺院中供佛之茶所用均为这种茶碗，所以，日本僧人便称之为“天目茶碗”，传至日本的主要有“曜变天目”、“油滴天目”、“禾天目”、“玳皮盏天目”、“灰被”等名类。后来，日本的仿制品也冠以天目之名。如“濑户天目”、“白天目”、“黄天目”、“信乐天目”、“丹波天目”等。
青瓷茶碗产于浙江龙泉。自南宋到明初都不断输入日本，成为茶道中的重要用具。日本所存青瓷中，大致分为“钻青瓷、天龙寺青瓷、五官青瓷三大类。具体有“钻青瓷禾茶碗”、“飞青瓷茶碗”、“人形手青瓷”、“干汐手青瓷”。奈户称名寺僧人、日本茶道的创始人村田珠光(1425—1502)，极爱收藏茶具，其藏品中的青瓷茶碗便称为“珠光青瓷”。
唐、宋时期，浙江天台山、径山等寺院中的茶籽、茶具、饮茶法由日本遣唐使、遣宋使和学问僧带回日本后，给日本茶道的兴盛，奠定了思想和艺术形式上的基础，具有民族特色的日本茶道的创立，均在此基础上产生。
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茶道，是由奈良称名寺和尚村田珠光(1425-1502年)，将平民聚合饮茶的集会“茶寄合”与贵族茶会“茶数寄”合二为一形成的禅宗点茶法。自珠光完成了茶道的建立后，千利休(1522-1591)继续发扬光大，提炼出“和、敬、清、寂”茶道四规，而取得“天下茶匠”的地位。从此以后，日本茶道流派纷呈，各具特色，但“和、敬、清、寂”四规和待人接物的“七则”，仍然是茶道的主要精神。整个日本茶道艺术，无不体现出与佛教的息息相通，至今仍然散发着中国唐宋时代的文化气息，保留着浙江天台山、径山等地的佛家饮茶遗风。
⑶茶入俄国中国茶叶最早传入俄国，据传是在公元六世纪时，由回族人运销至中亚细亚。到元代，蒙古人远征俄国，中国文明随之传入，到了明朝，中国茶叶开始大量进入俄国。
公元1567年，明穆宗即位，中国茶叶由哥萨克人伊万?彼得洛夫和歌纳计，亚里带入俄国。公元1618年，明朝政府批准与俄通商，并派使臣携茶叶数箱，作为礼物赠沙皇。
明末，俄人派骆驼商队，专程到新疆，并沿陆路到湖南采购砖茶，到安徽霍山采购六安茶等。同时，中国的茶叶由满蒙商队经陆路源源不断地输往俄国。
至清代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中俄签订互市条约，以恰克图为中心开展陆路通商贸易，茶叶就是其中主要的商品，其输出方式是将茶叶用马驮到天津，然后再用骆驼运到恰克图。
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沙俄因为华茶获利颇丰，于是女皇伊丽莎白亲自组织商队，来往于中俄之间，专门从事茶叶采购，专供宫廷贵族使用。到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采购规模渐大，到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恰克图条约》签订后华茶始大宗输俄。
1883年后，俄国多次引进中国茶籽，试图栽培茶树,1884年,索洛沃佐夫从汉口运去茶苗12000株和成箱的茶籽，在查瓦克──巴统附近开辟一小茶园，从事茶树栽培和制茶。
1888年，俄人波波夫来华，访问宁波一家茶厂，回国时，聘去了以刘峻周为首的茶叶技工10名，同时购买了不少茶籽和茶苗。后来刘峻周等，在高加索、巴统开始工作，历经了3年时间，种植了80公顷茶树，并建立了一座小型茶厂。1896年，刘峻周等人合同期满，回国前，波波夫要托刘峻周再招聘技工，产菜购茶苗茶籽。1897年，刘峻周又带领12名技工携带家眷往俄国，1990年在阿札里亚种植茶树150公顷，并建立了茶叶加工厂。
刘峻周于1893年应聘赴俄，到1924年返回家乡，三十年时间，对苏俄茶叶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苏联历史学家们曾为此撰专文以示纪念。
世人不知，陕西的茶文化有很高的历史地位，在唐代及唐代之前算得上是茶界的龙头老大，江南茶文化的发育与陕西茶文化的繁荣密切相关。
第一，居住在陕西南部的古代巴人是中国最早种茶、用茶的民族
巴蜀茶文化在中华茶文化中的历史位置已有定论，巴先蜀后也已为学界认同。在不晚于西周时代，陕南的巴人就已开始在园中人工栽培茶叶。因此，巴人种茶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这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汉唐时期因大规模移民的历史机遇陕西得饮茶风气之先
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推断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秦人取蜀第一次在公元前316年，即秦惠王更元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灭蜀后徙奏民10000户到蜀地。公元前316年时蜀人已开始种茶、饮茶，并将此艺能传授给迁入蜀地的秦人。
第三，陕西茶业历史悠久并在中国茶业发展史上写下辉煌的一页
西北五省惟陕西产茶，陕西茶的主产地又在陕南的汉中等地，唐宋时期茶不仅是陕南农户衣食的重要来源，朝廷也奈此开辟财源和扩充军备。明代的汉中是陕南茶和蜀茶的集散地和贸易中心，汉中茶的产量最高达到500万斤(1557年)，合2500吨。
第四，陕西是历代封建王朝茶马交易国策的实施地和重要市场
早在唐贞元末年，朝廷为了固边，扩充军队，急需大批马匹，用于装备骑兵和运输粮秣，而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又急需大批茶叶，鉴于双方的需求互补，朝廷适时的设立边贸市场，用茶叶与西北的少数民族换马，开了茶马交易之先河。
第五，唐代长安的宫廷茶文化辐射全国并确立了茶的国饮地位
中唐以后，茶道大行于天下。一般说来，中国数千年里皇权中心即是一切社会现象的发生中心，总是皇帝左右朝廷，京都领导全国。陕西长安作为大唐建都之地，成为一切文化现象的发源地和聚焦点而辐射全国，茶文化也不例外。
第六，法门寺唐代地宫系列宫廷茶具的发现是中国茶史划时代的事件
地宫茶具的文化质点是三教融合，较明确地体现了佛教茶文化与宫廷茶文化的相互沟通;标明了博大精深的大唐茶文化的历史源头和最高层次，填补了茶文化史研究的空白，为唐代茶文化研究开启了新的思路。
第七，因长安宫廷茶文化而出现的贡茶之制对中国茶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肃宗至德二年陕南茶被选为贡品，这无形中培养了其的精品意识，刺激了茶农们培植名品的积极性。于科技方面言，唐代植茶技术、制茶技术、储茶技校乃至旁及茶具制造的工艺、产品包装的不断改进无不与贡茶之制有关。
第八，中国茶文化在海内外传播唐代长安是最重要的中心
唐代茶叶的出口量很大，沿丝绸之路输往中亚、东南欧和北非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外贸的主体商品之一。明、清至民初，陕西茶在大西北市场占有很大的份额，且仍旧沿着丝绸之路运销西亚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伊拉克，及北非的埃及、得黎波里、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国。
曾踏上丝绸之路风光过，曾领导饮茶新潮流潇洒过，曾进贡朝廷高贵过，曾为朝廷交换战马荣耀过，曾稳稳占领大西北市场霸气过曾是全国最早的茶区和茶叶种植中心，曾是全国茶文化的鼎盛地区和传播中心。陕西茶业和茶文化的历史地位，在中国茶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在中华茶文化发展史上，出现过许多风韵雅举，茶令与分茶就是例证。这些雅举，有的虽然因历史原因而退却，但更多的则为现代人所推举。
茶令乃是一种饮茶助兴作乐的游戏。这种风流文雅、睿智隽永的游戏，最早流行于我国的江南一带。据《中国风俗辞典》载：茶令流行于江南地区。饮茶时以一人令官，饮者皆听其号令，令官出难题，要求人解答或执行，做不到者以茶为赏罚。所以，在逢年过节、婚庆喜事、亲朋相聚时，用茶作宴，若能创制出妙趣横生的茶令，真能使人其乐融融，其情悠悠，增加喜悦气氛。
南宋龙图阁学士王十朋，精文通诗，又好茶令，他曾在诗中写道：搜我肺肠着茶令。他还介绍行茶令的形式，注道：余归，与诸子讲茶令，每会茶，指一物为题，各举故事，不通者罚。同是南宋的着名女词人李清照，少有才名，早年助夫赵明诚搜集研究金石书画，回青州(今山东益都)故第闲居时，他俩常用行茶令形式，饮茶助学。
李清照曾在她的《金石录后序》中是这样记述的：每获一书，即同共校勘，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隅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决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颠覆杯中，反不得饮而起。李清照和赵明诚行茶令研讨学问，与用此法行酒令不同，是赢家方可饮茶，而不许输者品茗。对此，清代学者俞正燮的《易安居士事辑》中亦有详尽记载。所以，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这里所说的喝，就是品。品好茶，享清福，不仅是物质的享受，而且是精神的升华。
其实，茶令一词虽见于宋代，但这种以茶为内容的行令形式，在唐代已经出现。它以续诗接龙形式，三五诗友促膝围坐，环绕一个茶的题材续成茶诗，谁续不上诗谁就当场受罚。如有一首着名的五言联句茶诗《月夜啜茶》，作者共有六人，都是唐代人。他们是，颜真卿:着名书法家，开元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大师；陆士修:嘉兴(今属浙江)县尉；张荐:工文辞，是史官修撰；李萼:擢制科，历官庐州刺史；崔万:生平不详；昼:即僧皎然，着名诗僧。他们在一次品茗行令中，创作出了一首脍炙人口的五言联句茶诗。诗曰：
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情言。(士修)
醒酒宜华席，留僧想独园。(荐)
不须攀月桂，何假树庭萱。(萼)
御史秋风劲，尚书北斗尊。(万)
流华净肌骨，疏瀹涤心原。(真卿)
不似春醪醉，何辞绿菽繁。(昼)
素瓷传静夜，芳气满闲修。(士修)
这首啜茶联句诗，六位诗人刮肚搜肠、别出心裁地寻索诗句，诗中还引用了诸如泛花、代饮、醒酒、月桂、流华、疏瀹、不似春醪、素瓷、芳气一系列与啜茶有关的代用词。至于御史秋风劲，尚书北斗尊两句，更是赞美颜真卿这位尚书大臣，当为众望所归，使行茶令联句作诗的结果，更加加强了宾主间的融洽气氛，提高了饮茶的品位。
近代，作为一位旷代学人的钱钟书，他终年伏案潜心于着述，在笔耕劳作之余，则与着名文学家杨绛戏仿南宋李清照和赵明诚行茶令之雅举，不论谁输谁赢，每斗罢一局，彼此相视，捧腹大笑。如此睹茗。给他们晚年读书着说，乃至晚年生活，增添了无限乐处。难怪钱钟书先生在《槐聚诗存》中写道:翻书睹茗相随老，安稳竖牢祝此身。近年来，在台湾还时一种新的茶令游戏，叫猜返乡拳，其口诀有:一国，两制，三通(通邮、通航、通商)，四海，五洲，六万(旅费)，七天(签证)，八件(礼物)，九别(重逢)，十全(团圆)。双方以睹茗形式，胜者方得茗饮，这种行令睹茗猜拳之举，颇有人情色彩。
茶是因作为饮料而驰名的，茶文化实质上是饮茶文化，是围绕饮茶活动所形成的文化现象。茶文化的产生是在茶被用作饮用之后，两晋南北朝是中华茶文化的酝酿时期。
（1）茶与宗教结缘汉魏六朝朝时期，是中国固有的宗教——道教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同时也是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时期，茶以其清淡、虚静的本性和却睡疗病的功能广受宗教徒的青睐。
（2）茶文学初兴晋宋时期的《搜神记》、《神异记》、《搜神后记》、《异苑》等志怪小说集中便有一些关于茶的故事。孙楚的《出歌》、张载的《登成都白菟楼》、左思的《娇女诗》、王微的《杂诗》是早期的涉茶诗。西晋杜育的《荈赋》是文学史上第一篇以茶为题材的散文，才辞丰美，对后世的茶文学创作颇有影响。南北朝时鲍令晖撰有《香茗赋》，惜散佚不存。
（3）茶艺萌芽茶艺即饮茶艺术，是艺术性的饮茶，是饮茶生活艺术化，它包括选茶、备器、择水、取火、候汤、习茶的程式和技艺。
杜育的《荈赋》中有对于茶艺的描写，有择水：“水则岷方之注，挹彼清流”，择取岷江中的清水；选器：“器择陶简，出自东隅”，茶具选用产自东隅（今浙江上虞一带）的瓷器；煎茶：“沫沉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煎好的茶汤，汤华浮泛，象白雪般明亮，如春花般灿烂；酌茶：“酌之以匏，取式公刘。”用匏瓢酌分茶汤。
两晋南北朝，佛教、道教徒与茶结缘，以茶养生，以茶助修行。茶文学初步兴起，产生了《荈赋》等名篇。中华茶艺亦于西晋时萌芽。这一切说明，两晋南北朝是中华茶文化的酝酿时期。
茶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伟大创造。我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尤其悠久、丰富。由于茶在藏族人民日常生活和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至关重要的地位，藏族的茶文化丰富多彩、饶有特色，成为我国乃至世界茶文化园地中一枝奇葩。为什么不产茶的藏区却创造了灿烂的茶文化？藏族茶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有哪些？本文拟就有关问题作一探讨。
一我国藏族所居地区，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历史上素不产茶。⑴所需之茶主要通过毗邻之地供给。藏语三大方言对许多东西的称呼发音不同，但对茶则一律呼为“槚”（ja）。《茶经》：“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其味甘，槚也；不甘而苦，舛也；啜苦咽甘，茶也”。可见藏语是借用了汉语对茶的古称。
茶正式传入西藏，是在吐著时期，盛唐的丰富物质文化成果，不能不对吐著以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因文成、金城两公主先后和亲吐蕃的直接推动，唐蕃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有了很大的发展，致使吐蕃出现“渐慕华风”的社会风气。茶文化作为中原的一种物质文化成果在这种交流中被传入吐蕃社会便十分自然。
据藏族史籍记载，茶是在松赞干布之曾孙都松莽布支在位时（676一704）传人吐蕃的。当时作为一种保健药物而受到赞普的喜爱。⑵唐李肇《国史补》载：“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诸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湖者’。”⑶其中，寿州、舒州在皖，顾诸在浙，蕲门在鄂，昌明在蜀，※※湖在湘。赞普虽拥有中原最名贵的茶、但都不晓其烹饮之法，可见当时在吐蕃社会中饮茶之习尚不普遍。关于这点，我们还可在敦煌、新疆出土的吐蕃时期的文献资料中得到佐证：在大量写卷、木简中，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资是青稞、小麦、米、酒、牛、羊、皮张等，唯独不见有关茶的记载。由此我们也可以推知，至少9世纪初以前，吐蕃人还没有形成饮茶的社会生活习惯。茶这时虽已输入吐蕃，但还属珍稀物品。
历史证明：一种社会生活习惯和一种民族习俗的形成，总是离不开其所处环境的物质条件以及人们对这种习惯、习俗的共同需要，对于维系人生存的饮食而言，尤其如此。吐蕃不产茶，要靠内地供应，在没有形成可靠的、经常的贸易渠道之前，藏区的茶不可能得到可靠的供给；在社会上自然不可能形成饮茶的风气和习惯。综观唐蕃关系史，在初唐至中唐的约一个半世纪的时期内，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虽有发展，但又经常受到战争的破坏，致使双方的联系受到很大的制约，内地的茶尚不具备大量输入藏区的客观条件，从而使藏区社会缺乏形成饮茶之习的物质基础。
晚唐以后，唐蕃关系进入了一个较稳定的和平友好共处时期。双方间官方和民间的贸易大大活跃起来，陇、蜀、洮、氓一带出现了官方开办的市易区多处，传统的民间贸易渠道也都畅通。唐之缣（丝织品）和茶成为与吐蕃市易马和耕牛的主要商品。由于安史之乱后内地农业破坏极严重，唐朝长期依赖吐蕃地区马牛等物的输入，作为交换的茶也长期地大量地被输入吐蕃。这就使藏族社会具备了形成饮茶之习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唐自开元以后，因禅僧坐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狭，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风俗。”⑷随着唐蕃之间的交往增强，特别是内地的大量禅憎相继到吐蕃传法或经由吐蕃去天竺求法，使这种饮茶习俗也传播到藏地。自9世纪初热巴巾规定“七户养一僧”后，藏地僧人再不需要从事生产劳动，对于每日长时间坐静诵经的藏僧来说，汉僧的饮茶之习此时更具有了效法的价值，它不仅能达到“破睡”、“涤烦疗渴”的生理方面的功效，而且能给这些僧人单调孤寂的生活以心理上的慰藉）因此，饮茶的风气首先在藏地僧人和寺庙中蔓延开来，烹茶之艺也在僧人中首先讲究起来，藏史谓，“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此后噶米王向和尚学会了烹茶、米扎衮布又向噶米王学会了烹茶，这以后便依次传了下来”，⑸正说明最初把烹茶、饮茶的生活方式传入吐蕃的是来自汉地的僧人。
热巴巾被杀，达磨即位后，吐蕃发生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寺院被毁，僧人被迫还俗，这些融入民间的僧人，无可避免地将他们的饮茶习惯传播于人民大众中，于是在普通民众中也开始兴起饮茶的习惯，一经传播开来，便一发不可收。从那以后，饮茶作为一种全社会、全民族的共同习俗，便自然而然地逐渐形成了。
9世纪末吐蕃王朝崩溃后，各地方各部族与内地的交换活动趋于自由。五代及宋，正式建立“茶马互市”的制度，更使茶得以源源不断地输入，为推动藏族社会饮茶之习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自元代起，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版图，藏族饮茶之习由此获得了可靠的物质保证。
内地的茶文化在藏区经由王室；僧院；民间的传播推广、借鉴吸收，逐渐形成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被赋予一种新的文化特质和形态，这就是藏族茶文化。经过千余年的发展，茶文化已成为藏族传统饮食文化中最富生气的一部分。
二茶在藏区最先是被当成医疗保健饮品来使用的。《汉藏史集》中记载：都松莽布支（赤都松）原先体弱多病，一日偶然尝了小鸟衔来的一种树叶，顿觉神清气爽，于是命心腹大臣四处寻访这种树叶，后来在汉地找到，大臣带了一大捆回来，赞普将其日日煮饮，身体便一天天好起来，于是将其作为上等保健之品，这便是茶。由此传说可知茶之被藏族看重，最初是因为茶所具有的医疗保健作用。众所周知，藏族居于高寒、缺氧、干燥的青藏高原，其膳食以糌粑、牛羊肉为主，缺少蔬茶。从营养学的角度看，其膳食结构存在一定的缺陷，而茶叶中富含维生素，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以及单宁酸、茶碱等成份，具有清热、解毒、润燥、利尿等功能，正好可弥补其不足，正所谓“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⑹藏族对茶的认识首先是医疗保健作用也就十分自然了。
古代藏族对茶的医疗作用的认识是比较深的。成书于14世纪的《汉藏史集》专门有一章，题名《甘露之海》，详细介绍了茶的种类及其不同的疗效，将传人藏区的茶按生长地理环境、施肥种类、烘制方法等的差异，分成十六种；对每种茶叶的特点、气味、颜色、口感、功用分别作了记载，认为各种茶分别适应治流诞、胆热、寒热、痴愚、胃病、血病、风病、魔病等症。在更早的《四部医典》中，也提到茶对于治病强身的功用。可见，藏族人民对茶的医疗保健功效很早就有了深刻的认识。
不过藏族普遍嗜爱饮茶习俗的形成，并不仅仅是因为茶对人具有医疗保健作用。对于常年以肉食和糌粑为主食的藏族来说，饮茶既可解腻顺食、满足生理之需，又可使人处于一种快怡舒畅的精神状态。这样，茶的确像是“天界享用的甘露，偶然滴落人间”，⑺给藏族人带来美的享受。
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怀特曾很精辟地指出：“文化的目的就是满足人的需要。”⑻藏族茶文化正是在满足藏人的认识需要、功利需要和审美需要的条件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概而言之，藏族茶文化的主要表征如下：
1、茶之烹藏族饮茶系采用熬煮方式，与现今内地常用的冲泡法迥然不同。煮茶讲究火候，以茶汁呈深褐色，入口涩而不苦为佳。牧民喜欢喝浓一些的，农区和城镇的人则爱喝较淡一点的。平时将茶装人随身的口袋或储于家中罐内。用时先将锅内盛水，投入适量茶叶，以猛火煮开，再以文火煎熬（也有水沸后放茶的）。熬茶时必放少许食盐调味，藏谚有“茶无盐，水一样；人无钱，鬼一样”之说，可见茶中放盐的重要。这样熬出之茶名为“清茶”，这是最普遍的熬茶法。
在藏区东部的康区，流行一种熬“茶卤”（茶母）的方法，即“将茶一（约五斤）或数揉散，内加白土（碱）及水，入巨釜炖之，殆水煮尽，然后将锅内茶膏晒干，贮于皮袋中，饮时取茶卤一掬，入开水于罐内，略一摇荡，即成红黑色之浓茶，加盐饮用”。⑼这种“茶母”最为驮脚远行商队喜用。
藏族谚语有“茶渣如油，给孩子吃”之说，至今在康区和安多牧区还有一种将茶叶连汤带叶一吃喝掉的饮茶方式，称作“糌粑茶”。先将茶叶烘干，在臼中舂为细末，用时将茶末投入水中熬煮，待茶汁渐浓时，再洒入一些糟粑面和少量盐，使茶汤成为稀糊状。这种茶喝后令人体力骤增。
将牛奶或羊奶掺入清茶即为“奶茶”。方法是清茶熬好后（一般熬得较淡一些），舀鲜奶适量倒入茶锅内，使茶、乳混融均匀，即可饮用。这种茶奶香浓郁、味鲜带甜，牧区与农区的人都爱饮用。
最讲究的茶，是酥油茶。把熬好的清茶倒入专用的茶桶（藏名“酪摩”）中，加入酥油、盐、鸡蛋、核桃仁等，用一底端有带孔圆盘的搅拌棒（藏名“加罗”），在桶内上下抽压，直至油、茶充分融合后即可斟饮。此茶入口酥润，香味四溢，能防止嘴唇干裂，最为藏族喜爱，喻其制法之妙为“由般若而至法华，转熟酥而成醍醐”。
在拉萨等地，人们时尚喝“甜茶”，虽仍为茶加牛奶做成，但略异于“奶茶”，颇似于欧洲人喝的“奶茶”。此茶是近代以来首先在贵族中流行开来的，有加糖和不加糖的饮法。
考诸史籍，茶熬煮而不用冲泡、煮茶必加盐和辛香物，以及喝茶连茶渣一起吃掉的习惯，原本是中原地区唐宋以前之旧习，唐陆羽《茶经》所载的烹茶方法是：“用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之类，煮之百沸”，“初沸则合水量，调之以盐味，第二沸出水一瓢，以竹荚环激荡汤心，则量茶末当中心而下，有倾势若奔涛而溅沫，以所出水止之……酌置诸碗。”⑾元以后这一古俗只在少数民族地区沿袭。又唐皮日休《茶中杂咏》诗序中说：“称饮茗者，必浑而烹之，与瀹蔬而啜者无异，”可见那时喝茶是像喝菜汤一样连渣连水一起喝的。不过，经过文化的整合和演进，藏族的烹茶之艺，早已不是对中原古习的单纯摹仿，而已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
2、茶之饮藏族谚语有“汉族饭饱腹，藏家茶饱肚”之说，形容藏族嗜茶之普遍，饮茶之量多。一般情况下，藏族不论贫富，“每天至少饮茶五六次，每次人必十数碗”。⑿农闲的日子，人们爱全家围坐火塘前，边喝茶边话家常，一些老年人一边摇着转经筒，喃喃地念诵“六字真言”，一边悠闲地喝茶。饮茶与信仰、祈求来世与享受现实便这样有机地结合起来。
放牧的人饮茶别有情趣，当牛羊自由地在草原上啃食青草时，拿出携来的小锅，捡来三个石头便成为灶，用羊皮风袋将干牛粪和荆枝吹燃，便悠然地熬起茶来。
饮茶更是僧人日常生活不可缺的部分，因为茶能使僧人“神智清醒，勤奋修行，增进智慧”。⒀寺庙中通常每日要集体饮茶三次，即在早、中、晚三次诵经礼佛活动后，由司茶的僧人依次给每个僧人斟茶，一般为酥油茶。此外，在各种祈祷法会和祭神、跳神、讲经法会期间，因每日集会多达六七次，集体饮茶的次数也相应增加。寺院常进行的辩经活动中也要给僧人施茶，当辩论得口干舌燥时，饮茶恰似甘露沁脾，令人神思飞跃、妙语如珠。藏传佛教僧人在修完一定课程后，有一段静修的阶段。修密法者在经过三年露台苦修后，要入暗室再静修三年；此间，一口茶锅、二袋糌粑、一些茶叶和酥油便成为其生活之资。当肢体麻木、神思困倦时，喝一碗浓茶，令其气脉运转、倦意全消。密宗认为、在修习最高级的无上瑜咖方便道时，食物能帮助“摄界归脉”，打通全身脉结，“生出乐、明、无分别的境界”。⒁因此静修僧喝浓茶的行动，又具有“以欲乐为道”的宗教奥义。
藏族最随便的饮茶者是那些出行在外的人（如驮帮），他们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支锅烧茶。
藏族最潇洒的饮茶是在“耍坝子”、“逛林卡”之时，人们或全家老少，或三五亲朋在草坪上、松林间搭起鲜艳的布帐后，呷一口香茶润润喉咙便引吭高歌。
3、茶之礼历史文化的陶冶，使藏族成为一个极讲究礼仪的民族，有关茶之礼更是不胜枚举。
日常饮茶，讲究长幼有序、主客有序；在公众场合，讲究尊卑有序。在家中，煮好茶必先斟献于父母、长辈。对于尊敬的客人，主人要当面用清水将碗再洗一遍，揩干，然后再斟茶捧献于前，以示对客人的尊敬。客人喝一口，主人立即又为其斟满，除非客人以手盖碗表示不能再喝。亲朋好友、邻居生病或出行，人们要送上一壶滚烫的酥油茶，前往看望或送行。
藏族婚丧嫁娶都必用茶。订婚时，嫁妆中，都得有茶，茶的多少成为女家财富的象征。婚宴中更离不了茶和酒。生了孩子后，同村的人和亲戚都要带上茶和酒、酥油等前来祝贺，客人进屋先给婴儿献哈达，祝福吉祥，随即向产妇敬茶、献酒表示慰问和敬意。孩子满月出门拜佛前，要先将家中茶锅上的锅烟子抹点在婴儿鼻上，据说这样就不会被魔鬼看到。藏族葬俗要作七七四十九天法事，每日要以酥油茶款待作法事的僧人和来客。
寺庙中饮茶更有严格的规矩。集体饮茶时在大殿内依僧职高低、修习等级，按序坐下，由司茶者依序给每人斟满一碗，喝完后将碗略向前伸，候司茶者再来倒满，饮者不能出声，不能东倒可歪。集体所饮茶的来源一是本寺发放，二是施主布施，后者称为：“熬茶”。熬茶者有政府官员，也有富商，清代每任驻藏大臣均要定期向三大寺，“熬茶”。“熬茶”者有亲自前往的，也有折款交给寺庙由寺代办的。这种集体饮茶和“熬茶”，给每个僧人分配的茶要平均，如果锅内有剩余而又不够每人一碗，贝宁可将茶倒掉，也不让有人多吃多占。
4、茶之具藏族茶具讲究美观、实用并具有宗教的象征意义。
茶锅：多为铜质，解放后使用铝锅的也多了起来。茶锅大者口径盈丈，是寺庙中集体熬茶所用，如阿坝草尔底寺现存三口大锅，每口均可容五百多担水，倒水舀茶均须用梯子上下；小者口径不到一尺，主要是家庭使用。铜锅造型别致，圆口，圆腹，圆底，与宗教法器之弧形线造型一致。
茶碗：有木、瓷、玉、银等类。据藏史记载，当茶叶传入吐蕃时，赞普就请来汉地的工匠，用藏地的原料生产出了＋六种碗，这些碗按质地分为上、中、下三等。碗上分别绘制和镂刻有鸟衔茶叶、游鱼、鹿等图案。⒃现今藏族使用的茶碗多为木、瓷及玉石碗。木碗多以桦、桃、枣木等为材，经浸泡、晒干、制坯、造型、打磨、上色等工序制成，工艺独特。云南中甸、西藏山南所产者最佳，紫擅木制作的最为名贵。木碗轻巧、价廉，不烫嘴、不怕摔、盛茶不变味，故藏族人爱用、随身携带。讲究的木碗，多在碗内及外沿镶裹银皮，镂上花纹图案，据说银能辨毒，木碗能解毒。瓷碗为内地输入，以景德镇的八宝龙碗最受欢迎，瓷碗色泽鲜艳，带有“八吉祥”、“万福”等图案。，玉石碗则主要是西藏仁布县出产，用当地丰富的玉石资源，由藏族能工巧匠精心加工而成，玲珑剔透、晶莹润滑，多为白色、淡绿色，碗壁刻有各种吉祥图案和花纹，工艺精巧，人们常将其作为室内摆设。银制的茶碗，只有像达赖、班禅这样的大活佛才用。藏族的茶碗，珍者均配有碗盖，装饰华美。
茶壶：有铜、锡、铝、陶等类。贵族、大活佛也有以金银制成茶壶的。造型独特，曲嘴，大口、细腰、广肚。讲究的壶上常加银、珊瑚、绿松石等为饰。陶壶造型与金属壶不同，腹较大，底较宽，上刻压花纹，古朴实用，价格便宜，普遍喜用。
茶桶：打酥油茶之桶以质地坚实的木材制作。察隅一带也有用竹节截锯而成的。一般的茶桶为1米多高，口径约15厘米，也有长仅60厘米左有的，便于携带。桶身上下各以树藤或铜铁皮包箍，有扣环。“加罗”杆较桶身略高，底端的圆盘上有齿孔，在打茶时起活塞作用。讲究的酥油茶桶藏语称为“董莫热新”，除上下箍以锃亮的铜皮外，桶身上另加数道装饰铜环，刻有吉祥花纹的图案，豪华气派，实用美观。
茶瓢：一般为铜制，圆口膨腹，长柄带勾，具有多种用途，实用性强。
5、茶之文嗜爱茶的藏族，关于茶的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十分丰富。藏族“三大格言”（萨迦格言、水树格言、格丹格言）中，有不少以茶为喻的格言、警句。专门描述茶与酒、盐的功用和相互关系的文学作品有《茶酒仙女》、《茶和盐的故事》等。《茶酒仙女》讲的是在意想城中，国王下令以茶代酒举行宴会。酒仙因此下凡，在国王面前夸耀酒而攻讦茶。于是，茶仙来到国王处，当面与酒仙辩论，历数酒的坏处，陈说茶的功绩。最后，国王调停双方，公正地评价了二者的作用。《茶和盐的故事》则讲一对恋人生不能相聚，死后分别化为盐与茶，人们煮茶时放盐就能使他俩朝朝暮暮常相聚合的故事，为饮茶放盐这一习俗赋予了美学上和宗教上的意义。
6、茶之类藏族用茶分为砖茶、金尖、金玉、金昌、粗茶五等。俱属发酵类茶（红茶）。砖茶纯用嫩叶芽制成，过去为藏族上层人士专享之茶，最佳；金尖略次，仍属上等茶；金玉茶内杂有少量茶梗，金昌则茶叶粗大、杂梗较多，过去一般藏族人家均用这两种茶；粗茶多为老叶、粗梗制成，是贫苦人食用之茶。砖茶以一斤为一块，以黄绵纸包好，外套以印有藏文和吉祥图案的精美纸盒，其他之茶则例以五斤为一块，称为＊＊。四＊＊重叠，垫以绵纸，用蔑编包裹成长条形，称为一包。茶包由内地运至打箭炉等地后，由当地藏民以生牛皮将三包捆裹在一起，是为一捆。两捆为一驮，用牦牛或马运往各地。用牛皮包茶是藏族独特之技术，包裹严密，以线缝合，千里转运亦难损坏。
三1、茶与政洽历代中央王朝均十分重视茶在安定藏区、促进国家统一中的作用，并制定了关于藏区用茶的生产、销售、贩运、税收、价格、质量、监察的一系列法规和制度。虽然，其最终目的是“以茶制番”，是建立在民族压迫的基础上的，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客观上限制了内地茶商投机倒把、勒索藏人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央政权对藏区的管理。朝廷还往往以赏赐、礼佛等形式用茶来加强与西藏地方上层的关系。对朝贡者例赐“食茶”，并允其在内地采购，故藏区地方首领都乐于朝贡。明代由于限制边茶市易较严，并推行多封众建的政策，藏区宗教上层、地方首领，纷纷朝贡求封，有的直接奏称“今来进贡，专讨食茶”；⒄返回时总是“茶驮成群，络绎于道”。⒅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打箭炉设立茶关后，为废除达赖原来对打箭炉一带沿途商民征收“鞍子钱”的旧例，清政府规定每年赏赐给达赖茶5000斤，由打箭炉拨运，从而制止了西藏地方政府染指川边地区。19世纪末，英帝企图强行对藏倾销印茶，离间西藏与祖国关系，西藏地方政府配合清政府共同抵制了英人的阴谋。
2、茶与经济由于藏区社会需茶量极大，使以茶为主的贸易迅速发展。甘肃河州、丹噶尔，四川打箭炉、松潘，云南丽江、阿墩子等著名茶市空前繁荣。大量的藏、汉、回族商人来往于藏区和内地之间。据记载，康熙时仅打箭炉一地即有茶商70余家。⒆随着贸易的发展，经营范围早已不限于茶，内地之布绸、五金、百货，藏区的药材、羊毛、皮张、黄金等均在其列，贸易日益兴旺。藏区社会内部的经济被此带动，挖药、采金、皮张加工等副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出现了一批精明的藏族商人，如清末民初兴起的“三大昌”（即邦达昌、日升昌、三多昌）商家和大金寺、理塘寺等寺庙商队，均有数十万银元的资本，经营区域远达京、津、沪和印度、尼泊尔等地，据1930年统计，经打箭炉输入内地的麝香、鹿茸、皮张等藏区物资总值达2450428元，其中80％用于易茶。
茶还使藏区出现了集交易所、货栈、食宿店为一体的独特商贸组织＆＃0；＆＃0；锅庄。锅庄，藏语意为“代表”。是土司属下各地头人派来侍奉差役的“办事处”。随着土司势力的衰落和茶的贸易的兴隆，原来的锅庄逐渐改变了性质，成为商旅云集的处所。锅庄既是供过往茶商和驮队食宿之地，又是贸易的中介者。
3、茶与交通茶的贸易推动了藏区与内地的交通往来，形成了著名的青藏商道、川藏商道、滇藏商道等。历代为缩短运距、方便茶运而劈山开道，保障交通，如明代开辟了自碉门经昂州逾大渡河至长河西的“碉门路”；清代开辟了大渡河畔的“瓦斯沟路”、经松潘至甘南的“草地路”等。交通的发展，促进了藏区的繁荣，进一步加强了藏区与内地的物质、文化交流。
4、茶与生产藏族认为茶能添畜力，常将用过的茶叶渣给牛马补饲。农区春耕前，家家都要将茶和酥油、糌粑一起喂耕牛，喂过茶的牛拉犁跑得快、耐力好。在牧区，每逢配种季节，牧民总要用茶给马和牛补饲，据说这样会使配种的成功率增高，产下的幼畜体质较壮，易于成活。
四综上所述，藏族茶文化是藏族与各兄弟民族友好交往的结晶。但是，藏族茶文化在内涵上则与内地茶文化有很大差异，具有鲜明的民族性。
藏族茶文化的形成经过了一个选择、吸收、消化、交融、发展的过程，其认识功能、价值取向、审美情趣已经与内地茶文化有很大差异。汉族饮茶，讲究“逸”、“悦”。而藏族茶文化则体现为“敬、逸、和、静、怡”，即献茶有礼，是为敬；用茶不羁，是为逸；以茶调食，是为和；饮茶宁心，是为静；茶事寓乐，是为怡。
藏族的茶文化特点显著，在中华民族饮食文化体系中独树一帜。
中华古共分为五个阶段：
一、 三国以前的启蒙。很多书籍把的发现时间定为公元前2737一2697年，其历史可推到三皇五帝。东汉华佗《食经》中：“苦久食，益意思”。记录了的医学价值。西汉已将的产地县命名为“陵”，即湖南的陵。到三国魏代《广雅》中已最早记载了饼的制法和饮用：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以物质形式出现而渗透至其他人文科学而形成。
二、 晋代、南北朝的萌芽。 随着文人饮之兴起，有关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走入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
三、 唐代的形成。780年陆羽著《经》，是唐代形成的标志。其概括了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双重内容，探讨了饮艺术，把儒、道、佛三教融入饮中，首创道精神。以后又出现大量书、诗，有《述》、《煎水记》、《采记》、《十六汤品》等。唐代的形成与禅教的兴起有关，因有提神益思，生津止渴功能，故寺庙崇尚饮，在寺院周围植树，制定礼、设堂、选头，专呈事活动。在唐代形成的道分宫廷道、寺院礼、文人道。
四、 宋代的兴盛。宋代业已有很大发展，推动了叶的发展，在文人中出现了专业社团，有^***组成的“汤社”、佛教徒的“干人社”等。宋太祖赵匡胤是位嗜之士，在宫廷中设立事机关，宫廷用已分等级。仪已成礼制，赐已成皇帝笼络大臣、眷怀亲族的重要手段，还赐绘国外使节。至于下层社会，更是生机活泼，有人迁徒，邻里要“献”、有客来，要敬“元宝”，定婚时要：“下”结婚时要“定”，同房时要“合”。民间斗风起，带来了采制烹点的一系列变化。
五、 明、清的普及。此时已出现蒸青、炒青、烘青等各类，的饮用已改成“撮泡法”，明代不少文人雅士留有传世之作，如唐伯虎的《烹画卷》、《图》、文微明的《惠山会记》、《陆羽烹图》《图》等。类的增多，的技艺有别，具的款式、质地、花纹千姿百态。到清朝叶出口已成一种正式行业，书、事、诗不计其数。
(1)煎茶道形成与流行
中国茶道的最初的表现形式就是形成于中唐的煎茶道，陆羽《茶经》奠定了煎茶道的基础。茶道首见于陆羽的至交、诗人、茶人释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记：楚人陆鸿渐为《茶论》，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煎茶道形成于八世纪后期的唐代宗、德宗朝，广泛流行于九世纪的中晚唐，并远传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
(2)茶文学兴盛
大唐是文学繁荣时期，同时也是饮茶习俗普及和流行的时期，茶与文学结缘，造成茶文学的兴盛。唐代茶文学的成就主要在诗，其次是散文。唐代第一流的诗人都写有茶诗，许多则是脍炙人口。如李白、杜甫、钱起、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柳宗元、韦应物、孟郊、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皮日休、陆龟蒙等，无不撰有茶诗。尤其是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更是千古绝唱，为古今茶诗第一，卢仝七碗成为茶文学的经典。
(3)茶书的创着
茶书的撰着肇始于唐，现存唐代(含五代)的茶书总共有六部，完整的有陆羽《茶经》、张又新《煎茶水记》、苏廙《十六汤品》、毛文锡《茶谱》。部分的有斐汶《茶述》、温庭筠《采茶录》。
陆羽《茶经》的问世，奠定了中国古典茶学的基本构架，创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茶学体系，它是茶叶百科全书，是茶学、茶艺、茶道的完美结合。
此外，唐代尚有茶事绘画、书法的出现，茶馆也在中唐产生，茶具独立发展，越窑、邢窑南北辉映。唐代文化发达，宗教兴盛，特别是陆羽《茶经》的问世，终于使得茶文化在唐代成立，并在中晚唐形成了中华茶文化的第一个高峰。
《神农本草经》中记载：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明确的表现出茶叶最初登上历史舞台是作为一种药材。古籍中有不少记载。如《本草》、《药书》、《华佗食论》、《茶谱》等都记载了茶的止渴、提神、消食、利尿、治喘、去痰、明目益思，除痰去疾，消炎解毒、益寿延年等20多项功效。唐代大医药学家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称：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令茶成为药中圣物。近代，茶叶经历了从药材到日常饮用品，再到养生营养品的几次定位转换，这正是中华茶文化与养生关系密切的精神理论基础。
随着现代茶叶生物化学的深入研究，到目前为止，已分离和鉴定茶叶已知化合物共有500多种，并经过多种实验和临床证明，茶叶的药理作用还有减肥、降压、强心、补血、抗动脉硬化、降血糖、抗癌、抗幅射等等。最近，我国医药界又从绿茶中提取一种水溶性植物色素茶色素，临床证明有调节血酯、抗凝促纤溶、改善微循环、增加免疫功能，抑制肿瘤生长等作用，是茶药理研究又一重大突破，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是倡导饮茶长寿说，说茶是为最合卫生最优美之人类饮料，中国常人所饮者为清茶，食者为淡饭穷乡僻壤之人粗茶淡饭，不及酒肉，常多上寿。现代国学大师林语堂也说：我毫不怀疑茶具有使中国人延年益寿的作用，因为它有助于消化，使人心平气和。
由此可见，中华养生茶道的发展从古到今，从宫廷到民间，从文人到僧侣，从中原到边疆流传不息，并在当代达到了空前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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