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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是茶庄大发展的时期。这种发展得益于茶叶产地的扩大，得益于茶叶新形制（沱茶、红绿茶等）的诞生。但是，整个民国到底有多少茶庄，由于时间久远，统计不完善，档案的缺失等很多原因，很难说得清。
这其中的原因包括：1、同一茶庄有不同的名字，如同庆号又叫福来祥，大昌号又叫新华，陈永兴和昆明同庆、美丰是一家；2、分号和总号的重复统计，比如乾利贞在易武、思茅、倚邦、猪街、昆明等地都有分号，瑞丰亦有思茅号和昆明号之分，下关的商号一般都会有凤庆（当时叫顺宁）分号，有时会有景谷分号；这些分号会造成统计的重叠；3、有些茶庄不加入茶叶行业，而是加入烟帮或其他商帮，比如，川帮茶庄协心美、鹤庆的兴顺合、以及在宜宾（当时叫叙府）、武汉、上海开设茶庄的天顺祥、加入重庆茶叶商会而不加入云南省内茶叶商会的大道生等；4、很多茶庄中途倒闭，比如喜洲的两大商家复义和、天顺昌，玉溪的兴顺和都曾经是进入省商会高层甚至当选总会会长的大茶商，最后中途倒闭，区别是天顺昌又东山再起，变成大名鼎鼎的锑钨产业领头羊；同样的，倚邦最繁荣的时候有茶号二十多家，到民国初，只有两家在营业；这些消失的茶庄并不全是倒闭了，有些只是从甲地到乙地，或更换名称而已；5、很多茶庄用不同的牌印生产不同的茶品，在我们不了解的时候很容易将他们当成是不同的茶庄，比如：雷永丰有泰丰祥、雷永丰、雷朗号、新春老号、双印雷朗号、广发祥、春华祥等；再比如：易武同兴号有同兴、同顺祥、向庆记等牌印；昆明杨复聚有福和祥、杨复聚牌印；宝森号有宝森隆、同和祥、瑞记、宝森号等牌印；6、公司的退出更快，并且，除墨江茶叶公司外，其他茶叶公司是否算茶庄也存疑。这些都增加了我们统计的难度。
当然，尽管有这么多困难，我们还是可以利用某一时期某地的茶庄数，大体掌握那一时期当地茶庄的情况。从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民国后期，昆明的茶庄大约维持在四十五家左右；思茅茶庄在民初为二十多家，民国十二年仅剩十二家；易武如果算上当年整个县境内的茶庄或小作坊，大约三四十家；下关在1945年前后为四十家左右；勐海（含当时佛海、南峤两县）和景洪（当时叫车里）最辉煌时约三十家。至于景谷、石屏、猪街、顺宁（凤庆）、鹤庆等地，虽然也有很多茶庄，但由于很多是分号，因此很难统计具体数字。
这里，我们所说的茶庄不是茶铺，茶铺只有固定门面，零售茶叶；不是茶馆，茶馆则主要销售茶水；茶庄应该是自己做茶、卖茶同时有自己商标的茶叶生产或销售企业。
茶庄可以说是民国的一道风景。从清末到公私合营，是云南茶庄（茶号）风起云涌的时代，众多的茶庄围绕着普洱茶，上演了一幕幕精彩的活报剧，一直影响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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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播映的《西藏风云》一片中有许多描绘藏民饮茶的场景。在西藏，上至活佛达赖、班禅，下至普通藏民无一例外都有饮茶的习惯。不论是远方来客，还是常来常往的友人，只要一踏进藏民家门，主人就会恭敬地端上一杯沁人心脾的酥油茶，然后才寒暄议事。
民主改革前，藏族人民以食牛、羊肉和酥油等高脂肪食物为主，而茶具有消食解腻的功能，正好迎合了藏民的饮食习惯，而且饮茶还可为身居世界屋脊的藏族同胞提神醒脑、缓解低压缺氧症和预防高原疾病。于是，藏族同胞在日常生活开支中，首先考虑到的是购置茶叶和酥油。
云南背靠青藏高原，是西藏的近邻，又盛产茶叶，滇茶以其"浓、强、鲜"著称于世，备受藏民青睐。云南藏销茶有天时地利之优，历史悠久。唐代樊绰所著《蛮书》中记载："往往有吐蕃至赕货易，云此山有路，去赞牙不远"。南宋《续博物志》载："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说明滇茶藏销历时1000多年。进藏茶叶北走丽江、中甸、阿墩子(今德钦)、芒康到拉萨。每年销往西藏的滇茶超过2500ｔ，从清康熙到同治年间，滇茶销往西藏历时200余年，盛行不衰。
历史上藏商马帮每年来去一次，冬春到丽江向官府买得"茶引"才能通关进入普洱、思茅、佛海、下关茶区购茶。盛夏回到拉萨，往返超过5000ｋｍ，路途漫长。沿途山高谷深，气候多变，行走在崇山峻岭中的赶马人必须胆大心细，否则，一时的疏忽将导致人仰马翻，坠入万丈深渊。因此，走此路的茶商，除强悍勇顽的藏族马帮外，滇西茶商是不敢涉足的。
清咸丰五年(1855年)，云南回彝太平天国起义历时14年，回民首领杜文秀率众攻克滇西重镇大理，切断了藏商马帮进入普洱的咽喉要道，滇茶销藏锐减，致使进藏茶叶价格昂贵，可与黄金媲美，那时进藏的滇茶有"绿色黄金"之称。滇茶仅供西藏上层人士享用，因此，它是交换西藏贵重药材虫草、藏红花、麝香、鹿茸的硬通货。
抗战时期，民国廿八年，祖国半壁山河沦陷，东南沿海和华中资金、技术力量转移到大西南，为滇茶的发展注入了雄厚的资金和技术。1939年蒙藏委员会与云南中茶股份公司联合投资在下关建成"康藏茶厂"，生产紧压茶销往西藏，并代替货币流通。由此，滇茶在西藏的地位可见一斑。
解放后，1952年滇藏公路开始修筑，历时20多个春秋，于1973年全线通车，云南茶叶大批进入西藏，结束了藏马帮驮茶进藏的历史。过去繁荣一时的滇藏茶马古道被公路取代。随着时代的变迁，川藏公路和西藏民航事业的发展，如今在拉萨市场，江、浙、川、滇茶琳琅满目，不仅有传统的云南毛峰、下关沱茶，还有闻名于世的西湖龙井及四川邛崃蒙顶、重庆沱茶等，品种多达90多个。更由于藏民饮食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茶代菜"的历史在逐渐消失，藏民不仅吃牛、羊肉和酥油，还能吃到新鲜蔬菜，滇茶也就逐渐失去了往昔"一枝独秀"的历史风采。
唐朝的时候就出现了第一个贡茶院，皇室对茶的需求特别大，在今天的浙江湖州有顾，后来不够，陆羽又推荐了阳羡茶，那个时候的茶必须在清明之前送到皇宫。时间很紧，从浙江到当时的唐长安，十日皇城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四千里路，以当时的交通条件，类似于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除了这些陆羽发现的，还有蒙顶茶--四川雅安--中国雨都，有三个有名的雅雨、雅女、雅鱼堪称雅安三绝，蒙顶山不输于这三绝，雅安是第一个种茶的地方，很多文人都非常喜欢蒙顶茶，到现在为止，蒙顶茶依然是黄茶翘楚。白居易就写过《琴茶》：
琴茶
白居易
兀兀寄形群动内，陶陶任性一生间。
自抛官后春多醉，不读书来老更闲。
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
穷通行止长相伴，谁道吾今无往还。
茶最早出现的应该是晒青绿茶，唐朝主流是蒸青。晒青的干燥方式是晒干，蒸青是杀青的问题，用蒸汽把青涩的味道去掉。炒青和烘青就出现较晚，它们主要是干燥方式的问题，即炒干还是烘干。其它茶类出现得更晚，基本上明朝之前是绿茶。到了明朝，根据不同的茶树叶子，人们找到了很多新的加工方式，这种新的加工方式就出现了新的茶类，基本茶类有六类。
绿茶
绿茶的加工方式比较简单--杀青、揉捻、干燥，，但是每一种加工方式的杀青、揉捻、干燥是不一样的，比如西湖龙井是扁状的，碧螺春是条索状的，而且这些茶的加工方式的出现是很有意思的。
有一家茶农，收集了很多茶叶，还没来得及加工，就堆在那里。来了一个军队，没地方住，就住在树叶上，结果一受热就发酵了。其实很多茶的出现都是非常偶然的，等后人记载的时候，其实已经距离当时的情况很远了，所以这些传说本身，它也是茶文化的组成部分。科学的记载是茶文化，民间的传说也表现了劳动人民自己对所创造的财富所体现的一种智慧中的自我欣赏，它也是一种文化。
黑茶
黑茶也是很偶然的，代表的就是大家熟悉的普洱茶。汉民族基本不喝，基本是蒙古、藏族等少数民族在喝，比如老青砖。黑茶和其它茶类最根本的区别，就是边疆少数民族喝茶，和我们喝茶不一样，我们喝茶是一种生活的点缀，黑茶对于他们来说是生活必需品，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是肉食乳饮，他们缺少维生素，只有靠茶来补充。黑茶也发酵，但他是后发酵，先做成绿茶再发酵，据说是茶马古道运到西藏，几千华里，气候变化特别大，更重要的是，还下雨下雪，一下子茶就受潮了，就发酵了，结果黑茶更受欢迎。在一片风景如此秀丽的地方出产的东西，却天然属于那些极寒和酷暑轮流交加的地方，属于那些举杯豪饮、纵马驰骋的人们。你能说出其中的缘由吗？这就是老青砖茶。
黄茶
黄茶也很有意思，黄茶的基本工艺流程和绿茶是一样的，但黄茶是绿茶加工不当造成的，热的茶堆在一起，闷黄了。但后来发现有的地区有的茶树做成黄茶更好喝，黄汤黄叶，有一种类似于粮食的香味，除了蒙顶黄芽，就是君山银针。但是君山银针很珍贵，它有三起三落的特点，所以一般极难获得。
历史上爱茶之士众多，但能被称为茶痴并流芳百世的却屈指可数。
现在我们就来数数历史上的茶痴，看他们是爱茶爱到了何种地步。
第一位，当然是茶圣陆羽，他一生游历多个地方，逢山采茶，遇泉辨水，口不暇访，笔不暇录。经过长年的积累，写成了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
第二位，卢仝，这人嗜茶成癖，他的七碗茶诗被人千载传唱，还著有《茶谱》，被世人尊称为茶仙。
第三位，皮日休，他精通茶事，善写茶诗，自制了一套精美的袭美茶具，并写成《茶中杂咏》一书，为今人了解唐代茶事情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第四位，宋徽宗，他写的《大观茶论》，全书共二十篇，对北宋时期蒸青团茶的产地、采制、烹试、品质、斗茶风尚等均有详细记述。
其中点茶一篇，见解精辟，论述深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宋以来我国茶业的发达程度和制茶技术的发展状况，也为我们认识宋代茶道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第五位，乾隆，他一生嗜茶，在其六下江南微服私访期间，遍饮江南的名茶，可谓是无茶不欢。
时至乾隆耄耋之年，其欲退隐让位，一大臣劝道：国不可一日无君!乾隆回曰：君不可一日无茶也!晚年的乾隆帝几乎到了病茶的地步。
当然，历史上可称为茶痴的，何止这五位。
这里只是抛砖引玉，让大家行动起来，掰一掰那些个痴人们吧。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日前，中国与中亚及周边7国达成协议，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建设一条造价为192亿美元、足以与历史上“丝绸之路”相媲美的现代贸易通道。阿富汗、阿塞拜疆、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已同意在该地区投资建造公路和铁路，建设工作将于明年开始，预计2018年结束。据悉，亚欧间的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而目前通过中亚运输的贸易额不足1%，而在200多年前，这里曾是亚欧贸易的通道，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通往北欧的茶叶贸易就是通过这条线路运输到中俄边境恰克图的，人们又习惯地将这条道路称为茶叶之路。所以，今天重建中欧之间的贸易通道对于当年的茶叶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茶叶之路与丝绸之路被誉为中国历史上两条最负盛名的国际贸易黄金通道。汉通西域的丝绸之路犹如一条生命的脐带，将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文明连成一体，是东西方古文明交汇的血脉。茶叶之路，全长约5000余公里，南起福建、浙江、两湖诸省，北至俄及北欧各国，长达数千公里，时间长达200年。
据悉，在当年的万里茶路上，经营茶叶的并非生产、加工茶叶的福建人，而是山西商帮。前两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乔家大院》，人们往往以为茶叶贩运中最为著名的是乔氏家族，而事实上当年最为显赫的并非乔家，而是山西晋中市榆次区的常氏家族。明弘治年间，由山西太谷惠安迁到榆次的常氏家族，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以财取天下之雄才大略、敢为天下先之豪迈气概，万里驰骋，坚韧不拨，开创了中俄茶叶贸易的漫漫长路。
常氏家族制茶于武夷山，将武夷山茶区采购的茶叶就地加工成茶砖，水运到“茶叶港”汉口，再经汉水运至襄樊和河南唐河、杜旗。上岸由骡马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晋城、长治、太原、大同、张家口、归化（今呼和浩特），再改用驼队穿越1000多公里的荒原沙漠，最后抵达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俄商将茶叶再贩运至伊尔库次克、乌拉尔、秋明，直至遥远的彼得堡和莫斯科。恰克图是中俄茶叶贸易的桥头堡。由于当年沙俄政府积极从事对华贸易，使沙俄政府和茶商获利丰厚。所以有一种说法，“一个恰克图抵得上三个省”。
据史料记载，17世纪俄输入的茶叶很少，后期才有少量茶叶出售。1792年第二次《恰克图条约》签定后，茶叶贸易开始繁荣，18世纪末，茶占中俄贸易总值的30%，1810年，砖茶、白毫茶共输入24570担。经营茶叶的商人全部是晋商，最为兴盛的时候曾达100余家。而常氏一门，从常万达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子孙相承，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7朝，沿袭150多年，尤其到了晚清，在恰克图数十个较大的商号中，常氏一门竟独占其四，堪称为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因为常氏在对俄贸易中极具远见和谋略，又极为注重信义，很快就得到俄商及俄国政府的重视，不久便将生意做到恰克图以北的俄国境内，在俄国境内的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等地区乃至欧洲的其他国家都有了他们的茶庄分号。在晋商的茶叶生意过程中，绵延数千里的茶叶运输，陆地、水路、山路还有劫匪，他们不畏艰险、吃苦耐劳，为茶叶走向北欧各国打开了通道，在中国茶叶历史上立下了汗马功劳。
上世纪90年代，内蒙古著名作家邓九刚重走了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并深入研究了这段历史，还出版了著名的《茶叶之路》一书。他还希望能将中国历史上这条重要的万里茶路通过电视纪录片展示给世人，但由于经费问题一直被搁浅。今年是中俄文化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他家乡的安徽茶送给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掀起了喝中国茶的热潮，这些都将促进中国茶叶在世界上的影响。所以，研究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对于宣传中国茶叶、促进中国与北欧各国的茶叶贸易具有重大意义。
历史上的晋商茶叶战争
1820年，茶叶的出口量已经占到了中国对俄总出口总量的74.3%，这一数字，在二十年后，被刷新到了94.4%。让这一庞大的出口额成为可能的，正是南起武夷山、北至恰克图、绵延万里，由数万商号、数十万晋商、数百万骆驼踏出的茶叶之路。
从1692年彼得大帝向北京派出第一支商队起，到1902年西伯利亚大铁路通车止，稳定的商业组织，固定的从业人员，长期、明确、稳定的交易市场和时间，中俄双方政府严格的税收管理这条商路繁荣了200多年。
如果说汇通天下票号是晋商在金融领域的一个顶峰的话，那么万里茶路正是开创了晋商在贸易领域的全盛时期。茶叶贸易所带来的贸易结算问题，甚至直接推动了晋商在金融领域的探索。
正如《茶叶之路》作者邓九刚所说，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衰落后，东亚大陆上兴起的又一条国际商路，虽然其开辟时间比丝绸之路晚了一千多年，但是其经济意义和巨大的商品负载量，是丝绸之路无法比拟的。
开路维艰据瑞典科学家卡尔林奈在1753年出版的《植物种志》中记载，茶树的最初学名定为TeaSinensis，L.，Sinensis就是拉丁文中国的意思。世界上许多国家茶的读音，都是从中国转译而来。由此可见茶的称谓最早是在中国确立的。
历史上，中国的茶叶、茶种、制茶法和茶道文化向外传播，大体可分三路。
一路为海路。据说，汉武帝曾派出使者携带金、帛和土特产，包括茶叶，从广东出海到达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南部等地。
另一路为日本、朝鲜。中国的植茶、制茶、饮茶技艺和茶道精神等较为系统地得到了传播。
最后一路为陆路。其中，北经蒙古传入俄国，西北经新疆地区通往中亚、西亚及东欧，历史上，通往北方的陆路茶叶贸易分有东路、西路和中路。西路止于新疆，东路止于东北，而中路，就是承载着最大交易量的万里茶路。
据考证，福建武夷山的下梅是当年晋商开辟古茶路的起点。茶船从武汉溯汉水西驶、北上，经茶圣陆羽的故乡，再出襄樊，溯唐白河、唐河北到河南赊店。至此，全长1500余公里的漫漫水路终于走完。
茶帮从南方进入中原后，由赊店改用骡马驮运和大车运输，在豫西大地上迤逦北行，直抵黄河南岸的孟津渡口。少部分茶帮转洛阳，经西安、兰州，去往西北边疆。
大部分茶帮渡过黄河后，从济源县取太行山与王屋山之间的峡谷，北上泽州、长治。走出上党山区，经子洪口进入晋中谷地，进入晋商的家乡。在祁、太老号稍事休整后的晋商，全部改换畜力大车，经徐沟、太原、阳曲、忻州、原平，直抵代县黄花梁。此时，一部分沿走西口的通路，经雁门关、岱岳（山阴县）、右玉，穿过古长城的杀虎口去了归化（呼和浩特）；大部分经应县、大同到达塞上重镇张家口。然后再从张家口到达库伦（现称乌兰巴托，蒙古国首都）和恰克图（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南部城市），实现对外贸易。
事实上，在中俄边境最大的边贸市场、茶叶之路的终点恰克图的交易史上，茶叶并非最为传统的交易品类。当时贩卖粮食、铁器到蒙古、俄罗斯的晋商发现，对于这些肉食民族来说，促进消化的茶叶的市场空间巨大。于是，完成了一定资本和经验累积的晋商，开始将茶叶纳入了自己的经营范畴，作为后起之秀的茶叶贸易很快就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
与粮食、铁器等商品相比，经万里茶路，贩卖茶叶，虽然获利丰厚，但对于商人的实力而言，却是一种考验。
经营茶叶路途遥远，需要建立一支完整的队伍，商业的运作周期也比较长，这要求经营者必须实力雄厚，并不是所有商家都做得起来。山西大学晋商研究所成艳萍教授告诉记者。以山西常家为例，最早就是靠经营粮食起家，有了一定基础后开始涉足茶叶生意。
实力强，只是第一道门槛，对于想走茶路的晋商而言，能吃苦，也是必备的要素。从武夷山到恰克图，一条茶路走下来，即便万事顺利，也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南方的汛期、北方的风沙、路途中的疾病、茶道上的匪患，无疑不考验着商人的精神和体魄。据曾经走过茶路的老人回忆，晋商贩茶，经常几里路不见人烟，米不粘牙，饿死、冻死都可能发生，是非常艰苦、心酸的过程，不像品茶来得那么休闲、高雅。为了保证商旅安全，随着茶路的日益成熟，山西的镖局业务也随之兴起。关于晋商贩茶的利润问题，学界上一直存在争议。以武夷山收茶价为成本价计，刨去经过简单的加工、包装、运输、人工成本等等，一般认为，能够保持200%-300%的利润。
这是一个高利润的生意，这也是晋商甘冒风险、背井离乡、南下购茶、北上贩茶的根本动力。晋商研究所所长刘建生告诉记者。
无茶的茶商在茶叶之路兴盛的两百年间，能在茶叶市场与晋商比肩的只有徽商。
在明清时期，晋、徽两大商帮同样依靠长距离贩运、突破了区域界限。然而，与徽商所具有的丰富的茶叶资源相比，晋商却身处本身并不产茶的山西。事实上，对于茶叶，山西商人并没有理所当然的优势。
成艳萍告诉记者，一般而言，人们往往从资源禀赋的角度来解释和分析一个区域的贸易结构，通俗而言，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西外贸志》曾经做过这样的研究，明清山西的物质资源大致分为四大类：矿产类资源、药物类资源、畜产类资源、土产类资源。中国虽然是茶叶大国，但山西本身并不产茶，从晋商的资源禀赋来看，并不具备经营茶叶贸易的资质。
然而，正是晋商这一不具备茶叶资源的内陆省份，却在18世纪的亚欧茶叶贸易的历史上独占鳌头。
有研究表明，在17世纪中叶，俄国人只知道茶叶是又苦又涩的树叶，并不了解其提神、克食、有利于消化的功能，一直到乾隆二十年以前，对俄贸易仍以丝绸为主，茶叶所占的比例并不大。
在刘建生看来，茶叶贸易逐步兴起，其背后是山西商人逐步发现机遇，创造市场，引导消费的过程。
一开始山西商人运到恰克图的是布匹之类的货物，当发现了欧洲市场的特点后，他们开始有意识的引导消费。刘建生说。
蒙、俄地区多是肉食民族，三餐吃肉，自然就会有消化问题，而茶叶之中，红茶暖胃，绿茶帮助消化。中国商人发现并有意识的引导这一市场的消费，迅速打开了茶叶在蒙、俄地区的销路，并借由俄国商人之手，将茶叶运到整个欧洲。据记载，在当时，茶叶已经成为了当地人日常必备的饮品，不喝茶，不上工，可见茶叶受欢迎程度。
全盛时期的茶叶贸易，撑起了恰克图的半壁江山。在成艳萍看来，山西商人能够抓住茶叶贸易的机会，主要依靠其以需求为导向，在全国范围内获得资源的能力。而且，在晋商对俄的茶叶贸易过程中，先是进行茶叶的长途贩运，然后又转入到茶叶的生产基地进行实地考察，直到茶叶的生产、加工、包装和运输，实现了产供销一体化经营，已然从流通环节进入到生产环节。
砖茶，是晋商为了适应流通需要而设计加工的产品形态，也是茶叶贸易之中的一大发明，不但易于运输存放，因为砖茶上贴有晋商商标，写有晋商监制字样，也帮助晋商打响了品牌。
据了解，山西长裕川茶庄在当时经营的红梅牌砖茶久负盛名，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中苏两国的商业往来中，对方的采购名单上仍列有红梅牌的砖茶。一时在山西传为美谈。
中俄茶战好景不长，晋商对茶叶贸易的垄断最终因为国力的衰落而出现动摇。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等不平等条约的陆续签订，俄国茶叶商人在中国拥有了远较晋商优厚的政策条件。由于政府限制，晋商贩茶不能享受水路运输和减免税的便利，统算下来，需要交付比俄商多10倍的税金。最重要的，是俄商已经直接插到了晋商的大后方，抢占了晋商凭借的最后一个茶叶基地和市场堡垒汉口。
处于被动局面的晋商开始反击，一场历时多年的中俄茶叶大战拉开了序幕。
其时，俄国茶商已经将茶厂开到了汉口，截至清末，俄商控制了一半以上的出口茶，在这场肉搏战中，晋商开始改变路线布局，将此前的武夷山办茶转移到了700里以外的湖北安化，缩减了运输成本，此外，为了缩短与俄国茶厂技术上的差距，晋商开始改进加工方法，从英国进口烘干机，制成质量更好的砖茶，扳回了一局。
打到俄国去。同治六年，晋商程化鹏、余鹏云、孔广仇代表商界提出了削减茶税和直接赴俄售货的要求。清政府鉴于恰克图商业已经衰败，俄商又要求在张家口设领事馆，危及京师安全和对蒙古地区的统治与中国商人利益受损的现状，批准华商返恰克图并转赴俄境内贸易的呈请。
很快，退守归化的华商纷纷返回已然冷清的恰克图，在归化通司商会的统一调动下，数以万计的驼队踏上了赴俄之旅。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商人开设的商号就出现在俄罗斯的东部以及西伯利亚各地，这样的速度，超过了对手的想象。据统计，在晋商踏出国门、将商路拓展到俄国的第一年里，向俄国输出茶叶11万担，到了第三年，每年向俄输出茶叶已经达到了20万担，数字达到了俄商贩茶的一倍。
事实上，在国事衰微的清朝末期，中国商人手中仍有三大法宝：凭借着对茶叶产地的有力控制、对国内市场的牢固占领，再加上运输配套的强大的驼队，使得晋商依然把持着一定的资源，在与俄商的不平等较量中苦苦维持。然而，随着更多的科学技术手段被俄商带入中国，加之清政府的日益衰微，晋商手中紧握的绵延了200年的茶路，终于走向了尾声。
这是一场山西商人的信狗与俄国的电报之间的比赛，驼队和火车轮船之间的赛跑，东方商人的智慧和俄商的特权之间的较量。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高春平说。
而后，赊销款的无果而终，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晋商赴俄贩茶期间，为了扩大市场占有率，晋商对俄国的中小商人实行赊销，双方约定，茶叶售出后再行结账。对俄国商人的集体赖账，加之缺乏清政府支持，山西商人在跨国官司中最终落败，给予了晋商沉重的打击。根据高春平的统计，经此一役，晋商在恰克图贸易中一落千丈，大多数店铺倒闭，商号数从全盛时期的140多家，下滑到清末的20多家。清外务部的一份资料显示，当时17家华商，因此损失白银达62万两，当时，晋商整体所遭受的损失，可见一斑。
覆巢之下无完卵，输在弱国不在商。高春平感慨说。
普洱茶如今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一种茶叶，因为茶香比较醇厚，深受人们喜爱。普洱茶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
据史料记载，诸葛先生“平定南中，倡兴茶事”，这里的茶指的就是普洱茶，而卧龙先生的三国时期，距今已经有一千七百多年了。
在唐宋时期，普洱茶的发展十分兴盛，“茶马互市”足见其盛。在明朝的时候，甚至走出了五条专门的茶马古道，这五条茶马古道为普洱茶的对外销出提供了极大便利，被誉为南方的丝绸之路，蜚声海外。而在清朝的时候，云南专门将普洱茶上贡朝廷。
关于普洱茶还有一个传说故事，据说在清朝乾隆年间，有茶庄将还没有完全干透的普洱茶毛茶压饼，装好之后上京城上贡，可是因为天气不好，阴雨连绵，加之原本茶叶就没有干透，一路走来，诸多跋涉，耽搁了很长一段时间，等到了京城之后，才发现原本绿中泛白的茶饼变成了褐色。
主事人见之大骇，感觉自己性命难保，硬着头皮将茶献上去，等着皇上发落。没想到的是这种茶冲泡起来，竟然有与众不同的芳香，且茶汤红润如琥珀，十分好看，饮之唇齿留香，竟深得皇上喜爱，所以此人不仅没有受到责罚，反倒得到了皇上嘉奖。
普洱茶茶性温和，是一种老少皆宜的好茶。希望更多的人能认识到这种茶的好处，喝出实实在在的健康。
斗笠，源于东方古国，一种遮阳蔽雨的编结帽，具体起始于何时已不可考，但早在《诗经》中就有何蓑何笠的句子。至今在山村水乡仍随处可见。
采茶要头带斗笠、腰拴竹筐，遮了阳又蔽了雨，清风偶尔吹起，解下斗笠，那一刻，似乎拥有了整个自然。
茶让我寻到了另一个斗笠斗笠杯。
斗笠杯，型如蓑翁之斗笠，口部大，底足小，杯身的线条极为简雅，大开大合的线条表达着粗放淳朴的民风。式样单一，但有青瓷、彩瓷、粗陶、紫砂等丰富的材质。
斗笠碗杯源自宋代，蕴藏着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底蕴，是历史上最为悠久的一款茶杯。持斗笠杯品茶，犹如姜尚钓于渭水，于山水间心怀天下，于平凡中窥大智之道。每逢和挚友共饮，用那盏胭脂红的斗笠杯品茶，心里多少有些感概，怎么浑身流动着道韵的茶，到了我这里却失了灵性。读了田园诗，看了山水画，我便明了，与他们相比，我还在牙牙学语，欠的太多。
田园诗中，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笋皮笠子荷叶衣，心无所营守钓矶他们，诗歌里的那些主角，早已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身心超然物外，或是追求早已刻骨铭心，不会彷徨不安，举手投足间自然流露出各自的从容自在。而我，还在为五斗米而折腰，劳筋骨，饿体肤，可天何时才将降大任于某君也?不过，我坚信，总有一天，人在草木间，是茶，而我是那人。
山水画中，凭江垂钓的渔翁，头上总是少不得一顶斗笠。因为斗笠是田园生活的缩影，宁静，安详，流露着一股自由闲适，不由让人心安，充满向往。
千百年来，精巧的斗笠杯碗也沾了斗笠的光，被古人赋予了一种逸然世外，天高云淡的道韵。甚至很多文人雅客认为用三才盖碗泡茶、斗笠杯品茶，才能充分体会茶道的韵。如今尚存的茶道流派，都对斗笠杯用情颇深。
1820年，茶叶的出口量已经占到了中国对俄总出口总量的74.3\%，这一数字，在二十年后，被刷新到了94.4\%。让这一庞大的出口额成为可能的，正是南起武夷山、北至恰克图、绵延万里，由数万商号、数十万晋商、数百万骆驼踏出的茶叶之路。
从1692年彼得大帝向北京派出第一支商队起，到1902年西伯利亚大铁路通车止，稳定的商业组织，固定的从业人员，长期、明确、稳定的交易市场和时间，中俄双方政府严格的税收管理这条商路繁荣了200多年。
如果说汇通天下票号是晋商在金融领域的一个顶峰的话，那么万里茶路正是开创了晋商在贸易领域的全盛时期。茶叶贸易所带来的贸易结算问题，甚至直接推动了晋商在金融领域的探索。
正如《茶叶之路》作者邓九刚所说，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衰落后，东亚大陆上兴起的又一条国际商路，虽然其开辟时间比丝绸之路晚了一千多年，但是其经济意义和巨大的商品负载量，是丝绸之路无法比拟的。
开路维艰
据瑞典科学家卡尔林奈在1753年出版的《植物种志》中记载，茶树的最初学名定为TeaSinensis，L.，Sinensis就是拉丁文中国的意思。世界上许多国家茶的读音，都是从中国转译而来。由此可见茶的称谓最早是在中国确立的。
历史上，中国的茶叶、茶种、制茶法和茶道文化向外传播，大体可分三路。
一路为海路。据说，汉武帝曾派出使者携带金、帛和土特产，包括茶叶，从广东出海到达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南部等地。
另一路为日本、朝鲜。中国的植茶、制茶、饮茶技艺和茶道精神等较为系统地得到了传播。
最后一路为陆路。其中，北经蒙古传入俄国，西北经新疆地区通往中亚、西亚及东欧，历史上，通往北方的陆路茶叶贸易分有东路、西路和中路。西路止于新疆，东路止于东北，而中路，就是承载着最大交易量的万里茶路。
据考证，福建武夷山的下梅是当年晋商开辟古茶路的起点。茶船从武汉溯汉水西驶、北上，经茶圣陆羽的故乡，再出襄樊，溯唐白河、唐河北到河南赊店。至此，全长1500余公里的漫漫水路终于走完。
茶帮从南方进入中原后，由赊店改用骡马驮运和大车运输，在豫西大地上迤逦北行，直抵黄河南岸的孟津渡口。少部分茶帮转洛阳，经西安、兰州，去往西北边疆。
大部分茶帮渡过黄河后，从济源县取太行山与王屋山之间的峡谷，北上泽州、长治。走出上党山区，经子洪口进入晋中谷地，进入晋商的家乡。在祁、太老号稍事休整后的晋商，全部改换畜力大车，经徐沟、太原、阳曲、忻州、原平，直抵代县黄花梁。此时，一部分沿走西口的通路，经雁门关、岱岳（山阴县）、右玉，穿过古长城的杀虎口去了归化（呼和浩特）；大部分经应县、大同到达塞上重镇张家口。然后再从张家口到达库伦（现称乌兰巴托，蒙古国首都）和恰克图（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南部城市），实现对外贸易。
事实上，在中俄边境最大的边贸市场、茶叶之路的终点恰克图的交易史上，茶叶并非最为传统的交易品类。当时贩卖粮食、铁器到蒙古、俄罗斯的晋商发现，对于这些肉食民族来说，促进消化的茶叶的市场空间巨大。于是，完成了一定资本和经验累积的晋商，开始将茶叶纳入了自己的经营范畴，作为后起之秀的茶叶贸易很快就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
与粮食、铁器等商品相比，经万里茶路，贩卖茶叶，虽然获利丰厚，但对于商人的实力而言，却是一种考验。
经营茶叶路途遥远，需要建立一支完整的队伍，商业的运作周期也比较长，这要求经营者必须实力雄厚，并不是所有商家都做得起来。山西大学晋商研究所成艳萍教授告诉记者。以山西常家为例，最早就是靠经营粮食起家，有了一定基础后开始涉足茶叶生意。
实力强，只是第一道门槛，对于想走茶路的晋商而言，能吃苦，也是必备的要素。从武夷山到恰克图，一条茶路走下来，即便万事顺利，也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南方的汛期、北方的风沙、路途中的疾病、茶道上的匪患，无疑不考验着商人的精神和体魄。据曾经走过茶路的老人回忆，晋商贩茶，经常几里路不见人烟，米不粘牙，饿死、冻死都可能发生，是非常艰苦、心酸的过程，不像品茶来得那么休闲、高雅。为了保证商旅安全，随着茶路的日益成熟，山西的镖局业务也随之兴起。关于晋商贩茶的利润问题，学界上一直存在争议。以武夷山收茶价为成本价计，刨去经过简单的加工、包装、运输、人工成本等等，一般认为，能够保持200\%-300\%的利润。
这是一个高利润的生意，这也是晋商甘冒风险、背井离乡、南下购茶、北上贩茶的根本动力。晋商研究所所长刘建生告诉记者。
无茶的茶商
在茶叶之路兴盛的两百年间，能在茶叶市场与晋商比肩的只有徽商。
在明清时期，晋、徽两大商帮同样依靠长距离贩运、突破了区域界限。然而，与徽商所具有的丰富的茶叶资源相比，晋商却身处本身并不产茶的山西。事实上，对于茶叶，山西商人并没有理所当然的优势。
成艳萍告诉记者，一般而言，人们往往从资源禀赋的角度来解释和分析一个区域的贸易结构，通俗而言，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西外贸志》曾经做过这样的研究，明清山西的物质资源大致分为四大类：矿产类资源、药物类资源、畜产类资源、土产类资源。中国虽然是茶叶大国，但山西本身并不产茶，从晋商的资源禀赋来看，并不具备经营茶叶贸易的资质。
然而，正是晋商这一不具备茶叶资源的内陆省份，却在18世纪的亚欧茶叶贸易的历史上独占鳌头。
有研究表明，在17世纪中叶，俄国人只知道茶叶是又苦又涩的树叶，并不了解其提神、克食、有利于消化的功能，一直到乾隆二十年以前，对俄贸易仍以丝绸为主，茶叶所占的比例并不大。
在刘建生看来，茶叶贸易逐步兴起，其背后是山西商人逐步发现机遇，创造市场，引导消费的过程。
一开始山西商人运到恰克图的是布匹之类的货物，当发现了欧洲市场的特点后，他们开始有意识的引导消费。刘建生说。
蒙、俄地区多是肉食民族，三餐吃肉，自然就会有消化问题，而茶叶之中，红茶暖胃，绿茶帮助消化。中国商人发现并有意识的引导这一市场的消费，迅速打开了茶叶在蒙、俄地区的销路，并借由俄国商人之手，将茶叶运到整个欧洲。据记载，在当时，茶叶已经成为了当地人日常必备的饮品，不喝茶，不上工，可见茶叶受欢迎程度。
全盛时期的茶叶贸易，撑起了恰克图的半壁江山。在成艳萍看来，山西商人能够抓住茶叶贸易的机会，主要依靠其以需求为导向，在全国范围内获得资源的能力。而且，在晋商对俄的茶叶贸易过程中，先是进行茶叶的长途贩运，然后又转入到茶叶的生产基地进行实地考察，直到茶叶的生产、加工、包装和运输，实现了产供销一体化经营，已然从流通环节进入到生产环节。
砖茶，是晋商为了适应流通需要而设计加工的产品形态，也是茶叶贸易之中的一大发明，不但易于运输存放，因为砖茶上贴有晋商商标，写有晋商监制字样，也帮助晋商打响了品牌。
据了解，山西长裕川茶庄在当时经营的红梅牌砖茶久负盛名，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中苏两国的商业往来中，对方的采购名单上仍列有红梅牌的砖茶。一时在山西传为美谈。
中俄茶战
好景不长，晋商对茶叶贸易的垄断最终因为国力的衰落而出现动摇。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等不平等条约的陆续签订，俄国茶叶商人在中国拥有了远较晋商优厚的政策条件。由于政府限制，晋商贩茶不能享受水路运输和减免税的便利，统算下来，需要交付比俄商多10倍的税金。最重要的，是俄商已经直接插到了晋商的大后方，抢占了晋商凭借的最后一个茶叶基地和市场堡垒汉口。
处于被动局面的晋商开始反击，一场历时多年的中俄茶叶大战拉开了序幕。
其时，俄国茶商已经将茶厂开到了汉口，截至清末，俄商控制了一半以上的出口茶，在这场肉搏战中，晋商开始改变路线布局，将此前的武夷山办茶转移到了700里以外的湖北安化，缩减了运输成本，此外，为了缩短与俄国茶厂技术上的差距，晋商开始改进加工方法，从英国进口烘干机，制成质量更好的砖茶，扳回了一局。
打到俄国去。同治六年，晋商程化鹏、余鹏云、孔广仇代表商界提出了削减茶税和直接赴俄售货的要求。清政府鉴于恰克图商业已经衰败，俄商又要求在张家口设领事馆，危及京师安全和对蒙古地区的统治与中国商人利益受损的现状，批准华商返恰克图并转赴俄境内贸易的呈请。
很快，退守归化的华商纷纷返回已然冷清的恰克图，在归化通司商会的统一调动下，数以万计的驼队踏上了赴俄之旅。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商人开设的商号就出现在俄罗斯的东部以及西伯利亚各地，这样的速度，超过了对手的想象。据统计，在晋商踏出国门、将商路拓展到俄国的第一年里，向俄国输出茶叶11万担，到了第三年，每年向俄输出茶叶已经达到了20万担，数字达到了俄商贩茶的一倍。
事实上，在国事衰微的清朝末期，中国商人手中仍有三大法宝：凭借着对茶叶产地的有力控制、对国内市场的牢固占领，再加上运输配套的强大的驼队，使得晋商依然把持着一定的资源，在与俄商的不平等较量中苦苦维持。然而，随着更多的科学技术手段被俄商带入中国，加之清政府的日益衰微，晋商手中紧握的绵延了200年的茶路，终于走向了尾声。
这是一场山西商人的信狗与俄国的电报之间的比赛，驼队和火车轮船之间的赛跑，东方商人的智慧和俄商的特权之间的较量。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高春平说。
而后，赊销款的无果而终，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晋商赴俄贩茶期间，为了扩大市场占有率，晋商对俄国的中小商人实行赊销，双方约定，茶叶售出后再行结账。对俄国商人的集体赖账，加之缺乏清政府支持，山西商人在跨国官司中最终落败，给予了晋商沉重的打击。根据高春平的统计，经此一役，晋商在恰克图贸易中一落千丈，大多数店铺倒闭，商号数从全盛时期的140多家，下滑到清末的20多家。清外务部的一份资料显示，当时17家华商，因此损失白银达62万两，当时，晋商整体所遭受的损失，可见一斑。
覆巢之下无完卵，输在弱国不在商。高春平感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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