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探究绿茶贸易历史”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探究绿茶贸易历史”相关知识！
绿茶既干制的茶叶，是最基础的茶种，色香和兴奋作用较弱，但含有十倍于红茶的未裂解茶多酚，有很强的保健作用。此外绿茶含有大量维生素和叶绿素，有与蔬菜水果类似的营养价值。
虽然绿茶制作工艺最少，但为了保存更多的茶多酚和叶绿素，要求既迅速加热脱水又不过热，其技术含量最高，在不断摸索中才被总结和发扬。早期，人们将新鲜茶叶直接下锅，只有茶叶产地才能喝到绿茶。在阳光强烈的地区人们晒干茶叶，特嫩茶如碧螺春者由人体体温干燥，但这些绿茶都无法大量生产。唐朝时，种植茶树的寺院使用蒸笼控制火候蒸热新鲜茶叶，制作成蒸青绿茶，这是最早的量产化商品化绿茶，并开始了中国最早的茶叶外贸。明朝，炒青技法成熟，绿茶完全商品化，取代其他茶种成为中国本土的主流茶种。在早期对外贸易中，绿茶也是中国主要的出口产品。
绿茶圈
1、对朝鲜贸易第一次出口
对朝鲜贸易是茶第一次跨出国门，属中国茶外贸的开端。
三国时，作为魏国属地的北朝鲜地区，已有人携带茶进行消费。四到五世纪，商人进入朝鲜半岛进行盈利为目的的贩卖。朝鲜三国时期，茶叶已成为大宗贸易品，七世纪中叶善德女王时期，新罗国将茶列为正式祭品之一，供奉神农。
828年12月，朝鲜开始种植茶叶。高丽王朝时期，中国茶文化作为佛文化的一部分传入朝鲜，讲究禅茶一味，出现自己的茶礼文化。茶首先在贵族中流行，然后在僧人、道士中传播，最后效仿中国流传于文人阶级。高丽王朝时代，中国商人可以向朝鲜平民出售茶叶，但主要作祭祀品使用，不能像消费品那样大量出口。
李朝起，实行灭佛运动，与佛文化相联系的发酵茶文化受打击，而后与儒道相联系的绿茶兴起。日本入侵后，茶文化一度中断。朝鲜战争后，追随美、苏，南北一度盛行冰红茶和泡沫红茶。70年代以来，回复对绿茶的消费。
朝鲜半岛茶产量低质量差，至今只有一千五百吨的年产量，是故一直未能作为日常消费品在民众中普及。至今，南韩人均年消费茶33克，北朝鲜小于20克。微小的消费量使朝鲜茶贸易额微小，中国一直未能大量获利。但是，朝鲜茶文化发达，其一直在茶具市场挑战中国。虽然朝鲜茶具从未对中国茶具造成威胁，但在对日本贸易中，创造了一定利润。
朝鲜茶贸易的经验启示有二：首先，若不能将茶作为民众日常消费品，即使文化根基深厚，也难以创造足够大的贸易利润。第二，本身产茶不发达的国家，也可以利用纯粹茶文化优势，进行茶类产品出口创汇这更证明了茶贸易是以茶文化为主导的。
2、绿茶进入日本
唐时，日本派遣唐使流学中国，其中多有僧侣。这些日本僧侣与中国僧侣一同饮茶，学习了整套唐风茶艺，并将其带回国。804年，茶籽传入日本并种植。806年，制茶技术传入。815年，日本制茶成功，嵯峨天皇饮后，大加推广。当时的茶文化完全照搬唐朝，以《茶经》为权威，在贵族和僧侣中流行，称为弘仁茶风，流行于九世纪，后来衰落。
1191年7月，完整学习中国茶道的荣西和尚回国，在日本全面介绍茶并开始独立研究。当时日本茶主要来自中国的宋朝斗茶，以中国径山寺茶宴为标准。此时，早期蒸青绿茶传入日本，成为主流。至今，蒸青绿茶在中国已完全被炒青绿茶淘汰，但在日本仍是茶叶消费的主流。蒸青绿茶在任何指标上都低于炒青绿茶，且味道腥苦，但日本却保留了这一本应在商业竞争中被淘汰的茶种，因为日本人认为苦涩的蒸青绿茶更接近清、寂、和的茶道精神，这也佐证了文化在茶贸易上的重要性。
1489年，足利义政将军隐居，改原本热闹的娱乐性的宋朝式茶会改成有更多宗教意味的简明清寂茶礼风格。十五世纪，著名僧人一休及其徒弟村田珠光糅合贵族和平民两类茶礼，将茶与禅宗结合，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日本抹茶道。十六世纪，日本茶道宗师千利休剔除茶道中的物质因素，强调精神，回归为更简单的日本煎茶道，以不完美为特色精神，作为主流流传至今，对日本文化产生深刻影响。
3、对日本的绿茶出口
日本是主要茶叶进口国之一。日本本土年产茶约十一万吨，不能完全满足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依赖进口，以蒸青绿茶和乌龙茶为主。
1164年，中日第一次正式贸易。1368年起，中国和日本之间开始政府朝贡贸易。1382年，丞相胡维雍意图谋反，将日本的朝贡礼物蜡烛内装入炸药筒，意图刺杀皇帝，被识破未得逞，但严重影响了中日之间的朝贡贸易。1404年，日本分裂为南北两个朝廷，双方争着向明朝廷朝贡贸易，延续到1523年。其间中国发船7次共20船，日本发船18次共90船，日本主要出口硫磺，中国主要出口茶。
1523年起，中国停止政府贸易，私人贸易发展。1567年，政府禁止私人直接与日本贸易，故中日私商在东南亚港口进行转口贸易。倭寇盛行后，常在江浙地区登陆，抢劫茶叶。当时倭寇常抢茶不抢银，因为当时的日本同样重量的茶价格高于白银，返回的倭寇船只运茶比运银更有利。
1644年起，清朝私商直航日本主动贸易，而日本处于锁国状态，被动接受进口。1684年起，苏杭、福建商人纷纷组织大规模船队向日本贸易，其中福建船队大多在长崎靠港，将福建乌龙茶带到长崎，影响了当地的饮茶偏好。明治维新后，日本商人在长江三角洲大量购茶。日俄战争起，茶叶贸易一度中断。80年代以来，茶叶出口再开，并迅速发展。
2001年日本进口绿茶一万七千吨，九成为中国绿茶。中国绿茶出口价为每公斤二到四美元，只有日本同类产品卖价的两成。2006年，日本进口中国绿茶二万八千吨，增长率很快。此外，日本每年茶叶出口约一千吨。
中国绿茶在日本市场有稳固的地位，其价值并非其他国家生产的其他茶叶类型所能轻易取代的。究其原因，现在的茶叶出口主要是因为文化联系，归根到底还是沾了老祖宗的光，而非中国绿茶本身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如果我国当代茶文化不能迅速发展和跟进，日后的市场扩展必然受到限制。
4、摩洛哥的意外
摩洛哥是中国茶叶出口第一大市场，也是中国绿茶出口传统市场，2006年我对摩洛哥出口绿茶五万六千吨，金额超过一亿美元，占中国绿茶总出口量的四分之一。
许多国内流传的说法认为，绿茶经突厥传入土耳其，然后进入摩洛哥。但是，根据摩洛哥本土记载，绿茶进入来自一个意外。
在早期茶叶贸易中，茶叶离中国越远越少，在偏远的摩洛哥，只有去麦加朝圣过的人知道茶的存在。英国开辟茶贸易以后，大量茶船由摩洛哥海边经过，但当时摩洛哥闭关锁国，与世界市场没有交往。一次，一条英国贩茶船遭遇海难，于摩洛哥海滩搁浅，摩洛哥人取其茶，在朝圣过的人指点下饮用。当时摩洛哥以骆驼肉为主食，过于油腻且缺乏维生素，摩洛哥人发现绿茶是其饮食结构的重要补充。从此，摩洛哥探寻向中国的商路，并通过其他伊斯兰国家向中国长期购茶。后来，摩洛哥强盛起来（其中少不了绿茶的缘故，绿茶增加了消化吸收率，等于增加了骆驼畜牧业单产），并影响商道上其它国家和周边被军事征服的国家饮用绿茶。由于与欧洲世界隔绝，摩洛哥没有受绿茶转红茶风潮影响，反而发展了当地风格的茶道文化。
摩洛哥可谓中国绿茶在西方世界一棵牢固的钉子。摩洛哥绿茶不仅本国贸易量大，而且带动了自波斯湾起一线各国对中国绿茶的需求，并影响非洲西北各国市场。在有饮料都市之称的卡萨布兰卡，中国绿茶在与咖啡、可可的竞争中占有优势，为绿茶世界竞争的一大胜利。
摩洛哥对绿茶需求非常稳固。每天上午，摩洛哥国王带头喝第一杯茶，举国上下举杯同饮。每有客人，主人会依礼敬茶三道，礼节之严谨与韩国、日本类似。全套繁琐的摩洛哥式茶具重量超过一百公斤。每年进口绿茶是摩洛哥人的一大笔开销，进口量并未因为成本高昂而减少。
摩洛哥是一个意外收获的市场，但产生着巨大的利益。维持摩洛哥人进口中国茶叶而不是其它国家产品的最主要因素是：传统文化。如果没有文化影响，摩洛哥市场没可能极不经济地向中国，而非更经济地向非洲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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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贸易在诸多重大事件中串演了关键角色，是人们解读世界近代文明史的一条重要线索。
1657年茶传入英国。不到一个世纪，英国中产家庭买茶的费用高过了买食物的费用。茶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伦敦刊登广告的商品”。当茶点成为英国工人的饮食习惯时，茶就不仅是大众的消费品，而普遍成为恢复工作体力的要素。不少学者认为，茶为英国工业化进程添加了重要助力。对茶的需求到了依赖的程度，造成英国缺少白银进行交换。于是英国商人竟以鸦片代替白银来平衡茶叶贸易，从而引发鸦片战争。
1773年11月，为反抗英国对北美税务法令，波士顿居民登上东印度公司的茶船，在“波士顿港口今晚将成为一个茶壶”喊声中，340箱茶叶落入大海。这次倾茶事件埋下诱发美国独立战争导火索。独立不久的美国以开发对外贸易为基本国策，第一艘直航中国的“中国皇后”号商船满载回国，其中主要是茶叶。以至美国史学家休斯开玩笑说：“在美国的每一条小河上的每一个村庄，连只可乘5人的帆船都在准备出发到中国去装运茶叶。”
茶的产出折射出资本主义工业化取代封建农村经济的历史必然。1792年，英国大使麦卡尼爵士和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衔英国政府之命，从中国将茶株引入印度。在采用种植园管理、机械化生产和先进运输后，英产茶叶逐渐占据世界市场。18世纪初，茶叶占荷兰买入中商品的74%;19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中，茶叶占中国商品的90%以上，其商业利润为英国国库年收入的10%。20世纪初，中国茶叶出口主要商埠汉口海关再无茶叶输出，中国茶叶贸易完全崩溃，一度失去与原产国相应的传统输出大国的地位。
1693年清廷理藩院对俄使团，对开设茶路口岸的要求曾做出这样的答复：“举世皆知四夷向中国上表进贡请求通商，但中国向无遣使四夷通商之必要。此事应无庸议。”形象地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中，自认世界中心、物产自足、闭关轻商、排斥国际贸易的心态。断送中国进入国际市场，实现现代化的第一个时机。所幸中华民族在后来200年中幡然醒悟，改革开放，终于进入世贸组织，走入国势与世界经济相互依托、和谐发展的时代。
中国茶的输出历来是和平诚信，共通互利的。1745年9月,专为承担与中国进行海上贸易而打造的瑞典哥德堡号第三次返回故土时，在临近母港不足1公里处沉没。所载700吨中国商品，370吨是茶叶。1986年哥德堡人将打捞出来的200多吨茶叶中的一包送回中国，供广州博物馆展出。
茶溶于水，茶亦融入世界文明。人与茶的不解之缘决定茶文明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它将作为永远活着的文明，伴随人类前行。
闽南茶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一位来到中国的阿拉伯商人写道：在中国，茶同盐一样是国王的课税品，所到之处都在贩卖，并且有苦味，注汤饮用。但茶叶成为海外贸易的主角则在几个世纪之后的宋元时期，一箱箱的茶叶经由世界第一大港泉州港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东南亚和欧洲的港口。17世纪初，扮演海上马车夫角色的荷兰人及其成立的东印度公司，掀起了欧洲商人来福建采购茶叶的浪潮。
美国学者彭慕兰在《贸易打造的世界》一书中写道：从哥伦布到工业革命的三百年间，三种跨洲贸易盛行一时：一是从非洲到美洲的奴隶贸易；二是美洲所产的金、银大量出口到欧洲、亚洲；三是致瘾性食物(茶叶、咖啡、巧克力等)日趋旺盛的贸易。三种贸易中，只有最后一种在进入工业时代后仍长久不衰。
但这样的长久不衰并不属于闽南地区。事实上，该地的茶叶出口在1886年达到历史最高峰后便急遽下滑，而由盛转衰的危险处境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暴露无遗了由英国人从福建移植到印度的红茶打破了中国人对国际茶叶市场上的垄断。尽管输出总量仍在增长，但闽茶的危机还在继续。直到如今，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仍处于弱势，面对立顿等外来者的挑战，甚至无力固守本土市场。
晚清海关副税务司班思德(Banister，T.Roger)指出，中国茶均由小农自由种植，生产数量漫无节制、殊欠组织，栽培方法墨守成规、鲜知改良趋于没落，乃势所必然也。相比之下，印度在欧洲商人的控制下，采用大农场集中经营，各道工序均经过科学测验，产量和品质都极为可控。英国人最初还引进中国茶种，后来连中英茶树杂交的努力都放弃了。由于整体口碑的下降，闽南所产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主动权，目前主要的市场还是集中在中国的南方。
一、开埠前上海茶叶对外贸易（一）唐至明代茶叶对外贸易〈739-1643年）上海在唐代中期，原属苏州府华亭县（今松江县）的一个江边小镇。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复邑为州时，在嘉兴县设立秀州，划华亭、海盐二县归属秀州，从此上海脱离苏州，转属秀州。
宋代时期，海上贸易巳有发展。初在杭州设立两浙市舶司，管理江浙地区海港贸易。淳化二年〈991年），秀州华亭县青龙镇已有海舶往来，成为重要港口，正式设镇，国内外的商舶已云集此港：自福建（福州〉、漳、泉、越、温、台等州，岁两至；广南、日本、新罗（朝鲜）岁或一至。景佑年间1034~1037年），镇上已有官廨、镇学、税务、监狱、粮仓、茶场、酒坊等。
宋元丰三年1080年），改全国为廿三路，秀州为浙西路，管辖嘉兴、华亭、海盐、崇德（桐乡县）四县。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朝廷委派王安石的重孙王珏提举浙西茶盐，专门管理茶盐税收。
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华亭改县升府，第二年改名为松江府，属嘉兴路、浙西道、江淮行省，上海仍为松江府的一个镇，已设有管理海上贸易的市舶司和商税局等部门。朝廷派有官船出海至琉球、日本、朝鲜、东南亚一带，从事对外贸易。每岁招集舶商，于藩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取，然后听其货卖。据清嘉庆《松江府志》所载，江南顽民率皆私造大船出海，交通琉球、日本、满刺、交趾诸蕃，往来贸易，番由上海出人，地方赖以富饶。元至元廿七年（1290年），上海镇巳有住户72,502家，有榷场、有酒库、有军谥、官署、儒塾、佛宫、仙馆、氓廛贾肆，鳞次栉比，实华亭东北一巨镇也。元至元廿九年〈1292年）春，正式宣布成立上海县。
明代，明太祖重视海外贸易。明元年1368年）在上海地区的黄渡设立市舶提举司，开展对外贸易。明永乐三年。1405年；（，决定派郑和率庞大船队下西洋，宣扬国威，发展贸易。郑和七次下西洋，历时29年，遍行太平洋、印度洋北岸各国，直达非洲东岸，他启航港口，就在上海附近的太仓刘家港。带有中国茶叶、纺织品和陶器等，作为礼品赠送。当时海外船舶，也多来往于此，进行交易。刘家港已成为粮艘、海舶、蛮商、夷贾辐楱而云集，谓之六国码头。后因倭寇侵扰沿海，朝廷实施海禁政策，未能发展成为对外贸易港口。
（二）清代鸦片战争前茶叶对外贸易1644~1840年）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6月，颁布禁海令严禁沿海省份，无许片帆人海，违者应置重典。这一禁令，对沿海渔民，不啻是断绝生路，对上海海上贸易，也造成流通之银日销，而壅滞之货莫售。民情拮据，商贾亏折。在上海和其他沿海地区，要求开放海上贸易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清康熙廿二年1683年），清兵攻取台湾，郑成功的后代郑克㎡投降，沿海抗清势力全部肃清，康熙廿三年〈1684年）下诏令开海贸易。康熙廿四年1685年），解除海禁，设立海关，部分开放海区，准许海上贸易。上海才从清初的海禁严切，四民失调中，渐得复苏。同年七月，清廷派官船十三艘，开赴日本。以后两国商船往来频繁。到康熙、雍正交替之际，从中国开往日本的船队，一年已达80余艘。这些商船几乎都是从上海、宁波港口出入的。其中被日本人称为口船或南京船的沙船，更多属于上海港的船只。从上海到日本的沙船，大的可载50万-60万斤，中等可载20万-30万斤。由上海运去的货物，有生丝、纱绫、棉布、纸张、茶叶、药材、瓷器、文具和书籍等。从日本长崎运来的货物有铜、银、海产、漆器、珍珠等。至此，上海始见茶叶出口国外的记载。海禁初开之时，上海的沙船南来北往，每年络绎不绝，沙船承运的货物数量也随之激增。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而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也由沙船载而北行。
乾隆时〈1757年前），暹罗有船80~90艘，属当地华侨所有，专事商贩中国沿海各港的海船，其中有24艘，专门往来于暹罗和以产丝、布、茶着称的宁波、乍浦、上海之间。至乾隆廿二年1757年），清政府下令，今后外国商船只准收泊于广州一地，不得违例逾越江浙洋面，但这项禁令，实际上也只是针对西方商船而发，至于日本及南洋诸国的商船，往来于广州之外的厦门、上海等地，在所不禁。
嘉庆廿二年1817年）至道光七年〔1827年）的十年间，棉布、丝、茶为中国出口的三大商品，行销于欧、美、亚市场，多数也是从上海港出运的。据《上海碑刻资料选辑》记载，到鸦片战争前夕，上海的商业行业巳有豆米业、土布业、竹木业、酱园糟坊业、食糖业、洋货业、丝绸业、腌腊业、染坊业、茶叶业、药材业、油麻业、南货业、北货业、煤炭业、蜡烛业、盐业、肉庄业、京货帽业、成衣业等几十个行业。其中茶叶业中，巳有茶商45家。说明当时上海已成为茶叶集散地之一。
道光十二年〈1832年〉6月20日，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高级职员林赛lindsay乘阿美士德号船，由澳门出发，先后到了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威海卫、朝鲜、琉球等地。在上海18天期间，他亲睹几百艘商船从东北、华北、福建、台湾、广东、琉球、安南、暹罗等地开来，在吴淞口装卸成千上万吨货物。上海港的繁荣景象，使林赛等人大为惊奇，认为上海将有极大的发展前途。这也成为英帝国主义动用武力，胁迫中国开放五口通商的前奏。1840年6月发动了鸦片战争。1842年8月29日迫使清政府签定了第一个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上海被列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1843年11月17日上海宣布开埠。
唐时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联姻成就了千古的佳话，不仅加强了唐中央政府和西藏的友好关系，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而且交流了彼此的文化。这在西藏的茶文化历史演变中可见一斑。
西藏高原本是不产茶的地区，史料记载，早在囊日松赞时期，吐蕃民间就开始嗜茶。把茶叶当作开胃、养身之药由来已久。藏文史书《藏汉史集》关于茶叶在藏族地区出现的故事有如下记载：吐蕃王都松芒布杰得了一场重病，静养之时，王宫屋顶的栏杆角上飞来一只从来没有见过的美丽小鸟，口中衔着一根树枝，枝上有几片叶子，在屋顶上婉转啼叫。吐蕃王派人查看，将小鸟衔来的树枝取来放到卧榻上。他发现这是一种以前没有见过的树枝，于是摘下树叶放入口中品尝其味，顿觉清香，加水煮沸，竟是上好饮料。于是派出众大臣及百姓去寻找这种奇妙的树，历尽艰辛终于在汉地找到了，原来这就是茶叶树。从此，茶叶被引进藏区，并逐渐成为藏族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料。
据藏族史料记载，西藏高原盛行饮茶之风，是从松赞干布时期与唐朝之间的茶马贸易开始的。藏族在唐代已经获得许多中华内地的名茶。松赞干布统一西藏，迎娶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后，西藏的商业贸易兴盛起来，而茶马贸易成为吐蕃与唐朝的主要贸易。唐高宗时缣马交易、唐玄宗赤岭的互市换马开始了唐朝与吐蕃茶马市场之端，用良马和唐朝换茶。对此，唐朝专门成立了茶马司，负责与吐蕃之间的茶马贸易。公元743年，唐蕃会盟，立碑于赤岭(今青海湖东面的日月山)，建立了茶马互市。为了交换茶叶，吐蕃曾派专人经营藏、汉茶叶贸易，称为汉地五商茶。
史籍有关于吐蕃王室储存汉地各种名茶的记载。在藏文的《汉藏史集》中，有两章(《茶叶和碗在吐蕃出现的故事》、《茶叶的种类》)专门介绍茶是如何从汉地传入吐蕃的情况。书中写道：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族的和尚，此后赤松德赞向和尚学会了烹茶，米札衮布又向噶米王学会了烹茶。这以后依次传了下来。鉴别汉地茶叶好坏的知识篇为《甘露之海》。这说明随着茶叶传入西藏，茶文化也随之在西藏广为传播。茶叶一经传入西藏，它所具有的助消化、解油腻的特殊功能，使之成为肉食乳饮的藏民族的饮食必需品，上至王公贵人，下至庶民百姓，饮茶成风，嗜茶成性，纷纷竟相争求。于是，两地之间的茶马古道也应运而生。
在西藏，藏族喝的茶可分为酥油茶、甜茶、清茶，其制作方法也各不相同。而藏族最喜欢喝的是从吐蕃时期就己开始流传的酥油茶。酥油茶的制作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工艺色彩。酥油茶的制作方法是：以产于四川、云南的青砖茶作原料，先把砖茶熬煮成浓浓的茶汁(荚沽)，滤出茶叶，倒入茶罐，放在一旁待用。做茶时，取适量的浓茶汁加一定比例的水和盐，倒入董莫(酥油茶桶)，加入酥油，再用力将甲罗(打酥油茶用的棍子)上下来回搅动，待水乳交融便成了可口的酥油茶。随着社会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电力走入高原人家，不少人都使用电动搅拌机打酥油茶，使这一传统的饮食习俗被赋予了现代的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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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是延续千年的古老贸易，略读普洱茶的交易史即可证实普洱茶的价值。时间的检验胜过任何言辞渲染。
宋朝，大理政权将南诏时期所设的“步日睑”改为“步日部”。此时，宋国与北方的金国连年征战不止，急需战马，大理政权便在“步日部”开设“茶马市场”，以当地的茶叶换取西藏马匹，再将马匹转与宋国，以换取其锦缎与珠玩饰品，茶叶的种植随之扩大。
到了元代，蒙古军队占领了云南，将“步日”改为“普日”，普洱茶已成为边疆各族民间交换的主要商品。元代中期，普洱茶随同以肉、乳制品为主食的蒙古人进入俄国。明朝洪武十六年(1383年)，“普日”改称为“普耳”。万历年间，“普耳”又正式改为“普洱”，明朝廷还在其地设官吏管理普洱茶的贸易。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吴三桂平定云南，将普洱、思茅、普藤、茶山、猛养、猛暖、猛棒、猛葛、整歇、猛万、上猛乌、下猛乌、整董编为13个版纳，统归元江府管辖。这一时期，普洱茶的生产和销路较好。据《思茅县志》载：“顺治十八年(1661年)，思茅年加工茶叶十万担，经普洱过丽江销往西藏茶叶三万驮之多。”雍正二年(1724年)，茶商和工匠大量涌入茶山，达数十万之众，因而不断出现事端。雍正七年(1729年)，设普洱府后，即在思茅城内设普洱茶局，管理茶叶的种植、加工制作及销售，并将原思茅城内私营茶商一律赶走，不得经营茶叶生意。
雍正十三年(1735年)，实行“茶引”购茶，茶商复入茶山作茶，主要茶品种为圆饼茶，因7饼为1筒出售，又称“七子饼茶”或“七子圆”茶。茶山大量供思茅用外，经易武销至缅甸、泰国、香港，再转南洋及至欧洲、美洲，进入国际茶叶市场。乾隆年间，清廷对普洱府茶业情况进行调查后，将六大茶山所产的普洱茶列为贡品，年贡茶660担，贡后方允许民间私商进行交易。
康、雍、乾期间，清政府还在普洱一带开采铜矿和盐矿，这对当地商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商贾旅人聚集，也带动了普洱茶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一年一度春末夏初的“花茶市”，南北商人来往如织，城内摊点遍布、店铺林立，城外帐篷如云、马帮出入，土特产品及日用生活文化用品的交换日益发展，饮食业和旅店应运而生。普洱天天为街、日日为市，甚至还出现了夜市市场，成为滇南商业活动中心。磨黑、石膏井、勐先、满磨街等集市亦随之形成，并日益兴隆。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随贡茶和大众茶的用量日增，茶山年产茶增至10万担，运量随之增大，遂由茶商、士绅出钱，铺建易武至思茅的茶马驿道，全长211公里，全为青石板铺成，避免了道路的泥泞。
明清两代，在“茶马古道”之外，还以普洱为中心，向外辐射出4条“茶马大道”。一是由普洱至昆明的“官马大道”，历史上的普洱贡茶经此道运往昆明，然后转运京城。从长江下游而来的客商，以及滇中、滇东地区的客商和本省的官员到普洱，均走此道。二是由普洱至澜沧的“旱季茶马大道”，自普洱起运茶叶，经思茅糯扎至澜沧县，再至勐连县而后到达缅甸。三是由普洱至越南莱州的“茶马大道”，由普洱起运茶叶，经江城县至越南莱州，然后转运至欧洲。四是普洱至打洛的“茶马大道”，此系“官马大道”的延伸，自普洱经思茅、车里、佛海至打洛，然后到达缅甸的景栋。在今天的普洱县境内，还保留有3处较为完整的“茶马大道”的遗址，见证着普洱茶贸易在历史上曾经的繁荣与辉煌。
同治年间，普洱各地因遭受“白旗下坝”5年争战，茶市不兴，各地茶商渐撤，茶园荒芜，茶业一度衰落。清末，普洱的茶业渐渐衰落。光绪年间，茶市又复活跃，私商恢复，宁洱县城有商号180余家，其中较大商号有“协太昌、同心昌、荣和昌”等20余家。在宁洱加工的普洱茶有毛尖、芽茶、小满茶、金月天等品牌，外形为团饼、方砖、牛心和人头团茶等。民间专业加工销售茶叶的较大商号有“恒和园”、“裕泰丰”、“雷永丰”等，生产圆饼、方砖、紧团茶和双喜牌茶。较大商号有“鼎光恒”“同仁利”、“裕泰丰”等数家。
辛亥革命以后，汉族商人在西双版纳一带，特别是在勐海从事制茶的商号相继开业，傣族商人也建立起自己的茶庄。民国八年(1919年)，思茅县城流行鼠疫、疟疾，茶商渐撤，思茅茶业长期停顿，茶商转入易武，故易武茶业又一度兴旺，延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此后因法国重新封锁老、越边界，南下茶路堵塞，易武茶业走向萧条。
抗战时期，外省人大量进入普洱，不少人从事商业，普洱商业又有了新的发展。商旅路线主要为南、北两路。北路即由普洱直往昆明，主要输出茶叶、食盐、地产中草药材，输入布匹、香烟等，称为“省货”;南路由普洱输出食盐、银饰等，经思茅、车里至佛海，销售后又转运茶叶至缅甸，输入象牙、煤油、洋靛、棉花、棉纱、布匹、西药、鹿茸、虎骨及杂货等，称为“坝子货”。此时的普洱茶不仅行销国内四川、西藏、湖南、湖北等省区，而且远销缅甸、越南乃至欧洲，尤在日本和西欧享有盛名。普洱成为滇南重镇和商业活动中心。
抗战初期，佛海的普洱茶也是畅销无阻，国外至缅甸、印度、暹罗、南洋一带，内地则遍及云南、贵州等地的商业市镇。日军南进时，由于战祸侵袭佛海一带，国内外交通受阻，因而普洱茶产销不如以前。
上个世纪50年代，人民政府曾大力宣传工商业政策，提出“恢复老茶园，开展新茶园”的号召，茶园的种植面积逐渐增加，茶叶产量比抗战后增长了许多，私商也纷纷收购茶叶，外销马来西亚、仰光等地。但由于茶价总体低廉，茶农采摘茶叶不足维持生活，且若由内地入藏，耗时久、运费高，因而产销量都不高。上个世纪60年代，也曾号召“大搞茶园建设”，在思茅坝、曼歇坝、景东县文井大街开垦新式茶园。1975年，新建普洱茶厂，先后加工制作的青茶、红茶、沱茶、特制普洱茶等六大类40多个品种，国内国外均有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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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不仅是中国人的精神饮品，还数次在中国对外贸易的危局中充当救世者的角色。它不仅能荡涤、净化我们的内心，拯救我们的精神世界，甚至一次次在历史中给我们生存的希望。
中华茶族中之一的武夷茶，在清朝对外贸易中，荣幸遇贵。我们来读一段《崇安县新志》中的论述：“康熙5年(1666)，华茶由荷兰东印度公司输入欧洲，又康熙19年(1680)，欧人已以茶为日常饮料，且以武夷茶为华茶之总称，此为武夷茶之新世纪。”“是时海禁初弛，外商云集粤东，我邑茶产之良甲天下。”
茶叶这种本应浸于水中的植物叶子，居然被巨大的利润火星引燃了，杯中的茶汤沸腾了，灼伤了人们平和的心态，引发了商人们逐利，引起了茶贸国的武力纷争。波士顿倾茶事件、美国的独立战争爆发总是归绺于波士顿事件，这里直接的罪魁祸手被指对象是茶叶，而且是中国的茶叶。华茶被荷兰、英国掠至印度，然后在印度大吉岭、阿萨姆生儿育女，这些新生代的中国茶叶有了殖民主义的DNA,又被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作为返销西藏的商品。在中国西南边疆的藏、滇、贵、川，闹腾了三个多世纪的“边茶”绥靖。
能责备茶叶这种商品没有坚定的立场吗?茶叶是致瘾性很强的饮品，一个民族依赖它，有它的道理。不同纬度和信仰的西欧用鸦片来让中国国民上瘾，实际上我们的茶叶也让他们上了瘾。洋番，这是华茶最愤慨的外遇。柔软的华茶，轻飘的华茶，在外来资本白银的挑衅下，居然服从了洋番的俘获。华茶，吸附异味的特性极强，可吸儒、释、道之精神素味，亦可吸铜臭之恶味。因为在中国出口的丝、茶、瓷三大宗商品中，茶叶的吸金能力，已经为一个朝廷的国泰民安，撑起了数起危局。
海上丝绸之路的滥觞，造就了今日闽南诸神杂居的局面。但相对于鼎盛的烟火，茶叶才是这一区域真正的信仰所在。它关乎生计命脉，衍生世风民俗，交织出宗族亲情的网络，由此打造一个氤氲的世界。不管闽南人走到哪里，闻到茶香便找到了归属。
闽南茶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一位来到中国的阿拉伯商人写道：在中国，茶同盐一样是国王的课税品，所到之处都在贩卖，并且有苦味，注汤饮用。但茶叶成为海外贸易的主角则在几个世纪之后的宋元时期，一箱箱的茶叶经由世界第一大港泉州港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东南亚和欧洲的港口。17世纪初，扮演海上马车夫角色的荷兰人及其成立的东印度公司，掀起了欧洲商人来福建采购茶叶的浪潮。
美国学者彭慕兰在《贸易打造的世界》一书中写道：从哥伦布到工业革命的三百年间，三种跨洲贸易盛行一时：一是从非洲到美洲的奴隶贸易；二是美洲所产的金、银大量出口到欧洲、亚洲；三是致瘾性食物(茶叶、咖啡、巧克力等)日趋旺盛的贸易。三种贸易中，只有最后一种在进入工业时代后仍长久不衰。
但这样的长久不衰并不属于闽南地区。事实上，该地的茶叶出口在1886年达到历史最高峰后便急遽下滑，而由盛转衰的危险处境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暴露无遗了由英国人从福建移植到印度的红茶打破了中国人对国际茶叶市场上的垄断。尽管输出总量仍在增长，但闽茶的危机还在继续。直到如今，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仍处于弱势，面对立顿等外来者的挑战，甚至无力固守本土市场。
晚清海关副税务司班思德(Banister，T.Roger)指出，中国茶均由小农自由种植，生产数量漫无节制、殊欠组织，栽培方法墨守成规、鲜知改良趋于没落，乃势所必然也。相比之下，印度在欧洲商人的控制下，采用大农场集中经营，各道工序均经过科学测验，产量和品质都极为可控。英国人最初还引进中国茶种，后来连中英茶树杂交的努力都放弃了。由于整体口碑的下降，闽南所产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主动权，目前主要的市场还是集中在中国的南方。
宋代
宋代，大理政权将南诏时期所设的步日睑改为步日部。此时宋国与北方的金国连年征战不止，急需战马，大理政权便在步日部开设茶马市场，以当地的茶叶换取西藏马匹，再将马匹转与宋国，以换取其锦缎与珠玩饰品。茶叶的种植随之扩大。
元代
到了元代，蒙古军队占领了云南，将步日改为普日，普洱茶已成为边疆各族民间交换的主要商品。元代中期，普洱茶随同以食肉、乳制品为主食的蒙古人进入俄国。
明清两代
明朝洪武十六年(1383年)，普日改称为普耳。万历年间，普耳又正式改为普洱，明朝廷还在其地设官吏管理普洱茶的贸易。
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吴三桂平定云南，将普洱、思茅、普藤、茶山、猛养、猛暖、猛棒、猛葛、整歇、猛万、上猛乌、下猛乌、整董编为十三个版纳，统归元江府管辖。这一时期普洱茶的生产和销路较好，据《思茅县志》载：顺治十八年(1661年)，思茅年加工茶叶十万担，经普洱过丽江销往西藏茶叶三万驮之多。雍正二年(1724年)，茶商和工匠大量涌入茶山，达数十万之众，因而不断出现事端。雍正七年(1729年)，设普洱府后，即在思茅城内设普洱茶局管理茶叶的种植、加工制作及销售，并将原思茅城内私营茶商一律赶走，不得经营茶叶生意。雍正十三年(1735年)，实行茶引购茶，茶商复入茶山作茶，主要茶品种为圆饼茶，因七饼为一筒出售，又称七子饼茶或七子圆茶。茶山大量供思茅用外，经易武销至缅甸、泰国、香港，再转南洋及至欧洲、美洲，进入国际茶叶市场。乾隆年间，清廷对普洱府茶业情况进行调查后，将六大茶山所产的普洱茶列为贡品，年解贡茶660担，贡后方允许民间私商进行交易。康、雍、乾期间，清政府还在普洱一带开采铜矿和盐矿，这对当地商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商贾旅人聚集，也带动了普洱茶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一年一度春末夏初的花茶市，南北商人来往如织，城内摊点遍布，店铺林立，城外帐篷如云。马帮出入，土特产品及日用生活文化用品的交换日益发展，饮食业和人马旅店应运而生。普洱天天为街，日日为市，甚至还出现了夜市市场，成为滇南商业活动中心。磨黑、石膏井、勐先、满磨街等集市亦随之形成，并日益兴隆。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随贡茶和大众茶的用量日增，茶山年产茶增至十万担，运量随之增大，遂由茶商、士绅出钱，铺建易武至思茅的茶马驿道，全长211公里，全为青石板铺成，避免了道路的泥泞。
明清两代，在茶马古道之外，还以普洱为中心，向外辐射出四条茶马大道。一是由普洱至昆明的官马大道，历史上的普洱贡茶经此道运往昆明，然后转运京城。从长江下游而来的客商，以及滇中、滇东地区的客商和本省的官员到普洱，均走此道。二是由普洱至澜沧的旱季茶马大道，自普洱起运茶叶，经思茅糯扎至澜沧县，再至勐连县而后到达缅甸。三是由普洱至越南莱州的茶马大道，由普洱起运茶叶，经江城县至越南莱州，然后转运至欧洲。四是普洱至打洛的茶马大道，此系官马大道的延伸，自普洱经思茅、车里、佛海至打洛，然后到达缅甸的景栋。在今天的普洱县境内，还保留有三处较为完整的茶马大道的遗址，见证着普洱茶贸易在历史上曾经的繁荣与辉煌。
同治年间，普洱各地因遭受白旗下坝五年争战，茶市不兴，各地茶商渐撤，茶园荒芜，茶业一度衰落。清末，普洱的茶业渐渐衰落。光绪年间，茶市又复活跃，私商恢复，宁洱县城有商号180余家，其中较大商号有协太昌、同心昌、荣和昌等20余家。在宁洱加工的普洱茶有毛尖、芽茶、小满茶、金月天等品牌，外型为团饼、方砖、牛心和人头团茶等。民间专业加工销售茶叶的较大商号有恒和园、裕泰丰、雷永丰等10余家，生产圆饼、方砖、紧团茶和双喜牌茶。较大商号有鼎光恒同仁利、裕泰丰等数家。
近代
辛亥革命以后
汉族商人在西双版纳一带，特别是在勐海从事制茶的商号如雨后春笋，相继开业，傣族商人也建立起自己的茶庄。民国八年(1919年)，思茅县城流行鼠疫、疟疾，茶商渐撤，思茅茶业长期停顿，茶商转入易武，故易武茶业又一度兴旺，延至民国26年(1937年)。此后因法国重新封锁老、越边界，南下茶路堵塞，易武茶业走向萧条。
抗战时期
外省人大量进入普洱，不少人从事商业，普洱商业又有了新的发展。商旅路线主要为南、北两途。北路即由普洱直往昆明，主要输出茶叶、食盐、地产中草药材，输入布匹、香烟等，称为省货;南路由普洱输出食盐、银饰等，经思茅、车里至佛海，销售后又转运茶叶至缅甸，输入象牙、煤油、洋靛、棉花、棉纱、布匹、西药、鹿茸、虎骨及杂货等，称为坝子货。此时的普洱茶不仅行销国内四川、西藏、湖南、湖北等省区，而且远销港澳、缅甸、越南乃至欧洲，尤在日本和西欧享有盛名。普洱成为滇南重镇和商业活动中心。
抗战初期，佛海的普洱茶也是畅销无阻，国外至缅甸、印度、暹罗、南洋、香港一带，内地则遍及云南、贵州、康藏等地的商业市镇。日军南进时，由于战祸侵袭佛海一带，国内外交通受阻，因而产销不如前。
上个世纪50年代
人民政府曾大力宣传工商业政策，提出恢复老茶园，开展新茶园的号召，茶园的种植面积逐渐增加，茶叶产量比抗战后增长了许多，私商也纷纷收购，外销马来西亚、香港、仰光等地。但由于茶价总体低廉，茶农采摘茶叶不足维持生活，且若由内地入藏，耗时久、运费高，因而产销量都不高。上个世纪60年代，也曾号召大搞茶园建设，在思茅坝、曼歇坝、景东县文井大街开垦新式茶园。1975年，新建普洱茶厂，先后加工制作的青茶、红茶、沱茶、特制普洱茶等六大类40多个品种，国内国外均有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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