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川茶与火锅有什么关系”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川茶与火锅有什么关系”相关知识！
前几年，为了宣传成都，成都市政府花了大价钱请张艺谋拍了部宣传片，名字叫《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成都的民俗人情、地理风貌、历史古迹且不说了，片子中用了一杯青山绿水茶来表现成都茶文化，倒是遭到了成都不少老茶客一致声讨，怎么也要用点碧潭飘雪或者是竹叶青嘛！也许是张艺谋没有在成都住上一段时间，没有体味到正宗的川味生活吧。
在一个城市住的久了，自己往往会和这个城市的性格融合在一起，也会在城市中需找一些符合性格的参照物。有时候觉得，成都，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城市，这个一年成邑，三年成都的城市，有其刚猛豪爽的作风，一如流行于巴蜀的麻辣火锅，也有其温文尔雅姿态，一如茶杯中泡着的清茶，火锅与茶两相融合构成了这个城市的主题，火与水代表了这个城市人的性格，所以有人说火锅川茶是成都。
众所周知，麻辣火锅发源于重庆，1947年，四川着名作家李劼人在成都出版的《风土杂志》上发表文章，对重庆火锅做了可信的考证。文中说：吃水牛的毛肚火锅，发源于重庆对岸的江北。最初一般挑担子零卖贩子将水牛内脏买得，洗净煮一煮，而后将肝子、肚子等切成小块，于担头置泥炉一具，炉上置分格的大洋铁盆一只，盆内翻倒滚着一种又辣又麻又咸的卤汁。于是河边、桥头的一般劳力朋友，便围着担子受用起来。各人认定一格，且烫且吃，吃若干块，算若干钱，既经济，又能增加热量直到民国二十三年重庆城内才有一家小饭店把它高尚化了，从担头移至桌上，泥炉依然，只是将分格铁盆换成了赤铜小锅，卤汁、蘸汁，也改由食客自行配合，以求干净而适合各人的口味。由此可见，重庆火锅发源于长江之滨，最初为船工所用，继而发展开来是毫无疑问的了。
但是，重庆火锅满街是，如果要想闯出名气的话，就必须来成都市场上试水，成都人对火锅的热情可以是守候、可以是排队、可以是预定2个月也终不悔，只要成都人认可了这个火锅的味道，也就在中国成功了。成都人吃火锅有一个习惯，必须饮茶。而火锅与茶的结缘，不是什么高端的茶叶，而是老鹰茶或者是红白茶，采其嫩枝嫩叶哂干后，可当茶泡饮，当地人称它为老鹰茶，也叫作老阴茶，特别是四川的农村有自采自制自饮老鹰茶的习惯。但是前几年，老鹰茶被查出农残和重金属铅含量超标，人体食用过量的铅可能引发血液中毒、肝肾中毒等，使器官功能下降，甚至造成神经系统损伤等问题。于是成都的火锅店开始提供花茶和毛峰供顾客品尝了。
而川茶则是成都人每日都在消耗的物品，1935年，成都报载，成都共有茶馆599家，每天茶客有12万之多，是一支不折不扣的十万大军，而当时成都的人口也就60万。成都人一日无茶，一日不在茶桌前摆几句龙门阵，或者不搓几圈麻将，那就不叫成都生活，成都火锅多，茶馆也多，据不完全的统计，现在成都市大大小小的茶馆就有5000多个，真正的一座浮在茶上的城市，成都人喝茶喜欢在太阳出来的日子，河边上，农家乐里，三俩个好友，搓麻将，掏耳朵，舒筋骨，擦皮鞋，谈生意，闷瞌睡，写文章，百业千行都对茶馆情有独钟，所谓闹中取静喝杯茶去，忙里偷闲拿杆烟来。竹叶青和碧潭飘雪是点的最多的茶。成都人的逍遥派头可见一斑，难怪郭沫若一边品茶，一边发着感慨：川人不出夔门难以成大材。
成都虽说有古寺众多，文殊院、大慈寺、宝光寺、昭觉寺，但是我觉得，成都人这种既火爆，又闲适安静的性格，却是深得道家文化的精髓，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忘记了成都是道家文化的发源地，道家借着这一方水土才真正的光大。道家讲究的是一阴一阳，一刚一柔，一黑一白，讲求的是尊人、无己、贵生、坐忘。至虚极，静守笃，这些思想好像就是专门为成都人而设计的，火锅不麻、不辣、不烫，成都人不喜欢；茶叶不静、不柔、不温，成都人也不喜欢，烈要烈到极致，柔要柔到别致。成都人的烈，在于他们敢于承担，举个例子，地震的时候，成都的出租车司机让无数国人感动，这就是成都人的道义。成都人的柔，在于他们的乐观与闲适，在于能够接受包容一切，有滋有味的过着自己的茶水生活。
成都以茶载道，以茶悟道，只有一种悟才是茶中惟一不可随心的道。观之于是一种宁静，一种至极，是参，是隐，是生活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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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史第一人陆羽，字鸿渐，昵称渐儿，当时人们把他煮的茶唤作渐儿茶。
他的身世凄苦。他是个西湖弃儿，被竟陵龙盖寺住持智积禅师拾得收养。其貌不扬，还有些口吃，长大后不愿削发为僧，逃到戏班子当了优伶后来他采茶觅泉，颂经吟诗，每每至日暮，才号泣而归。唐代宗曾封他太子文学，他没有接受，留在了民间，留在了他宿命的历史位置上。
相传，智积禅师是位嗜茶的和尚，而且非陆羽煮的茶不饮。后来陆羽云游他乡，智积就此停止饮茶。后来皇上(代宗)召智积进宫，每天命宫中煮茶名手奉上名茶，一再劝智积品饮，希望得到他的赞美，但智积总是尝上一口，便默默放下了。代宗不服，密召陆羽进宫，由他烹茶，再端给智积，智积照例喝了一口，立即惊讶地说：渐儿何时归来?代宗惊问何出此言，智积笑道：方才饮的是渐儿茶。代宗至此才心服口服，让陆羽出来见过师傅。
宋代王谠《唐语体》和《新唐书列传》的《陆羽传》：记载御史大夫李季卿把他召来，然后只因他衣着寒素，又没有谄媚讨好地玩炫目的茶艺花招，就看不起他，先是不行礼，后来又叫人用三十文打发他走了。区区三十文，简直是打发叫花子，这样的轻蔑无礼，使倔强清高的陆羽感到无比屈辱和愤怒，以至于写下了《毁茶论》来发泄心中的愤慨。《茶经》的作者写《毁茶论》，谁能想象他的尊严受到怎样的伤害?
回头再看那个渐儿茶的故事。多么温暖，多么感人。原来最让人感触的，不是陆羽的神乎其技，也不是和尚的精于品茶，是哪位和尚更不重要，这个故事说的是：知音难觅。
世有千里马，而伯乐不常有;世有渐儿茶，而禅师在何处?那样的相知相重，那样的知遇之恩，是多么的难得!都说渐儿茶好，可是好到什么地步?对真正的知音来说，是好到不可代替，好到不能容忍退而求其次。旁人也说渐儿茶好，皇帝也知道陆羽手段高，但是皇帝不相信，那种好是独一无二的，他更不相信，精诚所至，茶能通神，有人能通过一口茶就辨认出陆羽和其他高手的区别。
我愿意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因为孤苦的陆羽需要这种灵魂的温暖，我们也需要。我还愿意想象，当皇帝叫人送上那盏茶的时候，陆羽一路上备受辛苦、冷遇的陆羽，就站在侧旁的帷幕之后，他怀着坚定的信念，又难免些微的担心，侧耳倾听，他的耳朵甚至没有放过茶具接触的轻微的脆响，以及啜茶的声音，皇帝和他都知道，他，只有一口茶的机会。然而，智积没有让他久等，他惊喜而清晰地说：渐儿什么时候回来的?一口茶，他就认出了陆羽，斩钉截铁，不作他想。陆羽走出遮身的帷幕，对着师傅拜了下去，他的身子伏得那样深，因为他要掩饰自己的热泪。
皇上的赏识与灵魂无关，荣华富贵与内心无关，只是人生在世，如果没有这样的知音该是多么寂寞，多么荒凉。千古之后，怀才不遇的人，如果看到这一幕，是否要替陆羽流下忍住了的眼泪?
(一)寺僧与茶
寺庙大都建筑于名山之上。因此，自古有「天下名山寺古多」的说法：而寺庙又庙庙种茶，于是「名山出好茶，名寺出名茶」的说法，也一直是茶人们所认定的观念。因为，在古代，也只有寺庙最有条件研究茶叶、提高茶叶的品质，庙里的寺僧除了必须的修行功课之外，仍然要从事生产劳动，负责种茶、制茶的工作。他们在工作中研究、探讨了种种茶叶制作、栽培等的技术，而在品饮茶叶之余，往往以诗文、写作来歌颂饮茶生活，当馈赠亲友以茶又免不了要应答、酬谢或说明所馈送的茶叶是什么样的茶，并且在品饮茶叶的过程中，将如何泡好茶，喝好茶的心得抒发出来，一首首，一篇篇咏茶、评茶、饮茶的优美文学诗歌就成为不朽的作品留传于后世。
全唐诗中载有：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山僧后檐茶数欉，春来映竹抽新茸。宛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欉摘鹰嘴。欺须炒成满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诗僧齐已闻道林诸友尝茶因有寄：「枪旗冉冉绿欉园，谷雨初晴叫杜鹃。摘带岳华蒸晓露，碾和松粉煮春泉。」郑巢送琇上人：「古殿焚香处，清赢坐石棱。茶烟开瓦雪，鹤迹上潭水。」刘得仁慈恩寺塔下避暑：「僧真生我静，水淡发茶香。坐象东楼望，钟声振夕阳。」曹松宿溪僧院：「少年云溪里，禅心夜更闲;煎茶留静者，靠月坐苍山」。牟融游报本寺：「茶烟袅袅笼禅榻，竹影萧萧扫径苔」。李嘉佑同皇甫御题荐福寺公房：「啜若翻真偈，燃灯继夕阳。」武元衡资圣寺贲法师晚春茶会：「禅庭一雨后，莲界万花中。时节流芳暮，人天此会同」。李中赠上都先业大师：「有时来兴寻师去，煮茗同吟到日西」黄滔的诗句「系马松间不忍归，数巡香茗一枰棋。」由此可见，唐代寺庙的饮茶风气的兴盛状况，饮茶时间，从初春到寒冬，从早晨到傍晚，从日落到深夜，可说是「穷日继夜」。从饮茶的活动来看，诵经、坐禅、饭店、纳凉、休息、吟诗、下棋等，都离不开茶。也可从中看出唐朝寺庙的寺前、寺后、庭中、墙外，都种了茶，并且是自种、自制、自饮的。而中国北方的赵州高僧从稔禅师，曾留下「吃茶去」的偈语，更使得茶在寺庙僧团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了。中国在唐朝的时代，饮茶的盛况己经普及全国。也正因为如此，自从唐代以后，无数的名僧为我们的史籍留下了不可胜数的茶史资料。
大家都知道，茶圣陆羽是由寺庙收养长大的，他对于茶的最初认知和兴趣，也就是从寺庙中所获得的：而与陆羽是忘年之交的诗僧皎然所作的茶歌，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对中国茶业的发展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
(二)名寺出名茶
所谓「名寺出名茶」，在寺僧的努力培植下，在历代都出现知名的茶来，唐朝国史补中提到的一些名茶，例如：福州方山露芽、剑南蒙顶石花、岳州灉湖含膏、洪州西山白露、蕲州蕲门团黄等等。北宋时，苏州西山水月庵的「水月茶」、杭州于潜「天目山茶」、宣州宁国的「鸩山茶」、扬州「蜀冈茶」、会稽「日注」、洪州「双井白芽」等等。这些历史名茶，就是出于寺僧创制、宣传出来的珍品。至于近代的一些名茶，例如「黄山毛峰」，主要产地是安徽省黄山松谷庵、吊桥庵和云谷寺一带;「六安瓜片」的极品，是产于齐云山的水井庵：「霍山黄芽」，主要产在安徽省大别山的太阳乡长岭庵;而休宁「松萝茶」是产在安徽省的歙县，是明朝比丘大方结庵于松萝时所创制的名茶。
从各种茶诗、茶文和名茶的出现，无不表明茶与佛教的关系密切，佛教需要茶，而茶藉由佛教寺庙的建立、寺僧的研究采制技术、讲究品饮艺术及茶文学的宣传等等过程逐步发展。
因此，今天讲茶艺，研究茶文化，已经脱离不了宗教的关系，所以饮茶文化或者饮茶生活，也算是是某一种生活的信仰，某一种信仰的生活了，而无需要再问饮茶时是否要信仰那一种宗教才行。
有一部分茶友喜欢普洱茶，仅仅是因为其口感和收藏价值，很少了解普洱茶的发展历史。本期文章，笔者将和茶友们一起探讨普洱茶在各个朝代的发展现状，希望能让更多的茶友了解普洱茶的文化底蕴。
首先，我们来看看它的发展历程：
周朝：云南种茶历史悠久，早在三千多年前武王伐纣时期，云南种茶先民濮人就已经献茶给周武王，只不过那时还没有普洱茶这个名称。邦崴过渡型古茶树是古代濮人栽培驯化茶树遗留下来的活化石。
唐朝：历史文献中记载最早种植普洱茶的人是唐吏樊绰，在其所著《蛮书》卷七中云“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据考证银生城的茶应该是云南大叶茶种，也就是普洱茶种。
宋元：宋朝李石在《续博物志》一书中也记载了：“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菽姜烹而饮之。”
元朝时有一地名叫“步日部”，后此地名写成汉字，为“普耳”（当时“耳”无三点水）。普洱一词首见于此。
明清：明代万历年间谢肇淛在其著《滇略》中，提到“普茶”（即普洱茶）这个词，该书曰：“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普茶”一词首次见诸文字。明代李时珍著《本草纲目》中亦有“普洱茶出云南普洱”的记载。
清朝阮福《普洱茶记》：“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蕃之用普洱，已自唐时。”清道光《普洱府志》“六茶山遗器”载，在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普洱府境内就已种茶。
新中国：新中国诞生后，云南茶叶获得了新生。1951年建立了云南省茶叶科研机构，到1958年止，云南茶园面积达到了46.6万亩，产茶18万担，但大跃进时期茶树大受摧残。
十年动乱期间，茶叶发展缓慢。1966年，云南茶只有19万担。
1984年，现代普洱创始人吴启英通过普洱茶接种技术科学的方式，在保证普洱茶质量的情况下22天就完成了普洱熟茶的发酵转化。这是现代普洱熟茶的开端，为普洱熟茶批量生产奠定了基础。
其实，普洱茶的生产和发展，与茶马古道密不可分。所以文章最后，笔者和茶友们分享几点茶马古道与六大茶山的知识：
茶马古道
1.官马大道：普洱→昆明→北京
2.关藏茶马大道：普洱→下关→丽江→中甸（今香格里拉）→西藏
3.江莱茶马道：普洱→江城→莱州→欧洲各地
4.旱季茶马道：普洱→思茅→澜沧→孟连→缅甸
5.勐腊茶马道：普洱→勐腊→老挝
6.滇东南茶马道：普洱→思茅→车里（景洪）→打洛→缅甸景栋。
普洱茶山，以澜沧江为界划分为：
江内：攸乐、革登、倚邦、莽枝、蛮砖、漫撒。
江外：南糯、南峤、勐宋、景迈、布朗、巴达。
我国是茶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世界上唯一由茶事发展产生独立的剧种—“采茶戏”的国家。
所谓采茶戏，是流行于江西、湖北、湖南、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区的一种戏曲类别。如广东的“粤北采茶戏”、湖北的“阳新采茶戏”、“黄梅采茶戏”、“蕲春采茶戏”等等。这种戏以江西较为普遍，剧种也多。如江西采茶戏的剧种，即有“赣南采茶戏”、“抚州采茶戏”、“南昌采茶戏”“武宁采茶戏”“赣东采茶戏”“吉安采茶戏”、“景德镇采茶戏”和“宁都采茶戏”等，这些剧种虽然名目繁多，但它们形成时间大致在清代中期至清代末年。采茶戏，是直接由采茶歌和采茶舞脱胎发展起来的。如采茶戏变成戏曲，就要有曲牌，其最早的曲牌名，就叫“采茶歌”。
采茶戏的形成，不只脱颖于采茶歌和采茶舞，还和花灯戏、花鼓戏的风格十分相近。花灯戏是流行于云南、广西、贵州、四川、湖北、江西等省区的花灯戏类别的统称。以云南花灯戏的剧种为最多。其产生年代较花鼓戏和采茶戏稍迟，大多形成于清代末叶。花鼓戏以湖北、湖南二省的剧种为最多，其形成时间和采茶戏相差不多。这两种戏曲也是起源于民歌小调和民间舞蹈。因为采茶戏、花灯戏、花鼓戏的来源、形成和发展时间、风格等都比较接近，所以这三者之间，自然也就存在相互吸引的关系。
茶对戏曲的影响不仅直接产生了采茶戏这种戏曲，更为重要的，也可以说是对所有戏曲都有影响的，剧作家、演员、观众都喜好饮茶，茶叶文化浸染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以至戏剧也离不开茶叶。如明代我国剧本创作中有一个艺术流派，叫“玉茗堂派”，即是因大剧作家汤显祖嗜茶，将其临川的住处命名为“玉茗堂”而引起的。过去不仅弹唱、相声、大鼓、评话等等曲艺大多在茶馆演出，就是各种戏剧演出的剧场，又都兼营卖茶或最初也在茶馆。所以明清时，凡是营业性的戏剧演出场所，一般都统称为茶园或茶楼，戏曲演员演出的收入，早先由茶馆支付。如上一个世纪末北京最有名的“查家茶楼”、“广和茶楼”以及上海的“丹桂茶园”、“天仙茶园”等，就均是演出场所。这类茶园或茶楼，一般在一壁墙的中间建一台，台前平地称之为“池”，三面环以楼廊作观众席，设置茶桌、茶椅，供观众边品茗边观戏。
德以润身，茶以养人
在唐诗里面，茶人是指做茶的人，类似我们现在说的茶农。不过，茶农始终是没有话语权的，当文人们发现“茶人”这个词的好处之后，茶人更多的指向有文化的群体，比如早年在台湾，茶人便不一定是种茶采茶制茶之人，也可以是品茶藏茶卖茶茶文化搞出门道的人，茶人的范围在扩展。
既然茶人范围如此宽泛，几乎可以说和茶有关系的人都能算上“茶人”了，按理说就没什么可争议了。也不是那么简单，前一段时间，央视拍了一个关于茶的纪录片，有著名的茶人认为不行，因为里面没有采访到多少著名的茶人。他的批评虽然不一定适合这个纪录片，但是有一定道理，因为有一部分人对茶有更加深入的体验与研究，在这部分人的范围内，大概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之为茶人。
其实，茶人两个字放在一起，无外乎在探讨“茶”与“人”的关系，如果这关系是对的，那本不在于知识的渊博，名声的显赫；而如果关系是不恰当的，可能称为专家、社会活动家这些西化的名词更为合适。
茶人首先是能在茶中找到乐趣的人，而不仅仅是以茶为工具谋些名与利，只要能做到这一点，无论资历与水平，我想称为茶人都无不可，因为这乐趣，茶和人已经开始相融了，茶人这个词才有了存在的价值。
若要深层次说，茶人应该是能得到茶滋养的人。这个看起来简单，对于那些和茶打交道多年的人来说，反而不容易。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传统上来说，写书法的人是会得到书法的滋养的，练武的人是会得到拳法的滋养的，字养人、拳养人，这说明这个路子是对的，反之即使取得了外在的名利，却去道愈远。内在的和谐是最高的标准，这和西方外在取相的标准有很大的差异。
在这样一个时刻向外逐求的时代，这个角度特别值得我们关注。我们看到很多娱乐的作品，有众多的休闲方式，但其实得不到真正的休息和滋养。
四大名著的内涵，是博大而丰盛的，不同的人可以从中读出不同的体悟。但无论如何，它们写的是人，进一步是人生，更进一步便是中国人的人生。茶可以启发文人墨客的文思画意，也是他们的精神寄托。通过饮茶，他们得到了一种身体和心灵上的双重愉悦。
中国饮茶在唐代以煮茶为主，这一时期主要是饼茶，而《西游记》中多是提壶冲泡。第16回中，唐僧一行来到观音院，遇见一老僧，叫献茶时，一个小童“提一把白铜壶儿，斟了三杯香茶”。这里所用的茶具如茶杯、茶钟等，在唐宋时是没有的。可见《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生在明代，写唐代的事情，未免偶尔会穿帮。
据说，吴承恩写的《西游记》，其中场景很多都和现实生活中的连云港云台山相似，今天在云台山还有一副对联，“一部西游未出此山半步，三藏东传并非小说所言”，云台山也产茶叶，而且茶芽香叶俯首可拾，因此，以茶为菜便是很自然的事情，反映在小说中，便是不同的茶饭。
水浒中写茶也很细致，里面提及的茶汤多姿多彩。潘金莲四次到隔壁的王婆茶铺，便提到四种茶汤：梅汤(茶中放几粒乌梅煎制而成)、和合汤(一种甜茶)、姜茶和宽煎叶儿茶。所谓“姜茶”，乃是宋元流行的“七宝擂茶”中的一种比较高档的茶品。以一些姜片作佐料，再加一些糖同茶叶放在一起，用沸水冲泡。
不但如此，茶在小说中还有更深一层意思，如王婆向西门庆推荐梅汤，从而表明她看穿了西门庆想勾搭潘金莲的野心，以此来暗示自己可以为其“做媒”，后来西门庆再次拐进王婆的店里，王婆又说，大官人，吃个和合汤如何?这和合汤一般用在婚宴中，等于是进一步暗示，自己能帮助成就好事。
水浒中还有一个喝茶习惯———饭后喝茶。施恩为利用武松夺回快活林，每天安排人给监狱中的武松送饭，“武松吃罢饭,便是一盏茶”，而为武松换牢房的理由是：“请都头去那壁房里安歇。搬茶搬饭却便当。”因为一只公鸡，时迁被祝家庄擒去，杨雄、石秀到李家庄求救，主人李应“就具早膳相待。饭罢，吃了茶”。
而第三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中写到：“(史进入城)只见一个小小茶坊正在路口。史进便入茶坊里来，拣一副座位坐了。茶博士问道：‘客官，吃甚茶?’史进道：‘吃个泡茶。’茶博士点个泡茶，放在史进面前。”这里说的茶博士，其实已经是身兼煎茶、煮茶、沏茶、泡茶之职的师傅了。
也许罗贯中也查阅了历史典籍，知道在三国时期喝茶是没有太多可以讲的，所以三国里面对茶的描述都比较简单，一般就两个字“茶罢”，然后主人公该干嘛干嘛去了。有意思的是，虽然典籍没有记载，但现在湖南的擂茶却留有三国的传说。
据说三国时，张飞领兵途经武陵桃花源时，部队瘟疫流行，进退不得，苦不堪言。当地山上住着一位鹤发老人，素闻张飞大名，有心要去医治将士之病，于是献上祖传秘方———擂茶。张飞和官兵饮服后，病情大好，遏制了瘟疫的流行。
人生是需要去完成的，那么我们便可以说，名著正是中国人的四种修行。三国的主题是争，水浒的主题是义，西游的主题是悟。而要抵达或者超越它们，就构成了这种修行中，所要突破和跨越的四道关卡。过不去，就是平庸;过得去，便是超然。
长期以来，普洱茶成为思茅、西双版纳各族人民与内地各族人民密切联系的经济媒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普洱茶在与西藏人民的政治经济联系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康藏地区自古以畜牧为主，以牛乳制酥油为主要食品之一。《新唐书吐蕃传》所说藏族饮用羹酪，就是酥油茶。用茶水熬酥油作为食品.因为茶叶有助消健胃，去脂解腻、散热解渴的作用，所以茶为藏胞不可缺少的饮料。《明史朵甘传》说，其地皆肉食，倚茶为命。历代由内地供藏胞茶叶，而藏族向内地输送马匹，即所谓摘山之产，易厩之良。普洱茶行销藏族地区的年代很早，到明代已很发达。明末云南各族人民坚持抗清斗争达十七年之久，以至对藏区供应的茶叶减少。清兵入滇后，藏胞即来交涉茶马贸易。
顺治十八年(1661)三月，北胜(永胜)边外达赖喇麻，干部台吉以云南平定，遣使邓几墨勒根赍方物求于北胜川互市茶马。就在这一年十月在北胜川开茶市以藏马易普洱茶。后来，丽江府改设流官且交道方便，茶市改设丽江。藏族商人每年自夏历九月至次年春赶马到丽江领茶引赴普洱贩茶。从丽江经景东至思茅，马帮结队，络绎于途，每年贸易额达五百万斤之多。同时汉族、白族、纳西族商人也从普洱贩茶供应藏族地区。茶马互市不仅把西藏和云南在经济上紧密联系起来，而且对于维护祖国统一也有很大作用。明万历年间，王庭相作《严茶议》说：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物，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是则山林茶木之叶，而关国家政体之大，经君子，固不可不以为重而议处之地也。自清代中后期以来，西藏对茶叶的需要主要由四川、云南供给，主要在打箭炉中转。因此入藏的茶叶，统称为边茶。
由于普洱茶外形紧结，内质细嫩，味纯回甘，香高耐泡，非常适合藏胞口味。藏胞长期饮用，形成对普洱茶的偏好。因此有藏人非车佛茶不过瘾之说。英国印度总督海士廷格派间谍藏活动，就曾运锡兰茶到西藏，企图取代普洱茶。因不合口味，藏胞拒绝购买。1904年英国派兵侵入西藏，同时运入印度茶强迫藏民饮用，也遭到拒绝。为适合藏民口味，就盗窃普洱茶茶种在大吉岭种植，并在西里古里(Siliguri)秘密仿制佛海茶，无耻伪造佛海茶商标，运至噶伦堡混销，但外表相似本质不同，藏胞还是没有受骗。云南茶叶主要是由民族资本的商号在思茅，佛海、易武等地设厂加工，并负责运销。民国初年，思茅有茶号22家。云南的茶商与厂家在长期实践中形成各自的特点，并创造了优质名牌产品。例如在西藏享有盛名的恒盛公紧茶，水昌祥藏庄茶，洪盛祥紧茶与砖茶，深受藏胞喜爱.尽管云南茶来路遥远，运输费用超过茶叶自身的价值，因而价格较高，但藏胞宁可吃滇茶。早在光绪年间便从事对西藏的茶叶贸易的恒盛公，专门加工揉制销西藏的紧茶，设在勐海的茶厂一年产茶二万包左右。恒盛公茶厂原在思茅，移到勐海建厂后，一度改变商标，为藏胞怀疑，销量锐减，便又恢复老招牌，在每沱茶内，仍揉进一白棉纸，纸上印有思茅恒盛公字样，才又恢复了销路。
本世纪初，丽江商人杨守其开通了从勐海经缅甸转印度到西藏的新茶叶路。由于可资火车，轮船，运输时间缩短而成本降低。成本降低，使普洱茶在西藏的竞争力加强，扩大了销路，推动了生产。恒盛公茶厂建立之时，每年产紧茶二千包，到抗日战争前发展至二万包。从勐海出境销藏的边茶1935年为13729.7担，1936年16043.8担，1937年为90106担.而1944年，印度销西藏的茶仅850担。
从四川西部重镇雅安出发，经康定、昌都到达西藏拉萨，然后再通到不丹、尼泊尔等国的茶贸易线被称为南边茶之路。
边茶指专供边疆少数民族饮用之茶。四川雅安是茶的故乡，也是有名的边茶之乡。雅安边茶又称南路边茶，从唐代开始传入西藏，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一直是藏族人民喜爱的饮用品，藏族人民为得到茶叶，不惧千山阻隔，走下雪域高原，以马匹、皮毛、麝香、药材等土特产品和汉族进行交换。雅安是茶的故乡，与藏区接壤，两地间容易发生沟通和交流。最初的沟通和交流也就是简单的一些以物易物的往来，后来便逐渐发展成大规模的以茶易马和茶土交流。随着以茶为主要内容的藏汉贸易的发展，雅安边茶每年以800万到1000万斤的数量输入西藏，供应广大藏族同胞。从四川雅安到西藏拉萨之间便逐渐形成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古代商道，因为当年在这条古道上运输的物资主要是雅安的南路边茶，所以又称川藏茶马古道。
一、雅安是茶的故乡
雅安古称青衣羌国，秦时立严道县，汉改称汉嘉，魏周时期一度改称始阳县，到隋朝文帝仁寿四年(605年)正式定名雅安(因境内有雅安山而得名)。从此，雅安名字一直沿袭至今。
雅安是茶的故乡。据《雅安县志》记载：历史上的雅州地宜五谷之外其茶树为一县之专利。雅安地处四川盆地边缘，境内多山，属邛崃山脉的延续。雅安地质属古生代岩层，除西北挨岷山山脉地区片麻岩层分布多一些外，其余多为页岩、沙砾岩、石灰岩，故其土壤多为含较多有机物的砂质壤土或砂砾质粘土，表土层深厚，组织松软，养分丰富，宜于排水，有宜于茶树生长。雅安四季分明，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雨水丰富，空气湿润，古来就有漏天、雨城之称，年降雨量多达1700毫米以上，日照仅100多天，多雨、多云、多雾，空气特别清新，是雅安气候最显著的特点。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特征，为雅安成为茶的故乡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传说神农尝百草以治疾，茶亦是其中之一。百草显然指野生植物，治疾则说明茶当时只能药用。陆羽在《茶经》中说茶之为饮，发于神农，闻于周鲁公。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记载，周武王灭纣后，西南巴蜀小国曾以所产之茶作为珍贵礼物去进贡。青衣羌国乃巴蜀小国之一，这说明雅安茶的历史还可以追溯到先秦，甚至更远古的年代。
王褒的《僮约》称茶在西汉时已被蜀人发现，并通过武阳买茶指出，当时蜀中已有茶叶销售。茶叶成为商品进入市场，说明当时蜀人对茶的认识和利用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地步。武阳指今新津、彭山一带，新津、彭山皆是平坝为主，茶树并不很多，而当时茶市已颇具规模。市上的茶叶来自何处?《晋书》记载：蒙山在雅州，凡蜀茶尽出此。唐代李肇《国史补》也有记载：剑南(指雅州)有蒙顶石茶，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新津、彭山与雅安相距很近，市上交易红火的茶叶均出于此，成都及成都周边市上的茶叶这不例外。
从西汉吴理真在蒙山植茶开始，茶就成为农事的重要内容之一，正式作为一项种植业走进广大农村的千家万户。当时雅安的茶叶种植已相当普遍，是四川主要的茶叶产区。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朝廷推行州县两级制，雅州领严道、芦山、名山、百丈四县。到唐玄宗开元四十五年(758年)又增加荥经一县，雅州共辖严道、芦山、名山、百丈、荥经五县。对当时各县茶叶种植情况，陆羽的《茶经》记载：唐朝四十三州郡产茶，雅安、芦山郡上列贡茶。宋代王存《元丰九域志》记载：雅安芦山郡灵关一寨一茶场，名山百丈二茶场，荥经一茶场。《天全州志英烈侯碑》记载：唐贞观初年，天全有一位被封为英烈侯的将军，带领百姓于蒙山采茶籽，于山谷间遍种之，并教其以茶艺采培之法，其方引茶马之政，民利用焉。
到宋太祖乾德五年(967年)，天全曾一度呈现九峰之民皆种茶的景象。诸县之中，仍以雅安茶叶种植为最。茶市经营也具相当规模，故有茶树被列为一县之专利的说法。据《四川简史》记载：中唐以后，茶叶勃兴，茶树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其中绵州(今绵阳)、汉州(今广汉)、蜀州(今崇庆)、邛州(今邛崃)、眉州(今眉山)和雅州(今雅安)所形成的一条产茶地带，是当时全国主要的产茶区，蜀茶不仅产量大，而且质量也非常好，尤其是雅州的蒙山茶品第为全国第一，是有名的贡茶。到清康乾时代，种植规模更加扩大。《四川古代史稿》记载：当时蜀山素产茶，每岁谷雨后，募夫采摘百斤者，银一钱，雅安、名山、天全等地，山多田少，近山人户，俱籍采茶为业。
雅安茶叶悠悠远古的历史，有力的证明了雅安就是我国茶叶发源地，蒙顶山更是一座闻名天下的茶之圣山。
二、雅安的茶叶最早传入西藏
自古以来，雅安就有滇藏门户之称。向南经西昌可入云南，向西翻过二郎山，即入藏族地界。雅安地理位置与康巴(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山水相连，两地毗邻接壤，自然容易发生接触和来往。当雅安茶叶日趋发展，成为大宗农副产品，并作为商品进入贸易市场后，同时传入藏区亦是必然的。当然要有文字记载，这就得从唐朝文成公主入藏开始说起。
传说当年文成公主和亲吐蕃嫁给松赞干布，在江夏王李道宗的护送下，一行从长安出发，一路跋涉进入青海，翻过日月山，走到青海湖边。这时随行汉人中好些人都出现头昏脑胀、四肢乏力，感觉不适的症状，随行医生把脉之后，也找不到准确原因。文成公主立即吩咐贴身随从，从宫中带出来的贡品中，取出蜀中贡品蒙山茶来，从日月山下的倒川河里取来净水，煮开之后拌上藏族奶酪缓缓喝下。稍事休息之后，不适感觉全无。随行大惊，问文成公主何也?文成公主说：你我自离了长安，踏上高原，一路少吃蔬菜水果，吃的多为青稞糌粑、牛羊肉和奶酪。饮食的变化和干燥寒冷气候是引起身体不适的主要原因。《神农本草记》中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古代把茶称荼)而饮之。茶叶具有药用的作用，能消食、解腻。随行听罢，恍然大悟，一个个无不惊叹和佩服文成公主的聪明和智慧。传说都是有戏化了的成分，不过这个传说中有两点是值得信赖的，并且得到了历史的证实：一是茶叶传入西藏的时间始于唐代;二是文成公主入藏所带之茶正是雅安贡品蒙山茶。
史学家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二)中记载：在安史之乱后的30多年里，汉族地区的茶叶传入吐蕃。安史之乱发生在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其后的30多年，推算下来是785年左右，这是一种说法;《西藏政教鉴附录》记载：茶亦自文成公主入藏土也，这种说法较前者要早140多年;《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记载：茶叶输入藏区之始，正是藏文创字之时。藏文创字大约在632年左右，这种说法较文成公主入藏又早了差不多10年，但基本应该是更准确一些。尽管这三种说法在时间上或早或迟有些出入，但有一点是共同认定了的，那就是茶传入西藏的时间是始于唐。
三、雅安边茶悠悠远古的历史
雅安是茶的故乡，也是著名的边茶之乡。雅安销往西藏的边茶有粗细两种：细茶为毛尖、芽字、芽砖(芽细);粗茶分金玉、金仓和康砖。藏族饮用的边茶以粗茶为主，细茶为辅。明代以前的边茶都是散茶，由于散茶运输颇为不便，于是从边茶的焙制入手，逐渐有所改进。《中国茶业大事简记》记载：明代四川开始生产黑茶，并逐步扩大到湖南产区，黑茶指的就是边茶。当时四川生产黑茶的地方主要是雅安，生产的数量已经很大，技术也相当成熟。当时生产黑茶就是将立夏后采的茶叶用锅热炒杀青，然后蒸煮，加上糯米粉汤制成饼状的团饼茶，团饼茶在运输、存放、饮用上较散茶进了一大步。清代，雅安边茶的制作曾有过一次突破性的改进和提高。《天全州志》记载：散茶造至清朝，天全乃设架制造包茶，每包四甑，用甑蒸熟，以木架筑成方块，每甑六斤四两，恐包易混，各编画天地鸟兽人物形制，上书番字，以为票号。这一改进很快得到推广，雅荥邛诸邑茶商以天全造包之法，颇便运输，遂相仿造，设架筑包。具体办法就是把蒸熟茶叶通过紧压，使其成形，这是南路边茶紧压成砖形的最早开始。当时所设之架称为架子，一副架子设五人操作，最辛苦的是掌架的人，架子中间有一硬质杂木作为架盒，茶蒸熟之后倒入盒中，掌架的工人使用一根一头为铁制的重达30多斤的樁棒，不停对茶进行筑压，名曰冲包。冲包工人之辛苦令人难以想象，隆冬天一身短打，赤膊上阵，樁上几包下来便是通身大汗，上50包马上换人。这一技术竟沿袭几代，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初，雅安茶厂工人经过技术革新，将樁棒从32斤改成18斤，但冲包工人劳动强度仍然很大，非身强力壮者，决不能胜任。直到60年代初才由雅安茶厂茶叶工程技术人员王德华根据人工冲包原理，设计造出一种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冲包机，以机械化生产代替繁重的人工冲包，古老而原始的樁棒这才停止使用。
雅安是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边茶生产基地，在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茶马互市中曾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宋朝和明朝两个朝代，由于战争频繁，需要大量马匹，朝廷颁布了榷茶制的法令，对茶实行垄断政策。朝廷的目的只想有更多的茶叶去换取更多的马匹。在这样的背景下，雅安茶叶得到一个发展机会，茶叶产量不断增加，焙(制)茶作坊大量出现，每年提供换马的茶叶高达数百万斤，其中尤以焙茶作坊的出现最显重要。这种作坊最早始于农村，后来发展到城里。作坊雇请工人常年生产，从原料购进、加工焙制一直到销售均由作坊一体完成。到明以后，这种作坊统一被称为茶号(商号的意思)。茶号增加，行业扩大，附生产业应运而生。官府重税，茶商得利，百姓受益，有力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雅安边茶业的兴旺，吸引了中国北方的许多富商大贾，使他们把目光纷纷投向雅安。特别是自元代西征后，川陕合省而治，为陕西商旅大开了方便之门。大批陕西富商大贾纷纷南下四川，其中不少人就跻身于雅安边茶行业。在当时中国商业活动中，陕西商旅与山西商旅并驾齐名，他们实力雄厚，有丰富的商业经验。他们陆续在雅安兴办多家茶号，并很快发展到大有取代川商，垄断雅安边茶的势头。明嘉靖以后，又有一批陕商来雅设立兴办茶号，义兴隆茶号就是他们中杰出的代表。在雅安众多茶号中，它资金雄厚，讲求诚信，经营历史最久，从明代起一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初，可谓称得上是中国最早的百年老店之一。
清代是雅安边茶业发展的鼎盛时期。乾隆年间(1736～1795年)，以茶易马政策完全停止，改茶引制为引岸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自由贸易，茶土交流代替了以茶易马，以雅安边茶为内容的藏汉贸易得到了一个空前发展的机会。据《南路边茶调查》(手稿)记载：清康乾期间，以雅安为中心产区的川边诸县，经营边茶的茶号发展到一百多家，茶业资金居诸县工商业之首。在雅安，以经营边茶致富成为民族资本家者已不少，不少茶号还到康定开设分店。以茶为副业收入的农户不下10万，茶号雇请制茶工人多达五六千人，每年生产加工边茶多达1000万斤以上。《雅州府志》记载：雍正八年(1730年)南路边茶销藏引数达104424引，按每引配茶百斤计，销售藏区茶叶达104424万斤。《西藏通览》记载：清代南路边茶自川运往康定至巴塘，数量不下1000万包值约16万两。据《南路边茶调查》(手稿)记载：雅安一茶商曾云，他每年运藏边茶达2000驮(从康定到拉萨的南路边茶全用牲口驮运)，每驮6包，共12000包。一户尚且如此，可窥当时全貌。到清代中叶，雅安、荥经、天全、名山茶号仍达七八十家，商人认引每年都在10万引以上。清王朝为了笼络西藏宗教上层人士，特地规定雅安每年都要提供一定数量的礼茶，专供朝廷赏赐西藏喇嘛活佛所用，称之为赏需茶。《雅安县志》记载：赏需茶，单年300包、双年200包，由道署领価商人承办。其中赏给达赖喇嘛茶75包，每包重50斤。上个世纪60年代，雅安边茶厂组织赴藏调查，在一些大喇嘛寺里，还看到明朝、清朝时期皇帝赐给达赖喇嘛和其它活佛的边茶，仍被当作吉祥的神灵供奉在寺庙里。
光绪三十三年(1888年)，英帝国主义发动入侵西藏的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印藏条约》和《印藏续约》，规定开放西藏的亚东为商埠，五年内藏印贸易互不收税。由英帝国主义控制的印茶乘机侵销西藏，对南路边茶造成很大冲击。边茶市场萎缩，销售量下降40%。但在茶叶品质的竞争中，雅安边茶仍占优势。据有关史料记载：原料是本质问题，印茶产自热带，味道苦涩，远不如川茶芳香适口。加之藏人饮用川茶已有相当历史，认为川茶性凉，消食解腻，沁心解渴，作用较印茶明显。所以饮用时搭配使用，川茶为主，印茶为次，称为和茶。
进入民国以后，四川境内军阀割据，年年战争，百业萧条，民不聊生，这一段时间是雅安边茶的低谷时代。到1949年解放前夕，雅安、荥经、天全、名山、邛崃五县中，名山、邛崃的茶号全部关门倒闭，雅安、荥经、天全仅存茶号48家，原料生产和茶包加工出现大幅下降。尽管如此，据当时调查统计，雅安、荥经、天全三县人口20余万，95%以上是农业人口，以茶叶收入作为农民主要副业收入的人口占10万以上，各家茶号雇请的制茶工人在5000人以上，专业从事背运茶包背夫不下万人，边茶税收占到当时西康全省税收的50%以上。边茶业以其悠悠久远的历史，和在藏汉贸易中的特殊地位，在雅安工商行业中，仍占据老大的地位。
四、历代的边茶政策和茶马互市
边茶贸易是汉族人以茶和边疆少数民族进行交换和买卖的一种商业行为。雅安紧邻藏区，藏族人民喜爱饮茶，而雅安是茶之故乡，两地之间以茶为媒，以物易物，互通有无，发生贸易往来，是很容易、很自然的事。史学家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写道：武都(今甘肃武都县)买茶(当作卖字)，武都地方，羌氏杂居，是一个对外的商市，巴蜀茶叶集中到成都，再运到武都卖给西北游牧部落。成都和武都是中国最早的茶叶市场，说明边茶贸易是从很早就开始了。最初的边茶贸易一是出自民间自发往来，二是规模尚小，所以还来不及引起统治者的重视。据考证，在唐以前和唐初，茶叶是没有课税的。中唐以后，朝廷逐渐认识到茶叶经营的重利，于是开始对茶叶采取和实行一系列的专门政策。最初是施以重税，而后则是实行垄断。《隋唐五代史》记载：茶税始于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九月，与漆、木、竹，商钱并税。但仅执行两年就废止了。据《旧唐书》记载：兴元改元(784年)又与漆、竹、木及间架，除陌钱并罢。两年后唐朝重又恢复了茶税，贞观九年(793年)正月，乃复税，在产茶州县和茶山还要路估值，十分取一，岁收达四十万缗。还规定各名茶产地，每岁都要挑选一部份最好的茶作为贡品进奉朝廷。从此，茶叶课税便成了朝廷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唐朝后期，茶税更是一增再增。《旧唐书》记载：初税一百，增之五十。开设茶税，财政增加，朝廷尝到甜头，觉得重税之外，茶叶还有重利可图，于是又出台榷茶制，榷字，禁的意思。《中国历史大事件表》记载：榷茶制始于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郑注请榷茶，从之。《旧唐书》记载：王涯献榷茶之利，乃以涯为榷茶使，茶之有榷税自涯始也。唐王朝对茶实行茶榷和官营，就是把茶叶的种植、采摘、焙制、运销等都集中到官府手上实行垄断管理，由官府自设茶园，禁止私人经营，强迫私人茶树移植官园，严格规定私鬻三犯皆三百斤，论处死;长行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纵私盐论。唐王朝的榷茶制是一项暴政，特别是强迫私人茶树移植官园，如有不从者便焚其茶园的做法，茶农和茶商怨声载道，无不反对。朝廷有识之士也向皇帝上奏反对，《旧唐书》记载：诸道盐铁转运榷茶使令狐楚奏，榷茶不便于民，请停，从之。唐王朝的榷茶制执行不到一年时间便停止了。
我国历史上最早专门对茶颁布和施行政策的朝代是唐朝，历史上著名的茶马互市也始于唐朝。茶叶随文成公主传入西藏，藏族饮茶很快成为风尚，西北、西南逐渐出现了少数民族到内地茶区，用马匹、皮毛等向汉族换取茶叶(也包括换取其它一些生活生产资料)的交往形式。朝廷很快从中认识到茶叶边销不仅使朝廷能获得重利，而且对边疆少数民族尚有一种特殊的制约作用。于是茶马互市作为一种有目的、有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朝廷政治态度的贸易形式，很快被定格下来。从此，无论藏族还是其它少数民族，向汉族换茶，都必须听从朝廷安排，按双方事先约定数量，在指定地方进行交换。因交换一方为茶，一方为马，故称茶马互市(又称以茶易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记载：开元十六年(728年)，吐蕃又请交马于赤岭(青海湖东岸日月山)，互市甘松岭(四川松潘西北)，宰相裴光庭曰：甘松、中国阻，不如许赤岭。乃听以赤岭为界，表以大碑、刻约其上。当时运往互市的茶叶，主要是四川雅安和陕西汉中的茶。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互市地点一直在赤岭进行，由于彼此恪守约界，讲究信用，互市一直很顺利。茶马互市也由此而一发不可收拾，到了宋明两代发展更为红火。
宋代与北方的辽、西夏和金之间一直频繁发生战争，战争需要大量军费开支和大批马匹，因此，茶马互市被朝廷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宋代茶叶发展超过前朝各代，茶税增加已成为朝廷战争军费开支的一大支柱，茶叶增产为朝廷易马提供了充足的茶叶货源。双重利益驱动，使朝廷对茶马互市给予特别重视，视其为一项重要的、有利于战争、有利于国防的战略措施。为此，宋王朝实行了一套更严厉的榷茶制度。宋朝的榷茶制分两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是从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年)开始，宋朝在京师、建安等四地置场榷茶，建立专买专卖管理机构，将茶由官府垄断买办，并制定有非常严厉的惩处条律，禁止私人买卖。太宗淳化四年(993年)，宋朝重新修订禁法条贯，始立等科罪。制订出了一套非常残酷的榷茶条律，激起百姓普遍反对，同年，四川灌县的王小波起义，就是因为茶叶垄断过度，激起百姓不满，茶农们在茶贩王小波率领下，揭竿而起的。朝中也有颇多非议，结果重蹈唐朝榷茶暴政复辙。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宋朝皇帝不得不下令废除了宋朝延续百年的榷茶制。
宋朝榷茶制第二个阶段是宋神宗熙宁四年(1072年)，因为北方战端又起，朝廷对熙河(今甘肃临洮、临夏地区)用兵，为博马筹饷，重又实行榷茶制。次年陕西发生马道梗阻，北方马源路断。朝廷将茶马互市的地点由西北的秦、凤、熙、洮诸州改到西南，开辟新的马源。这一改变，除有北方马源路断原因外，朝廷也看到四川雅安一带有丰富的边茶资源。熙宁六年(1074年)，朝廷令李杞入蜀买茶博马，李杞第二年派蒲宗闵入川榷茶，蒲在四川各地设置茶马司，确定买马场，极力对川陕之茶实行全榷。《宋史食货志》中记载，蒲宗闵入川，下令川陕民茶(指四川雅安和陕西汉中的茶)尽卖入官，严禁私行交易，全蜀茶尽榷。蜀茶尽榷，而雅安茶叶首当其冲。当时蜀中产茶区设有茶马司(负责管理的机构)、买马场(互市地方)。交易最火的市场有雅州买马场(在今名山县新店一带，至今新店还有茶马司遗迹)、雅州灵关镇买马场(今宝兴县灵关镇)、雅州碉门卖马场(今天全县)和黎州卖马场(今汉源县清溪)。《雅安县志》记载：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皇上特别颁诏，下令其雅州名茶，今专用博马，候马额数足，方许籴买。要求用雅州名山茶易马，一定要把茶价卖到位。当时的一百斤名山茶，可换四尺二寸大马一匹。雅州所辖各县买马场茶马交易一直红火，得益主要有三：一是这些买马场都在通往康藏高原的交通要口上;二是雅安边茶以其优良品质在广大藏族群众中有良好声誉;三是雅安地区与康藏高原之间，以茶为媒的贸易交往由来已久，有源远流长的历史。
宋朝南渡，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成都府路转运判官赵开上奏，列举榷茶买马五害，请尽罢川茶官榷，恢复自由买卖，变茶息为茶税，改榷茶制为茶引制。高宗准奏，并令其主管川茶茶马。赵开在四川改变茶法推行的茶引制是一项重大改革。引亦票也，即由茶商向官府缴纳款后，官府按茶商认引数额发给引票，茶商则凭票方可上市交易。引票相当于一种许可证，非有茶引不能经营茶叶。并对销售地方进行限制，不准运往他地，仅抽税钱。赵开在川变茶法，对促进茶马互市，茶土交流起到积极作用。建炎四年(1130年)仅茶商纳款就达一百七十余万缗。因南宋失去西北马场，马源路断，朝廷只能依靠雅州地盘上的马场同藏族继续交易。由于马少茶多，逐渐出现茶价大贱，茶马交易日渐萎缩的局面。宋宁宗嘉定三年(1210年)皇帝颁诏文臣主茶、武臣主马，力图恢复昔日茶马交易元气，无奈南宋只是一个偏安江南的小朝廷，早已丧失重振山河大志，到南宋末年，茶政出现空前荒废，茶马互市已名存实亡。
元朝对茶继续沿袭宋朝的禁榷垄断制度，视私贩茶者与私盐同罪，因为元朝来自北方蒙古民族，对马匹需求无须看重，沿袭茶榷垄断的目的，仅是对边茶贸易赋税的看重。《元史食货志》记载：元世祖至元六年(1270年)茶税年纳银达一千五百万锭。
明代，北方边疆亦同宋代，时有战争，对马匹需求迫切。于是明朝仿效南宋，实行以茶博马的茶引制度。明朝茶引制度和南宋大体相同，由商人向官府纳钱请引，每引配茶百斤，商人持有引票方可经营茶叶，不同的是明朝对茶的控制上，除了坚持强硬法令外，还在管理机制方面做了许多添设和完善。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朝廷在全国设置秦、洮、河、雅四个茶马司之后，又增设了碉门、黎州(今汉源县清溪)两个茶马司，专门负责与西藏交换马匹。《天全州志》记载，洪武年间皇帝特诏碉门六蕃司民，免其卫役，专令蒸鸟茶易马。洪武五年(1372年)户部下令：四川碉门、黎、雅之茶，宜十取一，以换蕃马。在尽量增加边茶产量，扩大互市的同时，另一方面又严格控制茶叶边销出镜，最初规定凡易马之茶，一律官收、官运、官卖，商民不能过问。并在重要关津要口设置批藏茶引所，严格禁止私人贩茶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对雅州所辖诸县更是强调不仅是茶叶，连茶种也不准带过二郎山。《明会典》记载，明朝为保证茶引制度的执行，规定每引配茶一百斤，量地远近，定以程限，于经过地方执行，若茶无由引及茶引相离者，听人告捕，若有茶引不相符，或有余茶者，并听拿向。卖茶毕，以原给引由赴任卖官司告缴该府州县。商人经过关津要口，必须出示引票，若有差异，就要逮捕拿问，卖完茶引票还要带回到认引地方核销。对于办理茶案失职的官员也有明律规定：私茶出境，关隘失查者，并凌迟处死。洪武年间(1368～1398年)就曾有一个叫欧阳伦的驸马，借出使新疆的机会，私带茶叶出境，被皇帝处以死刑。明朝对茶叶的控制到后来逐渐有所放宽，特别是对茶实行分类管理以后。《明会典》记载：内地所产之茶有官茶、商茶、贡茶三种。官茶即用以储边易马，商茶给卖，贡茶供御用也。分茶有茶司，理茶有课司，验茶有批发所，设于关津要害。商人认引时，必须向官府讲清楚贩茶的用途，方能领到引票，再凭引经营。允许商人除易马之外，也可以用茶叶和少数民族交换皮毛、药材等土产品。除此，明朝还规定，批藏茶引所在关津要口盘验中，如遇喇嘛随身携带少量茶叶过境，可不以私茶论罪，以示优待。
明朝270多年间，以雅安为中心的边茶产区，已成为藏汉贸易的中心。雅州碉门、黎州名山是全国最重要的茶马互市地点，康巴、西藏商人频繁在这些地方出入，进行交易。最初规定，西藏马匹驱赶至雅州碉门易茶，1匹马换茶1800斤。后来改为每上马一匹换茶120斤，中马70斤，驹马50斤。仅洪武时期，通过河州(今甘肃临夏)、雅州两路，岁运茶叶就达50万斤，易马13800匹。由此可见，明代雅安边茶经营已具相当规模和水平。到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由于朝政管理疏漏，茶商唯利是图，私茶泛滥，雅州诸县以茶易马，受到严重冲击。当时四川卖马场中，松潘、理县一带(今阿坝藏族自治州)，引票所限为大邑、灌县等地的茶，由于品质不及雅安茶叶好，所以价贱。雅安茶品质好，价格高。于是一些不法茶商将规定行销松潘、理县一带的茶，通过贿赂盘验人员转移到黎雅销售，造成蕃人上驷尽入奸商，茶司所市者乃其中下也。藏族上好马匹换不到好的茶叶，引起藏族同胞的严重不满，对茶马互市也造成损害。
清朝继续推行茶引制，各地仍设置茶马司，批藏茶引所等。但条律法令更加严格和完善，胜过以前各个朝代。清朝和元朝有相似地方，对于以茶为主要内容的边境贸易不再特别看重以茶易马。清王朝更看中的是茶叶的重税。为了保证这笔财政收入，朝廷煞费苦心，除保留明代留下的许多监督管理机构，继续实施前代留下来的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外，还在许多地方增加了新的内容，制定更严格的措施。《四川古代史稿》记载，清朝规定商民卖茶先向政府纳钱请引，缴多少钱，请多少引，不能过量。茶和引携同随带，如不合就拿办治罪，茶卖出后，把原领引(票)向政府缴销，伪造引者处斩，家产充公。茶农加私卖茶者，打60棍，茶款没收充公。夹带私茶出境者，押发充军。到乾隆时代(1736～1795年)，茶马交易逐渐萎缩最后完全停止。茶马交易这种特殊的贸易形式从唐开始，盛于宋、明两朝，经历了1000多个春秋，退出了历史舞台。茶马交易停止后，清王朝对四川茶叶进行了重大改革，变茶引制为引岸制，将四川茶定为三种专岸，同盐岸一样。以雅安、天全、荥经、名山、邛崃五县所产之茶，专销康(康巴指今甘孜藏族自治州)藏(今西藏藏族自治区和青海玉树一部份)。五县均出成都南门，地处四川南部边缘，故名南路边茶，这就是雅安边茶又称南路边茶的来由;以灌县、大邑等地所产之茶，行销松潘、理县一带，两地均出成都西门，地处四川西部，所以称为西路边茶;行销内地的茶称为复茶。清朝的引岸制对边茶采取进一步放宽的政策，有利于茶叶生产发展，有利于茶土交流。《四川古代史稿》记载：蜀山素产茶，每当谷雨后，募夫采百斤茶者，银一钱，雅安、名山、天全等地，山多地少近山人户，俱藉采茶为业，描述的就是这一期间的情景。到清代中叶，雅安、天全、荥经、名山专门经营边茶的茶号已发展到100多家。年加工边茶多达800～1000多万斤。每年官府发到茶商手里的茶引达10万张以上。边茶通过人背畜驮，年年岁岁，源源不断运往各地藏区，满足藏族人民的需要，这一期间也是雅安边茶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段时间。
清末，由于英帝国主义发动入侵西藏的战争，迫使清政府和英帝国主义签订了中英《印藏条约》和《印藏续约》，开放西藏亚东为商埠，规定五年之内，印藏贸易互不纳税，造成印茶大量侵销西藏，致使南路边茶在藏销售剧减，市场萎缩。形成雅安茶叶和印度茶叶激烈竞争的局面。清光绪三十三年(1909年)，川康边务大臣赵尔丰以督商办名义，筹资50万两百银，认引11万张，创立边茶股份公司，强迫茶商入股，力图统一经营南路边茶，结果亦无起色，三年后随着辛亥革命成功，公司随之解体停办。
从辛亥革命到西康建省(1939年)这段期间，四川军阀割据兵祸连年，百姓遭殃，百业萧条，南路边茶仍呈不减势头，年产量稳定在800万斤上下，茶号仍有五六十家，每年政府发放茶引保持在8万引左右，基本维持了对西藏的供应。
1940年民国政府在西康设立货物税局，改征收税赋为对物计征，经历数百年的边茶引岸制宣告结束。
从西康建省(1939年)至解放前夕(1949年)十年间，包括国民政府和地方各大小军阀，地方官员，纷纷倚仗各自势力挤入雅安边茶行业，成立一批新的茶号，如西康公司、利康茶号等十余家。官僚资本都是从贩卖鸦片，收刮民脂来的钱，他们财大气粗，对旧茶号冲击很大，特别是一批中小茶号，无力与他们竞争，只好关门倒闭。截止到解放前夕，雅安仅存下30家，天全10家，荥经8家，年加工边茶17万包左右，边茶业衰落到极点。雅安边茶的盛衰演变充分反映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无能。
从历史上各个朝代对于边销茶所采取的政策，无论是榷茶制、茶引制还是引岸制，无不统一集中在垄断控制这个核心问题上。历史上的封建统治者一方面看到边茶贸易能为国家财政创造可观收入，以茶易马可以装备军队，支持战争，有利国防。再一方面是封建统治者还看到边疆少数民族对茶的依赖。明代巡抚严清之疏略云：腹地有茶，汉人或可无茶;边地无茶，蕃人或不可无茶，先此议茶法者曰，茶乃蕃人之命，他的话充分道出封建统治者的心声。他们之所以对边茶施以垄断和控制的政策，就是想把边茶作为制约和统治边疆少数民族的一种手段，达到以茶制边的目的。宋时平息西夏，采取禁止给茶办法，最后迫使西夏王元昊归降;明时一度规定入藏之茶限百万斤而止和驸马欧易伦犯私茶出境，被处以死刑都是典型例子。由于长期受这种思想的支配，边茶业的发展也受到很大的阻碍。
千百年来，南边茶之路为藏汉贸易的发展，为促进藏汉民族团结，为稳定边疆，巩固国防，起到巨大作用;同时这条悠久远古的川藏茶马古道，也为我们中华民族留下了厚重的历史内涵和丰富的边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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