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中华茶道文化与养生”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中华茶道文化与养生”相关知识！
《神农本草经》中记载：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明确的表现出茶叶最初登上历史舞台是作为一种药材。古籍中有不少记载。如《本草》、《药书》、《华佗食论》、《茶谱》等都记载了茶的止渴、提神、消食、利尿、治喘、去痰、明目益思，除痰去疾，消炎解毒、益寿延年等20多项功效。唐代大医药学家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称：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令茶成为药中圣物。近代，茶叶经历了从药材到日常饮用品，再到养生营养品的几次定位转换，这正是中华茶文化与养生关系密切的精神理论基础。
随着现代茶叶生物化学的深入研究，到目前为止，已分离和鉴定茶叶已知化合物共有500多种，并经过多种实验和临床证明，茶叶的药理作用还有减肥、降压、强心、补血、抗动脉硬化、降血糖、抗癌、抗幅射等等。最近，我国医药界又从绿茶中提取一种水溶性植物色素茶色素，临床证明有调节血酯、抗凝促纤溶、改善微循环、增加免疫功能，抑制肿瘤生长等作用，是茶药理研究又一重大突破，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是倡导饮茶长寿说，说茶是为最合卫生最优美之人类饮料，中国常人所饮者为清茶，食者为淡饭穷乡僻壤之人粗茶淡饭，不及酒肉，常多上寿。现代国学大师林语堂也说：我毫不怀疑茶具有使中国人延年益寿的作用，因为它有助于消化，使人心平气和。
由此可见，中华养生茶道的发展从古到今，从宫廷到民间，从文人到僧侣，从中原到边疆流传不息，并在当代达到了空前的繁荣。
小编推荐
喝茶与品茶是有着实质上的区别。喝茶：将茶当饮料解渴。品茶：注重茶的色香味，讲究水质茶具，喝的时候又能细细品味。
茶艺：讲究环境、气氛、音乐、冲泡技巧及人际关系等。
【茶具】
茶饮具有清新、雅逸的天然特性，能静心、静神，有助于陶冶情操、去除杂念、修炼身心，这与提倡“清静、恬澹”的东方哲学思想很合拍，也符合佛道儒的“内省修行”思想，因此我国历代社会名流、文人骚客、商贾官吏、佛道人士都以崇茶为荣，特别喜好在品茗中，吟诗议事、调琴歌唱、弈棋作画，以追求高雅的享受。
【中华茶道精神】
台湾中华茶艺协会第二届大会通过的茶艺基本精神是『清、敬、怡、真』，释义如下：
“清”
“清洁”、“清廉”、“清静”及“清寂”之清。“茶艺”的真谛，不仅求事物外表之清洁，更须求心境之清寂、宁静、明廉、知耻在静寂的境界中，饮水清见底之纯洁茶汤，方能体味『饮茶』之奥妙。英文似purity与Tranquility表之为宜。
“敬”
敬者万物之本，无敌之道也。敬乃对人尊敬，对己谨慎，朱子说：“主一无适”，即言敬之态度应专诚一意，其显现于形表者为诚恳之仪态，无轻藐虚伪之意，敬与和相辅，勿论宾主，一举一动，均佁有『能敬能和』之心情，不流凡俗，一切烦思杂虑，由之尽涤，茶味所生，宾主之心归于一体，英文可用respect表之。
“怡”
据说文解字注“怡者和也、悦也、桨也。”可见“怡”字含意广博。调和之意味，在于形式与方法，悦桨之意味，在于精神与情感，饮茶啜苦咽甘，启发生活情趣，培养宽阔胸襟与远大眼光。使人我之间的纷争，消弭于形，怡悦的精神，在于不矫饰自负，处身于温和之中，养成谦恭之行为，英语可译为harmony。
“真”
真理之真，真知之真，至善即是真理与真知结合的总体。至善的境界，是存天性，去物欲，不为利害所诱，格物致知，精益求精，换言之，用科学方法，求得一切事物的至诚，饮茶的真谛，在于启发智能与良知，使人人在日常生活中淡泊明志，俭德行事，臻于真、善、美的境界。英文可用truth表之。
茶道礼仪-动作讲究在茶道的礼仪作法中，有清洗茶筅的部分，初次清洗茶筅时，应当要将茶筅清洗干净，而在客人面前，将茶筅洗净，然后轻敲三下举起两下后，便完成了清洗的动作，而在结束的时候，则是先用热水将茶碗中的余茶洗净，然后在用热水洗净茶筅，最后轻敲两下后举起，如此便完成了结束时的清洗动作。即使同样是茶筅，但是开始和结束时的意义却有不同，请不要加以混淆。
道教以清静无为的态度追求神仙世界，道教遵从的养生理论和服食方术促进了茶事的兴盛与茶道文化的发展。陶弘景《茶录》云：“苦荼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丹丘子是传说中的汉代仙人，是最早涉茶的道教人物。《神异记》中也有关于丹丘子饮茶的故事。“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予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牺之余，乞相遗也。’因具奠祀，后常令家人入山，获大茗焉”。这说明至少在汉魏之际，茶与道教已有了某种联系。因此，道教很早就了解茶叶具有轻身换骨的养生功效，在道教未正式形成前，茶便已和神仙结缘，饮茶与成仙的观念就密切联系起来。
《续搜神记》中也有仙人与茶的传说，晋武帝时，宣城人秦精在武昌山采茶，遇到一高丈余的神仙毛人，把成丛的茶树指引给秦精。神仙不仅自己嗜茶，还引导凡人采摘饮用，神仙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陆羽《茶经》引述了大量此类记载，说明陆羽相信道士与茗茶关系密切，道教与茶道的关系最为久远。壶居士《食忌》说饮茶可以羽化成仙，恰似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云：“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诗中浸透着道教的神仙思想，体现了道教茶对饮茶得道的追求。《广陵耆老传》也记载，晋元帝时有个老姥，“每旦独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自旦至夕，其器不减。”官吏捕之入狱，“至夜，老姥执所鬻茗器，从狱牖中飞出。”神话传说将茶事与道教养生得道的思想结合在一起。
道教追求长生不老，认为清静无为是养生要旨，这与道家创始人老子、庄子的思想一脉相承。老子提出“为无为，则无不治”，应该“致虚极，守静笃”。庄子进一步发挥了老子清静无为的思想，在《庄子》中谈到长寿的秘诀是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体就会自然健康;必清必静，不要动摇你的精神，就可以长生。老庄认为清静无为有助于养生长寿，而养生的关键是淡薄名利，洗却宠辱，看破生死，保持心地纯朴专一，奉行清心寡欲、与世无争的养生之道。道教吸收了道家思想，要求人们追求精行俭德、澹泊自守，企求人寿年丰、世事和平，达到清静之境。道教认为心是一身之主，百神之师，静则生慧，动则生昏。虚静可以推天地，通万物，因此“静”也成为道教的显着特征。茶道精神与道教思想是相辅相成的。茶清静淡泊，朴素天然，无味乃是至味。茶须静品，只有在宁静的意境下才能品出茶的真味，感悟品茶的要义，获得品饮的愉悦。静品才能使人安详平和，实现人与自然的完美结合，进入超凡忘我的仙境。道教和茶道在“静”的方面高度契合。无论是宫观道士的品茶礼仪，还是现代兴起的无我茶会，以及闻名于世的日本茶道，都体现着清静自然的哲学思想。历代文人雅士煎茶、咏茶，追求品饮之中蕴含的超凡脱俗、返朴归真的境界，这正是文人雅士受道教思想和道教文化潜移默化影响的真实体现。
中国茶道在唐宋时期开始形成。其标志就是陆羽《茶经》的问世。当时煎茶道所形成的茶道属于煎茶道。
煎茶道茶艺煎茶道茶艺有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茶五大环节。
1.备器《茶经》“四之器”一章中列举茶器二十四事，即风炉（含灰承）、炭挝、交床、夹纸囊、罗、合、则、水方、漉水囊、瓢、碗、盂、畚、札、涤方、滓方、巾、以及统贮茶器的都篮等。
2.选水《茶经》“五之煮”云：“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拣煎茶道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江水，取去人远者。井，取汲多者。”陆羽晚年撰《水品》（一说《泉品》）一书。张又新于公元825元年前后撰《煎茶水记》，书中引刘件刍评判天下之水等，陆羽评判天下之水二十等。讲究水品，是中国茶道的特点。
3.取火《茶经》“五之煮”云：“其火，用炭，次用劲薪。其炭曾经燔炙为膻腻所及，及膏木、败器不用之。”温廷筠撰于公元860年前后的《采茶录》“辨”条载：“李约……一生不近粉黛，性辨茶。尝日：‘茶须缓火炙，活火煎’。活火谓炭之有焰者，当使汤无妄沸，庶可养茶。”
4.候汤《茶经》“五之煮”云：“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候汤是煎茶的关键。
5.习茶。撰于八世纪末的《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条载：“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元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御史大夫李季聊宜慰江南，至临淮县馆，或言伯熊善饮茶者，李公请为之。伯熊著黄被衫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左右刮目。……”(常伯熊，生平事迹不祥，约为陆羽同时人。他对《茶经》进行了润色，娴熟茶艺，是煎茶道的开拓者之一。)陆羽、常伯熊而外，皎然、斐汶、张又新、刘禹锡、白居易、李约、卢仝、钱起、杜牧、温廷筠、皮日休等人对煎茶道茶艺均有贡献。
茶礼
《茶经》“五之煮”云：“夫珍鲜馥烈者，其碗数三，次之者，碗数五。若坐客数至五，行三碗。至七，行五碗。若六人已下，不约碗数，但阙一人，而已其隽永补所阙人。”一次煎茶少则三碗，多不过五碗。客人五位，则行三碗茶，客人七位，则行五碗茶，缺两碗，则以最先舀出的“隽永”来补。若客四人，行三碗，客六人，行大碗，所缺一碗以“隽永”补。若八人以上则两炉，三炉同时煮，再以人数多少来确定酌分碗数。
茶境《茶经》“九之略”章有“若松间石上可坐”，“若瞰泉临涧”，则饮茶活动可在松间石上，泉边涧侧，甚至山洞中。“十之图”章又载：“用绢素或四幅或六幅分布写之，陈诸座隅。则茶之源、之具、之造、之器、之煮、之饮、之事、之出、之略目击而存，于是《茶经》之始终备焉。”室内饮茶，则在四壁陈挂写有《茶经》内容的挂轴，这成为后世悬挂书画条幅的先河。
吕温《三月三日花宴》序云：“三月三日，上已禊饮之日，诸子议以茶酌而代焉。乃拨花砌，爰诞阴，清风逐人，日色留兴。卧借青霭，坐攀花枝，闻莺近席羽未飞，红蕊拂衣而不散。……”莺飞花拂，清风丽日，环境清幽。
钱起《与赵莒茶宴》诗云：“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习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翠竹摇曳，树影横斜，环境清雅。唐代茶道，对环境的选择重在自然，多选在林间石上、泉边溪畔、竹树之下清静、幽雅的自然环境中。如果在道观庙宇、书院会馆、厅堂书斋，则四壁常悬挂条幅。
修道《茶经》“一之源”载：“茶之为物，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饮茶利于“精行俭德”，使人强身健体。《茶经》“四之器”，其风炉的设计就应用了儒家的《易经》的“八卦”和阴阳家的“五行”思想。风炉上铸有“坎上巽下离于中”，“体均五行去百疾”的字样。《茶经》不仅阐发了饮茶的养生功用，而且已将饮茶提升到精神文化层次，旨在培养俭德、正令、务远、守中。
传统茶文化脱离不开“和谐”，这就是儒家的中庸为本。儒家主张在饮茶中沟通思想，创造和谐气氛，增进友情清醒、达观、热情、亲和与包容，构成儒家茶道精神的欢快格调，这既是中国茶文化的主调，也是与佛教禅宗的重要区别。儒家茶道是寓教于饮，寓教于乐。在民间茶礼、茶俗中儒家的欢快精神表现特别明显。
中华礼茶第一品牌、中华老字号清雅源茗茶公司负责人说：“礼是中国古代调整人际关系的一种行为规范。礼从宏观上而言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自身的要求，二是如何对待别人。在儒家看来，社会上每个人如果都能按照礼自律与待人，整个社会就会处于非常和谐融洽的良好状态。儒家之礼所追求的是人生和谐，而茶的属性所能产生的效果就是和谐，因而讲究茶礼便成了中国茶文化中一个格外重要的内容。”
由于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人特别看重礼，可以说，礼贯穿于中国人的生活中。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自觉地以礼来要求或规范自己的行为，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体现礼仪教化，力图通过礼，达到一种和谐的人生。比如在世俗礼仪中，客人来了，主人为了表示对客人的欢迎和尊敬，热情地捧出香茗，寒暄一番。在客人离去的时候，主人也忘不了端起茶杯再挽留一番，然后再送客。茶迎客送客之妙用只有在中国才能体现得这样精深，这是儒学之礼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
在中国古代，敬茶之礼是有严格规定的，讲究所谓的“三道茶”，即一道不饮，只以之迎客、敬客;二道则用来畅饮、深谈;三道茶上来即表示送客之意。这其中很有礼之道：客初至，谈未深，茶尚淡，故仅以其示敬意而并非真饮。深谈之后，情投意合，而茶香亦浓，故细斟慢品，畅饮以尽其谊。谈既已尽兴，茶亦渐薄，罢饮送客，也是自然之事。
那么，礼的基本精神有哪些((札记》云：“夫礼者，自卑而尊人。”由此可见，礼就是要人以谦卑之态在社会生活中尊重他人。这样，“虽负贩者必尊也，而况富贵乎?富者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老不慑”。
礼是对他人发自内心的一种尊重，是不需要外在条件限制的，不是对权势、等级或贫富的尊重，所以，负贩之人，要尊重他;富贵之人，一样也要尊重他。富贵时要好礼;贫贱时也要好礼。
正是在儒家这种思想的主导下，中国世俗生活中充满了礼，而不讲礼，就不会得到他人的尊重。据说大文豪苏东坡曾游访一处佛寺，住持和尚初见生人，并不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苏东坡，于是接待冷淡。东坡进僧合后，和尚只说了一个字“坐”，接着，又说了一个字“茶”。稍后，他发现来访者谈吐不俗，学问很深，便又补充相邀：“请坐”，命小和尚“沏茶”。最后，当他得知来访者就是大文豪苏东坡时，便变得极度盛情，邀请苏东坡：“请上坐!”并急呼人：“沏好茶。”当和尚请求赐予墨宝时，东坡便将和尚刚才所言组成一幅对联赠之：“坐，请坐，请上坐;茶，沏茶，沏好茶。”苏东坡对和尚这种以貌取人，不讲礼的势利之态给予了辛辣的讽刺。
无论是在宫廷还是市井之中，这种流传下来的关于礼的故事，都有很多很多，这说明礼在中国人生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在中国古代，无论对人、对神或是对鬼都有要“尊礼”而行。在中国人的世俗生活中，处处有礼，处处有茶，有礼仪的地方就有茶，茶已成为礼仪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因素。也正因为此，中国也是闻名于世的礼仪之邦。
喝好茶，要有平静如水的心境、能调出茶味的好器皿和清静的环境，但如果加深对中华茶文化的了解，便能完全融入茶的天地，不是更完美吗?来到龙海，你的收获不止限于优质茶叶，还有很多很多
中华古茶文化共分为五个阶段：
一、三国以前的茶文化启蒙。很多书籍把茶的发现时间定为公元前2737一2697年，其历史可推到三皇五帝。东汉华佗《食经》中：苦茶久食，益意思。记录了茶的医学价值。西汉已将茶的产地县命名为茶陵，即湖南的茶陵。到三国魏代《广雅》中已最早记载了饼茶的制法和饮用：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茶以物质形式出现而渗透至其他人文科学而形成茶文化。
二、晋代、南北朝茶文化的萌芽。随着文人饮茶之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走入文化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作用。
三、唐代茶文化的形成。780年陆羽著《茶经》，是唐代茶文化形成的标志。其概括了茶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双重内容，探讨了饮茶艺术，把儒、道、佛三教融入饮茶中，首创中国茶道精神。以后又出现大量茶书、茶诗，有《茶述》、《煎茶水记》、《采茶记》、《十六汤品》等。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禅教的兴起有关，因茶有提神益思，生津止渴功能，故寺庙崇尚饮茶，在寺院周围植茶树，制定茶礼、设茶堂、选茶头，专呈茶事活动。在唐代形成的中国茶道分宫廷茶道、寺院茶礼、文人茶道。
四、宋代茶文化的兴盛。宋代茶业已有很大发展，推动了茶叶文化的发展，在文人中出现了专业品茶社团，有官员组成的汤社、佛教徒的干人社等。宋太祖赵匡胤是位嗜茶之士，在宫廷中设立茶事机关，宫廷用茶已分等级。茶仪已成礼制，赐茶已成皇帝笼络大臣、眷怀亲族的重要手段，还赐绘国外使节。至于下层社会，茶文化更是生机活泼，有人迁徒，邻里要献茶、有客来，要敬元宝茶，定婚时要：下茶结婚时要定茶，同房时要合茶。民间斗茶风起，带来了采制烹点的一系列变化。
五、明、清茶文化的普及。此时已出现蒸青、炒青、烘青等各茶类，茶的饮用已改成撮泡法，明代不少文人雅士留有传世之作，如唐伯虎的《烹茶画卷》、《品茶图》、文微明的《惠山茶会记》、《陆羽烹茶图》《品茶图》等。茶类的增多，泡茶的技艺有别，茶具的款式、质地、花纹千姿百态。到清朝茶叶出口已成一种正式行业，茶书、茶事、茶诗不计其数。
中华古共分为五个阶段：
一、 三国以前的启蒙。很多书籍把的发现时间定为公元前2737一2697年，其历史可推到三皇五帝。东汉华佗《食经》中：“苦久食，益意思”。记录了的医学价值。西汉已将的产地县命名为“陵”，即湖南的陵。到三国魏代《广雅》中已最早记载了饼的制法和饮用：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以物质形式出现而渗透至其他人文科学而形成。
二、 晋代、南北朝的萌芽。 随着文人饮之兴起，有关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走入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
三、 唐代的形成。780年陆羽著《经》，是唐代形成的标志。其概括了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双重内容，探讨了饮艺术，把儒、道、佛三教融入饮中，首创道精神。以后又出现大量书、诗，有《述》、《煎水记》、《采记》、《十六汤品》等。唐代的形成与禅教的兴起有关，因有提神益思，生津止渴功能，故寺庙崇尚饮，在寺院周围植树，制定礼、设堂、选头，专呈事活动。在唐代形成的道分宫廷道、寺院礼、文人道。
四、 宋代的兴盛。宋代业已有很大发展，推动了叶的发展，在文人中出现了专业社团，有^***组成的“汤社”、佛教徒的“干人社”等。宋太祖赵匡胤是位嗜之士，在宫廷中设立事机关，宫廷用已分等级。仪已成礼制，赐已成皇帝笼络大臣、眷怀亲族的重要手段，还赐绘国外使节。至于下层社会，更是生机活泼，有人迁徒，邻里要“献”、有客来，要敬“元宝”，定婚时要：“下”结婚时要“定”，同房时要“合”。民间斗风起，带来了采制烹点的一系列变化。
五、 明、清的普及。此时已出现蒸青、炒青、烘青等各类，的饮用已改成“撮泡法”，明代不少文人雅士留有传世之作，如唐伯虎的《烹画卷》、《图》、文微明的《惠山会记》、《陆羽烹图》《图》等。类的增多，的技艺有别，具的款式、质地、花纹千姿百态。到清朝叶出口已成一种正式行业，书、事、诗不计其数。
中国茶文化渊源流长，它随着茶饮的普及扩展，不断地浸润着人们美好的心灵。随着历史的脚步，中华茶文化由内而外，由近及远地不断传播于中华大地各族人民，并披泽海外，闻名于世。
1、茶马古道与茶文化传播在茶叶历史上，茶叶文化由内地向边疆各族的传播，主要是由于两个特定的茶政内容而发生的，这就是“榷茶”和“茶马互市”(也称茶马交易)。
“榷茶”的意思，就是茶叶专卖，这是一项政府对茶叶买卖的专控制度。“榷茶”，最早起于唐代。在唐文宗时，王涯为司空，兼任榷茶使，在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十月，颁布榷茶令,但在十一月，王涯即被杀，榷茶刚刚诞生便夭折了。
到了宋初，由于国用欠丰，极需增加茶税收入，其次，也为革除唐朝以来茶叶自由经营收取税制的积弊，便开始逐步推出了榷茶制度和边茶的茶马互市两项重要的国策。
⑴茶马交易茶马交易，最初见于唐代。但未成定制。就是在宋朝初年，内地向边疆少数民族购买马匹，主要还是用铜钱。但是这些地区的牧民则将卖马的铜钱渐渐用来铸造兵器。因此，宋朝政府从国家安全和货币尊严考虑,在太平兴国八年，正式禁止以铜钱买马，改用布帛、茶叶、药材等来进行物物交换，为了使边贸有序进行，还专门设立了茶马司，茶马司的职责是:“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宋史?职官志》)
在茶马互市的政策确立之后，宋朝于今晋、陕、甘、川等地广开马市,大量换取吐蕃、回纥、党项等族的优良马匹，用以保卫边疆。到南宋时，茶马互市的机构，相对固定为四川五场、甘肃三场八个地方。四川五场主要用来与西南少数民族交易，甘肃三场均用来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易。元朝不缺马匹，因而边茶主要以银两和土货交易。到了明代初年，茶马互市再度恢复，一直沿用到清代中期，才渐渐废止。
⑵茶入吐蕃茶入吐蕃的最早记载是在唐代。
唐代对吐蕃影响汉族政权的因素一直非常重视，因为与吐蕃的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到丝绸之路的正常贸易，包括长安到西域的路线，及由四川到云南直至境外的路线和区域。因为这些路线和区域都在吐蕃的控制和影响之下。
唐代的文成公主进藏，就是出于安边的目的，于此同时，也将当时先进的物质文明带到了那片苍古的高原。据《西藏日记》记载，文成公主随带物品中就有茶叶和茶种，吐蕃的饮茶习俗也因此得到推广和发展。到了中唐的时候，朝廷使节到吐蕃时，看到当地首领家中已有不少诸如寿州、舒州、顾渚等地的名茶。中唐以后，茶马交易使吐蕃与中原的关系更为密切。
⑶茶入回纥回纥是唐代西北地区的一个游牧少数民族，唐代时，回纥的商业活动能力很强，长期在长安的就有上千人，回纥与的唐的关系较为平和，唐宪宗把女儿太和公主嫁到回纥，玄宗又封裴罗为怀仁可汗。
《新唐书?陆羽传》中载:“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回纥将马匹换来的茶叶等，除了饮用外，还用一部分茶叶与土耳其等阿拉伯国家进行交易，从中获取可观的利润。
⑷茶入西夏和辽西夏王国建立于宋初，成为西北地区一支强大的势力。西夏国的少数民族主要是由羌族的一支发展而成的党项族。宋朝初期，向党项族购买马匹，是以铜钱支付，而党项族则利用铜钱来铸造兵器，这对宋朝来讲无疑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因此，在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宋朝就用茶叶等物品来与之作物物交易。
西夏初期与宋朝虽有所冲突，但总体上尚为友好，宋朝对其经济也多有优惠，朝廷经常赐赠银两、绢匹和茶叶、布帛等，一次赐赠，茶叶多的达数千斤。
至1038年，西夏元昊称帝，不久便发动了对宋战争，双方损失巨大，不得已而重新修和。但宋王朝的政策软弱，有妥协之意。元昊虽向宋称臣，但宋送给夏的岁币茶叶等，则大大增加，赠茶由原来的数千斤，上涨到数万斤乃至数十万斤之多。
北宋时期，在与西夏周旋的同时，宋朝还要应付东北的契丹国的侵犯。契丹族位于东北辽河上游，北魏时就同中原来往密切。唐末，不少汉人到契丹，带去了先进的文化，契丹人逐渐从游牧、渔猎生活发展到学会农业生产、织布、冶铁、煮盐和建筑,经济不断繁荣。但916年阿保机称帝，建契丹国后，以武力夺得幽云十六州，继而改国号称辽。辽军的侵略野心不断扩大，1044年，突进到澶州城下，宋朝急忙组织阻击，双方均未取得战果，对峙不久，双方议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议和结果是，辽撤兵，宋供岁币入辽，银10万两，绢20万匹。此后，双方在边境地区开展贸易，宋朝用丝织品、稻米、茶叶等换取辽的羊、马、骆驼等。
辽从宋输入茶叶的同时，也引进了宋代的饮茶法，从近年出土的辽墓壁画中，便有辽人《煮茶图》等内容。
⑸茶入金宋政和四年辽天庆四年(1114年)，女真族完颜阿骨打以二千五百人誓师反辽，首战克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石城子)，继而大破辽都统萧嗣先于鸭子河(松花江一段),北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西)。时女真兵已有万人。1115年,完颜阿骨打称帝，改名旻，国号大金。
女真建金国后，宋朝便与之夹攻辽，并订下归地协议，1120年金与辽绝,破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1124年西夏亦向金称臣，1125年，辽亡，金的势力越来越大，原先与宋的一些协议，或大打折扣，或根本不予履行。1125年10月，索性下诏攻宋。1126年金兵逼至黄河北岸，同年闰十一月，京师被攻破，金提出苛刻议和条件，宋钦宗入金营求和，金又迫使宋徽宋、皇子、贵妃等赴金营。最后掠虏徽、钦二宗及后妃宗室等北撤，北宋自此结束。
金朝以武力不断胁迫宋朝的同时，也不断地从宋人那里取得饮茶之法，而且饮茶之风日甚一日。金朝虽然在战场上节节胜利，但是对炽烈的饮茶之风却十分担忧。因为所饮之茶都是来自宋人的岁贡和商贸，而且数量很大。当时，金朝“上下竟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而文人们饮茶与饮酒已是等量齐观。茶叶消耗量的大增，对金朝的经济利益乃至国防都是不利的。于是，金朝不断地下令禁茶。禁令虽严，但茶风已开，茶饮深入民间。茶饮地位不断提高，如《松漠记闻》载，女真人婚嫁时，酒宴之后，“富者遍建茗，留上客数人啜之，或以粗者煮乳酪”。同时，汉族饮茶文化在金朝文人中的影响也很深，如党怀英所作的《青玉案》词中，对茶文化的内蕴有很准确的把握。
“红莎绿蒻春风饼，趁梅驿，来云岭，……一瓯月露心魂醒，更迭清歌助清兴，……与君洗尽，满襟烦暑，别作高寒境”。
2、中华茶文化向外传播简述
中华茶文化因其特定的内涵，具有很强的民族性，而越具有民族性的文化，也越具有世界性。中华茶文化在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向周边国家传播，不断地影响着这些国家的饮食文化。
⑴茶入朝鲜半岛朝鲜半岛在四世纪至七世纪中叶，是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时代，据传六世纪中叶，已有植茶，其茶种是由华严宗智异禅师在朝鲜建华严寺时传入,至7世纪初,饮茶之风已扁及全朝鲜。后来，新罗在唐朝的帮助下，逐渐统一了全国。
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中国与济、新罗的往来比较频繁，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关系也比较密切。特别是新罗，在唐朝有通使往来一百二十次以上，是与唐通使来往最多的邻国之一。新罗人在唐朝主要学习佛典、佛法，研究唐代的典章，有的人还在唐朝做官。因而，唐代的饮茶习俗对他来说应是很亲近的。
唐代时不少新罗僧人住守中国寺庙，如山东文登清宁乡的法花院中，有三十多个僧人，均是新罗人。在日僧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述，圆仁在中国求法巡行时，曾受到不少新罗人的帮助，这些新罗人有的是做官的，有的是僧人，如新罗人李元佐在圆仁离开万年县时，曾送他蒙顶茶二斤，团茶一串。
新罗的名僧真鉴国师，在一块碑文中记着如收到中国茶时，把茶放入石锅里，用薪烧火煮后，不分其味就饮的内容。
新罗的使节大廉，在唐文宗太和后期，将茶籽带回国内，种于智异山下的华岩寺周围，朝鲜的种茶历史由此开始。朝鲜《三国本纪》卷十，《新罗本纪》兴德王三年云:“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植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时有之，至于此盛焉”。
至宋代时，新罗人也学习宋代的烹茶技艺，李奎报(1168-1235年)著的《南行日记》中称:“……有庵，俗称蛇包圣人之旧居。元晓曾住此地，故蛇包迁于此地。本想煮贡晓公，但无泉水，突然岸隙涌泉，其味甘如奶，故试点茶”。
新罗在参考吸取中国茶文化的同时，还建立了自己的一套茶礼。这套茶礼包括:
一、吉礼时敬茶；
二、齿礼时敬茶；
三、宾礼时敬茶；
四、嘉时敬茶。
其中宾礼时敬茶最为典型。高丽时代迎接使臣的宾礼仪式共有五种。迎接宋、辽、金、元的使臣，其地点在乾德殿阁里举行，国王在东朝南，使臣在西朝东接茶，或国王在东朝西，使臣在西朝东接茶，有时，由国王亲自敬茶。
高丽时代，新罗茶礼的程度和内容，与宋代的宫廷茶宴茶礼有不少相通之处。
⑵茶入日本中国的茶与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刻，尤其是对日本茶道的发生发展，有着十分紧密的渊源关系。茶道是日本茶文化中最具典型性的一个内容，而日本茶道的发祥，与中国文化的熏陶戚戚相关。
中国茶及茶文化传入日本，主要是以浙江为通道，并以佛教传播为途径而实现的。
浙江名刹大寺有天台山国清寺、天目山径山寺、宁波阿育王寺、天童寺等。其中天台山国清寺是天台宗的发源地，径山寺是临济宗的发源地。并且，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是唐、宋、元各代重要的进出口岸。自唐代至元代，日本遣使和学问僧络绎不绝，来到浙江各佛教胜地修行求学，回国时，不仅带去了茶的种植知识、煮泡技艺，还带增了中国传统的茶道精神，使茶道在日本发扬光大，并形成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和精神内涵。中国茶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浙江的佛教对日本的影响和日本遣使、学问僧在浙江的游历。
唐代时，日本曾派遣了许多遣唐使和学问僧到中国来学习各种知识，据《日中文化交流史》统计，从舒明天皇二年(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八月到宇多天皇宽平六年(唐乾宁元年,公元894年)九月,日本前后共任命过19次遣唐使，这些人物代表着国家的形象，均通晓经史、长于文艺，或有一技之长。所以，尽管他们留唐时间不长，但对唐代的文化有着非常敏锐的洞察力和移植力。在这些遣唐使和学问僧中，与茶叶文化的传播有较直接关系的主要是都永忠和最澄。
都永忠作为学问僧，大约是在兴仁宝龟八年(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随着唐使到了中国，在唐朝生活了二十多年，延历二十四年(唐顺宗永员元年，公元805年)八月与最澄等一起回国。都永忠平生好茶，当弘仁元年(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四月，嵯峨天皇行幸近江滋贺的韩琦，经过梵释寺时，作为该寺大僧的都永忠，亲手煮茶进献，天皇则赐之以御冠。同年六月，嵯峨天皇便命畿内，近江、丹波、播磨等地种茶，作为每年的贡品。后来，茶叶逐渐成为宫廷之物，深受皇室宠爱，并逐步向民间普及。
都永忠游历唐朝20多年，其生活习惯所发生的变化深受唐代汉风之影响，当时陆羽《茶经》已经写成，吃茶已成“比屋之饮”，再者，当时最著名的贡茶浙江的顾渚紫笋已是名动京华。因而，二十几年的唐代生活，都永忠对当时的茶叶状况，包括品种、制法、饮法也当了然于胸。都永忠向嵯峨天皇奉茶之事，距其回国约隔10年时间，所用茶及煮茶法均应是唐代中国的风格。自都永忠为天皇烹茶后，饮茶之风首先在宫廷渐行，嵯峨天皇夏日临幸藤原冬嗣的闲居院时作御制诗:
吟诗不厌捣香茗，
乘兴偏宜听雅弹。
秋日临幸皇弟池亭时曾作诗云:“萧然幽兴处，院里满茶烟”。(《凌云集》)均为此事之证。
传播中国茶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日僧最澄。最澄赴唐是在唐德宗二十年(804年),当时遣唐使分为两船：第一船上是空海，桔逸势等；第二只般上是最澄、义真、丹福等。因为途中遇到风暴，第一船漂泊到福州，第二船则漂到浙江明州(今宁波)。
最澄到浙江后，便登上天台山，随从道邃行满行满学习天台宗，又到越州龙兴寺从顺晓学习密宗，永贞元年(805年)八月与都永忠等一起从明州起程归国。从浙江天台山带去了茶种，据《日本社神道秘记》记载:最澄从中国传去茶种后，植于日吉神社旁(现日吉茶园)。最澄在将茶种引入日本的同时，也将茶饮引入了宫廷，得到了天皇的重视，具有与都永忠同样的功绩，这从最澄与嵯峨天皇的某些诗歌唱和中，似可知之一二。《文华秀丽集》中收有一首嵯峨天皇与最澄的唱和诗《澄公奉献诗答》，其中有“羽客旁讲席，山精供茶杯”之句，表现了天皇与最澄的融洽关系以及饮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最澄之前，天台山与天台宗僧人也多有赴日传教者,如天宝十三年(754年)的鉴真等，他们带去的不仅是天台派的教义，而且也有科学技术和生活习俗，饮茶之道无疑也是其中之一。这些去日僧人，应是在客观上促进日本僧人包括最澄来华求法的直接影响者，由于天台山在佛教上的特殊地位，自最澄回国以后，成了日本僧人极为向往之处，虽然其主要目的，大多是为学习天台宗和密宗，朝拜宗祖智者大师的圣迹，善知识、释疑难。于此同时，也自然而然受到了包括饮茶之道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这些僧侣回国后，对日本的饮茶文化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国宋代时期，由于日本采取了锁国政策，开往宋朝的日本船只很少，但是，中国宋代去日本的商船却相对频繁。这些入日商船运去的贸易品中有茶碗、文具、香药及锦绫等器物，出发地与唐代一样，也为两浙海口，这些般只均在此横渡东中国海，到达日本肥前的值嘉岛，然后再转至筑前的博多。另一方面，尽管日本禁止商船赴宋，但违禁私入者仍然不少。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日本高僧成寻阿利(1010—1081年)肥前来到浙江，曾在天台山方广寺石梁向罗汉献茶五百杯，据民间传说，罗汉似乎接纳了成寻的供奉，在茶碗水面上出现了瑞兆。
南宋时期，是中国茶道外传的重要阶段。日僧荣西曾两次来华。荣西第一次入宋，是在日本仁安三年(宋孝宗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四月到达浙江明州，五月四日登明山，然后到天台山万年寺，同年六月又登明州阿育王山，九月回国，回国时除带了天台新章疏30余部60卷，还带回了茶籽，种植于佐贺县肥前背振山、拇尾山一带。荣西第二次入宋是日本文治三年(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四月，此行目的原为赴印度求法，但因故未成行，所以即随从天台山万年寺的虚庵怀敞学禅，后来怀敞移居天童山，荣西亦随之前往继承，宋孝宗赐其千光法师封号。日本建久二年(宋光宗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七月，荣西回到长崎，嗣后便在京都修建了建仁寺，在镰仓修建了圣福寺，并在寺院中种植茶树，大力宣传禅教和茶饮。
据日本《雍州府志》、《拇山种茶谱略》史料记载，荣西从宋携茶籽归国，是用一小壶盛之，此壶至今尚存，俗称“汉小柿”，当荣西持茶种植于背振山时，茶籽“一夜而生根芽”，该茶种属浙江顾渚种。据传，荣西在天台山期间还曾模仿成寻，向罗汉献茶，并写了有关的茶诗。
荣西自浙江返回日本后，一边大兴禅教，一边传播茶道。20年后即日本承元五年(宋宁宗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终于撰成了《吃茶养生记》一书，书中极称茶的益人之处，称茶是“养生之仙茶、延龄之妙术”，并认为茶是“健心”之特殊茶。《吃茶养生记》也被称为“颂茶德之书”。日本《吾妻镜》中建保二年(宋宁宗嘉定七年，公元1214年)。二月四日条中记载:“将军家(实朝)略有不适，诸人奔走，然无殊疾，系昨夜大醉之馀醺，正值叶上僧正(荣西)，在此加持，闻此事，称有良药，由本寺召进茶一盏，并持颂茶德之书一卷同献上，将军悦颜受之”。荣西携茶籽回国，是继唐代最澄等僧人之后，对日本饮茶文化产生的又一次重要影响，其结果是大大促进了日本的种茶规模，奠定了茶道的物质基础。荣西《吃茶养生记》的撰成，为茶饮的普及，奠定了茶道的物质基础。荣西《吃茶养生记》的撰成，为茶饮的普及、提高日本民族对茶与人体生理、心理上的作用之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吃茶养生记》对茶道的形成，具有一种点明人生意识和揭示道德价值取向的作用，它与以后日本茶道的“清敬和寂”的宗旨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吃茶养生记》是茶道在形式确立之前的一种思想意识上的萌芽标志。嗣后，便有进一步的有意识地再从浙江径山寺茶宴中取其一定形式而发展到“唐式茶会”，并由此逐渐形成了规范的茶道和出现了村田珠光、千利休那样的开宗立派的宗师。
浙江除了天台山国清寺外，著名的还有径山寺。径山寺开山祖为唐代的法钦(国一禅师)，宋代称径山寺为能仁禅寺，宋孝宗曾亲题“兴圣万寿寺”以后，又改为“香林禅寺”，居中国禅林第一位。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无准师范(大鉴禅师)入传径山寺后，日僧众望所归，一时云集。在此前后，径山寺成为浙江寺院中日僧朝拜的必到之地。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入宋的神子荣尊到径山寺继续无准师范的法统，在嘉熙二年(1238年)回国后，开创了肥前的兴圣万寺等许多寺院。圣一国师圆尔辨圆也于1235年入宋，历时7年，登径山继承无准师范的法统。淳佑元年(1241年)五月回国。
与此同时，径山僧人也有入日传教者，如径山无准师范的法嗣兀庵普宁，使镰仓武士和禅宗结合了起来;径山的石溪月的法嗣大休正念(敕谥佛源禅师)，于宋度宗咸淳五年(1269年)赴日,宣扬石溪心月的教风，也感化了很多镰仓武士。
中日两国僧人的互相来往，不仅使佛教得以快速传播，而且径山寺里的饮茶之法也随之扩展。
径山寺院中的饮茶方式是以茶供佛，然后众僧转坐一炉茶，随谈道德，随加取饮，气氛融洽。这种饮法，属于寺院中的一种清规。在此基础上，又将其形式扩展成为“茶宴”，以招待各路僧客。饮法主要是以末茶冲泡、调制的“点茶法”。宋代大批日僧在径山寺修炼学习，于饮茶之清规也自然身体力行，回国之后，言传身教，故饮茶之道也随佛教而遍行。在这些日僧中,南浦绍明(大禅师)是个较典型的人物。日本《类聚名物考》、《续视听草》、《本朝高僧传》都不同详略地记载了他从中国传入茶道的事迹。如《类聚名物考》中记:“茶道之起，在正元中筑前崇福寺开山南浦绍明由宋传入。”《续视听草》载:
“南浦绍明由宋归国，把茶台子、茶道具一式带至崇福寺”。因而可知，“径山茶宴”中的点茶法也在此间传到了日本。
在此期间，中国宋代的茶具精品——天目茶碗、青瓷茶碗也由浙江开始相继传入日本。在日本茶道中，天目茶碗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日本喝茶之初到创立茶礼的东山时代，所用只限于天目茶碗，后来，因茶道的普及，一般所用茶碗为朝鲜和日本的仿制品，而天目茶碗益显珍贵，只限于“台天目点茶法”和其它一些比较庄重的场合，如贵客临门或向神佛献茶等。
“天目茶碗”之名的来由，也与日本僧侣在浙江的修业有关。天目茶碗产于福建省泉州府德化县建安窑，主要特点是色泽沉着而调和，很适用于丛林寺院。由于日本僧人在天目山地区的径山寺、昭明寺、禅源寺等著名巨刹沿续修业近二十年，而这些寺院中供佛之茶所用均为这种茶碗，所以，日本僧人便称之为“天目茶碗”，传至日本的主要有“曜变天目”、“油滴天目”、“禾天目”、“玳皮盏天目”、“灰被”等名类。后来，日本的仿制品也冠以天目之名。如“濑户天目”、“白天目”、“黄天目”、“信乐天目”、“丹波天目”等。
青瓷茶碗产于浙江龙泉。自南宋到明初都不断输入日本，成为茶道中的重要用具。日本所存青瓷中，大致分为“钻青瓷、天龙寺青瓷、五官青瓷三大类。具体有“钻青瓷禾茶碗”、“飞青瓷茶碗”、“人形手青瓷”、“干汐手青瓷”。奈户称名寺僧人、日本茶道的创始人村田珠光(1425—1502)，极爱收藏茶具，其藏品中的青瓷茶碗便称为“珠光青瓷”。
唐、宋时期，浙江天台山、径山等寺院中的茶籽、茶具、饮茶法由日本遣唐使、遣宋使和学问僧带回日本后，给日本茶道的兴盛，奠定了思想和艺术形式上的基础，具有民族特色的日本茶道的创立，均在此基础上产生。
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茶道，是由奈良称名寺和尚村田珠光(1425-1502年)，将平民聚合饮茶的集会“茶寄合”与贵族茶会“茶数寄”合二为一形成的禅宗点茶法。自珠光完成了茶道的建立后，千利休(1522-1591)继续发扬光大，提炼出“和、敬、清、寂”茶道四规，而取得“天下茶匠”的地位。从此以后，日本茶道流派纷呈，各具特色，但“和、敬、清、寂”四规和待人接物的“七则”，仍然是茶道的主要精神。整个日本茶道艺术，无不体现出与佛教的息息相通，至今仍然散发着中国唐宋时代的文化气息，保留着浙江天台山、径山等地的佛家饮茶遗风。
⑶茶入俄国中国茶叶最早传入俄国，据传是在公元六世纪时，由回族人运销至中亚细亚。到元代，蒙古人远征俄国，中国文明随之传入，到了明朝，中国茶叶开始大量进入俄国。
公元1567年，明穆宗即位，中国茶叶由哥萨克人伊万?彼得洛夫和歌纳计，亚里带入俄国。公元1618年，明朝政府批准与俄通商，并派使臣携茶叶数箱，作为礼物赠沙皇。
明末，俄人派骆驼商队，专程到新疆，并沿陆路到湖南采购砖茶，到安徽霍山采购六安茶等。同时，中国的茶叶由满蒙商队经陆路源源不断地输往俄国。
至清代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中俄签订互市条约，以恰克图为中心开展陆路通商贸易，茶叶就是其中主要的商品，其输出方式是将茶叶用马驮到天津，然后再用骆驼运到恰克图。
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沙俄因为华茶获利颇丰，于是女皇伊丽莎白亲自组织商队，来往于中俄之间，专门从事茶叶采购，专供宫廷贵族使用。到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采购规模渐大，到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恰克图条约》签订后华茶始大宗输俄。
1883年后，俄国多次引进中国茶籽，试图栽培茶树,1884年,索洛沃佐夫从汉口运去茶苗12000株和成箱的茶籽，在查瓦克──巴统附近开辟一小茶园，从事茶树栽培和制茶。
1888年，俄人波波夫来华，访问宁波一家茶厂，回国时，聘去了以刘峻周为首的茶叶技工10名，同时购买了不少茶籽和茶苗。后来刘峻周等，在高加索、巴统开始工作，历经了3年时间，种植了80公顷茶树，并建立了一座小型茶厂。1896年，刘峻周等人合同期满，回国前，波波夫要托刘峻周再招聘技工，产菜购茶苗茶籽。1897年，刘峻周又带领12名技工携带家眷往俄国，1990年在阿札里亚种植茶树150公顷，并建立了茶叶加工厂。
刘峻周于1893年应聘赴俄，到1924年返回家乡，三十年时间，对苏俄茶叶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苏联历史学家们曾为此撰专文以示纪念。
(1)煎茶道形成与流行
中国茶道的最初的表现形式就是形成于中唐的煎茶道，陆羽《茶经》奠定了煎茶道的基础。茶道首见于陆羽的至交、诗人、茶人释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记：楚人陆鸿渐为《茶论》，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煎茶道形成于八世纪后期的唐代宗、德宗朝，广泛流行于九世纪的中晚唐，并远传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
(2)茶文学兴盛
大唐是文学繁荣时期，同时也是饮茶习俗普及和流行的时期，茶与文学结缘，造成茶文学的兴盛。唐代茶文学的成就主要在诗，其次是散文。唐代第一流的诗人都写有茶诗，许多则是脍炙人口。如李白、杜甫、钱起、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柳宗元、韦应物、孟郊、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皮日休、陆龟蒙等，无不撰有茶诗。尤其是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更是千古绝唱，为古今茶诗第一，卢仝七碗成为茶文学的经典。
(3)茶书的创着
茶书的撰着肇始于唐，现存唐代(含五代)的茶书总共有六部，完整的有陆羽《茶经》、张又新《煎茶水记》、苏廙《十六汤品》、毛文锡《茶谱》。部分的有斐汶《茶述》、温庭筠《采茶录》。
陆羽《茶经》的问世，奠定了中国古典茶学的基本构架，创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茶学体系，它是茶叶百科全书，是茶学、茶艺、茶道的完美结合。
此外，唐代尚有茶事绘画、书法的出现，茶馆也在中唐产生，茶具独立发展，越窑、邢窑南北辉映。唐代文化发达，宗教兴盛，特别是陆羽《茶经》的问世，终于使得茶文化在唐代成立，并在中晚唐形成了中华茶文化的第一个高峰。
相关推荐 更多 +
最新更新 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