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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千年盛唐炽烈窑火打造的铜官粗陶茶具，搭配被反复踩揉紧压的黑茶，豪迈与倔强两个元素交汇相融后，竟能从中品出一份甘甜绵长11月7日，湖湘茶文化高峰论坛组委会相关专家特地前往千年陶都长沙铜官窑拜访民间制陶大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彭望球，通过铜官茶陶与黑茶的完美结合，找到了湖湘茶道复兴的又一新起点。
自古以来，凡言茶必谈文化，作为湖湘文化之地，湖南人对茶文化的追求一刻也未曾停止。10月19日，首届湖湘茶文化论坛在长沙岳麓书院举行，省内外的茶文化大师云集，共话湖湘文化中茶的基因。专家们认为，湖南茶文化有其地域特色，但缺乏一款既能代表地域文化特色又能将湘茶中黑茶茶性发挥到极致的器具。铜官窑自古产陶，所产器具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具有悠久的文化底蕴，倘若能将具有文化符号意义铜官窑(长沙窑)的与湘茶中的黑茶结合，将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茶陶文化源远流长
陶器的制作起源早于茶的发现，而茶的发现早于瓷的发明。茶文化与陶瓷文化都是中华传统文明中的精髓，有着极深的历史渊源。古籍记载神农耕而作陶。作为中华陶神的神农氏，尝百草时遇毒，就用茶叶解毒。《神农百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时遇七十二毒，得荼(荼即指茶)而解。
来自湖南湖湘文化研究会学者黄守愚介绍，茶早期为药用，约在秦汉之际开始作为饮料用。为饮茶而配备专门的茶具则始于西汉，当时茶主要是供给王公贵族享用。至唐代，我国文化极为发达，由于禁用铜器和生活需要，陶瓷制造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瓷器的使用变得普遍，陶瓷茶具的釉色温润，显茶色，不烫手的优点使之深受文人雅士的欢迎。
在历经宋、明、清三代的发展，茶陶文化得以发展扩大。明清后一改宋代陶瓷茶具只重盏，不重壶的情况，加之制瓷业的极大发展，茶具的材质、造型及装饰手法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安化是中国黑茶的原产地，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炎帝神农氏在湖湘，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表现出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茶祖精神，而这茶叶就出自于湖南的野生茶树。安化黑茶的制作，必须经过七星灶的烘烤，将日月星辰纳于灶里，将天地山川容于茶叶，吸天地之精气，聚日月之灵光。因此，安化黑茶被赞为世界茶叶中的泰山北斗。
陶文化与黑茶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湖湘文化的一个特质：倔强，豪迈!黄守愚说，以黑茶为例，一片小小的茶叶，经历捶打揉压各种折磨后，锻造出苦化为甘的特性，这与湖南人倔强，吃得苦、霸得蛮，忍辱负重的特性是一致的。
粗犷陶器融汇湘茶精髓
北起铜官镇，沿湘江东岸河滨往南，直至石渚湖一带，是一千多年前的古铜官窑(也称长沙窑)的十里窑场，唐时湘籍诗人李群玉在《石渚》中记录了铜官窑最鼎盛时期的场景：焰红湘浦口，烟触洞庭云。田野煤乱飞，遥空爆响闻。石渚湖是昔日湘江码头所在地，一船船陶瓷由湘江入长江，经扬州、靖江、宁波口岸开辟了一条通往南亚到北非的海上陶瓷之路。
漫长的制陶岁月成就了这里独特的陶都风情，连饮茶都是如此。铜官镇上的老人告诉我们，老铜官人喜欢一种特殊的茶，将茶叶、黄豆、芝麻、生姜同盐一起冲泡，聚成一大杯，用当地的陶杯盛着喝，喝起来有种特别的味道。
彭望球大师生于陶艺世家，早年在福建、东莞一带从事陶艺产品创业。长沙铜官镇政府规划打造铜官镇为文化旅游特色古镇的时候，邀请彭大师回家乡二次创业。在他的工作室内，最多的是茶陶器具，高矮方扁，形态各异。湖南有着悠久的茶历史，可惜却没有与之相应的茶文化以及配套的器皿。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彭望球专门为茶做陶器，并形成了茶陶器产业，给予陶器新的生命。
彭望球对黑茶有种偏爱，在他看来，陶器的粗放正与黑茶的倔强相搭配。黑茶一定要用陶器煮，而且要用炭火，在沸水中反复翻滚后，你才能品尝出黑茶文化的精髓所在。而粗陶与黑茶，二者的倔强共性，正是湖湘文化的精髓之一。
同大师一起围座陶炉炭火边，陶罐煮茶竹勺舀水，品茗论道。这一团产自铜官十里窑场的陶土，经过揉、搓、压、塑，以及时光的洗礼、火的锻烧、水的冶炼，配上历经压、滚、槌、晾、晒的湖南黑茶，小小一杯红色茶汤里，竟能喝出阳光与泥土的味道，更能品出千年湖湘的人文气息、风光水土。
有人说二十一世纪的伟大人物是玩儿出来的，这是一个个性极致的时代。玩泥巴的老彭崇尚纯天然不上釉的茶陶，只利用铜官当地陶土含的矿物质，烧制出天然色泽，好陶配好水，架木炭，生明火，可谓金木水火土五元素的完美结合。
茶文化传播助推茶产业发展
今年2月，湖南省提出了建设茶业强省，打造千亿(元)茶产业的口号和目标，预计十二五期间，湖南省茶产业目标为建设200万亩高产优质茶园，打造绿茶大省(10万吨，其中花茶2万吨)、中国黑茶产业中心10万吨(安化8万吨、临湘2万吨)、建设一个黄茶、红茶强省(各1万吨)、茶业出口创汇2亿美元、茶业综合产值达到500亿元，到2020年实现千亿元。
在湘茶产业蓬勃发展的情况下，湘茶文化如何为更多人所熟悉并更好地促进产业发展，成为湖湘茶产业新的突破点。
为此，湖南先天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今年10月承办了以中国茶道文化为核心，结合湖湘文化的地域特色的湖湘茶文化高峰论坛活动，活动中，包括蔡镇楚、丁武将、万里、曹文成、尧小锋、黄守愚等多位国内知名茶道专家和文化学者，围绕中华茶道发展起源和湘茶产业与文化发展前景等话题进行了学术交流与讨论。
湖湘茶文化高峰论坛组委会秘书长李炜先生本次与彭大师共同探讨铜官窑陶器与湘茶中的黑茶的专用茶具，正是想通过提升其天然的、历史的、独具的、有意味的、悠远的湖湘文化产品的价值，试图将湖湘茶道文化的特性淋漓尽致地展示给大众，也为湘茶复兴寻找一个新的承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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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起，沉寂了200多年的中华茶道开始复兴。首先从台湾，继之是大陆和港澳地区。茶艺、茶道、茶文化团体和组织纷纷成立，计有台湾中华茶艺联合促进会、台湾中华国际无我茶会推广协会、台湾中华茶文化学会、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中华茶人联谊会、澳门中华茶道会、香港茶艺中心等，为普及中华茶艺，弘扬中华茶道，作出了积极贡献。近年来，两岸四地的茶道交流活动频繁，经常举办全国和地方性的茶艺赛、茶席设计赛等。理论研究也异常活跃，近20年出版的有关茶艺、茶道、茶文化著作的数量，超过中国历史上茶书数量的总和。并且，现代中华茶艺已走出国门，不仅传播到东亚、东南亚，还远传欧美。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华茶文化全面复兴，茶馆业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现代茶艺馆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遍布都市城镇的大街小巷。目前，中国每一座大中城市都有茶馆（茶楼、茶坊、茶社、茶苑等）数十到数百家。此外，许多宾馆、饭店、酒楼也附设茶室。在许多大中城市，茶馆的数量正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正是鉴于现代茶馆业的迅猛发展，中国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1998年将茶艺师列入国家职业大典，茶艺师这一新兴职业走上中国社会舞台。2001年，又颁布了《茶艺师国家职业标准》，规范茶馆服务行业。茶艺馆成为当代茶产业发展中靓丽的风景。
阳春三月，辛勤地劳作，忙得不亦乐乎，对于茶农来说采摘春茶，才是春天的真正开始，戴斗笠，背竹篓十指纤纤上下翻飞，山间这番景色，远远望去天蓝山青，人间清香……
14号一早和易武的兄弟们集合，出发开始了我们铜箐河古茶山行：
属勐腊县瑶区瑶族自治乡。铜箐河，是条河，这片古茶园以河命名。铜箐河现在设立保护区，去茶地的路上，一半的路程就在铜箐河里穿插，生态极佳。
铜箐河是路程十分艰难的茶区
茶树依山崖而生，颇有阳崖阴林之感。生长环境的特点十分明显。天气湿热，土壤肥沃。因生长环境于原始森林，树木茂盛，而茶树的向光性和向上生长，使得茶的条索细长，梗长且多，芽看起来比较少；因吸收养分更多，所以内涵更丰富。
我坚信这世上从来就没有一步登天的神话，有的只是日积月累、滴水穿石，没有什么能够打败一个永不言弃的人。“铜箐河”在我的生命里留下深刻记忆
实实在在的努力，换来真真切切的幸福
含一口茶汤闷住嘴巴用鼻腔呼吸，香气缓缓贴合口腔回旋升起，有森林的清香，盈满呼吸间，芬芳沁心。那一刻我克制不住的泪水幸福的流出……
勇敢追梦，不言放弃。只为不负时光，不负青春，不负自己、更不负重托
这些年我庆幸自己一直在成长，也让我懂得，人生的每步都要用心对待，真心想做一件事情时，再大的困难也可以克服；不想做一件事情时，再小的阻碍也会成为理由。
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派军戍边,并让中原、江南大批民户到边地屯垦，分为军屯、民屯、商屯三种，随大批外来移民的迁入，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蒸青团茶制法。
明万历年未年，谢肇淛(公元1567～1624年)，在《滇略》记载：滇苦无茗，非其地不产也，土人不得采取制造之方，即成而不知烹瀹之节，犹无茗也。昆明之太华，其雷声初动者，色香不下松萝，但揉不匀细耳。点苍感通寺之产过之，值亦不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瀹作草气，差胜饮水耳，这是普茶一词最早出现在文字记载中。
从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这短短八个字中,我们可以得知在明万历年间,普茶作为一种商品，已广为流通,被当时云南各阶层所普遍接受，已经是一种畅销商品。
蒸而成团四字则指出了当时普洱的加工形式有所改进，已由唐朝时期的散收，无采制法演变成了将鲜叶蒸揉后制为团茶形式,但制茶技术有缺陷,被当时中原人士认为是不得采取制造之方、差胜饮水耳。
其后，方以智于明朝未年撰稿的《物理小识》(公元1664年)载：普洱茶蒸之成团，西蕃市之。此处已明确提出普洱茶之名，并指出普洱茶在当时已远销西番，制法为蒸之成团，而此时距清朝设普洱府尚有百年。
参考《普洱建置历史沿革》：古普洱地方至元朝未独立设府也无普洱地名。到明朝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起用普耳为名。明朝万历年间(公元1573年1620年)改称普洱;又据明李元阳撰万历《云南通志》(公元1574年)卷十六贡象道路载:由景东历赭乐甸行一日至镇源府，又行二日始达车里军民宣慰使司之界，行二日车里之普耳，此处产茶。一山耸秀，名为光山。有车里一头目居之。，而乾隆年间赵学敏所撰《本草纲目拾遗》(公元1765年)一书亦载：云南志普洱山在车里军民宣慰司北。其上产茶，性温味香，名普洱茶。
至此可知，普洱茶得名之初是以地得名，其名随地名更替，当时的普洱茶应是指车里军民宣慰使司(驻今景洪县景洪，辖地较今西双版纳略阔)辖地普洱(今普洱县)所产之茶。且由车里军民宣慰使司派遣一头目加以管理,远销西蕃等地,制法参考了中原传入的较先进的蒸青团茶制法,已有所改进，但技术有待提高。
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历史特别是商贸史来说，万里茶道绝对是个史无前例的重要事件。想象一下：在那样原始落后的物质条件下，一个穿越明、清、民国三个朝代，纵横中、俄、蒙三个国家，跋涉11000多公里艰难险阻，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商贸和物流活动，带动了无数个行业和产业的发展，动员了数百万民众参与，涉及到官、商、民方方面面的人群，用尽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交通工具，由此诞生了沿线上百个市镇，影响遍及亚欧大陆甚至更广大的地区，使那些看似普通的树叶成为世界三大饮品之一。
除了这些表面的东西，万里茶道作为中俄商业史上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商贸物流，其影响直接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等所有社会生活领域，也给我们留下无数的物质文化遗产和丰厚的精神文化遗产，这些珍贵的遗产，今天还在为我们创造着物质财富并传承着文化共识，差不多可以用一个商品改变世界这样的评价来表述它。
2012年最后一个月，终于放下手中所有的事情，开车走上关注已久的万里茶道，去寻找那魂牵梦绕的山水风光、城镇街巷、道路桥梁、乡土人情，去寻找几百年前这条路上那些人们的艰辛和成功，生命和感悟，欢乐和悲伤。
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在时间和地理上的起点是怎样的?对我这样的追寻者来说，应该是最神秘和最有吸引力的。所以，福建的武夷山自然是最先到达的地方。从白雪皑皑的北疆呼和浩特到绿色苍翠的南垂武夷山，是一个用三、四天时间经历一年四季的体验，风雪弥漫到烟雨朦胧、秋高气爽到汗流浃背，差不多每天都要感受几个月的气候变化过程。
万里茶道为什么从武夷山开始?只有来到这里的人才能感同身受。武夷山位于福建省北端偏西，总面积10万公顷，是喀斯特地形雄奇峻秀的丹霞地貌，气候潮湿多雨，最适合种茶，所以这里约从公元500年前左右就开始栽种茶树，随处可见茶山、茶场、茶园，武夷茶到宋代就很有名气了。所以著名文人范仲淹有：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的诗句。这里的茶就是历史悠久、闻名遐尔的武夷岩茶。
我下午四点多到达武夷山，没有进入市区休息直奔下梅村而去。下梅村位于武夷山市东南20公里处的梅溪下游，是目前公认的万里茶道起点。在康熙初年，这里就成了重要的茶市，那些被称为西客的山西商人在这里设栈收购、建厂制茶，据当地资料记载，欧洲人这时也来到下梅采买茶叶。
清代的下梅，店铺林立，商贾云集、人口稠密，丝竹悦耳，号称鸡鸣十里街，日出千鼎烟，穿行在高大房屋下的窄巷中，撞入眼帘的一座座古老建筑，一下就能把你的思绪带到几百年之前，让你真切的感受和想象旧日的繁华。
当溪是穿村而过的人工小运河，总长900米，当年水深数尺，溪边有当地富商邹家建的九个埠位，运茶竹筏出入自如。这条小小的溪流，曾经是清康熙年间武夷山茶市最繁华的内域水道。县志称：每日行筏300艘，转运不绝。茶叶乘竹筏和船出当溪顺梅溪运至赤石，而后入崇阳溪逆流北上崇安，由崇安上岸走山路运往江西铅山，再改水路向北进发，由此开始万里茶道的漫漫征途。
村中的标志性建筑是耸立在当溪边的邹氏家祠，也是武夷山境内保存得最完好的一座祠堂建筑。最早来此办茶的是山西常家，邹氏景隆号就是山西常家最早在武夷山与当地茶商合作打造的一个茶庄号。邹氏家谱载，每年从茶叶贸易中获利百余万两白银。邹氏家祠，就是邹氏获得巨大利润后耗巨资建成的。由于地形所限，祠堂合牌楼、照壁和祠门为一体，门楼气势宏阔，砖雕图案丰富多彩。门两侧的木本、水源，是两幅篆刻横披。意思是说一个家族的繁荣昌盛，如树木一样，有赖于深深遍布在乡土中的根;又如江河之水，有赖于源头的涓涓细流，揭示了追思祖先，不能忘本的理念。
由于茶叶贸易催生了邹氏家族的财富，下梅也就成了豪宅聚集区，建筑精美的院落比比皆是。西水别业、大夫第、隐士居、景隆号这样的豪宅在下梅有70多处，到今天存世的仍有数十处。这些成千上万两白银堆砌的精致建筑遗存，使今天的下梅成为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村，每天都有旅游的人群出入，先辈们创造的物质文化遗产，仍是现代人获取财富的优势资源。
说到茶路的起点，星村这个地方是不能不说的。武夷山风光最美丽之所在，都集中在星村。九曲溪是运送来自桐木红茶的唯一水路。由星村沿九曲溪顺流而下的竹筏行走10余公里后，到达赤石镇。沿线除了蜿蜒的九曲溪和三十六峰绝美自然风光外，也是一条历史悠久的名胜文化长廊。有冲佑万年宫(武夷宫)旧址、朱熹讲学的紫阳书院(武夷精舍)旧址、悬崖隙洞中的千年虹桥板和架壑船棺、元代的御茶园旧址、历代摩崖题刻和具有内涵精彩的大王峰、玉女峰、天游峰、接笋峰、小桃源、水帘洞、流香涧、一线天诸名胜。
200多年间运茶的竹筏昼夜往来，不仅使这里流淌着无尽的财富，也给这里的文脉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历史悠久的星村和美丽如画的九曲溪，已经成为武夷山世界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部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游客，每天乘竹筏飘过九曲溪时，不知能否感受得到早年茶商经过这里的豪情和快意。
还有一处清代茶市也积淀着茶叶贸易的历史，它就是昔日繁华的赤石镇。赤石古镇位于梅溪和崇阳溪的交汇处，交通条件比下梅和星村都优越，下梅和星村的茶船都要经赤石镇转运。所以星村茶市繁盛不久，离崇安15公里的赤石村就成了新的茶市。据县志记载：盛时每日行筏300艘，转运不绝，红茶、青茶向由山西茶客到县来办，运往关外销售。清代赤石镇街面上除了货栈和商行，赌场、烟馆、妓院通宵达旦营业，热闹非凡，被外界称为小上海。清代有一首《武夷茶诗》道：腰缠百万赴夷山，主客联欢入大关，一事相传堪告语，竹稍压得锦标还。正是茶商们的底气和豪气的真实写照。
今日快速发展的武夷山，使赤石古镇与武夷山岩茶村连为一体了，成了极具现代化风貌的城镇，除了自然风光，这里的历史遗存已荡然无存了。
武夷山的茶叶，要进入闽赣古道，首先得从下梅、星村、赤石等处集市汇聚到崇安县城的水东码头。崇安是1989年武夷山撤县设市之前的旧称，也是当年万里茶道上第一个水运转陆运的茶叶集散地。每天从各路运来的茶叶，都要在崇安上岸并验押之后，再雇用当地茶工、车马千余人过武夷山沿著名的闽赣古道北上。
武夷山主峰黄岗山海拔两千多米，有华东第一峰之称。地势起伏剧烈，山体坡度陡峭，河流侵蚀切割强烈，闽赣古道就修在这山高坡陡、树高草密的群山之中，商人从武夷山贩茶，这是必经之路。今天，古道多数已被现代公路覆盖，只有在陡坡段和深谷中还能断续看到。当年运茶主要靠独轮车或者人挑肩扛，为了多拉货、多赚钱，商队往往超负荷背运，劳动强度之大、行路之难可想而知。日久年深，古道上大大小小的铺路石被商帮们的独轮车碾压出了深深的车辙印。离崇安县40公里的分水关是闽赣古道的一个重要关隘，站在关隘之巅可北望江西，南望福建。从康熙年间海禁以后，这里就繁忙起来了，运茶的商队昼夜不绝车轮声不断。今天，昔日人来车往的繁忙景象早已不在，但站在崎岖陡峭的古商道上，似乎还能听得到脚夫们粗重的喘息和车轮压过石块的吱吱声。
在分水关村外路边荒草中的立着一块不大的石碑，中间的四个大字是孤魂总祭，讲的是大清光绪六年春天的事，立碑的人的名字是童顺祥、童松祥。这是后人给死在这条山路上的商人、脚夫和车夫修建的祭拜地。
众所周知，武夷山亚热带潮湿闷热的气候，对于来自气候清爽干燥的北方人来说，实际上是一种难耐的折磨。商队每天都要面对毒蛇毒蝎，疫病盛行，劳累不堪，盗匪侵袭，那些因水土不服致病无医者，因中暑未能及时救治者，因劳累不堪而倒地不起者，因劫匪抢劫致死者究竟有多少不得而知。
运茶人所有的资产就是一根扁担一条麻绳，死者想魂归故里根本不可能，所以都是随地安葬。好在商帮中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脚夫都在扁担上刻有名字、籍贯，尸体草草埋葬后就把扁担插在坟头，商队继续前行，日后家人凭扁担认亲。年复一年，沿途坟头越来越多，难以寻找和祭奠，当地乡绅童氏兄弟就把沿途尸骨收集归葬在此并建了祠立了碑。
孤魂碑后边的石头小房子就是孤魂祠，从碑上的记载看，孤魂碑和孤魂祠已立在此地120个年头了。当年茶帮路过时，都会到孤魂祠来祭奠死在异地的乡亲。近年来，开始不断有晋商的后裔从千里之外的山西来到这里祭祀先祖。在这片荒地上，原来还有不少专为客死异乡的商人所立的孤魂碑，这座碑的附近就有两座，现在都被荒草和泥土淹没了。
那些插着扁担的坟丘，与美丽如画的武夷风光形成了鲜明强烈的反差。不到100公里的路程，出发时的豪情就成了生离死别的悲痛!有一句古诗说：一将功成万骨枯，其实做生意也如此。可见，万里茶道既是商帮开疆拓土、走向成功的荣耀之路;也是无数人尸骨不还、魂留异乡的悲壮之路。当我们感叹那些成功商人所能达到的商业高峰时，无法想象他们付出的艰辛、汗水和血泪。这通孤魂总祭碑，其实就是这些令人心酸落泪、思绪难平悲壮故事的记录。
过了分水关，万里茶道便进入江西铅山境内，铅山县城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水运起始点，万里茶道故事由此也将更加丰富精彩。
湘丰吟茶
春分时节，绿拥翠叠，花枝叶茂。好一幅鲜活的春明景和图！
在这春的画卷中，最显斑斓的莫过于湘丰集团的飞跃茶叶基地。高明的画师在原本杂草丛生的三千亩坡地上尽情地施展才艺。茶园连绵起伏、错落有致、色彩斑斓。置身茶园，清凉甜润的芬芳迎面拂来，不由分说直往五脏六腑里灌，给人醉在春风里的体验。茶树稍上，一片片嫩芽似阳雀吐舌，充满了生命的张力和灵动。
是他——汤宇，湖南湘丰茶业集团董事长，用一片小小的茶叶将原本单色的土地装扮的五彩缤纷，将一个微弱的产业拨弄得风生水起。
初见汤宇，很难从其脸廓神态上找到业界精英、企业大佬的元素。微黑的肤色，花白的寸头，憨憨的笑容，少言且有丁点结呐，活脱脱一个朴实憨厚的地道农民。然而，就是这个貌不惊人的农民，却在同样朴实的乡土上，用近30年的坚韧执着，开创了一片产业富民的新天地。
汤宇对茶的钟爱，缘于一个古老的传说。
话说当年美髯公关羽，未经哥哥刘备授命，擅自带着五百精锐千里奔袭，誓取长沙，以建功业。时值盛夏，酷暑难当，人不解甲，马不卸鞍，昼夜兼程，几天下来，已是人困马乏，只得在离长沙城百余里处暂作休整。当地百姓用房前屋后种的茶叶熬了数十锅浓汤以解人马之渴，浓汤喝下片刻，奇迹旋即发生，人畜都像注了鸡血般兴奋，马嘶人呼，山摇地动，五百将士皆脱掉盔甲，轻装策马，锐不可当……于是，这个地方就取了一个有厚重历史沉淀的名字——脱甲，就和武圣连在了一起。
脱甲这个地方种茶历史悠久，家家户户都有城里人才有的饮茶习惯，这里的人活得气定神闲，安然且高寿。汤宇朦胧地感觉到这方山水具有茶叶生长得天独厚的条件，因而没有和同龄人一样，茫然加入兴起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浩浩荡荡民工潮，而是笃定脚下这片沃土，毅然承包了脱甲乡办茶场。
“茶树是一个生命体。种茶，是经营生命，你护理精心点，他就长得快一点，产得多一点，回报好一点；你怠慢他，他也就糊弄你”。农人自有农人的哲学。
血性中的坚韧执着支撑他义无反顾，砥砺前行。自打承包了乡里的茶场，那些歪歪斜斜、病病怏怏的茶树就成了他生活的全部，用他的话说“心思比花在爷娘身上还多”，育苗、嫁接、剪枝、培肥、除草、采摘、制作……茶叶生产的每个环节、每道工序他都亲力亲为，用脑用心。在他的苦心经营下，茶场面貌焕然一新：老茶树绽了新枝，发了新芽，展现出新姿；新植的茶林更是枝繁叶茂，蓬勃向上，郁郁葱葱。天道酬勤，承包第二年，茶场就扭亏为盈。
几年的承包，茶场被拨弄得红红火火。之后，他不顾当时家境的穷酸，拿出了全部家当再东拼西凑，竞拍到了茶场30年的经营权。
汤宇进一步合纵连横，对业界散、小、差的基地和企业提质改造，将其整合在自己的旗下，打造茶界航母。整合后的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参股企业达到19家，自有基地面积达到5.5万亩，联营基地遍布全省主要茶区，面积超过50万亩。
湘丰集团主打产品的名称叫“为人民服务”，他们不是借用伟人的名言沽名钓誉，而是在昭示和践行一种理念——产业富民。强大起来的湘丰，没有将利润作为唯一追求，而是将关注的目光更多投向贫困地区，投向贫困群众，汤宇形象地说：“湘丰做得再好也只是一棵茶树，只有将更多的地方、更多的农民带起了，才能变成一个茶园。”于是，他们投巨资在古丈、桑植、沅陵、石门等贫困地区建设茶叶基地，再通过基地连接贫困农户，采取帮种苗帮资金帮技术包销售的措施，使数千贫困农户摆脱了贫困，有些还步入了富裕行列。
与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尽人皆知的丝绸之路相比，茶叶之路几乎是一条鲜为人知的古商道。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衰落后在欧亚大陆兴起的这一条新的国际商道，由中国东南地区向北延伸，穿越茫茫戈壁草原，横跨西伯利亚，最终抵达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繁荣热闹了两个多世纪后，慢慢淡出人们的记忆。如今，在全球化浪潮席卷的时代，在茶叶之路沿线的中国、俄罗斯、蒙古三国多个城市的努力下，沉寂百年的茶叶之路悄然复苏并走上复兴的征程。
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的商贸往事１６９３年的一个寒冷冬天，一百多个蓝眼睛黄头发，长相怪异的人出现在大清京师北京城的街道上。他们牵着骆驼、赶着马车，一个个神情疲惫，可眼睛中闪烁着兴奋的亮光。这队人马的出现轰动了整个北京城，很快人们弄清楚了这是俄国彼得大帝向康熙朝派出的商队。这一年是中俄两国政府签订《尼布楚条约》的第五年，这一条约也是大清国与外国签订的无数条约中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平等条约。
不久，中俄之间一条便捷的商路被开辟出来。这就是从坐落在贝加尔湖南岸的俄罗斯西伯利亚重镇伊尔库茨克城出发南行，越过边界经库仑（今蒙古国乌兰巴托）通向北京的道路。这一商道的出现，催生和孕育了一批新兴的商业城市，如中国呼和浩特、俄罗斯恰克图、蒙古国科布多等等。
虽然这条商路是以茶叶命名，但茶叶只是大宗货物之一，其他如丝绸、药材、干果等货物数量也非常庞大。这些货物的来源遍布大半个中国。同样的，俄国的轻纺织品、皮毛、粮食和其他日用百货也是沿着这条网络流到中国的广大市场。着名作家、内蒙古茶叶之路研究会会长邓九刚说。
茶叶之路在中国境内出现了两条支路：一条向东到北京、天津以及山东、河北、河南，另一条直向南插，经山西过黄河直插汉口。两条路都没有在中原停留，而是分为更多的支线，流向福建、上海、杭州等更加遥远的地方。这些支路连接起来就形成一张网眼细密的大网，覆盖黄河上下、长江南北各地的货物用车和船运到归化（今呼和浩特）之后，一律改由骆驼载运，一路向北运送到蒙古高原、西伯利亚以及俄罗斯。据文献记载，１７７７年经茶叶之路开展的贸易额达６００万两白银；到１８４３年，经茶叶之路开展的贸易仅茶叶一项就达１２万箱；１８２１年－１８５０年，经茶叶之路开展的中俄贸易占俄国对华贸易总额的４０％－６０％。
相对与俄国政府派出官商参与中俄贸易的做法，将固守疆土作为最高施政目标的大清皇帝们显然对做生意不感兴趣，甚至认为远赴他国经商有辱国体。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晋商为代表的旅蒙商利用与蒙古草原连接的地理优势在茶叶之路上活跃起来。在２００多年间，旅蒙商的驼队载着中国的茶叶、丝绸、布匹，在蒙古高原广袤的荒野上，在西伯利亚寒冷的大地上，留下了一道道足迹。
茶叶之路曾经的重要节点之一的内蒙古二连浩特市市长包崇明说，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并非浪漫之旅，这是一条洒满了血泪、堆满了白骨、充满了荆棘的探险之路。在茶叶之路的万里征途中，来自中国、蒙古国和俄罗斯的商人生死相依、团结一心，战胜荒野中的风沙雨雪，战胜草莽中的盗匪猛兽，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充分表现了人类共有的英雄气概。
遗落在草原深处的记忆繁荣热闹了２００多年的茶叶之路，自１９世纪开始滑向悲情岁月。邓九刚说，由于中国的茶叶出口，英国在与清政府贸易中处于长期巨额逆差，在此刺激下，英国不仅发动了鸦片战争，并开拓印度、斯里兰卡等地区种植茶叶。而在此之前，沙俄女皇叶卡捷琳娜已经从中国聘请茶师前往俄国开辟茶园。
此外，随着中俄之间海运的扩大，北上的陆路运茶商道逐渐萎缩。１９０５年，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全线通车，中国南方的茶叶，绝大部分由火车输往俄国，风光两个多世纪的茶叶之路逐渐废弛，成为历史遗迹。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中国，茶叶之路渐渐被人们遗忘，在北方半荒漠的草原上很难找到昔日繁盛的踪迹。
如今，向年轻的呼和浩特人打听，恐怕很少还会有人知道，呼和浩特在历史上曾经是着名的茶叶之路的东方起始点，一座名播四海的商城，一座颇具特色的万驼之城。据文献记载，清代的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拥有骆驼最多时达１６万峰。
茶叶之路沿线的村庄至今仍然保留着历史遗留的痕迹，有很多村庄的名字都是当年在这里开设的商号名称，如福如东、大兴长、西成丰、三义元等等。但如今这些村庄的居民都是以种地为生的地道农民，他们多数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祖先曾经是商人或工人，对于茶叶之路更是了解甚少。
历史上作为茶叶之路重要节点之一的二连浩特，如今是中蒙最大陆路口岸、欧亚大陆桥的桥头堡。当年位于这里的伊林驿站，与散落在草原上的所有驿站一样，承载并见证了茶叶之路的辉煌，此后便隐没在草原的风沙中，消失在当地人的记忆里。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当地发现了陈列在美国自然博物馆的伊林驿站老照片，并根据老人的回忆，找到了当年埋藏在伊林驿站库房菜窖中的水晶石和酒瓶等，确定了伊林驿站遗址具体位置，并建成博物馆。
全球化时代：国际古商道复兴之路在延伸驼铃远逝，古道悠悠，曾经的商道已经湮没在荒草的深处，当年的驼铃已经消逝在西风残阳中。但是随着茶叶之路的开通和繁荣而催生的许多新兴城市至今还矗立在蒙古高原的大地上。比如呼和浩特、包头、二连浩特、乌兰巴托、恰克图、伊尔库茨克等等，今天都是中国、蒙古、俄罗斯经济十分活跃的城市。近年来，在茶叶之路沿线的中俄蒙三国多个城市的努力下，沉寂百年的茶叶之路正在悄然苏醒，并期待借全球化浪潮之力实现新的伟大复兴。
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俄文顾问、内蒙古草原茶路协会会长孛乌兰娜说：由于种种原因，在很长时期内的中国，茶叶之路已被人遗忘。但在俄罗斯，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茶叶之路，很多人除了恰克图，还知道中国的归化、晋中、张家口、汉口等地名。
１９５６年，随着北京－－二连浩特－－乌兰巴托－－莫斯科国际联运铁路的开通，消失百年的茶叶之路得到了完美的延续，古老的商道又重新复活。如今在昼夜繁忙的二连浩特口岸，随处可以看到满载俄罗斯木材、蒙古国矿产品和中国蔬菜、水果、日用品的火车、汽车来往不息。有人笑谈：过去的茶叶之路如今成了木材之路和蔬菜之路了。
二连浩特口岸目前承担着约三分之二的中蒙贸易过货任务。２０１１年，经二连浩特口岸开展的中蒙贸易货物运量突破１０００万吨，达到１０３０万吨。
如今连通中俄蒙之间的道路基本上与茶叶之路相重叠，不同的是运输工具发生了变化，在我国境内河运和驼队被公路和铁路所取代，在俄罗斯境内，狗拉雪橇也已不见踪影。邓九刚说，从东到西我国有三条铁路线在不同的地段与西伯利亚大铁路连接，铁路的网络早已突破国界线的束缚把中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连成了一片。
２００８年，作为昔日茶叶之路重要节点、今日中国对俄蒙开放前沿阵地的二连浩特市提出构建以天津港－－二连浩特－－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为轴线的区域经济合作走廊构想，得到沿线地区的一致认可。陆桥沿线地区在资源开发加工、通关合作、国际联运等领域达成了广泛共识，开拓了新的更加广泛的合作空间，历史上的茶叶之路随着经济合作走廊的建立得到进一步延续和升华。
２０１２年７月，由内蒙古二连浩特市、福建省南平市、湖南省益阳市、蒙古国乌兰巴托市、俄罗斯乌兰乌德市等７个茶叶之路沿线城市共同率先发起，并有湖北咸宁市等１６个中俄蒙城市共同组建的茶叶之路国际城市联盟正式成立。这个联盟旨在抚古寓今，不断赋予茶叶之路新的内涵，扩大这一古商道的现实影响力，促进沿线城市互动、互补、互助、互惠发展。
蒙古国色楞格省副省长色布仁巴图说：茶叶之路国际城市联盟的成立为中俄蒙三国建立新的经济关系提供了条件，最重要的是通过恢复多年前的珍贵文化遗产来相互联系，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开启新的经济走廊。
二连浩特市市长包崇明说，二连浩特市正在筹建茶叶电子交易平台，还将建设中俄蒙三国企业间的矿产品电子销售平台，力促中俄蒙经贸向更广、更深层次发展。
在茶叶之路这条古老的国际商道上从南到北，从中国到俄罗斯留下了大量遗存，如今已成为难得的旅游资源。早在１９９９年，俄罗斯国际旅行社就开辟了莫斯科－－叶卡捷琳堡－－伊尔库茨克－－贝加尔湖－－乌兰乌德－－乌兰巴托－－呼和浩特－－北京的茶叶之路旅游线。目前，茶叶之路国际城市联盟正计划打造一条从武夷山到圣彼得堡的长线旅游线路。
毫无疑问，茶叶之路的历史如今得到了更加完美的延续，古老商道的复兴之路正向远方延伸
企业急功近利，专家学者不坚持科学原则，政府想迅速做大普洱茶产业，所有因素结合在一起，致使修订后的生茶熟茶标准使普洱茶的命运在经历了畸形繁荣之后一落千丈。
2009年6月1日，由国家质检总局批准的《普洱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此举被业内认为是云南省做成了一件大事。
然而随后，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陈宗懋却意外表示：这个《办法》的内容有着致命的硬伤，它将阻碍普洱茶产业的继续发展，甚至会造成无法控制的恶果，某些茶商、学者和官员都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陈宗懋院士所说的硬伤，是指由云南省政府主导制定的这个《办法》中，把传统概念中的普洱茶明确分为了普洱生茶和普洱熟茶两个种类，并得以官方法规形式肯定下来。而对于普洱生茶概念的横空出世，国家茶叶质量检测检验中心主任骆少君于2006年就在昆明的一次专题会议上明确表示：云南省是在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滇南之茶历史上均集散于普洱府，故以普洱茶为名。云南晒青茶在长途贩运贮存过程中自然发酵，形成了特殊的品质和味道，被称为生普，历史已有数百年。上世纪50年代，人工发酵的普洱茶在香港出现，云南省于1974年在昆明茶厂试验生产了人工发酵普洱茶，称为熟普。
普洱茶曾经疯狂三四年前普洱茶热的时候，晒青茶原叶价格高达每公斤五六十元，2008年起普通鲜叶跌到了1元左右，干茶5元左右连雇人采茶的成本都不够。勐海的茶商陈老板说。在2008年的一段时间里，许多勐海县居民甚至可享受到这样的休闲待遇：周末上茶山采茶，最后留一半给主人，一半归自己带走，分文不需支付。
2009年6月，勐海的许多茶山上仍然鲜见人影，个别茶地里甚至杂草比茶树还长得高，西定乡的茶农老李说：茶叶再这样不值钱，我们只能砍掉种别的东西了。他回忆起前几年茶叶被疯狂收购的好日子，那时候才觉得做个种茶农民也很稀奇，而现在都快没有信心了。
由于有利可图，从几年前起，包括来自港澳台海外和全国各地的茶叶企业、经销商、茶叶界人士和云南茶区各级政府纷纷加大了对普洱茶的推广力度，一时间在全社会形成了喝普洱茶为时髦的情况。
云南省政协委员、着名茶学教授程达认为：台湾商人给普洱茶带来最大、最直接的伤害就是给社会灌输了越陈越香及越久越值钱的伪普洱文化概念，或者说他们想重新创造一套普洱茶理论，这样使普洱茶从一种正常的饮品变成了一种收藏品；尤其为了追求快速效益，他们更利用早期掌握市场和资金的优势，把香港人习惯叫法的未发酵茶塑造为普洱生茶产品，并取得云南地方政府的支持着书立说、建博物馆，在短期内收获巨大的经济利益。
普洱茶的热销只停留在经销商之间的投机倒卖，没有形成真正的消费热。历任云南省副省长、云南省人大副主任，现为云南省茶叶协会会长的黄炳生说，普洱茶不断涨价，既不是供求关系的真实体现，也不尽是其价值的真实体现，大有人为过分炒作形成的价格虚高。
他表示，在普洱茶宣传上，过分地夸大普洱茶的药用功效，过度地宣传普洱茶的收藏价值、投资价值，使普洱茶失去了正确的位，虚高的价格最终难以为继，造成了目前普洱茶市场的冷遇。纵观这3年的市场风云，普洱茶市场出现的这种暂时低迷的情况，不是因为普洱茶本身存在什么问题，而是在普洱茶的生产和市场运作上出现了不够理性的情况。
新概念诞生使市场失利2009年6月，强烈阳光下的勐海县八公里茶叶加工区内显得非常冷清，几头小毛驴悠闲地走在混凝土大道上吃草。这个当地政府竭力打造的工业区，却因为普洱茶产业的萧条而没有建成就衰落了。
现在大部分工厂都已经停建、停产，因为不敢再收新茶叶了。加工区内的一名工人说，我们更多是在帮广东人搞来料加工，生饼每公斤5元，需要发酵的每公斤6元。
勐海茶厂一名负责发酵工艺的工人说：以前我们只会把经过发酵的熟茶卖给消费者饮用，而不会卖生茶；愿意买生茶的人一般都是用于收藏、发酵，而不是直接饮用；这两年市场上许多人开始直接饮用又苦又涩的生茶，也让我觉得奇怪情况怎么突然就变了。
2003年3月，由云南省茶叶协会等单位制定了云南省普洱茶地方标准：普洱茶是以云南省一定区域内的云南大叶种晒青毛茶为原料，经过湿仓或干仓后发酵加工成的散茶和紧压茶。其定义包括了人工发酵(熟普)和自然发酵(生普)的普洱茶，这个将普洱茶核心概念确定为后发酵的地方标准随后由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公布。
2004年4月，农业部颁布的农业行业标准也将普洱茶定义为以云南大叶种晒青毛茶(俗称滇青)经熟成再加工和压制成型，其中熟成即指人工贮存10年以上或经人工渥堆发酵，这一规定甚至比云南03标准更为严格。
普洱茶的香气特点就是陈香显着，陈香味是普洱茶在后发酵过程中，以茶多酚为主的多种化学成分在微生物和酶的作用下，形成了一些新的物质所产生的综合香气，有的似桂圆香，有的似槟榔香。程达说，后发酵(包括自然发酵和人工发酵)是普洱茶区别于其他茶绿茶(不发酵)、红茶(全发酵)、乌龙茶(半发酵)的特征，其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原来30％以上的茶多酚含量将会降到15％以下，最低的为5％。
他表示，制作生茶，最简陋的只需一个灶和一口锅等简单工具，投资最低几十元即可，将晒青毛茶经简单处理压制后即可制成成品出售；而生产熟茶，不仅设备、技术、生产和存放场地要求高，且需一次性收购较多原料，生产周期通常需30～90天，因此需较多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
进入2004年后，随着普洱茶陡然升温而供不应求，许多茶企开始对之前的标准提出异议，要求政府重新修订，核心问题是希望将未经发酵的生茶纳入普洱茶，同时还包括对其中水分、灰分(300度高温燃烧后的非有机残留物)的比例规定过严提出异议。
部分企业急功近利，部分专家学者不坚持科学原则，政府想迅速做大普洱茶产业，所有因素结合在一起竟然改变了乾坤。受云南省政府委托，时为省生物资源开发创新办公室主任助理的程达组织了省内15名专家进行新标准的研究、制订。
在专家组内部，支持与否定将生茶纳入普洱茶的意见均有人在：支持者认为，古时候的普洱茶就是指晒青茶，应该尊重历史，否则门槛高了，企业、业绩会减少，有搞垮普洱茶的可能；反对者则表示晒青茶属于绿茶，是中国茶叶界几十年来的共识和基本常识，不能混为一谈，否则同样会毁了普洱茶。
两种观点争论了一个多月，后来我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将经后发酵加工的称为普洱茶，而将晒青茶(生茶)称为原普洱茶，即为普洱茶的初始产品。程达说，这个方案虽然获得了专家组的一致认可，但是没有得到一些企业和政府官员的认可，随后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出面协调，并得到云南省政府领导的支持，以再次进行专家研讨会的形式将生茶纳入了普洱茶，但是我没能参加会议。
2006年，新的普洱茶定义由云南省质监局颁行：以符合普洱茶产地环境条件的云南大叶种晒青茶为原料，按特定的加工工艺生产，具有独特品质特征的茶叶，普洱茶分为普洱茶(生茶)和普洱茶(熟茶)两大类型。
显然，这个新标准不但否定了云南的03标准，也与农业部的04标准相冲突，但是在企业利益和政府政绩的巨大诱惑下，科学问题被抛开，一切过程就顺利完成了。程达说，将生茶纳入普洱茶，迎合茶企和政府降低门槛的愿望。原来云南人常喝的滇青，即是晒青毛茶，现在摇身一变成为普洱茶，市场价格不可思议地翻了十几倍到几十倍，对未来埋下了巨大隐患。
自入牢笼茶叶生意好时，政府的人总是围着我们转，而现在生意垮了，政府的人也不见了。2009年6月，勐海县城边茶市场上的一群茶商说。前两年打麻将都是100元起价，现在只能玩一元两元，茶叶真的赚不到钱了。
事实上，普洱茶在2007年下半年突然价格崩盘与媒体的报道有关，与普洱生茶的真实市场情况有关。2007年年中，央视二台报道云南普洱茶没有宣传的药理作用，媒体基于普洱生茶(一般不发酵绿茶)实验结果的报道，全面否定了真的后发酵普洱茶已有的特殊药理作用。
这使云南政府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云南知名茶人邹家驹说，如反驳央视说生茶不是酱洱茶，标准已赫然列立；如说生茶是普洱茶，自己已经钻进了否定的实验结果和舆论。
事实上，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药理研究室主任杨崇仁教授采集大量生茶和熟茶样本进行了一年多的实验，结果证实后发酵普洱茶才具有宣传的药理作用，但杨教授的试验成果因可能冲击庞大的生茶市场而被有关部门打入了冷宫。
所谓普洱生茶(生饼)应该是一种绿茶，根本就不是普洱茶。西南大学食品科学院教授刘勤晋在2009年6月说，普洱茶最关键的是它特殊的生产工艺，也就是在渥堆过程中，特定的环境下会促使一种特殊菌类的生长。而生饼即使储藏一段时间，由于环境的不同，不一定能够达到普洱茶那种菌类构成。
程达表示：之所以发酵后的普洱茶拥有降血脂等功效，是因为其已经含有洛伐他汀，这种成分是发酵过程中微生物的代谢物。
本在市场已经被商家有意热炒的普洱生茶在云南06新标准颁布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一方面是新出现了许多企业生产普洱生茶，另一方面是有许多原来生产普洱熟茶的企业出于时间、成本和利润等方面考虑也纷纷把生产重点转成生茶。一时间，普洱生茶的产量、销量突飞猛进，除了顺利承袭了之前普洱(熟)茶的高价，个别时候甚至价格还超过传统意义的普洱茶(熟茶)因为具有无限升值潜力。
这里面最大的原因就是很多人都相信政府，相信了生茶也是普洱茶，更相信了不良商家宣传的存茶肯定会增值的宣传。刘勤晋教授表示，理论上普洱生茶摆放多年后也可以自然发酵成普洱熟茶，但由于普洱茶的发酵过程对环境、时间、湿度和温度等各方面都有着较高的技术要求，所以缺乏经验的一般人投资存生茶都有成为废茶的失败风险，而不是一劳永逸地升值。
邹家驹表示，如果严格按照03标准的定义，上世纪70年代以来普洱茶的年产量不过三四千吨左右，而到2006年云南官方公布的普洱茶(按06标准)的产量达到8万吨，2007年这个数字是10万吨，其中生茶占了大部分比例。
与此同时，普洱茶市场的畸形繁荣，还使云南勐海、澜沧江流域和西双版纳地区的野生茶林惨遭各路资本的蹂躏，普洱茶市场开始进入混乱的战国时代。在这股浪潮下，由于云南省大部分茶叶原料被用于普洱生茶加工，导致传统的滇红和少部分绿茶产量减少。迅速失去了许多原有的市场。
折衷处理针对社会上愈演愈烈的普洱茶热后的一落千丈，2008年以来，云南省茶叶协会会长黄炳生多次建议抓好普洱茶保护立法和质量标准修订，他认为普洱茶不能以生茶、熟茶来划分，这与普洱茶的后发酵特性相冲突。他同时呼吁云南茶叶界，从茶农到厂家、商家，从教学、科研到技术推广从生产、销售到消费，要做到科学种茶，认真做茶，诚信卖茶，健康饮茶。
普洱茶的运作经验在于，普洱茶的文化和历史比其他茶有更大想象空间，所以无论云南的政府、企业还是科研单位都在全力打造普洱茶。居于种种危机的出现与蔓延，云南省决心对普洱茶产业进行法规规范，从而获得最大实惠，使普洱生茶的生存道路越走越长。
2008年10月17日，云南省政府、省农业厅、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在京召开了云南普洱茶标准介绍暨产销座谈会，新近制定并发布的《地理标志产品普洱茶》国家标准于同年12月1日正式实施。此次会议上，云南省政府再次强调了普洱茶包装应清晰标明普洱茶(生茶)或普洱茶(熟茶)，并对生茶工艺：晒青茶精制－蒸压成型－干燥－包装，熟茶工艺中则有后发酵的过程进行了明确指导。
目前，正常条件下储存四五年的普洱茶普遍被认为比一两年的茶品质好，价钱上也要相差很多倍。由于普洱生茶的品质会随储存年份变化在不同程度上趋近于经过后发酵的普洱熟茶，因此市场也出现了以熟茶充当储存多年的生茶的情况，成为普洱茶被炒作的重要原因。而除了商家行为，政府对迅速抬高普洱茶暴利价格的配合工作也不遗余力：普洱市政府就曾经想办法把成本仅为几十元的礼品茶拍卖到9000多元，一时间被议论纷纷。
普洱生茶在市场上出现，的确是普洱茶能够被大肆炒作的一个重要原因。黄炳生说，在如此不切实际的暴利价格面前，一些地方政府非但没有看到其长期危害性，非但不能给予理性、正确的价格引导，甚至在当中推波助澜，贻害众生。
这样的背景下，《普洱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办法》终于在2009年6月1日获得国家质检总局的批准实施。这次的标准对普洱茶的树种资源、产地规划、茶园管理、原料要求、加工工艺、品质特征都做了比较明确的规定，这些标准使市场的规范有据可依，对稳定和提高普洱茶质量有帮助，使消费者的权益有了进一步的保障，成为普洱茶市场和普洱茶产业调整的一个好的开始。
黄炳生说：前两年尽管生茶熟茶都在炒，但是如果没有普洱生茶这个概念的确立和宣传，普洱茶产量肯定没有这么大，商家可以炒作的机会也不会这么多，总之普洱生茶概念带来的问题非常多，可以说是弊大于利。
相比前两年，普洱茶消费趋向成熟和理性，但目前市场总体销售还是不太理想。陈宗懋在2009年6月说，《普洱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办法》的实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普洱茶遭遇的困境，甚至还将长期贻害，核心问题就是普洱生茶的问题。
但是现在木已成舟，国家的法规都出台了，我们再说也没有意思了，想要重新修改普洱茶标准，谁知道要等上多少年?陈宗懋表示。
黄炳生说：不太准确的普洱生茶被推广现在普洱茶的概念的确已经被混淆了。由于传统饮用云南绿茶与后期宣传的原因，也有一部分人对于普洱生茶的概念是接受的，马上取消这样的称呼也不现实。由于普洱茶无论在发酵时间还是发酵程度上都不容易量化操作，所以成为了一些人钻空子的机会。
他说：我希望能够使用折衷的办法来应对目前的困难。该文是着名记者尹鸿伟2009年的一篇旧文，仅供广大茶商或茶友怀旧。
茶马古道同丝绸之路一样，是我国西部自古以来对外交往的商贸通道。它肇始于唐代茶马互市，但千百年来，其功能延伸已远远超出单纯贸易范围。
历史上，茶马古道前端起始有两条路线:一条在云南，一条在四川。四川茶马古道以今四川雅安一带产茶区为起点，由南北两条支线通向西藏地区。雅安边茶从唐代开始传入西藏，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一直是藏族人民喜爱的饮用品。雅安与藏区接壤，两地间容易发生沟通和交流，从最初简单的以物易物，到后来逐渐发展成大规模的“以茶易马”和“茶土交流”，使得从四川雅安到西藏拉萨之间逐渐形成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古代商道。
从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雅安的茶叶就经四川茶马古道(雅安段)运到大渡河以西，这条当年的牦牛道就是我国最早出现的茶道。而雅安，既是茶马古道川藏线的起点，也是最早向西藏输入茶叶的原产地。宋代时，官府曾在雅安设立“茶马司”，清代更将雅安指定为专为藏区生产茶叶的基地之一。
如今，位于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县新店镇的长春村仍保留着一座古建筑，它就是始建于宋神宗熙宁七年的“茶马司”，并“遣官以主之”，专司茶马互市事宜，茶马司是宋以来专管茶政机构所在地。当时名山茶马司属成都府路统领，负责筹集边茶上缴成都府路，同时承担了名山县和百丈县“名山茶”筹措和以茶换马事务。鼎盛时期达到“岁运名山茶二万驮”(每驮50公斤)之多，占官方统筹总数的一半以上。
在天全县始阳镇新中村六组老街边，至今还保留了清代官方储藏边茶的仓库。该房屋坐东向西，占地面积约1500平方米，始建于清康熙年间，由乡绅高炳举修建。高家在清朝前期经营茶叶生意，历经几代，由于经营不善，家道中落，到中晚期被朝廷收购，成为官方茶仓库。
雅安茶马古道还有着特有的背夫文化。茶马古道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是以川藏茶马古道、滇藏茶马古道和青藏茶马古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支线、附线构成的道路系统。这些交通网络中，只有雅安是以人力运送方式为主的一条古道。古道上背夫们当年背茶包歇脚时用拐子杵下的拐子窝仍清晰可见，还有当年照亮背夫行走夜路的灯杆窝子。
“冰崖雪岭插云霄，骑马西来共说劳，多少贫民辛苦状，为从肩上数茶包。白发老人十岁童，淫淋雨汗满云中，若叫富贵说休养，也应开门怕晓风。”这是清朝诗人所写的《过相岭见负茶有感》，字字珠玑，记录着大相岭的古道背夫艰辛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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