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茶经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唐茶业的盛起”精彩内容，帮助大家了解茶文化知识，欢迎大家进行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北方饮茶的普及，是唐朝茶业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据《封氏闻见记》载，唐朝初期，茶在北方还不多饮，开元(713-741年)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禅师，大兴禅教，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始自中地，流于塞外，饮茶由南方而北方进一步传播到西北广大少数民族地区。
这在唐诗中也有反映。如：刘言史《与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说：粉细越笋芽，野煎寒溪浜;徐铉《和萧郎中小雪日作》：征西府里日西斜，独试新炉自煮茶;李洞《和知己任华州》：树谷期招隐，吟诗煮柏茶;李洞《赠昭应沈少府》：华山僧别留茶鼎，渭水人来锁钓船;韩愈《燕河南府秀才得生字》：芳茶出蜀门，好酒浓且消;朱庆余《凤翔西池与贾岛纳凉》：拂石安茶器，移床选树阴;朱庆余《夏日题武功姚主簿》：僧来茶灶动，吏去印床闲;李远《赠潼关不下山僧》：香茗一瓯从此别，转蓬流水几时还;薛903茶史初探能《夏日青龙寺(在今山西稷山)寻僧二首》：凉风盈夏扇，蜀茗半邢瓯;及武元衡《资圣寻(在今山西高平)贲法师晚春茶会诗》等等。
上列诗句提及的地点，分布在现在的晋、冀、鲁、豫和陕、甘等广大地区。我国茶叶主要出产在南方，北方饮茶的普及，当然也促进和表明了当时茶叶贸易的发展。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景德镇)买茶去，去来江口(九江)守空船，就是一个长安艺妓委身茶商以后的叹诉。再如王建《寄汴州令孤相公》：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描写北方一些要会城市，因茶商集聚夜市所呈现的繁华情景。当然，唐朝茶叶贸易的兴盛，自然也推动和标志着我国南方茶叶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据刘禹锡《寄杨八寿州》描写：八公山下清淮水，茗园晴望似龙鳞;李嘉祐《送陆士伦宰义兴》所说：浅疏通野寺，绿茗盖春山;以及项斯的《山中》所吟：蒸茗气从茅舍出，缫丝声隔竹篱间，反映唐朝中期以后，南方不但兴建了一批大型的官营、地主茶园，农家的小块零星茶园，也应运获得了普遍的发展。
cy316.com延伸阅读
陆羽在《茶经一之源》一开头就写道：“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茶树是中国南方的树木，所以，中国的茶业，最初也发生和发展于南方。据植物学家考证，茶树在地球上大约已经有上百万年的历史了，而世界茶树的原产地就在中国的云贵高原一带，包括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的山区，也就是战国时期的巴蜀国所辖境内。
六朝以前的茶史资料也表明，中国茶业，最初兴起于巴蜀。我国的产茶区基本上是循着一个自西向东，由南及北的发展历程。史书《华阳国志》记载，武王伐纣以后，巴为封国，四川的茶、蜜、丹、漆等都是常年贡品。在长沙马王堆轪侯墓出土随葬品的清单中即有“槚”的异体字，可见茶在西汉初期已是侯门的日常饮料，而且还是人死后的随葬品。
西汉时，成都不但已形成为我国茶叶的一个消费中心，而且根据文献记载，很可能也已形成为我国最早的茶叶集散中心，巴蜀茶业名甲全国。
当时有一个叫王褒的人，寓居成都安志里一个叫杨惠的女子家里。这位杨氏是个寡妇，家中有个名叫“便了”的奴仆，因为经常被王褒指使去买酒，很不情愿，又怀疑他可能与主母有染，就跑到已故的男主人墓前去发牢骚，说：“您当初买便了时，只要我看守家里，并没要我为其他男人去买酒。”
王褒知道后，一怒之下，把便了从杨氏手中买了下来。便了心里不愿意但也无可奈何，向王褒提出，将以后凡是要他干的事明明白白写在契约中，否则他有权不干。便了这个要求可谓是自掘坟墓，王褒这人擅长辞赋，精通六艺，为了教训便了，便提笔写下了一篇长约六百字题为《僮约》的契约，列出了名目繁多的劳役项目和干活时间的安排，使便了从早忙到晚，痛哭流涕地向王褒求情说，如是照此干活，恐怕马上就会累死进黄土，早知如此，情愿给您天天去买酒。
这篇《僮约》不过是作者的消遣之作，但却为中国茶史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笔。文中有“烹茶尽具”和“武阳买茶”两句，这是我国，也是全世界最早的关于饮茶、买茶和种茶的记载。前一句反映西汉时在成都一带，不但饮茶已成风尚，而且在地主富家，饮茶还出现了专门的用具。后一句则反映成都附近，由于茶的消费和贸易需要，茶叶已经商品化，还出现了如“武阳”一类的茶叶市场。这就能清楚地看出，不只先秦，而且在秦汉直至西晋，巴蜀都是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重要中心。
一、开埠前上海茶叶对外贸易
（一）唐至明代茶叶对外贸易〈739-1643年）
上海在唐代中期，原属苏州府华亭县（今松江县）的一个江边小镇。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复邑为州时，在嘉兴县设立秀州，划华亭、海盐二县归属秀州，从此上海脱离苏州，转属秀州。
宋代时期，海上贸易巳有发展。初在杭州设立两浙市舶司，管理江浙地区海港贸易。淳化二年〈991年），秀州华亭县青龙镇已有海舶往来，成为重要港口，正式设镇，国内外的商舶已云集此港：自福建（福州〉、漳、泉、越、温、台等州，岁两至；广南、日本、新罗（朝鲜）岁或一至。景佑年间1034~1037年），镇上已有官廨、镇学、税务、监狱、粮仓、茶场、酒坊等。
宋元丰三年1080年），改全国为廿三路，秀州为浙西路，管辖嘉兴、华亭、海盐、崇德（桐乡县）四县。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朝廷委派王安石的重孙王珏提举浙西茶盐，专门管理茶盐税收。
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华亭改县升府，第二年改名为松江府，属嘉兴路、浙西道、江淮行省，上海仍为松江府的一个镇，已设有管理海上贸易的市舶司和商税局等部门。朝廷派有官船出海至琉球、日本、朝鲜、东南亚一带，从事对外贸易。每岁招集舶商，于藩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取，然后听其货卖。据清嘉庆《松江府志》所载，江南顽民率皆私造大船出海，交通琉球、日本、满刺、交趾诸蕃，往来贸易，番由上海出人，地方赖以富饶。元至元廿七年（1290年），上海镇巳有住户72,502家，有榷场、有酒库、有军谥、官署、儒塾、佛宫、仙馆、氓廛贾肆，鳞次栉比，实华亭东北一巨镇也。元至元廿九年〈1292年）春，正式宣布成立上海县。
明代，明太祖重视海外贸易。明元年1368年）在上海地区的黄渡设立市舶提举司，开展对外贸易。明永乐三年。1405年；（，决定派郑和率庞大船队下西洋，宣扬国威，发展贸易。郑和七次下西洋，历时29年，遍行太平洋、印度洋北岸各国，直达非洲东岸，他启航港口，就在上海附近的太仓刘家港。带有中国茶叶、纺织品和陶器等，作为礼品赠送。当时海外船舶，也多来往于此，进行交易。刘家港已成为粮艘、海舶、蛮商、夷贾辐楱而云集，谓之六国码头。后因倭寇侵扰沿海，朝廷实施海禁政策，未能发展成为对外贸易港口。
（二）清代鸦片战争前茶叶对外贸易1644~1840年）
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6月，颁布禁海令严禁沿海省份，无许片帆人海，违者应置重典。这一禁令，对沿海渔民，不啻是断绝生路，对上海海上贸易，也造成流通之银日销，而壅滞之货莫售。民情拮据，商贾亏折。在上海和其他沿海地区，要求开放海上贸易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清康熙廿二年1683年），清兵攻取台湾，郑成功的后代郑克塽投降，沿海抗清势力全部肃清，康熙廿三年〈1684年）下诏令开海贸易。康熙廿四年1685年），解除海禁，设立海关，部分开放海区，准许海上贸易。上海才从清初的海禁严切，四民失调中，渐得复苏。同年七月，清廷派官船十三艘，开赴日本。以后两国商船往来频繁。到康熙、雍正交替之际，从中国开往日本的船队，一年已达80余艘。这些商船几乎都是从上海、宁波港口出入的。其中被日本人称为口船或南京船的沙船，更多属于上海港的船只。从上海到日本的沙船，大的可载50万-60万斤，中等可载20万-30万斤。由上海运去的货物，有生丝、纱绫、棉布、纸张、茶叶、药材、瓷器、文具和书籍等。从日本长崎运来的货物有铜、银、海产、漆器、珍珠等。至此，上海始见茶叶出口国外的记载。海禁初开之时，上海的沙船南来北往，每年络绎不绝，沙船承运的货物数量也随之激增。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而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也由沙船载而北行。
乾隆时〈1757年前），暹罗有船80~90艘，属当地华侨所有，专事商贩中国沿海各港的海船，其中有24艘，专门往来于暹罗和以产丝、布、茶着称的宁波、乍浦、上海之间。至乾隆廿二年1757年），清政府下令，今后外国商船只准收泊于广州一地，不得违例逾越江浙洋面，但这项禁令，实际上也只是针对西方商船而发，至于日本及南洋诸国的商船，往来于广州之外的厦门、上海等地，在所不禁。
嘉庆廿二年1817年）至道光七年〔1827年）的十年间，棉布、丝、茶为中国出口的三大商品，行销于欧、美、亚市场，多数也是从上海港出运的。据《上海碑刻资料选辑》记载，到鸦片战争前夕，上海的商业行业巳有豆米业、土布业、竹木业、酱园糟坊业、食糖业、洋货业、丝绸业、腌腊业、染坊业、茶叶业、药材业、油麻业、南货业、北货业、煤炭业、蜡烛业、盐业、肉庄业、京货帽业、成衣业等几十个行业。其中茶叶业中，巳有茶商45家。说明当时上海已成为茶叶集散地之一。
道光十二年〈1832年〉6月20日，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高级职员林赛lindsay乘阿美士德号船，由澳门出发，先后到了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威海卫、朝鲜、琉球等地。在上海18天期间，他亲睹几百艘商船从东北、华北、福建、台湾、广东、琉球、安南、暹罗等地开来，在吴淞口装卸成千上万吨货物。上海港的繁荣景象，使林赛等人大为惊奇，认为上海将有极大的发展前途。这也成为英帝国主义动用武力，胁迫中国开放五口通商的前奏。1840年6月发动了鸦片战争。1842年8月29日迫使清政府签定了第一个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上海被列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1843年11月17日上海宣布开埠。
南北朝和东晋一样，我国也处于分裂割据的局面。因为这样，所以南北朝茶业和晋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实际内容上，也都存在着直接的承继和连续关系。在这一角度上，也可以说南朝茶业纯粹是东晋茶业发展的一种继续。
举例来说，这一时期和东晋一样，也都建都建康，所以，在南方茶叶生产随经济发展而有相应发展时，江淮和江浙沿海一带的茶业，尤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如三国两晋时，我们从文献中所见的重要茶业产地，几乎全部都在巴蜀和荆楚二地。但是，至南朝时，如《桐君录》所载：西阳(治位今湖北黄冈县东)、武昌、晋陵(今江苏常州)皆出好茗①。《桐君录》又作《桐君药录》，是一部本草类的药书，据考约成书于南朝刘宋时期，从这部药书所刊的三种名茶看，基本上就都属江淮的范围，最东一直到太湖西岸的宜兴一带。又如陆羽《茶经》引《宋录》也载，豫章王子尚等访八公山昙济道人，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再如前面提及的山谦之《吴兴记》所说的乌程温山，出御荈等记载，都反映其时江淮一带，应建康茶叶消费的需要，不仅茶叶生产而且在茶叶质量上，也获得了明显的提高。
再如在礼制上，晋以前只有用茶敬宾待客之俗，至南朝时，进一步运用和扩展到了对祖先神灵的祭祀上。如《南齐书》武帝本纪中提到，萧颐临死前诏曰：祭敬之典，本在因心，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
天下贵贱，咸同此制。②这是萧颐针对当时贵族厚葬糜费提出的改革。在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样二点：一是其时江南饮茶，已和饮酒、吃饭相并列，变成了一种日常生活内容;二是以茶作祭，在萧颐遗诏之前当即流行于民间，遗诏对贵族的实际约束虽然不大，但对后来社会上推广以茶为祭，还是有较大作用的。又陆羽在《茶经》引梁刘孝绰《谢晋安王饷米等启》中也载：传诏李孟孙宣教旨，垂赐米、酒、瓜、笋、菹、膊、酢、茗八种。①这里再次证明，茶在这时已和米、酒一类并列，成为人们寻常的饮食之一;这或许也是后来俗话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前身。另外，后来特别是唐宋时，宫廷有不时向臣下和番使赐茶的礼仪和习惯，我国历史上的赐茶之风，至少从文献来说，可能也即起源于斯。
这里还要指出，南北朝时，尽管南北分裂和北方又长期处于不尚茗饮的游牧民族统治之下，但从史籍记载来看，晋以后北方饮茶虽然未发展起来，可是饮茶似乎也一直继续未断。如《洛阳伽蓝记》中记及，瑍玡王肃从初仕建康后来转投洛阳为官，起初不食羊肉及酪浆，常饭鲫鱼羹和饮茶，一喝一斗，京师士子就讥之为漏,饮而好羊肉和酪浆了。自是朝贵宴会虽设茗饮，不复食，惟江表贱民远来降者好之②。这条史料清楚说明，拓跋魏时，洛阳鲜卑贵族虽不尚茶，但并未禁断南北茶叶贸易。相反，在宫廷中还专门备有茶叶，随时用以招待、宴饮南方的降臣和嗜茶的来客。这说明中原自西晋开始流传饮茶以后，即便东晋、北朝时南北阻隔，北方战乱频仍，但是茶叶仍以其不可中辍的魅力和需要，继续绵延于中原社会。
最后还应一提的，是以歌颂和描写茶叶内容的茶诗茶赋和地方志中的茶事记载，也渐为文人所关注和重视。如陆羽《茶经》中所录的王微吟~--杂诗，鲍令晖的《香茗赋》，以及《坤元录》、《括地图》、《吴兴记》、《夷陵图经》、《永嘉图经》、《淮阴图经》和《茶陵图经》等有关茶事记载，即是南北朝时我国茶业较前进步发展的很好例证。那么，南北朝时茶业和茶叶文化较前究竟有多少进步和发展呢?很难细说，不过，《洛阳伽蓝记》中关于北魏中大夫杨元慎戏辱南方降臣陈庆之的驱鬼词，颇可借喻。《洛阳伽蓝记》称，一天陈庆之得病，求人解治，杨元慎自称能治，庆之也就听凭元慎治疗了。元慎含一口水往庆之身上一喷，嘴里念念有辞说：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侬，语则阿傍，菰稗为饭，茗饮作浆，呷啜蒪羹，唼嗍蟹黄，手把豆蔻，口嚼槟榔，乍至中土，思忆本乡，急急速去，还尔丹阳。①庆之听了这番奚落以后，伏在枕头上说，杨君见辱深矣。这则故事虽然经文人加工，我们对北魏贵族趣笑南方吴人生活习俗那些尖刻言词的，可以不必去推敲，但对于茗饮作浆的吴人的范围，则倒可以去一究。这里提到吴人的地域有二处，一是住居建康，另一是还尔丹阳，即相当今江苏南京和镇江二市及安徽芜湖和宣州部分的所谓两吴之域。但是，这里实际并不是只指西吴或整个三吴的吴地，从手把豆蔻，口嚼槟榔的所指来说，其范围还当包括南越在内的整个三国时东吴的地域。这也就是说，在南北朝时，我国饮茶或茶文化的流传区域，即依中原人的估计，大致也达到包括三国时吴的这样一个范围了。
从历史气候的角度看，唐朝是我国古代对茶业发展最为有利的一个时期，而宋朝的自然条件，较唐朝要严峻得多。据研究，唐朝常年平均气温，比宋时一般要高2～3oC。宋代虽然天气转冷，但茶业和其他社会生产或历史事物一样，通常是不会逆转的。所以，宋朝时尽管茶叶生产北限有所南移，但仍如有的史籍所称，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宋朝茶业的发展，突出反映在建茶的崛起、茶类生产的转制和城镇茶馆的风靡各地这样三个方面。在这三者中间，关于茶类生产的转制，即从传统的紧压茶类，逐步改为生产末茶、散茶，对我国后世茶业的发展，尤有深远的影响。
1.茶业重心由东南移宋朝茶业重心的南移，主要表现在贡焙从顾渚改置建安和闽南、岭南茶业的兴起这两点上。唐朝贡焙之所以设在顾渚，主要是其时气候温暖，茶叶萌芽较早，另是宜兴、长兴离运河和国道较近，采办的贡茶，能赶上天子的清明郊祭和分享王室近臣。唐都长安，宋京洛阳，相距并不遥远，宋朝的贡焙为什么舍近求远，取址交通不便的建安呢？过去史书都称自建茶出，天下所产，皆不复可数，认为主要取决于茶的质量。其实，建茶的内质虽然不差，但改易贡焙的主要原因，还在于气候的变化。宜兴、长兴早春茶树因气温降低，发芽推迟，不能保证茶叶在清明前贡到沐京。而建安的茶叶，如欧阳修诗句所说：建安三千里，京师三月尝新茶，说明还与其地产茶较早，能三月贡到京师有关。
以建茶为贡，并非始自宋代，最早是五代闽和南唐时就开始的。据吴任臣《十国春秋闽康宗本纪》记载，通文二年（公元937年），国人贡建州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这是建茶入贡的最早记载。公元945年，闽为南唐所亡，《十国春秋南唐元宗本纪》载，保大四年（公元946年）春，命建州制的乳茶，号曰京挺腊茶之贡。始里贡阳羡茶。南唐建都金陵，唐朝顾渚贡焙近在咫尺，其灭闽后，罢贡阳羡茶，命贡建州京挺的乳茶，显然其时已受气候的影响，顾渚作为贡焙，已不如建茶作贡为佳了。所以，宋朝罢顾渚紫笋改贡建安腊面茶之说，确切地讲，是肇始于南唐李jǐng，宋承南唐旧制。
建茶名冠全国，其生产的发展和制茶技术的卓着，主要还是宋代的事情。唐陆羽《茶经》中对福州建州一带出产茶叶的质量，称未详，往往得之，其味极佳；说明唐朝中期，建茶产量不多，在社会上影响也不大。五代末年虽然开始入贡和建立贡焙，但其时社会动荡不定，加之时间不长，所以也未出名。来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后，天下一统，君王又恢复到一个极其神圣的地位，贡焙因进御所享，其茶叶采制，精益求精，建茶名声愈来愈大，以至后来成为中国团茶、饼茶制作的主要技术中心。
建安贡茶，以北苑、壑源所产最佳，佛岭、沙溪次之，东宫、西溪又次。其贡起初数量不多，哲宗元符（公元1098～1100年）时增加到18000斤，至徽宗宣和（公元1119～1125年）时，每年更增至47100多斤。而且贡茶的名目、制形，开始也比较简单，后来追新求异，愈来愈加繁费。如太平兴国（公元976～983年）时，贡品主要为龙凤茶；到至道初（公元995年），主贡石乳、的乳、白乳等品；咸平（公元998～1003年）中，丁谓造龙凤团（即大团茶）以进，八饼一斤；庆历（公元1041～1048年）时，蔡襄又造小龙团输贡，二十余饼一斤；元丰（公元1078～1085年）间造密云龙，绍圣（公元1094～1097年）间造瑞云翔龙，大观（公元1107～1110年）初造白茶，后又造三色细芽及试新、贡新等，到了宣和庚子（公元1120年），郑可简又造银xin水（一作冰）芽及方寸新（一称龙团胜雪），等等。总之，宋朝北苑贡茶，名目繁多，时时在变，新制一出，旧茶即被压倒和淘汰。因此，一些媚上者，也挖空心思专以更新贡品为务。有些贡茶，费工费钱，法殊名雅，实质中看不中尝。如一度为徽宗赵佶《公元1101～1125年）所尚的冰芽或水芽，就是一例。据南宋时庄季花写的《鸡肋编》（公元1139年或稍后）记载：茶树高丈余者极难得，其大树二月初因雷进出白芽，肥大长半寸许，采之浸水中，埃及半斤，方剥去外包，取其心如针细，仅可蒸研以成一，故谓之水芽。初进止二十，谓之贡新，一岁如此者，不过可得一百二十而已。其剥下者，杂用于龙团之中，采茶工匠几千人，日支钱七十足。旧米价残，水芽一，犹费五千；如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一十二千足尚未能造也，岁费常万缗。
北苑贡茶采制的讲究，对焙外乃至建安周围制茶技术的促进和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1148～1167年）称：石门、乳吉、香口三外焙，亦隶于北苑，皆采摘茶芽，送官焙添造，每岁麻金共二万余缗，日役千夫，凡两月方能讫事。惟壑源诸处私焙茶，其绝品亦可敌官焙，自昔至今，亦皆入贡，其流贩四方，悉私焙茶耳。表明了宋朝建安的贡焙或官培虽只北苑一地，但其相邻的外焙和周围的私焙，已形成为一个生产和技术的有机整体，不只官焙在技术上对周围有示范、普及的作用，周围私焙对官焙也有品质上的竞争和促进作用。
宋朝建安在全国茶叶生产技术上的重要地位，还可以从茶书上得到反映。据统计，从现存的文献中，可查到的宋代的茶书目录共25种，其中属于建安地方性的茶书，就有丁谓《北苑茶录》（佚）三卷，周维《补茶经》（佚）一卷，刘异《北苑拾遗》（佚）一卷，蔡襄《茶录》二卷，宋子安《东溪试茶录》一卷，黄儒《品茶要录》一卷，吕惠卿《建安茶记》（佚）一卷，赵佶《大观茶论》，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一卷，曾伉《茶宛总录》（佚）十二卷，《北苑煎茶法〉（佚）一卷，赵汝砺《北宛别录》，章炳文《壑源茶录》（佚）一卷，《茶苑杂录》（佚）一卷，共14种。其中有些茶书，如《大观茶论》，严格说不属地方性茶书，但其内容以建茶为主，所以不妨也列作建茶着作一类。茶书是茶叶科技和文化的集中反映，以上论述建安茶的地方性茶书占了宋代整个茶书的一半以上，从而不难看出建安在当时茶叶生产技术上所享有的突出地位。
与宋朝茶叶生产技术中心南移相伴随，唐时茶叶生产还不曾发展的闽南和岭南一带的茶业，明显地活跃和发展了起来。举例来说，在陆羽《茶经》中，我国南方南部各地的产茶情况，只提到思、播、费、夷、鄂、袁、吉、福、建、象十一州，陆羽对这些州茶叶质量的情况还不怎样清楚，仅称往往得之，其味极佳；至于这些州邻近或更南的其他州的情况，无论是《茶经》还是其他史籍，都没有或很少提到了。
但是，入宋以后，情况就明显两样了，如《太平寰宇记》（乐史撰，约公元987年）对中国南方产茶的记载，就较唐朝要详细和丰富得多。其江南东道载：福州土产茶；南剑州土产茶，有六般：白乳、金字、蜡面、骨子、山挺、银字；建州土产茶（原注略，下同），建安县茶山在郡北，民多植茶于此山；邵武军土产同建州；漳州土产蜡茶；汀州土产茶。江南西道有：袁州土产茶；吉州土产茶；抚州立产茶；江州土产茶；鄂州土产茶；岳州王朝场，本巴陵县地，后唐清泰三年（公元936年），潭州节度使析巴陵县置王朝场，以便人户输纳，出茶；兴国军土产茶；潭州土产茶；衡州土产茶，衡阳县茶溪，《括地图》云，临蒸县东一百四十里有茶；涪州宾化县，按：《新图经》云：此县民并是夷僚，露顶跃足，不识州县，不会文法，与诸县户口不同，不务蚕桑，以茶蜡供输；夷州土产茶；播州土产生黄茶；思州土产茶。岭南道的记载是：封州立产春紫笋茶，夏紫笋茶；邑州上林县都茗山在县西六十里，其山出茶，土人食之因呼为都茗山；容州土产竹茶。《太平寰宇记》是北宋建元不久太宗时的作品，与陆羽《茶经》有关南国的资料相比，可知从五代和宋朝初年起，因气候由暖转寒，中国南方南部的茶业，较北部更加迅速地发展了起来。
宋代中国南方南部茶业的发展，还可从与茶业相关的茶具生产来得到印证。宋代风尚斗茶，如梅尧臣和苏辙诗句：兔毛紫盏自相称，清泉不必求虾蟆；蟹眼煎成声未老，兔毛倾看色尤宜。斗茶最时尚的兔毫茶面或茶盏，就以建州、吉州最为着名。另如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载：茶具，雷州铁工甚巧，制茶碾、汤瓯、汤匮之属，皆若铸就，余以比之建宁所出，不能相上下也。夫建宁名茶所出，俗亦雅尚，无不善分茶者；雷州方啜登茶，奚以茶器为哉。至于长沙出产的茶具，则更加有名，《清波杂志》称：长沙匠者，造条器极精致，工直之厚，等所用白金之数。士夫家多有之，置几案间，但知以侈靡相夸。只有精于茶事，才能俗亦雅尚，讲究到茶具。由此也可看到其时我国南国茶业发展的情况。
2.茶类的演变宋元茶叶生产发展的另一特点，是这一时期茶类生产由团饼为主趋向以散茶为主的转变。唐时虽然也有如刘禹锡在《西山兰若试茶歌》中所说：目傍芳丛摘鹰嘴，斯须炒成满室香一类的炒青和蒸青，但基本上和六朝以前的旧俗一样，主要生产团茶、饼茶。至北宋前期，仍和过去一样，生产以团饼为主的紧压茶类。而且，有些地方，如北苑贡茶，在技术上日趋精湛，不断创新，还把中国古代团茶饼茶的生产和技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但是，宋朝团、饼制作更精，可是工艺繁琐，煮饮也比较费事，在饮茶愈益普及特别是有更多的劳动人民加入饮茶行列的情况下，原先的传统生产格局，无疑会发生一些变革。
宋朝茶类生产的变革，首先是适应社会上多数饮茶者的需要。加入饮茶行列的劳动者，不仅要求茶叶价格低廉，而且希望煮饮方便，于是，在过去团、饼工艺的基础上，蒸而不碎，碎而不拍，蒸青和蒸青末茶，应运逐步发展了起来。如北宋葛常之在一篇论述茶叶的文章中称，唐朝的阳羡茶，由李郢的《茶山贡焙歌》蒸之馥之香胜梅，研膏架动声如雷之句可以看出，其为团茶无疑，自建茶入贡，阳羡不复研膏，谓之草茶而已。这就是说，宋朝一些茶叶产地，包括唐朝专门来造贡茶的宜兴、长兴一带，自不再作贡时，也自然地适应社会需要，改造团饼为生产散茶了。
在宋时的一些文献中，团、饼一类的紧压茶，称为片茶，对蒸而不碎、碎而不拍的蒸青和未茶，称为散茶。据有关文献记载，宋朝主要生产片茶的地区有兴国军（湖北阳新）、饶州（江西鄱阳）、池州（安徽贵池）、虔州（江西赣州）、袁州（江西宜春）、临江军（江西清江）、歙州（安徽歙县）、潭州（湖南长沙）、江陵（湖北江陵）、岳州（湖南岳阳）、辰州（湖南沅陵）、澧州（湖南津市）、光州（河南横川）．、鼎州（湖南常德）以及两浙和建安（福建建瓯）等地。出产散茶的地区，主要有淮南、荆湖、归州（湖北梯归）和江南一带。
宜兴和长兴等一些地方，虽然在北宋初期就由团、饼改制散茶，但在宋朝大多数时间中，片茶的生产和产地，仍一直多于散茶。换句话说，在生产格局上，仍然是团茶、饼茶略占优势。直至元朝散茶才明显超过团、饼，成为主要的生产茶类。元朝中期刊印的《王祯农书》中即反映；当时的茶叶有茗茶、末茶和腊茶三种。所谓茗茶，即有些史籍所说的芽茶或叶茶；末茶是先焙芽令燥，入磨细碾而成；至于腊茶，是腊面茶的简称，即团茶、饼茶焙于以后，用蜡状的粥液结面保存，实际即团茶或饼茶。这三种茶，以腊茶最贵，制作亦最不凡，所以此品惟充贡茶，民间罕见之。在元朝至少在元朝中期以前，由《王祯农书》记述的实情来看，这时除贡茶仍采用紧压茶以外，在我国大多数地区和大多数民族中，一般只采制和饮用叶茶或末茶。元末明初人叶子奇撰写的《草木子》（1378年）一书中指出，元朝建宁的贡茶，虽然比宋朝的龙团风饼要简约一些，但是民间止用江西未茶、各处叶茶。
宋末和元朝由过去传统的生产团饼为主，改变为以生产散茶为主，这还可以从我国茶书和有关农书的内容中得到证明。现存的唐宋茶书和茶叶文献中，谈到茶叶的采造，只讲团饼工艺，可是至元朝以后，在《王祯农书》和《农桑撮要》一类农书中，谈到制茶，就主要介绍蒸青和蒸青末茶了，很少介绍或根本不提团茶、饼茶的采制方法。非常明显，茶书或农书中对制茶工艺的介绍，在一定程度上，是当时社会茶类生产的反映。如《王祯农书》关于茶叶的采造藏贮之法，就主要介绍蒸青一种。其称茶叶来之宜早，率以清明谷雨前者为佳。采讫，以甑微蒸，生熟得所；蒸已，用筐箔薄摊，乘湿略揉之，入焙匀布火，烘令干，勿使焦。编竹为焙，裹若覆之，以收火气。这也是中国有关散茶或蒸青绿茶采制工艺的最早完整记载。但是，在同一本书中，对唐、宋时重点介绍的团饼工艺，却讲得十分简略，只称择上等嫩芽，细碾入罗，杂脑子诸香膏油，调剂如法，印作饼子制样等简单几句，没有把过程讲清，表明其时团饼生产已过时而无须再详作介绍了。
不过，这里也须说明，团饼生产的过时，是指汉族地区茶叶的主要生产、消费而言的。事实上，团饼作为一种传统或特种茶的生产、消费，不只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就是在明清的某些汉族地区中，仍然有着一定的市场。所以，宋元中国茶类生产的改制，是我国制茶和茶叶文化发展合乎规律的必然结果。团饼和散茶的这种变化，不是新与旧的对立替代关系，而是两个并列组分之间的数量消长关系。如散茶，在北宋团饼生产占统治地位或处于高峰的时期，其生产和技术仍然取得了许多明显发展。这可以从欧阳修的《归田录》（公元1067年）得到证明，其称腊茶出于剑建，草茶盛于两浙，两浙之品，日往为第一；自景佑已后，洪州双井白芽渐盛，近岁制作尤精，其品远出日注上，遂为草茶第一。说明北宋初期，在建安设立贡焙，团茶、饼茶得到顺利发展的同时，浙东和浙西一带出现了向散茶转化的高潮，而且还创造出了日注这样的名茶。宋仁宗时，蔡君谟漕闽创小龙团以进，欧阳修称小团一斤，其价直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就在建安贡茶由小龙团推向高峰的同时，散茶的区域，也由浙西推至洪州一带，并且很快创制出双井白芽这样名盖日注的第一草茶来。这些事实表明，散茶和团饼的发展，至少在技术上是不矛盾的，而且还具有一种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所以，宋元茶类生产的改制，是顺应多数茶叶消费者简化制茶、减少烹饮手续需要的一种自然发展。
终宋一代，基本上都是处于我国茶类生产由团饼向散茶转折或过渡的阶段。这一转变，从现象上说，似乎只是制茶工艺和茶类生产上的改制，但实际上涉及到茶文化的许多方面，中国上古传统的制茶工艺和烹饮习惯，就是通过宋元茶类的改制，转入明清，走向近代发展之路的。
此外，茶馆文化的兴起，亦是宋、元茶事的一个特色。
对于“滇红”，其实只要是喝茶的人没有不知道的，因为其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诞生方式，总让人对“滇红”有一种割舍不下的情节。
1938年春，应中茶公司寿景伟、吴觉农先生的委派，知名茶界人士冯绍裘在云南的凤庆凤山发现了质地很好的大叶种茶，成就了“滇红”这个著名的品牌。在冯绍裘等人的努力下，1939年伴随“滇红”的诞生创建了“顺宁实验茶厂”，1954年该厂随县名改为“云南省凤庆茶厂”。由于“滇红”独特的茶业品质和口感，很快风靡了全世界。“滇红”问世之后，国际市场上齐加赞赏，认为外形内质都好，可与印度、斯里兰卡红茶媲美。早在上世纪40年代，凤庆生产的“滇红”就已经出口到英美等国，据说英国女王将“滇红”置于透明器皿内作为观赏之物，视为珍品。解放后，“滇红”又进一步得到发展，现在“滇红”已占云南省茶叶出口量的85％。很长一段时期内，“滇红”一直是国家茶叶出口定点生产企业，生产的滇红系列产品为国家出口创汇、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1996年，云南省凤庆茶厂改制为云南滇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目前，云南滇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集种植、生产、加工、科研、销售于一体的民营股份制茶叶企业，总资产达1.7亿元，注册资本3093万元，有员工520人，4条CTC红碎茶生产线，年生产加工能力10000吨。“凤牌”滇红茶、普洱茶是有70多年历史的知名品牌，曾先后荣获国家质量银质奖、中国名茶、国家外事礼茶等荣誉称号，被评为“中国茶叶名牌”、“云南省著名商标”。“王子冠牌”绿茶连续三年获“云南省消费者喜爱商品”、“云南省著名商标”等荣誉。“滇红”在为当地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为当地茶农增收创造了一条康庄大道。
优质基地造就优质名茶
谈到“滇红”的辉煌，总有人会发出这样的疑问：独辟蹊径的“滇红”何以能一直屹立于业界，数十年丝毫不改颜色，又何以在新时期的市场竞争中总是立于不败？
云南滇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用一句话高度概括了“滇红为什么这样红”??“滇红的成功，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气候条件，优良的自然地理环境。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一代代滇红人，把青春和智慧与茶叶紧紧相连，才成就了滇红集团的过去、今天，也将成就滇红集团的未来。”
诚然，“滇红”发展到今天，所生产的产品已经涵盖了10多类130多个规格。而其最大的特点是，公司拥有基地茶园3万多亩，其中有2万亩通过了瑞士IMO国际有机茶的认证和欧盟认证，这在今天公认的原料决定成败的茶业界内，无疑占有了最大的先机。到过凤庆凤山茶园的人们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这里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澜沧江畔优良的生态环境，造就了品质独特的凤庆大叶茶资源。如果放在大环境来考察的话，由于凤庆县总的气候特点属于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热同季，干凉同季，四季如春，有海洋性气候的优点，造就了“高山云雾产名茶”的独特茶区气候特点。加上光能资源的独特性，最适宜茶树遗传性的要求，对茶叶速生快长，增加采摘批次极为有利。并且这里从不下雪，四季如春，土壤肥沃，茶树生长旺盛，采摘期长，从三月初到十一月底，一年九个月都有芽叶可采，量多质优，实为大叶种优良茶区，和凤庆茶区悠久精湛的制茶技艺为公司生产凤牌滇红茶、凤牌普洱茶等系列品牌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正是拥有这样的资源优势，使“滇红”更具有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用老品牌打造新产业
如果说“滇红”的成功是因为历史悠久造就的辉煌，那么，由滇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制的普洱茶的成名，则彰显了“滇红”人在做茶方面独到的方式和超人的智慧。
在市场风云变幻的情况下，云南滇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积极应对挑战和竞争，严把质量关，“凤牌”普洱茶在市场上获得了广泛好评，先后获得广州国际茶文化节金奖、云南省首届普洱茶博览会“茶王”等称号，在“中国临沧首届茶文化博览会”和刚刚结束的第二届临沧茶博会上，“凤牌”普洱茶都是临沧茶品中较受青睐的产品而备受追捧，各地订单纷至沓来。目前，“凤牌”普洱茶已经拥有10几个品种，主要销往北京、上海等省市，还出口俄罗斯、美国等国家。
在“滇红”看来，做普洱茶能够取得与做红茶一样的成功，除了拥有优质原料以外，更重要的是，他们找到了做大做强茶产业的发展规律和特色之路，即质量决定一切，结合“滇红”的历史积淀，融入现代时尚品饮，滇红集团通过老品牌打造新产品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
除了红茶和普洱茶，滇红集团还在绿茶、茉莉花茶、袋泡茶、速溶茶等几大类产品上全面开花，在迎来企业最具发展活力的今天，“滇红”正在创造着更大的辉煌。
茶在国外的传播
由于我国茶叶生产及人们饮茶风尚的发展，还对外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朝廷在沿海的一些港口专门设立市舶司管理海上贸易，包括茶叶贸易，准许外商购买茶叶，运回自己的国土。唐顺宗永贞元年，日本最澄禅师从我国研究佛学回国，把带回的茶种种在近江（滋贺县）。815年，日本嵯峨天皇到滋贺县梵释寺，寺僧便献上香喷喷的茶水。天皇饮后非常高兴，遂大力推广饮茶，于是茶叶在日本得到大面积栽培。在宋代，日本荣西禅师来我国学习佛经，归国时不仅带回茶籽播种，并根据我国寺院的饮茶方法，制订了自己的饮茶仪式。他晚年著的《吃茶养生记》一书，被称为日本第一部茶书。书中称茶是圣药、万灵长寿剂，这对推动日本社会饮茶风尚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宋、元期间，我国对外贸易的港口增加到八九处，这时的陶瓷和茶叶已成为我国的主要出口商品。尤其明代，政府采取积极的对外政策，曾七次派遣郑和下西洋，他游遍东南亚、阿拉伯半岛，直达非洲东岸，加强了与这些地区的经济联系与贸易，使茶叶输出量大量增加。
在此期间，西欧各国的商人先后东来，从这些地区转运中国茶叶，并在本国上层社会推广饮茶。明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荷兰海船自爪哇来我国澳门贩茶转运欧洲，这是我国茶叶直接销往欧洲的最早纪录。以后，茶叶成为荷兰人最时髦的饮料。由于荷兰人的宣传与影响，饮茶之风迅速波及英、法等国。
1631年，英国一个名叫威忒的船长专程率船队东行，首次从中国直接运去大量茶叶。
清朝之后，饮茶之风逐渐波及欧洲一些国家，当茶叶最初传到欧洲时，价格昂贵，荷兰人和英国人都将其视为贡品和奢侈品。后来，随着茶叶输入量的不断增加，价格逐渐降下来，成为民间的日常饮料。此后，英国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茶客。
印度是红碎茶生产和出口最多的国家，其茶种源于中国。印度虽也有野生茶树，但是印度人不知种茶和饮茶，只有到了1780年，英国和荷兰人才开始从中国输入茶籽在印度种茶。现今，最有名的红碎茶产地阿萨姆。即是1835年由中国引进茶种开始种茶的。中国专家曾前往指导种茶制茶方法，其中包括小种红茶的生产技术。后发明了切茶机，红碎茶才开始出现，成了全球性的大宗饮料。
到了19世纪，我国茶叶的传播几乎遍及全球，1886年，茶叶出口量达268万担。西方各国语言种茶一词，大多源于当时海上贸易港口福建厦门及广东方言中茶的读音。可以说，中国给了世界茶的名字，茶的知识，茶的栽培加工技术，世界各国的茶叶，直接或间接，与我国茶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总之，我国是茶叶的故乡，我国勤劳智慧的人民给世界人民创造了茶叶这一香美的饮料，这是值得我们后人引以自豪的。
北宋是我国历史上茶叶生产的重要时期。当时，茶叶作为重要的商品，种植区域较前代更为扩大，制作工艺也更为严格和精细，茶叶产量不断增加，新的品种不断出现。与此同时，文人墨客在品饮之余，著书立说，写下了大量以茶为题的文章、著作。此外，由茶业引起的农民起义也时有发生。所有这些，使茶业成为北宋社会经济过去。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就北宋茶业的发展状况及原因，略作论述。
北宋茶业的发展，首先表现为产茶区域的扩大。据陆羽《茶经》记载，唐代时全国产茶州军为43个，可以认为此数字基本反映了唐代茶叶生产规模。而宋代绍兴末年仅东南十路就有60个州，242个县产茶。虽然此数字统计于南宋，不能确切代表北宋产茶区域,但反映了从唐至宋几百年间，我国产茶区域不断扩大的事实。又据《宋史》和《文献通考》记载，北宋产茶地区，江南有十州五军;两浙有十二州;荆湖有七州一府一军。其中江南的江、池、饶、信、洪、抚、筠七州和兴国、临江两军，两浙的处、温、衢三州，荆湖的鼎、澧：岳丨归、峡五州为《茶经》所未提及，此非陆羽的疏忽,而是唐代时这些地区尚未产茶的缘故。仅此，北宋产茶州宰便比唐代多了17个。《太平寰宇论，土产》也载，北宋产茶州军凡58个。故就产茶地区而言，北宋茶叶生产的规模无疑超过了唐代。
其次，北宋茶业的发展还表现为制茶工艺水平的提高。《茶经》论载唐代制茶工序为六道,但无详细操作过程。据《北苑别录》载，北宋制茶工艺有所简化，操作要求非常严格。具体如
1、蒸茶茶芽再四洗涤，取令洁净，然后人甑，俟汤沸蒸之。”
2、榨茶：“茶既熟……须淋洗数过，方人小榨去其水，又入大榨去其膏。先是包以布帛，束以竹皮，然后大榨压之，至中夜取出菜匀，复人前入榨，谓之翻榨，彻晓奋出，必至于干净而后。
3、研茶每水研之，必至于水干茶熟而后已。”
4、造茶：“凡茶之初出研盆，荡之欲其匀，操之欲其腻，然后人圈制纟夸,随过黄有方。”
5、过黄：“初人烈火焙之，次过沸汤iWS之，凡如是者三而后宿。一日，逐过烟。焙之火了欲烈，烈则面炮而色黑;又不欲烟，烟则香尽而味焦。但取其温温而已。”
从这些记载看，北宋对制茶工艺、技术要求甚高，并形成了一整套严格和精细的操作程序。当时还将制茶过程总结为“择之必精，濯之必洁，蒸之必香，火之必良”几个原则。通常，文献中关于生产技术如此详细的记录，不可能为前人文献的重复，《北苑别录》所载又是北宋著名茶园北苑的生产情况，故当反映了北宋制茶水平的提髙。张舜民《画墁录》也指出：“迨至本朝，建溪独盛，?采培制作，前世所未有也。”
康乾盛世时期政治稳定、国家统一，皇帝也意识到，挣钱才是硬道理。在这样的大形势下，茶业经济也开始进入发展时期。康熙二十三年皇帝下诏废止“海禁”政策以通商裕国，随后又颁发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更值得一提的是康熙、乾隆皆好饮茶，对于上流社会饮茶风习的推动，对于促进各地名茶发展，推动饮茶文化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清初，茶叶延续明代之制，仍为政府实行专卖的商品，一般人是不能随意贩运的。康熙二十三年开海禁以后，清代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茶叶的外销日趋增加。尤其在“五口通商”之后，茶叶外销急剧扩大，当地茶商藉地利之便获得了发展。
一项重要的种植技术在清代出现了，这就是扦插无性繁殖技术，改变了前代茶树只能用茶籽种植的旧观念，茶叶的产量有了很大的提高。茶类也在清代不断丰富，由于外销红茶供不应求，清代工夫红茶品种不断增多，而乌龙茶亦在清代产生，著名的铁观音也是在那个年代产生的。
鸦片战争之后，国际茶叶市场对华茶需求剧增。中国茶的种植面积、产量、茶叶出口贸易迅速扩大。至光绪十二年，创华茶出口历史最高纪录，达到13.41万吨。茶叶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中国人用地里长出来的茶叶换世界的真金白银，让列强们为之眼红。
相关推荐 更多 +
最新更新 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