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雅安的新名片——藏茶”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雅安的新名片——藏茶”相关知识！
茶马古道上，最艰辛的路程就是雅安至康定。
背夫要背着沉重的茶包在这里徒步翻山越岭。由于负重行走，背夫们十步一歇，每天的行程大概为10公里。因此，在这段200多公里的路段当中，每隔约10公里就有一个村庄，村庄里都会有数十家茶店，这就是当时背夫在古道上投宿的驿站。
茶马古道其实就是运送藏茶走出来的。雅安藏茶(南路边茶)传统制作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甘玉祥说，茶马古道的形成离不开藏茶，可以说是有了藏茶才有了古道。在四川省雅安市，甘玉祥创办的友谊茶厂就位于雅安市近郊多营镇川藏公路交通主干线，是茶马古道从雅安出发的第一个驿站。如今，它常常被称为茶马古道第一站。
甘玉祥出生于藏茶世家，祖祖辈辈都是茶农。据他讲述，他父亲甘绍郁当年独具慧眼，不仅开创了甘氏茶庄，将所有当地手工作坊的茶统一销往藏区，还把祖辈做藏茶的独门绝技传承了下来。上世纪90年代初，传承藏茶的担子落在了甘玉祥的身上。
1992年，甘玉祥创办四川雅安友谊茶叶有限公司。秉承父辈对茶业和对西藏的特殊感情，甘玉祥全心全意致力于将先辈代代相传的藏茶传统技艺完整保留，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数以万次的试验，他找到了藏茶发酵三要素的最佳结合点。
经过10多年不懈努力，甘玉祥将藏茶长期以来的两个品种康砖和金尖，在短短4年内增加到了50余个品种。此外，他还提出藏茶汉饮、边茶内销、粗茶细作的发展战略思路，彻底改变了1000多年来藏茶只供藏区饮用的历史，以敏锐的眼光，将藏茶推向国内外市场。近年来，藏茶汉饮成了雅安藏茶行业持续发展的指导性思想，藏茶也成为雅安的一张新名片。
2008年11月14日，雅安藏茶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这为雅安藏茶的发展给予了有力的保护。为此，在文化部门的领导下，当地成立了藏茶技艺传习所，目的是将神奇的藏茶技艺发扬光大，实现藏茶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的美好愿景。
2011年10月，雅安友谊茶叶有限公司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据了解，四川仅有3家。
作为藏茶的传承人，甘玉祥有一个心愿：打造藏茶文化园区。甘玉祥说：把祖先留下的藏茶传统制作技艺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下去，同时发扬雅安的藏茶文化，让雅安藏茶产业不断地发展壮大。目前，友谊茶叶拥有国家级传承人1名，省级传承人1名，另外还有5名技术人员作为传承候选人在严格学习藏茶的传统制作技艺。
藏茶是茶马古道上的一颗耀眼的明珠。相信随着国内外学者专家对茶马古道研究的深入，藏茶将随着茶马古道扬名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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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真茶性冷，唯雅州蒙山出者温而主祛疾。蒙山，自古便与青城、峨眉并称为蜀中三大名山，以茶而闻名于天下。蒙山茶从唐玄宗天宝元年入贡皇室，直至清末，贡茶历史达1169年。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有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的佳句。
雅州，即今天的雅安。境内的蒙顶山脉年降雨量2200毫米，全年日照仅100多天，多雨、多云、多雾、空气清新，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为雅安成为世界茶的故乡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传说2000多年前，有位叫吴理真的道士在蒙山种下七株茶树，取甘露井水熬煮，创造了茶这个流芳百世的饮品。
《史记周本纪》载，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伐纣，南(四川)八部族贡武王荼(茶)。《西藏政教鉴附录》：茶叶自文成公主入藏地（即雅安所产龙团、凤饼茶，贡奉朝廷后作和蕃礼品带进藏区）之后，雅安藏茶源源不断输入西藏，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
唐宋时期，雅州出产的茶叶源源不断地通过西南边陲运往西藏，形成初具规模的南路边茶。当时的政府曾用茶来换取西藏的战马，这就是著名的茶马互市。由于朝廷对茶叶的生产和贸易实行高度垄断，在茶马古道上有朝廷设立的茶马司、买马场、验茶关等机构，目前雅安境内遗留的古茶马司遗址就有六个。
宋朝在榷茶制、茶马互市和以茶治边等茶政的实施上，达到了我国古代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官榷茶叶不仅为了买到更多的马，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茶叶的垄断，达到以茶治边的目的。据《天全县志》载：宋朝熙宁年间，天全茶马比价为一匹马换茶一驮。崇宁年间一匹四尺四寸大马，换茶120斤。到了明代，改为上等马一匹易茶百斤，中等马一匹易茶80斤，下等马一匹易茶60斤。随着互市规模不断扩大，朝廷换得马匹增多，雅安输入藏区的茶叶数量也逐渐增多。唐代时大约为几十万斤，宋代已达到近200万斤，明代增至400万斤以上。
由于历朝历代的茶马互市，就产生了茶马古道。茶马古道的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川藏道，由四川的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马塘、昌都至拉萨，再经日喀则出境到尼泊尔、缅甸、印度，史称川藏茶马古道；另一条路线从云南省普洱茶原产地（今西双版纳、思茅等地）出发，至拉萨。所谓茶马古道，实际上就是一条地道的马帮背夫之路。
茶马古道沿途，同时也是转经朝圣道路的必经之路，一些民间艺术家们于过去漫长的时日中，在路边的岩石、玛尼堆上绘制和雕刻了无数的经文咒语、佛陀、菩萨和许多高僧的形象，还有一些神灵的动物形象，如鱼、蛇、猫、海螺，那些造像为古道那漫长的旅途增添了一份神圣和尊严，也为那遥远的地平线增添了几许神秘
藏茶自有记录以来，就是藏族同胞的主要生活饮品，按历史时期和各地风俗不同又称为大茶、马茶、乌茶、黑茶、粗茶、南路边茶、砖茶、条茶、紧压茶、团茶、边茶等。千百年来，藏茶成为生活在青藏高原藏区各族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藏族同胞一直有着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生活习惯。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销往藏区的边茶生产。2008年，南路边茶（雅安藏茶）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1年，雅安藏茶企业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雅安市还建立了南路边茶(雅安藏茶)技艺传习所，成立雅安藏茶研究中心，不断挖掘和弘扬藏茶文化。雅安市现在共有茶园65万亩，其中藏茶年产量近3万吨，被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命名为中国藏茶之乡。
从四川西部重镇雅安出发，经康定、昌都到达西藏拉萨，然后再通到不丹、尼泊尔等国的茶贸易线被称为南边茶之路。
边茶指专供边疆少数民族饮用之茶。四川雅安是茶的故乡，也是有名的边茶之乡。雅安边茶又称南路边茶，从唐代开始传入西藏，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一直是藏族人民喜爱的饮用品，藏族人民为得到茶叶，不惧千山阻隔，走下雪域高原，以马匹、皮毛、麝香、药材等土特产品和汉族进行交换。雅安是茶的故乡，与藏区接壤，两地间容易发生沟通和交流。最初的沟通和交流也就是简单的一些以物易物的往来，后来便逐渐发展成大规模的以茶易马和茶土交流。随着以茶为主要内容的藏汉贸易的发展，雅安边茶每年以800万到1000万斤的数量输入西藏，供应广大藏族同胞。从四川雅安到西藏拉萨之间便逐渐形成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古代商道，因为当年在这条古道上运输的物资主要是雅安的南路边茶，所以又称川藏茶马古道。
一、雅安是茶的故乡
雅安古称青衣羌国，秦时立严道县，汉改称汉嘉，魏周时期一度改称始阳县，到隋朝文帝仁寿四年(605年)正式定名雅安(因境内有雅安山而得名)。从此，雅安名字一直沿袭至今。
雅安是茶的故乡。据《雅安县志》记载：历史上的雅州地宜五谷之外其茶树为一县之专利。雅安地处四川盆地边缘，境内多山，属邛崃山脉的延续。雅安地质属古生代岩层，除西北挨岷山山脉地区片麻岩层分布多一些外，其余多为页岩、沙砾岩、石灰岩，故其土壤多为含较多有机物的砂质壤土或砂砾质粘土，表土层深厚，组织松软，养分丰富，宜于排水，有宜于茶树生长。雅安四季分明，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雨水丰富，空气湿润，古来就有漏天、雨城之称，年降雨量多达1700毫米以上，日照仅100多天，多雨、多云、多雾，空气特别清新，是雅安气候最显著的特点。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特征，为雅安成为茶的故乡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传说神农尝百草以治疾，茶亦是其中之一。百草显然指野生植物，治疾则说明茶当时只能药用。陆羽在《茶经》中说茶之为饮，发于神农，闻于周鲁公。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记载，周武王灭纣后，西南巴蜀小国曾以所产之茶作为珍贵礼物去进贡。青衣羌国乃巴蜀小国之一，这说明雅安茶的历史还可以追溯到先秦，甚至更远古的年代。
王褒的《僮约》称茶在西汉时已被蜀人发现，并通过武阳买茶指出，当时蜀中已有茶叶销售。茶叶成为商品进入市场，说明当时蜀人对茶的认识和利用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地步。武阳指今新津、彭山一带，新津、彭山皆是平坝为主，茶树并不很多，而当时茶市已颇具规模。市上的茶叶来自何处?《晋书》记载：蒙山在雅州，凡蜀茶尽出此。唐代李肇《国史补》也有记载：剑南(指雅州)有蒙顶石茶，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新津、彭山与雅安相距很近，市上交易红火的茶叶均出于此，成都及成都周边市上的茶叶这不例外。
从西汉吴理真在蒙山植茶开始，茶就成为农事的重要内容之一，正式作为一项种植业走进广大农村的千家万户。当时雅安的茶叶种植已相当普遍，是四川主要的茶叶产区。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朝廷推行州县两级制，雅州领严道、芦山、名山、百丈四县。到唐玄宗开元四十五年(758年)又增加荥经一县，雅州共辖严道、芦山、名山、百丈、荥经五县。对当时各县茶叶种植情况，陆羽的《茶经》记载：唐朝四十三州郡产茶，雅安、芦山郡上列贡茶。宋代王存《元丰九域志》记载：雅安芦山郡灵关一寨一茶场，名山百丈二茶场，荥经一茶场。《天全州志英烈侯碑》记载：唐贞观初年，天全有一位被封为英烈侯的将军，带领百姓于蒙山采茶籽，于山谷间遍种之，并教其以茶艺采培之法，其方引茶马之政，民利用焉。
到宋太祖乾德五年(967年)，天全曾一度呈现九峰之民皆种茶的景象。诸县之中，仍以雅安茶叶种植为最。茶市经营也具相当规模，故有茶树被列为一县之专利的说法。据《四川简史》记载：中唐以后，茶叶勃兴，茶树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其中绵州(今绵阳)、汉州(今广汉)、蜀州(今崇庆)、邛州(今邛崃)、眉州(今眉山)和雅州(今雅安)所形成的一条产茶地带，是当时全国主要的产茶区，蜀茶不仅产量大，而且质量也非常好，尤其是雅州的蒙山茶品第为全国第一，是有名的贡茶。到清康乾时代，种植规模更加扩大。《四川古代史稿》记载：当时蜀山素产茶，每岁谷雨后，募夫采摘百斤者，银一钱，雅安、名山、天全等地，山多田少，近山人户，俱籍采茶为业。
雅安茶叶悠悠远古的历史，有力的证明了雅安就是我国茶叶发源地，蒙顶山更是一座闻名天下的茶之圣山。
二、雅安的茶叶最早传入西藏
自古以来，雅安就有滇藏门户之称。向南经西昌可入云南，向西翻过二郎山，即入藏族地界。雅安地理位置与康巴(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山水相连，两地毗邻接壤，自然容易发生接触和来往。当雅安茶叶日趋发展，成为大宗农副产品，并作为商品进入贸易市场后，同时传入藏区亦是必然的。当然要有文字记载，这就得从唐朝文成公主入藏开始说起。
传说当年文成公主和亲吐蕃嫁给松赞干布，在江夏王李道宗的护送下，一行从长安出发，一路跋涉进入青海，翻过日月山，走到青海湖边。这时随行汉人中好些人都出现头昏脑胀、四肢乏力，感觉不适的症状，随行医生把脉之后，也找不到准确原因。文成公主立即吩咐贴身随从，从宫中带出来的贡品中，取出蜀中贡品蒙山茶来，从日月山下的倒川河里取来净水，煮开之后拌上藏族奶酪缓缓喝下。稍事休息之后，不适感觉全无。随行大惊，问文成公主何也?文成公主说：你我自离了长安，踏上高原，一路少吃蔬菜水果，吃的多为青稞糌粑、牛羊肉和奶酪。饮食的变化和干燥寒冷气候是引起身体不适的主要原因。《神农本草记》中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古代把茶称荼)而饮之。茶叶具有药用的作用，能消食、解腻。随行听罢，恍然大悟，一个个无不惊叹和佩服文成公主的聪明和智慧。传说都是有戏化了的成分，不过这个传说中有两点是值得信赖的，并且得到了历史的证实：一是茶叶传入西藏的时间始于唐代;二是文成公主入藏所带之茶正是雅安贡品蒙山茶。
史学家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二)中记载：在安史之乱后的30多年里，汉族地区的茶叶传入吐蕃。安史之乱发生在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其后的30多年，推算下来是785年左右，这是一种说法;《西藏政教鉴附录》记载：茶亦自文成公主入藏土也，这种说法较前者要早140多年;《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记载：茶叶输入藏区之始，正是藏文创字之时。藏文创字大约在632年左右，这种说法较文成公主入藏又早了差不多10年，但基本应该是更准确一些。尽管这三种说法在时间上或早或迟有些出入，但有一点是共同认定了的，那就是茶传入西藏的时间是始于唐。
三、雅安边茶悠悠远古的历史
雅安是茶的故乡，也是著名的边茶之乡。雅安销往西藏的边茶有粗细两种：细茶为毛尖、芽字、芽砖(芽细);粗茶分金玉、金仓和康砖。藏族饮用的边茶以粗茶为主，细茶为辅。明代以前的边茶都是散茶，由于散茶运输颇为不便，于是从边茶的焙制入手，逐渐有所改进。《中国茶业大事简记》记载：明代四川开始生产黑茶，并逐步扩大到湖南产区，黑茶指的就是边茶。当时四川生产黑茶的地方主要是雅安，生产的数量已经很大，技术也相当成熟。当时生产黑茶就是将立夏后采的茶叶用锅热炒杀青，然后蒸煮，加上糯米粉汤制成饼状的团饼茶，团饼茶在运输、存放、饮用上较散茶进了一大步。清代，雅安边茶的制作曾有过一次突破性的改进和提高。《天全州志》记载：散茶造至清朝，天全乃设架制造包茶，每包四甑，用甑蒸熟，以木架筑成方块，每甑六斤四两，恐包易混，各编画天地鸟兽人物形制，上书番字，以为票号。这一改进很快得到推广，雅荥邛诸邑茶商以天全造包之法，颇便运输，遂相仿造，设架筑包。具体办法就是把蒸熟茶叶通过紧压，使其成形，这是南路边茶紧压成砖形的最早开始。当时所设之架称为架子，一副架子设五人操作，最辛苦的是掌架的人，架子中间有一硬质杂木作为架盒，茶蒸熟之后倒入盒中，掌架的工人使用一根一头为铁制的重达30多斤的樁棒，不停对茶进行筑压，名曰冲包。冲包工人之辛苦令人难以想象，隆冬天一身短打，赤膊上阵，樁上几包下来便是通身大汗，上50包马上换人。这一技术竟沿袭几代，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初，雅安茶厂工人经过技术革新，将樁棒从32斤改成18斤，但冲包工人劳动强度仍然很大，非身强力壮者，决不能胜任。直到60年代初才由雅安茶厂茶叶工程技术人员王德华根据人工冲包原理，设计造出一种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冲包机，以机械化生产代替繁重的人工冲包，古老而原始的樁棒这才停止使用。
雅安是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边茶生产基地，在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茶马互市中曾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宋朝和明朝两个朝代，由于战争频繁，需要大量马匹，朝廷颁布了榷茶制的法令，对茶实行垄断政策。朝廷的目的只想有更多的茶叶去换取更多的马匹。在这样的背景下，雅安茶叶得到一个发展机会，茶叶产量不断增加，焙(制)茶作坊大量出现，每年提供换马的茶叶高达数百万斤，其中尤以焙茶作坊的出现最显重要。这种作坊最早始于农村，后来发展到城里。作坊雇请工人常年生产，从原料购进、加工焙制一直到销售均由作坊一体完成。到明以后，这种作坊统一被称为茶号(商号的意思)。茶号增加，行业扩大，附生产业应运而生。官府重税，茶商得利，百姓受益，有力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雅安边茶业的兴旺，吸引了中国北方的许多富商大贾，使他们把目光纷纷投向雅安。特别是自元代西征后，川陕合省而治，为陕西商旅大开了方便之门。大批陕西富商大贾纷纷南下四川，其中不少人就跻身于雅安边茶行业。在当时中国商业活动中，陕西商旅与山西商旅并驾齐名，他们实力雄厚，有丰富的商业经验。他们陆续在雅安兴办多家茶号，并很快发展到大有取代川商，垄断雅安边茶的势头。明嘉靖以后，又有一批陕商来雅设立兴办茶号，义兴隆茶号就是他们中杰出的代表。在雅安众多茶号中，它资金雄厚，讲求诚信，经营历史最久，从明代起一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初，可谓称得上是中国最早的百年老店之一。
清代是雅安边茶业发展的鼎盛时期。乾隆年间(1736～1795年)，以茶易马政策完全停止，改茶引制为引岸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自由贸易，茶土交流代替了以茶易马，以雅安边茶为内容的藏汉贸易得到了一个空前发展的机会。据《南路边茶调查》(手稿)记载：清康乾期间，以雅安为中心产区的川边诸县，经营边茶的茶号发展到一百多家，茶业资金居诸县工商业之首。在雅安，以经营边茶致富成为民族资本家者已不少，不少茶号还到康定开设分店。以茶为副业收入的农户不下10万，茶号雇请制茶工人多达五六千人，每年生产加工边茶多达1000万斤以上。《雅州府志》记载：雍正八年(1730年)南路边茶销藏引数达104424引，按每引配茶百斤计，销售藏区茶叶达104424万斤。《西藏通览》记载：清代南路边茶自川运往康定至巴塘，数量不下1000万包值约16万两。据《南路边茶调查》(手稿)记载：雅安一茶商曾云，他每年运藏边茶达2000驮(从康定到拉萨的南路边茶全用牲口驮运)，每驮6包，共12000包。一户尚且如此，可窥当时全貌。到清代中叶，雅安、荥经、天全、名山茶号仍达七八十家，商人认引每年都在10万引以上。清王朝为了笼络西藏宗教上层人士，特地规定雅安每年都要提供一定数量的礼茶，专供朝廷赏赐西藏喇嘛活佛所用，称之为赏需茶。《雅安县志》记载：赏需茶，单年300包、双年200包，由道署领価商人承办。其中赏给达赖喇嘛茶75包，每包重50斤。上个世纪60年代，雅安边茶厂组织赴藏调查，在一些大喇嘛寺里，还看到明朝、清朝时期皇帝赐给达赖喇嘛和其它活佛的边茶，仍被当作吉祥的神灵供奉在寺庙里。
光绪三十三年(1888年)，英帝国主义发动入侵西藏的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印藏条约》和《印藏续约》，规定开放西藏的亚东为商埠，五年内藏印贸易互不收税。由英帝国主义控制的印茶乘机侵销西藏，对南路边茶造成很大冲击。边茶市场萎缩，销售量下降40%。但在茶叶品质的竞争中，雅安边茶仍占优势。据有关史料记载：原料是本质问题，印茶产自热带，味道苦涩，远不如川茶芳香适口。加之藏人饮用川茶已有相当历史，认为川茶性凉，消食解腻，沁心解渴，作用较印茶明显。所以饮用时搭配使用，川茶为主，印茶为次，称为和茶。
进入民国以后，四川境内军阀割据，年年战争，百业萧条，民不聊生，这一段时间是雅安边茶的低谷时代。到1949年解放前夕，雅安、荥经、天全、名山、邛崃五县中，名山、邛崃的茶号全部关门倒闭，雅安、荥经、天全仅存茶号48家，原料生产和茶包加工出现大幅下降。尽管如此，据当时调查统计，雅安、荥经、天全三县人口20余万，95%以上是农业人口，以茶叶收入作为农民主要副业收入的人口占10万以上，各家茶号雇请的制茶工人在5000人以上，专业从事背运茶包背夫不下万人，边茶税收占到当时西康全省税收的50%以上。边茶业以其悠悠久远的历史，和在藏汉贸易中的特殊地位，在雅安工商行业中，仍占据老大的地位。
四、历代的边茶政策和茶马互市
边茶贸易是汉族人以茶和边疆少数民族进行交换和买卖的一种商业行为。雅安紧邻藏区，藏族人民喜爱饮茶，而雅安是茶之故乡，两地之间以茶为媒，以物易物，互通有无，发生贸易往来，是很容易、很自然的事。史学家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写道：武都(今甘肃武都县)买茶(当作卖字)，武都地方，羌氏杂居，是一个对外的商市，巴蜀茶叶集中到成都，再运到武都卖给西北游牧部落。成都和武都是中国最早的茶叶市场，说明边茶贸易是从很早就开始了。最初的边茶贸易一是出自民间自发往来，二是规模尚小，所以还来不及引起统治者的重视。据考证，在唐以前和唐初，茶叶是没有课税的。中唐以后，朝廷逐渐认识到茶叶经营的重利，于是开始对茶叶采取和实行一系列的专门政策。最初是施以重税，而后则是实行垄断。《隋唐五代史》记载：茶税始于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九月，与漆、木、竹，商钱并税。但仅执行两年就废止了。据《旧唐书》记载：兴元改元(784年)又与漆、竹、木及间架，除陌钱并罢。两年后唐朝重又恢复了茶税，贞观九年(793年)正月，乃复税，在产茶州县和茶山还要路估值，十分取一，岁收达四十万缗。还规定各名茶产地，每岁都要挑选一部份最好的茶作为贡品进奉朝廷。从此，茶叶课税便成了朝廷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唐朝后期，茶税更是一增再增。《旧唐书》记载：初税一百，增之五十。开设茶税，财政增加，朝廷尝到甜头，觉得重税之外，茶叶还有重利可图，于是又出台榷茶制，榷字，禁的意思。《中国历史大事件表》记载：榷茶制始于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郑注请榷茶，从之。《旧唐书》记载：王涯献榷茶之利，乃以涯为榷茶使，茶之有榷税自涯始也。唐王朝对茶实行茶榷和官营，就是把茶叶的种植、采摘、焙制、运销等都集中到官府手上实行垄断管理，由官府自设茶园，禁止私人经营，强迫私人茶树移植官园，严格规定私鬻三犯皆三百斤，论处死;长行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纵私盐论。唐王朝的榷茶制是一项暴政，特别是强迫私人茶树移植官园，如有不从者便焚其茶园的做法，茶农和茶商怨声载道，无不反对。朝廷有识之士也向皇帝上奏反对，《旧唐书》记载：诸道盐铁转运榷茶使令狐楚奏，榷茶不便于民，请停，从之。唐王朝的榷茶制执行不到一年时间便停止了。
我国历史上最早专门对茶颁布和施行政策的朝代是唐朝，历史上著名的茶马互市也始于唐朝。茶叶随文成公主传入西藏，藏族饮茶很快成为风尚，西北、西南逐渐出现了少数民族到内地茶区，用马匹、皮毛等向汉族换取茶叶(也包括换取其它一些生活生产资料)的交往形式。朝廷很快从中认识到茶叶边销不仅使朝廷能获得重利，而且对边疆少数民族尚有一种特殊的制约作用。于是茶马互市作为一种有目的、有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朝廷政治态度的贸易形式，很快被定格下来。从此，无论藏族还是其它少数民族，向汉族换茶，都必须听从朝廷安排，按双方事先约定数量，在指定地方进行交换。因交换一方为茶，一方为马，故称茶马互市(又称以茶易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记载：开元十六年(728年)，吐蕃又请交马于赤岭(青海湖东岸日月山)，互市甘松岭(四川松潘西北)，宰相裴光庭曰：甘松、中国阻，不如许赤岭。乃听以赤岭为界，表以大碑、刻约其上。当时运往互市的茶叶，主要是四川雅安和陕西汉中的茶。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互市地点一直在赤岭进行，由于彼此恪守约界，讲究信用，互市一直很顺利。茶马互市也由此而一发不可收拾，到了宋明两代发展更为红火。
宋代与北方的辽、西夏和金之间一直频繁发生战争，战争需要大量军费开支和大批马匹，因此，茶马互市被朝廷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宋代茶叶发展超过前朝各代，茶税增加已成为朝廷战争军费开支的一大支柱，茶叶增产为朝廷易马提供了充足的茶叶货源。双重利益驱动，使朝廷对茶马互市给予特别重视，视其为一项重要的、有利于战争、有利于国防的战略措施。为此，宋王朝实行了一套更严厉的榷茶制度。宋朝的榷茶制分两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是从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年)开始，宋朝在京师、建安等四地置场榷茶，建立专买专卖管理机构，将茶由官府垄断买办，并制定有非常严厉的惩处条律，禁止私人买卖。太宗淳化四年(993年)，宋朝重新修订禁法条贯，始立等科罪。制订出了一套非常残酷的榷茶条律，激起百姓普遍反对，同年，四川灌县的王小波起义，就是因为茶叶垄断过度，激起百姓不满，茶农们在茶贩王小波率领下，揭竿而起的。朝中也有颇多非议，结果重蹈唐朝榷茶暴政复辙。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宋朝皇帝不得不下令废除了宋朝延续百年的榷茶制。
宋朝榷茶制第二个阶段是宋神宗熙宁四年(1072年)，因为北方战端又起，朝廷对熙河(今甘肃临洮、临夏地区)用兵，为博马筹饷，重又实行榷茶制。次年陕西发生马道梗阻，北方马源路断。朝廷将茶马互市的地点由西北的秦、凤、熙、洮诸州改到西南，开辟新的马源。这一改变，除有北方马源路断原因外，朝廷也看到四川雅安一带有丰富的边茶资源。熙宁六年(1074年)，朝廷令李杞入蜀买茶博马，李杞第二年派蒲宗闵入川榷茶，蒲在四川各地设置茶马司，确定买马场，极力对川陕之茶实行全榷。《宋史食货志》中记载，蒲宗闵入川，下令川陕民茶(指四川雅安和陕西汉中的茶)尽卖入官，严禁私行交易，全蜀茶尽榷。蜀茶尽榷，而雅安茶叶首当其冲。当时蜀中产茶区设有茶马司(负责管理的机构)、买马场(互市地方)。交易最火的市场有雅州买马场(在今名山县新店一带，至今新店还有茶马司遗迹)、雅州灵关镇买马场(今宝兴县灵关镇)、雅州碉门卖马场(今天全县)和黎州卖马场(今汉源县清溪)。《雅安县志》记载：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皇上特别颁诏，下令其雅州名茶，今专用博马，候马额数足，方许籴买。要求用雅州名山茶易马，一定要把茶价卖到位。当时的一百斤名山茶，可换四尺二寸大马一匹。雅州所辖各县买马场茶马交易一直红火，得益主要有三：一是这些买马场都在通往康藏高原的交通要口上;二是雅安边茶以其优良品质在广大藏族群众中有良好声誉;三是雅安地区与康藏高原之间，以茶为媒的贸易交往由来已久，有源远流长的历史。
宋朝南渡，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成都府路转运判官赵开上奏，列举榷茶买马五害，请尽罢川茶官榷，恢复自由买卖，变茶息为茶税，改榷茶制为茶引制。高宗准奏，并令其主管川茶茶马。赵开在四川改变茶法推行的茶引制是一项重大改革。引亦票也，即由茶商向官府缴纳款后，官府按茶商认引数额发给引票，茶商则凭票方可上市交易。引票相当于一种许可证，非有茶引不能经营茶叶。并对销售地方进行限制，不准运往他地，仅抽税钱。赵开在川变茶法，对促进茶马互市，茶土交流起到积极作用。建炎四年(1130年)仅茶商纳款就达一百七十余万缗。因南宋失去西北马场，马源路断，朝廷只能依靠雅州地盘上的马场同藏族继续交易。由于马少茶多，逐渐出现茶价大贱，茶马交易日渐萎缩的局面。宋宁宗嘉定三年(1210年)皇帝颁诏文臣主茶、武臣主马，力图恢复昔日茶马交易元气，无奈南宋只是一个偏安江南的小朝廷，早已丧失重振山河大志，到南宋末年，茶政出现空前荒废，茶马互市已名存实亡。
元朝对茶继续沿袭宋朝的禁榷垄断制度，视私贩茶者与私盐同罪，因为元朝来自北方蒙古民族，对马匹需求无须看重，沿袭茶榷垄断的目的，仅是对边茶贸易赋税的看重。《元史食货志》记载：元世祖至元六年(1270年)茶税年纳银达一千五百万锭。
明代，北方边疆亦同宋代，时有战争，对马匹需求迫切。于是明朝仿效南宋，实行以茶博马的茶引制度。明朝茶引制度和南宋大体相同，由商人向官府纳钱请引，每引配茶百斤，商人持有引票方可经营茶叶，不同的是明朝对茶的控制上，除了坚持强硬法令外，还在管理机制方面做了许多添设和完善。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朝廷在全国设置秦、洮、河、雅四个茶马司之后，又增设了碉门、黎州(今汉源县清溪)两个茶马司，专门负责与西藏交换马匹。《天全州志》记载，洪武年间皇帝特诏碉门六蕃司民，免其卫役，专令蒸鸟茶易马。洪武五年(1372年)户部下令：四川碉门、黎、雅之茶，宜十取一，以换蕃马。在尽量增加边茶产量，扩大互市的同时，另一方面又严格控制茶叶边销出镜，最初规定凡易马之茶，一律官收、官运、官卖，商民不能过问。并在重要关津要口设置批藏茶引所，严格禁止私人贩茶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对雅州所辖诸县更是强调不仅是茶叶，连茶种也不准带过二郎山。《明会典》记载，明朝为保证茶引制度的执行，规定每引配茶一百斤，量地远近，定以程限，于经过地方执行，若茶无由引及茶引相离者，听人告捕，若有茶引不相符，或有余茶者，并听拿向。卖茶毕，以原给引由赴任卖官司告缴该府州县。商人经过关津要口，必须出示引票，若有差异，就要逮捕拿问，卖完茶引票还要带回到认引地方核销。对于办理茶案失职的官员也有明律规定：私茶出境，关隘失查者，并凌迟处死。洪武年间(1368～1398年)就曾有一个叫欧阳伦的驸马，借出使新疆的机会，私带茶叶出境，被皇帝处以死刑。明朝对茶叶的控制到后来逐渐有所放宽，特别是对茶实行分类管理以后。《明会典》记载：内地所产之茶有官茶、商茶、贡茶三种。官茶即用以储边易马，商茶给卖，贡茶供御用也。分茶有茶司，理茶有课司，验茶有批发所，设于关津要害。商人认引时，必须向官府讲清楚贩茶的用途，方能领到引票，再凭引经营。允许商人除易马之外，也可以用茶叶和少数民族交换皮毛、药材等土产品。除此，明朝还规定，批藏茶引所在关津要口盘验中，如遇喇嘛随身携带少量茶叶过境，可不以私茶论罪，以示优待。
明朝270多年间，以雅安为中心的边茶产区，已成为藏汉贸易的中心。雅州碉门、黎州名山是全国最重要的茶马互市地点，康巴、西藏商人频繁在这些地方出入，进行交易。最初规定，西藏马匹驱赶至雅州碉门易茶，1匹马换茶1800斤。后来改为每上马一匹换茶120斤，中马70斤，驹马50斤。仅洪武时期，通过河州(今甘肃临夏)、雅州两路，岁运茶叶就达50万斤，易马13800匹。由此可见，明代雅安边茶经营已具相当规模和水平。到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由于朝政管理疏漏，茶商唯利是图，私茶泛滥，雅州诸县以茶易马，受到严重冲击。当时四川卖马场中，松潘、理县一带(今阿坝藏族自治州)，引票所限为大邑、灌县等地的茶，由于品质不及雅安茶叶好，所以价贱。雅安茶品质好，价格高。于是一些不法茶商将规定行销松潘、理县一带的茶，通过贿赂盘验人员转移到黎雅销售，造成蕃人上驷尽入奸商，茶司所市者乃其中下也。藏族上好马匹换不到好的茶叶，引起藏族同胞的严重不满，对茶马互市也造成损害。
清朝继续推行茶引制，各地仍设置茶马司，批藏茶引所等。但条律法令更加严格和完善，胜过以前各个朝代。清朝和元朝有相似地方，对于以茶为主要内容的边境贸易不再特别看重以茶易马。清王朝更看中的是茶叶的重税。为了保证这笔财政收入，朝廷煞费苦心，除保留明代留下的许多监督管理机构，继续实施前代留下来的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外，还在许多地方增加了新的内容，制定更严格的措施。《四川古代史稿》记载，清朝规定商民卖茶先向政府纳钱请引，缴多少钱，请多少引，不能过量。茶和引携同随带，如不合就拿办治罪，茶卖出后，把原领引(票)向政府缴销，伪造引者处斩，家产充公。茶农加私卖茶者，打60棍，茶款没收充公。夹带私茶出境者，押发充军。到乾隆时代(1736～1795年)，茶马交易逐渐萎缩最后完全停止。茶马交易这种特殊的贸易形式从唐开始，盛于宋、明两朝，经历了1000多个春秋，退出了历史舞台。茶马交易停止后，清王朝对四川茶叶进行了重大改革，变茶引制为引岸制，将四川茶定为三种专岸，同盐岸一样。以雅安、天全、荥经、名山、邛崃五县所产之茶，专销康(康巴指今甘孜藏族自治州)藏(今西藏藏族自治区和青海玉树一部份)。五县均出成都南门，地处四川南部边缘，故名南路边茶，这就是雅安边茶又称南路边茶的来由;以灌县、大邑等地所产之茶，行销松潘、理县一带，两地均出成都西门，地处四川西部，所以称为西路边茶;行销内地的茶称为复茶。清朝的引岸制对边茶采取进一步放宽的政策，有利于茶叶生产发展，有利于茶土交流。《四川古代史稿》记载：蜀山素产茶，每当谷雨后，募夫采百斤茶者，银一钱，雅安、名山、天全等地，山多地少近山人户，俱藉采茶为业，描述的就是这一期间的情景。到清代中叶，雅安、天全、荥经、名山专门经营边茶的茶号已发展到100多家。年加工边茶多达800～1000多万斤。每年官府发到茶商手里的茶引达10万张以上。边茶通过人背畜驮，年年岁岁，源源不断运往各地藏区，满足藏族人民的需要，这一期间也是雅安边茶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段时间。
清末，由于英帝国主义发动入侵西藏的战争，迫使清政府和英帝国主义签订了中英《印藏条约》和《印藏续约》，开放西藏亚东为商埠，规定五年之内，印藏贸易互不纳税，造成印茶大量侵销西藏，致使南路边茶在藏销售剧减，市场萎缩。形成雅安茶叶和印度茶叶激烈竞争的局面。清光绪三十三年(1909年)，川康边务大臣赵尔丰以督商办名义，筹资50万两百银，认引11万张，创立边茶股份公司，强迫茶商入股，力图统一经营南路边茶，结果亦无起色，三年后随着辛亥革命成功，公司随之解体停办。
从辛亥革命到西康建省(1939年)这段期间，四川军阀割据兵祸连年，百姓遭殃，百业萧条，南路边茶仍呈不减势头，年产量稳定在800万斤上下，茶号仍有五六十家，每年政府发放茶引保持在8万引左右，基本维持了对西藏的供应。
1940年民国政府在西康设立货物税局，改征收税赋为对物计征，经历数百年的边茶引岸制宣告结束。
从西康建省(1939年)至解放前夕(1949年)十年间，包括国民政府和地方各大小军阀，地方官员，纷纷倚仗各自势力挤入雅安边茶行业，成立一批新的茶号，如西康公司、利康茶号等十余家。官僚资本都是从贩卖鸦片，收刮民脂来的钱，他们财大气粗，对旧茶号冲击很大，特别是一批中小茶号，无力与他们竞争，只好关门倒闭。截止到解放前夕，雅安仅存下30家，天全10家，荥经8家，年加工边茶17万包左右，边茶业衰落到极点。雅安边茶的盛衰演变充分反映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无能。
从历史上各个朝代对于边销茶所采取的政策，无论是榷茶制、茶引制还是引岸制，无不统一集中在垄断控制这个核心问题上。历史上的封建统治者一方面看到边茶贸易能为国家财政创造可观收入，以茶易马可以装备军队，支持战争，有利国防。再一方面是封建统治者还看到边疆少数民族对茶的依赖。明代巡抚严清之疏略云：腹地有茶，汉人或可无茶;边地无茶，蕃人或不可无茶，先此议茶法者曰，茶乃蕃人之命，他的话充分道出封建统治者的心声。他们之所以对边茶施以垄断和控制的政策，就是想把边茶作为制约和统治边疆少数民族的一种手段，达到以茶制边的目的。宋时平息西夏，采取禁止给茶办法，最后迫使西夏王元昊归降;明时一度规定入藏之茶限百万斤而止和驸马欧易伦犯私茶出境，被处以死刑都是典型例子。由于长期受这种思想的支配，边茶业的发展也受到很大的阻碍。
千百年来，南边茶之路为藏汉贸易的发展，为促进藏汉民族团结，为稳定边疆，巩固国防，起到巨大作用;同时这条悠久远古的川藏茶马古道，也为我们中华民族留下了厚重的历史内涵和丰富的边茶文化。
洛阳驿站博物馆是洛阳市首批民营博物馆之一，是我国第一个关于驿站文化的专题性博物馆，也是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驿站博物馆。洛阳驿站博物馆以洛阳历史名驿周南驿为蓝本，展示邮驿文化、馆驿文化、官府文化，馆内收藏各类石雕、木雕、古家具、古匾等文物2000多件，洛阳驿站博物馆是中外游客领略河洛文化和馆驿文化的重要场所，也是展示洛阳文化的一颗明珠。
信使牌
长约6.42cm，宽约3.85cm，厚约0.4cm。使臣，使者。奉派担任使命或传达消息、递送书信的人。是驿站中重要的角色，负责传递信件，公函等，信使牌相当于现代的工作证，驿卒出行的必备。
封泥
长约2cm，宽2cm，厚约0.3cm。封泥又叫做泥封，古代用印的遗迹──盖有古代印章的干燥坚硬的泥团──保留下来的珍贵实物。由于原印是阴文，钤在泥上便成了阳文，其边为泥面，所以形成四周不等的宽边。也是一种印章的印迹。使用说明：古代的文书，都是用刀刻或墨写在竹简或木片(木札)上。正在一定形式的斗槽里，用绳捆上，在打结的地方填上一块胶泥，在胶泥上打玺印;如果简札较多，则装在一个袋子里，在扎绳的地方填泥打印，以防外人拆开偷看。
马袋
长约180cm，宽约60cm。马袋也叫马包，是驿站工作中必不可少的物件，一般用于骡、马、牛等的脖子上，装盛物品，多用手工编织，纹饰简单大方，袋子的四角以流苏为装饰。
通关文牒
长约62cm，宽约48cm。通关文牒为是古代通过关戌时拿的通行证，我们现在称为出国护照，每到一国需加盖该国印玺方可。还有一种叫通关牒文，是官府发放的，旨在非常时期，通过重要关防的身份证明。经商人员使用，由官府颁发，牒文上清楚记录事由，商队的运输物品和数量，带队人是谁并附有画像，准确无误后方可放行。通关文牒或牒文，是在驿站中食宿的重要凭证。
武九品补服
补服，又称补子，是从我国的明朝开始出现，并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时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补子用飞禽代表文官;用猛兽代表武官。该补子是清代武九品海马补子，小而简单，补子以青色为底，五彩织绣，色彩非常艳丽。明清时期的补子是随着官职而存在的，因而受到朝廷的限制，不能大量制作，由此它有着极高的工艺价值和历史价值。
梅瓶
通高23.5cm、底径7.8cm、口径4.5cm、腹径11.2cm。青花瓷是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之一，以其神秘优雅而著称。青花梅瓶以翠兰釉为主导，配以整棵的梅花，以东方美女形象为题材设计，造型优雅，线条流畅，上部削肩圆润而丰满，下部似美女身着长裙，整器看似一窈窕淑女，既有美女的韵味，又有瓷器特有的典雅。
公元前53年，蜀农吴理真在蒙顶山首开人工植茶先河，由此而发展到全国和世界，吴理真因此被称为茶祖，世界茶文化也由此发源。
茶马古道同丝绸之路一样，是我国西部自古以来对外交往的商贸通道。它肇始于唐代茶马互市，但千百年来，其功能延伸已远远超出单纯贸易范围。历史上，茶马古道前端起始有两条路线:一条在云南，一条在四川。四川茶马古道以今四川雅安一带产茶区为起点，由南北两条支线通向西藏地区。雅安边茶从唐代开始传入西藏，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一直是藏族人民喜爱的饮用品。雅安与藏区接壤，两地间容易发生沟通和交流，从最初的简单以物易物，到后来便逐渐发展成大规模的以茶易马和茶土交流，使得从四川雅安到西藏拉萨之间逐渐形成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古代商道。
从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雅安的茶叶就经四川茶马古道(雅安段)运到大渡河以西，这条当年的牦牛道就是我国最早出现的茶道。而雅安，既是茶马古道川藏线的起点，也是最早向西藏输入茶叶的原产地。宋代时，官府曾在雅安设立茶马司，清代更将雅安指定为专为藏区生产茶叶的基地之一。
如今，位于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县新店镇的长春村仍然保留着一座古建筑，在默默地向人们诉说着曾经的兴盛场面。它就是始建于宋神宗熙宁七年的茶马司。据了解，遣官以主之，专司茶马互市事宜，茶马司是宋以来专管茶政机构所在地。当时名山茶马司属成都府路统领，办理筹集边茶上缴成都府路，同时承担了名山县和百丈县名山茶筹措和以茶换马事务。鼎盛时期，达到岁运名山茶二万驮(每驮50公斤)之多。占官方统筹总数的一半以上。
在天全县始阳镇新中村六组老街边，至今还保留了清代官方储藏边茶的仓库。据了解，该仓库正是当时储存边茶的仓库。现在该建筑只存梁柱，但从整体结构来看，仍可见当时的气势之恢宏，规模之大。在新建成的雅安市博物馆中，专门陈列了茶马古道主题。这是民国时天增公茶号遗址上原址拆下的砖瓦复原而成的。事实上，雅安不仅有全国独有的茶号遗址，而且不止一处。
雅安茶马古道还有着特有的背夫文化。茶马古道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是以川藏茶马古道、滇藏茶马古道和青藏茶马古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支线、附线构成的道路系统。这些交通网络中，唯独只有雅安是以人力运送方式为主的一条古道。冰崖雪岭插云霄，骑马西来共说劳，多少贫民辛苦状，为从肩上数茶包。白发老人十岁童，淫淋雨汗满云中，若叫富贵说休养，也应开门怕晓风。这是清朝诗人所写的《过相岭见负茶有感》，字字珠玑，记录着大相岭的古道背夫艰辛的历史。
宋代的茶马交易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这和宋代的特殊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但茶马交易并不是从宋代才有的。唐代时期，茶传入西藏并逐渐得到普及，茶马交易就已经开始了。
茶叶传入西藏是上层统治者才能享用的稀罕之物。以后，随着吐蕃社会的几次大的变迁，饮茶之风大约在九世纪初，才在吐蕃开始逐渐流行开来。至于宁可三日无盐，不可一日无茶的茶风，是在以后较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
明清时期，茶马交易多承袭宋代。清乾隆时期，停止了茶马交易，但对茶叶仍然严加管制，改茶引制为引岸制。所谓引岸，就是不仅要有特别通行证，而且还要定点生产和销售。乾隆时期将四川生产的茶叶定为三个口岸。其一，是以雅安、天全、荥经、名山，加上邛崃，五县所产茶叶，专销康藏地区，称为南路边茶；其二，是把灌县、崇州、大邑等地所产的茶叶，通过灌县输入松潘、理县等地，称为西路边茶。其三，是将其余所产者行销于内地，称为腹引。雅安所产南路边茶主要以贸易的形式，通过打箭炉，源源不断的输入藏区。
打箭炉是现在的康定的原名。打箭炉在明代以前是一片不毛之地。元明时期，也不过是一个小山村。那时的打箭炉还只有跑马溜溜的山。康熙时平定了那里的土司之乱，派官治理，雍正时设打箭炉厅，隶属雅州。之后，边茶输入才渐渐将这里变成了康定溜溜的城，商业日益繁盛。
据有关资料显示，清初时打箭炉只有四家锅庄。所谓锅庄，就是当地供客商往来，既可堆货又可住宿的客栈。到清代中叶，那里的锅庄已经发展到四十八家，边茶的贸易进入极盛时期，南路边茶的运销量超过十万引，对促进藏区的发展，增强民族团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四川当代著名作曲家罗念一在西藏采风时，发现了当地传唱了三百多年，用藏族古乐谱成的歌曲《汉之茶》。歌词唱到：乌黑的汉茶，乌黑的茶垛，高过江边绿色的山坡。雅安姑娘深深的情意，赛过蓝色的江河
三百多年以前，雅安的茶叶在藏区就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藏族同胞对雅安已是一往情深。
茶马古道是从茶马交易中衍生出来的一个概念。其实它的内涵更多的是指边茶贸易之道。一般所谓的茶马古道实际上有两条，一条线路从云南普洱茶的原产地，即今天的西双版纳、思茅等地出发，西行经大理、丽江等地进入西藏，再延伸到印度、尼泊尔等地。另一条就是从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等地进入西藏。在由两条古道构成的川、滇、藏大三角地区的崇山峻岭之中，马帮、牦牛、背夫，一千多年以来编织了西南地区与外界沟通的神秘古道。直至解放以前乃至解放初期，从雅安出发的茶包子（也包括一些其它生活物质），仍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步一挪，踯躅在通往藏区的蜿蜒小道中。背夫们沉重的脚步，丈量着横断山区千百年的艰苦卓绝。
从雅安出发的茶马古道是所有的茶马古道中最为著名的一条，也是最为艰苦的一条。之所以著名，是因为雅安的边茶品质好，在藏区很有名气，深受欢迎。之所以艰辛，是因为路途遥远，骡马难行，运价高，主要靠人力背运。
从雅安出发的茶马古道主要有两条道路。
一路是从雅安出发，向南经过荥经，在花滩分左进入凰仪，然后草鞋坪垭口，翻越海拔2900米的大相岭到清溪。清溪古属黎州，是南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驿站。然后西向经宜东，翻跃2800多米的飞越岭垭口进入泸定，经磨西到打箭炉。因为此路也是朝廷向藏区输入军饷物质的官道，所以称为大路。
另一路从雅安出发，逆青衣江而上，经天全、昂州河，翻越二郎山，经泸定到打箭炉。这一路顺天全河而上，夹岸高山，遮天蔽日，要翻越海拔2987米、高呀么高万丈的二郎山，山高沟深，道路险峻，气候恶劣，主要是背运货物的背夫们来往的羊肠小道，被称之为小路。大路沿途有脚店、客店，脚店主要用来宿骡马，客店用来歇背子，就是背夫。小路因为骡马难行，所以一般只有客店而少有脚店。
背夫是最苦最苦的谋生方式，人们都把他们称作背子。这样的苦力活儿，要有人组织，有人担保，防止背夫们中途撂包子。背夫们一般是农闲时间，背背子以谋生。他们八个一群、十个一伙，在雅安的孚和、永昌恒等茶庄里领茶包。茶包用篾条包装，20斤一包。中等力气者背十包到十二包，力气大的背十五、十六包，重量达到300多斤。还有生活极为艰难的妇女和儿童，也加入到这些背运队伍中。她们背得少，挣得也少，景况更为悲惨。
背夫们出发时，随身携带一点玉米面或者馍馍，带一点盐巴。走到幺店子，烤热自带的玉米馍，弄一碗盐水，就是路上的伙食。如果能够买上一碗豆泡子（豆浆、豆渣合着素菜煮成的一种食物），那就是一顿奢侈的伙食了。至于住宿，一般的客店、脚店里，备有哨凳，用来歇茶背子。地下铺一些草帘子、玉米叶子、干谷草，就是背夫们的床铺，疲惫的背夫们横七竖八躺一屋子，待天麻麻亮，又踏上漫漫长途。
背夫们每人手持一根丁字形拐杖，俗称拐子，用来撑着茶包歇气。因为负荷重，只有这种方法才能在路上歇下背子。还要弄一块圆形的篾条挂在胸前，用来刮汗。另外，女背子的茶包上还要挂上几匹笋壳，以便歇下背子，站着小便时作水槽之用。有的女背子还要把吃奶的孩子挂在胸前。
翻山越岭，吊桥栈道，日晒雨淋，风霜严寒。有时，路上边走边摆龙门阵，后面半天没人答话，回头一看，人没了，掉到崖下去了。其艰难困苦，今天的人们实在无法想象。
至五十年代修通川藏公路，茶马古道上的背子才逐渐从川藏间的沟谷坡岭间淡出。但他们用拐子拄出的一个个石窝，却把这段不平凡的历史，永远铭刻在茶马古道的崇山峻岭间。
宋代的茶马生意业务到达了空前的程度，这和宋代的特别的汗青后台密不行分，但茶马生意业务并不是从宋代才有的。唐代期间，茶传入西藏并渐渐获得遍及，茶马生意业务就已经起头了。
茶叶传入西藏是上层统治者才气享用的奇怪之物。今后，随着吐蕃社会的频频大的变迁，吃茶品茗之风约莫在九世纪初，才在吐蕃起头渐渐盛行开来。至于宁肯三日无盐，不行一日无茶的茶风，是在今后较长的汗青历程中形成的。
明清期间，茶马生意业务多秉承宋代。清乾隆期间，制止了茶马生意业务，但对茶叶仍然严加管束，改茶引制为引岸制。所谓引岸，便是不但要有分外通畅证，而且还要定点临盆和贩卖。乾隆期间将四川临盆的茶叶定为三个口岸。其一，因此雅安、天全、荥经、名山，加上邛崃，五县所产茶叶，专销康藏地域，称为南路边茶；其二，是把灌县、崇州、大邑等地所产的茶叶，经由过灌县输入松潘、理县等地，称为西路边茶。其三，是将别的所产者行销于要地本地，称为腹引。雅安所产南路边茶重要以商业的情势，经由过程打箭炉，源源赓续的输入藏区。
打箭炉是如今的康定的原名。打箭炉在明代曩昔是一片不毛之地。元明期间，也不外是一个小山村。当时的打箭炉还只有跑马溜溜的山。康熙时安定了那边的土司之乱，派官治理，雍正时设打箭炉厅，从属雅州。之后，边茶输入才逐步将这里酿成了康定溜溜的城，贸易日益茂盛。
据有关资料表现，清初时打箭炉只有四家锅庄。所谓锅庄，便是当地供客商往来，既可堆货又可留宿的堆栈。到清代中叶，那边的锅庄已经成长到四十八家，边茶的商业进入极盛期间，南路边茶的运销量凌驾十万引，对促进藏区的成长，加强平易近族连合，作出了伟大的孝敬。
四川现代闻名作曲家罗念一在西藏采风时，发明了当地传唱了三百多年，用藏族古乐谱成的歌曲《汉之茶》。歌词唱到：黝黑的汉茶，黝黑的茶垛，高过江边绿色的山坡。雅安密斯深深的情谊，胜过蓝色的江河
三百多年曩昔，雅安的茶叶在藏区就孕育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藏族同胞对雅安已是一往情深。
茶马旧道是从茶马生意业务中衍生出来的一个观点。其实它的内涵更多的是指边茶商业之道。一样平常所谓的茶马旧道现实上有两条，一条线路从云南普洱茶的原产地，即本日的西双版纳、思茅等地出发，西行经大理、丽江等地进入西藏，再延长到印度、尼泊尔等地。另一条便是从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等地进入西藏。在由两条旧道构成的川、滇、藏大三角地域的崇山峻岭之中，马帮、牦牛、背夫，一千多年以来编织了西南地域与外界相同的秘密旧道。直至解放曩昔以致解放初期，从雅安出发的茶包子（也包孕一些别的生存物质），仍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步一挪，踟蹰在通往藏区的蜿蜒小道中。背夫们极重繁重的脚步，丈量着横断山区千百年的费力卓绝。
从雅安出发的茶马旧道是全部的茶马旧道中最为闻名的一条，也是最为费力的一条。之以是闻名，是由于雅安的边茶品格好，在藏区很有名气呼呼，深受迎接。之以是艰苦，是由于路途迢遥，骡马难行，运价高，重要靠人力背运。
从雅安出发的茶马旧道重要有两条门路。
一起是从雅安出发，向南颠末荥经，在花滩分左进入凰仪，然后草鞋坪垭口，翻越海拔2900米的大相岭到清溪。清溪古属黎州，是南丝绸之路和茶马旧道上一个特别很是紧张的驿站。然后西向经宜东，翻跃2800多米的飞越岭垭口进入泸定，经磨西到打箭炉。由于此路也是朝廷向藏区输入军饷物质的官道，以是称为亨衢。
另一起从雅安出发，逆青衣江而上，经天全、昂州河，翻越二郎山，经泸定到打箭炉。这一起顺天全河而上，夹岸高山，遮天蔽日，要翻越海拔2987米、高呀么高万丈的二郎山，山高沟深，门路险要，天气恶劣，重要是背运货品的背夫们交往的曲折小路，被称之为巷子。亨衢沿途有脚店、旅舍，脚东主要用来宿骡马，旅舍用来歇背子，便是背夫。巷子由于骡马难行，以是一样平常只有旅舍而少有脚店。
背夫是最苦最苦的餬口体例，人们都把他们称作背子。如许的夫役活儿，要有人构造，有人包管，防备背夫们中途撂包子。背夫们一样平常是农闲时候，背背子以餬口。他们八个一群、十个一伙，在雅安的孚和、永昌恒等茶庄里领茶包。茶包用篾条包装，20斤一包。中等气力者背十包到十二包，气力大的背十五、十六包，重量到达300多斤。另有生存极为艰巨的妇女和儿童，也参加到这些背运部队中。她们背得少，挣得也少，境况更为悲凉。
背夫们出发时，随身携带一点玉米面大概馍馍，带一点盐巴。走到幺店子，烤热自带的玉米馍，弄一碗盐水，便是路上的炊事。假如可以或许买上一碗豆泡子（豆浆、豆渣合着素菜煮成的一种食物），那便是一顿奢侈的炊事了。至于留宿，一样平常的旅舍、脚店里，备有哨凳，用来歇茶背子。地下铺一些草帘子、玉米叶子、干谷草，便是背夫们的床铺，怠倦的背夫们横七竖八躺一屋子，待天麻麻亮，又踏上漫漫远程。
背夫们每人手持一根丁字形拐杖，俗称拐子，用来撑着茶包歇气呼呼。由于负荷重，只有这种方式才气在路上歇下背子。还要弄一块圆形的篾条挂在胸前，用来刮汗。别的，女背子的茶包上还要挂上几匹笋壳，以便歇下背子，站着小便时作水槽之用。有的女背子还要把吃奶的孩子挂在胸前。
跋山涉水，吊桥栈道，日晒雨淋，风霜冰冷。偶然，路上边走边摆龙门阵，背面半天没人答话，转头一看，人没了，失落到崖下去了。其艰巨干瘪，本日的人们着实无法想象。
至五十年月修通川藏公路，茶马旧道上的背子才渐渐从川藏间的沟谷坡岭间淡出。但他们用拐子拄出的一个个石窝，却把这段不服凡的汗青，永久铭刻在茶马旧道的崇山峻岭间。
四川雅安，以雅鱼、雅女、雅雨知名；而雅安还有一享誉中华的物产，论影响，远在前三者之上，那就是——茶。
有着传奇色彩的茶马古道出发地在哪里？——雅安是其中之一。雅安产的砖茶称为边茶，数百上千年来经人背马驮翻越二郎山或小相岭进入藏区直至印度、尼泊尔，交换马匹、药材等，既是贸易大宗，也是安定边疆的必须。
史料记载，公元前53年，西汉药农吴理真移栽野生茶树于今日雅安名山县的蒙顶山，开创世界人工种茶之先河。吴氏被尊为茶祖，雅安即世界茶文化的发祥地。
自唐代起祭天祀祖的皇茶产自哪里？——雅安。唐天宝年间始以蒙顶山茶极品，作为祭祀天地祖宗和圣人的贡品，连皇上也没有资格享用。蒙顶山茶的皇茶身份一直沿袭到清代皇权没落之时。
古有“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之说，誉雅安蒙顶山茶为茶中极品。诗人白居易晚年忆及一生钟爱：“茶中故旧是蒙山。”虽然现在雅安茶的名气逊于东南省份的名品，但好品质自是有人识。在上海召开的茶叶博览会上，蒙顶山茶却在行家品后得到“不下于四大名茶”的评价。
雅安茶中精品历来是皇家祭祖贡品，产量极少，因此世人少有了解；加之雅安偏于西蜀，相对闭塞，因为历史原因落后于当代市场竞争。但是，论地理、气候、土壤条件，雅安都是最佳茶产地；更因少有工业污染，茶之品质纯净，虽江南佳茗也不让其先。
“茶，起于东晋，盛于今朝，其性皓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千人服之，永永不厌，与粗食争衡，得之则安，不得则病。彼芝术、黄精，徒云上药，至效在数十年后，且多禁忌，非彼论也。今宇内为士贡实众，而顾渚、蕲阳、蒙山为上，其次则寿阳、碧涧、衡山，最下有鄱阳、浮梁。”（古人考证有误，植茶始祖吴理真是汉末人，东晋是茶传入中原和长江中下游区域的时间。） 自古以来，中医就有以茶入药之说。《神农本草经》记载：“茶久服安心益气，轻身耐老”。
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在“伐纣会盟”时，有南方八个小国，将蜀都部落子民为药用的茶，作为礼品，献给武王，“以茶代酒”，于是武王用茶设宴，以茶代酒招待各路诸侯，部落酋长。这种以茶代酒宴请宾客的宴会，叫做茶宴，即“以茶养廉”的一个佐证。四川的茶叶就这样被列入贡茶，是唯一的贡品茶（据吏记里写到周武王联合巴蜀讨伐商纣蜀都所产茶叶被列为贡茶）这是历史上最早的贡茶，圣陆羽在《茶经》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蜀土茶称圣，蒙山味独珍＂。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茶，性味苦、甘、微寒，无毒。”、“真茶性冷，唯雅州蒙山出者温而主祛疾。”（雅州即今四川雅安），并且指导了茶治疗诸多疾病的方法。唐代茶圣陆羽在《茶经》中说：“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唐代顾况《茶赋》中说茶能“攻肉食之膻腻，发当暑之清吟，涤通霄之昏寐”。以上茶性均是用生茶作为评定，和全发酵的熟茶茶性有很大区别。
发酵茶茶性均为温平，和生茶的茶性刚好相反，生茶属阴性类，发酵茶属阳性类，熟茶具有双向调节的功能，能中和体内的火气，又能温胃散寒，调节虚寒慢性腹泻，还能醒神益智，和胃生津，温脾祛湿，化食消积。在机体调理中针对热毒、温热、食积等实证有效，对虚寒性肠胃症状疗效最好，属于典型的攻补兼施类饮品。陆羽《茶经》“茶之饮”文：“真茶性极冷，惟
雅州蒙顶出者，温而主疗疾。”高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冰冻、寒凉、酒类、凉茶、烧烤等食品恰恰是人体多发病的源头，所以中医提倡喝藏茶养生，防病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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