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宋代的贡茶和茶文化”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宋代的贡茶和茶文化”相关知识！
宋代的茶书、茶诗词、茶书画等文化作品很多。宋徽宗赵佶是历代皇帝中写茶书的唯一人物，所着《大观茶论》一书论述了茶叶产地、采制、品饮等，内容十分全面。此外，还有蔡襄《茶录》、宋子安《东溪试茶录》、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审安老人《茶具图赞》等。下面就宋代的贡茶和茶文化做一介绍。
宋代诗人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陆游等所作的茶诗内容广泛、数量颇多，陆游曾写300多首茶诗，苏东坡也有70余篇。茶画也丰富多彩，刘松年的《卢仝烹茶图》、赵佶的《文会图》、赵原的《陆羽烹茶图》、赵孟的《斗茶图》等流传至今，是我国茶文化的重要艺术品。
宋代的贡茶和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享誉盛名，不仅促进了名茶的发展，饮茶的普及，还使斗茶之风盛行，茶书、茶诗词、茶书画等茶文化作品无数，令塞外的茶马交易和茶叶对外贸易兴起。
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载：“圣朝开宝末，下南唐，太平兴国初，特置龙凤模，遣使即北苑造团茶，以别庶饮。”在建安郡北苑设立规模宏大的贡茶院。北苑生产的龙凤团饼茶，采制技术精益求精，年年花样翻新，名品达数十种之多，生产规模之大，历史罕见。宋徽宗皇帝赵佶《大观茶论》称：“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近岁以来，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
宋代贡茶的发展促进了品饮技艺的提高。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诗：“……北苑采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兰芷。其间品第胡能欺，十目视而十手指。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也带动了茶具、茶艺的发展，江西景德镇的白瓷，福建建州的黑瓷，浙江龙泉的青瓷等制造的茶具都非常精美绝伦。建州的兔毫盏十分流行，还流传日本，被视为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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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流行斗茶
按照宋徽宗《大观茶论》中记载，点茶注水的次数要达到六至七次，每一次注水的量、角度、方向都有不同要求。煮水的过程也讲究三沸，但因为瓶口很小，看不到气泡，只能凭其声音来辨别，所以一沸为砌虫万蝉，听起来好像墙角的虫儿叫、树上的蝉儿鸣﹔二沸为千车捆载，好像很多车子拉著重物驶过来了﹔三沸为松风涧水，好像风儿吹过松林，山涧流水潺潺。
见见还发展出了斗茶法：一斗谁的茶好﹔二斗谁的点茶技术高。
斗茶也分阶段，第一阶段斗香斗味，比的是茶本身的香气和滋味﹔第二阶段斗色斗浮，比的是茶的颜色和浮起来的汤花情况。汤花有三好：一是越白越好﹔二是越厚越好﹔三是停留的时间越长越好，在诗词里面形容为灿若积雪。因此，宋代时候黑釉盏比较流行，盏身的黑可以反衬出汤花的白，同时，由于黑釉盏比较厚，更能保温，可以让汤花停留的时间长一些。
由此可见，宋代的点茶、斗茶，简直是一种仪式感非常强的行为艺术了。
封建社会里，皇帝是最高统治者，一切最好最美的东西皆献帝王享用。茶是清俭的东西，当民间开始饮用时，宫廷虽偶而为之，但还没有十分重视。
唐代已有贡茶，故卢仝诗云：＂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陆羽也谈到过王公贵族之家饮茶必二十四器皆备，而且要金玉具器的情况。从唐代出土的茶具看已相当豪华，贵族尚如此，皇室自然更胜一筹。不过，总的来说，唐代的宫廷虽有饮茶习惯，从文化意义上并未给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唐朝是文人、隐士、僧人领导茶文化的时代。宋朝则不然，由于自五代起，和凝等宰辅之流即好饮茶，宋朝一建立便在宫廷兴起饮茶风尚。宋太祖赵匡胤便有饮茶癖好，因而开辟宫廷饮茶的新时期。历代皇帝皆有嗜茶之好，以致宋徽宗还亲自作《大观茶论》。这时，茶文化已成为整个宫廷文化的组成部分。皇帝饮茶自然要显示自己高于一切的至尊地位，于是贡茶花样翻新，频出绝品，使茶品本身成为一种特殊艺术。
宋人的龙团凤饼之类精而又精，以至每片团茶可达数十万钱。可以想见，这种茶的玩赏、心理作用早已大大超出他的实际使用价值。它虽不能看作中国茶文化的主流和方向，但上之所倡，下必效仿，遂引起茶艺本身的一系列改革，因而也不能完全否定。饮茶成为宫廷日常生活内容，考虑全国大事的皇帝、官员很自然地将之用于朝仪，自此茶在国家礼仪中被纳入规范。至于祭神灵、宗庙，更为必备之物。唐代茶人大体勾划出了茶文化的轮廓，各阶层茶文化需要各层人进一步创造。宋朝可以说是茶文化的形成时期。宋代团茶历南北宋、辽、金、元几代，直到明代方废，领导茶的潮流长达四、五百年，不能说宋代宫廷对茶文化没起作用。关于宋代宫廷茶文化的具体情况。
宋代贡茶从南唐北苑开始。北苑在南唐属建州。其地山水奇秀，多寺院名胜，又产好茶，故自南唐便为造茶之地。《东溪试茶录》载：＂旧记建安郡官焙三十有八，自南唐岁率六县民采造，大为民所苦。我朝自建隆以来，环北苑近焙，岁取上贡，外焙具还民间而裁税之。＂可见，北苑原是南唐贡茶产地。唐代的饼茶较粗糙，中间作眼以穿茶饼，看起来也不太雅观。所以南唐开始制作去掉穿眼的饼茶，并附以腊面，使之光泽悦目。宋开宝年间下南唐，特别嗜茶的宋太祖一眼便看中这个地方，定为专制贡茶的地点。宋太宗太平兴国（976-983年）年初，朝廷开始派贡茶使到北苑督造团茶。为区别于民间所用，特颁制龙凤图案的模型，自此有了龙团、凤饼。宋朝尚白茶，到太宗至道年间又制石乳、的乳、白乳等品目。
（1）点茶道形成与流行
点茶道形成于五代宋初，流行于两宋时期，鼎盛于北宋徽宗朝。宋徽宗《大观茶论》序曰：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尤团凤饼，名冠天下，而壑源之品，亦自此而盛。延及于今，百废俱兴，海内晏然，垂拱密勿，幸致无为。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熏陶德化，盛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故近岁以来，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而天下之士，励志清白，兢为闲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锵金，啜英咀华。较筐箧之精，争鉴裁之别，虽下士于此时，不以蓄茶为羞，可谓盛世之清尚也。宋徽宗以帝王的身份，撰著茶书，倡导茶道，有力地推动了点茶道的广泛流行。点茶道远传朝鲜和日本，是高丽茶礼和日本抹茶道的源头。
（2）茶文学繁荣
茶文学兴于唐而盛于宋。茶诗方面，梅尧臣、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苏澈、黄庭坚、秦观、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佳作迭起。陆游就有茶诗三百篇，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可以和卢仝七碗茶歌媲美，苏轼茶诗更是意境深远。茶文方面，有梅尧臣《南有佳茗赋》、吴淑《茶赋》、黄庭坚《煎茶赋》，而苏轼《叶嘉传》更是写茶的奇文。茶词是宋人的独创，苏轼、黄庭坚、秦观均有传世名篇。
（3）茶书的撰著
现存宋代茶书有陶榖《荈茗录》、周绛《补茶经》、叶清臣《述煮茶小品》、蔡襄《茶录》、宋子安《东溪试茶录》、黄儒《品茶要录》、沈括《本朝茶法》、赵佶《大观茶论》、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赵汝砺《北苑别录》、桑茹芝《续茶谱》、审安老人《茶具图赞》共十二种。其中十一种撰于北宋，唯《茶具图赞》撰于南宋末年。周绛《补茶经》、桑茹芝《续茶谱》属于辑佚。
此外，宋代书法四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均有茶事书法传世，赵佶《文会图》、刘松年《撵茶图》、辽墓茶道壁画反映点茶道的风行。都城汴梁、临安的茶馆盛极一时，建窑黑釉盏风行天下，并流传日本。在北宋中后期，形成了中华茶文化的第二个高峰。
我国是最早发现茶树的国家，也是最早使用茶叶的国家。从古至今约两千多年，我们都能够看到茶的身影。因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茶叶逐渐有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即茶文化。
在我国，各地的茶文化和各种茶叶的茶文化都是有所不同的。但你是否知道，时代的不同，当地的茶文化也有着不同呢?
这里就来说说杭州在宋代的独特茶文化。
杭州的茶文化可追溯到宋代。宋室南渡，建都临安，把中原的儒学文化也带到杭州。据宋吴自牧《梦梁录》记载：临安巷陌街坊，自有提壶拎水者沿门点茶。或朔月望日者，如遇凶吉一事，点杯邻里茶水。宋《咸淳临安志》中记有岁贡茶叶,可见当时杭州的茶叶已列为贡品。其实最早关于杭州茶叶的记载见诸于唐代陆羽《茶经》中提到的钱塘天竺、灵隐两寺产茶.作为名茶之乡的杭州，自古茶肆林立。《梦梁录》里这样描述：茶馆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门面。
四时卖奇茶异汤，冬月添卖雪泡梅花酒，或缩脾饮暑药。夜市于大街有车担浮铺者，点茶汤以便游观之人。茶起之时，需奏乐鸣鼓，非同寻常。明《西湖游览志》称：老龙井产茶，为两山绝品。郡志称宝云、香林、白云诸茶，未若龙井茶之清馥隽永也。清乾隆下江南时，曾到龙井胡公庙。品茶后，赞不绝口，遂封胡公庙前18棵龙井茶树为御茶。龙井茶叶由此声名大振，盛誉久享。
杭州的茶楼在解放前是市民日常聚会的地方，人们喝茶消遣，商人打探行情，洽淡买卖，香客赶市者歇担落脚的地方，甚至有了纠纷也在茶楼里谈判排解。可是今天西湖边的茶室已没有过去的那种嘈杂与喧哗，多的是一份典雅与古朴。
近年来西湖边冒出不少装饰别致的茶馆。三五朋友的相聚、同学的生日Party,几杯清茶，赏乐品茗，竟然成了杭州的另一道风景线。这些茶楼大多装饰讲究，注重文化氛围，清香的绿茶、精致的茶具、典雅的茶道表演，给人以美的享受。茶馆名也别有韵味：青藤茶馆、大佛茶庄、湖畔居茶楼、门耳茶坊，湖滨、南山路、曙光路一带竟遍地开花。这些茶艺馆在布置上颇具匠心，有的小巧玲珑，宛若家庭客厅;有的绿树环抱，回廊曲折，让人感觉静雅幽深;也有的处处闪耀江南民居风格。不少茶室用原木铺地，上置藤椅木桌，四壁名人字画，走廊上挂着旧时杭城照片。木橱里陈列着古色古香的茶具、茶碗，花卉点缀其间。
耳边终日缭绕着古琴丝曲，超凡脱俗的幽雅意境，弥漫着浓浓的东方民族文化氛围。除了品茗之外，还备有茶食，花上三四十元钱，旧吃饱。茶叶蛋、汤团、瓜籽、花生、蜜饯等，应有尽有。朋友相聚，甚至免去了用餐的花销。这里有情人的窃窃私语，有看书读报的老人，有客商的谈经论道，也有下棋打牌的市民。西湖边的茶馆，仿佛比别处多了几分儒雅，多了几分水乡情趣。湖畔居茶楼背靠闹市，面临西湖，这是一间把传统文化和现代旅游相结合的茶馆。进入茶室，既可观赏西湖美景，又能听听弹词说唱，欣赏茶艺表演，品味茶文化的精髓，不少外国人也慕名而来。
关于茶，自古就有茶兴于唐而盛子宋的说法，宋朝是一个茶风炽盛的时期，饮茶日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事物。王安石在《议茶法》称：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在民间也成了普通百姓开门七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一，同时也是文人雅士修身品性棋琴书画诗曲茶的要件之。茶叶也成为了市场上一项重要的商品。茶叶生产发展迅速,不仅生产技术进一步提高,产区不断扩大，无论产量还是技术都大大超过了前代。茶业经济也成为宋代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朝廷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晻，加强对茶迎经济的管理与控制,茶利已成为其财政收人的一项重要来源。
宋茶与《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是一副著名的古代名俗风光画卷，被称为中国画苑中的瑰宝。画的是北宋卞京也就是现在的开封东郊虹桥一带的风光人物。画家对市街上的各种商业、手工业活动作了精密详尽的描绘。这中间，除了酒楼、药铺等大型的店铺外，可以看到在十字路口还有茶铺。这幅图生动地再现了古代茶馆的风貌。
我们可以看到城中茶坊酒肆生意兴隆，一家紧邻一家，有的桌上还摆放着茶碗，人们一边喝茶，一边亲切地交谈，而茶馆边的马路上也是人来人往，一片繁忙的景象。悠闲安逸和繁华的城市生活尽收眼底。
宋代茶诗
据不完全统计，宋代茶诗作者二百六十余人，现存茶诗逾1200篇。北宋茶诗兴盛的社会文化背景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一是由我国悠久光辉的饮茶历史决定的，二是由于当时茶叶生产的异常繁荣，三是茶文化在民间深入，不仅茶坊异常兴盛，而且茶俗深入民间生活，这些都为北宋茶诗的繁荣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充足的养分。
纵观北宋以前茶诗发展的历史长河，我们可以发现，其发展也是经过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才达到了北宋时期的高峰期。其主要的发展历程基本上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是先秦时期、二是汉、魏、南北朝时期、三是隋唐五代时期、四是北宋时期。
宋茶与绘画
宋徽宗赵佶亲手所绘《文绘图》是宋代茶事绘画的代表作之一，此图描绘了文人在林中品饮聚会的场面，展现了徽宗院画精致明净的风格。刘松年《撵茶图》描绘的是宋代文人小型雅集品茗观书作画的生活场景，本图以工笔白描的手法，描绘了从磨茶到烹点的具体过程，生动再现了当时的点茶场景。赵孟《頫斗茶图》共绘四位人物，皆男性，作斗茶状，人人身边备有茶炉、茶壶、茶碗和茶盏等饮茶用具，此画作展现了宋代民间茶叶买卖和斗茶的情景。
宋代茶赋
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世称宛陵先生，北宋诗人，宣州宣城(今安徽)人。进士出身，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南有嘉茗赋》是对北宋中期茶事兴盛的记叙和思考。
其中作者以文学的语言对宋代官茶鲜叶原料的等级划分：一之日雀舌露，掇而制之以奉乎王庭。宋代最上品的贡茶，常以雷始发声的惊蛰节气为候，这时采摘的是茶芽，细小如雀舌麦粒，是最等级的茶叶原料。二之日鸟喙长，撷而焙之以备乎公卿。时光流逝，茶芽外包叶片稍长，如鸟喙状，采下的芽叶还是用来制造贡茶，以供皇室公卿之用。三之日枪旗耸，搴而炕之将求乎利赢。一芽一叶的一旗一枪或一芽两叶的一枪两旗，民间采而制茶以求贩卖规利。四之日嫩茎茂，团而范之来充乎赋征。随着天气转暖，茶叶生长迅速，采制成茶饼以缴纳税赋。
华夷蛮貊，固日饮而无厌。富贵贫，不时啜而不宁。赋中更是写出不论中原地区的汉族还是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都每天饮茶而不嫌厌，不论是富贵之人还是贫贱之人，不喝茶都不得安宁。
天台山产茶最早记载是，东汉末年葛玄植茶于华顶。此后随着陈太建七年智者大师入天台山潜修，创立佛教天台宗，并大力提倡饮茶参禅，种茶饮茶之风渐行，至唐宋时期已是“云雾茶园遍山皆有”。
宋代天台山茶区分布唐·陆羽《茶经》称：“茶……生赤城者与歙同。”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风土门》载：桑庄《茹芝续谱》：“天台茶有三品：紫凝为上，魏岭次之，小溪又次之。”
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日本僧人成寻《参天台山五台山记》载：五月十八日“至天台山最高之峰，号曰华顶……苦竹黤黮，茶树成林。”
宋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日本荣西禅师，两度登天台山，师事万年寺虚庵怀敞，潜心钻研禅学，并亲身体验万年寺种茶、制茶技术和煮茶、泡茶方法、饮茶文化及其功效，回国后于公元1241年著述《吃茶养生记》。
2005年发现位于婺(金华)、越(绍兴)、台三州交汇之地始建于宋的玉山古茶场，即宋时茶叶贸易场所。
综上，宋时，天台山已形成华顶、万年、石梁、国清、天封、紫凝、玉山等几个茶区。沿天台山脉海拔400～700米的台地上已遍布茶园。
宋代天台山制茶工艺据宋代的《北苑贡茶录》、《东溪试茶录》、《品茶要录》和《大观茶论》等书所述，中国制茶工艺在宋时主要是由唐时的蒸青饼茶演变为“名冠天下”的龙凤团茶，制作十分讲究，基本工艺分：采、拣、洗、蒸、榨、研、造、过黄等几道工序。
天台山在宋时，至少在南宋时期，制茶工艺不是团茶制法，而是蒸青散茶制法，在工艺上要比团茶制法简单得多。其基本工艺是：采、蒸、搓揉、烘焙几道工序。上午采回来的鲜茶叶立即进行蒸焙，蒸好的茶叶用手往复进行搓揉，边搓边焙，使其成为细紧的条形，称“紧手”，然后慢火烘焙至干，入瓶存贮。这种制茶方法，《吃茶养生记》有载：“见宋朝焙茶样，朝采即蒸即焙，懈倦怠慢之者，不为事也，其调火也，焙棚敷纸，纸不焦样，工夫焙之，不缓不急，竟夜不眠，夜内焙毕，即盛好瓶，以竹叶坚封瓶口，不令风入内，则经年岁而不损矣。”
宋代天台山禅茶文化宋代是天台山历史上茶与茶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禅茶文化为其主要特征，尤其是石梁“罗汉供茶”更是其特出代表。
唐宋以来，修持于天台山诸寺庙的僧人遵循智者大师“以茶参禅”、“以茶供佛”的法诲，寺庙周边必种茶树，开辟茶园，并设“茶头”专管茶事，设“茶堂”专供招待客人喝茶。种茶、制茶、饮茶、以茶待客已是当时天台山诸寺庙不可缺少的茶事活动，“以茶供佛”更是寺僧每日必做的功课。
日本僧人成寻的《参天台山五台山记》详细记录了“以茶供佛”的经过：“先入敕罗汉院：十六罗汉等身木像、五百罗汉三尺像，每前有茶器。以寺主为引导人，一一烧香礼拜，感泪无极。”。
明《天台山方外志·灵异考》记载：景定中贾丞相似道，命僧妙弘建昙华亭，既成，供五百圣僧茶，瓯中一一现异花，犹夫常也。中现四字曰“大士应供”，聚观者神之。这就是天台山石梁方广寺在宋时名扬中外的“罗汉供茶”。该茶最早详细记载于《参天台山五台山记》。书中记下了罗汉显灵的灵异奇迹：十九日辰时，参石桥以茶供罗汉。五百一十六杯以铃、杵、真言供养。知事僧惊来告：“茶，八叶莲花纹，五百余杯有花纹。”知事僧合掌礼拜。小僧实知罗汉出现，受大师茶供，现灵瑞也者。即自见，如知事告。随喜之泪与合掌俱下。
其后，宋林表民在《天台续集》中补叙道：台州知州葛闳闻此灵异，带着众多地方官员来天台山石梁罗汉阁，煎茶供奉罗汉，俄顷见“有茶花数百瓯，或六出、或五出，而金丝徘徊处及苏盘金富无碍。三尊尽干，皆有饮痕”。灵瑞再现，葛闳欣喜不已，于是写下一首《罗汉阁煎茶》：
山泉飞出白云寒，来献灵芽秉烛看。俄顷有花过数百，三瓯如吸玉腴干。
天台山石梁“罗汉供茶”仪式后来传到了日本。宋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日本僧人道元登天台山求法，回国时将“罗汉供茶”仪式移植到日本永平寺，后扩展至日本其他寺院。日本宝治三年(公元1249年)正月一日，道元在永平寺以茶供奉十六罗汉，茶杯中均现罗汉瑞华，举国轰动、名噪一时。为此，道元亲撰《罗汉供养式文》一文，文中写道：“现瑞华之例仅大宋国台州天台山石梁而已，今日本山数现瑞华，实是大吉祥也。”并记载荣西在天台山万年寺研习佛法期间，曾两次目睹“罗汉供茶”灵瑞事迹，写有“登天台山，见青龙于石桥，拜罗汉于饼峰，供茶汤而现感异花于茶盏中”的记录。
经成寻、葛闳等人宣扬，石梁“罗汉供茶”名扬中外，苏轼、罗适、贺允中、王亚夫、宋之瑞等均有诗题咏，地方官也曾多次上表朝廷。宋仁宗在闻悉罗汉显灵诸事后，大喜不已，专遣内使张履信持《供施石梁桥五百应真敕》至天台山，诏曰：“闻天台山石桥应真之灵迹俨存，慨想名山载形梦寐，今遣内使赏沉香山子一座，龙茶五百斛，银五百两，御衣一袭，表朕崇重之意。”皇帝为佛茶奇迹颁诏重赏，史所罕见。
实际上，石梁“罗汉供茶”，是天台山寺庙僧人以茶供佛与宋代流行的“点茶法”的巧妙结合。
宋代饮茶已从唐代煮(煎)茶过渡到点茶，即将碾细的茶末直接投入茶碗(盏)之中，然后冲入沸水，再用茶筅在碗(盏)中加以调和，最后分茶饮用。
宋代诗人陶谷在《舛茗录》中说：“茶至唐渐盛，近世有下汤运匕(匙)，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就散灭，时人谓之‘茶百戏’”。石梁“罗汉供茶”正是这种“下汤运匕(匙)，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的“茶百戏”点茶艺术在以茶供佛中的巧妙运用。当时国清寺僧人处谦还把这种“茶百戏”点茶艺术带到杭州表演，苏轼观后，赞叹不已，在《送南屏谦师》一诗中写道：
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怒惊午盏兔毛斑，打作春瓮鹅儿酒。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风腋今安有？先生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
可见，天台山寺僧们为以茶供罗汉而练就的“分茶”艺术的确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佛教天台宗对“茶禅一味”的诠释有一篇《供祖茶会法语》，可以说是佛教天台宗对“茶禅一味”的最好诠释。其文如下：
采灵芽于华顶峰头，汲净水于石梁瀑下，依马明龙树制造之方，按慧思慧文烹煎之旨；焙之以法华三昧火，碾之以实相解脱轮；煮之以大悲方便锅，盛之以般若清净碗。
碧毫落处，空湛澈；茶云起时，国土飘香。凝神汤色，空观、色观、中道观，三观圆于一念；定心服味，业障、报障、烦恼障、诸障消于无形。法界即茶，茶即法界，一色一香无非中道。
色、香、味是我们在评定茶叶品质和品茶时常用的术语，然而，《供祖茶会法语》中却说：“凝神汤色，空观、色观、中道观，三观圆于一念；定心服味，业障、报障、烦恼障、诸障消于无形。法界即茶，茶即法界，一色一香无非中道。”更是把评茶、品茶与天台宗的“一念三千、三谛圆融”的“性具实相说”和“圆顿止观说”紧紧结合在一起，从天台宗佛学理论角度诠译了“茶禅一味”的真谛。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深谙佛教天台宗的唐朝诗僧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中窥见到“茶禅一味”的真谛所在：
一饮涤昏昧，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愁看毕卓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崔侯一啜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皎然在诗中不但首次提出中国“茶道”的概念，而且阐述了茶与天台宗修持理论的互为作用，一饮养身，二饮养心，三饮便可达到体悟大道的境界，而且指出天台山是唯一体会其中之味的地方。
说到安溪，就想起铁观音，安溪之茶，深入人心。
安溪有着乌龙茶之乡之美誉，安溪蓝田乌龙茶却格外有名。据居住在安溪蓝田的曾、朱、罗等姓氏谱志记载，这里开发于宋，时林窈水沛，故先民们伐木垦荒，筑垄为田，名之林田。明代，随着士大夫景观审美风气的兴起，便有读书人（有否受唐诗启发，我们不得而知）向林田浇注情感，被浇注情感的林田自然而为蓝田了。类似蓝田这些携带情感的地理，不惟华夏九州，在闽南安溪，也触手可及，俯拾皆是，西坪、佛耳山、清水岩影响之巨，可谓天长地久。
蓝田总面积99.77平方公里，这地不是独立的，她不仅与尚卿、祥华、西坪、芦田相接壤，也与天相勾连。蓝田人乐谈此道，讲的多是山川的神性，这种神文地理的观念，其本质上是人文地理的一个部分，是中国人对自然景观的文化创造。不但白云亭、福顶岩、安福堂奉祀观音菩萨，进德大廊桥、后清小廊桥奉祀观音菩萨，就连农历二月十五迎花灯，也是抬着端坐观音菩萨的轿子巡游乡里，祈佑民安。而终年雨雾缭绕的朝天山，除了乌龙太子传乌龙茶的传说外，还有许多跟安溪农民起义领袖李带大有关的故事，由熟知历史的蓝田人绘声绘色讲来，令人不禁意驰心往。
公元957年或者更早的一个秋日晌午，安溪开先县令詹敦仁辞去官职，带着随从徒步走到蓝田内村古道边的这座亭子。一定是什么触动着这位前县令的心思，抑或面对家乡的徜徉云彩，如画大地，瞻宏品细，留恋山水的性情因以油然而生，詹敦仁欣然提笔赋诗一首，赞颂白云亭的秀美风光。虽然仅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亭，白云亭却承载着几百年来许多人无法挥去的情感，他们虔诚奉祀亭内的岭头观音，也钟情于林荫深处的山花芳香、丛竹含珠。明代四大书家之一的张瑞图归隐晋江故里后，曾数度游历安溪山水，在安溪留下不少墨宝，白云自在就是他路过岭头时纵情所书，可见当时的白云亭是如何为世人所钟爱。
蓝田乡间文化被文明传承蓝田白云亭诗书情感与地理相结合的事情，使我又联想到蓝田民俗民间文化与地理景观的种种结合，比如进德迎花灯、后清游灯龙，宝云殿祈梦，安福堂请火，朝天山乌龙太子传乌龙茶，瑞云桥上建天竺亭等等，这些多种多样的结合无疑增加了大地的文化含量。中国是大地域文明古国，神州的文化含量极为丰厚，它们如同煤炭、森林、水源一样，也是珍贵的地理财富。云从蓝田来，这云，既是自然景观，也是文化行为，其美学分量让我们拥有一份穿越古今的悠然心境。
我们今天爱谈论人与自然的关系，特别强调自然生态和人的生存健康，却有意无意忽略了人作为自然一分子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面对消失殆尽的绿水青山，面对日益荒芜的城市丛林，我们都要内省反思，不是人类撒野捣蛋，哪会出现那么多的环境问题？如此，朝天山的馥郁浓荫、鸟鸣谷应，国公山的青翠竹海、流泉飞瀑更显得弥足珍贵。平均每立方米24000个的空气负离子，是人体天然的维生素和生长素。更有那胸围达5.6米的南方红豆杉王、面积将近1万亩的桫椤谷，种类繁多的鸟类、爬行类、两栖类和兽类，野生灵芝、红菇、木耳等山珍，都为蓝田丰厚的地理文化添上精彩的一笔。
有人说，旅游一定要去异地，因为异地的陌生感，异地的景观情调才新鲜动人，才满足人们好奇的身心。的确，看人的旅游方式和对象，可以发现人的志趣和修养。我劝这样的朋友，在自然至上的时代，不妨暂别城市，放宽身心，去看看蓝田，领略一下白云自在的畅意。
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一篇《茶馆系列之三：宋代茶馆文化的兴盛》，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至宋代，便进入了中国茶馆的兴盛时期。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繁盛的市井景象，再现了万商云集、百业兴旺的情形，其中亦有很多的茶馆。宋代不仅开封茶馆、茶坊兴旺，各地大小城镇几乎都有茶肆，《农讲传》、《清明上河图》都形象生动地再现了那时茶馆的真实情景，宋代的茶馆文化成为市民茶文化的一个突出标志。孟元老的《东京华梦录》中的记载则更让人感受到当时茶肆的兴盛“东十字大街曰从行裹角，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晚即散，谓之鬼市子……归曹门街，北山于茶坊内，有仙洞、仙桥，仕女往往夜游吃茶于彼。”
值得一提的是南宋时的杭州，南宋小朝廷偏安江南一隅，定都临安(即今杭州)，统治阶级的骄奢、享乐、安逸的生活使杭州这个产茶地的茶馆业更加兴旺发达起来，当时的杭州不仅“处处有茶坊”，且“今之茶肆，刻花架，安顿奇松异桧等物于其上，装饰店面，敲打响盏歌卖。”《都城纪胜》中记载“大茶坊张挂名人书画……多有都人子弟占此会聚，习学乐器或唱叫之类，谓之挂牌儿。”
宋以后城市集镇大兴，且一些大城市三鼓后仍夜市不禁，商贸地点不再受划定的市场局限。在热闹街市，交易通宵不断，这为茶馆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并且开始了独立经营。接洽、交易、清谈、弹唱都可在茶馆见到，以茶进行人际交往的作用集中凸现出来。那时开封潘搂之东有“从行角茶坊”，封丘门外马行街因商贩集中，有众多条访，曹门街有“北山子茶坊”，“内有仙洞仙桥，仕女往往夜游吃菜于彼”。这类茶坊，不仅饮茶，还营造了一个私人意境，今茶客陶醉。
从数量上看，宋代茶馆的量明显比唐代多，遍及大街小巷。皇宫附近的朱雀门外待巷南面道路东西两旁，“余皆居民或街坊。街心市井，至夜尤盛。”
宋代茶馆规模扩大，所以应运而生了茶馆的经营机制。当时大多实行雇工工作制，招聘熟悉茶艺的人，称为“茶博士”，进行日常经营。为吸引顾客，南宋时，特别注重茶馆装潢，插四时花，挂名人画，等等。在选址方面也比较重视，多选在风景优美之处。同时增添文化娱乐活动，最普遍的是弦歌，包括雇佣乐妓歌女，教授茶客唱歌，安排说唱艺人说书。兼有博弈等活动。还有提供茶点，冬天兼卖擂茶，或卖盐豆豉汤，夏天兼卖梅花酒等。
到宋代，茶馆进入繁荣发展期。究其原因有三：
一是宋朝进入稳定期，受战争干扰的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农业和商业恢复发展，致使茶作为经济作物被大范围种植，茶树的栽培地区越来越多，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及四川诸路，茶园十分普遍，而且产量提高。淮南等地由于种茶户众多，专门称之为“茶户”。根据《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记载，仅江南、两浙、荆湖、福建地区输送与政府专卖机构的茶也每年就达一千四五百万斤。
二是产量的提高导致使价格下降，兼以经济的发展使民众消费能力提高的原因，到茶馆饮茶成为日常生活享受方式。
三是城市的发展，中国的城市发展在宋代进入转折点。唐及以前的城市里的住宅区和商业区时分开的，商业区占地小，而且经营时间仅限于白天。到宋代彻底打破了“坊”和“市”的界限，商店可以到处开设，不受时限制，而且商业区域普遍扩大到城外的场所，成为草市(唐已经出现，宋有发展)。商业繁荣、人口众多，直接刺激着饮食、娱乐、住宿等行业的发展，而茶馆就迎合了当时人们的各种文化及日常需求。
宋时茶馆具有很多特殊的功能，如供人们喝茶聊天、品尝小吃、谈生意、做买卖，进行各种演艺活动、行业聚会等。功能增加的同时糅合进很多民间文化因素。同时承载着社会上流行的文化休闲形式，人流量的增大汇集了更多的信息，带动的文化的交流和传播，特别是如说书等的民间艺术得以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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