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茶经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炎陵古称“茶王城””精彩内容，帮助大家了解茶文化知识，欢迎大家进行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4月10日，2009’中华茶祖节暨祭炎帝神农茶祖大典活动将在炎陵县举办。这是中国乃至全球茶叶界的一大盛事。昨日，市农业局经济作物工作站茶叶专家在接受本报专访时，津津有味地叙说起我市“茶事”。
我市产茶历史悠久，是全国最早开发、利用茶树的区域之一。“神农氏，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茶）而解之……”有关资料表明，炎陵县城所在地，古时称“茶王城”。茶陵县（包括现在的炎陵县）始设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是全国惟一以“茶”字命名的县。之所以称茶陵，《茶经》云：“茶陵县所谓陵谷生茶茗焉”；又云：“神农葬茶乡（今炎陵县鹿原镇）”。
据考证，早在400多年前，我市就是湖南乃至全国屈指可数的茶叶主产区。明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中记述：“楚之茶，则有辰州之溆浦、岳州之巴陵、零陵之宝庆、茶陵……皆产茶有名者。”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江南各地大种茶叶，我市亦不例外。全市154个公社中，就有134个被列入茶叶生产基地，兴办了751个茶叶加工厂，面积千亩左右的茶场达26个。至1977年，全市茶园面积达9.97万亩，年产茶叶2150吨，为我市历史最好水平。
据介绍，近年受品种老化、茶园退化等因素影响，不少地方出现茶园改种现象，导致面积大幅下滑。去年，全市仅有茶园3.32万亩。但良种茶园发展较快，已占茶园总面积的3成。
近年，各地大力推广应用无公害化茶叶生产技术，我市有2.2万亩茶园获无公害生产认证和产地认定，有4000余亩获绿色食品生产认证。攸县酒埠江茶场在全市率先通过国际组织欧盟（IMO）有机食品认证机构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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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陆羽在《茶经》巾写道：“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他还引用《神农食经》中的说法，认为经常饮茶，可以令人精力充沛，身心舒畅。可是关于神农氏的事情离现在太过遥远，很可能只是个传说而已，况且《神农食经》到底是谁在什么时候写的，目前已经无从查考。因此，饮茶开始于神农氏的说法，不是确凿之事。根据现有的可信历史资料来看，首次提到有关茶的人物可能就是周武王姬发了。
按照《华阳国志·巴志》所写，大概在公元前1025年的时候，周武王统率周军及诸侯讨伐殷商的纣王之后，就把他的一个宗亲封在了巴地。巴地的王作为诸侯，按照制度应当向周武王（天子）进贡。《巴志》里面列举丁一份巴地进贡的“贡单”，里面有五谷六畜、桑蚕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等。
这些贡品在当时都是非常珍贵的。而巴王进贡的茶则是珍品中的珍品。《巴志》在这份“贡单”的后面还作了特别的注释：“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支，蔓有辛萄，园有芳翦香茗”。这个进贡的茶并非深山老林的野茶，而是人工培植在茶园里的香茗。
《华阳同志》在我国保存到今天的所有方志中是最早的一个，其作者为东晋时期的常璩，字道将，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东南）人。他治学态度严谨，和司马迁一样既博学、义注重实地考察，这部书就是他根据大量的资料写成的，有十二卷之多。
至于周武王接受了包括在贡晶中的茶是用来品尝，还是作药用，或者是用作其他别的用途，到目前还不知道。可是如果研究一下《周礼》这本书，也许还可以探求出这茶的其他用处。《周礼·地官司徒》写道：“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荼”就是古代的“茶”字，掌荼这个事情在编制上竟然占用了二十四人之多，那它到底是用来来做什么的呢？这本书又写道：“掌荼，掌以时聚荼，以供丧事：征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原来如此，茶在当时不只是用来满足口腹之欲，而且还是邦国在举行丧葬大礼时候所不可缺少的祭品，因此才有必要专门设置一班人来掌管。
另外，《尚书·顾命》里面写道：“王（指成王）三宿、三祭、三诧（即茶）”。可见在周成王的时候，茶已经代替了酒成为祭祀用品。根据上述分析，茶在三千年前的周代之时，就已经取得了非常高的地位。这就可以解释《诗经》里面“荼”字何以屡屡出现了。
近几年，当部分地方茶城出现门可罗雀，甚至有近半门店关闭的情况时，茶叶界同行不得不引发深思：茶城的路，该走向何方？
“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具有文化感染力、市场生命力和销售潜动力的新型茶城，而不是升级版的传统茶城！”一位茶叶文化研究界的知名人士曾这样评论。
是颠覆？还是突破？如何打破原来茶城旧模式经营状况，掀起一场茶城新革命呢？近日，西安文昌豪生精品茶城的全新上市，从经营理念以及茶城文化上都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古都西安
独特文化感染力
据泉州市茶文化研究会会长何融融介绍，西安文昌豪生精品茶城是近期才来到泉州的，他们的文化是双重的，外部来自地区文化，内部来自茶文化。
那么文化在茶城中又该如何感染、如何显现呢？文昌豪生精品茶城来闽招商负责人说，该茶城地处十三朝古都的西安，这里具有强烈的地区文化，历史的沉淀使得“茶”这一古老文明的载体，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加固了这一文化地的交流特质。西部大开发以来。西安也正以龙头的态势傲居西北，这种由古至今，由政至商的文化复合力堪称一种影响力、一种巨大的感染力。茶城内部又将古城文化与茶文化交融，仿古乐器表演，茶艺表演以全仿唐歌舞表演更是将商业与艺术在文化的平台上表现出来。
创新概念
拓展市场生命力
据了解，文昌豪生精品茶城定位高档茶叶、茶具的零售。客户目标锁定高端，打破传统茶城批发模式，在西北市场中实属首例。
西安茶叶茶具市场中，充斥着较大部分的低档品牌。在消费者强烈渴望以质量有保证的商品进入的情况下，茶城就是将这种需求转化为实际、把高消费的供求关系整合起来。这种强有力的生命力，达到了商与户的双赢局面。
另外，业内人士认为，原本的诸多茶城都未充分考虑销售的引导性和配套性，虽然很多茶城也经过一定的升级，但是升级的只是装修，只是体量。而据了解，文昌豪生精品茶城却是创新了茶城的概念。首先，茶城中设置了6000平方米国宴级高档餐饮机构，深度加固了高档消费力的直接构成。同时，拥有2200平方米的专属茶艺会所，以吸引商界人士、文化名人的消费，这两项设置将会给茶城带来直接消费人数日均500～800人，间接影响日均1000～1600人，而且全会员制的营销把目标消费客群锁定得更为准确。茶城设置专业营销中心，为商户提供团购销售信息及服务。
勇于颠覆传统茶城的经营模式，敢于突破市场现状、加大营销在业界的巧妙运用，新型茶城这一思路得到了泉州茶文化研究会何融融会长及各位专家的认可好评，同时也得到了来自华祥苑、八马、理想等商业巨头的良好评价。近期，泉州、西安两地的茶界名士将聚首泉州，研讨交流茶城运作新制，以求共同发展。
茶事开始作为一种文化，在我国流传之后，茶人们对茶赞赏有加。一直到东晋初年，茶才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受到贬评，被称之为“水厄”。这一贬称的由来，在《世说新语》里有所记载。
东晋的司徒长史王蒙十分爱茶，嗜茶本是一种雅癖，但关键是他不仅要独自品尝茶之精妙，凡是家中来客，上至王孙贵族，下至贩夫走卒，无论是谁，都一律以茶款待。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饮茶。在东晋初期，很多地方的人尚对茶事一知半解，甚至不习惯茶饮，不堪忍受那种特殊的口感。圣人有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位司徒长史并不知道，他自己喜欢的，其他人不一定都很喜欢啊。很多访者明明不习惯饮茶，却又追于情面，不得不饮，个中滋味，只有自己方能体会。时间长了，人们都尽量不去拜见王蒙，除非有要事非见不可。那些不得不去的人便在背后自嘲式地苦笑说：“今天又要遭‘水厄’了！”意思就是说，今天又要遭受饮用那种苦涩至极的茶水的厄运了！
这就是“水厄”一词的由来。在此之前，对于茶的评价一直很高。例如，西晋的张孟阳在他所赋的《登成都白菟楼》一诗中说道：“芳茶冠六清，溢昧播九区”。这是赞叹茶是水、浆、米酒等六种饮品中最为芳香的一种，茶在蜀地美名早已传遍各地。然而，几十年后，东晋都城的许多官吏，居然以饮茶为苦，这是由于他们在没有深刻领悟茶事精神的时候，就对茶妄下评论。由此可见，不同地区，茶文化的发展和传播速度也相差甚远。
在我们那班高中毕业的同学中，大家一致公认王善德混得最好，当个不担多少担子的馆长、做个不费多大力气的处级干部，工资高，待遇也不错，真是“呆人有呆福”。年事与身份都高了，他却没那么张狂，大嘴裂得跟荷花一样，貌似谦虚地说：“我哪是什么领导？就是一个革命领袖守灵人。”
俗话说，“大个子不呆是个宝”，他至今还乐于称呼自己是“王大呆子”，那是因为他憨直、因为他厚道、因为他善良，名如其人嘛。在我们那时，哪家不是四五个子女？只有他独龙过江，十分娇惯，上小学三年纪还要父母背着上学。但，中学能考进我们重点班也不是凡人，不是最冒尖，也不是最差，从不见他用功，也从不见他挂红灯，似乎总在玩，总见他听人家高谈阔论，总是笑得没心没肺的。有时候，还充当恋人中的电灯泡，让他到别处玩去，他还傻傻地仰着脸：“没地方好玩，我就要跟你们玩！”让当事人哭笑不得。我那时候当班干，接受任务动员他靠拢组织，写入团申请书，他大嘴一裂：“我这个样子你们还能要我入团？”说完居然跑了，可能，那就是他呆名的由来吧。
高中毕业后，他却离群索居了，偶尔在街头巷尾遇见，他都目不斜视，只有镜片闪出两个高光点，不知是真没看见还是眼睛长到天上去了。再以后，就见他名字出现在媒体上，就见他高大的个子出现在荧屏上，谁也没弄清楚他当的什么官。
四十年一次的同学会将他与大家拉近了，才发现他依然那么随和乐观，一点没有庸官目中无人的臭架子，同学一喊，他千方百计应声而来，与哪个都说得来，对那些普通工人同学更亲切。人际关系好，大约也是他步步高升的绝窍吧。其实不，在官场上他可是有名的坏脾气，敢为百姓讲话，在两个地方长期工作都是副职，单枪匹马主持工作多年也难磨正。
与同学关系好，却是他读书就业顺利的保证。原来，高中毕业后他上的一师班，1966年毕业。哪个不想留在芜湖市工作？他父母都是普通市民，没有后台，留市更难。没想到，全班同学一致同意他留市里，说他是独子，父母年纪大了，应该留在芜湖，而且还主动到教育局反映，说王善德应该分配到当时最好的新芜路小学去。
他心里那个感动啊，不是眼镜遮着，泪水一定喷涌而出了。其实，大家都说，他与父母不一定是亲生骨肉。稍微懂事他也怀疑过：一方面他们年纪大很多，另方面，善德没有他们的一点遗传基因，左邻右舍都说他是抱养来的孩子但他从没打听过什么，甚至不问父母。他想，即使不是亲骨肉，养父母也同样恩重如山。因此，他感恩并竭力回报。
后来调动到8中，教中学的日子还不长，首届工农兵大学生开始推荐，教育系统只有两个名额，各校老师眼睛望得几乎出血。他闹着玩似地，顺口喊了一句：“我也想上大学！”有当无，没找校领导也没跑教育局，偏偏稀里糊涂成为其中的二分之一，莫名其妙就上了安徽师范大学外语系。
那时文革还没结束，同学们不是忙于“斗私批修”，就是忙于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他觉得没意思，只是看他自己的书。于是有同学说他孬，不关心国家大事。他却说同学上窜下跳，不务正业。一天兴致上来，顺口作了首打油诗：“赭山下面一群猴，上起课来翻跟头。要学当年孙大圣，大闹天宫主任愁。”同学起哄传开来，校革委会主任得知大发雷霆：这学生得了？！居然批评我们没好好上课，他还想造反让我发愁？立即组织大会批判，要他当众检查。还是政治教师说他年幼无知，把毛主席诗词“今日欢呼孙大圣”用得不是地方，才使他免于开除团籍处分。那时他胆小，放暑假不敢玩，出主意与几个闹事同学商量，主动到光华玻璃厂劳动改造。热得要死，累得要命，暑假结束厂方给个证明，说他们劳动好，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表现不错，开学回校才心安理得。
没想到这又是“歪打正着”，毕业时，老干部看他学习成绩不错，文革中又没参与“造反”，都想让他直接进革委会，但军代表要他到基层锻炼，他二话不说就去了四褐山区。后来老领导怪他：“你怎么忙着去报到了？我们正在给你想办法留市革委会。”王善德只是憨憨一笑：“我不能让你们为难。”
在四褐山区革委会当秘书时，离家很远，每天在公共汽车上的时间就有两三个小时。但他为人老实，工作认真，文字功夫也不错，当时机关干部中有点名气的大王小王，小王指的就是他，能干且愿意出力，吃得苦受得累，为公家不为小家。女儿才56天他照样出差，为赶材料几天几夜不睡觉，眼睛红肿得像桃子一样，他依然任劳任怨。
这样的干部入党是顺理成章的事，而且，入党第二天，就让他主持党的会议，组织上真是放手培养他。文革结束后，有几个省领导了解他，知道他，要进一步培养他，建议他去北京上党校，同事都说是好机会，可以鲤鱼跳龙门了。他却不为所动，认为父母年事已高，尽孝为大，自己好好工作就行了，何必去镀金？
没去北京学习，机会却接踵而至：由于他大学学的是外语，工作表现也好，成立外事办后调了他来，先是当秘书，后当接待科长，为建几个友好城市，费劲心机。访日时不卑不亢，接受《读卖新闻》采访，提出“中日友好要从娃娃们抓起”上了日本电视和报纸。没想到外办第一次职称考试他傻眼了，考英语他不怕，那是大学专业，考第二外语日语，他一个字母也不认识。“我好歹还是大学外语系毕业的，不能打退堂鼓啊”，他给自己鼓劲，半个月起早摸黑，捧着书死记硬背，考试居然第二个交卷，还得了84分。开始有人怀疑他作弊，后来知道他强记能力惊人，给他取个外号叫“王电脑”。
当芜湖要组建旅游局时，又调他去筹建并主持工作。领导都认为：“王善德是想干事，能干事，能干成事的人”。既然搞旅游，首先要对当地的旅游资源及人文历史了解，于是参与编写了《中国长江风光赏析大辞典》。他是发起人之一，被定为编撰委员会副主任，可是后来发现他只是副职，不够县级干部资格，只能是委员，工作照样做，安徽、江西两省由他统稿，资料还特别丰富。
他多次呼吁长街改造，保留科学图书社、城隍庙等名胜古迹，而且搞了总体发展规划，请专家论证，可惜长街还是没保留住，使他郁闷了一段时间，只有在业务上加强学习了。考高级导游时，他每天晚上看书看到一两点钟，结果一举成功，不仅成为芜湖当时唯一考中的，在全国范围内，至今特才有500多个高级导游。
发现自己居然是个考才，他又犯傻了，自己去考了天津南开大学“在职研究生”，这回可是白费力气，领导认为他已经有高级职称了，还是个副研究员，不同意他再读什么研究生。不同意就不去就是了，他继续工作，一干就是七年。
他这个人就是傻，与下面关系处理得不错，一点架子也没有，连司机也可以骂他笨，直到现在，他当年部下还经常找他。到纪念馆工作后多少人劝他要注意形象，起码把头发染一下，他不愿意，说：“一张老脸，头发染黑有什么用？我就要以本来面目示人，不染。”家里的房子只有77平方米，几十年如一日住着没挪窝，吃着别人的乔迁喜酒常犯糊涂：“他们又不比我工资高，哪来那么些钱买那么大的房子？”他收入也不低了，钱哪里去了，他说“要钱不要人，要人不要钱”，直白点就是说，钱是用来交结朋友的。他到别人家去，看见景况不如自己的，都不要别人掏烟泡茶。
有车的时候，妻子就在他上班的路途中，他可从来不捎带一下。外面吃饭的机会多，他也不带妻儿老小。但是有舞会等活动，他是非带妻子不可——便于成双入队呀，监督自己不出轨，也让同事们不自在，但他就是屡教不改。在生活上不谋私利，在工作中却固执己见认死理，不唯上，不唯书，牛脾气犯了，敢顶撞领导、敢斥责权贵，有时，“该出手时就出手”，为下属，有时忍气吞声，赤膊上阵据理力争……为这些不可能不影响仕途。但是，他控制不住，觉得人不能压抑自己天性，不能委屈自己的情绪，只是找个理由释放出来而已。但是，尽管与过去的领导产生过非常严重的矛盾，当对方因犯过错受到处分时，别人都认为他应该出口气了，他却说：“我不高兴，我为他惋惜，也为组织上疏于管理郁闷。如早点对他提醒挽救，他不可能走这么远……”因此同事们都说：王善德，厚道啊！
再一次调动性质全变了，让他主持党史研究室的工作，他依然是副职，王善德呆性不改，既不跑官也不讲价钱，总在想，得意不忘形，失意不气馁，是人生比较高的境界，只要做一些事情就对得起人了。
他可算是旅游专家了，却放弃自己的专长另起炉灶，开始有点恼火，认为失意了。后来一想，是黄金哪里都发光。没几天气消了：失意不失志，研究党史，真是学习的好机会哩。每天看书的时间多了，接触老领导时间多了，给自己补上一课吧。走近他们，少了光环，却多了一份亲切，就像长辈一般，他们丰富的阅历，正是自己人生的欠缺，吸收他们的能力，借鉴他们的言行，设想他们是怎么能工作怎么处理问题的，悟出经验来给自己充电！
他安心工作了，梳理现有记录，挖掘芜湖党史材料时，发现有家乡的不少革命先辈，王善德与过去的工作结合，想用现实的东西发挥党史作用，把芜湖的资源利用起来，于是编辑出版了《芜湖党史大事记》、《战斗在沿江地区》等史料。其间看到，作为中国共产党要纪念的38个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有革命领袖王稼祥，早年读书及革命活动都是在圣雅阁学堂（今芜湖十一中）开展的，但王稼祥纪念馆场地小，没有大门对外开放，根据大形势，需要对青少年加强革命传统教育，这是很好的载体。
老馆长带他去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家里，老人已经耄耊之年，却依然睿智贤达，很看重这新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提供了王稼祥很多新的资料，增加了王善德的深度了解，以后两代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引起他崇高的敬意。每年节日都去北京陪她看她。
王善德看见，原来王稼祥纪念馆不能反映其斗争的一生，便想扩大规模，建设成红色旅游胜地，征得了领导们的同意。2006年，中央投资了1930万改造建设资金，他和同志们费尽心机收集资料、布置展览。当年8月，在王稼祥诞生100周年的日子里正式开馆了，被纳入国家红色旅游100个经典景点之一、也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还被评为4A级景区，不仅给芜湖乃至安徽人民提供了精神财富，也给国家开创了一项社会公益事业。而今，这里接待了数万全国各地来瞻仰的人，连给政治局讲课的专家也评价：“在全国人物纪念馆的布展中是比较超前的”。2007年王善德被评为全国红色十大旅游人物，全省党史先进工作者。
2006年，他正式接任王稼祥纪念馆馆长，他深入研究后决定，当好馆长，不仅要管理好纪念馆，更要研究人物，发扬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情操，这样人物才有生命力，纪念馆才有后劲，当官一场，能留下历史资料，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主持王稼祥纪念馆工作后，他与老一辈革命家接触多了，认识许多开国元勋.将帅家属及子女，有的把他当晚辈，有的把他当哥们。有人说他攀上高枝了，他却只是笑笑，因为从来没想到要找谁给自己谋利益，也不需要谁给自己个人解决问题。反而多了些人来人往的接待，他也是一般饭菜，不成负担，在他看来，大家都是一个鼻子两只眼的平常人，只有平等相待才便于沟通。到是为王稼祥纪念馆争取了一大笔建设资金，扩大知名度。有资金有人建议他来掌管与使用，王善德坚决不粘边，为了避嫌，也为了公正，有权不用权，只愿意当跑腿办事的，在他的心目中，清正廉洁的王稼祥是所有干部的榜样，自己更应该学习。纪念馆名声远扬，媒体要来采访他，他出语惊人：“采访我，要给纪念馆资金！”“我们给你宣传，你们不给资金还问我们要钱？”他傻笑道：“我就是我，自己份量自己清楚，你们宣传我，浪费精力不值得，宣传纪念馆免费开放可以，要钱免谈。我们要把纪念园建设好，更需要资金。”
但是，对历史负责，对先烈负责，他是据理力争、寸步不让的。虽然王稼祥夫人对他不错，又是老革命，但对一些早有定论的问题，他也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比如说“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的说法王善德就认为不是那样的，因为王稼祥是策划了那次会议，提出建议，得到大家支持才开了遵义会议，毛主席才确立军事领导地位。王善德坚持党史也要实事求是的原则，与老革命们共同探讨问题，保留自己的观点，最终统一了意见。
因此，他坚定了信念，守馆不是目的，他的责任更应该发掘革命领袖的价值，因此写下了建国后的王稼祥文章，5000多字鲜为人知的事实，证明了一个坚持真理的革命者的高风亮节，为倡导实事求是的精神以正党风，让后人学习与敬仰。
今年清明，老同学都在马鞍山聚会，他要赶到北京去为领袖扫墓，却先与同学相聚。我们依然拿这个呆同学取笑，他也不恼，与所有人平等相处。他说他是独子，同学就是他的兄弟姐妹，没什么混得好与差的区别，当官只是一时，做人是一辈子的事。只是，当大家说他是个清闲干部时，他说他要做的事情很多：为省纪委“党风廉政教育”资料片正撰写王稼祥资料片脚本；打算重走王稼祥长征路发掘新资料再现长征精神；加大文物征集力度扩大展示面积和内容；策划成立王稼祥思想研究会……这时我才明白，他守卫的不仅是一个英灵，更是守卫着一片圣洁的历史天空，这对今天干部的党性教育党风廉政建设，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具有多么大的作用啊。
明白了这点，我对老同学肃然起敬。
唐代陆羽在《茶经》巾写道：“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他还引用《神农食经》中的说法，认为经常饮茶，可以令人精力充沛，身心舒畅。可是关于神农氏的事情离现在太过遥远，很可能只是个传说而已，况且《神农食经》到底是谁在什么时候写的，目前已经无从查考。因此，饮茶开始于神农氏的说法，不是确凿之事。根据现有的可信历史资料来看，首次提到有关茶的人物可能就是周武王姬发了。
按照《华阳国志·巴志》所写，大概在公元前1025年的时候，周武王统率周军及诸侯讨伐殷商的纣王之后，就把他的一个宗亲封在了巴地。巴地的王作为诸侯，按照制度应当向周武王（天子）进贡。《巴志》里面列举丁一份巴地进贡的“贡单”，里面有五谷六畜、桑蚕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等。
这些贡品在当时都是非常珍贵的。而巴王进贡的茶则是珍品中的珍品。《巴志》在这份“贡单”的后面还作了特别的注释：“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支，蔓有辛萄，园有芳翦香茗”。这个进贡的茶并非深山老林的野茶，而是人工培植在茶园里的香茗。
《华阳同志》在我国保存到今天的所有方志中是最早的一个，其作者为东晋时期的常璩，字道将，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东南）人。他治学态度严谨，和司马迁一样既博学、义注重实地考察，这部书就是他根据大量的资料写成的，有十二卷之多。至于周武王接受了包括在贡晶中的茶是用来品尝，还是作药用，或者是用作其他别的用途，到目前还不知道。可是如果研究一下《周礼》这本书，也许还可以探求出这茶的其他用处。《周礼·地官司徒》写道：“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荼”就是古代的“茶”字，掌荼这个事情在编制上竟然占用了二十四人之多，那它到底是用来来做什么的呢？这本书又写道：“掌荼，掌以二十四人之多，那它到底是用来来做什么的呢？这本书又写道：“掌荼，掌以时聚荼，以供丧事：征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原来如此，茶在当时不只是用来满足口腹之欲，而且还是邦国在举行丧葬大礼时候所不可缺少的祭品，因此才有必要专门设置一班人来掌管。
另外，《尚书·顾命》里面写道：“王（指成王）三宿、三祭、三诧（即茶）”。可见在周成王的时候，茶已经代替了酒成为祭祀用品。根据上述分析，茶在三千年前的周代之时，就已经取得了非常高的地位。这就可以解释《诗经》里面“荼”字何以屡屡出现了。
茶史探索古老的茶山新兴的茶城江明彩云之南的红土高原，历经几亿年的自然变迁，形成了山川河流的奇特性，繁衍了民族的多种性，孕育了生物的多样性，演绎出人文的多元性。其中一种叫茶的植物便是最能反映云南自然、社会变迁的典型之一。
因为有了茶，才有了人在草木中的茶字；因为有了茶，才有了连接四方的茶马古道，才有了与茶有关的建筑、市场；因为有了茶，才有了茶的文化、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友善；因为有了茶一、木兰化石世界茶树之源据云南地质史资料和有关专家的考证，在2、3亿年前的古生代时期，这里是一片茫茫大海。约距今2亿年~6700万年前，由于地壳的剧烈运动，几经沉陷凸起，形成内陆湖盆。到了距今3000万年前的新老第三纪之交，云南地形翻腾凌搅。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把古云南挤凸起来，使云南成为高原。距今250万年前后，高原继续抬升，群山峰岭耸峙，峡谷纵横交错，河流汹涌深切。这个时期的古云南高原，气候炎热，雨量充沛，有许许多多的动植物喜得其所，在这里发生、滋殖、演化。许多被子植物、宽叶木兰植物也在这一时期发生、繁殖，演化，使茶树有了滋生的自然环境和物质基础。茶树这种属于热带、亚热带植物，需要一定的温度、湿度，又要有一定荫蔽度的森林被子植物，于是便托天之福，有了滋生的条件。在大自然的洗礼下，茶树的始祖宽叶木兰迭受磨难，又经历漫长的无数次变异，才形成了如今我们可以见到的野生古茶树。（植物进化系统中，木兰目演进到山茶目，中间经过了五桠果目，并非直接进到山茶目，地质工作者何昌祥认为：山茶目是由木兰目进化而来，有相当的依据。但尚未得到植物学家认定。
编者）茶树是雌雄同株异花授粉的被子植物，木兰是被子植物的原始代表，古木兰是被子植物之源，是山茶目、山茶科茶属及茶树的始祖。因此，宽叶木兰(新种)，中华木兰化石及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古老野茶树和最大规模的原生野茶自然群落，是唯一具备茶树原产地要有原始型生理特征的茶树、有古木兰和茶树的垂直演化系统、是第三纪木兰植物群地理区系等三要素地区。1978年，以宽叶木兰(新种)为主体的云南思茅市景谷县植物化石被中科院北京植物研究所和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发现公布，在地质古生物学上被称为第三纪景谷植物群分布区系，是我国少见的渐新世植物群，也是惟一没有受到第四纪冰川波及的区系，仅见于景谷盆地，距今3540万年。我国已发现的木兰化石只有两种，宽叶木兰化石仅见于景谷县，中华木兰化石见于思茅市境内的景谷、景东、澜沧，临沧市的沧源、临沧，保山市的腾冲，德宏州的梁河等7个县。宽叶木兰、中华木兰植物化石与茶树有较多相似之处，在遗传上有亲缘关系。所以，发现有宽叶木兰、中华木兰植物化石的地方及其周围附近，均发现有野生古茶树群落。
二、野生古茶树群落世界野茶之最大自然赋予了彩云之南特别的恩惠，在这块古老而生机勃发的红土地上，野生古茶树可以说遍布全省。
经普查全省发现野生古茶树群落50多万亩，分布在昆明、曲靖、楚雄、玉溪、大理、保山、临沧、思茅、西双版纳等9个州、市的31个县、市。特别是澜沧江中下游的思茅市、临沧市和西双版纳州，是野生古茶树最为集中的地方。其中思茅市发现的野生古茶树群落面积在20余万亩，分布在9个县的40余处，而且野生大茶树树龄之长，树体之大，数量之多，分布之广，性状之异堪称世界之最。可以说，思茅市具备了茶树原产地的三要素，即一有茶树的原始型生理特征，二有古木兰和茶树的垂直演化系统，三为第三纪木兰植物群地理分布区系。
因此，专家认为云南是世界茶树的原产地，思茅市是茶树原产地的中心地带。
思茅市镇沅县千家寨野生古茶树群落，地处北纬247东径10114，海拔2100~2500米高度范围，面积达28747.5亩；分布在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原始森林中，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面积最大、最原始、最完整，以茶树优势树种为主的植物群落。在这个群落中有第三纪遗传演化而来的亲缘、近缘植物，如壳斗科、木兰科、山茶科等植物群。主要分布在千家寨范围的上坝、古炮台、大空树、大吊水(瀑布)、小吊水、大明山等处。
千家寨1号野生大茶树，生长在海拔2450米山中，乔木型，树姿直立、分枝较稀，树高25.6米，树幅2220米，基部干径1.12米，胸径0.87米，叶片平均大小145.8厘米，椭圆形，叶色深绿、有光泽。花冠27茶史探索大，平均直径5.75.6厘米。花瓣白色，每朵花14瓣，抗逆性强，未见冻害。
千家寨2号大茶树，生长在海拔2280米山中，乔木型，树姿直立，分枝较稀；树高19.5米，树幅16.518米；最低分枝10米，基部干径1.02米。
这两棵野茶王树，经专家考证树龄分别是2700年和2500年。在公元前七世纪，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等春秋五霸在中原叱咤风云的时候，它们就破土而出，在莽莽大森林里默默地生长着，同其它植物和谐相处。中国茶圣陆羽在《茶经》中说的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两人合抱的大茶树，其径围至少在3.2米，直径至少1米左右，与千家寨1号野茶树相似。而1842年英国人勃鲁士在印度阿萨姆邦发现的野茶树，树龄不过150年左右，比起千家寨1号2700年的野茶树，实是太小太小。
镇沅千家寨发现的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野生古茶树群落和最古老的野生茶王树，对于研究世界茶树原产地、茶树群落学、茶树遗传多样性及茶树资源研究利用都具有重大意义。2001年初，千家寨树龄2700年的1号野生古茶王树，获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授予最大的古茶树大世界基尼斯之最称号，同年4月，来自韩国、荷兰、美国、加拿大、中国大陆及香港、台湾地区的中外专家学者63人云集镇沅县，考察了千家寨野生古茶树，与当地600多名群众，在2700年树龄的1号野生古茶树下，为世界茶王举世无双纪念碑举行了揭幕仪式。
三、过渡型古茶树世界茶树之王在云南省思茅市境内，不仅有野生型的古茶树群落和野生大茶树，而且有过渡型的古茶树，邦崴过渡型古茶树，生长在海拔1900米的澜沧县富东乡邦崴村新寨寨脚园地里，为乔木型大茶树，树姿直立，分枝密，树高11.8米，树幅8.29米，基部干径1.14米，最低分枝0.7米，树龄在1000年左右，从古至今一直为当地农民采摘利用。1992年10月11日至14日，在原思茅市茶叶专家考察论证的基础上，云南省茶叶学会、云南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思茅市政府、思茅茶叶学会、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共同在澜沧召开了澜沧邦崴大茶树考察论证会，与会专家学者认为，邦崴大茶树既有野生大茶树的花果种子形态特征，又有栽培型茶树芽叶枝梢的特点，是野生型与栽培型之间的过渡型，属古茶树，可直接利用。专家组指出：邦崴过渡型古茶树，反映了茶树发源与早期驯化利用同源，这株古茶树的发现，填补了野生茶树到栽培型茶树之间的空白，对研究茶树的起源和进化、茶树原产地、茶树驯化生物28学、茶树良种选育、农业遗产与农艺史、地方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从而认定澜沧邦崴古茶树是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发现的惟一古老的过渡型大茶树，它不仅是中国的珍稀植物和国宝，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为多学科、多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为中国茶史、世界茶史填补了一项重要的缺环。1993年4月，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茶树遗产保护研讨会在思茅举行，来自9国家和地区的181位专家学者亲临邦崴村现场考察，对邦崴古茶树进行研究，一致认为：澜沧邦崴古茶树通过分析其染色体组型，并与云南大叶种和印度阿萨姆种的核型对比，结果发现邦崴大茶树核型的对称性比云南大叶种和印度阿萨姆种对称性更高。证明邦崴大茶树是较云南大叶种和印度阿萨姆种更原始、起源更早的茶树，是野生型向栽培型过渡的过渡型的结论，以核型分析结果是完全正确的。
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这一结论轰动了世界，印度《阿萨姆评论》1993年第四、五期连续刊载研究成果：1993年4月15日泰国《新中原报》云南载：是世界茶叶起源地。《文汇报》世界同一天香港报道：茶叶原产地，专家认定云南思茅。1993年4月1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载：茶叶故乡在何方，专家确定在思茅。菲律宾载：世界茶《世界日报》云南思茅山区，叶发祥地。至此，一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关于茶树原产地，在印度还是在中国的争论，终于划上了圆满的句号。中国云南省是世界茶树的原产地，云南省思茅市是世界茶树原产地的中心地带。
四、栽培型古茶树世界茶园之冠在思茅市这块创造生命奇迹也创造文明奇迹的热土上，先民们开创了世界上面积最大，年代最古老的千年万亩栽培型古茶园。这就是生长在澜沧县惠民乡芒景、景迈村原始森林中的古茶园。据芒景布朗族种茶功德碑的傣文记载，这片古茶园的种植始于傣历57年(公元695年)，距今已有1310年的历史。整个古茶园在海拔1400米的山区，占地2.8万亩，实际采摘面积10003亩。古茶树乔木型，与高大常绿阔叶林交错生长。走进古茶园，只见古木参天，高大的古茶树形态各异，树身裹满了厚厚的苔衣。古茶树寄生着一种称螃蟹脚的植物，具有药用价值，被誉为茶茸。在这里，森林、茶林与村落没有明确的界线，人们就生活在茶林中，连空气都仿佛飘散着茶叶的清香，让人分不清到底是茶园还是村寨。
据记载，景迈、芒景千年万亩古茶园500年前曾遭受过一次火灾，400年前遭受过一次虫灾，上世纪末遭受过一次霜灾，但如今茶园仍生机盎然一片葱绿，近年平均年产鲜叶200万公斤，可制干茶500吨，几乎全部销往国外，价格高得让人咋舌。在景迈、芒景的古茶园中，茶树与数百种野生植物、药物共存，采取茶蜜的各种小动物繁多，导致异花传粉丰富又特别，具有珍贵的药物含量，喝了景迈、芒景的原始生态古茶，可以清热解毒，帮助消化健胃，防治血管硬化，消除疲劳，延年益寿，具有特殊的保健功能。1994年，日本名古屋茶叶协会理事长、国际着名茶叶专家松下智先生来到景迈、芒景古茶园考察，把万亩古茶林赞誉为人类最早开发利用茶叶的珍贵的茶树自然博物馆，是中国的国宝。这片万亩古茶林对研究中国茶叶发展史，古代茶树农艺、茶叶与民族的关系，古代茶叶规模种植经营、古代茶叶贸易等方面都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科研价值。
五、银生诸山世界普洱茶之故乡思茅市是世界上最早种茶的地方，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佤族、布朗族、德昂族的先民古代濮人，将野生茶树栽培驯化，进行种植、加工、饮用。东晋常璩茶史探索经专家考察论证，分布在普洱县境内宁洱镇困鹿山、梅子乡永胜村上旧芦、大平掌的栽培型古茶园，是历史上普洱茶的重要原产地之一。普洱府的设立，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日趋繁荣，向四面八方幅射出五条驿道，当地产的茶叶和各茶山驮来的茶叶都要在这里加工包装后运销各地。朝廷还把普洱茶列为贡茶，由地方官员押运到京城供皇室享用。清乾隆九年(1744年)云南布政司拨出千余两白银给普洱府辖区的思茅厅专门采办贡茶。于是便有了普洱茶因普洱得名，普洱因普洱茶扬名天下之说。
银生诸山是云南最古老的茶山，也是中国最古老的茶区之一，遍布在银生诸山的古茶树，提供了最有力的物证。这里的自然地理条件真可谓绿荫蔽天密无缝，林海苍茫翠连云。为大叶茶树的繁衍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良好的生态环境，使银生诸山野生茶树遍布山野，成为世界茶叶赖以繁衍、发展的母体，世界茶文化的发生、传播的摇篮。在中国乃至世界茶叶史上居功至伟，被称为世界普洱茶之乡。
在《华阳国志巴志》南西(蜀巴得，实伐纣王武周中有普洱茶中，以产于银生诸山中的六大茶山者为上8个小国其中有濮国)支持丹漆茶蜜，皆纳贡之的记载。在澜沧县芒景发现的濮人后裔布朗族种茶功德碑记载，布朗族种茶始于傣历57年(695年)距今1309年，出土的布朗族建寨奠基碑记载傣历37年(675年)建寨，距今1329年，说明当时布朗族已开始定居并大面积种茶。
唐代樊绰在《蛮书》中有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的记载，到宋代李石的《续博物志》亦有茶出银生诸山的记载。银生城在今思茅市景东县城，银生诸山指的是景东县城东面和西面的哀牢山、无量山及其澜沧江中下游的余脉，银生节度辖区内的茶山。不仅包括清代《普洱府志》提到的西双版纳攸乐、革登、倚邦、莽技、蛮砖、慢撒等六大茶山，还包括思茅市的普洱、景东、镇沅、景谷、澜沧、江城的古茶山和西双版纳勐海的南糯茶山，临沧的邦东、凤庆茶山。这些茶山产的茶便是后来普洱茶的前身，在这些现存的古茶山中，据专家考证，澜沧县芒景、景迈万亩古茶园栽培在千年以上。
明代洪武十六年(1383年)将治地改为普耳，万历年间改称普洱，从此，在这里生产、加工、集散的茶叶统称为普洱茶。明代谢肇制着《滇略》中就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之说。清代《普洱府志》卷十九(食货志)记载：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可以说当时普洱茶的种植、加工已有一定的规模，作为商品远销青海、西藏，出口印度、尼泊尔。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仅从普洱运销西藏的茶叶就有3万驮。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在普洱设立普洱府，辖区内的茶山亦是当时银生节度辖区内产茶的银生诸山。最近品。清代遗存于中国茶叶研究所的金瓜贡茶被视为国宝，其采用的就是倚邦青茶；产于光绪年间，有普洱茶王之称的福圆昌圆茶，采用的也是六大茶山的易武青茶；1736年生产的同庆号老圆茶，还是出于易武茶山；价值连成，可遇而不可求的敬昌圆茶，采用的是慢撒的青茶；堪称绝品的同心圆茶、同昌圆茶、鼎兴圆茶等茶品，均出自这片神奇、神圣的茶山上。
因为银生诸山，才有了美奂绝伦的普洱茶；因为有了普洱茶，才有了闻名中外的茶马古道。如今尚存的《蛮书》、瑞贡天朝的木匾、茶案牌、各种茶的茶票，便是银生诸山产茶悠久历史的佐证。
如今，生产普洱茶已是各茶厂的追求，品茗普洱成为一种时尚，作为普洱茶发源地的银生诸山，古老的生命树，正在焕发出勃勃的生机。
六、中国茶城世界茶商交易之圣地思茅，是一座古老而充满现代气息的城市。它位于云南省南部的澜沧江中下游，北回归线以南，是思茅市政府驻地。距省会昆明415公里，航班航线305公里，昆明至曼谷高速公路穿境而过。
绿色是思茅的象征。这里属横断山脉南段无量山分支，森林覆盖率达76.9％。又是低纬高原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量充沛，四季如春，享有绿海明珠、天然氧巴的美誉，是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
茶叶曾给思茅创造过茶都的美誉。这里历史上属普洱府辖地，加工集散的普洱茶是名扬中外的着名品牌。
29茶史探索清代阮福在《普洱茶记》中说：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雍正十三年(1753年)10月，清政府在思茅设思茅厅，将攸乐同知移往思茅，改称思茅同知，思茅又成为普洱与澜沧县的景迈、芒景茶山和西双版纳各茶山之间的中转站，因普茶远销而繁荣起来。
从道光至光绪初年(18211867)，思茅城商贾云集，市场繁荣，外地商旅纷纷落户思茅，建立同乡会馆和茶庄商号。据史料记载，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思茅厅外来客籍户已达5571户，是土着1016户的4.5倍，外籍商人的涌入，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推动了茶叶的生产、加工，也使茶叶的销售流通渠道更加通畅。年有千余藏族商人到此，印度商旅驮运茶者络绎于途。每年销售茶叶达5万多担。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中法商务条约，将思茅开为通商口岸，设立海关。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1月2日正式开关。民国三年(1914年)，普洱道署由普洱迁驻思茅。这样思茅又成为普洱茶生产、加工、销售的中心城市，曾有金腾冲，银思茅的美称。加工业和商业十分发达，加工作坊、茶庄、商店和人马客店遍布大街小巷。专门加工经营茶叶的茶庄就有同仁利、裕泰恒盛公、丰、信和仁、雷永丰、庆春号、鼎春利、恒和元、庆盛元、大吉祥、谦益祥、瑞丰号、钧义祥、复合园、同和祥、恒太祥、大有庆、利华茶、鼎新恒、敬昌号、福圆昌、同庆号等22家，每年加工、销售的圆茶、方茶、元宝茶、饼茶、沱茶上万担，销售金额达20多万银元。普洱茶成为大宗出口的商品，沿着从这里为源头的茶马驿道，运销国内外，思茅又被称为普洱茶都。
民国8年(1919年)思茅开始流行瘟疫(疟疾)，民国十五年(1926年)，普洱道署为避瘟疫，由思茅迁回宁洱，有的商号茶庄迁往倚邦、易武、江城、勐海。四十年代初，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南侵，南洋交通受阻，加之疾病流行，道路不通，商旅裹足，思茅茶业急剧衰落，茶园荒芜，商号茶庄逐渐歇业。往日的繁荣景象已不复存在，大街小巷到处是一片凄风苦雨。
历史的脚步走过了艰难曲折之后，跨入了崭新的1949年，共和国的诞生，为普洱茶的振兴迎来了灿烂的春天，也使思茅城焕发了复苏的生机。改革开放，使普洱茶的发展进入了崭新的时代，也使思茅城的建设日新月异。思茅全市茶叶种植面积达72.3万亩，产量2.3万吨。全市10县(区)、121个乡(镇)中，有116个乡(镇)，20.47万农户，106万人从事茶叶生产。各种所有制的茶叶生产加工企业象雨后春笋般竞相崛起，全市有初、精制茶叶加工企业157户，其中初精合一的茶企业20户。思茅城周围青山环抱，10多万亩有机生态茶园簇拥着这座新兴的城市，茶叶加工的工艺有了新的突破，茶叶种类由过去单一的传统普洱茶(自然后发酵)，发展为传统普洱茶、现代普洱茶(人工后发酵)、名优绿茶、红茶三大系列产品。城内高楼崛起，街道宽敞明亮，道路两旁绿树成荫、花团锦簇。公园茶文化雕塑千姿百态，栩栩如生。除专门建有中国普洱茶交易市场外，各类茶庄、茶店、茶馆遍布每一条街道。茶叶产品已畅销国内20多个省、市、区和德国、波兰、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际市场。
从1993年以来先后在思茅举办了七届中国普洱茶叶节、举办了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古茶树遗产保护研讨会、中国云普洱茶论坛、南两届普洱茶交易会和三届中国民族茶艺表演大赛。
经国内外专家论证，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于2003年5月8日批复，同意命名思茅市为中国茶城。
在历届中国普洱茶叶节中，一届比一届起点高、规模大、创意新颖、茶文化氛围浓郁、交易成果显着。2005年4月27日至30日，在中国茶城思茅举办的第七届中国普洱茶叶节与首届全球普洱茶嘉年华会、云南省首届普洱茶交易会同时举办，称为一节两会。这次节会由5家省、市的单位主办，12家海内外单位协办，以打造世界茶源、中国茶城、普洱茶都、共创天下普洱为主题，弘扬普洱茶文化，振兴普洱茶产业为活动宗旨，由政府和商家联合举办，集文化、商贸、旅游为一体，真可谓盛况空前、亮点频现。开幕式与天下普洱大型迎宾晚会，大气磅礴，韵味丰足；别开生面的祭茶祖仪式，寄托了人们对自然和茶祖的崇拜，诠释了人与草木互生共荣的真谛；马帮茶道，瑞贡京城首发式，再现了马帮昔日的辉煌；来自10个省市的32支参赛队的茶艺表演绚丽多姿，各显韵味；以茶车巡游、万人品茗、民族歌舞大联欢开场的首届全球普洱茶嘉年华会，展现了天下茶人共庆普洱茶丰收的喜悦之情；评选出的全球普洱茶十大杰出人物，启发着后人为普洱茶事业不懈努力；民间斗茶、普洱茶论坛，书画摄影艺术展丰富了节会的内容；来自美国、韩国、日本、马来西亚、老挝、泰国等国家和香港、台湾、北京、广东、广西、山东、福建等国内的2000余名宾客参加了盛会，139户商家进入了市场交易。实现交易额1100万元，签订合同协议153个，协议金额2.25亿元，签订招商引资项目18个，协议投资15.5亿元。中国茶城思茅，通过举办茶叶节已成为世界茶商交易圣地，为世界了解中国茶城，中国茶城走向世界架起了一道桥梁。来自昆明民族茶文化促进会。
秦汉以降，隋唐以来，杭州城池逐渐移至上城地区，凤凰山麓一带成为隋唐杭州府治、吴越王府、南宋大内。杭州历代名人白居易、钱镠、苏轼，南宋中兴高、孝、光、宁四帝，直至元代张士诚，清代康熙、乾隆、嘉庆三帝，在这里筹划杭州建设，视察民生大计，当也品茗赋诗，历朝典籍、古老地图，彰显着千年上城悠悠往事。
上城并不产茶，但上城的翁隆盛、方正大、鼎兴多少古老茶庄、茶行将飘着特有豆花香的龙井茶推向全国，香飘万里。清代地图表明，直至同治年间，现今西湖大道西端一直为清代康、乾、嘉皇帝行宫。从那里，乾隆皇帝坐画舫到茅家埠登岸，骑马上龙井。如茵的茶园，美妙的炒制，润喉的茶水乾隆皇帝四上龙井，为杭州留下六首御茶诗。这些为龙井茶颂咏的诗歌，赋予龙井茶极深的文化内涵，大多是在上城的行宫内赋就书写的。两宋以来，直至晚清民国杭人嗜茶成风，茶楼、茶馆遍布全城。1937年统计杭城550家茶楼中，上城就有300多家。
上城地区不仅是全国著名的茶叶销售、消费地，还是全国著名的茶叶中转枢纽。钱江上游皖、赣茶，间或也有湘、闽茶，循钱江而下在闸口登陆，或售于上城茶庄，或转火车运上海，运渡重洋，销往海外;或经中河、大运河销苏、嘉，或过长江销往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上江茶叶成就了上城地区的茶叶转运业、报关业、保险业、堆栈业。凡此种种，杭州的文史志书均有详载，不一一赘述。
北宋后期，由于统治阶级昏庸无能，加上边境吃紧，朝廷赔偿给西夏、辽、金等国的银子多，迫使各地征敛无度，使得民怨沸腾，一些地方官又大发国难财，大肆收刮民脂民膏，于是四处起义，烽火连天。
公元1121年，一支农民起义军进入开州境，先是攻克临江市，然后对县城虎视眈眈。这个时候，开州知县是虞公著，此时来开已两年，由于清正廉明，又鼓励生产，官民关系相处得很和睦。虞公著得到禀报后，十分焦心，因为当时开州守备的兵丁不过数百人，还不及农民军的三成，包括虞公著的属僚们，个个都胆战心惊。城内民众也慌乱了，准备逃跑。
面对这种情况，虞公著一改往日文官形象，穿上盔甲，一副行伍打扮，与守备武将商议，四门分派人手，准备好滚石、檑木等，并责令铁匠铺加紧制造弓箭等军备，一切停当，准备亲自上城门督战。众军看知县如此，也便个个奋力向前，御敌决心很大。
不日，农民军来到开州城下，以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义军事前也进行了侦察，获知城中不过近百余名守军，在人数上义军占有绝对优势，加上他们看见城上也不过稀稀拉拉有几面旗帜，不多的几个守城军在走来走去，所以他们刚到城下，就发起了攻击。兵临城下，说时迟，那时快，突然从城墙里冒出无数人来，滚石、檑木如雨点一样下来，义军还没有回过头来，便已经死伤无数，这个小小的埋伏，让义军大吃一惊。
义军暂时退下，在城外驻扎下来。虞公著清点人数，也有不少伤亡。这个时候，补充兵源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目前的兵力，最多只能进行防御战，根本不可能进行反击战，和义军的旷日持久的消耗，肯定城内军要吃亏，而外地的援军又比较遥远，在短时间内根本没有办法抵达，况且各地都自顾不暇，要来援军，谈何容易。
必须要进行反击，才能让地方安宁。虞公著贴出告示，希望城里居民能来参军作战，一般居民也要配合作战，现在整个开州城必须是全民皆兵，才可能赢得这一场战争。
这个时候，有一个外地商人来到虞公著的府邸，他说自己是开州城的茶商代表，由于正是产茶季节，开州城里有三百多茶商云集，加上他们带来的“伙计”（帮工），人数上千人，纷纷要求作战。虞公著大喜，马上来到茶商们的会所，看到茶商们正自己准备刀枪，自配软甲。原来，这些茶商虽为商人，但处乱世，也常自备兵器，以防不测。虞公著速派一名副将，带领这些由茶商临时组建的军队，连夜进行一些作战训练。
义军没有知觉的是，这支临时组建的部队成了他们真正的克星。一方面，他们并不知道有了这样一支队伍，另外，这支队伍出于对自身安全和个人利益的考虑，比真正的军队还要卖力。茶商们知道，一旦城池破了，他们这些身带巨款的商人是义军首先要“处理”的对象。
随后，又与义军的消耗战打了两天，双方各有伤亡，一攻一守也看不出谁有胜负，但虞公著一直不让茶商们参战，茶商们甚为不解，虞公著每日只叫他们加紧训练，说成败就在他们了。
相持久两天了，义军的防范也没有原来那么紧了，在他们看来，城里最多就是守着。
虞公著见时机成熟，是夜，在义军正处在睡梦中时，突然，开州城门洞开，火光冲天，杀声撼地，一支千余人的军队对义军发起了攻击，这就是由茶商们临时组建的军队。
由于义军没有充分的准备，茶商们的军队一到，义军被迅速冲乱，首尾不能相顾，只好四处撤退，茶商们一鼓作气，乘胜追击，义军死伤十之八九。
而更为奇妙的是，整个茶商们除了少数人受伤，无一人阵亡，原来这些茶商久走江湖，大多有一点拳脚。
护城胜利后，虞公著为茶商们举行了盛大的庆功会，全城百姓，无不感恩戴德。这就是开县历史上有名的“茶商护城之战”（清乾隆《开县志》有载）。从史料可以看出，宋代时开县产茶之盛，质量之好，名气之大，当时集结在开县的茶商何其之多，虞公著能在短短时日内，募集到茶商三百“拒贼”，足见当时开县茶业产销之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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